至今还想念那段下乡的农村生活，还记得我们下乡时常唱的歌：
汽笛儿一声响
船儿就离开了港
两岸的人们齐招手
泪水就流成了行
白发苍苍的娘
你莫要悲伤
儿要在农村混个模样
回家再看看娘 （我们常唱成：儿要在农村当个县长，回家再看看娘）
我们也有失意悲伤的时候，我们就唱:
离别那里
我不知多少年啊
留恋的故乡啊
望了又望
眼前只是一片
渺茫和凄凉
什么时候
才能够回到
故乡的怀抱
静静的夜晚
冷冷的风
明月照异乡。
最厌恶和看不起那些喜欢说“青春无悔”的当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 只想问他们：你们有说悔或不悔的资格吗？ 能说悔或不悔的，都是那些能够自己做出选择并实践了自己选择的人。 当时的多数人毕业后去哪里，是当时的多数人能选择的吗？无论是城里人去农村还是农村人去城里，能选择吗？ 一个人能选择的时候，你才有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说悔还是不悔的资格。
到了六七十岁，连这样基本的道理和实质都不能够悟明白的人， 瞎扯什么“农村人能在农村生活，凭什么城市的孩子不能在农村生活”，完全是歪曲事情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什么“农村人能在农村生活，凭什么城市的孩子不能在农村生活”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政府你凭什么剥夺几乎90%以上国民最基本的人权 --- 选择权和迁徙权的问题。 你不能因为被剥夺的最残酷、最悲惨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 就说那些被剥夺的次残酷、次悲惨的城里人应该接受那些对人权的剥夺，并对那剥夺人权的恶行唱赞歌。 这不是无知，就是无良，缺乏正常人该有的人性和良知。
2000年，我和一起下乡的哥们2000年又回到农村看望村里的老乡们，见到那时的朋友德欣（当时是高中生），宽儿（记工员）， 冯儿（他老爸是地主，我和老人家一起侍弄队里的菜地近一年，那时候老人家天天和我念叨，教了我不少做人的道理），全岭（复员兵，小队队长），福印，岳叔岳婶（福印他爹妈）。这次去，福印还在家给我们办了一桌，见到了福印的老婆和孩子。
我们到农村那天正巧赶上赶集。农村一般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那天我们先是看见冯儿在集上卖元宵. 没想到我们离开了20多年都还还能认得。冯儿很热情，非让我们每人来一碗元宵不可。他拿了碗在一个水盆里涮了一涮，拿出来后用布一擦就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我们推了几次没推掉，就坐了下来吃了。我们当过知青的还行，我们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哪里受得了这啊，死活就是不是吃，连说不饿不饿，跑掉了。我们要是再不吃, 冯儿就没面子了。我和我那哥们还有一个也下过乡的朋友一人吃了一碗。
那天我们临走时又到我们当年住的房子那里去看了看。我们当年常常端着一杆发给我们这些基干民兵的半自动步枪对着门上刺来刺去，把门板上都刺出几个口子了。这把枪，我们天天玩，都能迅速地拆卸再组装回去。现在那里已经是小学校了，新盖了一座楼，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大房间先在用作教室。门板依然是那块门板，连枪刺在门板上口子都在呢。我当时就想，照这么看, 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是绝对能够兑现的。
那天我们进去时小学生们正在上课，满教室一片红扑扑的小脸和惊诧的眼睛。上课老师以为哪里的领导来视察了，不顾我们的说明, 慌忙出去把校长请来了。我们对校长说当年我们是在这里下放的知青，在这里生活过，劳动过，考上大学后离开农村了，这次回到故地寻根来了，我们对校长说希望他们好好教好这些孩子们，读书会给孩子们带来一条出路。
