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附录四:扫地出门 高诵芬起草 徐家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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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学城)

《山居续忆》

附录四

扫地出门(注)

高诵芬起草

徐家祯整理

 

          1966 年从 8 月底到 10 月底这两个月中,我家不知 来了多少批红卫兵。家中值钱 的东西都被他们抢的抢, 偷的偷,拿光了。三层楼的房子,十几间房间,每间都像刚 遭过战火一样: 家具挪了位,横七竖八地放着; 抽屉开的开,关的关,有的还翻倒在地 上; 满地都是踩脏的衣服、被单,撕碎的纸片、书画、文件; 打破的瓶瓶罐罐,堆得有 几寸厚。我们也懒得打扫、整理,因为知道整理、打扫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小时就会 有 一批红卫兵来抄家。何况,那时已听见有资本家被扫地出门的事了。消息传来说:某 某大资本家被赶到棚户区去了,一家几口挤在阁楼上,只有几平方米大的房间,还没 有自来水和卫生设备,要每天去公用水喉提水,去公用厕所大、小便,还要倒马桶。 还听说红卫兵让某大火柴厂的老板一家住没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他们两夫妇都是全上 海有名的大胖子,有几百斤重, 以前我看见他们坐在三轮车里,一个人坐一辆还塞得 满满的。现在只好用木马桶,一坐上去,马桶就散开了,粪尿流得满房间都是。这简 直是恶作剧!

          我想: 我们一家四口在这样大的房子里总是住不长的,不知会搬到哪儿去呢。只 希望不要如此狼 狈就好了。

 

“文革”中住处:上海江苏路安定坊 284 弄 16 号

 

          11 月 4 日下午二点左右,突然居民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房管处 的几名干部来 了,通知说: 这房子要做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我们明天就得马上搬出去。

          那时,我经过两个月抄家、批斗的折磨已经吃不消了,经常会感到恶心、气闷, 脉搏间歇很厉害,心脏也很不好,又患严重的失眠症, 正躺在床上。我丈夫半年多前 刚中风出院,抄家前已能行走,现在受了刺激又严重起来,也躺在床上。我想: 现在要 我们立时三刻搬出去总不是好事,只希望不要搬到棚户区去; 再说,一房子抄剩的木器、 衣物叫我放到哪儿去呢? 总不见得再让我们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吧! 这样想着,我就 对干部们说 :

          “你们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我们只希望住的地方要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我丈 夫中风过,身体不好,希望你们能够照顾照顾。再说,这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一个干部说 : “给你们住的地方当然有自来水、抽水马桶。这里的东西我们会照 顾的。你们不放心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去看房子。”

          那天,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正在家,于是,我们三人就跟他们去看房子了。原 来居委会打算让我们搬去的房子就在附近,离我们自己的房子只有十五分钟路,在一 条很大的弄堂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分配给我们的是朝北的后间,倒很大,好像 有二三十平方,但黑洞洞 的,只有一扇窗,窗外一二米就是别家的高墙,几乎完全没 有光线能 射进来。房里唯一的光源来自很高的一扇天窗,像牢房一样。而且这 幢房子 的住户好像很多,只见周围都是人家,厨房、洗澡、水龙头都 是公用的。

          我大儿子对里弄干部说 : “我父亲中风后身体到现在还未复原,能不能换一间朝 南有阳光的房间?”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小外孙(摄于住处)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与小孙子及外孙、外孙女(摄于住处院中)

 

          他们回答道: “这样的房间,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很多资本家被扫到没有卫生设 备的棚户去了,你们也一定知道。还要挑精拣肥吗? 明天上午就搬进来吧!”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好默默依从。回 到家里,我们整理了一些东西,把要带的必需品装 在几个箱子里,再决定要搬什么家 具去,还打算明天一早请人先帮我 们去那间房打扫一下。

          谁知第二天早上,居委会来人通知: “不要搬了!”我们不知是吉凶祸福,心中转辗 不安。到了下午三点钟,突然来了大批街道党委、居委会和房管处的干部,男男女女 总有几十人,他们叫我们立刻搬到附近另一条 里弄去。我们说想先去看一看,至少也 要先去打扫一下吧。他们说:

          “不用看了! 花园洋房,还有什么好看的!”

