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父亲31岁，刚于上一年调任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县人委办公室即过去的县政府办公室（从五十年代中始，全国各级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可能是学苏联的）。他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南下时在老家开始参加工作的，当时14岁，在念初中。老家是老区，当时有共产党的县委和人民政府。国民党垮台后，共产党的政府才搬到县城来的。
文革开始后不久，县里各级负责干部，从县委、县人委，到各部、委（员会）、办（公室），及它们所辖的各局、科级负责人，绝大多数都被打倒。当时涌现了不少造反派组织。那时好像谁都可以拉一些人来，自己宣布成立一个组织，很多名为XXX战斗队之类，然后就可以做各种事情。因为毛主席支持造反革命，这些组织都各自宣称自己是革命组织。它们互相之间经常有斗争，甚至势不两立。另一方面，它们爱做的事，就是去斗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就一定要去拉人来斗，不仅自己单位的要斗，其它单位的也斗。那时，县政府里面，天天都有不同的造反派轮着斗各个负责人。职务越高，越多的造反派轮着斗。这些批斗大多是像在发泄和满足整人的快感，都是对着被斗者喊口号，挂个牌，推搡甚至打，大数大训一顿，然后就走人去找下一个人斗，而在旁边等着的下一战斗队接着上来斗这个。
当时我家有两间住房，一间在县政府里面，一间在县政府大门外。两处的门板上都被不同的造反派贴过强令我父母去他们那里接受批斗的大字书写的＂勒令＂，其内容格式大致相同：勒令某某某即于某日某时到某地接受革命群众的质问，交待问题，若届时不到，后果自负！－－XXX战斗队。
好些这些战斗队员的单位和我父亲都没关系，但也不得不去。他们甚至派人来家门口带人。我不知道在这些批斗会上发生过什么。
但有一次，在由县政府一个收发员组织的批斗会上，我亲睹父亲被打。这收发员是复员军人，来县人委不久。文革前对人还不错。那时他拉了一个战斗队。一天，他要我父亲去接受他的批斗，时间是在晚上，地点在县人委办公室。在斗我父亲之前，他已斗过其他一些负责人，据悉都打人了，像疯了一样。我父亲估计他也很可能会动手的。父亲叫我跟去，在办公室外面候着，如果收发员动手，就赶紧去找我妈妈。当晚我妈妈的单位在县城的另一个地方开批斗会。我随着父亲来到办公室门外，在近处坐下。这时我看到他的这个队只有几个人，其他人是县政府饭堂的人。收发员从里面看到了我，表情恨恨的，等我父亲一进来就开始发作，说了没两句，就猛地对我父亲的颈肩处一拳打去。我见状立刻起身离开，他竟追了出来想抓我。我飞奔跑出县人委，去找我妈妈。可是到了那边，挤满了人。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我妈妈。我心里不停地想着我父亲，不知道会被打得怎样了。因为找不到妈妈，我最终又跑回县人委办公室，这时那里已经没人了。我带着恐惧回到家，只见我父亲在床上靠墙坐着，我妈妈在旁边揉着他被打的地方。我不敢问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父亲的饭卡去饭堂打饭，我的窗口的分饭阿姨昨晚上就在斗我父亲的会场。我来到窗前，不敢抬头看她，只把饭卡和饭盆递上，小声地说要几两饭、多少钱菜。接过饭盆后我赶紧离开。那阿姨从窗口旁边的小门出来，追上我，说，昨晚只是他（指收发员）打你爸爸，我们其他人都没，也没说你爸爸什么。
八、九年后，我在当知青时，有一次出差去广州。父亲叫我到广州后去我县驻广州办事处住宿，说比住普通旅店干净些，吃饭也方便、便宜些。于是我就去了。一进去，就看见那位当年的收发员。原来他在这里当工作人员。他正在和别人说着黄色笑话。当时我没跟他打招呼，我想他也认不出我。后来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我和他认识，他的眼神里露出了尴尬，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旧事。
父亲没有和我讲过在其它地方接受造反派批斗时发生过什么。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我父母随队去了下面的集中办班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去探视。在那里有很多恐怖残酷的事情发生，但我父亲也没和我说过。妈妈也不怎么说。我从其他叔叔阿姨及和他们的孩子那里了解了一些。
父亲在家乡工作了几十年，于九十年代初离休。几年前去世时，县委派常务副县长带队到广州出席丧礼，慰问家属，事前给了我们一份悼词，从那里看到父亲的工作历史。他一共在十多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
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比文革初期批斗抄家的心理压力更大。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很多。
基层当权派受的苦多，中央机关省级机关的批斗相对文明一些。基层的当权派如果在上面机关工作，不会成为当权派。或许还能成为造反派。
大家当然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 使足了劲道整各级领导，不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私怨，也有少部分真的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大部分是“听毛主席的话， 找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记得是一重拳打在腰上, 父疼痛马上蹲下, 然后有人用脚踢, 几个人吆喝........。
80s离休后父听说打他的人愧于见他， 在一次校庆中主动走过去与其中1人握手. 那个人低头羞愧说: 对不起, 我文革打过你。 父： 那是时代的错， 翻篇了。------父亲去世后爱护他的人写的缅怀文章.
