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 回忆我当年是怎么会去美国的
徐家祯
（四）
（接上文）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正式建交。到那年十二月，全国还只有北京 一个美国大使馆，其他地方的领事馆都尚未设立，所以，要办签证，就得 上北京去一次，因为申请美国签证是要面试的。不像有些国家，只要递交 书面文件、证明，在家等候结果即可。
去北京办美国签证时与十六叔叔和十六婶娘合影
(1979 年 12 月摄于北京十六叔叔家)
记得护照到手大概是十二月初吧，准备材料、购买车票、增添厚衣 服，大概总要一星期，所以，应该是十二月中旬以后才离沪去京的。幸亏 我有一位堂叔，五十年代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当医生，我可 以在他家里落脚。
到了北京才知道美国大使馆在十二月下旬就要关门过圣诞节了，要 是不赶在关门前办好，那就要等到明年一月份大使馆重新开馆办公才能去 申请签证了。
美国大使馆和大多数其他使馆一样，都在北京的使馆区。北京我以 前去旅行过，使馆区当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去。进了大使馆，就像跨出了国门进入别国一样了。以前一般老百姓既无出国的可能，当然也就没有 必要去使馆区了。
七九年，出国探亲和留学还是新鲜事，知道的人不多，申请的人当 然就更少了。但因为全国只有北京一个使馆，所有因公因私要办美国签证 的人都要到北京来申请，所以，人数也不会很少了。我堂叔告诉我，办签 证的手续是:前一天先到大使馆门口警卫室去索讨签证申请表。回来把表 填写好。第二天要起一个大早，在没有开门前就到使馆门口排队、交表、 拿号。因为据说，使馆只在每天上午面试至多二十人。没有拿到号码的， 只能明天请早，重新来等候取号了。
在北京办赴美签证时游览长城
(1979 年 12 月摄于北京)
北京气温明显比上海低得多。幸好我在北京的几天，天气都晴好， 空气很清新。那时，还没听说雾霾这回事。第二天一大清早，太阳还未升 起，我就带着填好的表格和我认为必须带去的文件，跟上班、上课的北京 人一起，挤上公共汽车到美国使馆去了。一路只见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围着围巾，戴着棉帽或皮帽，在树枝光秃、寒风凛冽的马路上步行或骑车 去上班。北京的街道比上海的宽敞，尤其使馆区一带，非常干净、宽阔和 整齐。跟上海上班时马路上的拥挤不堪、杂乱无章，有点不一样。
到使馆门口大概不到七点半吧，门口已经挤着十多个人了，大部分 是年轻人。八点或八点半开门发号，我拿到的是倒数第二或第三号。要是 再晚一点，就要明天再起个早，重新来排队等候了!
把带来的一切文件证明、护照表格全都事先交给门卫室发号的中国 工作人员，我们十多个拿到号码的幸运者就跟着这位工作人员一起进入美 国使馆。面见室在一栋楼房的二楼。房间不小，至少四、五十平方公尺， 墙上是否有任何装饰现在已经完全忘记，只记得有一只电钟挂在墙上。很 可能当时神经已经十分紧张，所以也不会注意墙上还贴着挂着什么吧。
面见室前部大约四分一的面积是面见区，用一排屏风当着，等候者 是既看不见也听不见里面在做什么的。面见室其余四分之三的区域则是等 候区，一排排排着三、四排靠背折叠椅子，像一个小小的电影院一样，供 面见者等候、休息。
我们十几位面见者按带队工作人员的指示坐下之后，大家就开始悄 声交谈起来。我发现这天来参加面试的，大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去美国 探亲的，另一种就是跟我一样，想去美国留学的。其中有几位对使馆和签 证的情况比较熟悉，大概已经来过不止一次，算是识途的老马了。有人说: 今天面见的人数比较少，那是因为懂中文的领事今天有事不能来，来的是 不懂中文的副领事，要靠译员翻译，所以就慢了。还有人说:那位副领事 比较严格，有不少人以前都被他拒签了。也有人担心，美国使馆上午十一 点半下班，下午不面见，要是这十几个人上午面见不完，是不是会让我们 明天再来。于是，大家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也显然都有点忧心忡忡起来。
