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附录四
抄家 (注)
高诵芬起草
徐家祯整理
上海江苏路200弄（朝阳坊）22号 我家住宅
（约摄于1994年）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 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注 1)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 不知那一房做官的长辈触 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 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 意思是大家已经 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注 2)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 亲国戚的地位， 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 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在上海江苏路家中走廊上晒太阳
(左起:家祯、家和、高诵芬、家汇、徐定戡)
(摄于 1964 年春节)
1965 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 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 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 看神经的是曾经臣医生，看心血管的是周颂康医生，中 医内科是汪月龄医生，管针灸的 是陆李还医生，管推拿的是李鹿平医生; 再加日夜班 请的两位护士是彭云卿和陈辉女士。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注 3)
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由我的老友程英美医生介绍，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 老李，每天早出晚 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 对外面社会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 1966 年 8 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 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 :
“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家树与家汇在上海江苏路住宅院中
(前立者为家祯同学叶世坚)
(约摄于 1960 年前后)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 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 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 我 家原来雇佣的 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呆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 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 夜不停。又听见传 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 大字报; 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 杨家离我家很近， 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 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 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 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 政府又变起脸来了? 难道又要来一 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 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 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 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 里只有大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小儿子还在 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 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 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 在地下埋了金银财 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 在 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 都被看做“烈士子女”; 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 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政府怎么现在可以说变就变呢? (注 4)
不一会，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 动，回家时看 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 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 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 脱了皮鞋的人 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 了 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 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 吓得连忙把整幢房子的灯全都 熄灭，天真得以为红卫兵看见隔壁没有 灯火就以为没有人在，就可以逃脱临头大祸了!
我们当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儿子二楼的房里， 从窗口看隔壁 的动静。我们只看见三叔公家上下三层楼全部灯火通明， 屋里人影瞳瞳，但看不见他 们在做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忽然红 卫兵都到他们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东西从屋里搬出来，然后就点 起熊熊大火烧了起来!火光到很晚才熄灭。我们正在等红卫兵 的锣鼓敲到我们这儿来，不料只听见人声倒渐渐远去了。
徐家的企业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经管的 (注 5)，他们从来奉公守 法，这我很清楚， 怎么也会被抄呢? 我真越想越糊涂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我们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 扇小门走过去慰问三叔公一家。他 们说，昨天厂里的红卫兵来，主要是“扫四旧”，把 一些他们认为是 “封、资、修”的文物、书画、器皿砸的砸，烧的烧了。金银财宝都封 存起来，说不许动，但没有拿走; 至于存折、现金则没有拿，所以生活还不至于有问题。 而且，三叔公告诉我，同一天夜里，住在跟我们 同一条街上的二叔公家也被厂里的红 卫兵抄了。至于我们家没有来，可能是时间不够了; 也可能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参与厂里 的经管，所以红卫兵不知道我们就住在隔壁; 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临头了，应该想个对策。大儿 子坚决主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藏起来，坚壁清野， 一样都不让红卫兵拿去。他还 年少气盛地说:
“如果红卫兵来，我们就对他们说: ‘我们家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不信就抄吧!’ 他们找得着，算他们运气; 他们找不着，算我们 运气!”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房子二、三楼有四间大卧室的壁橱顶上都有密室，外面看 上去像是木头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却又有一层，好放很多 东西。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 了十多年都从来不知道，还是我大儿子一 次偶然机会发现的。
我却犹豫不决，觉得如果红卫兵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一定不会相信。 如果他们找不到东西，恼羞成怒起来还会动手打人。不是最近传来过很多红卫兵打死 人的消息吗? 这样做太危险了。
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主张把东西藏起来，我无法阻止他们，结果他 们花了一个 上午，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现款、存折、手表、照相机、皮 货、文物 ...... 反正可以搬 得动，放得下的东西都塞进几个密室里去了!
刚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红卫兵的抄家，谁知当天晚上大儿子却回来对我们说:
“好了! 好了! 上海市委发表了十条通知，说红卫兵抄家是不对的，以后不允许再 这样做了!”
我一听很是高兴，想，大概我们家可以保住了，于是叫儿子们把藏着的东西都 拿出来。不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红 卫兵 “把地主、资本家藏在黑暗角落里 的变天账、金银财宝抄出来，亮在光天化日之 下，好得很!” 那就等于给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撑了腰。我的儿子还来不及重新把东西藏 回密 室，发表社论的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着了靶!
