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城里最让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内部电影”。
各机关大院（不论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凡有礼堂的，都在放。政协礼堂、红塔礼堂、甚至很多公共电影院也都放。只要能搞到票，谁都可以去。片源主要是外国老电影、以前被禁的国产电影和港台电影。真是雪消冰裂，在丝丝寒气中，春意袭来。
我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四九城，一边蹬车，一边偷着乐，长年的精神饥渴，得到了极大满足。
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魂断蓝桥》《瑞典女王》《屏开雀选》（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给我印象最深。女王最后乘船离开瑞典，是影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她站在船尾，遥望故国，镜头推成她的面部特写，把她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才知道，在拍摄时，演员嘉宝问导演这场戏怎么演？导演回答说：“站好了，什么也别想！”原来是这样啊！这与《卡萨布兰卡》里的那个经典段落如出一辙：在阳台上，男主角鲍嘉和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一场相会。导演对鲍嘉的要求是：“走过去，坐在椅子上，一回头，就好了。”演员在此刻什么都不用演，但整场戏的观看效果却含义丰富、动人心弦，那“一回头”，我们在鲍嘉脸上看到了千言万语。这正是电影的魔力之所在！一个镜头的意义，是由它与前后镜头的关联所产生的。
美国电影《瑞典女王》
《家在台北》是我看的第一部台湾电影，故事已记不清了，是一些“海归”选择去留的问题。那时候咱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满满的家国情怀，似乎留美不归就是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有一段配乐记忆最深，男主角思想动摇要当陈世美，他跑下楼梯时，是用钢琴弹的京剧《苏三起解》的旋律，加快版，“……未曾开言心悲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那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言传……”虽然听惯了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但曲调一变，耳目一新。
多年后，在洛杉矶，阿城借给我一盘侯孝贤《童年往事》的录像带。我被深深感动了。按说，故事的台湾背景我完全陌生，主角的经历和家庭与我的经历和家庭也毫无相似之处，但我看它，就像在看我自己、看我的家庭，桩桩件件，直刺内心最痛处。固定不动的机位、在画框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台词对话、缓慢充满张力的叙事节奏，把我牢牢吸引住了。看完后，心里翻江倒海。我想在归还录像带之前再看一遍，但迟迟不敢看，怕一个人看完难受没地儿去，感觉我的房间分外空旷、夜分外地深，感觉我这个人太可怜太孤独。后来，我把侯孝贤的电影全部看了，有的反复看过多遍，他成了我心目中华语电影第一人，真是了不起！可惜现在导演老了，近年的作品空洞了，为他惋惜。如果心里没有什么疙瘩了的话，就先不要拍了吧？
侯孝贤电影作品《童年往事》
香港电影当时看的是一些武侠片，武打场面是刀刀见血，的确好看，可我生来对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没瘾，看过就忘了。
上大学时，有一天在西单倒车，我遛达到首都电影院门口，看到在放有关卓别林的一部纪录片《绅士流浪汉》，时间刚好，就买票进去了。没想到看得热泪盈眶。主要是他后半生的遭际感动了我，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他遭到CIA、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好莱坞右翼的迫害，被迫流亡瑞士。晚年的卓别林满头银发、面容慈悲，在我眼中如圣人一般。后来我看马龙·白兰度回忆录，说卓别林在拍摄现场脾气非常坏，暴躁易怒，动辄骂人。
