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1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
尘封的历史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
“因为这段必然躲不开红四方面军的很多敏感问题，比如张国焘‘密电问题’，‘逃跑问题’，所以这一段也最难写。”朱玉教授对我回忆。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中，还有一段尘封却“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历史，这便是“西路军”问题。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徐向前（左）和李先念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4万多将士，战斗力最强，而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血与火战争中杀出来的骨干和子弟兵，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强。”朱玉教授说，“如果他们不被打垮，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编制便不止三个师，而是四个、五个师。”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一支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究竟是怎么消失的？这个问题久久萦绕在朱玉心头。“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西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单单从军事上讲就不合逻辑。”
因为有为老帅写传记的便利，朱玉可以有机会查阅存在中央军委档案馆的很多原始档案。带着诸多疑问的朱玉，开始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往来的电报上。这时恰好有同事在做一方面军的研究，朱玉便寻机要求查看一方面军的档案，“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目的”，朱玉微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略带“冒险”的行为。
那个冬天，整整三个月，朱玉在阴冷的档案馆里一边查，一边写，一边流泪。一点点浮现出来的事实让他震惊，又痛心不已：“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想想两万多名将士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死后还要背‘黑锅’，幸存者大多命运凄惨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我了解到真相时，我决定一定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世人。”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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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
“苏联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承诺给予红军一定的武器装备支援；另一方面，在当时，它的东西方向分别面临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他们希望中国能尽量地拖住日本，不希望早日面对两国夹击。所以也希望国、共两党能达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朱玉教授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目光拉回到70年前的中国西北，那时有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里，学者杨奎松描述了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因之前与红军交手惨败，张学良对红军心生畏惧，也对“剿匪”之事消极处之。“正当他（张学良）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寻求妥协办法之际，意外发现南京方面也在派人寻找中共进行谈判，自然更加强了他要与红军妥协的决心。”
1936年1月下旬，张学良开始秘密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此前，毛泽东曾电告李克农，可暗示张学良和王以哲，“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
4月9日晚，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更秘密潜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直接进行高层会谈。虽然双方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另一方面，“南京方面这时却取消了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10、109师的番号，并拒绝张要求特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各10万元的要求，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国民党心生厌恶，转而开始向中共靠拢”。著名学者杨奎松分析。
到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更大变化，他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1936年5月、6月期间，中共高层几次开会探讨西北局势，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以兰州做大本营，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联合西北各地方武力，与外蒙古、苏联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朱玉教授介绍。
“在这个计划中，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红四方面军则西出青海，威胁马步芳家乡，配合西北军占领甘肃的河西走廊。二方面军则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兰州以及甘肃全境。”虽然中共方面紧锣密鼓，力争早日在西北发动，但张学良在中共坚持的“反蒋”立场上却一直犹豫不决。同时，因为中共许诺的苏联援助尚不见踪迹，一旦发动，十几万东北大军的装备、供应将何以为继，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也心存疑虑，所以张学良方面也一直未给予明确答复。
在张学良对西北局势的考量中，“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苏联”的设想，显然别具意义。所以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商谈时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
从某种意义上，“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重要砝码。所以，中共随后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由于张学良不愿做“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又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将红军兵力集中到这一区域，实际上也是中共在此局势下做的两手准备。”朱玉教授分析，“很显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实力远高于中共的红军。红军方面只有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带，中央因而希望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一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二是相对集中，加强在未来与张学良联盟中的地位。”
左至右：陈昌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李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
左至右：李卓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政治部主任；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9军军长
左至右：董振堂，第5军军长；李聚奎，红9军参谋长
西渡黄河
“为了靠近苏联，刚刚经历了张国焘南下碰壁风波之后的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中央的主张，他们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准备北上。”朱玉教授说。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粤桂两军分路北上湖南。蒋介石只能暂时抛下西北事务，他把原驻守在西北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调到湖南，转而应付解决“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突然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看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中共中央将全盘计划发给正准备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告之与张学良方面商定好的部署。
不久，中共又给共产国际发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以配合红军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和甘西。“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的一个原因是盛世才。盛世才半独立于蒋介石半亲苏，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朱玉说。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商定的具体战略步骤是，二方面军居中策应，四方面军从甘南西出，配合东北军控制甘西、青海，红军则继而集中力量，夺取宁夏，两军从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接通苏联。”朱玉说，这也是红二、红四为何会在甘南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而徐向前若干年后回忆：“直到进入甘南，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有个通盘计划。”
