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距离清王朝嗝屁还剩3年。
这一年，四川的“支柱产业”喜获丰收，鸦片产值高达3500万两白银。
其中的2300万两，完全是靠着省内的“自产自销”。
这一组数据，显然是被低估了，实际财政收入应该远非于此。
因为，这背后还隐藏着大量的瞒报，地方官员是要中饱私囊的。
而在当年，清王朝的年度财政总收也突破了2亿两白银，创下了历史之最。
同时，这也是清王朝连续多年，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了10%。
所以说，这样的清王朝，能不玩完么？
有一句名言，叫“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这句话，完全不是夸大。
对鸦片进行进口征税，始于明朝末年。
1589年，明王朝出台政策，鸦片按进口药材“每十斤征银二钱”。
明、清换代，清初实行海禁，这项税收曾经停征了半个世纪。
1684年，康熙皇帝开放海禁，鸦片仍延续着明末的规制，以“药材”征税，每斤征银三分，税率比明末重了些。
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明令禁烟，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但也只是禁止了民间的私自贩卖、私设烟馆，并没有停止鸦片进口。
1796年，眼看鸦片泛滥，嘉庆皇帝终于决定，停止征收鸦片税，不再允许鸦片输入。
然而，这样的法令并未得到严格实行。
1817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为61万银元，鸦片的进口，也开始进入了“井喷期”。
1825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为978万银元。
1833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特卖权，许多官方的、私人的公司纷纷加入鸦片售卖的行列，人人都想把鸦片运给清王朝。
在之后的数年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就达到了平均每年1400万银元，占到了进口总值的50%以上。
黑乎乎的鸦片进来得越多，白花花的银两就外流得越严重。
国人的精气神越是日益萎靡，列强赚着我们的钱就越是生活滋润、满面红光。
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是崩了又崩，赔了又赔，跪了又跪。
1858年，为了求得“洋大人”帮忙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允许鸦片作为“洋药”公开进口。
在谈判的时候，英国的谈判代表璞鼎查如此向清廷说道：“如果你们实行鸦片合法化，不仅可以亲自控制鸦片的走私，还能获得税收，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自1796年停掉的“鸦片税”再度征收，每担（100斤）进口鸦片应纳税30两。
这也就意味着，鸦片贸易实现了合法化。
如此，不仅使得大量鸦片流入中国，同时也掀起了更为凶猛的走私狂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30两的税为“正税”，并不包含“内地税”。
如何理解呢？
因为协议规定，英国人只可以在口岸进行鸦片销售，一旦鸦片离开了口岸进入内地，就是属于清王朝的货物，只允许华商们运送到内地，这一部分“内地税”如何征收，由清廷自行决定。
而当时的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便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厘卡”，推行“厘金制”，并以厘金充当军费。
华商们要往内地运送鸦片，必然经过重重厘卡，所需要缴纳的厘金，就等于是“内地税”。
过一次关就得交一次钱，谁干？
于是，许多人纷纷铤而走险，疯狂走私。
印度的鸦片入华，都是先运到香港，再分运到其他的通商口岸，其中会有一部分通过沿海渔船，偷运内地私售。
在当时，每年运入香港的鸦片大抵是8、9万担，但从香港运到各个通商口岸的，只有6、7万担。
据现有数据显示，仅是1879年，香港进口“洋药”10.7万担，而运销各口岸进行纳税的仅为8.2万担，走私的2.5万担，占比接近25%。
走私泛滥，清王朝收不到更多的税，他们是不爽的。
重重关卡征收厘金，严重阻碍了“洋大人”倾销鸦片的进程，他们也是不爽的。
因此，就“税厘并征”的问题，清廷与英、印开展了拉锯式谈判。
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达成协议，鸦片进入清王朝的海关，完纳30两正税与80两厘金之后方可搬出，这即为“鸦片进口税厘并征110两”的规定。
这笔由鸦片而来的税收，也让清王朝愈加丧心病狂。
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一年，清王朝进口鸦片达到了60000余担。
这样的惊人数据，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1885年之前，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的比重基本都是居于首位。
以每担30两“正税”来算，60000余担鸦片，可为清王朝带来180万两的财政收入。
