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于1月举行集会，会议中反对采用武装抵抗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和沙皇专制不同，它的基础是被蒙蔽的工人和士兵，这些人还没有对它丧失信心，也没有看清它给劳动阶级带来的致命伤害。[22]”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于是又决定重返苏维埃系统，他们希望通过选举的方式，在当布尔什维克无法解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依靠苏维埃的重新选举掌握权力。他们在许多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胜出，成了多数派。但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多次解散反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一位图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N. V. Kopulov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权力移交苏维埃后，一种迅速的转变影响了工人们的情绪，不久后总体情况将变得非常不乐观。尽管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其左派曾一度和我们联合，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们不得不阻止苏维埃中新的选举，甚至有必要在当他们使我们陷入不利时拒绝承认他们。[23]”对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独立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分庭抗礼。它得到了工人的欢迎，但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影响不大。
文件办?
刎剑-办!
宝马把我们撞进了2004新时代
你在新年安全吗？
网友们，现在先让懂文化再给我们唱歌
“走进新时代”的伴奏音乐起：
谁想听你表白，
你的心胸是多么狭隘，
谁想听你自诉，
你的专制是多么独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已经忍痛了好几代，
啊！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代。
(合)我们吃着劣食品，看姐妹作妓哭起来，
我们起早贪黑的辛苦，为房租房价哭起来，
丧失保障的劳动者，沦落他乡走进哪苦时代，
穷困人民没有未来。
让我告诉世界，
共产党是一个无赖，
让我告诉未来，
人民要把他扫下来。
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已经享受了好几代，
啊！权力继承开始了接力赛，
(合)我们刚想讲道理，宝马凶凶撞过来，
我们聚在广场反腐败，坦克隆隆压过来，
横行霸道的共产党，开创钱权勾结的新时代，
背叛人民没有未来。
现在，人生安全讲座开始：
安全感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要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个层次的
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谈得上其它。
一个不能给女人和家庭以安全感的男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男人，同理，一个不
能给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政府和国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社会、政府和国家。
很遗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基本的目标很远很远，人身安全、食品
安全、交通安全、消费安全、环境安全、财产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等，全
都严重缺乏，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最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消费方面。有关民众衣食住行的一切生产品消费品都严重假冒伪劣化，令人仿
佛生活在一个假冒伪劣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物皆可假，无货不有假，逃无可逃，避
无可避。什么假烟假酒假烟假酒假画假字假币假唱假商标假名牌，什么注水之肉、
黑心之棉、掺滑石粉之面、洗衣粉所洗之桃、甲?所泡之豆芽、“吊白块”加工之米
粉食糖腐竹，还有商品房之缺斤少两、装修材料之伪劣，几乎可以无限地数下去。
早在1998年1月8日，《参考消息》就刊登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认
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商品市场；早在1994、1995连续两年，美国海关根据查
获的假冒侵权的数量，把中国列为向美出口假冒侵权产品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工商
报在一篇题为《中国货在部分遭禁-----出口产品打假迫在眉睫》的文章中指出：一
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国际上竟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几乎已成为假冒
伪劣产品的生产中心。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假冒商品大量流向海
外市场，使中国成为新的制假王国。制假售假行为已从最初的一些黑窝点发展成为
一个怪圈，不制假售假、守法经营反而吃亏。
卫生医疗方面。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的制约，病了就得吃
药或上医院。然而，说起卫生医疗界的事，略知内情者无不惊恐变色。人们对于医
疗卫生的极度不安全感，源自于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药品，源自于医疗机构责任的
稀薄和医务人员素质的低下、医德的卑下，还有就是公共卫生系统和防疫体糸的弱
不经风的薄弱。
中国医疗事故发生率之高，卫生系统和医疗机构是[][]，堪称举世无双。就拿
河南艾滋病事件来说吧，完全是卫生部门为了创收敛财而鼓励民众卖血引起来，是
人为制造的社会灾难。有台湾中医师目睹河南艾滋村惨状，形容是“人间炼狱”。
尤为可悲可愤的是至今政府依然千方百计封锁遮掩真相，致使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
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使国际社会无法进行有效援助。随著娼妓和
毒品的泛滥和政府防范医治动作的缓慢，艾滋病漫延势头惊人，已成为对中国产生
严重威胁的疾病之一。
生产方面。工业繁华背后是广大民工毫无安全保障，死亡率猛升。按照官方统
计，中国的职业病死亡率也是全球最高，超过欧洲加上美国的总和。《纽约时报》
报道说，中国已经成美国主要出口商，但生产那些产品的工人就像欧美工业化初期
一样，成为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致命职业病的受害者。中
国不仅再次创造为欧洲、美国和东亚部分国家带来繁荣的工业转变，也再次生活在
那种时期的恐怖中。
同时我国安全事故及其事亡率也可创世界之最。官方披露：2002年1-11月份全
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886041起，死亡112562 人。这个数字已令人惊心，实际数字