          说搬就立刻要我们动手。我们以为至少昨天已经整理了一下东西, 那么就把准 备好的东西带去吧。谁知他们说,所有带去的东西都要检查过:衣服只能带布的,呢绒、 绸缎、皮货一律不准带; 家具只能拿最劣质、简单的。而且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一条 被子; 再拿一张原来放在院子里吃饭的白木桌子、四张方凳、一张大床、两张可以折叠 的钢丝床 和一只放被子的被柜! 后来大儿子说,他是当老师的,总要一张书桌和一个 书架吧。他们说,拿了书架就不能拿书桌,两者选一。最后,大儿 子选了书桌,于是, 他们让他拿了家里最破旧的一张。大儿子又说,父亲 中风还未回复,希望能有一张有 靠背的椅子可以让他坐坐,于是总算他 们答应让我们拿了一张藤椅。至于书籍,除了 《毛泽东选集》,我们只 能拿一套《鲁迅全集》。这就是我们允许带去的全部财产!

          我在二楼房里整理要带去的衣服时,里弄干部们就在旁边监督, 顺便就在我们 的抽屉中乱翻。平时都是邻居,现在却“痛打落水狗”,翻脸不认人了。一个叫刘英的 干部,在我的柜子里看到一块绿格子的 锦缎被面和一对白布绣花的枕套,拎起来对大 家说:

          “看呀! 他们用这么讲究的东西!” 我心里暗暗想:真是少见多怪,乡曲小民! 这种普通东西也值得 大惊小怪! 我在理衣服时,背后站着一个叫魏淑琴的干部,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高诵芬,你以后要改改呀!”

          我心中暗想: 我一世不偷别人的财物,不抢别人的东西。天让我生 在富家,嫁 在富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我从未做过坏事,待人一向客 客气气,没有贫富之分。 以前里弄要选妇女代表,派出所还硬要群众选我。政府每次有什么号召,作为妇女代 表,我只好带头响应。有一次某地发生水灾,里弄里发起捐寒衣运动,我第一个将家 里的棉衣、棉被拿了许多送到居民委员会。你们干部还玩笑地表扬我说: “高诵芬呀, 你发嫁妆了!”办人民公社,办托儿所,我又第一个把家中碗碟、画报、书籍捐出去; 1958 年大炼钢铁,我把嫁妆里全新的铜、锡器捐出去,居委会还把我捐出去的东西放 在里弄展览会展览,做大家的榜样。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 真欺人太甚! 想到这儿,我 就脱口而出:

          “我五十岁了,改不好了!”

她讨了个没趣,倒也只好哑口无言。

          东西理好了。儿子们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躺在床上的父亲扶上了车,车上再 放两只幢篮,里面装的是油盐酱醋和碗碟筷子。三轮车来回装了三、四趟,全部家当 就都装完了。天黑了,干部们不让我们再 搬,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居住了十多年的老屋。 屋子里剩下的东西,连 破布、纸屑、垃圾都全被没收,我们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手里拿的是扫帚和畚箕,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扫地 出门”!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在同一天,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叔祖一家也被里弄干部扫 地出门了,而且就 扫在与我们同一条弄堂里。因为三叔公家那时只剩他们两老夫妻和 一位还没有结婚的女儿,按照里弄 干部的标准,三口之家还没有资格跟我们那样住朝 北的后间呢,于是就分配给他们住一个只有一扇小窗的汽车间。他们的大儿子一家七 口以前也跟他父亲同住,现在同时扫出了老屋,住在同一条弄堂内 一栋老式石库门房 子里,七个人合用两间,连卫生设备也没有,只好每天倒马桶。不久,原来跟我们住 在同一条街道的二叔公也被扫出了老屋。二叔公 以前有姨太太,租房子住在静安寺附 近,后来姨太太死了,房子就由本家绍大看守,现在红卫兵就把 他们一家扫到那间屋 子去了,条件比我们都好。看来所谓“狡兔三窟”还是有道理的。(注 1)

          搬出了老屋,红卫兵的骚扰总算停止了,因为 我们拥有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检 查过、批准过的, 当然再抄家就没有意思了。但别的骚扰却又来了。 搬出老屋不到一 个月,房管处忽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青皮寡血、猴头吊颈的干部,来责问我们为什么 当年的房地产税还没有缴付。我说: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不住自己的房子而租住房管处的公房了。既然我们的房子 已经交给了房管处、 居委会,怎么还要我们付房产税呢?”

          他们回答说: “不管你们住不住,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你们的,房产税还得由你们 来付! 如果三天之内不缴,红卫兵再会来一次革命行动,把你们扫到棚户区去!”