不一会，屏风里就出来一位中国工作人员，招呼第一号进去面谈了。 面谈的时间，每人长短不一:快的五、六分钟就出来了;慢的，半个钟头 还在里面不知做什么。我是倒数第二、三号，所以前面进去面谈的结果我 都知道，因为每当一个人面见结束，从屏风后面出来，大家就会围上去悄 声打听结果。据我统计，我前面十几位中，大约有一半面试通过，拿到了 签证，就兴高采烈、笑容满面，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离开了。还有一半， 一出来，从他们的面容就知道面试失败了。问原因，基本上都属于两种: 一种，说经济担保不够，所以拒签;另一种，说亲戚关系证明不全，要他 们补办好再来。
轮到我了，时针已经指着十一点钟。进了屏风，就看见一个长柜台， 齐腰高。柜台后站着一位不高的美国人，大约四、五十岁年纪，穿着很随 便，应该就是刚才人们议论说的副领事吧。傍边还有一位大约三、四十岁 的中国男雇员，大概就是翻译。我进去之后，美国人朝我点了一下头，算 是打招呼，就埋头翻看前面一堆文件。我一看，就是我进使馆时交给工作 人员的全部资料，包括我的护照、学历证明、申请表格和我小舅提供的担 保材料。
副领事一边翻看，一边用英语低声问旁边的翻译:“他是大学毕业 的吗?”但我听到了，也听懂了。翻译说:“是的。”一面还把我的毕业 文凭捡出来递给他，并说了大学的名称和我念的专业。
副领事又翻看我小舅的担保材料，对翻译说:“他的担保资金好像 不够。”意思是让译员把这个问题翻译给我听。但是，我也不但听到而且 听懂了!我想，糟糕!这不是前面几位被拒签的原因吗?
实际上，我开始申请去美留学时，小舅倒有很稳定、可靠的工作。 谁知还没有等我正式提交申请，我小舅就因为与老板发生矛盾主动辞职了。我去美国使馆申请签证时，他正在找工作呢!所以，副领事说我“经济担 保不够”，说实话，倒是十分实事求是的。
幸亏，我小舅在经济担保书上有一项填着:我到美以后可以为他打 工，用以交换他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
我还没等翻译把副领事的问话翻译给我听，就指着小舅表格上写着 的这一条，用英文对副领事说:“他不是说我可以为他工作吗?”
副领事听了既不点头，也不反驳，继续翻看我的文件。
忽然，他又用英文问翻译:“他怎么证明此人就是他舅舅呢?”这 个问题，我也听懂了!
我想，这下真的糟了!我没有办过任何我与小舅亲属关系的证明， 要是副领事要我回去办好再来，不但这一次来京算是白来了，而且小舅五 十年代初就已经离开大陆，以后几十年我们与他毫无来往，要办亲属关系 证明一定不是立时三刻就能办好的。说不定派出所、公安局还会推三阻四， 那么，搞三个月半年都不一定办得出来，这么一来，美国签证的事不就黄 掉了吗?经这一吓，我感到虽在北京的严冬，背上的冷汗却吓出来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回答。我还没等 翻译来得及把问题翻译给我，就指着我母亲的姓用英文说:
其实，这个回答实在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位副领事要反驳我太容 易了。他可以说:“难道说天下姓‘高’的就一定都是你舅舅吗?”我就 无话可说了。再说，小舅的“高”的拼法用的是美国拼法“Kao”，我母亲的“高”的拼法用的是拼音“Gao”。副领事也可以说:“你怎么证明 Kao 就是 Gao 呢?”我也会一时语塞的。
不料，那位副领事听了我有点勉强的蹩脚回答，竟然仍旧既不点头 也不反驳，继续低头翻看我的那堆文件。不过，我可以看出，这时，他实 际上不是真的在看文件，而只是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考虑要不要给我签证罢 了。
大约过了一分钟吧，副领事朝我点点头，说了一个“OK”，顺手就 在我的护照了盖了一个公章，然后，把我的护照递给了译员。于是，翻译 用中文告诉我，“可以了。下午一点半后去楼下领取护照和签证。”
我走出面试区，就像大梦初醒一样，有点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我 既有一种如获大赦的轻松感，又有一股喜出望外的幸运感。那时，在等候 区剩下还未接见的，只有一两个人了。他们紧张地等着下一个喊他们的号 码，已经没有兴趣上来问我面谈的结果了。
我走出美国使馆，在宽敞、空旷的大街上行走，反复回想那十分钟 面谈的过程，觉得非常奇怪:副领事提到的那两个十分充分而明显的理由， 以前已经用来拒签过好几位申请人了，为什么最后却都没有用来作为拒签 我的武器呢?
