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那么，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时对这类高产“卫星”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他果真相信那些离谱的高产“卫星”吗？
一、高产典型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放卫星”
将虚假的高产典型命名为“卫星”，最早见之于报端的，是1958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这天该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仅过了四天，《人民日报》又报道说，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自此，各种高产典型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放卫星”。
这时正好进入夏收季节，受这两篇报道的影响，各式各样的“卫星”也就开始争相竞放，而且产量越放越大，品种也越放越多。这年小麦产量最大的“卫星”，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水稻产量最大的“卫星”，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
受“放卫星”的影响，人们对这年的粮食增产十分乐观，一再声称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这年7月22日，国家农业部授权新华社发表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声称：“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标志》《我国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四十多亿斤》，《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随后公开撰文称：“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长。”（谭震林：《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8月11日。）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后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中国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9月30日，新华社再次发布消息：“小麦、水稻和早秋玉米等夏秋粮食作物已经普遍丰收，不久即将收获的薯类作物和南方晚稻、北方晚秋也呈现一片丰收景象，今年我国粮食获得了全面的大丰收，总产量将达到7000亿斤以上的空前纪录。这比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3700亿斤），跃进增产了一倍左右。”（《五亿农民高举粮食帅旗，一年实现十年增产指标》，《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提出：“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因为少数的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585-586页。）
对于这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毛泽东也是深信不疑。1958年9月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同月，他在湖北视察期间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时又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王任重：《札记二则》，《七一》1958年第5期。）
二、毛泽东为何相信粮食能大幅度增产？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可以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主要论据来自于如下几点：
第一，通过发动大跃进，使人民群众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发动“大跃进”之初，他多次对此前的反冒进做过严厉批评，认为反冒进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把干部群众搞得灰溜溜的，现在要把干部群众的劲鼓起来。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因此，要通过对反冒进的批评，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使各项事业实现大跃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高兴地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应当说，对于“大跃进”，有相当多的干部群众是拥护和支持的。中国一向贫穷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现在党的领袖号召大家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尽早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并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这样的号召确实激动人心，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大跃进”，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主动的。因此，在“大跃进”的特殊背景下，人民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确实很高。这又进一步促使毛泽东相信发动“大跃进”是正确的，在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增产上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完全可能。
第二，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开展，为粮食大增产创造了条件。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动像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那样一股劲头来，反对保守思想，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这个指示的发出，标志着农村的“大跃进”正式启动，全国农村迅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到1958年1月，参加水利建设的农村劳动力即达到了一亿人。
这场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确实兴修了一部分小型的水利设施，与此同时，虚报浮夸也开始出现，一些地方对水利建设的成就和作用过分夸大，纷纷声称已经实现了水利化。例如1958年3月，河北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发言，介绍该县从1957年11月3日开始，经过三个阶段，两个高潮，苦战三个月，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的经验。《人民日报》不但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而且还特地配发了《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毛泽东对徐水的经验也很欣赏，表示应普遍加以推广。由于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开展，使毛泽东相信农业生产的条件已有了重大改善，为这年粮食大增产提供了保证。
第三，通过深翻土地和密植，能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毛泽东看到山东省莒南县大山农业社通过深翻土地，“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的材料后，就要求各地都搞深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在一位省委书记发言时插话说：应普遍提倡人工深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以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地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在随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介绍了该县深翻土地的经验：该县从1954年起，一些农业社搞深翻土地，都取得了增产丰收的效果。为此，去冬今春，长葛在实现水利化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深翻土地运动，截至4月底，全县33万亩早秋地已深翻了一遍，深度都在1.5尺左右。计划今年把全县112万亩耕地来一个“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他在讲话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他还说，深翻土地“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
在此之前，南方一些地方通过推广水稻密植提高了产量，《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全面推广水稻小科密植的情况，说“在这次插秧技术改革中，各地贯彻了毛主席指示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精神，普遍通过分别集中乡、社、队的干部，层层试插示范，现场辩论，逐级推广，互相评比，做到从干部到群众，既解决思想问题，又大体懂得技术规格；既实行了早插、密植，又保证了技术质量”（《广东推广水稻小科密植技术，有示范有辩论改革很顺利》，《人民日报》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对广东的密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特地讲到了密植的问题。他说：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蔸，每蔸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27万个穗，每穗平均60粒，共1620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810斤。亩产800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对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有意思的是，后来一些地方在发射粮食高产“卫星”时，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算出亩产量的。