那天晚上八时许，锣鼓终于敲到我们后门口了。后门敲得“嘭嘭” 响，我知道一 定是红卫兵上门来了，就由儿子们去开门。进来的是我 们自己厂里来的十几个戴着红 臂章的红卫兵。领队的看样子是干部，说是“扫四旧”来的。我迎上去说:
“我丈夫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请你们多照顾。”
他们说:“我们知道!” 就要我们一间间房让他们检查，还要我 们把金银财宝都拿 出来给他们看。我知道这时候再躲躲藏藏也没有意 思了，反正前几天藏东西时都已理 好，就叫我的儿子把箱子间的门打 开，把装我结婚时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银器和 两个装首饰的铁箱 都抬到二楼大儿子的房里去。几十年来，那套银器几乎从来没有动 用 过，连手环上扎着的红绿丝线都还在呢! 铁箱里盛的则是我结婚时 “三朝”那天娘家 送来的首饰、我婆婆遗下的首饰、我丈夫出生时、我 孩子出生时亲友送的金银琐片， 以及我丈夫买给我的首饰，等，还有我结婚时亲友送的见面礼几百块银元也在里面， 有几块上面还贴着“喜”字呢!想不到那些东西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红卫兵又让我把存单和现金也拿出来，他们一一点清，还叫我大 儿子再核实一 遍。在一部分红卫兵清点金银财宝和存款、现金的同时， 另一部分红卫兵则已拿了我 的钥匙从楼下到四楼平台一间间房打开来 检查了。他们把我们的衣服、照相机、收音 机、录音机、手表、衣料、 绣货、皮货、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凡是起一 点眼的东西 全都搬到二楼和三楼的大房间，一件件检查;要拿去的东西就登记 下来。
正在忙乱时，后门又“嘭嘭嘭”地敲打起来。 我儿子去一看，原来大儿子学校 (注 6) 的红卫兵也 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知道厂里的红卫兵已经捷足先登。学生到底斗不过 工人。两方面商量了一下，大 概达成了协议: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工厂的红卫兵拿去， 学校的红卫兵就拿他们剩下的“四旧”。
学校的红卫兵和工厂的红卫兵一共总有三、四十人， 他们分散在我们三层楼十多 间房间里: 有的清点，有的搬运，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们不让 我们“串 通”，有的却在书房里借检查书籍之名欣赏 起来了。他们看到二楼书房里有一套日本 出版的《世 界美术全集》，共精装几十册，一边指着人体画说:
“看，有黄色画片!” 一边却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红卫兵还拿我们饼干箱里的饼 干、糖果大嚼起来。整 栋大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宫一样。
这时，老实说，我们倒真正已经把身外之物置之度外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 一田地，我们还能做什么阻止事情的发展呢? 他们要怎么就怎么吧。 我和儿子偷偷对 我丈夫说:
“你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的样子。一切由我们来应付。”
其实，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和医治，那时我丈夫的手脚基本上能活动，也能自己 起床行动了。但我们既然这么说，他就躺在床上装死。红卫兵以为他中了风，已经半 死，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红卫兵还在查抄、清点、欣赏得起劲。他们把我们一家四 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间里，怕我们串通一气，把财物隐 藏起来;还盘问我们: 有什么东 西藏起来了。我暗暗好笑: 我们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你们再抄也找不出东西来了。但 他们仍不相信，连 枕头、被子都一件件摸过，当然一无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躺在椅 子上睡着了，好像这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随那班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拿什么就 拿什么吧。这样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灯火通明、 人声嘈杂的房里坐在椅子上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听见 看守我的女红卫兵在对别人说:
“看她倒放心，还睡得着觉!”
我想: 是你们做强盗、干坏事，来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东西; 我不做坏事，心 不虚，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亮了，红卫兵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厂里的红卫兵把拿走的东西都 开了清单，要我大儿子在清单上签字。当然，我们是无 法核对拿走的跟清单上的是不 是一致的，但有清单总比一笔糊涂账要 “文明”得多。早晨八点多钟，厂里开来两辆大 卡车，装得满满的，满 载而归了。本来，他们说还要把家具也车走的，特别是我们客 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压沉的紫檀木古董家具，但是两辆卡车已经装满，他们懒得再开第 二趟，说了一声: “下次再来拿!”就扬长而去了。
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存款和现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后怎么生活，于是就 问那红卫兵头头，能不能留一点生活费给我们。他们商 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并说: “你们放心，过三个月会解决的!” 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那“三个月会解决”的真实含义: 是三个月后财产会还给我们，还是三个月后财产会正式没收呢? 其实，我看，说这句话 的头头也不会知道他自己这句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 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不是三个月而是 会延续整整十年才解决!