第一， 因为我有大学毕业学历。在整个面见过程中，关于我个人 情况，副领事问翻译的唯一问题就是我是否有大学毕业文 凭。可见这是他最关心的一点。当时，中国有很多年轻人有亲戚担保，想出国留学，但因为种种原因以前没有较好 的学历，于是美国签证官就会怀疑“留学”是否他们真正 的目的。
第二， 我直接用英文回答副领事的问题，使他相信，至少我是有 一点英语基础的。这也会增加他对我的信任感。
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如此顺利地通过了这次 签证面试。
在北京办签证时游览颐和园
很多年后了，在国内买到一本钱宁所写的《留学美国 —— 一个时代 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书中第 37 页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根据美方统计，美国驻华使馆 1979 年一年里共签 发了 523 个 F-1 签证。(F-1 签证，就是美国所谓的“学生签证”。我得 到的就是这种签证 —— 笔者注)”一九七九年，正是有案可查的、美国 给中国自费留学生签发留学签证的第一年。我正巧挤进了这首批 523 位赴 美留学的学生中!
签证拿到了。我的心也就定了。于是，在北京，有我堂弟陪同，去 了一趟长城和颐和园。回上海前，我想，反正签证已经到手，什么时候离 国已经不是关键问题了。于是，就买了一张机票，直飞兰州去探望我的弟 弟一家。从兰州，我再坐火车到西安，去看我妹妹一家。顺便也告诉我弟 弟、妹妹我得到美国签证的消息。回到上海，已经一月初了。我把喜信告 诉了父母，并打算过了春节再离沪去美。但是，我父母有“夜长梦多”之 虑，再三催促我早点离开，于是我就在一九八 0 年二月八日，春节前一星 期，乘中国民航先飞日本东京，再换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注 6)的飞机直 飞纽约，踏上了美国国土，就此翻开了我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后半生的新一 页。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次站在岔路口。这时，面对的是通向林 中深处的双叉路、三岔路，甚至多岔路。路的尽头是难以望见的，每个人 只能凭自己的感觉、经验、常识、判断力或者猜测力来作出决定，去选择 其中看上去最美好的一条道路来走，因为，一个人不但无法同时走两条道， 而且，很多时候，连以后回头选择别的道路重新走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而被我们多少都带有一点盲目性选中的道路是不是一定都是康庄大道呢? 会不会是一条羊肠小道或者崎岖小径，甚至是条死胡同呢?在选择之前， 谁都不知道。现在，我已逐渐走到了所选道路的终点。我常会伫立不前、 冥思遐想:
“要是当初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现在将会怎么样?” （全文完）
离沪赴美留学当天早上为我送行的部分亲友
前排左起:侄子一帆、母亲、外甥女毛毛、父亲、堂弟大进、堂弟徐青
后排左起:八姑夫、表妹沈珊、三叔叔、表弟沈钜、堂妹家瑞、八姑母、堂妹家洪、 堂弟家秋、弟弟家树、堂弟家尧、妹妹家和、老佣李伯雄、我 (1980 年 2 月 8 日清晨摄于上海江苏路 284 弄 16 号院子里)
那天送行者远远不止这些，还有 73 届学生赵建国、陆学成;78 届学生石庆丰、刘承杰;
老同学叶世坚、鲍久师;同事童学仁、李家驹、姜永龙;
弟弟家汇、弟媳容容、同婶娘、 同叔叔、堂妹家国;
朋友庄君毅，等。不知为何都不在照相内。
这张照片因冲洗技术事故，成了这副样子，看来倒好像留在脑海中的模糊印象
二 0 一八年九月初稿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修改定稿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注 6: “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或 Pan American Airways，缩 写成 Pan Am。是于 1927 年成立的一家美国航空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 公司之一。1991 年 12 月宣告破产关闭。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的校址应该是在上海美术制片厂和梅村之间一个曾叫＂胡公馆＂的大楼里，胡公馆私人遊泳池后来改成静安区工人遊泳池。我初中和胡家公子同班，同一学习小组，每周有几次在他家一起做功课，常有蛋糕，小冰磚招待。到美国后才知道胡公馆主人，是日伪时期的上海市伪市长。我们弄堂＂中行别业＂在美术电影厂对面。