正当中共方面想借‘两广事变’之机调动红军，以实施西渡黄河、占领宁夏的河西计划时，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用分化的方式，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被调往湖南的胡宗南部队又调头向北，组织“通渭会战”，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蒋介石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100架新式战斗轰炸机，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意图给红军以致命打击。不仅如此，对张学良与中共联络已有察觉的蒋介石，要来西北亲自督战，也借机观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动向。
张学良将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方面。“情势紧急，毛泽东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张学良建议，中共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朱玉教授说，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此前，中共对会师地点并没有明确要求”。
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领》。其中，要求“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把造船渡河的任务交给主力部队——李先念的红30军。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回忆，很多年后，李先念还清楚记得当天发生的细节。会宁会师时，李先念本来率一部兵力在后面打掩护，忽然接到总部让他赶快去会宁的电报。
“我带个骑兵连急速赶到那里，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都在。他们拿了几份中央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要四方面军造船，过黄河，打宁夏战役。我反复地看，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向前对我说，30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说，过河主要是解决船的问题。这时，旁边的小参谋说，这一带有不少杨树。我说，有杨树就好办，制造百十条船不成问题，但还需要搜集铁钉。那天，他们留我吃饭，我都没有吃，急忙赶回部队，布置任务，赶造船只。铁钉是中央叫一方面军给我们送来的。”李先念告诉程振声。
李先念受命后，与代军长程世才率军进抵靖远附近的黄河岸边，一面加紧造船，一面进行渡河准备事宜。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当晚，李先念、程世才带着部队将造好的船只抬到黄河岸边，但因为黄河中间有片之前未侦察到的浅滩，船只受阻，偷渡失败。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第二天一早带领部下化装成老百姓，重新沿河勘察地形，当晚，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占领滩头阵地，30军全部成功渡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的关麟征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至此，包含了红军三个军的河西部队，与河东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切断，从此开始了孤军血战的悲壮历程。
左至右：郑维山， 红30军88师政委；秦基伟，西路军总指挥部四局科长
左至右：吕仁礼，红5军骑兵团团长；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血战河西走廊
“河西部队过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这一块地方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绝非大军久留之地。”朱玉教授介绍。但是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此时的河西部队并没意识到一幕悲剧已悄悄拉开序幕。
为了调查这段历史，朱玉教授曾几次深入河西走廊腹地，探访当年西路军征战过的地方。“我们坐汽车经常走一两个小时都见不到一户人家，只是稀稀落落地有一些堡寨，非常不利于红军集结隐蔽，却利于对方骑兵的运动和突袭。”部队所在的一条山地区，不仅水缺，而且水咸，越喝越渴，激战中的部队也经常为喝水而困扰。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进击红军。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是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发家的，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视地盘为生命，既怕红军端掉他们的老巢，又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也是不遗余力地打击红军。”朱玉教授说。
包括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军过河部队共2.18万人，而他们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回族军阀马步青骑兵第5师、马步芳第100师以及青海、甘肃两省的大批民团。
从11月2日起，青海的马步芳部、甘肃的马步青部共5个旅，向红30军阵地展开猛攻。“马家军多为回民组成，日式装备，步骑结合，向以剽悍、凶残著称。”马家军子弹每人只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再回去补充，以免被红军缴获。李先念指挥部队与其展开拉锯战，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况极为惨烈。
如果说红军此前的战略重点是渡河、占领宁夏，那么此时，大兵压境下的红军河东部队，已经将重点转移到“击退南敌”上，占领宁夏的战略目的已不那么急迫。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
“显然，红军即便占领了宁夏，也没有取得苏联军事物资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不仅未能击破敌军的进攻，而且面临粮米断炊的危险，而“蒋介石北上后张学良一直不表态，原来的计划全盘落空”。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在这份新计划中，中共中央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
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包括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其中机关、后勤等非战斗人员约占40%。
“不久，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帅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徐向前后来回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两个旅和4个团及部分民团1万余人，尾追而至，并在3架飞机配合下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另一方面，当河东部队准备开动、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之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而张学良要求河东红军暂不东出，留在当地“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从进攻转到防御，困守堡寨，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不进不退的西路军也确实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蒋介石判断，陕甘主力红军在黄河结冰时，将“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向前的西路军会合。于是严令王均和胡宗南主力，在黄河沿岸一带层层设防。这样，就给河东主力红军随时实现东渡黄河入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时机。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秦基伟的回忆让我们对那段岁月有了比较贴切的认识：“首先是马家军打我们，开始跟他打运动战，打了不少好仗，消灭他不少。到后来就没法运动啦。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走，夜里也不停地走，而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儿就把我们追上了。”
“西北的村子外面都有围墙，我们到一个地方，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在墙上凿射击孔，组织防御。我们紧张得要死，敌人在远处看着你。等你忙了一半，他枪就打来了。于是前功尽弃，又得拼命地跑。部队没水喝，没饭吃，给拖得精疲力竭。”
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战斗力大为削弱。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东进与西进
西渡黄河后，在东进与西进之间，西路军的命运飘忽不定，直至走向最终的灭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闻知此事的西路军既震惊，又兴奋。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调整部署，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已开向潼关，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徐向前他们在秘密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飞抵洛阳，“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以5军开路、30军殿后，且战且行，再次西进。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结集，暂勿西进。”“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