厂里来的红卫兵走了，剩下学校的红卫兵只能拿厂里红卫兵留下 的“残羹剩饭”。 他们来了几辆“黄鱼车”(上海把三轮货车叫作 “黄鱼车”)，在我丈夫的书房里拣了几千本 书，再拿了些厂里看不上 眼的财物，就也扬长而去了。当然，拿书时他们是不会漏掉 那套“黄 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的。至于是去大批判还是大欣赏的，我 们就不得而知了。
两批红卫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时来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楼梯口大声对他说:
“我们已经一夜光了!一夜光了!你不用来了!”
老 李惊得目瞪口呆，进退不得，不知如何 是好。我把老李请到楼下，对 他说了昨夜抄家的经过，并说:
“以后我们再也用不起佣人了。请你不用再来了。”
这时，我们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就像刚遭过战火的洗劫或强盗的抢劫，每一间 房间的地上、桌上、床上、橱上都是东西; 楼梯下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砖地上被红 卫兵撕碎的书画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楼。有几间专门放箱子、杂物的房间给厂 里红卫兵封了起来，不许我们动用。我们既没有力气打扫、整理，也不感到饿，只感 到疲 倦。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 我儿子去一开 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 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 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 子对他们说:
“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 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 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 “你们 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 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 “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实在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 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 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 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 去开展览会，展览 “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 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 在房里，准备 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
“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
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 进门前，我们 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 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 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 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 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
“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 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 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 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 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 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 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 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扫街了。再 过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 奶奶也被剪了头发拥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 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 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 于是说 她 “臭要美! 拍被子还要拍照!” 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 上牌子，勒令 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 样受了一次惊吓及污辱，不久 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 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 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 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 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 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 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 “要 我做戏有什么难! 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 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 在凳子上竟不能 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 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 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 矩，一般解雇一 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 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当然她要三个月 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 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 街! 勒令我丈夫: 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 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 木鸡了。大儿 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
“你要忍耐呀! 千万不要想不开! 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 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 !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 的牌子去扫街 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 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 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 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 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鹦鹉就这么套了三天，除了吃饭、睡觉除下，平时 就这么套着， 以防红卫兵突然闯进来。然而北京红卫兵竟没有再来，他 们一定去别的地方造反去了， 早已忘了我们。但我的扫地却持续了几个 月，因为那时我们已成“坏人”，任何人都可 以勒令我们去扫街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上门来骚扰我们。开始几天， 每次红卫兵走了，素爱整洁的大儿子还要整理一下 “战场”。后来，连他也厌烦了，红 卫兵走了索性就让东西都横七竖八 地堆在地上，要什么就在地上翻找。大儿子说，我 们的房子像一条搁浅的船，而我们则像鲁滨逊一样，缺什么东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着等到九、十点钟没有红卫兵上门来才去睡 觉，早睡了 怕听见打门声要再起床开门。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简直把我 们家当做了仓库，缺什么 就来拿什么。晚上来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 早晨。他们在楼下谈话、拿我们厨房的 食品煮夜宵，有时还要我的两个 儿子也去吃——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就在楼 上睡觉，好像楼下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一样。他们走时常不锁门，我们也不起来关门， 反正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
小儿子学校 (注 7) 的红卫兵也来了，抄去了厂 里红卫兵留给我们的清单，说这是 “变天账”，还 把厂里红卫兵封着的房间打开，再查抄一遍。我和 大儿子只能去厂里报 告，以免他们以为是我们打开 的。厂里说:
“知道了。我们会通知你们居民委员会，让他们阻止别的红卫兵再来抄你们家。”
我以为这下子大概不会再有红卫兵来骚扰了。 谁知当天下午就又来了一班延安 中学红卫兵，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二楼一间房里，在其他房间又乱翻了 一通，我们放在 床前柜里的几十块钱和几百斤全国粮票也就不翼而飞了。他们走时，将上下十几间房 全都封了起来，只留二楼一个卧室给我们四个人睡觉，底楼一间客堂给我们吃饭。我 们的日常衣物都 给他们封进了房间，天气日冷，怎么过日子呢?我 们只好再去向厂里 报告，希望他们来开封，但他们 说: “红卫兵封的房间，我们不能动!”