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了河南登封县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在谈话时，崔希彦告诉他，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崔希彦的回答是：“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进一步问：“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崔希彦回答说：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毛泽东说，好哇！你们这五条都很对呀！他还说，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于民生：《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记毛主席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可见，毛泽东认为，通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深翻土地，推广密植，再加上群众冲天的干劲，实现粮食大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这年粮食也确实获得了较大丰收。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1958年全国实产粮食4000亿斤，虽远不及当时正式宣布的7500亿斤，但比1957年增产了300亿斤。如果不是因为搞全民大炼钢铁，在秋收大忙季节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去炼钢炼铁，致使已经成熟的庄稼未能及时收回（据估计，当年约有10%至15%的粮食烂在地里），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更高些。
三、毛泽东是否相信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
既然毛泽东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能大幅度增加,那么,出身于农民并对农村十分熟悉的他,相信哪些亩产万斤甚至更多的高产“卫星”吗?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视察中,他对于这年的粮食产量特别关心,这几乎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必询问当地干部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这年粮食大增产而且不是一般的增产。从毛泽东一路对于各地粮食产量的询问中,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关于高产“卫星”的态度。
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农业社时,毛泽东问农业社负责人:“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农业社的负责人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并告诉他今年亩产有754斤。毛泽东又询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和全县的总产量有多少?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听后甚是吃惊,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又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在8月5日视察河北安国县时,毛泽东在路上问安国县长焦国驹:今年每人收多少粮食?焦回答说:按亩产3000斤计算,全县35万人,人均4000斤。毛泽东对此有些将信将疑,问道:是甘薯吧?焦答:主要是甘薯。毛泽东又问:你们打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吃多少?焦答:搞点储备,让社员多吃点,人均吃450斤。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人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土地也应该有休整时间。
8月7日,在河南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商丘县委第一书记刘学勤:“这块地亩产多少?”回答说计划施肥30万斤,亩产13900斤。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在返回火车站的路上,毛泽东问刘学勤:“你相信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毛泽东又问:“你们种了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刘学勤作了回答后,毛泽东说:“过去亩产2000多斤,今年真能搞到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泰安同泰安地委和附近几个县的负责人谈话,当谈到粮食问题时,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汇报说:“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毛泽东又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得到的回答是:“计划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量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毛泽东又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李元明回答说:“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听到这两个数字,毛泽东对能否增产那样多有些怀疑,问道:“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李元明很有信心地说:“从目前作物长势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听后没有再问下去了,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能实现,这样群众的口粮就能宽余些了。”
8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工作汇报。河北省长刘子厚汇报了河北夏收作物的产量和秋收预计产量。汇报中,刘子厚提到各地都准备放棉花“卫星”,晋县计划搞棉花亩产5万斤的试验。毛泽东对此有些不以为然,说道:“这统统是口里讲的,还不是手里有的。”刘子厚又汇报说,河北今年每人要求收到1000斤粮食,明年计划每人2000斤。毛泽东问道:“后年呢?每人搞5000斤粮食有什么用处?每人5000斤就不好办了。每人3000斤粮食是需要的,多了以后储备有困难。”
毛泽东在视察上述各地时,正值北方的秋季农作物长势旺盛的时节,陪同视察的各级干部让他看到的,自然是生产搞得好的地方,而且所到之处,干部们都满怀信心地告诉他,粮食增产的幅度很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得出了粮食将获得大丰收的印象。但是,对于过于离奇的粮食亩产万斤之类的“卫星”,并未正面做过肯定,基本上是持不置可否的态度,甚至还流露过某种怀疑。
四、毛泽东为什么对高产“卫星”持默许和容忍态度
其实,对于当年亩产万斤甚至更高的粮食高产“卫星”,大家明知这样的“卫星”是造假造出来的,但却没有人公开来揭穿其真相。根本的原因,在于“大跃进”中流行大辩论,哪些对高指标有所怀疑、对“大跃进”有所不满者,被指责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认为插的是资产阶级白旗,使用“大辩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而那些敢于提出高指标,敢说大话搞虚报浮夸者,则被认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插的是无产阶级的红旗。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说大话、假话的浮夸风盛行,而且使各类离奇的高产“卫星”大行其道。
有人认为毛泽东是相信亩产万斤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了钱学森文章的影响。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2105和3530斤两颗“卫星”后,钱学森在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短文。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客观而论,这篇文章对当时放高产“卫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钱学森的文章虽然论证了高产“卫星”的可能性,但文章说得很清楚,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几万斤。
尽管此前已有了亩产一二千斤的高产典型,但直到1958年6月河南遂平卫星农业社放“卫星”之前,还没有超过孝感联盟社亩产2130斤的报道,更鲜有小麦亩产过千斤之事。而卫星社的“卫星”放出之后,高产“卫星”的涌现一发不可收拾,亩产过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更有数万斤十数万斤者。这样的“卫星”实属违背常理,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不可能信以为真,只不过是谁也不愿把其真相揭穿而已。毛泽东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没有对那些高产“卫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默许了这些“卫星”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清楚“大跃进”中存在虚报浮夸,但基于对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肯定和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现象。
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是更好?