东“。至于以前是否”胡公馆“，我却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不会吧，因为1）76号没有游泳池；2）76号在抗战是是特务机关，不可能同时做”市长公馆“。3）敌伪期间没有姓胡的市长。有一个姓吴的，抗战后就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关到死于狱中。建东也在美影厂对面，与中行别业一排。我们的学生有1/3来自于中行别业。
是在56，57年间。大约？58年左右胡家搬出胡公馆，建东中学就搬到胡公馆。胡公馆并不沿街，从万航渡路要走一条小路进去一，两百米才到胡公馆。建东从胡公绾再搬到76号，应是在文革时期。至于伪市长一说，是同弄堂同中学同学谈及的，我有机会再求证一下。他当时是指名道姓的，可是我没记住。我儿子80年前后在中行别业读小学，被选为游泳培养苗子，就是在胡公馆那个泳池里由专业教练训练的。
在76号呆到80年初离国。你说的“胡公馆”后来就成了梵航渡路小学。至于他们是否建了个泳池，或许后来又变成了工人游泳池，我就不得而知了。建东的前世今生在我的《山居续忆》第十一章《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那篇文章里有较详细叙述。可去一读。
去泳池要从那条弄堂进去。因为变成不同单位了，泳池和建东应该改建成相互隔的建筑，不在建东校园内了。不过我没有亲自进弄堂去过泳池。但弄堂门口的牌子我是不会记错的。我61年去北京读大学，那时好像还没有俱乐部，是60年代中暑假回沪看见的牌子。这个时间上的界限在记忆中比较磨糊。
中将司令。三个人都因为憎恶国民党腐败自愿选择大陆生活。后来父亲文革前去世躲过一劫，姐弟俩文革吃尽苦头。她对我妈妈说她想死，吓得我妈妈不敢再联系。文革后我考上研究生找到她，已经重度强迫症，天天说有人偷她钱，一生郁郁寡欢。我出国后不久姐弟俩相继去世。凄凄惨惨戚戚。
第二十七章
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 回忆我当年是怎么会去美国的
徐家祯
（四）
（接上文）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正式建交。到那年十二月，全国还只有北京 一个美国大使馆，其他地方的领事馆都尚未设立，所以，要办签证，就得 上北京去一次，因为申请美国签证是要面试的。不像有些国家，只要递交 书面文件、证明，在家等候结果即可。
去北京办美国签证时与十六叔叔和十六婶娘合影
(1979 年 12 月摄于北京十六叔叔家)
记得护照到手大概是十二月初吧，准备材料、购买车票、增添厚衣 服，大概总要一星期，所以，应该是十二月中旬以后才离沪去京的。幸亏 我有一位堂叔，五十年代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当医生，我可 以在他家里落脚。
到了北京才知道美国大使馆在十二月下旬就要关门过圣诞节了，要 是不赶在关门前办好，那就要等到明年一月份大使馆重新开馆办公才能去 申请签证了。
美国大使馆和大多数其他使馆一样，都在北京的使馆区。北京我以 前去旅行过，使馆区当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去。进了大使馆，就像跨出了国门进入别国一样了。以前一般老百姓既无出国的可能，当然也就没有 必要去使馆区了。
七九年，出国探亲和留学还是新鲜事，知道的人不多，申请的人当 然就更少了。但因为全国只有北京一个使馆，所有因公因私要办美国签证 的人都要到北京来申请，所以，人数也不会很少了。我堂叔告诉我，办签 证的手续是:前一天先到大使馆门口警卫室去索讨签证申请表。回来把表 填写好。第二天要起一个大早，在没有开门前就到使馆门口排队、交表、 拿号。因为据说，使馆只在每天上午面试至多二十人。没有拿到号码的， 只能明天请早，重新来等候取号了。
在北京办赴美签证时游览长城
(1979 年 12 月摄于北京)
北京气温明显比上海低得多。幸好我在北京的几天，天气都晴好， 空气很清新。那时，还没听说雾霾这回事。第二天一大清早，太阳还未升 起，我就带着填好的表格和我认为必须带去的文件，跟上班、上课的北京 人一起，挤上公共汽车到美国使馆去了。一路只见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围着围巾，戴着棉帽或皮帽，在树枝光秃、寒风凛冽的马路上步行或骑车 去上班。北京的街道比上海的宽敞，尤其使馆区一带，非常干净、宽阔和 整齐。跟上海上班时马路上的拥挤不堪、杂乱无章，有点不一样。
到使馆门口大概不到七点半吧，门口已经挤着十多个人了，大部分 是年轻人。八点或八点半开门发号，我拿到的是倒数第二或第三号。要是 再晚一点，就要明天再起个早，重新来排队等候了!