我的两个儿子见他们都那么蛮不讲理，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他们发现我们有 的房间的房门外还 有纱门，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红卫兵的封条就贴在纱门上。纱门的 另一头是用螺丝和绞链连在门框上的。于是，我儿子就找来一把螺丝启子，把绞链拆 下，把门从另一头打开，而这一头贴着的封条却可以原封不动，等进屋拿好东西再把 门装上去，别人 一点看不出我们已经开过门了!有的门，这批红卫兵来封了，另一批红 卫兵打开再封，谁都弄不清楚是谁弄坏的封条，儿子们索性就小心地揭开封条进去拿 东西，然后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条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四个鲁滨逊在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住了两个月， 直到“扫地出 门”。在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房间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 有 的房间，连地板都橇开来看，想找我们“藏”着的“财物”，可是，竟然没有一批红卫兵 发现过我们起先藏过东西的那几个密室!我常常想: 当时是否真应听儿子的话，把所有 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呢? 但是，如果真这样做，说不定我们全家都早就被红卫兵逼死了呢! 再说，后来我们全家都被赶出了那栋房子，在别处住了十多年，那么即使东西还藏在 密室里，又有什么用呢?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 年 9 月 4 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2022 年 9 月 11 日
修改补充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此篇与附录 5 均来自我与先母高诵芬合作的《山居杂忆》，为该书中的两章。此书已经先后出过两 个版本:第一版:1999 年南海出版公司，第二版:2015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增加了照片和几篇文 章。第三版预计 2022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删掉了《抄家》和《扫地出 门》两章。不过，其实这两章早已经在网上被转载得铺天盖地了，有的还自说自话地冠上了“上 海最大资本家”骇人听闻的标题。现在索性在这本《山居续忆》里把这两节作为“附录”补上，不但 因为其内容与这本书中不少章节有关，而且也正好补上了《山居杂忆》第三版这两章被删之缺。
请注意：此文既是我母亲起草，当然用的是她的语气，所以，文中的“我”是我母亲，而不是我了。文中—— 徐家祯注
注 1: 根据资料，我们高家从乾隆年间迁杭始祖高士桢开始，就 住在杭州孩儿巷双陈衙了。我曾祖父去 世后，我父亲与他叔叔们分了家，还是住在那里，只是改了进出的大门，所以地址就变成了“布 店 弄”。1949 年改朝换代后，这栋房子卖给了我哥哥那时工作的单位: 浙江卫生实验院。近年来， 杭州房屋改造，孩儿巷一带就彻底变了样。 现在，在孩儿巷口建了个所谓的“陆游纪念馆”，因为 据说陆游的名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他住在那里时写的。这里，以前也就是 我们高家的住宅所在了。
注 2: 关于此事，我有点怀疑可能就是因为我母亲的三叔祖高尔嘉(子谷)与刘鹗勾结，泄密于俄国使馆案 发，高家才怕政府会来抄家的。那时，我母亲还远未出生，所以她不会知道。后来，刘鹗充军新 疆，病死于该地。高子谷如何处理不很清楚，但至少二十年代他已在上海做寓公，并听说到五十 年代初才过世。可参见《山居杂忆》第 30 章《姨 太太》注 4。——徐家祯注
注 3: 关于我丈夫中风事和我家的男仆老李，可详见本书第 9 章《老李》。
注 4: 我小儿子同学家即开五洲固本肥皂厂的项家。五洲固本肥皂厂是 1949 年前中国 最大的制皂厂，创 办人为项松茂，名世澄，别号渭川，浙江宁波鄞县人，是中国新药业先驱 人物。项松茂幼读私塾， 14 岁到苏州当学徒。1900 年，学徒学期结束后任上海中英药房司 账(会计)。1911 年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药业，并派人到欧美学习， 学习引进制药先进技术。1922 年，斥巨 资盘进原德商开办的上海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上海 五洲固本肥皂厂。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 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 委员。1931 年 1 月 31 日，项松茂和五洲固本肥皂 厂十一名员工遭日军杀害。国民政府以 “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各界舆论高度评价项松 茂的爱国精神。(摘引自“百科 百度”中“项松茂”词条) 我小儿子同学家即项松茂后人。
注 5: 从我丈夫祖父徐吉生开始，徐家就在江浙一带经营缫丝事业。鼎盛时期，在杭州、 绍兴、嘉兴、 诸暨、上海等地都有工厂。后来，主要企业就渐渐集中在沪杭两地了。徐吉生先生三十年代中去 世。之前，他长子，亦即我丈夫的父亲已经去世。所以，吉生先生去世后，企业就有他另两位儿 子，也就是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负责经营。他们的分工则是: 二叔 公徐立民主要负责上海企业， 三叔公徐礼耕则主要负责杭州的。我丈夫法学院毕业后就当了法官，从来不参与家庭事业的经营。
注 6: 大儿子师范 大学毕业，那时已在上海建东中学教书。
注 7: 小儿子那时正在上海复旦中学念高中。
抄的是不是“四旧”？难道人民币是“四旧”吗？衣服、家具、用品、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也是“四旧”？
无怪乎章伯均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楼主应该续上一篇文革后给您家平反，加上退还抄家物资的叙述。这些宝贵的东东，能还百分之一就不错了。
真实的革命行动， 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不承认“革命”一词非法非人类！
《山居续忆》
附录四
抄家 (注)
高诵芬起草
徐家祯整理
上海江苏路200弄（朝阳坊）22号 我家住宅
（约摄于1994年）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 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注 1)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 不知那一房做官的长辈触 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 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 意思是大家已经 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注 2)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 亲国戚的地位， 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 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在上海江苏路家中走廊上晒太阳
(左起:家祯、家和、高诵芬、家汇、徐定戡)
(摄于 1964 年春节)
1965 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 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 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 看神经的是曾经臣医生，看心血管的是周颂康医生，中 医内科是汪月龄医生，管针灸的 是陆李还医生，管推拿的是李鹿平医生; 再加日夜班 请的两位护士是彭云卿和陈辉女士。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注 3)
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由我的老友程英美医生介绍，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 老李，每天早出晚 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 对外面社会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 1966 年 8 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 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 :