实施“税厘并征”之后，清王朝每年就可以拿到600多万两，大大增加了清廷的财政收入。
为了稳稳攥住这一笔税收，清王朝又与英国、葡萄牙分别签订了《香港鸦片贸易专条》与《中葡会议草约》，对香港和澳门的鸦片贸易都作了具体规定。
其中的《中葡会议草约》，清王朝为了拿到澳门的鸦片税收，竟允许葡萄牙于澳门“永驻管理”，丢掉了澳门领土主权。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说清王朝是无能的。
至少，在捞钱这一方面，它是“有能”的。
太特么有能了！
早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清王朝的各地官员，就一边顶着禁烟的法令条文，一边以“义捐”的名义，向当地的鸦片走私行为索要钱财。
比如上海，清廷官员规定每担鸦片征银24两，其中20两为军费，4两为办公经费，此举引得闽、浙、皖等地争相效仿。
事实上，上边所说的这些“鸦片税”，并不属于地方财政。
那么，“地方财政靠鸦片”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当然是鸦片的“本土化”与“国产化”。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南边陲如云南等地，在道光初年（1821年之后）前后，就已开始种植罂粟。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1851年至1875年），内陆各省开始普遍种植。
罂粟之花，于云南、四川、甘肃、贵州、陕西、山西等地肆虐盛开。
在当时，这些土产鸦片又被称为“南土”（云南所产）、“川土”（四川所产）、“西土”（甘肃所产）等等。
到了1885年，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比重已经降至第二，为28.8%。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清王朝，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罂粟大朝”，已经不再极度依赖于进口了。
1900年，本土产出鸦片376000担。
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的土地约为1500万亩，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2%，共计产出鸦片584800担。
每担100斤，如果以100斤鸦片熬制70斤烟膏的比例计算，就算一个人一年吸食10斤左右烟膏，这些鸦片也足够500万人一年之用。
这一些，才是清王朝末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大头。
1859年，惠亲王绵愉上书朝廷，以云南作为“示范点”，对所产“土药”抽收厘捐，正税上缴户部，厘金充当本省军费。
这样的制度，很快就在全国推行开来。
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人上奏朝廷，称罂粟为害甚大，应予以禁种，然而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早已无力回天，虽曾多次下旨禁种，但法令压根无力推行。
而清廷许多重臣的一些花式操作，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1874年，李鸿章上奏清廷，称应松弛法令，以各地“土药”抵制“洋药”，待“洋药”进口减少之后再行严禁。
1881年5月，左宗棠上奏清廷，主张对“土药”实行与“洋药”一样的收税标准，既然禁不住，那还不如多征税，至少还能增加国库收入。
一个月之后，李鸿章亦上奏称，“土药”的价格比“洋药”要低，主张每百斤共征税厘40两。
这个数字，得到了多数官员的认可，从而也成为了那之后的一种定制。
在当时，已不仅仅只是西南地区，在吉林、黑龙江、江南、淮徐等省区，也都大量种植着罂粟。
1890年，清廷户部与总署会奏《整顿土药税厘请饬详查妥办折》，称“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应及时整顿，不能让各地征多报少，因为这将影响到国库税收。
1891年，在收到各省督抚提交的奏折之后，清廷总理衙门和户部又拟定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章程。
如当时的徐州地区，有八个州县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总值在1000万两至1500万两之间，《徐州土药收捐章程》便提出，每百斤抽厘金30两，过了江海、镇江再收15两。
如当时的四川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土药大省”，原本在省内每百斤只抽厘4两8钱，运至湖北的话则加抽4两7钱。
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应“增收川省土药税”，每百斤加征至34两7钱，并于川楚隘口设卡，如果“土药”流出四川，就将再行抽厘。
到后来，张之洞又主张将四川的鸦片税增至每百斤征银130两，比起进口鸦片居然还要高出了20两，此举引起了四川总督刘秉璋的不满，二人的分歧也一度闹到了清廷。