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让西路军暂停西进，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万一蒋介石发起进攻，西路军可以东进策应帮助西北军、东北军。”朱玉教授介绍，此前，杨虎城也承认，一旦蒋军攻城，西安的守军兵力只能扼守3天。第二，“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谈判涉及红军活动的地盘问题，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时的西路军的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提出，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增援，东西合力夹击敌人，“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要求“独立完成任务”。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
若干年后，徐向前无奈地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此时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之师。天寒地冻，呵气成冰，部队缺粮缺衣缺武器弹药，几乎是坐以待毙的局面。因为停留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名战士战死。
值得注意的是，40多年后，陈云还曾向秘书朱佳木回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迎接西路军，陈云率领代表团于1936年12月上旬由莫斯科出发，前往靠近新疆的苏中边境口岸。到后，他们住在霍尔果斯苏军一个营长家里，亲眼看见了已经运到那里的准备援助的200门炮和其他武器装备。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要陈云一行原地等候指示。“原来，当时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需要，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相互勾结，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搞统一战线的怀疑，表示已经送到苏中边界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中国红军。”
陈云后来告诉秘书朱佳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因为，此时的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朱玉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这才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及早到安西接取物资。但是，河东的战略变动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重兵包围。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战斗人员不及一半。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其惨烈状况，几十载后的徐向前回忆起来，仍觉惊心动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因为子弹缺乏，步枪、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的步枪都架在一起，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因为4军、31军不能归还以夹击二马（马步芳、马步青），“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表示，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根本不能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除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还很严厉地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曾是“国焘路线”积极支持者的陈昌浩，在质问面前更是压力极大，“只好唯命是从”。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于是，中共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随意用兵，以造成“破坏和平”的口实，“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希望尽力通过谈判解决”。朱玉说。
2月21日晚，西路军接到中央及军委电报，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告急，恳请中央驰援。两天后中央复电，要求他们“固守50天”。27日中央决定成立西援军，由四个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但距甘州1900多里，光步行军也要一个多月。3月中旬援西军在宁夏镇原固原地区待命。
西路军仅剩下的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转移到三道流沟一带，又被敌军追至。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退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会员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留下来的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艰难地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艰难历程，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还接到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食品。经苏联交涉，盛世才同意西路军余部去乌鲁木齐，在新兵营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驾驶坦克、飞机等。
毛泽东对李先念在西路军的这段经历，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军将士的命运极为惨烈：红5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妇女独立团，遭重敌包围全部被俘。这些女战士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有的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徐向前说，“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态度明显改变，蒋之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又发出最后通牒，东北军高级将领态度分化，终于激起了西安方面内部兵变。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赞同中共主张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致使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原计划中的西北三位一体至此全面瓦解”。
艰难的还原
朱玉回忆，关于西路军的历史，徐向前当年虽然看过不少中央电报，但一来生性谨慎，且组织纪律性强，顾全大局，二来因为有过跟张国焘南下的“小辫子”，所以很少提及，因此接手徐帅传记写作任务之初，他更多地是求助于那些活生生的档案。“在中央军委档案馆找到几份关键性档案后，我抄了几份给徐帅看，老帅的回忆才慢慢打开，他自己的很多疑惑也才慢慢解开。”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因为话题敏感，在曾经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成都军区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几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干份，以为修改战史提供参考的名义，发到红四军的老干部手中。
此后，朱玉又发表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和《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两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使得“西路军”问题在学界陡然成为一个热点和敏感点。朱玉的一位同事回忆，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现在也没弄清楚，小平同志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篇文章的。”李而炳说。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志不少出身红四方面军，大家推测可能是邓的某位部下将文章送给了小平同志。朱玉得知此消息后，心里也燃起了希望。“129师对四方面军一向宽容，也敢用，小平同志很公道，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对小平还是很感念的。”朱玉回忆。
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李先念当年是西路军的骁勇战将之一，他虽然经历了西路军作战的全过程，但因不在总指挥部，对于中央、军委与西路军来往的大量电文，并不详知。
“当时，我陪先念主席刚从上海回来，看到邓小平在朱玉文章上的批示后，就派我去查找有关资料。我当时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的王主任一起去档案馆查，我们一共去了31次，查阅了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回忆，“当我拿出1936年10月5日的那份电文给先念主席看时，他还感慨地说，这份电文他看到过，是中央指示西渡黄河，要‘依四方面军造船为断’。看到如此紧迫的任务，他饭都没有顾上吃，就去大芦子组织造船的事去了。”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还结合自己当年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率军渡黄河、血战河西、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经历，对《说明》反复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在起草《说明》的过程中，李先念曾选出29份重要电文，先送陈云阅——陈云是1936年冬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单独谈话，又提到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程振声说：“‘全件’是指当时还选送了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李而炳回忆，在李先念为纠正西路军历史而奔忙时，徐帅并不知道。“其间先念来看徐帅，把草拟的一份说明拿给徐帅，征求他的意见，但并没有告诉来龙去脉。”后来有一次李先念腰坏了，自己动不了，徐向前去李先念的住处，“这是他唯一一次去看先念”，李而炳还记得，李先念看见徐帅特别高兴：“你看，你拄拐杖，我也拄拐杖！”说罢，两位老人到屋里聊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心领神会地待在外面，给两位生死之交的老朋友留下谈话空间。这一次，徐帅才知道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