党政领导理由都是说按毛主席指示办。
12级13级。
地方县级可能是13级14级，甚至15级。
省军级师地级县团级是文革时期的产物。文革前军，师，团级都比地方的省市县级别低一两级。解放时，正兵团级才是省级。天津市，湖南省，山西省，云南省等都是正兵团级的黄克诚，萧劲光，程子华，陈赓等担任省长。
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的街道是处级和副处级单位。
大队干部和街道下属的委干部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但是县政府局（科级）下属的科（股级）是国家干部。
自己走过来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我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当然，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绝对不希望其重演。
国家-大区-省-地-县。刚建国时，大区对应野战军（方面军）级别，省对应军。兵团没地方放。后来撤销野战军，改为大军区，才算把兵团这一级找到了去处，但是地方行政中没有对应大军区的这一层，所以还是少一级。
我父亲提到C叔叔常常会前后不一致。我父亲没有说是不是对不上就会挨打。我们问父亲都有谁打过你？我父亲说没去看过。反正我父亲选择不说。
不让你睡觉， 专案组轮番轰炸. 我父亲在1傍略有所思不吭声.
红卫兵粉刷在我家楼外标语： XXX是刘邓陶的代理人.
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父亲31岁，刚于上一年调任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县人委办公室即过去的县政府办公室（从五十年代中始，全国各级人民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可能是学苏联的）。他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南下时在老家开始参加工作的，当时14岁，在念初中。老家是老区，当时有共产党的县委和人民政府。国民党垮台后，共产党的政府才搬到县城来的。
文革开始后不久，县里各级负责干部，从县委、县人委，到各部、委（员会）、办（公室），及它们所辖的各局、科级负责人，绝大多数都被打倒。当时涌现了不少造反派组织。那时好像谁都可以拉一些人来，自己宣布成立一个组织，很多名为XXX战斗队之类，然后就可以做各种事情。因为毛主席支持造反革命，这些组织都各自宣称自己是革命组织。它们互相之间经常有斗争，甚至势不两立。另一方面，它们爱做的事，就是去斗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就一定要去拉人来斗，不仅自己单位的要斗，其它单位的也斗。那时，县政府里面，天天都有不同的造反派轮着斗各个负责人。职务越高，越多的造反派轮着斗。这些批斗大多是像在发泄和满足整人的快感，都是对着被斗者喊口号，挂个牌，推搡甚至打，大数大训一顿，然后就走人去找下一个人斗，而在旁边等着的下一战斗队接着上来斗这个。
当时我家有两间住房，一间在县政府里面，一间在县政府大门外。两处的门板上都被不同的造反派贴过强令我父母去他们那里接受批斗的大字书写的＂勒令＂，其内容格式大致相同：勒令某某某即于某日某时到某地接受革命群众的质问，交待问题，若届时不到，后果自负！－－XXX战斗队。
好些这些战斗队员的单位和我父亲都没关系，但也不得不去。他们甚至派人来家门口带人。我不知道在这些批斗会上发生过什么。
但有一次，在由县政府一个收发员组织的批斗会上，我亲睹父亲被打。这收发员是复员军人，来县人委不久。文革前对人还不错。那时他拉了一个战斗队。一天，他要我父亲去接受他的批斗，时间是在晚上，地点在县人委办公室。在斗我父亲之前，他已斗过其他一些负责人，据悉都打人了，像疯了一样。我父亲估计他也很可能会动手的。父亲叫我跟去，在办公室外面候着，如果收发员动手，就赶紧去找我妈妈。当晚我妈妈的单位在县城的另一个地方开批斗会。我随着父亲来到办公室门外，在近处坐下。这时我看到他的这个队只有几个人，其他人是县政府饭堂的人。收发员从里面看到了我，表情恨恨的，等我父亲一进来就开始发作，说了没两句，就猛地对我父亲的颈肩处一拳打去。我见状立刻起身离开，他竟追了出来想抓我。我飞奔跑出县人委，去找我妈妈。可是到了那边，挤满了人。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我妈妈。我心里不停地想着我父亲，不知道会被打得怎样了。因为找不到妈妈，我最终又跑回县人委办公室，这时那里已经没人了。我带着恐惧回到家，只见我父亲在床上靠墙坐着，我妈妈在旁边揉着他被打的地方。我不敢问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父亲的饭卡去饭堂打饭，我的窗口的分饭阿姨昨晚上就在斗我父亲的会场。我来到窗前，不敢抬头看她，只把饭卡和饭盆递上，小声地说要几两饭、多少钱菜。接过饭盆后我赶紧离开。那阿姨从窗口旁边的小门出来，追上我，说，昨晚只是他（指收发员）打你爸爸，我们其他人都没，也没说你爸爸什么。