把带来的一切文件证明、护照表格全都事先交给门卫室发号的中国 工作人员，我们十多个拿到号码的幸运者就跟着这位工作人员一起进入美 国使馆。面见室在一栋楼房的二楼。房间不小，至少四、五十平方公尺， 墙上是否有任何装饰现在已经完全忘记，只记得有一只电钟挂在墙上。很 可能当时神经已经十分紧张，所以也不会注意墙上还贴着挂着什么吧。
面见室前部大约四分一的面积是面见区，用一排屏风当着，等候者 是既看不见也听不见里面在做什么的。面见室其余四分之三的区域则是等 候区，一排排排着三、四排靠背折叠椅子，像一个小小的电影院一样，供 面见者等候、休息。
我们十几位面见者按带队工作人员的指示坐下之后，大家就开始悄 声交谈起来。我发现这天来参加面试的，大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去美国 探亲的，另一种就是跟我一样，想去美国留学的。其中有几位对使馆和签 证的情况比较熟悉，大概已经来过不止一次，算是识途的老马了。有人说: 今天面见的人数比较少，那是因为懂中文的领事今天有事不能来，来的是 不懂中文的副领事，要靠译员翻译，所以就慢了。还有人说:那位副领事 比较严格，有不少人以前都被他拒签了。也有人担心，美国使馆上午十一 点半下班，下午不面见，要是这十几个人上午面见不完，是不是会让我们 明天再来。于是，大家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也显然都有点忧心忡忡起来。
不一会，屏风里就出来一位中国工作人员，招呼第一号进去面谈了。 面谈的时间，每人长短不一:快的五、六分钟就出来了;慢的，半个钟头 还在里面不知做什么。我是倒数第二、三号，所以前面进去面谈的结果我 都知道，因为每当一个人面见结束，从屏风后面出来，大家就会围上去悄 声打听结果。据我统计，我前面十几位中，大约有一半面试通过，拿到了 签证，就兴高采烈、笑容满面，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离开了。还有一半， 一出来，从他们的面容就知道面试失败了。问原因，基本上都属于两种: 一种，说经济担保不够，所以拒签;另一种，说亲戚关系证明不全，要他 们补办好再来。
轮到我了，时针已经指着十一点钟。进了屏风，就看见一个长柜台， 齐腰高。柜台后站着一位不高的美国人，大约四、五十岁年纪，穿着很随 便，应该就是刚才人们议论说的副领事吧。傍边还有一位大约三、四十岁 的中国男雇员，大概就是翻译。我进去之后，美国人朝我点了一下头，算 是打招呼，就埋头翻看前面一堆文件。我一看，就是我进使馆时交给工作 人员的全部资料，包括我的护照、学历证明、申请表格和我小舅提供的担 保材料。
副领事一边翻看，一边用英语低声问旁边的翻译:“他是大学毕业 的吗?”但我听到了，也听懂了。翻译说:“是的。”一面还把我的毕业 文凭捡出来递给他，并说了大学的名称和我念的专业。
副领事又翻看我小舅的担保材料，对翻译说:“他的担保资金好像 不够。”意思是让译员把这个问题翻译给我听。但是，我也不但听到而且 听懂了!我想，糟糕!这不是前面几位被拒签的原因吗?
实际上，我开始申请去美留学时，小舅倒有很稳定、可靠的工作。 谁知还没有等我正式提交申请，我小舅就因为与老板发生矛盾主动辞职了。我去美国使馆申请签证时，他正在找工作呢!所以，副领事说我“经济担 保不够”，说实话，倒是十分实事求是的。
幸亏，我小舅在经济担保书上有一项填着:我到美以后可以为他打 工，用以交换他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
我还没等翻译把副领事的问话翻译给我听，就指着小舅表格上写着 的这一条，用英文对副领事说:“他不是说我可以为他工作吗?”
副领事听了既不点头，也不反驳，继续翻看我的文件。
忽然，他又用英文问翻译:“他怎么证明此人就是他舅舅呢?”这 个问题，我也听懂了!
