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东南海县（今广州市），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治领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中，广东代表陈公博的行踪与众不同：
陈公博7月21日从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刘仁静等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唯有出身豪门的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东旅社。尤为与众不同的是，陈公博携新婚之妻李励庄一起来沪。
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举行开幕式时，陈公博拿出陈独秀交给他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点意见，即“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此人笔头甚勤，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01
解读陈公博文章中的“暗语”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由于中共一大是严格保密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设下“障眼法”，在开头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正因为陈公博打了“埋伏”，所以读者读了此文，并没有看出写的是中共一大。这一“密码”直到1961年才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破译。笔者拜访李俊臣先生，他说当时他在工作之余，正在通读《新青年》，在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及1921年7月陈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这么一来，就能势如破竹，清楚解读此文的种种“暗语”。文中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作者注：即马克思）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由于文章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种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九卷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呢？不过，核查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详细记述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陈公博在文章中还写及：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当时，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是上海设施最好的宾馆，人称“三东一品”。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开业，之后该公司附设在永安百货大楼里的大东旅社开业。在大东旅社发生的这一凶杀案，翌日（1921年8月1日）见诸上海《新闻报》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还有上海《申报》在第14版所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陈公博文中提及的大东旅社“谋杀案”，重要的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发生案件的时间——“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因为这一案件是陈公博从李公馆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之后回到大东旅社发生的，由此可以准确推定中共一大遭到巡捕干扰的日期是7月30日，而中共一大在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式，因此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02
美国发现有关中共一大的论文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记述，不仅仅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发现的。
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未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这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发现了。那是1960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韦慕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仔仔细细读完文章，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信息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03
陈公博留下的“秘密文献”终于走出“冷宫”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为胡适录音，撰写《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韦慕庭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张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作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作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预订）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他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
陈公博逃亡日本之后没有继续隐蔽转移是个人生一大败笔，由此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陈，应该继续南下至南太平洋的某土著占据小岛，并以他的智慧才能，当个岛主不成问题。然后再以土著名产，比如土著美女，跟美军的什么将军作生意，可以生存。如此一来，美国干儿子蒋委员长为其汉奸之罪，也会就此作罢。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红色的起点 作者:叶永烈
差役要搞个时髦与时俱进，弄把手枪这个现代火器来短命却只命中女鸳鸯的左臂和大腿？
但差役不是个职业枪手，没击中致命处情有可原。然而既然已经开了两枪，难道不会再往对方脑袋第三次开火射杀而非得改用毛巾费了那么大劲儿把女鸳鸯勒死？
刑事专家认为：能下狠劲把人勒死的，其杀心要比用手枪更狠。一般共赴黄泉之路的短命鸳鸯不太会选择如此去法。
总而言之，这个案情复杂，不像八卦讲的那么简单 。。。。。。
这个1大决议是说是陈带给陈独秀的，可是他没有参加完大会，怎么有这个决议？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东南海县（今广州市），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治领袖。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中，广东代表陈公博的行踪与众不同：
陈公博7月21日从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刘仁静等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唯有出身豪门的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东旅社。尤为与众不同的是，陈公博携新婚之妻李励庄一起来沪。
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举行开幕式时，陈公博拿出陈独秀交给他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点意见，即“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此人笔头甚勤，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01
解读陈公博文章中的“暗语”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由于中共一大是严格保密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设下“障眼法”，在开头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正因为陈公博打了“埋伏”，所以读者读了此文，并没有看出写的是中共一大。这一“密码”直到1961年才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破译。笔者拜访李俊臣先生，他说当时他在工作之余，正在通读《新青年》，在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及1921年7月陈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这么一来，就能势如破竹，清楚解读此文的种种“暗语”。文中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作者注：即马克思）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由于文章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种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九卷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呢？不过，核查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详细记述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陈公博在文章中还写及：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当时，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是上海设施最好的宾馆，人称“三东一品”。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开业，之后该公司附设在永安百货大楼里的大东旅社开业。在大东旅社发生的这一凶杀案，翌日（1921年8月1日）见诸上海《新闻报》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还有上海《申报》在第14版所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陈公博文中提及的大东旅社“谋杀案”，重要的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发生案件的时间——“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因为这一案件是陈公博从李公馆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之后回到大东旅社发生的，由此可以准确推定中共一大遭到巡捕干扰的日期是7月30日，而中共一大在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式，因此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02
美国发现有关中共一大的论文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记述，不仅仅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发现的。
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未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这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发现了。那是1960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韦慕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仔仔细细读完文章，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信息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03
陈公博留下的“秘密文献”终于走出“冷宫”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为胡适录音，撰写《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韦慕庭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张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作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作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预订）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他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赏画手记 (3) – 水做的女人 严歌苓：你就是瞧不起黑人 严歌苓：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能永远年轻 王安诺 | 黑白照片中的淮海路 说臀 （原创）
陈公博逃亡日本之后没有继续隐蔽转移是个人生一大败笔，由此葬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陈，应该继续南下至南太平洋的某土著占据小岛，并以他的智慧才能，当个岛主不成问题。然后再以土著名产，比如土著美女，跟美军的什么将军作生意，可以生存。如此一来，美国干儿子蒋委员长为其汉奸之罪，也会就此作罢。
7.06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红色的起点 作者:叶永烈
差役要搞个时髦与时俱进，弄把手枪这个现代火器来短命却只命中女鸳鸯的左臂和大腿？
但差役不是个职业枪手，没击中致命处情有可原。然而既然已经开了两枪，难道不会再往对方脑袋第三次开火射杀而非得改用毛巾费了那么大劲儿把女鸳鸯勒死？
刑事专家认为：能下狠劲把人勒死的，其杀心要比用手枪更狠。一般共赴黄泉之路的短命鸳鸯不太会选择如此去法。
总而言之，这个案情复杂，不像八卦讲的那么简单 。。。。。。
这个1大决议是说是陈带给陈独秀的，可是他没有参加完大会，怎么有这个决议？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