这时，开放的气氛和宽松的环境在与封闭苛严的管制的来回较量中，渐渐拱出些局面。电影院里公开放映西方电影了。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电影《悲惨世界》，冉·阿让的一句内心独白令我铭记至今：在这个人像狼一样生活的时代，做一个好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次，我到同学的宿舍去，桌上放着一本尼克松《六次危机》，我拿起来随便一翻，尼克松写道：他在大学里读了托尔斯泰，立刻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很好奇，去图书馆借来托氏小说读，结果，我也变成了托尔斯泰主义者。教俄国文学的王老师跟电影资料馆有关系，给我们班安排了一场“内部教学片”，看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那是部黑白片，长达数小时。我越看越震撼。老公爵、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库图佐夫将军，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印在脑子里，许多镜头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部史诗，也是个人传记的集合体。把世界名著拍得这样得体，令我这个“托迷”也击节叹赏者，实不多见。但是后来，凡我膜拜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一律不看了，因为拍烂的占绝大多数，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会把我对原著的完美感受毁掉。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就坚决不看，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读了几十遍，在心里也演过几十遍，一个镜头跟另一个镜头是怎么接的，有了我自己的章法节奏；小说人物早成了我的熟人，谁长得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一清二楚，“小李子”绝对不是我的盖茨比，好莱坞的套路也无法掘得这个故事的宝矿。
一九八四年，我到影协工作。夏天，影协请来三位美国教授讲课。这是空前未有的事，闻者雀跃，但限制规模，全国只来了几十人，差不多一半是导演、编剧等创作人员，一半是学者和电影学院教师。我们编辑部有一个名额，领导为了培养年轻人，居然把这好事搁在我头上了。真是太感激领导了！可惜我在影协四年，不仅没成器，反而给领导惹了麻烦，八五年去安徽支教时我的言行被人写揭发信寄至最高层，问题严重。在处理我的会议上，我看主编老秦压力很大。幸亏当时影协常务书记苏云（做过多年长影厂厂长）思想开明、爱护青年，一番话出人意料，硬生生给我解了套儿。影协机关三百多人，苏云根本不认识我，而且文联领导说要整我，他也是有压力的，他顶住压力愣把大事化无，实在难能可贵，令我念念不能忘……跑题了，按下不表。
我们住在怀柔宽沟招待所（即多年后副市长王宝森举枪自杀的地方），教授们住北京饭店，那时道路清净，一小时内就能到。上午教授讲课，下午和晚上各看两部片子（下午看录像带，晚去电影资料馆看大银幕）。一个月下来，看了上百部电影，真是大饱眼福，把眼都看红了。
南加州大学（USC）的老太太教授专讲美国西部片，她说：一部电影，如果第一个镜头是西部旷野，那它很可能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旷野上出现了骑着马、戴着帽子、身上别着枪的男人，那它肯定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戴白帽子的是好人、戴黑帽子的是坏人，那它就是一部典型的西部片。（大意）
另二位中年男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其中一位每次必迟到，到了后的开场白必是解释迟到的原因，每次原因还都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刚一说“我今天迟到是因为……”我们就笑了，他也跟着笑。他是用符号学阐释电影作品，高深不知所云，很多名词译员不会翻译。我们单位的崔君衍学养宏富，会几门外语，英文造诣很深，平时深藏不露，这时只好在下面小声提示，什么“能指”“所指”之类的，即便翻成中文，还是不懂。
放映的上百部电影中，有伯格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特吕弗、布努埃尔、库布里克等人的经典。我以前几乎没看过欧洲艺术片，不禁叹为观止，口味也变了，对好莱坞有了轻之之意。结束后回编辑部汇报时，我说：“好莱坞跟‘样板戏’也差不多啊，正面人物仰拍、打光、站在高处，反面人物俯拍、给阴影、站在低处……”大家对我这个青不愣子的幼稚言论报以微笑。
这期间，美国大使在外交公寓的官邸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我们，祝贺这次交流的成功。我不会英语，与三位教授也没有接触，所以只顾端着高脚酒杯喝香槟，也跟教授们去碰碰杯，说一句“三块肉喂你妈吃！”自己觉得挺无聊的。谁料这之后，影协传出“顾晓阳在酒会上拍美国人屁股”的话，领导还专门问我：“听说你拍美国人屁股了？”人心险恶呀！虽说我一进影协就落下个“现代派”青年的名声，可拍屁股又是为哪般呢？拍马屁？不是这么个拍法吧？喜欢男的？至今还没培养出这种倾向。最善意的猜测，是谣言制造者的意思说我对美国人太不拘小节太随便了。照这逻辑，如果我毕恭毕敬呢？洋奴！倨傲不群？不讲礼貌慢待外宾！不卑不亢？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做中国人就是这么难，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记得是从这年冬天开始，电影资料馆陆续举办了“瑞典电影回顾展”“意大利电影回顾展”“法国电影回顾展”等，每次回顾展都放映十几二十多部片子，仍曰“内部放映”，可凡是想看的人都能买到票，那简直是电影的狂欢节。中国的电影人眼界大开，影迷们也具备了国际视野。那以后，几乎每个中国导演都开始鄙薄常规电影，一心要拍艺术片。
