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
佟玉春 来源：《党史博览》2012年10期 2013-02-27
http://www.hprc.org.cn/gsyj/rws/rwhy/201302/t20130227_211096.html?
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于是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17师49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用于专机起降，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作为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睡觉时我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 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话？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浩和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专机不到100米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了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撒谎不眨眼
你貌似公正，他撒这个愚蠢到了极点的谎言，你也没去引经据典驳斥。
比如说：某人的爷爷是汉奸吗？
把话题引到汉奸这个主题，那个问号重要吗？
就是说你也是根据立场选取数据。
那个帖子驳斥了851。原文来自国内的《澎湃新闻》。
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 - 欲千北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58912.html
作者观察仔细，思路清楚。提供了飞机坠毁原因的一种说法，有待多方的证实。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海军指挥所通知王天保（海军北航副司令员），叫他带上保卫处长、航行处长赶快去山海关机场，没说什么事，只说不能打电话、发电报。因飞机停飞，他们坐车到蓬莱，当天中午坐海军快艇到山海关。王天保将潘浩（山海关场站站长）讲的情况写成信，让保卫处长送回北海舰队。王天保是海军战斗英雄，他曾击落、击伤敌机4架。这趟山海关之行让他受到审查，但很快解脱。
比王天保先到现场的张兆发却深陷其中。潘浩向张兆发电话报告：“有个外部重大问题不好处理„„”张兆发和刘斌（海航5师政委）商量後，坐火车从辽宁锦西赶来。他看到山海关机场有陆军哨兵，感到非同寻常，问谁批准起飞的，没人敢回答。既然无人批准，张兆发认定林彪专机是强行起飞，排除了山海关机场的责任。
山海关机场的8位当事人：潘浩、史岳龙（场站政委）、佟玉春（场站参谋长）、赵雅辉（副站长）、王学高（油料科科长）、王敬之（油料排排长）、刘三儿（司机）等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後他们回机场上班。佟玉春曾让王学高、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去堵跑道口。如果两辆油车堵住跑道口，林彪专机不可能起飞。偏偏带车的王学高、王敬之借故离开，油车没有到位。奇怪的是“两王”并没有受到处理，反而是佟玉春被转了业。
沈阳军区要抓李万香（山海关机场调度员），说他没开标志灯。张兆发认为不能抓，因按照规定，上级没让开标志灯不能擅自开。李万香被处理转业，张兆发却进了牢房。按张兆发的说法，如果他不去山海关机场，不会有他的事。汇报材料因为要得急，由两人分别抄写，事後核对有20多处不一致，前面说有人拿枪逼着黑衣老头上飞机，後面又说有人看见林彪自己上飞机，叫油车走开。牵涉林彪专机这么大的事，谁都害怕。沈阳军区一追究，负责抄写的保卫干事作了伪证，说科长让改的，科长推给师长张兆发。再加上报告北海舰队海航，导致王天保来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在汇报材料上做了修改，这些都成了张兆发的“罪行”。
张兆发28岁当师长，是海军航空兵飞得最好的飞行员、最年轻的师长。他家境贫寒，11岁上小学，担任村儿童团团长，12岁入伍，随四野南下，解放海南岛後又北上组建海军。张兆发几十年後仍然搞不清到底是哪里搞错了。马希波（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被作为“李作鹏的人”关进亚疗。张兆发则成了“马希波黑班子”的人，最後罪名竟变成“掩护林彪逃跑”，由此被关押8年——最终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被推翻。
你知道这个日 杂跟着屁股后面纠缠我3年了吗？每每替鬼子洗地，美化南京大屠杀，诋毁中国抗日。
我发的帖原创或者专帖大部分是数据翔实的帖子，他就是一个搅屎棍在后面捣乱，一个不拉地在所有与我不同意见的跟帖里点赞。
他就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假基督徒。
这么多与林毫无干系的小人物实在是没有道理，黑帮做法。
千北兄不至于反中，虽然他经常与假死奈斯在一起混
1955年3月，海军航空兵第三团组建，张兆发任团长，时年25岁。
他一直反中舔 日，替鬼子洗地，试图狡辩日军南京30万人大屠杀不存在，是中国人自己编的。也一直否定诋毁中国人抗日，侮辱周保中抗日。
老生还是讲个道理的人。
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
佟玉春 来源：《党史博览》2012年10期 2013-02-27
http://www.hprc.org.cn/gsyj/rws/rwhy/201302/t20130227_211096.html?
