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山东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中，饶漱石、康生以“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大帽子强加于人，从而全盘否定山东党的工作，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实于党和人民，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致使当时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大范围继续发展，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正常进行。
1982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在京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强烈要求对这一段历史重新予以公正评价。我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和受害人之一，有责任、有必要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一）从头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对土地政策作了调整。1946年，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制定了顺应历史发展的《五四指示》。我和邓子恢、薄一波等同志参加了这一历史文献的起草工作。《五四指示》的核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尚未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五四指示》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一般的应采取用调解仲裁方式……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照顾……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实践证明：《五四指示》的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党中央对其一直是肯定的，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
《五四指示》下发时，我尚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会议，饶漱石在东北亦未回来，陈毅同志在山东主持工作，召集各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传达、讨论了中央《五四指示》。陈毅同志介绍了过去在江西苏区土改时期“左”倾错误带来的危害和教训，指出：“千万不要再走王明‘左，倾的老路，不要造成‘赤白对立”’。陈毅同志的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我从延安返回后听魏文伯（时任华东局秘书长）同志介绍后，也是十分赞成陈毅同志意见的。我回到山东后不久，华东局即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结合山东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况，并采纳了陈毅同志的意见，讨论制定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即华东局《九一指示》），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随后，我们组织了土改工作团，在山东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年底，已有1000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成绩是很显著的。
（二）饶康肆虐
1947年，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康生也从延安来到山东。饶漱石和康生并非不知道当时的土改形势，康生在延安还参加了《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但是，他们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当面问饶漱石：“过去白区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农路线’整人；苏区土改中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人，也是以反‘富农路线’为口号的。你们说山东搞的是‘富农路线’，那么，你说的这个‘富农路线’究竟是什么？”饶漱石听了，吱吱唔唔的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尽管如此，华东局在19417年2月2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生产的指示》中，仍然说山东土改有“富农路线倾向”，要求各地纠正。接着，在饶漱石、康生把持下，华东局于五六七3个月，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反对“富农路线”的指示。华东局《七、七指示》发出后，致使山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高峰。
由于强调“贫雇农当家”，党政组织“向贫雇农交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严重削弱了党的组织领导，使许多过激的行动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纠正。土改中层层成分升级，小地主变成大地主，富农变成地主，中农变成富农，大大扩大了打击面；对封建地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地出门，不给出路，即使是抗日战争期间支持过我们的开明士绅亦不例外，严重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乱抓、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相当普遍。把许多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向了反面，给山东的土地改革和自卫战争增加了很多困难。
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不但不纠正，反而在7月7日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地主、富农在土改中杀我们1个人，我们就要杀死他们10个人；如杀死我们10个人，我们就杀他们1000人。”“一锅端（指抓、杀全家），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他还在胶东区土改大会上说：“有的同志提什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他甚至主张把资本家的房屋也分给贫雇农，说：“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
1947年，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党中央为了纠正土地改革当中的“左”倾错误，连续下发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下发了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了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并重新颁发了1933年党中央关于土地政策问题的两个文件，再三要求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就在中央如此三令五申之下，饶漱石仍然把山东土地改革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现象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同志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一直到1948年二、三月份，华东局依然把反对“富农路线”和反右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并把“搬石头”（他们把他们认为不听话的干部称作拦路的石头，搬石头就是要撤掉这些干部，这是康生惯用的整人手法）进一步推向大区负责人。
康生一到山东就说：“我还在延安就听说，山东有两个娃娃；我在来山东的路上，又听说这两个娃娃。我到了山东，见了胶东的林浩，渤海的景晓村，果然是两个娃娃。三十而立嘛，不到三十岁，上帝允许说胡话，说胡话上帝也不会怪罪”。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两位干部。