“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家树与家汇在上海江苏路住宅院中
(前立者为家祯同学叶世坚)
(约摄于 1960 年前后)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 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 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 我 家原来雇佣的 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呆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 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 夜不停。又听见传 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 大字报; 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 杨家离我家很近， 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 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 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 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 政府又变起脸来了? 难道又要来一 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 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 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 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 里只有大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小儿子还在 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 他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 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 在地下埋了金银财 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她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父 在 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她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 都被看做“烈士子女”; 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 在工商界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政府怎么现在可以说变就变呢? (注 4)
不一会，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 动，回家时看 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 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鞋”， 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 脱了皮鞋的人 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出来。我听 了 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 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 吓得连忙把整幢房子的灯全都 熄灭，天真得以为红卫兵看见隔壁没有 灯火就以为没有人在，就可以逃脱临头大祸了!
我们当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儿子二楼的房里， 从窗口看隔壁 的动静。我们只看见三叔公家上下三层楼全部灯火通明， 屋里人影瞳瞳，但看不见他 们在做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忽然红 卫兵都到他们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东西从屋里搬出来，然后就点 起熊熊大火烧了起来!火光到很晚才熄灭。我们正在等红卫兵 的锣鼓敲到我们这儿来，不料只听见人声倒渐渐远去了。
徐家的企业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经管的 (注 5)，他们从来奉公守 法，这我很清楚， 怎么也会被抄呢? 我真越想越糊涂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我们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 扇小门走过去慰问三叔公一家。他 们说，昨天厂里的红卫兵来，主要是“扫四旧”，把 一些他们认为是 “封、资、修”的文物、书画、器皿砸的砸，烧的烧了。金银财宝都封 存起来，说不许动，但没有拿走; 至于存折、现金则没有拿，所以生活还不至于有问题。 而且，三叔公告诉我，同一天夜里，住在跟我们 同一条街上的二叔公家也被厂里的红 卫兵抄了。至于我们家没有来，可能是时间不够了; 也可能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参与厂里 的经管，所以红卫兵不知道我们就住在隔壁; 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临头了，应该想个对策。大儿 子坚决主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藏起来，坚壁清野， 一样都不让红卫兵拿去。他还 年少气盛地说:
“如果红卫兵来，我们就对他们说: ‘我们家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不信就抄吧!’ 他们找得着，算他们运气; 他们找不着，算我们 运气!”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房子二、三楼有四间大卧室的壁橱顶上都有密室，外面看 上去像是木头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却又有一层，好放很多 东西。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 了十多年都从来不知道，还是我大儿子一 次偶然机会发现的。
我却犹豫不决，觉得如果红卫兵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一定不会相信。 如果他们找不到东西，恼羞成怒起来还会动手打人。不是最近传来过很多红卫兵打死 人的消息吗? 这样做太危险了。
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主张把东西藏起来，我无法阻止他们，结果他 们花了一个 上午，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现款、存折、手表、照相机、皮 货、文物 ...... 反正可以搬 得动，放得下的东西都塞进几个密室里去了!
刚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红卫兵的抄家，谁知当天晚上大儿子却回来对我们说:
“好了! 好了! 上海市委发表了十条通知，说红卫兵抄家是不对的，以后不允许再 这样做了!”
我一听很是高兴，想，大概我们家可以保住了，于是叫儿子们把藏着的东西都 拿出来。不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红 卫兵 “把地主、资本家藏在黑暗角落里 的变天账、金银财宝抄出来，亮在光天化日之 下，好得很!” 那就等于给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撑了腰。我的儿子还来不及重新把东西藏 回密 室，发表社论的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着了靶!