我们编辑部在西直门一个招待所召开了“探索片”研讨会，具体名称记不准了，主要就是讨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的青年导演的作品：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吴子牛的《喋血黑谷》。这是第五代的最早一批作品，骇世惊俗，引起很大争议。面对来开会的老一辈权威人士，导演们都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电影放完后，老一辈几乎都给予了肯定，有的还高度赞扬。从此第五代一帆风顺，迅速崛起。
那时开这种会，照例每晚去资料馆看外国电影。有一天是看新藤兼人的《鬼婆》，看完大家赞叹不已。回招待所时，我刚巧与张艺谋走在一起，他仍沉浸在其中，说：“这电影太棒了！把那个芦苇拍的，简直是……”（他用的赞美之词，我已不能准确记忆）。后来在他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中，对高粱地的表现，能明显看到《鬼婆》带来的灵感和影响。谢飞1987年拍的《湘女潇潇》，也有许多河边芦苇的镜头，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鬼婆》。
我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自做决定请了几位艺术家参会，其中有星星画会的马德升。刚开了一天，领导就找我了：“晓阳啊，你找的都是什么人呀？公安局都来问了！”原来，老马是被长期盯着的人物，他到哪儿人家跟到哪儿，见他来了招待所，还发言，马上找我们单位询问：你们开的是什么会？为什么找他？把领导吓得够呛。我赶紧告诉了老马，我们俩大笑一通。北岛和万之是陈凯歌请来的，跟我没关系，如果这二人也在被盯之列，应该去找陈凯歌。
几年间，我完成了一次电影艺术扫盲，收获很大。但我是走马观花式地瞎看一通，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真正的研究。要想懂得电影这门艺术，海量的看片仅仅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城里最让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内部电影”。
各机关大院（不论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凡有礼堂的，都在放。政协礼堂、红塔礼堂、甚至很多公共电影院也都放。只要能搞到票，谁都可以去。片源主要是外国老电影、以前被禁的国产电影和港台电影。真是雪消冰裂，在丝丝寒气中，春意袭来。
我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四九城，一边蹬车，一边偷着乐，长年的精神饥渴，得到了极大满足。
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魂断蓝桥》《瑞典女王》《屏开雀选》（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给我印象最深。女王最后乘船离开瑞典，是影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她站在船尾，遥望故国，镜头推成她的面部特写，把她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才知道，在拍摄时，演员嘉宝问导演这场戏怎么演？导演回答说：“站好了，什么也别想！”原来是这样啊！这与《卡萨布兰卡》里的那个经典段落如出一辙：在阳台上，男主角鲍嘉和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一场相会。导演对鲍嘉的要求是：“走过去，坐在椅子上，一回头，就好了。”演员在此刻什么都不用演，但整场戏的观看效果却含义丰富、动人心弦，那“一回头”，我们在鲍嘉脸上看到了千言万语。这正是电影的魔力之所在！一个镜头的意义，是由它与前后镜头的关联所产生的。
美国电影《瑞典女王》
《家在台北》是我看的第一部台湾电影，故事已记不清了，是一些“海归”选择去留的问题。那时候咱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满满的家国情怀，似乎留美不归就是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有一段配乐记忆最深，男主角思想动摇要当陈世美，他跑下楼梯时，是用钢琴弹的京剧《苏三起解》的旋律，加快版，“……未曾开言心悲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那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言传……”虽然听惯了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但曲调一变，耳目一新。
