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
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
最早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元前 548 年，齐国君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了，史官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杀了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录史，仍记“崔杼弑其君”，亦被杀，后承者仍记录“崔杼弑其君”。这个崔杼看硬的不行改软的，找史官商量，要求别这样写，被拒绝，崔杼退一步，要求不要用这个“弑”字，因为是庄公没有干好事。史官答，不管怎样臣子杀君王就是“弑”，没商量的。后代史官都以齐国史官能这样秉笔直书为光荣。
北宋的“乌台诗案”也是文字狱的一例，此案中苏轼差点丢了性命，受到株连的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原因就是下面这首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凛然相对”被人抓住把柄，“摭其表语，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上表参奏。于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立案。
这年七月，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太守苏轼被逮回京城，关押在御史台。某些言官“欲置之死”，这期间，神宗皇帝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病了，神宗要大赦天下给老太太却病延寿。老太后说：用不着大赦天下，你把苏轼给我放了就行了。苏轼这才保全了性命，贬到黄州当个团练副使，这大概相当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吧。
农民、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意的生、道、亮、秃等也不行。他登上帝位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即诛杀作者。因他被元朝骂之为贼，贼的近音字-则，责，择亦怒之。有一个和尚写诗谢恩，
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谢恩诗认为：殊是“歹”“朱”而合，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杀。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让马撂蹄子给踢死了。
洪武三年（ 1370 年）下令禁民间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又禁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等为名。
洪武帝驾崩，子朱允文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命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方拒绝，朱棣大怒，方被诛十族 （九族再加学生），共处死 873 人。这件案件虽然不是写字，却与写字有关，我以为也应该算到文字狱里。
到了清，满清皇帝的神经更脆弱，对这类事情更敏感，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得上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
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 16 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都逃不脱以上命运。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乾隆朝在这类案件上，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远远超过了雍正和康熙两朝。
清康熙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开博学鸿儒科选仕，以振起文运。设馆编《明史》，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全唐诗》，编《康熙字典》等。别看他这样重视文化工作，他在文字这方面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间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朱国祯庄廷龙案、徐骏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
康熙二年（1663 年 ）的“庄廷龙明史案”，伏法牵连遭祸者 3000 余人，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售书、 购书、藏书、及阅看此书的无一幸免。此事源于顺治年间浙江湖州人朱国祯（明末大臣、史学家），朱国祯私招人编写《明史稿》，康熙二年被告发。查办发现《明史稿》补入明天启、崇祯两朝事，并有指斥清人之语，称康熙的曾祖努尔哈赤为建州（明朝地名）都督，不书清帝年号，用南明年号。吴兴富户庄廷龙购得朱国祯的《明史稿》，也被牵连，时庄廷龙已死，被开棺焚尸，凌迟或斩首者 72 人，充边罚为奴者数百。史称“《明史》案狱”。谁会想到买错了本书也招致家破人亡。
翰林（相当今科学院士）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诗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征书编四库全书，徐丢了脑袋灭了族。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有朱方旦之狱。朱汉阳人，自称二眉道人，秘密刻书。书中有言：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
后有《南山集》狱，《南山集》为翰林院编修戴世民所著，记有南明（清入关后逃到南方的明末代王朝）之事，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 ）以大逆罪被处死，受牵连的子孙亲朋师友三百余人。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字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雍正朝文字狱更盛，有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等。
最突出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浙江石门人（今浙江桐乡县），曾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出家当了和尚，躲在寺庙里著书排满，其文有云：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吕于康熙二十二年死。其徒曾静（湖南郴州人）敬佩吕的学问，派学生张熙到吕的老家打听，张找到吕的文稿，还找到吕的两个学生。曾静约四人同反清。曾静列雍正罪：谋父、逼母殉、弑兄杀弟、诛忠用奸、耽酒好色。雍正七年案发，雍正亲审，留良虽死也抛骨示众，著作全毁，张熙和吕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曾静悔过认罪，雍正法外开恩，从宽处理，将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发全国，并让曾静游说各地，现身说法。这一情节在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见。
雍正这样处置曾静，他的儿子弘历并不以为然。雍正驾崩，弘历即位，还没有来得及改年号，就下圣谕，着将曾静凌迟处死，下令将他老子集的《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雍正四年，礼部侍郎（副部长）查嗣庭为江西乡试主考官， 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但有人向皇帝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 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谋害皇帝。雍正大怒，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在狱中病死后被戳尸枭首。其亲属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其兄 查慎行被定为“家长失教罪”，囚禁一年后就死了。查嗣庭的一个儿子斩首，另一子死于狱中，幼子及侄子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堤工程费用，另一兄流放陕西死于戍地，其他受牵连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革职，江西巡抚（省长）降四级调用。
到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 130 余案。其中 47 件案件的案犯被处以死刑，
翰林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诗抄》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被处斩弃市，连师友也祸及。