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于是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17师49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用于专机起降，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作为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睡觉时我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上级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 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话？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浩和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专机不到100米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
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了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摘自《党史博览》2012年第10期，全文约6000字）撒谎不眨眼
你貌似公正，他撒这个愚蠢到了极点的谎言，你也没去引经据典驳斥。
比如说：某人的爷爷是汉奸吗？
把话题引到汉奸这个主题，那个问号重要吗？
就是说你也是根据立场选取数据。
那个帖子驳斥了851。原文来自国内的《澎湃新闻》。
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 - 欲千北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558912.html
作者观察仔细，思路清楚。提供了飞机坠毁原因的一种说法，有待多方的证实。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海军指挥所通知王天保（海军北航副司令员），叫他带上保卫处长、航行处长赶快去山海关机场，没说什么事，只说不能打电话、发电报。因飞机停飞，他们坐车到蓬莱，当天中午坐海军快艇到山海关。王天保将潘浩（山海关场站站长）讲的情况写成信，让保卫处长送回北海舰队。王天保是海军战斗英雄，他曾击落、击伤敌机4架。这趟山海关之行让他受到审查，但很快解脱。
比王天保先到现场的张兆发却深陷其中。潘浩向张兆发电话报告：“有个外部重大问题不好处理„„”张兆发和刘斌（海航5师政委）商量後，坐火车从辽宁锦西赶来。他看到山海关机场有陆军哨兵，感到非同寻常，问谁批准起飞的，没人敢回答。既然无人批准，张兆发认定林彪专机是强行起飞，排除了山海关机场的责任。
山海关机场的8位当事人：潘浩、史岳龙（场站政委）、佟玉春（场站参谋长）、赵雅辉（副站长）、王学高（油料科科长）、王敬之（油料排排长）、刘三儿（司机）等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後他们回机场上班。佟玉春曾让王学高、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去堵跑道口。如果两辆油车堵住跑道口，林彪专机不可能起飞。偏偏带车的王学高、王敬之借故离开，油车没有到位。奇怪的是“两王”并没有受到处理，反而是佟玉春被转了业。
沈阳军区要抓李万香（山海关机场调度员），说他没开标志灯。张兆发认为不能抓，因按照规定，上级没让开标志灯不能擅自开。李万香被处理转业，张兆发却进了牢房。按张兆发的说法，如果他不去山海关机场，不会有他的事。汇报材料因为要得急，由两人分别抄写，事後核对有20多处不一致，前面说有人拿枪逼着黑衣老头上飞机，後面又说有人看见林彪自己上飞机，叫油车走开。牵涉林彪专机这么大的事，谁都害怕。沈阳军区一追究，负责抄写的保卫干事作了伪证，说科长让改的，科长推给师长张兆发。再加上报告北海舰队海航，导致王天保来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在汇报材料上做了修改，这些都成了张兆发的“罪行”。
张兆发28岁当师长，是海军航空兵飞得最好的飞行员、最年轻的师长。他家境贫寒，11岁上小学，担任村儿童团团长，12岁入伍，随四野南下，解放海南岛後又北上组建海军。张兆发几十年後仍然搞不清到底是哪里搞错了。马希波（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被作为“李作鹏的人”关进亚疗。张兆发则成了“马希波黑班子”的人，最後罪名竟变成“掩护林彪逃跑”，由此被关押8年——最终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被推翻。
你知道这个日 杂跟着屁股后面纠缠我3年了吗？每每替鬼子洗地，美化南京大屠杀，诋毁中国抗日。
我发的帖原创或者专帖大部分是数据翔实的帖子，他就是一个搅屎棍在后面捣乱，一个不拉地在所有与我不同意见的跟帖里点赞。
他就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假基督徒。
这么多与林毫无干系的小人物实在是没有道理，黑帮做法。
千北兄不至于反中，虽然他经常与假死奈斯在一起混
1955年3月，海军航空兵第三团组建，张兆发任团长，时年25岁。
他一直反中舔 日，替鬼子洗地，试图狡辩日军南京30万人大屠杀不存在，是中国人自己编的。也一直否定诋毁中国人抗日，侮辱周保中抗日。
老生还是讲个道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