我想，这下真的糟了!我没有办过任何我与小舅亲属关系的证明， 要是副领事要我回去办好再来，不但这一次来京算是白来了，而且小舅五 十年代初就已经离开大陆，以后几十年我们与他毫无来往，要办亲属关系 证明一定不是立时三刻就能办好的。说不定派出所、公安局还会推三阻四， 那么，搞三个月半年都不一定办得出来，这么一来，美国签证的事不就黄 掉了吗?经这一吓，我感到虽在北京的严冬，背上的冷汗却吓出来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回答。我还没等 翻译来得及把问题翻译给我，就指着我母亲的姓用英文说:
“他们不是都姓‘高’吗?”其实，这个回答实在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位副领事要反驳我太容 易了。他可以说:“难道说天下姓‘高’的就一定都是你舅舅吗?”我就 无话可说了。再说，小舅的“高”的拼法用的是美国拼法“Kao”，我母亲的“高”的拼法用的是拼音“Gao”。副领事也可以说:“你怎么证明 Kao 就是 Gao 呢?”我也会一时语塞的。
不料，那位副领事听了我有点勉强的蹩脚回答，竟然仍旧既不点头 也不反驳，继续低头翻看我的那堆文件。不过，我可以看出，这时，他实 际上不是真的在看文件，而只是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考虑要不要给我签证罢 了。
大约过了一分钟吧，副领事朝我点点头，说了一个“OK”，顺手就 在我的护照了盖了一个公章，然后，把我的护照递给了译员。于是，翻译 用中文告诉我，“可以了。下午一点半后去楼下领取护照和签证。”
我的面谈，前后总共大约只有十分钟吧。我走出面试区，就像大梦初醒一样，有点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我 既有一种如获大赦的轻松感，又有一股喜出望外的幸运感。那时，在等候 区剩下还未接见的，只有一两个人了。他们紧张地等着下一个喊他们的号 码，已经没有兴趣上来问我面谈的结果了。
我走出美国使馆，在宽敞、空旷的大街上行走，反复回想那十分钟 面谈的过程，觉得非常奇怪:副领事提到的那两个十分充分而明显的理由， 以前已经用来拒签过好几位申请人了，为什么最后却都没有用来作为拒签 我的武器呢?
我前思后想、反复分析，只能想出两个可能性:第一， 因为我有大学毕业学历。在整个面见过程中，关于我个人 情况，副领事问翻译的唯一问题就是我是否有大学毕业文 凭。可见这是他最关心的一点。当时，中国有很多年轻人有亲戚担保，想出国留学，但因为种种原因以前没有较好 的学历，于是美国签证官就会怀疑“留学”是否他们真正 的目的。
第二， 我直接用英文回答副领事的问题，使他相信，至少我是有 一点英语基础的。这也会增加他对我的信任感。
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如此顺利地通过了这次 签证面试。
在北京办签证时游览颐和园
(1979 年 12 月摄于北京)
很多年后了，在国内买到一本钱宁所写的《留学美国 —— 一个时代 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书中第 37 页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根据美方统计，美国驻华使馆 1979 年一年里共签 发了 523 个 F-1 签证。(F-1 签证，就是美国所谓的“学生签证”。我得 到的就是这种签证 —— 笔者注)”一九七九年，正是有案可查的、美国 给中国自费留学生签发留学签证的第一年。我正巧挤进了这首批 523 位赴 美留学的学生中!