          这真是蛮不讲理了: 既然房产权是我们的,我们当然应当付房产 税,但为什么 我们却没有权利住到自己的房屋里去呢? 既然整栋房子现在都由房管处、居委会在使用, 我们已经住进公房,每月要按时向 房管所缴付房租,那么还有什么责任为我们已经没 有使用权的房子付房地产税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 但这就是当时红卫 兵的逻辑!

          自从抄家第一天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五百块钱以后,厂里始终没有 再给我们一 分钱生活费。我们一家四口只有大儿子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资收入,这就是全家的生 活来源。那五百块钱除了给女佣解散费,还被 红卫兵偷掉一部分,再在两个月的家用 中贴掉一部分,剩下不到两百元 了,现在房产税就要一下子付掉一百多元,将来生活 怎么过下去呢?

          第二天,我大儿子陪我去区房管处,想恳求他们宽容一下。他们丝毫不肯让步, 并说: “这一期房产税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缴清,否则马上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以后, 不管住不住在那房子里,只要房屋所有权是你们的,就要每年按时付房产税,除非主 动将房屋上缴。”

           我听了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他们逼我们缴房产税的本意。他们 是要没收我们 的房子! 因为这栋房子的户名一向是我的名字。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没有理由可以 没收我的财产,于是就想了这个办法来逼我上缴。但不上缴又能怎样呢? 我们难道每年 还有能力为自己不能住进去的房屋缴房产税? 何况,这样一年年付下去,到哪年才会了 结呢? 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填了房管处早就准备好的 “房屋上缴申请表”,签了字、 盖了章,把老屋“主动”上缴了。

 

高诵芬及丈夫“文革”中住处

 

高诵芬全家“文革”中住处

 

          里弄分配我们住的新住处离我们的老屋很近,走路只有五六分钟而已。其实, 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老屋的全景,好像时时提醒我们原来的家在哪儿!

          新住处的房子不能算差。那条里弄原来也是很整洁、安静的。每 家都有一个小 铁门,一个小花园,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的,有 汽车间,有小阳台。我们搬进 去的那栋,原来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 现在已被供为大花瓶的荣毅仁家的私人秘书 独家租住的。主人跟荣家是同乡,也是世交。那时住着男女主人和他们的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还有一位老父亲,大家叫他老爷爷。老爷爷原来就是荣家的私人老师, 后 来进了文史馆。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算资本家,当时是不一定轮得着抄家的。但据 说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里弄干部,干部叫了一班不知来历的红卫兵,被莫名其妙地抄了 一次家。因为抄过家,在房管处看来就成了好欺负的对象。再说,这房子本来不是私 人拥有而是房管部门的。于是,房管所先逼他们空出车间楼上两个小亭子间来,让两 家工人搬了进去; 又叫他们空出楼下朝北的一间来,让我们一家搬进去;最后又要他们 出空汽车间,让一家工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住进去。于是,本来独家住着的房子就成 了五家合住!主人七口人缩在四间房里,虽然条件比我们几家都要好得多,但也已经够 委屈他们了。

          那位老爷爷真正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注 2)。六十年 代中,上海有位资 本家自费印了一本《思亲记》,纪念他以前当过宁波米业公会会长的父母,请文史馆 的很多文人学者为那本书题诗、写 序、作跋。也有人请我丈夫题诗,他没有答应。那 位老爷爷也是文史馆馆员,又会舞文弄墨,当然书中少不了他的大作。结果该书文革 之前就受批判,说:“做‘米蛀虫’的父母还值得思念? 什么阶级感情!” 于是参与者人人检查 过关,老爷爷自然也逃不掉挨一番批判, 但文革初期倒没有触动他。我们扫地出门, 天翻地覆、狼狈不堪的那天,他一个人还低头在中间客堂里专心致志地剥两只小螃蟹, 对来往穿梭似地搬瓶瓶罐罐、破破烂烂的我们,连一眼都不看,好像那时那地,除了 两只螃蟹,世界上别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似的。后来,我们搬进去住,老爷爷的房间跟 我们只有一门之隔,他也很少跟我们讲话, 只是在家里看书、写字而已。有时还下厨 去做一两样自己爱吃的小菜,换换口味。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精神却很好,走路健 步如飞,有时还一个人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给大家讲讲见闻。不料过了一年,老 爷 爷忽然在里弄的批斗会上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地主分子”之类,勒令他去扫地劳动, 还要捧着毛的“宝像”每天去“请罪”,受红卫兵的污辱。一次他被一个红卫兵在腰里打 了一拳,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呜呼哀哉了。