礼部尚书（部长）沈得潜《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人已死也剖棺戮尸。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 1783 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被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某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是江苏东台的举人，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徐诗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硬将“壶儿”牵强附会成“胡儿”，是影射满清外族。而“明朝”分明是指次日，可硬说是朱明王朝。徐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最冤枉的是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他两人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你说这两人怨不怨。
江西德兴县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 ，如写元朝有 “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湖南省耒阳县六十九岁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及第。他平时经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成语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著述”，题名为《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去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照例应当凌迟处死，子孙都要处斩。不过当时已经逐渐放宽对文字狱案件的处理，乾隆皇 帝认为贺由于科举不中不满，写那些文章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还不是肆意悖逆，于是“从宽”改为斩决，子孙免罪。
乾隆暮年下令轻议此事，文字狱才稍缓解。
文字狱案件发生，上报朝庭，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即当时说的“九卿公议”。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或同意，或表示他的宽大恩典，法外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的黑河或宁古塔给穷披甲人为奴。
一旦文字狱案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连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能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巡抚海成，仅建议革去他举人的身份，乾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藩司（省民政厅长）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清道光人龚自珍有“咏史”一诗，第三句写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是有人要是说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赶紧走人，别惹祸上身。写书是为了混饭吃，不为别的。
现在许多电视剧总在宣扬什么康乾盛世，把自中国统一以来最腐败的满清王朝吹得天花乱坠，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人粉金着彩，什么千古一帝，什么盛世明君等等，好象大量的丧权辱国的事都与他们制定的闭关锁国政策没有一丝关系似的，殊不知这些明君们干的坏事并不少，他们胡乱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明白。
新中国建立后，本应销声匿迹的文字狱又如异军突起，到文化革命期间，达到高潮期，只不过在处置这些人时，没有了凌迟和宫刑，较多的是流。本是描写陕北红军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河激浪》，被认为是歌颂了高岗、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保卫延安》，因为该战役的指挥者是彭德怀，该小说也就成了“反党小说”。陶铸写的杂文《太阳的光辉》，是用太阳的黑子影射伟大领袖也有缺点。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达一万两千余人，六人被迫害致死，其残酷程度不忍重述。《武训传》、《清宫秘史》、《三家村夜话》、《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七天七夜》、《逆风千里》、《红日》、《龙须沟》、《党的女儿》、《红旗谱》……成千上万的作品，都是大毒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成了糟粕，凡是古人就没有一个是好的。央央几千年文明大国古国，只剩下一套书几个样板戏。
文字狱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
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
最早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元前 548 年，齐国君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了，史官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杀了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录史，仍记“崔杼弑其君”，亦被杀，后承者仍记录“崔杼弑其君”。这个崔杼看硬的不行改软的，找史官商量，要求别这样写，被拒绝，崔杼退一步，要求不要用这个“弑”字，因为是庄公没有干好事。史官答，不管怎样臣子杀君王就是“弑”，没商量的。后代史官都以齐国史官能这样秉笔直书为光荣。
北宋的“乌台诗案”也是文字狱的一例，此案中苏轼差点丢了性命，受到株连的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司马光、黄庭坚等人。原因就是下面这首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凛然相对”被人抓住把柄，“摭其表语，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上表参奏。于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立案。
这年七月，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太守苏轼被逮回京城，关押在御史台。某些言官“欲置之死”，这期间，神宗皇帝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病了，神宗要大赦天下给老太太却病延寿。老太后说：用不着大赦天下，你把苏轼给我放了就行了。苏轼这才保全了性命，贬到黄州当个团练副使，这大概相当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吧。
农民、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盗、光等字，连同音同意的生、道、亮、秃等也不行。他登上帝位后，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即诛杀作者。因他被元朝骂之为贼，贼的近音字-则，责，择亦怒之。有一个和尚写诗谢恩，
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谢恩诗认为：殊是“歹”“朱”而合，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杀。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让马撂蹄子给踢死了。
洪武三年（ 1370 年）下令禁民间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为名。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又禁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等为名。
洪武帝驾崩，子朱允文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史称“靖难之役”。命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方拒绝，朱棣大怒，方被诛十族 （九族再加学生），共处死 873 人。这件案件虽然不是写字，却与写字有关，我以为也应该算到文字狱里。
到了清，满清皇帝的神经更脆弱，对这类事情更敏感，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得上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
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 16 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都逃不脱以上命运。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流、刑、杀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乾隆朝在这类案件上，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远远超过了雍正和康熙两朝。
清康熙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开博学鸿儒科选仕，以振起文运。设馆编《明史》，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全唐诗》，编《康熙字典》等。别看他这样重视文化工作，他在文字这方面也非常敏感。康熙年间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朱国祯庄廷龙案、徐骏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