可是一段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即便在邓小平对西路军的历史已做出公开表态的情况下。
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仅因片头解说中有“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一语，便被责令将拷贝全部收回，砍掉这句话后再发行。1987年，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写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一文，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沿袭以前说法。李先念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这位温和的老人用罕见的严厉语气说：“‘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1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不得已，有关同志做出检讨，而已经印刷的书籍被悉数收回，修改、重印。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做的公开结论。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西路军历史也成了李先念心头难以释怀的一道伤。一部写西路军红军女战士的电影请他看，他说不看；一台西路军女战士与马匪厮杀的戏请他看，他拒绝；一部西路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送到他手里，他还是不看。”
而程振声还记得，当他把李先念写的《说明》送给徐向前看时，平时并不多言的徐帅显得非常高兴，“他还和我照了相，说他赞同这个《说明》”。过了几天，徐向前见到李先念时说，这个《说明》出来后，他感到很安慰。
1990年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6月29日，李先念来到301医院看望徐帅，因为徐帅刚刚经历了一次抢救，身体极度虚弱，身边工作人员希望李先念隔着窗帘见一下，但一位护士不小心说漏了嘴。她说：“咱们收拾一下，一会先念同志要来看您。”
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回忆，过了一会儿，徐帅看见李先念出现，他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他告诉先念同志，自己的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此前，徐帅的这些话跟李而炳念叨过许多次，但李而炳总是感觉，老帅需要有一个机会对更合适的人托付一下，而李先念正是人选。
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地对李而炳等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
临终前的几个月，李先念经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悲壮的一幕：战士们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他告诉子女：“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我想这是两位老人最后的约定，西路军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他们毕生都怀念那些牺牲在大漠的战友们，最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说到此，李而炳的眼里有泪光闪烁。（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图片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大漠深处有忠魂
——西路军主要将领的命运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13年。他说：“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1949年建国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多年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愧。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告诉我，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诉我。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做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了：‘您老说让后人做结论，您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您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等人参与的传记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做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既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都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5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西路军里还有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王泉媛担任西路军妇女团团长，在惨烈的斗争中，妇女先锋团人倒旗散，大部分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王泉媛被马步芳手下一个团长马进昌挑到家中当了名义上的“小老婆”，两年后寻机逃离，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门口”大哭一场后，“八办”给她5块钱的路费，让她回老家。
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
出于战友情谊，上世纪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当年，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丢在沙漠里，张琴秋从此不能生育。
陈昌浩后来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1967年7月30日，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的陈昌浩，陷入对自身命运的巨大恐惧中。当晚，61岁的陈昌浩吞下大把安眠药，离开了令他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李而炳告诉我，格兰娜后来申请回苏联，申请被转到徐帅办公室，他们又转给“中组部”，在宋任穷的安排下，格兰娜回了苏联。但心灰意冷的格兰娜最终移居澳大利亚。
1980年，陈昌浩被平反，平反大会的悼词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审阅，李而炳回忆，悼词里还讲到陈昌浩的错误。他向徐向前建议：谁都有错误，但还是不宜在悼词上讲错误。徐帅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意见。陈昌浩的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词。在这份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上，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也是给陈昌浩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找来看了一下，张在西路军没渡过河那部分撤回陕北之前是负总责的，过河部队事事向他报告。回来以后就靠边站了。
所以古浪失败，难辞其责，他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不合适的，陈什么时候离开了张能作主来着。但是后面部队的困境（其实到这地步已经难以脱身了，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最后在倪家营子的末日跟他没直接关系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西路军错误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错误。
以当年红军的实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不管是西路军还是东路军，都会被蒋介石消灭掉。
驻守在倪家营子一带的红9军、30军突破数万马家军的包围，准备东返。关键时刻，陈昌浩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全军返回被7万马家军的包围圈去找死，为什么？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不明当时总指挥徐向前持什么态度？！
这时恰好有同事在做一方面军的研究，朱玉便寻机要求查看一方面军的档案，“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目的”，朱玉微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略带“冒险”的行为。
不应该，失职。
徐向前则在指挥部里指挥全局。
只是陈没有直接回延安，徐直接回了延安，于是，陈就成了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张的回忆录提到四方面的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张真能扭转不利局势。
张认为如果他在，就不会有如此惨败，这一点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
敌人20万人包围红军2万人，若突围不成则全军覆没。
YouTube 上有电影，徐向前血战漫川关。
2009-07-01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
1936年10月，准备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尘封的历史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