故而，户部、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反复商讨后，为《川省土药税厘划一章程》定下新规，拟对川中“土药”每百斤征收税厘64两8钱。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清廷开始花费大量精力，专注于本土鸦片征税抽厘上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偌大一个清王朝，已将鸦片税看成了最重要的财源。
1901年，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王朝再将本土的鸦片税提高三成。
毫无疑问，在清末的地方财政收入中，鸦片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比如陕西，自1894年起，由鸦片带来的厘金就已超过了10万两，并连续多年都保持着如此态势，1905年更是达到了28万余两。
比如四川，仅是涪陵的土税分局，从1885年到1891年，年均收取“土药税”就达到了10万两以上，光绪末年时更是高达30余万两。
对于奄奄一息的清王朝来说，利用鸦片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已成了最后的垂死挣扎。
以1906年为例，当年行销的“土药”为13.6万担，以当时已经高达115两的税厘计算，这就已经超过了1500万两。
这一年，在清王朝于海关征收的3600万两货税中，还有通过进口5.4万担“洋药”所得来的600万两税银。
可悲啊，可悲！
如此财政收入背后，实是一个千疮百孔、官肥民瘦的积弱中华。
清王朝饮鸩止渴，纵容鸦片种植、贩卖、吸食，从广大劳动人民本就瘦弱的身上无情吸血，攫取着维护自身统治的经费，这又怎能不亡？
数十年间，中华大地饱受鸦片之荼毒。
鸦片的泛滥，极度破坏了社会生产，糟蹋着国民的精神与肉体。
鸦片之流毒，使得清末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3倍，从每年3%降到了1%。
在许多地方，也都出现了“罂粟与粮抢地”的情况，这不仅浪费了大量沃土良田，更不时引发饥荒。
在山西一省，530万亩的耕地中，就有超过60万亩的肥沃良田用于种植鸦片。
在形容当时的山西粮荒时，当地官员如此说道：“恒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众。”
最为可悲的是，清王朝通过鸦片所征收的这些税厘，终究也都是要赔出去的。
由于鸦片的泛滥，白花花的银两不断外流，清王朝的国库始终入不敷出，使得军备凋敝，加之鸦片荼毒过后的兵源素质低下，使得清王朝只有跪着挨打的份。
伴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还有腐朽吏治带来的无尽剥削，怪不得当时会有如此诗歌：
昔年禁鸦片，土贵黄金贱。
去年税洋药，民苦官更乐。
千取百，万取千，
朝廷岁所入，宁是夷人钱？
重曰税，轻曰厘，
府库日以瘠，囊橐日以肥。
坐关之吏肥如牛。
东北军主力装备也极强，拥有空军和海军，海军2支舰队，包括载机舰。
中央军德械装备的部队武器最好。
1908年，距离清王朝嗝屁还剩3年。
这一年，四川的“支柱产业”喜获丰收，鸦片产值高达3500万两白银。
其中的2300万两，完全是靠着省内的“自产自销”。
这一组数据，显然是被低估了，实际财政收入应该远非于此。
因为，这背后还隐藏着大量的瞒报，地方官员是要中饱私囊的。
而在当年，清王朝的年度财政总收也突破了2亿两白银，创下了历史之最。
同时，这也是清王朝连续多年，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了10%。
所以说，这样的清王朝，能不玩完么？
有一句名言，叫“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这句话，完全不是夸大。
对鸦片进行进口征税，始于明朝末年。
1589年，明王朝出台政策，鸦片按进口药材“每十斤征银二钱”。
明、清换代，清初实行海禁，这项税收曾经停征了半个世纪。
1684年，康熙皇帝开放海禁，鸦片仍延续着明末的规制，以“药材”征税，每斤征银三分，税率比明末重了些。
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明令禁烟，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但也只是禁止了民间的私自贩卖、私设烟馆，并没有停止鸦片进口。
1796年，眼看鸦片泛滥，嘉庆皇帝终于决定，停止征收鸦片税，不再允许鸦片输入。
然而，这样的法令并未得到严格实行。
1817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为61万银元，鸦片的进口，也开始进入了“井喷期”。
1825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为978万银元。
1833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特卖权，许多官方的、私人的公司纷纷加入鸦片售卖的行列，人人都想把鸦片运给清王朝。
在之后的数年间，清朝的鸦片进口值就达到了平均每年1400万银元，占到了进口总值的50%以上。
黑乎乎的鸦片进来得越多，白花花的银两就外流得越严重。
国人的精气神越是日益萎靡，列强赚着我们的钱就越是生活滋润、满面红光。
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是崩了又崩，赔了又赔，跪了又跪。
1858年，为了求得“洋大人”帮忙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允许鸦片作为“洋药”公开进口。