那天晚上八时许，锣鼓终于敲到我们后门口了。后门敲得“嘭嘭” 响，我知道一 定是红卫兵上门来了，就由儿子们去开门。进来的是我 们自己厂里来的十几个戴着红 臂章的红卫兵。领队的看样子是干部，说是“扫四旧”来的。我迎上去说:
“我丈夫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请你们多照顾。”
他们说:“我们知道!” 就要我们一间间房让他们检查，还要我 们把金银财宝都拿 出来给他们看。我知道这时候再躲躲藏藏也没有意 思了，反正前几天藏东西时都已理 好，就叫我的儿子把箱子间的门打 开，把装我结婚时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银器和 两个装首饰的铁箱 都抬到二楼大儿子的房里去。几十年来，那套银器几乎从来没有动 用 过，连手环上扎着的红绿丝线都还在呢! 铁箱里盛的则是我结婚时 “三朝”那天娘家 送来的首饰、我婆婆遗下的首饰、我丈夫出生时、我 孩子出生时亲友送的金银琐片， 以及我丈夫买给我的首饰，等，还有我结婚时亲友送的见面礼几百块银元也在里面， 有几块上面还贴着“喜”字呢!想不到那些东西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红卫兵又让我把存单和现金也拿出来，他们一一点清，还叫我大 儿子再核实一 遍。在一部分红卫兵清点金银财宝和存款、现金的同时， 另一部分红卫兵则已拿了我 的钥匙从楼下到四楼平台一间间房打开来 检查了。他们把我们的衣服、照相机、收音 机、录音机、手表、衣料、 绣货、皮货、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凡是起一 点眼的东西 全都搬到二楼和三楼的大房间，一件件检查;要拿去的东西就登记 下来。
正在忙乱时，后门又“嘭嘭嘭”地敲打起来。 我儿子去一看，原来大儿子学校 (注 6) 的红卫兵也 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知道厂里的红卫兵已经捷足先登。学生到底斗不过 工人。两方面商量了一下，大 概达成了协议: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工厂的红卫兵拿去， 学校的红卫兵就拿他们剩下的“四旧”。
学校的红卫兵和工厂的红卫兵一共总有三、四十人， 他们分散在我们三层楼十多 间房间里: 有的清点，有的搬运，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们不让 我们“串 通”，有的却在书房里借检查书籍之名欣赏 起来了。他们看到二楼书房里有一套日本 出版的《世 界美术全集》，共精装几十册，一边指着人体画说:
“看，有黄色画片!” 一边却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红卫兵还拿我们饼干箱里的饼 干、糖果大嚼起来。整 栋大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宫一样。
这时，老实说，我们倒真正已经把身外之物置之度外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 一田地，我们还能做什么阻止事情的发展呢? 他们要怎么就怎么吧。 我和儿子偷偷对 我丈夫说:
“你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的样子。一切由我们来应付。”
其实，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和医治，那时我丈夫的手脚基本上能活动，也能自己 起床行动了。但我们既然这么说，他就躺在床上装死。红卫兵以为他中了风，已经半 死，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
时间已经过了半夜，红卫兵还在查抄、清点、欣赏得起劲。他们把我们一家四 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间里，怕我们串通一气，把财物隐 藏起来;还盘问我们: 有什么东 西藏起来了。我暗暗好笑: 我们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你们再抄也找不出东西来了。但 他们仍不相信，连 枕头、被子都一件件摸过，当然一无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躺在椅 子上睡着了，好像这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随那班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拿什么就 拿什么吧。这样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灯火通明、 人声嘈杂的房里坐在椅子上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听见 看守我的女红卫兵在对别人说:
“看她倒放心，还睡得着觉!”
我想: 是你们做强盗、干坏事，来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东西; 我不做坏事，心 不虚，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亮了，红卫兵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厂里的红卫兵把拿走的东西都 开了清单，要我大儿子在清单上签字。当然，我们是无 法核对拿走的跟清单上的是不 是一致的，但有清单总比一笔糊涂账要 “文明”得多。早晨八点多钟，厂里开来两辆大 卡车，装得满满的，满 载而归了。本来，他们说还要把家具也车走的，特别是我们客 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压沉的紫檀木古董家具，但是两辆卡车已经装满，他们懒得再开第 二趟，说了一声: “下次再来拿!”就扬长而去了。
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存款和现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后怎么生活，于是就 问那红卫兵头头，能不能留一点生活费给我们。他们商 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并说: “你们放心，过三个月会解决的!” 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那“三个月会解决”的真实含义: 是三个月后财产会还给我们，还是三个月后财产会正式没收呢? 其实，我看，说这句话 的头头也不会知道他自己这句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 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不是三个月而是 会延续整整十年才解决!
厂里来的红卫兵走了，剩下学校的红卫兵只能拿厂里红卫兵留下 的“残羹剩饭”。 他们来了几辆“黄鱼车”(上海把三轮货车叫作 “黄鱼车”)，在我丈夫的书房里拣了几千本 书，再拿了些厂里看不上 眼的财物，就也扬长而去了。当然，拿书时他们是不会漏掉 那套“黄 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的。至于是去大批判还是大欣赏的，我 们就不得而知了。
两批红卫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时来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楼梯口大声对他说:
“我们已经一夜光了!一夜光了!你不用来了!”