“因为这段必然躲不开红四方面军的很多敏感问题，比如张国焘‘密电问题’，‘逃跑问题’，所以这一段也最难写。”朱玉教授对我回忆。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中，还有一段尘封却“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历史，这便是“西路军”问题。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徐向前（左）和李先念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4万多将士，战斗力最强，而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血与火战争中杀出来的骨干和子弟兵，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强。”朱玉教授说，“如果他们不被打垮，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编制便不止三个师，而是四个、五个师。”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一支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究竟是怎么消失的？这个问题久久萦绕在朱玉心头。“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西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单单从军事上讲就不合逻辑。”
因为有为老帅写传记的便利，朱玉可以有机会查阅存在中央军委档案馆的很多原始档案。带着诸多疑问的朱玉，开始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往来的电报上。这时恰好有同事在做一方面军的研究，朱玉便寻机要求查看一方面军的档案，“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目的”，朱玉微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略带“冒险”的行为。
那个冬天，整整三个月，朱玉在阴冷的档案馆里一边查，一边写，一边流泪。一点点浮现出来的事实让他震惊，又痛心不已：“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想想两万多名将士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死后还要背‘黑锅’，幸存者大多命运凄惨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我了解到真相时，我决定一定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世人。”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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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问题研究者朱玉“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
“苏联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承诺给予红军一定的武器装备支援；另一方面，在当时，它的东西方向分别面临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他们希望中国能尽量地拖住日本，不希望早日面对两国夹击。所以也希望国、共两党能达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朱玉教授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目光拉回到70年前的中国西北，那时有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是1935年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里，学者杨奎松描述了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因之前与红军交手惨败，张学良对红军心生畏惧，也对“剿匪”之事消极处之。“正当他（张学良）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寻求妥协办法之际，意外发现南京方面也在派人寻找中共进行谈判，自然更加强了他要与红军妥协的决心。”
1936年红军西征，马鸿宾（右二）部奉国民党之命在曲子、固原、海原等地狙击，屡遭失败，损失惨重1936年1月下旬，张学良开始秘密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此前，毛泽东曾电告李克农，可暗示张学良和王以哲，“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
4月9日晚，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更秘密潜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直接进行高层会谈。虽然双方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另一方面，“南京方面这时却取消了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10、109师的番号，并拒绝张要求特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各10万元的要求，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国民党心生厌恶，转而开始向中共靠拢”。著名学者杨奎松分析。
到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更大变化，他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1936年5月、6月期间，中共高层几次开会探讨西北局势，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以兰州做大本营，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联合西北各地方武力，与外蒙古、苏联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朱玉教授介绍。
民国时期盘踞青海的军阀马步芳“在这个计划中，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红四方面军则西出青海，威胁马步芳家乡，配合西北军占领甘肃的河西走廊。二方面军则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兰州以及甘肃全境。”虽然中共方面紧锣密鼓，力争早日在西北发动，但张学良在中共坚持的“反蒋”立场上却一直犹豫不决。同时，因为中共许诺的苏联援助尚不见踪迹，一旦发动，十几万东北大军的装备、供应将何以为继，张学良及其东北军高层也心存疑虑，所以张学良方面也一直未给予明确答复。
在张学良对西北局势的考量中，“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苏联”的设想，显然别具意义。所以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商谈时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
从某种意义上，“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重要砝码。所以，中共随后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由于张学良不愿做“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又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将红军兵力集中到这一区域，实际上也是中共在此局势下做的两手准备。”朱玉教授分析，“很显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实力远高于中共的红军。红军方面只有红一方面军在这一带，中央因而希望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一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二是相对集中，加强在未来与张学良联盟中的地位。”
左至右：陈昌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李特，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
左至右：李卓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政治部主任；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9军军长
左至右：董振堂，第5军军长；李聚奎，红9军参谋长
西渡黄河
“为了靠近苏联，刚刚经历了张国焘南下碰壁风波之后的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中央的主张，他们与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准备北上。”朱玉教授说。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粤桂两军分路北上湖南。蒋介石只能暂时抛下西北事务，他把原驻守在西北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调到湖南，转而应付解决“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突然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看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中共中央将全盘计划发给正准备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告之与张学良方面商定好的部署。
不久，中共又给共产国际发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以配合红军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和甘西。“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的一个原因是盛世才。盛世才半独立于蒋介石半亲苏，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朱玉说。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商定的具体战略步骤是，二方面军居中策应，四方面军从甘南西出，配合东北军控制甘西、青海，红军则继而集中力量，夺取宁夏，两军从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接通苏联。”朱玉说，这也是红二、红四为何会在甘南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而徐向前若干年后回忆：“直到进入甘南，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有个通盘计划。”
正当中共方面想借‘两广事变’之机调动红军，以实施西渡黄河、占领宁夏的河西计划时，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用分化的方式，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被调往湖南的胡宗南部队又调头向北，组织“通渭会战”，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蒋介石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100架新式战斗轰炸机，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意图给红军以致命打击。不仅如此，对张学良与中共联络已有察觉的蒋介石，要来西北亲自督战，也借机观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动向。