康熙二年（1663 年 ）的“庄廷龙明史案”，伏法牵连遭祸者 3000 余人，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售书、 购书、藏书、及阅看此书的无一幸免。此事源于顺治年间浙江湖州人朱国祯（明末大臣、史学家），朱国祯私招人编写《明史稿》，康熙二年被告发。查办发现《明史稿》补入明天启、崇祯两朝事，并有指斥清人之语，称康熙的曾祖努尔哈赤为建州（明朝地名）都督，不书清帝年号，用南明年号。吴兴富户庄廷龙购得朱国祯的《明史稿》，也被牵连，时庄廷龙已死，被开棺焚尸，凌迟或斩首者 72 人，充边罚为奴者数百。史称“《明史》案狱”。谁会想到买错了本书也招致家破人亡。
翰林（相当今科学院士）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审查。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诗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征书编四库全书，徐丢了脑袋灭了族。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有朱方旦之狱。朱汉阳人，自称二眉道人，秘密刻书。书中有言：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
后有《南山集》狱，《南山集》为翰林院编修戴世民所著，记有南明（清入关后逃到南方的明末代王朝）之事，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 ）以大逆罪被处死，受牵连的子孙亲朋师友三百余人。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字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雍正朝文字狱更盛，有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等。
最突出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浙江石门人（今浙江桐乡县），曾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出家当了和尚，躲在寺庙里著书排满，其文有云：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吕于康熙二十二年死。其徒曾静（湖南郴州人）敬佩吕的学问，派学生张熙到吕的老家打听，张找到吕的文稿，还找到吕的两个学生。曾静约四人同反清。曾静列雍正罪：谋父、逼母殉、弑兄杀弟、诛忠用奸、耽酒好色。雍正七年案发，雍正亲审，留良虽死也抛骨示众，著作全毁，张熙和吕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曾静悔过认罪，雍正法外开恩，从宽处理，将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发全国，并让曾静游说各地，现身说法。这一情节在电视剧《康熙王朝》可见。
雍正这样处置曾静，他的儿子弘历并不以为然。雍正驾崩，弘历即位，还没有来得及改年号，就下圣谕，着将曾静凌迟处死，下令将他老子集的《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雍正四年，礼部侍郎（副部长）查嗣庭为江西乡试主考官， 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但有人向皇帝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 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谋害皇帝。雍正大怒，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在狱中病死后被戳尸枭首。其亲属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其兄 查慎行被定为“家长失教罪”，囚禁一年后就死了。查嗣庭的一个儿子斩首，另一子死于狱中，幼子及侄子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堤工程费用，另一兄流放陕西死于戍地，其他受牵连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革职，江西巡抚（省长）降四级调用。
到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 130 余案。其中 47 件案件的案犯被处以死刑，
翰林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诗抄》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被处斩弃市，连师友也祸及。
礼部尚书（部长）沈得潜《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人已死也剖棺戮尸。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 1783 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被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某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是江苏东台的举人，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徐诗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硬将“壶儿”牵强附会成“胡儿”，是影射满清外族。而“明朝”分明是指次日，可硬说是朱明王朝。徐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最冤枉的是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他两人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你说这两人怨不怨。
江西德兴县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 ，如写元朝有 “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湖南省耒阳县六十九岁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及第。他平时经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成语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著述”，题名为《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去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照例应当凌迟处死，子孙都要处斩。不过当时已经逐渐放宽对文字狱案件的处理，乾隆皇 帝认为贺由于科举不中不满，写那些文章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还不是肆意悖逆，于是“从宽”改为斩决，子孙免罪。
乾隆暮年下令轻议此事，文字狱才稍缓解。
文字狱案件发生，上报朝庭，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即当时说的“九卿公议”。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或同意，或表示他的宽大恩典，法外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的黑河或宁古塔给穷披甲人为奴。
一旦文字狱案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连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能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巡抚海成，仅建议革去他举人的身份，乾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藩司（省民政厅长）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清道光人龚自珍有“咏史”一诗，第三句写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是有人要是说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赶紧走人，别惹祸上身。写书是为了混饭吃，不为别的。
现在许多电视剧总在宣扬什么康乾盛世，把自中国统一以来最腐败的满清王朝吹得天花乱坠，将康熙、雍正、乾隆三人粉金着彩，什么千古一帝，什么盛世明君等等，好象大量的丧权辱国的事都与他们制定的闭关锁国政策没有一丝关系似的，殊不知这些明君们干的坏事并不少，他们胡乱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明白。
新中国建立后，本应销声匿迹的文字狱又如异军突起，到文化革命期间，达到高潮期，只不过在处置这些人时，没有了凌迟和宫刑，较多的是流。本是描写陕北红军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河激浪》，被认为是歌颂了高岗、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保卫延安》，因为该战役的指挥者是彭德怀，该小说也就成了“反党小说”。陶铸写的杂文《太阳的光辉》，是用太阳的黑子影射伟大领袖也有缺点。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达一万两千余人，六人被迫害致死，其残酷程度不忍重述。《武训传》、《清宫秘史》、《三家村夜话》、《早春二月》、《北国江南》、《七天七夜》、《逆风千里》、《红日》、《龙须沟》、《党的女儿》、《红旗谱》……成千上万的作品，都是大毒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成了糟粕，凡是古人就没有一个是好的。央央几千年文明大国古国，只剩下一套书几个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