老 李惊得目瞪口呆，进退不得，不知如何 是好。我把老李请到楼下，对 他说了昨夜抄家的经过，并说:
“以后我们再也用不起佣人了。请你不用再来了。”
老李连连摇头叹息，说了几句安慰话只好也走了。这时，我们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就像刚遭过战火的洗劫或强盗的抢劫，每一间 房间的地上、桌上、床上、橱上都是东西; 楼梯下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砖地上被红 卫兵撕碎的书画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楼。有几间专门放箱子、杂物的房间给厂 里红卫兵封了起来，不许我们动用。我们既没有力气打扫、整理，也不感到饿，只感 到疲 倦。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 我儿子去一开 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 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 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 子对他们说:
“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 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 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 “你们 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 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 “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实在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 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 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 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 去开展览会，展览 “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 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 在房里，准备 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
“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
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 进门前，我们 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 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 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 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 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
“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 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 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 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 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 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 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 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扫街了。再 过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 奶奶也被剪了头发拥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 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 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 于是说 她 “臭要美! 拍被子还要拍照!” 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 上牌子，勒令 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 样受了一次惊吓及污辱，不久 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 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 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 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 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 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 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 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 “要 我做戏有什么难! 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 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 在凳子上竟不能 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 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 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 矩，一般解雇一 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 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当然她要三个月 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 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 街! 勒令我丈夫: 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 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 木鸡了。大儿 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
“你要忍耐呀! 千万不要想不开! 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 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 !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 的牌子去扫街 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 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 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 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 他的鼻子呢!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鹦鹉就这么套了三天，除了吃饭、睡觉除下，平时 就这么套着， 以防红卫兵突然闯进来。然而北京红卫兵竟没有再来，他 们一定去别的地方造反去了， 早已忘了我们。但我的扫地却持续了几个 月，因为那时我们已成“坏人”，任何人都可 以勒令我们去扫街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上门来骚扰我们。开始几天， 每次红卫兵走了，素爱整洁的大儿子还要整理一下 “战场”。后来，连他也厌烦了，红 卫兵走了索性就让东西都横七竖八 地堆在地上，要什么就在地上翻找。大儿子说，我 们的房子像一条搁浅的船，而我们则像鲁滨逊一样，缺什么东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着等到九、十点钟没有红卫兵上门来才去睡 觉，早睡了 怕听见打门声要再起床开门。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简直把我 们家当做了仓库，缺什么 就来拿什么。晚上来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 早晨。他们在楼下谈话、拿我们厨房的 食品煮夜宵，有时还要我的两个 儿子也去吃——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就在楼 上睡觉，好像楼下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一样。他们走时常不锁门，我们也不起来关门， 反正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
小儿子学校 (注 7) 的红卫兵也来了，抄去了厂 里红卫兵留给我们的清单，说这是 “变天账”，还 把厂里红卫兵封着的房间打开，再查抄一遍。我和 大儿子只能去厂里报 告，以免他们以为是我们打开 的。厂里说:
“知道了。我们会通知你们居民委员会，让他们阻止别的红卫兵再来抄你们家。”
我以为这下子大概不会再有红卫兵来骚扰了。 谁知当天下午就又来了一班延安 中学红卫兵，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二楼一间房里，在其他房间又乱翻了 一通，我们放在 床前柜里的几十块钱和几百斤全国粮票也就不翼而飞了。他们走时，将上下十几间房 全都封了起来，只留二楼一个卧室给我们四个人睡觉，底楼一间客堂给我们吃饭。我 们的日常衣物都 给他们封进了房间，天气日冷，怎么过日子呢?我 们只好再去向厂里 报告，希望他们来开封，但他们 说: “红卫兵封的房间，我们不能动!”