多年后，在洛杉矶，阿城借给我一盘侯孝贤《童年往事》的录像带。我被深深感动了。按说，故事的台湾背景我完全陌生，主角的经历和家庭与我的经历和家庭也毫无相似之处，但我看它，就像在看我自己、看我的家庭，桩桩件件，直刺内心最痛处。固定不动的机位、在画框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台词对话、缓慢充满张力的叙事节奏，把我牢牢吸引住了。看完后，心里翻江倒海。我想在归还录像带之前再看一遍，但迟迟不敢看，怕一个人看完难受没地儿去，感觉我的房间分外空旷、夜分外地深，感觉我这个人太可怜太孤独。后来，我把侯孝贤的电影全部看了，有的反复看过多遍，他成了我心目中华语电影第一人，真是了不起！可惜现在导演老了，近年的作品空洞了，为他惋惜。如果心里没有什么疙瘩了的话，就先不要拍了吧？
侯孝贤电影作品《童年往事》
香港电影当时看的是一些武侠片，武打场面是刀刀见血，的确好看，可我生来对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没瘾，看过就忘了。
上大学时，有一天在西单倒车，我遛达到首都电影院门口，看到在放有关卓别林的一部纪录片《绅士流浪汉》，时间刚好，就买票进去了。没想到看得热泪盈眶。主要是他后半生的遭际感动了我，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他遭到CIA、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好莱坞右翼的迫害，被迫流亡瑞士。晚年的卓别林满头银发、面容慈悲，在我眼中如圣人一般。后来我看马龙·白兰度回忆录，说卓别林在拍摄现场脾气非常坏，暴躁易怒，动辄骂人。
这时，开放的气氛和宽松的环境在与封闭苛严的管制的来回较量中，渐渐拱出些局面。电影院里公开放映西方电影了。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电影《悲惨世界》，冉·阿让的一句内心独白令我铭记至今：在这个人像狼一样生活的时代，做一个好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次，我到同学的宿舍去，桌上放着一本尼克松《六次危机》，我拿起来随便一翻，尼克松写道：他在大学里读了托尔斯泰，立刻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很好奇，去图书馆借来托氏小说读，结果，我也变成了托尔斯泰主义者。教俄国文学的王老师跟电影资料馆有关系，给我们班安排了一场“内部教学片”，看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那是部黑白片，长达数小时。我越看越震撼。老公爵、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库图佐夫将军，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印在脑子里，许多镜头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部史诗，也是个人传记的集合体。把世界名著拍得这样得体，令我这个“托迷”也击节叹赏者，实不多见。但是后来，凡我膜拜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一律不看了，因为拍烂的占绝大多数，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会把我对原著的完美感受毁掉。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就坚决不看，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读了几十遍，在心里也演过几十遍，一个镜头跟另一个镜头是怎么接的，有了我自己的章法节奏；小说人物早成了我的熟人，谁长得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一清二楚，“小李子”绝对不是我的盖茨比，好莱坞的套路也无法掘得这个故事的宝矿。
一九八四年，我到影协工作。夏天，影协请来三位美国教授讲课。这是空前未有的事，闻者雀跃，但限制规模，全国只来了几十人，差不多一半是导演、编剧等创作人员，一半是学者和电影学院教师。我们编辑部有一个名额，领导为了培养年轻人，居然把这好事搁在我头上了。真是太感激领导了！可惜我在影协四年，不仅没成器，反而给领导惹了麻烦，八五年去安徽支教时我的言行被人写揭发信寄至最高层，问题严重。在处理我的会议上，我看主编老秦压力很大。幸亏当时影协常务书记苏云（做过多年长影厂厂长）思想开明、爱护青年，一番话出人意料，硬生生给我解了套儿。影协机关三百多人，苏云根本不认识我，而且文联领导说要整我，他也是有压力的，他顶住压力愣把大事化无，实在难能可贵，令我念念不能忘……跑题了，按下不表。
我们住在怀柔宽沟招待所（即多年后副市长王宝森举枪自杀的地方），教授们住北京饭店，那时道路清净，一小时内就能到。上午教授讲课，下午和晚上各看两部片子（下午看录像带，晚去电影资料馆看大银幕）。一个月下来，看了上百部电影，真是大饱眼福，把眼都看红了。