签证拿到了。我的心也就定了。于是，在北京，有我堂弟陪同，去 了一趟长城和颐和园。回上海前，我想，反正签证已经到手，什么时候离 国已经不是关键问题了。于是，就买了一张机票，直飞兰州去探望我的弟 弟一家。从兰州，我再坐火车到西安，去看我妹妹一家。顺便也告诉我弟 弟、妹妹我得到美国签证的消息。回到上海，已经一月初了。我把喜信告 诉了父母，并打算过了春节再离沪去美。但是，我父母有“夜长梦多”之 虑，再三催促我早点离开，于是我就在一九八 0 年二月八日，春节前一星 期，乘中国民航先飞日本东京，再换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注 6)的飞机直 飞纽约，踏上了美国国土，就此翻开了我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后半生的新一 页。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次站在岔路口。这时，面对的是通向林 中深处的双叉路、三岔路，甚至多岔路。路的尽头是难以望见的，每个人 只能凭自己的感觉、经验、常识、判断力或者猜测力来作出决定，去选择 其中看上去最美好的一条道路来走，因为，一个人不但无法同时走两条道， 而且，很多时候，连以后回头选择别的道路重新走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而被我们多少都带有一点盲目性选中的道路是不是一定都是康庄大道呢? 会不会是一条羊肠小道或者崎岖小径，甚至是条死胡同呢?在选择之前， 谁都不知道。现在，我已逐渐走到了所选道路的终点。我常会伫立不前、 冥思遐想:
“要是当初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现在将会怎么样?” （全文完）
离沪赴美留学当天早上为我送行的部分亲友
前排左起:侄子一帆、母亲、外甥女毛毛、父亲、堂弟大进、堂弟徐青
后排左起:八姑夫、表妹沈珊、三叔叔、表弟沈钜、堂妹家瑞、八姑母、堂妹家洪、 堂弟家秋、弟弟家树、堂弟家尧、妹妹家和、老佣李伯雄、我
(1980 年 2 月 8 日清晨摄于上海江苏路 284 弄 16 号院子里)
那天送行者远远不止这些，还有 73 届学生赵建国、陆学成;78 届学生石庆丰、刘承杰;
老同学叶世坚、鲍久师;同事童学仁、李家驹、姜永龙;
弟弟家汇、弟媳容容、同婶娘、 同叔叔、堂妹家国;
朋友庄君毅，等。不知为何都不在照相内。
这张照片因冲洗技术事故，成了这副样子，看来倒好像留在脑海中的模糊印象
二 0 一八年九月初稿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修改定稿
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注 6: “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或 Pan American Airways，缩 写成 Pan Am。是于 1927 年成立的一家美国航空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 公司之一。1991 年 12 月宣告破产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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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诗歌》：20: 这些长眠者的血管，与我一样 《山居续忆》：第二十七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回忆我当年是怎么会去美国的 （三） 《更多的诗歌》：19: 现在，嘈杂声都已停止 《山居续忆》：第二十七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回忆我当年是怎么会去美国的 （二） 《更多的诗歌》：18: 五月与年轻真让人高兴的校址应该是在上海美术制片厂和梅村之间一个曾叫＂胡公馆＂的大楼里，胡公馆私人遊泳池后来改成静安区工人遊泳池。我初中和胡家公子同班，同一学习小组，每周有几次在他家一起做功课，常有蛋糕，小冰磚招待。到美国后才知道胡公馆主人，是日伪时期的上海市伪市长。我们弄堂＂中行别业＂在美术电影厂对面。
东“。至于以前是否”胡公馆“，我却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不会吧，因为1）76号没有游泳池；2）76号在抗战是是特务机关，不可能同时做”市长公馆“。3）敌伪期间没有姓胡的市长。有一个姓吴的，抗战后就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关到死于狱中。建东也在美影厂对面，与中行别业一排。我们的学生有1/3来自于中行别业。
是在56，57年间。大约？58年左右胡家搬出胡公馆，建东中学就搬到胡公馆。胡公馆并不沿街，从万航渡路要走一条小路进去一，两百米才到胡公馆。建东从胡公绾再搬到76号，应是在文革时期。至于伪市长一说，是同弄堂同中学同学谈及的，我有机会再求证一下。他当时是指名道姓的，可是我没记住。我儿子80年前后在中行别业读小学，被选为游泳培养苗子，就是在胡公馆那个泳池里由专业教练训练的。
在76号呆到80年初离国。你说的“胡公馆”后来就成了梵航渡路小学。至于他们是否建了个泳池，或许后来又变成了工人游泳池，我就不得而知了。建东的前世今生在我的《山居续忆》第十一章《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那篇文章里有较详细叙述。可去一读。
去泳池要从那条弄堂进去。因为变成不同单位了，泳池和建东应该改建成相互隔的建筑，不在建东校园内了。不过我没有亲自进弄堂去过泳池。但弄堂门口的牌子我是不会记错的。我61年去北京读大学，那时好像还没有俱乐部，是60年代中暑假回沪看见的牌子。这个时间上的界限在记忆中比较磨糊。
中将司令。三个人都因为憎恶国民党腐败自愿选择大陆生活。后来父亲文革前去世躲过一劫，姐弟俩文革吃尽苦头。她对我妈妈说她想死，吓得我妈妈不敢再联系。文革后我考上研究生找到她，已经重度强迫症，天天说有人偷她钱，一生郁郁寡欢。我出国后不久姐弟俩相继去世。凄凄惨惨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