那时我在村里有两家“堡垒户”，一家是福印家，另一家是德欣家。这”堡垒户”是抗战时的名词。这两家人都跟我特瓷。那时城市农村都缺肥皂，洗衣粉，火柴，电池这些东西。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在大院里给他们买什么，还保护他们不受当地其他人欺负，而我需要什么东西也就到他们家言一声就行了, 他们有什么好吃的也常常都会给我留着，像自家人似的, 很有些军民鱼水情的味道。
有一天我爬到德欣家院子里的枣树上摘枣吃，德欣他妈求我帮他家买双新布鞋，说是德欣相亲要穿的。我正摘枣子吃呢，就满口答应下来说： 婶，没问题，包我身上了。但我只顾吃枣了, 没注意是哪天要。
有天下午，德欣她妈来知青点找我, 问鞋子买好了没有。我说婶, 什么鞋啊。 她这才知道我早忘了她托付的事了。我说穿我的鞋得了。德欣他妈也没办法就借了我的衣服和鞋子走了。我觉得不好意思, 想想还是买新的好些，就跑到公路口，拦截了一辆汽车，两个多小时后回市里，到了市里直接到百货商店买了双布鞋，赶到市郊路口又拦截了一辆汽车回到村里，晚上就把鞋子送到德欣家。德欣他妈说什么也不相信我半天工夫就跑了个来回把新鞋子买回来了。她感叹地对我说：咦，恁上公路就跟走平地儿似嘞。
那时乘长途公交车（农民叫作”票车“）要花两块多钱，农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都不舍得花。
德欣在学校有个同学, 仗着他们村也有知青, 总欺负德欣。德欣告诉我后，我一天晚上到公社高中去了, 把那孩子从教室叫出来， 给了他两耳光教训了一下, 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德欣了。2000年回农村时德欣说那孩子后来和他成了好朋友，我还说那你代我跟他道个歉吧。德欣说这个人前两年就去世了，我心中闪过一丝愧咎。
后来几年我又陆续回去两次看望我在农村的堡垒户，一次扑了个空，2016年再去，又见到了福印，给他送了我带来的礼品，在他家吃了一顿饺子。很悲伤岳叔岳婶去世了，很欣喜他们家现在经济条件很好。
现在都通轨道交通了。
至今还想念那段下乡的农村生活，还记得我们下乡时常唱的歌：
汽笛儿一声响
船儿就离开了港
两岸的人们齐招手
泪水就流成了行
白发苍苍的娘
你莫要悲伤
儿要在农村混个模样
回家再看看娘 （我们常唱成：儿要在农村当个县长，回家再看看娘）
我们也有失意悲伤的时候，我们就唱:
离别那里
我不知多少年啊
留恋的故乡啊
望了又望
眼前只是一片
渺茫和凄凉
什么时候
才能够回到
故乡的怀抱
静静的夜晚
冷冷的风
明月照异乡。
最厌恶和看不起那些喜欢说“青春无悔”的当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
只想问他们：你们有说悔或不悔的资格吗？
能说悔或不悔的，都是那些能够自己做出选择并实践了自己选择的人。
当时的多数人毕业后去哪里，是当时的多数人能选择的吗？无论是城里人去农村还是农村人去城里，能选择吗？
一个人能选择的时候，你才有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说悔还是不悔的资格。
到了六七十岁，连这样基本的道理和实质都不能够悟明白的人，
瞎扯什么“农村人能在农村生活，凭什么城市的孩子不能在农村生活”，完全是歪曲事情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什么“农村人能在农村生活，凭什么城市的孩子不能在农村生活”的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政府你凭什么剥夺几乎90%以上国民最基本的人权 --- 选择权和迁徙权的问题。
你不能因为被剥夺的最残酷、最悲惨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
就说那些被剥夺的次残酷、次悲惨的城里人应该接受那些对人权的剥夺，并对那剥夺人权的恶行唱赞歌。
这不是无知，就是无良，缺乏正常人该有的人性和良知。