只怕还要大得多。2003年4月9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通报了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情况，今年一季度中国发生各类事故258597起，其中包括道
路交通事故、煤矿伤亡事故、非煤矿山企业伤亡事故、火灾事故(不含森林、草原等
火灾)、水上交通事故、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等，共死亡31035人，几乎相当于打两百
场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啦。
财产方面。我国在对物权的保护方面,一向侧重于公权，对于私权的保护则很不
健全。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下,即使公民个人财产受到侵犯,提起了公诉,也是出于对公
权保护的目的。很多情况下,即使判决了，对私权的保护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这方面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显得特别强烈，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等涉及到私有财
产的法律，经过多次讨论、修订，能否通过还属未知数。这种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感，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资本外逃。一项统计说，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亿元人民币
的资金流到国外，其中就有民营企业主和富人的大量私人资本。
司法方面。法律和司法机关成了统治阶级实施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工具，成
为强势集团压迫、剥削、镇压弱势群体的工具。权贵们打著司法的幌子，诛除异己
打压政敌窃公器压公意泄私愤谋私利，为所欲为，以致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层出不
穷，不公正非正义的审判和死刑数不胜数。
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单位把把执法当作生意去做，以“钓鱼”的方式引
出违法者，把“执法生意”做得轰轰烈烈蒸蒸日上。他们以法律为名，行践踏法律、
维护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之实。于是什么怪象乱象荒唐事都出来了，处女嫖娼卖淫案、
收容敛财案（收容制度已于日前废除）此伏彼起。还有“恶制恶法”造成民众极大
的不安全。如“劳改”制度，其机关包括：看守所、监狱、少年犯管教所等。其中
劳教可以不经审判程序，判处被劳教的人三年以内的监禁。解教后还可以剥夺劳教
人员的自由，名为“留场就业”。劳改制度自五四年正式实施以来，一直是至今仍
是中国政府惩办异己分子的有力手段。
司法机关和公安人员的流氓化黑恶化愈演愈烈，略举数例人民警察的光荣事迹
吧：广州一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派出所长欲与风尘女发生关系遭
拒开枪将其射杀，交警偷车，民警污良为娼，要警察出示证件被打15岁女学生戴铐
投诉，饭店女服务员拒绝陪舞派出所副所长打店主，石家庄一警长酒后驾车致1死3伤
逃逸被拘，只因不陪跳舞副所长拘禁服务小姐，警车接"小姐"所长民警所里共嫖娼，
河南新郑两警察组织卖淫派出所内强奸卖淫女，河南巡警好猖狂洗澡不付钱持刀重
伤学生，外来妹无暂住证遭毒打媒体揭丑遭恶意收购，探亲没办暂住证老婆被警方
当“小姐”遣送了，这些可都是经过严肃“导向”的官方媒体公开披露的。地下的
现实严峻到怎样的程度，令人不敢思之冷颤，难怪有网民向党中央发出“剿匪”的
呼吁。人民公安往往沦为人民公敌，维护社会治安的“卫士”往往沦为破坏殃民祸
众的罪魁了呀。“野蛮人的境况也比一个司法受制于政治影响的文明国度的人的境
况好得多”、“一头野兽仅仅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法官
则在顷刻间不仅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毁掉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荣誉”
（路易斯-博洛尔）
政治方面。司法方面主要是弱势群体缺乏安全，但这并不意味著强势集团的安
全感能够得到满足。那些“吃喝基本靠请、房子基本靠送、出有警车开道、病有最
好医生”的公仆们，一样生活在极大的不安全之中。他们要时时提高警惕，保卫自
己，刻刻防备来自同志们的明枪暗箭阴谋诡计。在中国，政治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官场上充满了小人、奸人、骗子和恶棍，政治生活充满了压迫、狡诈、腐败、仇恨、
伪善、欺骗、血腥、不义乃至暗杀，在友好堂皇的幕后，充满了势不两立的斗争。
法律、政策、反腐，都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落后反动以及法律条文的有意疏漏，给民众和知识分子，
特别是记者、律师、异议异见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反腐、由于私自办报、由
于说真话写真文发表出格言论、由于呼吁政府进行政改、由于行使言论和结社的权
力等等而被判刑者前仆后继。五月份，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
的“大赦国际2003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正在削弱政府
建立法治的努力，致使中国2002年的人权记录状况继续恶化。报告指出，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因和平地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而继续、无故地遭到
拘留和囚禁。
中国目前一共关押著39名记者，连续第四年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
家。他们多因揭露和报道腐败而“犯法”，大部分被捕记者的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
和颠覆罪。一些记者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些已公布的经济数据，公开的政府报告，属
于保密之列，也被控以泄漏国家机密。
泄密罪同样适合律师，他们可以因透露案情或案卷材料而面临指控。刑辨律师
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蒙冤、被殴、受辱、被捕的血淋淋的事件频频发生，加诸律
师的莫须有的罪名除“伪证罪”外，还有贪污罪、偷税罪、诽谤罪、玩忽职守罪、
泄露国家机密罪、包庇罪等等。自1997年新刑法第36条出现“毁灭证据、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以来，全国已有150名左右的律师因此被批捕。
社会方面。由于道德环境、生存环境的普遍恶化，由于政治的不义不仁、社会
的不公不平，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由于社会保障机制极不健全，许
许多多贫弱群体对政府、制度、官僚、富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仇视、仇恨心理。
个人犯罪及黑社会或准黑社会组织犯罪愈来愈多，社会治安形势愈来愈严峻。拐卖
儿童、强奸妇女、抢劫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等事件层出不穷。这个金字塔型的社
会仿佛一堆一点就燃的干柴，仿佛一座人既不敢言而敢怒的活死人墓。又仿佛随时
都会爆炸的活火山。人们在恐惧的阴影中生活。
经济增长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足够安全感。没有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就会举
而不坚或坚而不久。而且经济方面的问题早已渐次暴露。如国家债务问题，中国现