张学良将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方面。“情势紧急，毛泽东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张学良建议，中共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朱玉教授说，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此前，中共对会师地点并没有明确要求”。
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领》。其中，要求“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把造船渡河的任务交给主力部队——李先念的红30军。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回忆，很多年后，李先念还清楚记得当天发生的细节。会宁会师时，李先念本来率一部兵力在后面打掩护，忽然接到总部让他赶快去会宁的电报。
“我带个骑兵连急速赶到那里，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都在。他们拿了几份中央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要四方面军造船，过黄河，打宁夏战役。我反复地看，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向前对我说，30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说，过河主要是解决船的问题。这时，旁边的小参谋说，这一带有不少杨树。我说，有杨树就好办，制造百十条船不成问题，但还需要搜集铁钉。那天，他们留我吃饭，我都没有吃，急忙赶回部队，布置任务，赶造船只。铁钉是中央叫一方面军给我们送来的。”李先念告诉程振声。
李先念受命后，与代军长程世才率军进抵靖远附近的黄河岸边，一面加紧造船，一面进行渡河准备事宜。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当晚，李先念、程世才带着部队将造好的船只抬到黄河岸边，但因为黄河中间有片之前未侦察到的浅滩，船只受阻，偷渡失败。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第二天一早带领部下化装成老百姓，重新沿河勘察地形，当晚，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占领滩头阵地，30军全部成功渡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的关麟征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至此，包含了红军三个军的河西部队，与河东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切断，从此开始了孤军血战的悲壮历程。
1940年2月21日，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合影左至右：郑维山， 红30军88师政委；秦基伟，西路军总指挥部四局科长
左至右：吕仁礼，红5军骑兵团团长；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血战河西走廊
“河西部队过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这一块地方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绝非大军久留之地。”朱玉教授介绍。但是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此时的河西部队并没意识到一幕悲剧已悄悄拉开序幕。
为了调查这段历史，朱玉教授曾几次深入河西走廊腹地，探访当年西路军征战过的地方。“我们坐汽车经常走一两个小时都见不到一户人家，只是稀稀落落地有一些堡寨，非常不利于红军集结隐蔽，却利于对方骑兵的运动和突袭。”部队所在的一条山地区，不仅水缺，而且水咸，越喝越渴，激战中的部队也经常为喝水而困扰。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马步青的骑五师，进击红军。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是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发家的，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视地盘为生命，既怕红军端掉他们的老巢，又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也是不遗余力地打击红军。”朱玉教授说。
包括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军过河部队共2.18万人，而他们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回族军阀马步青骑兵第5师、马步芳第100师以及青海、甘肃两省的大批民团。
从11月2日起，青海的马步芳部、甘肃的马步青部共5个旅，向红30军阵地展开猛攻。“马家军多为回民组成，日式装备，步骑结合，向以剽悍、凶残著称。”马家军子弹每人只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再回去补充，以免被红军缴获。李先念指挥部队与其展开拉锯战，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况极为惨烈。
如果说红军此前的战略重点是渡河、占领宁夏，那么此时，大兵压境下的红军河东部队，已经将重点转移到“击退南敌”上，占领宁夏的战略目的已不那么急迫。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
“显然，红军即便占领了宁夏，也没有取得苏联军事物资支持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不仅未能击破敌军的进攻，而且面临粮米断炊的危险，而“蒋介石北上后张学良一直不表态，原来的计划全盘落空”。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在这份新计划中，中共中央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
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此外，还包括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其中机关、后勤等非战斗人员约占40%。
“不久，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帅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徐向前后来回忆，“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11月9日，西路军按计划西进，9军占领了古浪城，马元海率两个旅和4个团及部分民团1万余人，尾追而至，并在3架飞机配合下向立足未稳的红军发起猛攻。9军苦战3天，牺牲2000多人。“这一仗之后，主力部队9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5军名义上是个军，但人数少，实际不足一个师的兵力，所以西路军后来主要靠李先念的30军作战。”朱玉教授介绍。
另一方面，当河东部队准备开动、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之前，中共向张学良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而张学良要求河东红军暂不东出，留在当地“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远方接济，3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为了牵制河东的国民党部队，西路军便不能西进过远。于是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永昌和凉州建立根据地。“这一带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又是马家军拼命争夺的战略要地，西路军不进不退，从进攻转到防御，困守堡寨，被动挨打，几乎无日不战。”朱玉说。不进不退的西路军也确实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蒋介石判断，陕甘主力红军在黄河结冰时，将“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向前的西路军会合。于是严令王均和胡宗南主力，在黄河沿岸一带层层设防。这样，就给河东主力红军随时实现东渡黄河入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时机。
西路军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的消耗战。秦基伟的回忆让我们对那段岁月有了比较贴切的认识：“首先是马家军打我们，开始跟他打运动战，打了不少好仗，消灭他不少。到后来就没法运动啦。我们是两条腿，敌人是骑兵，四条腿。我们白天走，夜里也不停地走，而敌人，夜里舒舒服服地睡个觉，天亮骑上马，仍然是舒舒服服的，一会儿就把我们追上了。”
“西北的村子外面都有围墙，我们到一个地方，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在墙上凿射击孔，组织防御。我们紧张得要死，敌人在远处看着你。等你忙了一半，他枪就打来了。于是前功尽弃，又得拼命地跑。部队没水喝，没饭吃，给拖得精疲力竭。”
此时的西路军已由2.1万多人减至1.5万多人，战斗力大为削弱。46年后，李先念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犹犹豫豫，打打停停，停留了一个多月，是非常失误的。”
1936年时的甘南拉卜楞东进与西进
西渡黄河后，在东进与西进之间，西路军的命运飘忽不定，直至走向最终的灭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闻知此事的西路军既震惊，又兴奋。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遵照命令，调整部署，准备西进。
此时，意欲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指挥“讨伐军”已开向潼关，进逼西安。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徐向前他们在秘密调集兵力准备往东走时，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飞抵洛阳，“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于是，为了全局战略，12月底，西路军以5军开路、30军殿后，且战且行，再次西进。
西路军八坝阻击战遗址外景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结集，暂勿西进。”“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