八、九年后，我在当知青时，有一次出差去广州。父亲叫我到广州后去我县驻广州办事处住宿，说比住普通旅店干净些，吃饭也方便、便宜些。于是我就去了。一进去，就看见那位当年的收发员。原来他在这里当工作人员。他正在和别人说着黄色笑话。当时我没跟他打招呼，我想他也认不出我。后来另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我和他认识，他的眼神里露出了尴尬，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旧事。
父亲没有和我讲过在其它地方接受造反派批斗时发生过什么。后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我父母随队去了下面的集中办班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去探视。在那里有很多恐怖残酷的事情发生，但我父亲也没和我说过。妈妈也不怎么说。我从其他叔叔阿姨及和他们的孩子那里了解了一些。
父亲在家乡工作了几十年，于九十年代初离休。几年前去世时，县委派常务副县长带队到广州出席丧礼，慰问家属，事前给了我们一份悼词，从那里看到父亲的工作历史。他一共在十多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过。
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比文革初期批斗抄家的心理压力更大。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很多。
基层当权派受的苦多，中央机关省级机关的批斗相对文明一些。基层的当权派如果在上面机关工作，不会成为当权派。或许还能成为造反派。
大家当然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 使足了劲道整各级领导，不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私怨，也有少部分真的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大部分是“听毛主席的话， 找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记得是一重拳打在腰上, 父疼痛马上蹲下, 然后有人用脚踢, 几个人吆喝........。
80s离休后父听说打他的人愧于见他， 在一次校庆中主动走过去与其中1人握手. 那个人低头羞愧说: 对不起, 我文革打过你。 父： 那是时代的错， 翻篇了。------父亲去世后爱护他的人写的缅怀文章.
党政领导理由都是说按毛主席指示办。
12级13级。
地方县级可能是13级14级，甚至15级。
省军级师地级县团级是文革时期的产物。文革前军，师，团级都比地方的省市县级别低一两级。解放时，正兵团级才是省级。天津市，湖南省，山西省，云南省等都是正兵团级的黄克诚，萧劲光，程子华，陈赓等担任省长。
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的街道是处级和副处级单位。
大队干部和街道下属的委干部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但是县政府局（科级）下属的科（股级）是国家干部。
自己走过来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我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当然，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我绝对不希望其重演。
国家-大区-省-地-县。刚建国时，大区对应野战军（方面军）级别，省对应军。兵团没地方放。后来撤销野战军，改为大军区，才算把兵团这一级找到了去处，但是地方行政中没有对应大军区的这一层，所以还是少一级。
我父亲提到C叔叔常常会前后不一致。我父亲没有说是不是对不上就会挨打。我们问父亲都有谁打过你？我父亲说没去看过。反正我父亲选择不说。
不让你睡觉， 专案组轮番轰炸. 我父亲在1傍略有所思不吭声.
红卫兵粉刷在我家楼外标语： XXX是刘邓陶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