林浩同志当时担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暨第九纵队政委，景晓村同志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暨第十纵队政委。他们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经是党的骨干。在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当时，林浩同志担任济南高中党支部书记，景晓村同志也担任过济南乡村师范党支部书记，他们在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的工作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林浩同志从1936年起，就担起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重担，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景晓村同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时年仅20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清河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中共清河区党委书记等职。他们都是经过了党的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长期锻炼和考验的，实践证明，他们是称职的好干部。
被饶漱石和康生当做“石头”搬掉的，除了林浩、景晓村同志，还有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霍士廉、行署主任马馥塘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好干部，他们从军有战绩，从政有政绩，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在群众中有威信。比如，李人凤同志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带领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奔赴胶济铁路迎击日军，首创我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武装的抗日战绩。他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团长、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曾被日军的阻击兵击中左上臂主动脉，险遭不幸。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亦有卓越贡献。他曾任清河区专员公署专员、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在垦区灭蝗运动中，他常常几天不合眼，身先士卒扑在灭蝗第一线，从此结束了山东乃至华北地区连年蝗灾泛滥的历史。马馥塘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徂徕山起义时，两手空空的担任起义部队的经理部（供给部）主任。起初弄不到给养，急得直哭，把自己的一点钱全部掏出来买成红薯干分给大家，自己却饿肚子。为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然而，康生一来，他们全部被当做“石头”搬掉了。同时，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和调离。饶漱石、康生还在一些地区搞“倒竖宝塔”，把党的领导干部放在基层，而把贫雇农或基层工作人员一下子拿到领导岗位上来，致使党的干部队伍混乱不堪。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致刘少奇同志电中说：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东北、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在中央的再三批评下，直到1948年7月份，山东土改中的“左”倾现象才受到遏制。但是，做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和“中央代表”康生非但未作只字的检讨，反而变本加利地继续压制、迫害那些事实已经证明被他们整错了的干部。
（三）欲加之罪
从1947年6月批判“富农路线”开始，对我的批判不断升级。到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形成《决议》时，我的“罪名”已不下十余种。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定罪的唯一根据就是：定什么罪能打倒你，你就有什么罪；中央反对什么错误倾向，你就是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便给我加了一条“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后来反铁托，又说我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近似铁托的错误”，荒唐之至。这个《决议》是由康生直接起草，又经饶漱石反复修改而成的。《决议》对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仅仅说成是一般性的问题，说成是领导不强，水平不高，经验不足，认识不深等等。而对于山东党的工作却以极不公正的态度全面否定。
我从1936年奉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命令到山东，一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1938年徂徕山起义之后，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根据我的要求，亲自指示派遣军政干部支援山东，并给山东配备了电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山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始终都是在党中央的一盘棋上的。山东根据地向全国各个战场和兄弟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和物资，还向延安中央根据地输送过资金和物资。罗荣桓同志奉命北上时，山东抽调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1947年冬天，山东人民为二、四野战军赶制军衣，妇孺齐上阵，挑灯夜战，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上缴了75万套棉军衣和140万套单军衣。仅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有59万人参军，支前民工达700万之多。山东根据地对战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曾经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再表扬。在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人中间，也一直是团结合作的。朱瑞、徐向前、罗荣桓、萧华等同志，都在山东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所谓“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说法。
饶漱石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显然缺乏起码的政治胸怀，这和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是无法相比的。他下车伊始，就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象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有几个同志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饶漱石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以后我们一起共事，我介绍一下我的脾气，和我在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象训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这几个同志敢怒不敢言，愤愤地说：“见面就给下马威，在延安哪里见过这样的领导。”