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让西路军暂停西进，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万一蒋介石发起进攻，西路军可以东进策应帮助西北军、东北军。”朱玉教授介绍，此前，杨虎城也承认，一旦蒋军攻城，西安的守军兵力只能扼守3天。第二，“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谈判涉及红军活动的地盘问题，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可是彼时的西路军的领导人对河东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意图并不清楚，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提出，要求派红4军和31军增援，东西合力夹击敌人，“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要求“独立完成任务”。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
若干年后，徐向前无奈地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此时的西路军已是疲兵屡战之师。天寒地冻，呵气成冰，部队缺粮缺衣缺武器弹药，几乎是坐以待毙的局面。因为停留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均壮烈牺牲，3000名战士战死。
值得注意的是，40多年后，陈云还曾向秘书朱佳木回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迎接西路军，陈云率领代表团于1936年12月上旬由莫斯科出发，前往靠近新疆的苏中边境口岸。到后，他们住在霍尔果斯苏军一个营长家里，亲眼看见了已经运到那里的准备援助的200门炮和其他武器装备。
“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要陈云一行原地等候指示。“原来，当时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需要，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认为扣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相互勾结，通过张学良搞的鬼，并由此引发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搞统一战线的怀疑，表示已经送到苏中边界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中国红军。”
陈云后来告诉秘书朱佳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一场”。因为，此时的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朱玉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这才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及早到安西接取物资。但是，河东的战略变动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终于被敌人重兵包围。
西路军在三道柳沟李家庄挖掘的射击孔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战斗人员不及一半。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其惨烈状况，几十载后的徐向前回忆起来，仍觉惊心动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因为子弹缺乏，步枪、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的步枪都架在一起，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因为4军、31军不能归还以夹击二马（马步芳、马步青），“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表示，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根本不能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
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除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外，还很严厉地质问：“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曾是“国焘路线”积极支持者的陈昌浩，在质问面前更是压力极大，“只好唯命是从”。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于是，中共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随意用兵，以造成“破坏和平”的口实，“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希望尽力通过谈判解决”。朱玉说。
2月21日晚，西路军接到中央及军委电报，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告急，恳请中央驰援。两天后中央复电，要求他们“固守50天”。27日中央决定成立西援军，由四个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但距甘州1900多里，光步行军也要一个多月。3月中旬援西军在宁夏镇原固原地区待命。
西路军仅剩下的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转移到三道流沟一带，又被敌军追至。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退进祁连山。在一座被当地人称为石窝的山上，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会员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留下来的人里就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当时，石窝山上一片哭声。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艰难地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艰难历程，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还接到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食品。经苏联交涉，盛世才同意西路军余部去乌鲁木齐，在新兵营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驾驶坦克、飞机等。
毛泽东对李先念在西路军的这段经历，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军将士的命运极为惨烈：红5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妇女独立团，遭重敌包围全部被俘。这些女战士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有的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徐向前说，“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态度明显改变，蒋之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又发出最后通牒，东北军高级将领态度分化，终于激起了西安方面内部兵变。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赞同中共主张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等，致使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原计划中的西北三位一体至此全面瓦解”。
今日甘肃古浪县的宜人秋景。该县曾是西路军将士转战的战场，发生过4次规模较大的激战艰难的还原
朱玉回忆，关于西路军的历史，徐向前当年虽然看过不少中央电报，但一来生性谨慎，且组织纪律性强，顾全大局，二来因为有过跟张国焘南下的“小辫子”，所以很少提及，因此接手徐帅传记写作任务之初，他更多地是求助于那些活生生的档案。“在中央军委档案馆找到几份关键性档案后，我抄了几份给徐帅看，老帅的回忆才慢慢打开，他自己的很多疑惑也才慢慢解开。”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因为话题敏感，在曾经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成都军区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几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干份，以为修改战史提供参考的名义，发到红四军的老干部手中。
此后，朱玉又发表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和《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两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使得“西路军”问题在学界陡然成为一个热点和敏感点。朱玉的一位同事回忆，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现在也没弄清楚，小平同志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篇文章的。”李而炳说。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志不少出身红四方面军，大家推测可能是邓的某位部下将文章送给了小平同志。朱玉得知此消息后，心里也燃起了希望。“129师对四方面军一向宽容，也敢用，小平同志很公道，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对小平还是很感念的。”朱玉回忆。
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李先念当年是西路军的骁勇战将之一，他虽然经历了西路军作战的全过程，但因不在总指挥部，对于中央、军委与西路军来往的大量电文，并不详知。
“当时，我陪先念主席刚从上海回来，看到邓小平在朱玉文章上的批示后，就派我去查找有关资料。我当时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的王主任一起去档案馆查，我们一共去了31次，查阅了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回忆，“当我拿出1936年10月5日的那份电文给先念主席看时，他还感慨地说，这份电文他看到过，是中央指示西渡黄河，要‘依四方面军造船为断’。看到如此紧迫的任务，他饭都没有顾上吃，就去大芦子组织造船的事去了。”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还结合自己当年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率军渡黄河、血战河西、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经历，对《说明》反复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在起草《说明》的过程中，李先念曾选出29份重要电文，先送陈云阅——陈云是1936年冬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单独谈话，又提到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程振声说：“‘全件’是指当时还选送了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李而炳回忆，在李先念为纠正西路军历史而奔忙时，徐帅并不知道。“其间先念来看徐帅，把草拟的一份说明拿给徐帅，征求他的意见，但并没有告诉来龙去脉。”后来有一次李先念腰坏了，自己动不了，徐向前去李先念的住处，“这是他唯一一次去看先念”，李而炳还记得，李先念看见徐帅特别高兴：“你看，你拄拐杖，我也拄拐杖！”说罢，两位老人到屋里聊起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心领神会地待在外面，给两位生死之交的老朋友留下谈话空间。这一次，徐帅才知道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