南加州大学（USC）的老太太教授专讲美国西部片，她说：一部电影，如果第一个镜头是西部旷野，那它很可能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旷野上出现了骑着马、戴着帽子、身上别着枪的男人，那它肯定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戴白帽子的是好人、戴黑帽子的是坏人，那它就是一部典型的西部片。（大意）
另二位中年男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其中一位每次必迟到，到了后的开场白必是解释迟到的原因，每次原因还都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刚一说“我今天迟到是因为……”我们就笑了，他也跟着笑。他是用符号学阐释电影作品，高深不知所云，很多名词译员不会翻译。我们单位的崔君衍学养宏富，会几门外语，英文造诣很深，平时深藏不露，这时只好在下面小声提示，什么“能指”“所指”之类的，即便翻成中文，还是不懂。
放映的上百部电影中，有伯格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特吕弗、布努埃尔、库布里克等人的经典。我以前几乎没看过欧洲艺术片，不禁叹为观止，口味也变了，对好莱坞有了轻之之意。结束后回编辑部汇报时，我说：“好莱坞跟‘样板戏’也差不多啊，正面人物仰拍、打光、站在高处，反面人物俯拍、给阴影、站在低处……”大家对我这个青不愣子的幼稚言论报以微笑。
这期间，美国大使在外交公寓的官邸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我们，祝贺这次交流的成功。我不会英语，与三位教授也没有接触，所以只顾端着高脚酒杯喝香槟，也跟教授们去碰碰杯，说一句“三块肉喂你妈吃！”自己觉得挺无聊的。谁料这之后，影协传出“顾晓阳在酒会上拍美国人屁股”的话，领导还专门问我：“听说你拍美国人屁股了？”人心险恶呀！虽说我一进影协就落下个“现代派”青年的名声，可拍屁股又是为哪般呢？拍马屁？不是这么个拍法吧？喜欢男的？至今还没培养出这种倾向。最善意的猜测，是谣言制造者的意思说我对美国人太不拘小节太随便了。照这逻辑，如果我毕恭毕敬呢？洋奴！倨傲不群？不讲礼貌慢待外宾！不卑不亢？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做中国人就是这么难，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记得是从这年冬天开始，电影资料馆陆续举办了“瑞典电影回顾展”“意大利电影回顾展”“法国电影回顾展”等，每次回顾展都放映十几二十多部片子，仍曰“内部放映”，可凡是想看的人都能买到票，那简直是电影的狂欢节。中国的电影人眼界大开，影迷们也具备了国际视野。那以后，几乎每个中国导演都开始鄙薄常规电影，一心要拍艺术片。
我们编辑部在西直门一个招待所召开了“探索片”研讨会，具体名称记不准了，主要就是讨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的青年导演的作品：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吴子牛的《喋血黑谷》。这是第五代的最早一批作品，骇世惊俗，引起很大争议。面对来开会的老一辈权威人士，导演们都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电影放完后，老一辈几乎都给予了肯定，有的还高度赞扬。从此第五代一帆风顺，迅速崛起。
那时开这种会，照例每晚去资料馆看外国电影。有一天是看新藤兼人的《鬼婆》，看完大家赞叹不已。回招待所时，我刚巧与张艺谋走在一起，他仍沉浸在其中，说：“这电影太棒了！把那个芦苇拍的，简直是……”（他用的赞美之词，我已不能准确记忆）。后来在他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中，对高粱地的表现，能明显看到《鬼婆》带来的灵感和影响。谢飞1987年拍的《湘女潇潇》，也有许多河边芦苇的镜头，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鬼婆》。
我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自做决定请了几位艺术家参会，其中有星星画会的马德升。刚开了一天，领导就找我了：“晓阳啊，你找的都是什么人呀？公安局都来问了！”原来，老马是被长期盯着的人物，他到哪儿人家跟到哪儿，见他来了招待所，还发言，马上找我们单位询问：你们开的是什么会？为什么找他？把领导吓得够呛。我赶紧告诉了老马，我们俩大笑一通。北岛和万之是陈凯歌请来的，跟我没关系，如果这二人也在被盯之列，应该去找陈凯歌。
几年间，我完成了一次电影艺术扫盲，收获很大。但我是走马观花式地瞎看一通，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真正的研究。要想懂得电影这门艺术，海量的看片仅仅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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