在谈判的时候，英国的谈判代表璞鼎查如此向清廷说道：“如果你们实行鸦片合法化，不仅可以亲自控制鸦片的走私，还能获得税收，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自1796年停掉的“鸦片税”再度征收，每担（100斤）进口鸦片应纳税30两。
这也就意味着，鸦片贸易实现了合法化。
如此，不仅使得大量鸦片流入中国，同时也掀起了更为凶猛的走私狂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30两的税为“正税”，并不包含“内地税”。
如何理解呢？
因为协议规定，英国人只可以在口岸进行鸦片销售，一旦鸦片离开了口岸进入内地，就是属于清王朝的货物，只允许华商们运送到内地，这一部分“内地税”如何征收，由清廷自行决定。
而当时的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便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厘卡”，推行“厘金制”，并以厘金充当军费。
华商们要往内地运送鸦片，必然经过重重厘卡，所需要缴纳的厘金，就等于是“内地税”。
过一次关就得交一次钱，谁干？
于是，许多人纷纷铤而走险，疯狂走私。
印度的鸦片入华，都是先运到香港，再分运到其他的通商口岸，其中会有一部分通过沿海渔船，偷运内地私售。
在当时，每年运入香港的鸦片大抵是8、9万担，但从香港运到各个通商口岸的，只有6、7万担。
据现有数据显示，仅是1879年，香港进口“洋药”10.7万担，而运销各口岸进行纳税的仅为8.2万担，走私的2.5万担，占比接近25%。
走私泛滥，清王朝收不到更多的税，他们是不爽的。
重重关卡征收厘金，严重阻碍了“洋大人”倾销鸦片的进程，他们也是不爽的。
因此，就“税厘并征”的问题，清廷与英、印开展了拉锯式谈判。
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达成协议，鸦片进入清王朝的海关，完纳30两正税与80两厘金之后方可搬出，这即为“鸦片进口税厘并征110两”的规定。
这笔由鸦片而来的税收，也让清王朝愈加丧心病狂。
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第一年，清王朝进口鸦片达到了60000余担。
这样的惊人数据，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1885年之前，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的比重基本都是居于首位。
以每担30两“正税”来算，60000余担鸦片，可为清王朝带来180万两的财政收入。
实施“税厘并征”之后，清王朝每年就可以拿到600多万两，大大增加了清廷的财政收入。
为了稳稳攥住这一笔税收，清王朝又与英国、葡萄牙分别签订了《香港鸦片贸易专条》与《中葡会议草约》，对香港和澳门的鸦片贸易都作了具体规定。
其中的《中葡会议草约》，清王朝为了拿到澳门的鸦片税收，竟允许葡萄牙于澳门“永驻管理”，丢掉了澳门领土主权。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说清王朝是无能的。
至少，在捞钱这一方面，它是“有能”的。
太特么有能了！
早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清王朝的各地官员，就一边顶着禁烟的法令条文，一边以“义捐”的名义，向当地的鸦片走私行为索要钱财。
比如上海，清廷官员规定每担鸦片征银24两，其中20两为军费，4两为办公经费，此举引得闽、浙、皖等地争相效仿。
事实上，上边所说的这些“鸦片税”，并不属于地方财政。
那么，“地方财政靠鸦片”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当然是鸦片的“本土化”与“国产化”。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南边陲如云南等地，在道光初年（1821年之后）前后，就已开始种植罂粟。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1851年至1875年），内陆各省开始普遍种植。
罂粟之花，于云南、四川、甘肃、贵州、陕西、山西等地肆虐盛开。
在当时，这些土产鸦片又被称为“南土”（云南所产）、“川土”（四川所产）、“西土”（甘肃所产）等等。
到了1885年，在所有的进口货物中，鸦片所占比重已经降至第二，为28.8%。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清王朝，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罂粟大朝”，已经不再极度依赖于进口了。
1900年，本土产出鸦片376000担。
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的土地约为1500万亩，约占当时全国耕地面积的2%，共计产出鸦片584800担。
每担100斤，如果以100斤鸦片熬制70斤烟膏的比例计算，就算一个人一年吸食10斤左右烟膏，这些鸦片也足够500万人一年之用。
这一些，才是清王朝末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大头。
1859年，惠亲王绵愉上书朝廷，以云南作为“示范点”，对所产“土药”抽收厘捐，正税上缴户部，厘金充当本省军费。
这样的制度，很快就在全国推行开来。