          老爷爷的儿子是屋子的男主人,也是位读书人,善书画,爱藏书。 (注 3)他把自 己的书斋叫做“千明楼”,据说已经收藏了四百多本明版明钞本,正向一千本的目标努 力,所以叫”千明楼”。他知道我丈夫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就常来跟他谈论,倒从来 没有对我们显出 一丝歧视。即使在我们最为倒运的时候,他们两夫妇也称我们“徐先 生”“徐师母”。男主人有一次还对我们说: “在外面我们不要打招呼,在家里我们都是一 样的。”老实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能这样处事的人当时实在并不多。他见我丈夫 的几万册藏书都被抄光,就常借书给我丈夫看。还拿插页出来请我丈夫题诗、题词, 并要我丈夫把日期倒填在 1949 年改朝换代以前。这样,一旦红卫兵抄家发现,也不至 会批判说: “文化大革命中竟还敢继续搞封、资、修!”

          男主人还喜爱玫瑰。他们的花园不大,但花圃却整理得井井有条。 几十株玫瑰 品种都很好。每株花下还插着一块小木牌,上书中英文对照的花名,像植物园一样。 但“文革”期间,养花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所以男主人不敢再照顾玫瑰, 于是花儿也就一年不如一 年了。

          那家住在亭子间的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很少见面。而住在车间 的工人一家 倒每天都碰头。他们虽算是“领导阶级”,应该与我们“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但实际上 却待人很讲道理,常为我们讲几句公平 话。尤其是大家接触多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不是“坏人”,就常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来进了学校,常来请教 我大儿子 功课。他们不在家时,就托我们照看这两个孩子。大家来往很密切。

          在这栋房子里,归我们独用的就是底层那朝北的一个十六平方米的后间。夏天 下午,朝西太阳晒进半个房间,热得像蒸笼; 四个人睡一间,晚上热得不得不开窗,但 又怕坏人从窗上爬进来,只好用两个 装水果的竹篓子的盖子绑在窗上做栅栏。冬天则 终日不见阳光,玻璃 窗上结满冰花,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会连底冰冻! 房间朝南那面 隔一扇拉门就是老爷爷的房间。原来,那扇拉门一拉开,前后间可以打通 成为一个大 客厅; 现在,后面一半就住了我们一家四口。朝北是两扇 玻璃窗。离窗十多米远就是 棚户区的房子,从他们的窗口可以洞察我们室内的一切。我们刚搬进去时,棚户区的 孩子们幸灾乐祸地成天爬 在离我们房间两三米远的篱笆上看大资本家的家,有时还高 声叫喊: “大臭虫!” 这是北京红卫兵写在我衬衣背后的字,我穿着扫马路,当 然大家都看 见了。他们还用石子、泥巴扔我们的窗户,我们只好整天把窗关上,对他们的谩骂、 喊叫、投掷不闻不问、熟视无睹。闹了几个月,孩子们觉得乏味,也就不来管我们了。

          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两张铁丝折叠床、一张书桌, 一张饭桌和 四只箱子,已经没有地方再放被柜了。幸亏我们吃饭的方桌,原来是放在园里夏天在 庭院中吃饭时用的,平时不用时可以把桌 面拆下,桌腿折起。现在,我们就把桌面拆 下,搁在被柜上,把两件家具合而为一。这件“二合一”的“新式”家具,就放在朝北的 窗口。 平时把桌面朝窗户推过去,留出地方来走路; 吃饭时才拉出来。我们把它叫做 “活动桌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房里就几乎一无所有了。 而留下让人走路的空间最 多也只有二、三平方米而已。

          我们房间的隔壁是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小间,有个洗水池,一口 白色的碗橱。 照例,这间小间应该是由我们使用的,我们可以用来做厨 房,放杂货。但原主人房子 压缩之后,他们的东西也无处可放了,于是占着白橱不让,其他杂物也堆在小间里, 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使用。而煮饭,则就到公用的厨房去跟原主人和汽车间的那家工 人合用。

          我们房间的外面就是一个十一、二平方米的门厅,原来应该是公用 的,但既然 原主人的饭厅被我们占用做了房间,他们一家七口就用门 厅来吃饭了。门厅边上有一 个厕所,由所有的住户合用,洗澡则要到 二楼去。洗澡间也是由全栋房子的住户合用的,于是夏天只好排队轮 流。我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一幢房子,用水、用 厕所、洗 澡、煮饭都要动用三家合用的一点地方,于是纠纷总是难免的。

          搬进那栋房子不久,冬天就来了。扫地出门时,里弄干部只让我们拿一只皮箱 的衣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里面,可以放得下多少呢? 天气渐冷,我们的衣 服被子都不够了。那时,我们留在老屋里的物品,大概除了被褥、家具被居委会、房 管处拿去给大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用,或者被干部顺手牵羊、浑水摸鱼拿回自己 家去之外,还都放在房子里面。只是因为房间要空出来给大串联的红卫兵住,就把所 有的衣物、箱子都锁在几个较小的房间里。那时,上海每天有几百万红卫兵从全国各 地来上海串联,上海市委要解决他们的吃住。最多时,光我们的老屋就住了几百个红 卫兵!