2000年，我和一起下乡的哥们2000年又回到农村看望村里的老乡们，见到那时的朋友德欣（当时是高中生），宽儿（记工员）， 冯儿（他老爸是地主，我和老人家一起侍弄队里的菜地近一年，那时候老人家天天和我念叨，教了我不少做人的道理），全岭（复员兵，小队队长），福印，岳叔岳婶（福印他爹妈）。这次去，福印还在家给我们办了一桌，见到了福印的老婆和孩子。
我们到农村那天正巧赶上赶集。农村一般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那天我们先是看见冯儿在集上卖元宵. 没想到我们离开了20多年都还还能认得。冯儿很热情，非让我们每人来一碗元宵不可。他拿了碗在一个水盆里涮了一涮，拿出来后用布一擦就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我们推了几次没推掉，就坐了下来吃了。我们当过知青的还行，我们的司机是个小伙子，哪里受得了这啊，死活就是不是吃，连说不饿不饿，跑掉了。我们要是再不吃, 冯儿就没面子了。我和我那哥们还有一个也下过乡的朋友一人吃了一碗。
那天我们临走时又到我们当年住的房子那里去看了看。我们当年常常端着一杆发给我们这些基干民兵的半自动步枪对着门上刺来刺去，把门板上都刺出几个口子了。这把枪，我们天天玩，都能迅速地拆卸再组装回去。现在那里已经是小学校了，新盖了一座楼，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大房间先在用作教室。门板依然是那块门板，连枪刺在门板上口子都在呢。我当时就想，照这么看, 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是绝对能够兑现的。
那天我们进去时小学生们正在上课，满教室一片红扑扑的小脸和惊诧的眼睛。上课老师以为哪里的领导来视察了，不顾我们的说明, 慌忙出去把校长请来了。我们对校长说当年我们是在这里下放的知青，在这里生活过，劳动过，考上大学后离开农村了，这次回到故地寻根来了，我们对校长说希望他们好好教好这些孩子们，读书会给孩子们带来一条出路。
那时我在村里有两家“堡垒户”，一家是福印家，另一家是德欣家。这”堡垒户”是抗战时的名词。这两家人都跟我特瓷。那时城市农村都缺肥皂，洗衣粉，火柴，电池这些东西。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在大院里给他们买什么，还保护他们不受当地其他人欺负，而我需要什么东西也就到他们家言一声就行了, 他们有什么好吃的也常常都会给我留着，像自家人似的, 很有些军民鱼水情的味道。
有一天我爬到德欣家院子里的枣树上摘枣吃，德欣他妈求我帮他家买双新布鞋，说是德欣相亲要穿的。我正摘枣子吃呢，就满口答应下来说： 婶，没问题，包我身上了。但我只顾吃枣了, 没注意是哪天要。
有天下午，德欣她妈来知青点找我, 问鞋子买好了没有。我说婶, 什么鞋啊。 她这才知道我早忘了她托付的事了。我说穿我的鞋得了。德欣他妈也没办法就借了我的衣服和鞋子走了。我觉得不好意思, 想想还是买新的好些，就跑到公路口，拦截了一辆汽车，两个多小时后回市里，到了市里直接到百货商店买了双布鞋，赶到市郊路口又拦截了一辆汽车回到村里，晚上就把鞋子送到德欣家。德欣他妈说什么也不相信我半天工夫就跑了个来回把新鞋子买回来了。她感叹地对我说：咦，恁上公路就跟走平地儿似嘞。
那时乘长途公交车（农民叫作”票车“）要花两块多钱，农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都不舍得花。
德欣在学校有个同学, 仗着他们村也有知青, 总欺负德欣。德欣告诉我后，我一天晚上到公社高中去了, 把那孩子从教室叫出来， 给了他两耳光教训了一下, 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德欣了。2000年回农村时德欣说那孩子后来和他成了好朋友，我还说那你代我跟他道个歉吧。德欣说这个人前两年就去世了，我心中闪过一丝愧咎。
后来几年我又陆续回去两次看望我在农村的堡垒户，一次扑了个空，2016年再去，又见到了福印，给他送了我带来的礼品，在他家吃了一顿饺子。很悲伤岳叔岳婶去世了，很欣喜他们家现在经济条件很好。
现在都通轨道交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