我的两个儿子见他们都那么蛮不讲理，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他们发现我们有 的房间的房门外还 有纱门，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红卫兵的封条就贴在纱门上。纱门的 另一头是用螺丝和绞链连在门框上的。于是，我儿子就找来一把螺丝启子，把绞链拆 下，把门从另一头打开，而这一头贴着的封条却可以原封不动，等进屋拿好东西再把 门装上去，别人 一点看不出我们已经开过门了!有的门，这批红卫兵来封了，另一批红 卫兵打开再封，谁都弄不清楚是谁弄坏的封条，儿子们索性就小心地揭开封条进去拿 东西，然后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条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四个鲁滨逊在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住了两个月， 直到“扫地出 门”。在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房间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 有 的房间，连地板都橇开来看，想找我们“藏”着的“财物”，可是，竟然没有一批红卫兵 发现过我们起先藏过东西的那几个密室!我常常想: 当时是否真应听儿子的话，把所有 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呢? 但是，如果真这样做，说不定我们全家都早就被红卫兵逼死了呢! 再说，后来我们全家都被赶出了那栋房子，在别处住了十多年，那么即使东西还藏在 密室里，又有什么用呢?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 年 9 月 4 日 写成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2022 年 9 月 11 日
修改补充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爱闲堂
注: 此篇与附录 5 均来自我与先母高诵芬合作的《山居杂忆》，为该书中的两章。此书已经先后出过两 个版本:第一版:1999 年南海出版公司，第二版:2015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增加了照片和几篇文 章。第三版预计 2022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删掉了《抄家》和《扫地出 门》两章。不过，其实这两章早已经在网上被转载得铺天盖地了，有的还自说自话地冠上了“上 海最大资本家”骇人听闻的标题。现在索性在这本《山居续忆》里把这两节作为“附录”补上，不但 因为其内容与这本书中不少章节有关，而且也正好补上了《山居杂忆》第三版这两章被删之缺。
请注意：此文既是我母亲起草，当然用的是她的语气，所以，文中的“我”是我母亲，而不是我了。文中—— 徐家祯注
注 1: 根据资料，我们高家从乾隆年间迁杭始祖高士桢开始，就 住在杭州孩儿巷双陈衙了。我曾祖父去 世后，我父亲与他叔叔们分了家，还是住在那里，只是改了进出的大门，所以地址就变成了“布 店 弄”。1949 年改朝换代后，这栋房子卖给了我哥哥那时工作的单位: 浙江卫生实验院。近年来， 杭州房屋改造，孩儿巷一带就彻底变了样。 现在，在孩儿巷口建了个所谓的“陆游纪念馆”，因为 据说陆游的名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他住在那里时写的。这里，以前也就是 我们高家的住宅所在了。
注 2: 关于此事，我有点怀疑可能就是因为我母亲的三叔祖高尔嘉(子谷)与刘鹗勾结，泄密于俄国使馆案 发，高家才怕政府会来抄家的。那时，我母亲还远未出生，所以她不会知道。后来，刘鹗充军新 疆，病死于该地。高子谷如何处理不很清楚，但至少二十年代他已在上海做寓公，并听说到五十 年代初才过世。可参见《山居杂忆》第 30 章《姨 太太》注 4。——徐家祯注
注 3: 关于我丈夫中风事和我家的男仆老李，可详见本书第 9 章《老李》。
注 4: 我小儿子同学家即开五洲固本肥皂厂的项家。五洲固本肥皂厂是 1949 年前中国 最大的制皂厂，创 办人为项松茂，名世澄，别号渭川，浙江宁波鄞县人，是中国新药业先驱 人物。项松茂幼读私塾， 14 岁到苏州当学徒。1900 年，学徒学期结束后任上海中英药房司 账(会计)。1911 年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曾多次到日本考察药业，并派人到欧美学习， 学习引进制药先进技术。1922 年，斥巨 资盘进原德商开办的上海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上海 五洲固本肥皂厂。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 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 委员。1931 年 1 月 31 日，项松茂和五洲固本肥皂 厂十一名员工遭日军杀害。国民政府以 “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各界舆论高度评价项松 茂的爱国精神。(摘引自“百科 百度”中“项松茂”词条) 我小儿子同学家即项松茂后人。
注 5: 从我丈夫祖父徐吉生开始，徐家就在江浙一带经营缫丝事业。鼎盛时期，在杭州、 绍兴、嘉兴、 诸暨、上海等地都有工厂。后来，主要企业就渐渐集中在沪杭两地了。徐吉生先生三十年代中去 世。之前，他长子，亦即我丈夫的父亲已经去世。所以，吉生先生去世后，企业就有他另两位儿 子，也就是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负责经营。他们的分工则是: 二叔 公徐立民主要负责上海企业， 三叔公徐礼耕则主要负责杭州的。我丈夫法学院毕业后就当了法官，从来不参与家庭事业的经营。
注 6: 大儿子师范 大学毕业，那时已在上海建东中学教书。
注 7: 小儿子那时正在上海复旦中学念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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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的是不是“四旧”？难道人民币是“四旧”吗？衣服、家具、用品、照相机、电视机、收音机也是“四旧”？
无怪乎章伯均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楼主应该续上一篇文革后给您家平反，加上退还抄家物资的叙述。这些宝贵的东东，能还百分之一就不错了。
真实的革命行动， 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不承认“革命”一词非法非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