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家乡生活的确困难，在那个年代大致可分为两类人，思想进步与思想落后，思想进步一批晚晚搞宣传活动，思想落后一批晚上由干部带领参加义务劳动，思想落后一批也分为两种人，青年人和中老年龄人，特别是思想落后的一批青年人，晚上闲來无事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偷渡问题，几乎晚晚如此。我不会讨好人，各方面抵触情绪很大，那个年代白天到田里干活，夜晚社员开会，青年搞文娱活动或搞些宣传工作，几乎晚晚而此。
有一次县委派人到农村开会，在学校开青年会，记得是收割季节，本来收工回家己很晚还要开会搞活动，自由发言时我说了几句话，白天做了一整天，晚上还搞什么活动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我当时年龄刚满廿岁，由于性格原因和無知什么都不懂，就这样顶撞了县里派下來搞工作的干部，，他们认为我思想有问题，不适合搞青年活动，以后青年有什么活动，都不让我参加，变相取消青年资格，分配到老人行列和社员一起晚晚参加义务勞動(挖水沟)，由此开始闲时三几人晚晚聊偷渡。
所谓偷渡大逃亡，说到偷渡比较多人走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五七年还有一波，五七年偷渡走的据我所知都是家庭成份差的人，地主、富农特别多，我村五七年偷渡很多是这类人，五七年我村就有十多个地主和富农成功逃港，地主和富农多是青壮年人。公社成立后，公社成立初很少听到有人偷渡，起码我的村子那几年没有，大锅饭后生活困难，香港有亲人的都有带些东西回乡救济家人，带回的东西面包皮饭焦几多，港客回乡的确对农村影响很大，也形成大批偷渡主要根源。
当时农村受到(香港客)影响，人人都想去香港，去香港做什么相信沒有几个人深思，都是出于跟风性质随波逐流人去我也去，香港什么样有谁知道？有人问我偷渡去香港有何动机和目的，我可以发誓的说，我偷渡完全无机动机也无目的，纯属人去我也去，我相信当年偷渡的人，没有人会去想什么动机和目的，都是出于跟风性质随波逐流。当年“62年偷渡大放行”时期，大放行是指中方不管、港方抓人。我的学校原是一座兵房(军营)，后改为中学校址，此处和其它村子隔绝，发生点什么事件也只能从回校学生各自相传才能得知。
62年那年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在初二上学期就读其间，忽然发现很多回家过周未的学生没有回校上课，我们学校离家很远，学生大部分都选择回家过周末。这些人去了那里？大概有两种人，一种偷渡到了香港另一种己无心继续读下去选择退学，我就是后一种。由于同学回校越来越少，最后导致我们初二甲乙两班缩减成一班，两班一百人最后读到毕业的只有三十多人，还听说两班人只有一个人上到高中。
那一年没有回校的同学大部分是随大流偷渡，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敢说这些同学纯属是跟流随流，说有动机我看全是造谣胡扯。偷渡客之中特别是像我这种年龄的“小孩”，他们对香港能了解多少，跑到香港后在无亲无戚情况下靠什么为生？一个“小孩”跑到人生路不熟的地方能做什么？香港情况这些小孩又能知道多少？所以我敢说一句这些“小孩”之中，大部分都是人去我也去的情况，有计划有动机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但把有计划有动机套在像我这种年龄的“小孩”我看不太适合。
我家虽然香港有亲戚，但我父亲知道香港揾食艰难，我叔叔早年到香港，一直在船上工作“行船”在港无家庭，姑姑一家四口住在大坑东贫民区。那时疯传香港有亲戚偷渡过了边界就可以留下来，其实全是胡扯，当年能把人带出新界是有条件的，一、担保人要有工作、二、担保人要有固定住房。能滿足这些条件的亲戚是有，但不会很多，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的亲戚他们有心也无力。
这一传言对当时影响很太，占点亲就以为能进入香港，有亲戚就能带出来？我有个同学也是62年的一波，他叔叔由于工作不稳定，也没有固定居所，所以无法把他带出九龙。当年从新界出九龙巴士小巴警察都要上车检查，查偷渡客，为了躲避港方抓人同学最终在新界帮人种菜几个月，只赚两餐食(无工钱)这算好人家了。
印象也只是文革和八十年代，后来中国的巨变没有亲身经历，认识也不一定全面。
我本人90年代后半期出来，对近二十年的变化也是缺乏亲身感受，更多的是从家人朋友的变化还有媒体/网络了解中国的。
1962年坊间传说为庆祝英女皇生日（1926-4-21）中港边界开放3天。于是拿到通行证的两广居民涌向越秀南路的广九火车站买票，前往深圳过境。但因火车票售罄而发生了掀翻警车事件。百多年前中英签约规定两广居民自动享有香港的居留权，港方的入境关口备有懂得广府、客家、潮州、桂林官话的官员进行鉴别放行，抵港后即可申请“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绿卡）。
对新界没有很多了解，从香港反送中以及后来所谓的中国违反英中协定才了解到新界和港九的区别。只要你不跨入港九地界，在新界把你遣返一点问题都没有。否则不要去什么香港，直接跨过深圳中英街不就行了？