在华东局负责人小组会上，饶漱石指责我“拒绝华东局正确领导”，列举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1945年底，李先念、王震同志的部队在豫鄂地区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供应困难，急需用款。周恩来同志电令山东立即筹款送到南京。饶漱石接到电报后，把我和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叫到他的屋里，讲了这件事，说研究研究，就提起个马灯贴在地图上找先念同志部队的位置，一找找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兼任山东财委书记，筹款的事需要我去落实，还要安排到南京送款，时间非常紧急。我们等了半天，看他还找不到，就说：“具体地方叫参谋找吧，是不是先把筹款的事定下来？”谁想到饶漱石竟认为我是在嘲笑他，当时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另一件事是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并办公时，华中军区机要科长肖光同志向我反映了一些机要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听了之后即向饶漱石建议：毛主席经常在电报中强调注意机要保密工作，两个机关合到一起了，是否立一个统一的机要规则？饶漱石表示同意。于是我拟了一个规则，其中讲到看了电报后应按照机要工作的规定处理，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饶漱石看了以后连连说好，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谁知道他竟认为“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是专门针对他写的，认为我是故意给他难堪，早在心里记了一笔小帐。两年之后，他对这两件事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成了我“拒绝华东局正确领导”的“证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抗战胜利后不久，有一位年轻干部在布置会场时自作主张贴了一条宣扬我个人的错误标语，由于发现得早，会前就撕掉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这件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然而，饶漱石听说后便借此大作文章。他在和山东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借题发挥，说：“人家到处挂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万岁哩。”“省府有黎玉派哩。”挑拨我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系。我听说后十分气愤，在会上当场问他，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有此事，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竟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饶漱石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事还小，挑拨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的关系就更不应该了。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讲“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其实从1945年冬新四军一到山东，我就对谭震林同志表示将全力支援新四军的兵员给养。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山东根据地的主食是玉米面，只有很少的白面和小米，没有大米（当时山东根据地不出产大米）。考虑到新四军南方同志多，吃不惯玉米面，我们就动员大家只吃粗粮（玉米面），省下细粮（小米、白面）给新四军的同志。当然，在战争环境下，部队作战机动多变，一时粮食供应不上的情况总是有的，但是这绝不是“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至于兵员补充，几乎全部来自山东；说发装备有好坏，更是无中生有。陈毅同志说得好：“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我觉得，这话是符合实情的，是公道的。
后来有同志对我说，饶漱石、康生这样不讲理，你为什么不和他们斗，反而要违心的作检查呢？我想，道理很简单。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磨擦产生；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以后是华东军区副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康生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历史功过，自有人民评说。当年康饶迫害山东干部问题，如今党中央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推倒了康饶的欲加之罪，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
1949年3月，我随华东局南下，从此离开了工作了13年的山东。
文革串联期间, 我在上海街头看到揭发魏文伯(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大字报。里面说, 魏文伯在文革刚发动时发牢骚说: " 主席这个人哪, 就是见不得老百姓吃饱饭。 这不, 才消停不到几天, 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自诩“马克思+秦始皇”，他犯罪是有深刻思想根源的。他从小崇拜商鞅，践行“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少年就作文歌颂商鞅和秦制，立志要“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
为了解放全人类，勒紧裤腰带心里甜。
我们老家就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人都说他命大，差一点就被毙了！
1947年山东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中，饶漱石、康生以“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大帽子强加于人，从而全盘否定山东党的工作，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实于党和人民，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致使当时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大范围继续发展，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正常进行。
1982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在京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强烈要求对这一段历史重新予以公正评价。我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和受害人之一，有责任、有必要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一）从头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益迫切，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对土地政策作了调整。1946年，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制定了顺应历史发展的《五四指示》。我和邓子恢、薄一波等同志参加了这一历史文献的起草工作。《五四指示》的核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尚未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五四指示》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一般的应采取用调解仲裁方式……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照顾……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实践证明：《五四指示》的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党中央对其一直是肯定的，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
《五四指示》下发时，我尚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会议，饶漱石在东北亦未回来，陈毅同志在山东主持工作，召集各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传达、讨论了中央《五四指示》。陈毅同志介绍了过去在江西苏区土改时期“左”倾错误带来的危害和教训，指出：“千万不要再走王明‘左，倾的老路，不要造成‘赤白对立”’。陈毅同志的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我从延安返回后听魏文伯（时任华东局秘书长）同志介绍后，也是十分赞成陈毅同志意见的。我回到山东后不久，华东局即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结合山东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况，并采纳了陈毅同志的意见，讨论制定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即华东局《九一指示》），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随后，我们组织了土改工作团，在山东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6年底，已有1000多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成绩是很显著的。
（二）饶康肆虐