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人上奏朝廷，称罂粟为害甚大，应予以禁种，然而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早已无力回天，虽曾多次下旨禁种，但法令压根无力推行。
而清廷许多重臣的一些花式操作，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1874年，李鸿章上奏清廷，称应松弛法令，以各地“土药”抵制“洋药”，待“洋药”进口减少之后再行严禁。
1881年5月，左宗棠上奏清廷，主张对“土药”实行与“洋药”一样的收税标准，既然禁不住，那还不如多征税，至少还能增加国库收入。
一个月之后，李鸿章亦上奏称，“土药”的价格比“洋药”要低，主张每百斤共征税厘40两。
这个数字，得到了多数官员的认可，从而也成为了那之后的一种定制。
在当时，已不仅仅只是西南地区，在吉林、黑龙江、江南、淮徐等省区，也都大量种植着罂粟。
1890年，清廷户部与总署会奏《整顿土药税厘请饬详查妥办折》，称“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应及时整顿，不能让各地征多报少，因为这将影响到国库税收。
1891年，在收到各省督抚提交的奏折之后，清廷总理衙门和户部又拟定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章程。
如当时的徐州地区，有八个州县种植罂粟，年产鸦片总值在1000万两至1500万两之间，《徐州土药收捐章程》便提出，每百斤抽厘金30两，过了江海、镇江再收15两。
如当时的四川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土药大省”，原本在省内每百斤只抽厘4两8钱，运至湖北的话则加抽4两7钱。
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应“增收川省土药税”，每百斤加征至34两7钱，并于川楚隘口设卡，如果“土药”流出四川，就将再行抽厘。
到后来，张之洞又主张将四川的鸦片税增至每百斤征银130两，比起进口鸦片居然还要高出了20两，此举引起了四川总督刘秉璋的不满，二人的分歧也一度闹到了清廷。
故而，户部、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反复商讨后，为《川省土药税厘划一章程》定下新规，拟对川中“土药”每百斤征收税厘64两8钱。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清廷开始花费大量精力，专注于本土鸦片征税抽厘上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偌大一个清王朝，已将鸦片税看成了最重要的财源。
1901年，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王朝再将本土的鸦片税提高三成。
毫无疑问，在清末的地方财政收入中，鸦片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比如陕西，自1894年起，由鸦片带来的厘金就已超过了10万两，并连续多年都保持着如此态势，1905年更是达到了28万余两。
比如四川，仅是涪陵的土税分局，从1885年到1891年，年均收取“土药税”就达到了10万两以上，光绪末年时更是高达30余万两。
对于奄奄一息的清王朝来说，利用鸦片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已成了最后的垂死挣扎。
以1906年为例，当年行销的“土药”为13.6万担，以当时已经高达115两的税厘计算，这就已经超过了1500万两。
这一年，在清王朝于海关征收的3600万两货税中，还有通过进口5.4万担“洋药”所得来的600万两税银。
可悲啊，可悲！
如此财政收入背后，实是一个千疮百孔、官肥民瘦的积弱中华。
清王朝饮鸩止渴，纵容鸦片种植、贩卖、吸食，从广大劳动人民本就瘦弱的身上无情吸血，攫取着维护自身统治的经费，这又怎能不亡？
数十年间，中华大地饱受鸦片之荼毒。
鸦片的泛滥，极度破坏了社会生产，糟蹋着国民的精神与肉体。
鸦片之流毒，使得清末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3倍，从每年3%降到了1%。
在许多地方，也都出现了“罂粟与粮抢地”的情况，这不仅浪费了大量沃土良田，更不时引发饥荒。
在山西一省，530万亩的耕地中，就有超过60万亩的肥沃良田用于种植鸦片。
在形容当时的山西粮荒时，当地官员如此说道：“恒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众。”
最为可悲的是，清王朝通过鸦片所征收的这些税厘，终究也都是要赔出去的。
由于鸦片的泛滥，白花花的银两不断外流，清王朝的国库始终入不敷出，使得军备凋敝，加之鸦片荼毒过后的兵源素质低下，使得清王朝只有跪着挨打的份。
伴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还有腐朽吏治带来的无尽剥削，怪不得当时会有如此诗歌：
昔年禁鸦片，土贵黄金贱。
去年税洋药，民苦官更乐。
千取百，万取千，
朝廷岁所入，宁是夷人钱？
重曰税，轻曰厘，
府库日以瘠，囊橐日以肥。
坐关之吏肥如牛。
东北军主力装备也极强，拥有空军和海军，海军2支舰队，包括载机舰。
中央军德械装备的部队武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