在全部国家债务，包括外债、国债、债转股的坏帐、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银行的坏
帐、股市的坏帐、还有基层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加起来，据行家推算，中国现在
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已资不抵债。
这都是专制惹的祸。专制政府及其官僚党权、特权意识浓厚，民权、人权意识
淡漠。它们在剥削压迫欺骗愚弄人民方面，妙招叠出、巧计无穷，而在为国民的生
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保障救济帮助方面，却是无比低劣无比冷漠。苛政猛于
恶虎，善政寥如晨星，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或形同虚设或尚未建立。大多数老百姓的
生活、工作、失业、疾病等方面皆缺乏最起码的保障，如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遭了
意外之灾生活有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不是求助于亲友、社会，就是自己硬扛硬
忍著，政府一般是不闻不问的。专制主义还是一种国内恐怖主义。它人为制造红色、
白色恐怖；它让人祸促天灾，天灾变人祸，让人祸天灾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它把民
众包括贵人富人的各种安全感侵蚀殆尽，穷人平民不安全，富人贵人也不安全，弱
势群体没有安全感，强势集团也缺乏安全感；它推著中国向全面崩溃的目标东倒西
歪地高歌猛进。
每个人一定的安全感，是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国家兴旺的基础和前提。我党
总是一味强调国家安全，殊不知国家安全建立在民众各种安全需要得到有效保障的
基础上。不然，只能是水月镜花，别说社会不能稳定，国家不得安全，便是党和政
府特权阶级自身，又有何安全可言？不要再坐在火山口上干柴堆上一边大叫维护安
全一边拼命自我玩火啦，拜托。
东海一枭
不要胡说八道了。
俄国立宪会议（俄语：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拉丁转写：Vserossiiskoe Uchreditelnoe sobranie） 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中推翻俄罗斯帝国后而产生的一个宪政民主议会。这个民主的议会在1918年1月5日（儒略历）16时由民选代表召开，但翌日凌晨5时即遭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强制解散，存在了13个小时。
立宪会议所在地塔夫利达宫
目录
背景编辑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俄罗斯帝国灭亡。国家权力随后由社会革命党、宪政民主党等党派组建的俄国临时政府掌握，而布尔什维克为主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则与其相抗衡。根据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的意愿，新政府应该由全国民选产生的立宪会议组成。然而此时的俄国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表示决定在战后再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然而不久之后，临时政府屡次拖延立宪会议召开的态度，引起了左翼布尔什维克和右翼帝制拥护者的不满。7月克伦斯基宣布俄国为共和国[1]，这使得他同时被两派所唾弃。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在七月事件中武装游行遭到镇压，9月民族主义右翼支持的科尔尼洛夫事件也被政府平定。但在政变中临时政府的实力被严重削弱，让布党再度壮大。布尔什维克最终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国家控制权。
布尔什维克和立宪会议编辑
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召开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党纲，其中明确提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布尔什维克政府官方将自身定位于是一个“工农临时政府”，该政府在十月革命起义爆发的10月25日当天晚10点于斯莫尔尼宫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命名为人民委员会。列宁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曾多次提到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他还表示：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2]。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宣布于1917年11月12日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1月5日，列宁在《对农民问题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在等待立宪会议召开期间，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威。[3] ”
但在4440万以上的选民投票后，社会革命党得票率有40%，而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它在715个议席中只占了175个，而社会革命党占了375个。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原先的设想，希望通过立宪会议这个被主要派别接受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权寻得法理依据，让立宪会议把权力授予苏维埃政府，但是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显然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因此11月21日，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地方苏维埃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的权力。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取半数以上选民的选民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和自治机关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改选立宪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4]
此后，布尔什维克相继针对立宪会议的召开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极力想阻止立宪会议正常召开。12月11日，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明确指出10月立宪会议候选代表名单“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意志”，从而产生了危机。他认为解决这一危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改选立宪会议的代表，立宪会议无条件承认苏维埃政权；而是若立宪会议不能承认苏维埃政权，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等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是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翻个的行为。”[5]