六十年代初家乡生活的确困难，在那个年代大致可分为两类人，思想进步与思想落后，思想进步一批晚晚搞宣传活动，思想落后一批晚上由干部带领参加义务劳动，思想落后一批也分为两种人，青年人和中老年龄人，特别是思想落后的一批青年人，晚上闲來无事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偷渡问题，几乎晚晚如此。我不会讨好人，各方面抵触情绪很大，那个年代白天到田里干活，夜晚社员开会，青年搞文娱活动或搞些宣传工作，几乎晚晚而此。
有一次县委派人到农村开会，在学校开青年会，记得是收割季节，本来收工回家己很晚还要开会搞活动，自由发言时我说了几句话，白天做了一整天，晚上还搞什么活动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我当时年龄刚满廿岁，由于性格原因和無知什么都不懂，就这样顶撞了县里派下來搞工作的干部，，他们认为我思想有问题，不适合搞青年活动，以后青年有什么活动，都不让我参加，变相取消青年资格，分配到老人行列和社员一起晚晚参加义务勞動(挖水沟)，由此开始闲时三几人晚晚聊偷渡。
所谓偷渡大逃亡，说到偷渡比较多人走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五七年还有一波，五七年偷渡走的据我所知都是家庭成份差的人，地主、富农特别多，我村五七年偷渡很多是这类人，五七年我村就有十多个地主和富农成功逃港，地主和富农多是青壮年人。公社成立后，公社成立初很少听到有人偷渡，起码我的村子那几年没有，大锅饭后生活困难，香港有亲人的都有带些东西回乡救济家人，带回的东西面包皮饭焦几多，港客回乡的确对农村影响很大，也形成大批偷渡主要根源。
当时农村受到(香港客)影响，人人都想去香港，去香港做什么相信沒有几个人深思，都是出于跟风性质随波逐流人去我也去，香港什么样有谁知道？有人问我偷渡去香港有何动机和目的，我可以发誓的说，我偷渡完全无机动机也无目的，纯属人去我也去，我相信当年偷渡的人，没有人会去想什么动机和目的，都是出于跟风性质随波逐流。当年“62年偷渡大放行”时期，大放行是指中方不管、港方抓人。我的学校原是一座兵房(军营)，后改为中学校址，此处和其它村子隔绝，发生点什么事件也只能从回校学生各自相传才能得知。
62年那年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在初二上学期就读其间，忽然发现很多回家过周未的学生没有回校上课，我们学校离家很远，学生大部分都选择回家过周末。这些人去了那里？大概有两种人，一种偷渡到了香港另一种己无心继续读下去选择退学，我就是后一种。由于同学回校越来越少，最后导致我们初二甲乙两班缩减成一班，两班一百人最后读到毕业的只有三十多人，还听说两班人只有一个人上到高中。
那一年没有回校的同学大部分是随大流偷渡，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敢说这些同学纯属是跟流随流，说有动机我看全是造谣胡扯。偷渡客之中特别是像我这种年龄的“小孩”，他们对香港能了解多少，跑到香港后在无亲无戚情况下靠什么为生？一个“小孩”跑到人生路不熟的地方能做什么？香港情况这些小孩又能知道多少？所以我敢说一句这些“小孩”之中，大部分都是人去我也去的情况，有计划有动机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但把有计划有动机套在像我这种年龄的“小孩”我看不太适合。
我家虽然香港有亲戚，但我父亲知道香港揾食艰难，我叔叔早年到香港，一直在船上工作“行船”在港无家庭，姑姑一家四口住在大坑东贫民区。那时疯传香港有亲戚偷渡过了边界就可以留下来，其实全是胡扯，当年能把人带出新界是有条件的，一、担保人要有工作、二、担保人要有固定住房。能滿足这些条件的亲戚是有，但不会很多，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的亲戚他们有心也无力。
这一传言对当时影响很太，占点亲就以为能进入香港，有亲戚就能带出来？我有个同学也是62年的一波，他叔叔由于工作不稳定，也没有固定居所，所以无法把他带出九龙。当年从新界出九龙巴士小巴警察都要上车检查，查偷渡客，为了躲避港方抓人同学最终在新界帮人种菜几个月，只赚两餐食(无工钱)这算好人家了。
印象也只是文革和八十年代，后来中国的巨变没有亲身经历，认识也不一定全面。
我本人90年代后半期出来，对近二十年的变化也是缺乏亲身感受，更多的是从家人朋友的变化还有媒体/网络了解中国的。
1962年坊间传说为庆祝英女皇生日（1926-4-21）中港边界开放3天。于是拿到通行证的两广居民涌向越秀南路的广九火车站买票，前往深圳过境。但因火车票售罄而发生了掀翻警车事件。百多年前中英签约规定两广居民自动享有香港的居留权，港方的入境关口备有懂得广府、客家、潮州、桂林官话的官员进行鉴别放行，抵港后即可申请“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绿卡）。
对新界没有很多了解，从香港反送中以及后来所谓的中国违反英中协定才了解到新界和港九的区别。只要你不跨入港九地界，在新界把你遣返一点问题都没有。否则不要去什么香港，直接跨过深圳中英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