          1967 年 1 月是所谓的“一月风暴”。红卫兵造上海市委的反,各级干部自身难保, 学校也成立了“造反队”。我大儿子没有历史问题, 也可以参加“造反队”。于是,他戴 了“造反队”的红臂章,到居委会主任朱玲娣家要求回老屋拿东西。朱玲娣那时自己也 在挨斗,一见我儿子戴了红臂章上门去,以为要造她的反,只敢将门打开一条门缝, 连声把责任推到房管处。大儿子再到房管处去要求。房管处那时也群龙无首了,就把 老屋的钥匙交给一位老管理员,要他陪我们去拿寒衣。 我们进了老屋,看见原来的房 子已被红卫兵破坏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打开堆衣物的房间,只见箱子、杂物堆 到天花板,要的衣服无从找起,只能爬进去拣拿得出的箱子抬了几箱出来,顺便看见 父亲收藏的砚台、书籍中还有一些没有被红卫兵拿去,也“偷”了一些夹带出来。后来, 去拿东西的次数多了,房管处的那位老管理员既不耐烦, 也对我们有点同情,而且那 时有风声说“资本家抄家没收的财物都要发还”,他就对我儿子说:

          “反正东西迟早总是你们的,你们把钥匙拿去吧。以后拿东西不要再来找我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进老屋去“偷”自己的东西了。不 过,我们住的房 间只有十六平方米,再多拿也放不下; 再说,好一点的东西早就被几批红卫兵抢光,我 们“偷”来的只是虎口剩余而已; 加上那时还真的认为“东西很快就会发还”,何必现在去 拿呢? 于是拿了几次就不再去拿了。谁知不久,大串联结束,红卫兵接待站关闭, 我 们的老屋就变成了整个区的抄家物资处理中心。造反队把全区抄来的书籍、字画、文 物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老屋中整理、分类、处理。我们的书画、文物当然也混在其中了。 其余的物品则由我们厂里再来几 辆卡车全部车去。抄家物资处理完毕,我们的老屋就 成了区的警察局, 楼下做交通警察的办公室,二楼做警察宿舍,三楼则住了局长一家。 这样的局面一直保持到 1982 年政府落实政策把老屋发还给我们。

          搬进那后间的第一个五月,天刚开始热起来。一天下午,我坐在床沿,忽然看 见一只大臭虫,吃得饱饱地在爬。我还以为是儿子们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谁知那天夜 里,我和丈夫都被臭虫咬醒了。我们家 一向没有臭虫,所以一咬就睡不着觉,但怕开 灯会照醒第二天要上班的儿子,就只能忍耐着。看看儿子们睡梦里也在抓痒,但年轻 人好睡, 没有被臭虫咬醒。第二天,我看床上席子的四角,见里面已经躲着臭 虫了, 只好忍痛把好好的席子角剪掉,再用布把四角缝起来,不让臭虫爬进去。在上海,一 般人家都睡木头框架的棕绷床,最容易有臭虫 钻进去藏身,所以我家的每个棕绷都用 厚布做着棕绷套,以防万一。 我检查了一下那时家里唯一的那个棕绷,套子里倒幸而 还没有发现臭 虫。后来,我们看见主人在院子里用滚水烫棕绷里的臭虫,也看见臭 虫 在他们墙上爬,才知道原来这栋房子是个臭虫窝! 两个儿子连忙买了很多“敌敌 畏”“DDT”“六六六”等杀虫药来,把所有的家具脚和门框都涂了一遍。床上先洒一层 “六六六”,在粉上铺报纸,报纸上再放垫被、床单。每天晚上,我们就是这样睡在“六 六六”上的! 跟隔壁老爷爷通的那扇拉门是臭虫爬过来的主要通道。儿子们就先在门框 上涂厚厚一层以“DDT”溶化的“六六六”粉,再密密层层糊上牛皮纸,纸上再涂一层杀 虫药。整个房间充满浓浓的杀虫药气味。我 们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利,简直是“饮鸩止 渴”,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采取这样严密的防守政策之后,房里的臭虫竟然渐 渐减少, 最后终于消灭了。