可是一段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即便在邓小平对西路军的历史已做出公开表态的情况下。
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仅因片头解说中有“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一语，便被责令将拷贝全部收回，砍掉这句话后再发行。1987年，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写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一文，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沿袭以前说法。李先念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这位温和的老人用罕见的严厉语气说：“‘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1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不得已，有关同志做出检讨，而已经印刷的书籍被悉数收回，修改、重印。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做的公开结论。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西路军历史也成了李先念心头难以释怀的一道伤。一部写西路军红军女战士的电影请他看，他说不看；一台西路军女战士与马匪厮杀的戏请他看，他拒绝；一部西路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送到他手里，他还是不看。”
而程振声还记得，当他把李先念写的《说明》送给徐向前看时，平时并不多言的徐帅显得非常高兴，“他还和我照了相，说他赞同这个《说明》”。过了几天，徐向前见到李先念时说，这个《说明》出来后，他感到很安慰。
1990年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6月29日，李先念来到301医院看望徐帅，因为徐帅刚刚经历了一次抢救，身体极度虚弱，身边工作人员希望李先念隔着窗帘见一下，但一位护士不小心说漏了嘴。她说：“咱们收拾一下，一会先念同志要来看您。”
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回忆，过了一会儿，徐帅看见李先念出现，他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他告诉先念同志，自己的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此前，徐帅的这些话跟李而炳念叨过许多次，但李而炳总是感觉，老帅需要有一个机会对更合适的人托付一下，而李先念正是人选。
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地对李而炳等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
临终前的几个月，李先念经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悲壮的一幕：战士们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他告诉子女：“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我想这是两位老人最后的约定，西路军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他们毕生都怀念那些牺牲在大漠的战友们，最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说到此，李而炳的眼里有泪光闪烁。（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图片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提供）
大漠深处有忠魂
——西路军主要将领的命运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13年。他说：“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1949年建国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多年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李而炳“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愧。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告诉我，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诉我。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做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了：‘您老说让后人做结论，您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您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等人参与的传记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做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既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都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5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西路军里还有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王泉媛担任西路军妇女团团长，在惨烈的斗争中，妇女先锋团人倒旗散，大部分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王泉媛被马步芳手下一个团长马进昌挑到家中当了名义上的“小老婆”，两年后寻机逃离，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门口”大哭一场后，“八办”给她5块钱的路费，让她回老家。
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
出于战友情谊，上世纪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当年，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丢在沙漠里，张琴秋从此不能生育。
陈昌浩后来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1967年7月30日，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的陈昌浩，陷入对自身命运的巨大恐惧中。当晚，61岁的陈昌浩吞下大把安眠药，离开了令他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李而炳告诉我，格兰娜后来申请回苏联，申请被转到徐帅办公室，他们又转给“中组部”，在宋任穷的安排下，格兰娜回了苏联。但心灰意冷的格兰娜最终移居澳大利亚。
1980年，陈昌浩被平反，平反大会的悼词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审阅，李而炳回忆，悼词里还讲到陈昌浩的错误。他向徐向前建议：谁都有错误，但还是不宜在悼词上讲错误。徐帅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意见。陈昌浩的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词。在这份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上，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也是给陈昌浩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找来看了一下，张在西路军没渡过河那部分撤回陕北之前是负总责的，过河部队事事向他报告。回来以后就靠边站了。
所以古浪失败，难辞其责，他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不合适的，陈什么时候离开了张能作主来着。但是后面部队的困境（其实到这地步已经难以脱身了，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最后在倪家营子的末日跟他没直接关系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西路军错误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错误。
以当年红军的实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不管是西路军还是东路军，都会被蒋介石消灭掉。
驻守在倪家营子一带的红9军、30军突破数万马家军的包围，准备东返。关键时刻，陈昌浩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全军返回被7万马家军的包围圈去找死，为什么？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不明当时总指挥徐向前持什么态度？！
西路军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这时恰好有同事在做一方面军的研究，朱玉便寻机要求查看一方面军的档案，“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目的”，朱玉微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略带“冒险”的行为。
不应该，失职。
徐向前则在指挥部里指挥全局。
只是陈没有直接回延安，徐直接回了延安，于是，陈就成了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张的回忆录提到四方面的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张真能扭转不利局势。
张认为如果他在，就不会有如此惨败，这一点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
敌人20万人包围红军2万人，若突围不成则全军覆没。
YouTube 上有电影，徐向前血战漫川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