4月6日,他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表示: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如果得不到丰收,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他还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于“大跃进”中的虚报、空喊并非不清楚,但他对这种现象却没有加以制止。他认为,好不容易通过反冒进,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工作热情,如果因为有些过高的指标,有些虚报浮夸的成分,又来一次1956年那样的反冒进,就会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给“大跃进”泼冷水,就会出现如同1957年那样的“马鞍型”。在他看来,1957年群众的生产热情没有1955年高,建设速度没有那么快,取得的成绩没有那样大,而且还出现了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就在于1956年搞了一个反冒进,结果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因此,在“大跃进”已经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已经高涨之后,对于虚报浮夸要“打屁股”,但“屁股不要打那样重”,要重打屁股的,倒是那种给群众泼冷水、对“大跃进”不热情甚至消极抵抗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所以,不论是对各地发射出的各种高产“卫星”,还是对粮食产量成倍增加的汇报,他都采取了默许和容忍的态度。(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注释部分刊出时隐去)
人民死活的，官家上下串通好的欺骗和强征。往最轻的说，也是为了执政党的利益的集体无意识。
那个时代我上中学，为什么民间没有人敢出来说话？57-58年刚刚打了右派，敢于说真话的都倒霉了。在农村有个别的老农即便说真话，人微言轻，大队干部很快就把他压下去了。上层彭德怀敢于说真话，被老毛打倒，中央大员刘、周何尝不知道，但是他们附炎趋势，全国吹牛，造成了三年大饥荒。
反右时有指标， 领导干部又是属于不得不打， 大炼钢铁后，只对党内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对党外的人大多“懒得搭理你”。
从中央部门下放到贵阳某厂，任排名第n的副厂长。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向右转，她父亲才调回北京。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于是有了亩产七八千斤的小麦，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水稻。那么，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当时对这类高产“卫星”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他果真相信那些离谱的高产“卫星”吗？
一、高产典型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放卫星”
将虚假的高产典型命名为“卫星”，最早见之于报端的，是1958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这天该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有5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2105斤的消息。
仅过了四天，《人民日报》又报道说，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特地使用了“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的标题。自此，各种高产典型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放卫星”。
这时正好进入夏收季节，受这两篇报道的影响，各式各样的“卫星”也就开始争相竞放，而且产量越放越大，品种也越放越多。这年小麦产量最大的“卫星”，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水稻产量最大的“卫星”，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
受“放卫星”的影响，人们对这年的粮食增产十分乐观，一再声称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这年7月22日，国家农业部授权新华社发表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声称：“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标志》《我国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四十多亿斤》，《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随后公开撰文称：“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长。”（谭震林：《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8月11日。）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后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中国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今年宏伟目标，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9月30日，新华社再次发布消息：“小麦、水稻和早秋玉米等夏秋粮食作物已经普遍丰收，不久即将收获的薯类作物和南方晚稻、北方晚秋也呈现一片丰收景象，今年我国粮食获得了全面的大丰收，总产量将达到7000亿斤以上的空前纪录。这比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3700亿斤），跃进增产了一倍左右。”（《五亿农民高举粮食帅旗，一年实现十年增产指标》，《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1958年11月16日，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提出：“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因为少数的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585-586页。）
对于这年粮食大幅度增产，毛泽东也是深信不疑。1958年9月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今年要争取产钢110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2000万，争取3000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5000万吗？苦战三年，5000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7000到8000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15000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同月，他在湖北视察期间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时又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王任重：《札记二则》，《七一》1958年第5期。）
二、毛泽东为何相信粮食能大幅度增产？
毛泽东之所以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有大幅度的增加，可以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主要论据来自于如下几点：
第一，通过发动大跃进，使人民群众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发动“大跃进”之初，他多次对此前的反冒进做过严厉批评，认为反冒进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把干部群众搞得灰溜溜的，现在要把干部群众的劲鼓起来。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因此，要通过对反冒进的批评，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使各项事业实现大跃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高兴地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应当说，对于“大跃进”，有相当多的干部群众是拥护和支持的。中国一向贫穷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现在党的领袖号召大家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尽早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并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这样的号召确实激动人心，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大跃进”，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主动的。因此，在“大跃进”的特殊背景下，人民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确实很高。这又进一步促使毛泽东相信发动“大跃进”是正确的，在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增产上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完全可能。