之后，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武装赤卫队将祖国首都的塔夫利达宫团团包围，并宣传：“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还有“任何企图束缚苏维埃权力的企图都是反革命阴谋。”布尔什维克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在4月提出“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这在当时是指由工农组成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从民主法治的临时政府手中夺权，而并非是指从立宪会议手中夺权。之后，列宁开始多次抨击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拖延。他曾表示：“不能‘等待’立宪会议，为此列宁调集了全部在首都的武装，为了确保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控制，而且在会场外的局势没有它完全控制时不许立宪会议开幕。列宁称“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6]”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布尔什维克撕毁承诺，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并在未经外界承认下，举行第二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俄国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最高立法机构。这会议自行批准将国权交付自己的手中，当地势力转让予当地工人、士兵与农民的苏维埃代表，成立布尔什维克为主的政府及人民代表大会（Sovnarkom）。大会开幕前共有代表649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有390人，还有17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员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后来遽然离席，以示抗议先前发生的事件。几周之后，新政府已经成功的控制了俄国的主要地区。由于欲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苏维埃政府执政期间限制非社会主义党派的言论自由，并打压迫害最主要的自由主义党派宪政民主党[7]。
选举结果编辑
主条目：1917年俄国立宪会议选举
有60%以上的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参与了立宪会议选举[8]。选举结果如下：
政党选票代表人数社会革命党17,490,000370布尔什维克9,844,000175孟什维克1,248,00016宪政民主党2,000,00017少数族裔77左派社会革命党2,861,00040人民社会主义者4总计:41,700,000703[9]
由于国土太大，卷入一战以及恶化的通讯系统等原因，具体选举结果在当时并不能及时得到获取。而一项由N. V. Svyatitsky于1918年出版中的政党统计数据，被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党派所接受[10]。其中的结果如下：
政党意识形态选票俄罗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16,500,000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9,023,963乌克兰、穆斯林等非俄罗斯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4,400,000宪政民主党自由主义1,856,639孟什维克社会主义668,064穆斯林宗教576,000犹太崩得社会主义/少数族裔550,000乌克兰人社会主义/少数族裔507,000人民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312,000其他右翼群体右翼292,000农村财产所有人和地主协会右翼215,000巴什基尔人少数族裔195,000波兰人少数族裔155,000德意志人少数族裔130,000乌克兰社会民主主义党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族裔95,000哥萨克少数族裔79,000旧礼仪派宗教73,000立陶宛人少数族裔67,000合作社社员社会民主主义51,000德意志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族裔44,000团结党社会民主主义25,000芬兰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少数族裔14,000白俄罗斯人少数族裔12,000总计:35,333,666
最终结果显示，尽管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大量城市工人和前线士兵的支持，可最后只得到近22%－25%的选票[11]。而同时社会革命党由于得到了农村农民的广泛支持， 支持率达到了57-58% 。而且还有两个前提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没有能在立宪会议中及时出席，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从社会革命党阵营中分裂出去。
选举期间编辑
布尔什维克逐渐发现自己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这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交出政权。1917年11月14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农民代表大会上作出回应：“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12]”在获得最后的选举结果之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与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在政治上死亡。”[2]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地方苏维埃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的权力。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帕维尔·德边科下令7000名亲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全面警戒”以防范原临时政府规定11月26日的立宪会议召开。约20000名喀琅施塔得士兵、水兵、工人、农民举行反对立宪会议的集会，他们决心只能支持一个“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远离阿列克谢·卡列金等人和资产阶级反革命领导人”的立宪会议[13]。11月28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宪政民主党为“人民的敌人”同时取缔了宪政民主党，并逮捕了该党的领袖[14]。同时宣布延期召开立宪会议到明年1月。起初苏维埃政府将立宪会议的延期归咎于敌人的阴谋破坏[15]，而到了12月11日，列宁发表了《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一文，称苏维埃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立宪会议选出的代表并不真正代表民意”、“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从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框架内考虑立宪会议的问题，无视阶级斗争和内战，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都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立场。”[16]
