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不同

  原创 徐敏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2022-08-29 02:03 发表于四川 有时，差距甚大

© 徐敏｜文

 

孙楷第

 

1   孙楷第一生从事小说、戏曲的研究，心无旁骛，一生经历四个字即可概括，唯“读书、写作”而已。

 

1946年胡适担任北大校长，聘孙楷第为国文系教授。原本，教授的收入是可以维持生计的，但到了48年因为内战缘故，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加之50岁的他有段时间缠绵病榻，生活一度陷入困难。而此时刚刚师范毕业的儿子，又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处境。这让他一时间有点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

 

王重民是孙楷第的好朋友，见孙楷第身处窘境，专程找到胡适，希望胡先生能够出以援手。

 

当时谋个职业非常艰难，胡适所能想出的办法，便是让孙楷第的儿子孙宝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由自己私人付钱给他。然后等待有新的职位出现，再“有缺即补”。孙楷第得知此事后坚决反对。他致信胡适说：

 

“先生这种义气虽然足以动人，可是绝对不可。我亦不希望儿子在北大谋事，有缺即补。因为，我在北大作事，应当避嫌。再说一句老实话，北大正嫌人多，有缺不补才是道理，怎么能说有缺即补呢？孩子既然是师范毕业，教个小学应该够格，或者北大以外机关的小职员亦可以。但万万不能在北大占个职位。现在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时候，以无能力之人而谋事，煞不容易。”

 

孙楷第希望不要破坏北大进人的规矩，不能因为他与胡适的私谊就让自己的儿子有缺即补，这是不妥当的。身处穷困潦倒之际，孙楷第念兹在兹的还是北大的规矩。而且，对于北大中文系学生要替他捐款之事，他也坚决拒绝。他在给胡适的同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前天看报看到北大中文系学生要为我捐款养病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当下写了封较长的信托游国恩兄转交北大中文系同学（因为我没有甚熟的学生），大意是说学生们富于同情心而昧于理。君子当爱人以德。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廉者不苟于人，亦不轻取之于人。我引南朝的两个故事告诉他们：一个是宋朝的朱百年，百年甚穷，颜竣送谷五百斛，不受。一个是梁朝的庚承先，承先卒，刺史厚有赠赙。门人黄士龙推辞说：先师平日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我说我应当效百年，你们应当效承先的门人，千万取消此意；如已捐款，应立即退还。……我不才，滥竽北大，尚不至为北大丢脸也。”

 

像孙楷第这样的气节，不请托后门，不接受捐款，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2

 

1928年胡适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第二年，吴晗考入中国公学，成为胡适的学生。读书期间，吴晗写作的《西汉的经济状况》论文，深得胡适赞赏。此稿经胡适推荐，卖给大东书局，获稿费80元，对家境贫穷的吴晗无异雪中送炭。

 

后来，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去了北平，吴晗也追随北上，经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了馆员。这期间，吴晗写了《胡应麟年谱》，特地将文章寄给胡适请求指教，胡适阅后大加赞赏，并相约面谈。吴晗从此成为胡适弟子。

 

再后来，吴晗考上清华，生活费成为一大难题。为此，胡适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求助，信中说：“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胡适的请托，使吴晗的入学非常顺利。他报到注册后，教务长张子高和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两位先生，都告诉他胡适曾有信函委托关照，对他另眼相看。工读事蒋校长也在安排。

 

很快，吴晗便获得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的机会。不但如此，系主任蒋廷黻还约见他，建议他研究明史。吴晗写信征求胡适意见，胡适回信说：“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吴晗读信后，眼界大开，从此决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吴晗给胡适回信说：“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在吴晗成长的路上，胡适堪称恩师，就连师母江冬秀也帮过吴晗夫妇大忙。据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回忆：抗战那年，我在天津候船南归，江冬秀师母也到了天津，住在周家。吴晗叫我带他去向江冬秀师母借钱，以便去云南大学教书。他说要借300元。我说路费100元就够了，为什么要这样多。他说要多借200元，留给妻子袁震在北平应用。我带他去见师母，照实说了，江师母立即转身回房间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

 

罗尔纲当时非常惊讶，他不曾见过家庭主妇有如此大方的。

 

然而，吴晗到云南教书后，受地下党影响，思想日益激进，与平和理性的胡适渐渐格格不入。待到抗战胜利，这种距离更是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分道扬镳。1946年12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访吴晗，“吴氏夫妇攻击胡适和傅斯年甚力”。

 

在吴晗的取向中，政见是超感情的。一旦投靠权门，就更是秉承旨意而完全不讲人情人性了。

 

1950年代国内掀起批判胡适的高潮，吴晗也加入合唱，而且声音嘹亮。对一手提携他的恩师胡适，吴晗竟然昧着良心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同过去一样与他握手，吴晗直接视而不见，仰头走了过去。在章罗问题上，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前途，拿出1948年秋的私信，污蔑构陷，给了曾经的好友以沉重一击。

 

至于像挖明朝皇陵、拆北京城墙，一桩桩，一件件，提说起来，都不免让人忿忿不已。

 

吴晗后来遭了报应，全家蒙难。

 

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锺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道：“你还记得吗？吴晗1957年整起别人来，不也是无情得很吗？”

 

是啊，一个连恩师都要毫不留情批判的人，有什么事什么人他不能痛下狠手的呢？

 

资料来源： 林建刚《胡适帮助过的十个学者——纪念胡适逝世56周年》 百度百科《胡适》《吴晗》《孙楷第》

费孝通当年跟着批梁漱溟、批胡适、反美，跳得也很欢，左倾的人渣居多，靠谱的还得是conservative，不知谁翻译的保守

89年老邓就说，费孝通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一些共产党员。

费孝通57年的大右派， 不知你的左倾怎么定义的

57年之前，批梁漱溟、批胡适、反胡风他都表演的很欢实

当年的三家村，邓拓和吴含根本不是同类人，怎么放在一起了

北京晚报“三家村夜话”

环境逼人入“境”随俗， 有人至少能做到打一“不用力”的拳， 老吴则是打人下了死力气的， 这就是良心好坏的差别

当年“三家村”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组成。

就是这个理儿！为自保和光同尘可以理解，但非得自己跳出来要做砸人的石头，人品就值得商榷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实不虚也。

钱钟书有一点令人佩服，就是看得明白，知道自己怎么也不会被共产党看作自己人，所以不掺和共产党的烂事，得以自保

吴晗根本就不值得同情，就是个人渣。49年以后跟着中共“混”的文人们，几乎99%都这样，看看当年反胡风时他们的表现就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