第二，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开展，为粮食大增产创造了条件。1957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动像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的那样一股劲头来，反对保守思想，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这个指示的发出，标志着农村的“大跃进”正式启动，全国农村迅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到1958年1月，参加水利建设的农村劳动力即达到了一亿人。
这场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确实兴修了一部分小型的水利设施，与此同时，虚报浮夸也开始出现，一些地方对水利建设的成就和作用过分夸大，纷纷声称已经实现了水利化。例如1958年3月，河北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发言，介绍该县从1957年11月3日开始，经过三个阶段，两个高潮，苦战三个月，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的经验。《人民日报》不但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而且还特地配发了《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毛泽东对徐水的经验也很欣赏，表示应普遍加以推广。由于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开展，使毛泽东相信农业生产的条件已有了重大改善，为这年粮食大增产提供了保证。
第三，通过深翻土地和密植，能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毛泽东看到山东省莒南县大山农业社通过深翻土地，“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的材料后，就要求各地都搞深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在一位省委书记发言时插话说：应普遍提倡人工深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以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地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在随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介绍了该县深翻土地的经验：该县从1954年起，一些农业社搞深翻土地，都取得了增产丰收的效果。为此，去冬今春，长葛在实现水利化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深翻土地运动，截至4月底，全县33万亩早秋地已深翻了一遍，深度都在1.5尺左右。计划今年把全县112万亩耕地来一个“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他在讲话中说：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他还说，深翻土地“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
在此之前，南方一些地方通过推广水稻密植提高了产量，《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全面推广水稻小科密植的情况，说“在这次插秧技术改革中，各地贯彻了毛主席指示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精神，普遍通过分别集中乡、社、队的干部，层层试插示范，现场辩论，逐级推广，互相评比，做到从干部到群众，既解决思想问题，又大体懂得技术规格；既实行了早插、密植，又保证了技术质量”（《广东推广水稻小科密植技术，有示范有辩论改革很顺利》，《人民日报》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对广东的密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特地讲到了密植的问题。他说：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蔸，每蔸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27万个穗，每穗平均60粒，共1620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810斤。亩产800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对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有意思的是，后来一些地方在发射粮食高产“卫星”时，就是按照这个办法算出亩产量的。
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了河南登封县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在谈话时，崔希彦告诉他，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崔希彦的回答是：“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进一步问：“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崔希彦回答说：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毛泽东说，好哇！你们这五条都很对呀！他还说，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于民生：《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记毛主席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可见，毛泽东认为，通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深翻土地，推广密植，再加上群众冲天的干劲，实现粮食大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1958年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这年粮食也确实获得了较大丰收。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1958年全国实产粮食4000亿斤，虽远不及当时正式宣布的7500亿斤，但比1957年增产了300亿斤。如果不是因为搞全民大炼钢铁，在秋收大忙季节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去炼钢炼铁，致使已经成熟的庄稼未能及时收回（据估计，当年约有10%至15%的粮食烂在地里），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更高些。
三、毛泽东是否相信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
既然毛泽东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能大幅度增加,那么,出身于农民并对农村十分熟悉的他,相信哪些亩产万斤甚至更多的高产“卫星”吗?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视察中,他对于这年的粮食产量特别关心,这几乎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必询问当地干部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这年粮食大增产而且不是一般的增产。从毛泽东一路对于各地粮食产量的询问中,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关于高产“卫星”的态度。