并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代表都支持压制立宪会议，12月初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还一度占据多数，但在12月11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上，列宁的路线最终上占了上风[17]。
会议召开编辑
1918年1月5日上午立宪会议召开，当日彼得格勒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被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枪驱散，有人员伤亡[18]。当天下午4点，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召开。在会上观众席上坐满了布党的士兵，他们用高声喊叫、吹口哨、跺脚、侮辱对手等方式扰乱会场。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伊凡·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发表讲话，宣称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有责任服从民选的立宪会议：“你们怎么能用这样概念作为全体人民的意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解释：人民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把人民视为一个整体不过只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19]
布尔什维克代表首先提出动议，要会议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即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这一动议被大会以多数票否决。而且社会革命党党魁维克多·切尔诺夫以244票对153票击败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成为会议主席。 布尔什维克见控制不了会议，便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召开了政府会议，决定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党的海军委员费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会上宣读了一个声明，随即率本党代表团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团退出会场。列宁在走前指示道：“用不着把会议驱散，让他们去讲个够好了，他们总要散会的。等到他们明天回来时，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场就行了[19]。”
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钟左右。立宪会议的守卫卫队长捷联兹尼雅科夫走上台对会议主席说：“卫兵们都累了，我建议你结束会议，让大家回家。[19]”会议主席切尔诺夫于是便匆匆宣读了该党拟的“土地法”和其他重要决议草案[20]，然后让代表们散会，并决定在当日（1月6日）下午5点再度集会。等到下午5点钟再去，却发现宫殿被锁上了，门口贴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解散立宪会议的布告。
立宪会议遭到驱散引起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满，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此写下《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将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游行的镇压与沙俄时代1905年1月9日发生的“血腥星期日”相比较。
从彼得格勒到萨马拉编辑
立宪会议代表们被挡在塔夫利达宫门外，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地点集会，同时他们也发现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有些人企图转移至乌克兰基辅的中央拉达议会，但在1918年1月15日中央拉达军队被迫放弃城市，这导致立宪会议成为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团体[21]。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于1月举行集会，会议中反对采用武装抵抗的做法：“布尔什维克和沙皇专制不同，它的基础是被蒙蔽的工人和士兵，这些人还没有对它丧失信心，也没有看清它给劳动阶级带来的致命伤害。[22]”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于是又决定重返苏维埃系统，他们希望通过选举的方式，在当布尔什维克无法解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依靠苏维埃的重新选举掌握权力。他们在许多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胜出，成了多数派。但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多次解散反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一位图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N. V. Kopulov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权力移交苏维埃后，一种迅速的转变影响了工人们的情绪，不久后总体情况将变得非常不乐观。尽管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其左派曾一度和我们联合，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们不得不阻止苏维埃中新的选举，甚至有必要在当他们使我们陷入不利时拒绝承认他们。[23]”对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独立组建了工人代表会议，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分庭抗礼。它得到了工人的欢迎，但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影响不大。
1918年3月3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一战，丧失了大片国土，引起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将布尔什维克政府视为德国的代理政权，于是他们重新考虑和自由主义党派宪政民主党联合。双方3月下旬举行会谈，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个统一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然而宪政民主党要求重新选举立宪会议（宪政民主党在11月的大选中表现不佳），这和社会革命党维护11月选举结果的意见发生分歧，谈判最终破裂[24]。
萨马拉委员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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