          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抄家不来了,但我丈夫是本地区的大资本家,又因 1949 年前做过法官,是双重“四类分子”(注 4),于是凡是里弄街道开 批斗会,即使不是斗他, 他也总会被拉去陪斗。尤其刚搬到新地,弄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来敲门要他 去扫地, 大热天还故意要他在中午烈日当头时去扫。 幸亏这样弄了几个月,他们也乏味了。

          十六年中,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过来。1979 年,政府落实政策,我们的 财产发还了。1982 年,我们终于搬回老屋去了。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一位邻居,她 对 我说: “你们搬回老家去,真是‘死人从棺材里爬出 来,青草从石板里长出来’了啊!”

          又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遇见一个平时不熟的邻居,上来主动跟我打招呼, 对我说: “你们只不过比别人多几张钞票而已,有什么罪! 现在‘四 人帮’打倒,你们好了!”

          我去附近眼镜店配眼镜,一位我不认识的女职员再三对我说: “现在你要想通点, 不要再做人家 了 (“做人家”是上海话,“节省”的意思)!”

          我家附近有一位摆摊的小贩,后来退休了。每次在路上看见我,他总要热情地 握着我的手说: “你千万不要做家务了。休息休息,吃得好一点,想通点啊!”

          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 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 年 9 月 8 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2022 年 9 月 11 日

                                                                     修改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请见本书“附录四”之注。注意:文中的“我”为作者的母亲,不是作者。
注 1:  关于我的二 叔公和三叔公,可分别 参见《山居杂忆》第 23 章《结 婚 之 四 》。关于绍大,有专 文详述, 可见该书第 44 章《阿 苏和绍大》一文。
注 2 :  关于老爷爷朱梦华,可详见本书第五章〈故园已不可再识〉注 3。

注 3:  关于屋主朱复康(龙湛)先生,可详见本书第五章〈故园已不可再识〉注 4。

注 4:  关于我丈夫经历,请参见本书“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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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迈
文革期间上缴的私房文革后发还时包括产权吗?这个在其他城市还没听说过,特别是北京,66年8月被打(死)的私房主不少

因为北京当年有不少“吃瓦片”的,就是靠收取房租为生的。文革一来都是“反动私房主”了,特别是那些收房租比较急迫的,定房租时讲话不够委婉的,挨揍的更狠!

前些年黄陂路有家私宅,祖上的遗训就是:不(出)租、不典、不押、不卖;结果城区改造了,被迫搬离。结果城区改建方案修改了,这座房子被保留了下来,成了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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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94538
蛊惑
蓝色的星空
独裁者怕有人谋反,利用阶级斗争红卫兵把富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打倒,榨干,写文章能谋反,金钱也能串通谋反,分散去修理地球吧。
游水皖鱼
发回产权,不过十年下来千疮百孔,没什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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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juice
据我所知,56年“公私合营”时所有出租的私房全部归公了,房主就拿“定息”,所以,不会再去收房租了。在“文革”中

没收的(自住)私房,后来有政策,一律发还,不管上交不上交。但是,有的房子已经住进了许多人家,就很难处理了,所以,拖了十年才发还的都有。我们房子住的是警察局,当然带头执行政策,所以,很早就发还了。当然,赔偿是没有的。房子已经破坏得很严重,我们自己花钱去整修了。要是房主已经故世,据我知道,后代可以有继承权。

O
Ohjuice
是的,没有赔偿。房屋损坏很严重,都是我们自己找人来修整的。
清迈
56年归公的应该是李鸿章后裔那种单设经租房有大片房产起码整栋房子出租的,城市私宅里单间出租文革期间也没能完全禁绝

特别是房主如果出身没有“问题”,北京杭州广州都有这种情况;或者西湖边上玉泉龙井的农民房子

O
Ohjuice
把社会各阶层的人一批一批都整了一遍。利用过了,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开始收拾他们了。红卫兵就是最好的例子。
清迈
真了不起,都会用”蛊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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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
没想到吧,50年以后还是红卫兵的天下
p
pvct
56年出租房归公,后来几年“自愿”缩减自住房面积,一户只留一间。农庄猫说的留车库就是因为是最大的一间,可隔成两间
华府采菊人
红卫兵是那一代人, 因此那一代人都多多少少在那时参加过一个两个群众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