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大寺各庄农业社时,毛泽东问农业社负责人:“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农业社的负责人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并告诉他今年亩产有754斤。毛泽东又询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和全县的总产量有多少?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听后甚是吃惊,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又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在8月5日视察河北安国县时,毛泽东在路上问安国县长焦国驹:今年每人收多少粮食?焦回答说:按亩产3000斤计算,全县35万人,人均4000斤。毛泽东对此有些将信将疑,问道:是甘薯吧?焦答:主要是甘薯。毛泽东又问:你们打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吃多少?焦答:搞点储备,让社员多吃点,人均吃450斤。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人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土地也应该有休整时间。
8月7日,在河南商丘县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商丘县委第一书记刘学勤:“这块地亩产多少?”回答说计划施肥30万斤,亩产13900斤。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亩产13000斤,秋后我再来看。”在返回火车站的路上,毛泽东问刘学勤:“你相信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说:“不相信。”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毛泽东又问:“你们种了多少亩红薯?过去亩产多少斤?”刘学勤作了回答后,毛泽东说:“过去亩产2000多斤,今年真能搞到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当然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泰安同泰安地委和附近几个县的负责人谈话,当谈到粮食问题时,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汇报说:“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毛泽东又问:“秋季怎样?能收多少?”得到的回答是:“计划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量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毛泽东又问:“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李元明回答说:“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听到这两个数字,毛泽东对能否增产那样多有些怀疑,问道:“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李元明很有信心地说:“从目前作物长势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听后没有再问下去了,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能实现,这样群众的口粮就能宽余些了。”
8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工作汇报。河北省长刘子厚汇报了河北夏收作物的产量和秋收预计产量。汇报中,刘子厚提到各地都准备放棉花“卫星”,晋县计划搞棉花亩产5万斤的试验。毛泽东对此有些不以为然,说道:“这统统是口里讲的,还不是手里有的。”刘子厚又汇报说,河北今年每人要求收到1000斤粮食,明年计划每人2000斤。毛泽东问道:“后年呢?每人搞5000斤粮食有什么用处?每人5000斤就不好办了。每人3000斤粮食是需要的,多了以后储备有困难。”
毛泽东在视察上述各地时,正值北方的秋季农作物长势旺盛的时节,陪同视察的各级干部让他看到的,自然是生产搞得好的地方,而且所到之处,干部们都满怀信心地告诉他,粮食增产的幅度很大,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得出了粮食将获得大丰收的印象。但是,对于过于离奇的粮食亩产万斤之类的“卫星”,并未正面做过肯定,基本上是持不置可否的态度,甚至还流露过某种怀疑。
四、毛泽东为什么对高产“卫星”持默许和容忍态度
其实,对于当年亩产万斤甚至更高的粮食高产“卫星”,大家明知这样的“卫星”是造假造出来的,但却没有人公开来揭穿其真相。根本的原因,在于“大跃进”中流行大辩论,哪些对高指标有所怀疑、对“大跃进”有所不满者,被指责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认为插的是资产阶级白旗,使用“大辩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而那些敢于提出高指标,敢说大话搞虚报浮夸者,则被认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插的是无产阶级的红旗。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说大话、假话的浮夸风盛行,而且使各类离奇的高产“卫星”大行其道。
有人认为毛泽东是相信亩产万斤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了钱学森文章的影响。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2105和3530斤两颗“卫星”后,钱学森在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短文。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客观而论,这篇文章对当时放高产“卫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钱学森的文章虽然论证了高产“卫星”的可能性,但文章说得很清楚,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几万斤。
尽管此前已有了亩产一二千斤的高产典型,但直到1958年6月河南遂平卫星农业社放“卫星”之前,还没有超过孝感联盟社亩产2130斤的报道,更鲜有小麦亩产过千斤之事。而卫星社的“卫星”放出之后,高产“卫星”的涌现一发不可收拾,亩产过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更有数万斤十数万斤者。这样的“卫星”实属违背常理,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不可能信以为真,只不过是谁也不愿把其真相揭穿而已。毛泽东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毛泽东之所以在1958年没有对那些高产“卫星”提出质疑和批评,并且默许了这些“卫星”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虽然清楚“大跃进”中存在虚报浮夸,但基于对干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肯定和保护,而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现象。
在这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是更好?
4月6日,他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表示: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如果得不到丰收,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他还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于“大跃进”中的虚报、空喊并非不清楚,但他对这种现象却没有加以制止。他认为,好不容易通过反冒进,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生产工作热情,如果因为有些过高的指标,有些虚报浮夸的成分,又来一次1956年那样的反冒进,就会压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给“大跃进”泼冷水,就会出现如同1957年那样的“马鞍型”。在他看来,1957年群众的生产热情没有1955年高,建设速度没有那么快,取得的成绩没有那样大,而且还出现了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就在于1956年搞了一个反冒进,结果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因此,在“大跃进”已经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已经高涨之后,对于虚报浮夸要“打屁股”,但“屁股不要打那样重”,要重打屁股的,倒是那种给群众泼冷水、对“大跃进”不热情甚至消极抵抗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所以,不论是对各地发射出的各种高产“卫星”,还是对粮食产量成倍增加的汇报,他都采取了默许和容忍的态度。(篇幅所限,本文有删节,注释部分刊出时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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