1947年，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康生也从延安来到山东。饶漱石和康生并非不知道当时的土改形势，康生在延安还参加了《五四指示》的起草工作。但是，他们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当面问饶漱石：“过去白区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农路线’整人；苏区土改中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人，也是以反‘富农路线’为口号的。你们说山东搞的是‘富农路线’，那么，你说的这个‘富农路线’究竟是什么？”饶漱石听了，吱吱唔唔的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尽管如此，华东局在19417年2月2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生产的指示》中，仍然说山东土改有“富农路线倾向”，要求各地纠正。接着，在饶漱石、康生把持下，华东局于五六七3个月，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反对“富农路线”的指示。华东局《七、七指示》发出后，致使山东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高峰。
由于强调“贫雇农当家”，党政组织“向贫雇农交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严重削弱了党的组织领导，使许多过激的行动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纠正。土改中层层成分升级，小地主变成大地主，富农变成地主，中农变成富农，大大扩大了打击面；对封建地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扫地出门，不给出路，即使是抗日战争期间支持过我们的开明士绅亦不例外，严重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乱抓、乱斗、乱打、乱杀的现象相当普遍。把许多本来可以团结的人推向了反面，给山东的土地改革和自卫战争增加了很多困难。
饶漱石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不但不纠正，反而在7月7日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地主、富农在土改中杀我们1个人，我们就要杀死他们10个人；如杀死我们10个人，我们就杀他们1000人。”“一锅端（指抓、杀全家），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他还在胶东区土改大会上说：“有的同志提什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他甚至主张把资本家的房屋也分给贫雇农，说：“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
1947年，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党中央为了纠正土地改革当中的“左”倾错误，连续下发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下发了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发了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并重新颁发了1933年党中央关于土地政策问题的两个文件，再三要求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就在中央如此三令五申之下，饶漱石仍然把山东土地改革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现象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同志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一直到1948年二、三月份，华东局依然把反对“富农路线”和反右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并把“搬石头”（他们把他们认为不听话的干部称作拦路的石头，搬石头就是要撤掉这些干部，这是康生惯用的整人手法）进一步推向大区负责人。
康生一到山东就说：“我还在延安就听说，山东有两个娃娃；我在来山东的路上，又听说这两个娃娃。我到了山东，见了胶东的林浩，渤海的景晓村，果然是两个娃娃。三十而立嘛，不到三十岁，上帝允许说胡话，说胡话上帝也不会怪罪”。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两位干部。
林浩同志当时担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暨第九纵队政委，景晓村同志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兼渤海军区政委暨第十纵队政委。他们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在抗战前就已经是党的骨干。在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继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当时，林浩同志担任济南高中党支部书记，景晓村同志也担任过济南乡村师范党支部书记，他们在恢复和重建山东党的工作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林浩同志从1936年起，就担起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重担，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景晓村同志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时年仅20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清河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中共清河区党委书记等职。他们都是经过了党的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长期锻炼和考验的，实践证明，他们是称职的好干部。
被饶漱石和康生当做“石头”搬掉的，除了林浩、景晓村同志，还有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行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鲁中区党委副书记霍士廉、行署主任马馥塘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好干部，他们从军有战绩，从政有政绩，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在群众中有威信。比如，李人凤同志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带领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奔赴胶济铁路迎击日军，首创我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武装的抗日战绩。他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团长、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曾被日军的阻击兵击中左上臂主动脉，险遭不幸。他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亦有卓越贡献。他曾任清河区专员公署专员、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在垦区灭蝗运动中，他常常几天不合眼，身先士卒扑在灭蝗第一线，从此结束了山东乃至华北地区连年蝗灾泛滥的历史。马馥塘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徂徕山起义时，两手空空的担任起义部队的经理部（供给部）主任。起初弄不到给养，急得直哭，把自己的一点钱全部掏出来买成红薯干分给大家，自己却饿肚子。为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然而，康生一来，他们全部被当做“石头”搬掉了。同时，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和调离。饶漱石、康生还在一些地区搞“倒竖宝塔”，把党的领导干部放在基层，而把贫雇农或基层工作人员一下子拿到领导岗位上来，致使党的干部队伍混乱不堪。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致刘少奇同志电中说：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东北、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在中央的再三批评下，直到1948年7月份，山东土改中的“左”倾现象才受到遏制。但是，做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和“中央代表”康生非但未作只字的检讨，反而变本加利地继续压制、迫害那些事实已经证明被他们整错了的干部。
（三）欲加之罪
从1947年6月批判“富农路线”开始，对我的批判不断升级。到1948年12月华东局扩大会议形成《决议》时，我的“罪名”已不下十余种。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定罪的唯一根据就是：定什么罪能打倒你，你就有什么罪；中央反对什么错误倾向，你就是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便给我加了一条“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后来反铁托，又说我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近似铁托的错误”，荒唐之至。这个《决议》是由康生直接起草，又经饶漱石反复修改而成的。《决议》对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仅仅说成是一般性的问题，说成是领导不强，水平不高，经验不足，认识不深等等。而对于山东党的工作却以极不公正的态度全面否定。
我从1936年奉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命令到山东，一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1938年徂徕山起义之后，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根据我的要求，亲自指示派遣军政干部支援山东，并给山东配备了电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根据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山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始终都是在党中央的一盘棋上的。山东根据地向全国各个战场和兄弟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和物资，还向延安中央根据地输送过资金和物资。罗荣桓同志奉命北上时，山东抽调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1947年冬天，山东人民为二、四野战军赶制军衣，妇孺齐上阵，挑灯夜战，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上缴了75万套棉军衣和140万套单军衣。仅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有59万人参军，支前民工达700万之多。山东根据地对战争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曾经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再表扬。在山东根据地的领导人中间，也一直是团结合作的。朱瑞、徐向前、罗荣桓、萧华等同志，都在山东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所谓“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说法。
饶漱石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显然缺乏起码的政治胸怀，这和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是无法相比的。他下车伊始，就说“我一进山东就觉得山东党气味不对，象进了茅房一样臭气冲天！”有几个同志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饶漱石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以后我们一起共事，我介绍一下我的脾气，和我在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象训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这几个同志敢怒不敢言，愤愤地说：“见面就给下马威，在延安哪里见过这样的领导。”
在华东局负责人小组会上，饶漱石指责我“拒绝华东局正确领导”，列举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1945年底，李先念、王震同志的部队在豫鄂地区受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供应困难，急需用款。周恩来同志电令山东立即筹款送到南京。饶漱石接到电报后，把我和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叫到他的屋里，讲了这件事，说研究研究，就提起个马灯贴在地图上找先念同志部队的位置，一找找了很长时间。我当时兼任山东财委书记，筹款的事需要我去落实，还要安排到南京送款，时间非常紧急。我们等了半天，看他还找不到，就说：“具体地方叫参谋找吧，是不是先把筹款的事定下来？”谁想到饶漱石竟认为我是在嘲笑他，当时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另一件事是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并办公时，华中军区机要科长肖光同志向我反映了一些机要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听了之后即向饶漱石建议：毛主席经常在电报中强调注意机要保密工作，两个机关合到一起了，是否立一个统一的机要规则？饶漱石表示同意。于是我拟了一个规则，其中讲到看了电报后应按照机要工作的规定处理，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饶漱石看了以后连连说好，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谁知道他竟认为“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是专门针对他写的，认为我是故意给他难堪，早在心里记了一笔小帐。两年之后，他对这两件事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成了我“拒绝华东局正确领导”的“证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抗战胜利后不久，有一位年轻干部在布置会场时自作主张贴了一条宣扬我个人的错误标语，由于发现得早，会前就撕掉了，并没有造成不良影响。这件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然而，饶漱石听说后便借此大作文章。他在和山东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借题发挥，说：“人家到处挂黎主席像哩，喊黎主席万岁哩。”“省府有黎玉派哩。”挑拨我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关系。我听说后十分气愤，在会上当场问他，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有此事，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竟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饶漱石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事还小，挑拨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的关系就更不应该了。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讲“山东后勤发装备，对山东发的好，对华中发的坏。”“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其实从1945年冬新四军一到山东，我就对谭震林同志表示将全力支援新四军的兵员给养。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山东根据地的主食是玉米面，只有很少的白面和小米，没有大米（当时山东根据地不出产大米）。考虑到新四军南方同志多，吃不惯玉米面，我们就动员大家只吃粗粮（玉米面），省下细粮（小米、白面）给新四军的同志。当然，在战争环境下，部队作战机动多变，一时粮食供应不上的情况总是有的，但是这绝不是“山东不给新四军吃细粮”。至于兵员补充，几乎全部来自山东；说发装备有好坏，更是无中生有。陈毅同志说得好：“我进棺材之前，忘不了山东父老。有人说山东党不行，我不以为然。淮海战役是打出来的，也是山东父老用车推出来的，用担子挑出来的。没有山东党，老百姓这个觉悟是天生的吗？”我觉得，这话是符合实情的，是公道的。
后来有同志对我说，饶漱石、康生这样不讲理，你为什么不和他们斗，反而要违心的作检查呢？我想，道理很简单。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磨擦产生；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以后是华东军区副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康生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历史功过，自有人民评说。当年康饶迫害山东干部问题，如今党中央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推倒了康饶的欲加之罪，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
1949年3月，我随华东局南下，从此离开了工作了13年的山东。
文革串联期间, 我在上海街头看到揭发魏文伯(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大字报。里面说, 魏文伯在文革刚发动时发牢骚说: " 主席这个人哪, 就是见不得老百姓吃饱饭。 这不, 才消停不到几天, 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自诩“马克思+秦始皇”，他犯罪是有深刻思想根源的。他从小崇拜商鞅，践行“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少年就作文歌颂商鞅和秦制，立志要“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
为了解放全人类，勒紧裤腰带心里甜。
我们老家就有一个小地主，后来人都说他命大，差一点就被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