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曰礼，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从苏北转战到安徽。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4年，后来，一直在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担任过安徽省农办调研处处长、省农委副主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经委主任兼合肥农村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周曰礼，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从苏北转战到安徽。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4年，后来，一直在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担任过安徽省农办调研处处长、省农委副主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经委主任兼合肥农村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跟着曾希圣搞“责任田”
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开始在安徽试验责任田。周曰礼参加了曾希圣带领的工作组，到合肥市郊区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试点。在这个极为贫困、落后、处于饥饿之中的小庄子里住了17天。试点结束后，他立即同陆德生等人一起起草了试点报告报省委书记处。不久，他又参与起草了省委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有关文件和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这年4月22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曾希圣对这次会议总结报告中“以产计工”的提法感到有些犹豫。为了拿准这个问题，他向一直在基层搞试点的周曰礼征求意见。周曰礼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自己在基层搞试点实践的经验，提出了3条意见：一是以产计工很难避免吃亏讨巧的问题；二是现在干部管理水平低，工分管理很混乱，尤其是非生产性用工很难掌握，群众不放心；三是包工包产，以及大小农活的分配比例已经定死，再搞以产计工，确实是人为地增加一道麻烦。对周曰礼陈述的这三点意见，曾希圣认为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以产计工”的提法从总结报告中删掉。这一决定，实际上形成了80年代初“大包干”的雏形。
1962年2月，责任田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被斥之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曾希圣被罢了官，周曰礼也受到牵连，靠边站。
不学大寨，唱对台戏
“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如火如荼。安徽也出了个典型，即萧县郭庄大队。省里的一个负责人、原郭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看中了周曰礼的笔头，要周曰礼到他的大队去总结，写一本书。周曰礼去了10天未动笔，20天仍未动笔。这位负责人问周曰礼：“老周，为啥还没写？”周曰礼笑答：“招待不热情，无酒写不出。”这个负责人便热情地搞来足以供他喝的酒，周曰礼喝得很自在。过了几天，这个负责人看周曰礼只写了几页，便问何以如此之慢。周答：“有酒无好菜，我老周写不快。”这个负责人又叫大队搞来了好菜，换了好酒。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负责人去看时，周曰礼还未写好。又问其原因，周曰礼答：“好菜好酒，老周要走。”于是，不辞而别，回到了合肥。拖了将近一年，写成10万字，但又不愿意拿出来，直到“四人帮”倒台。在此期间，省委主要负责人把周曰礼请到办公室，对他说：“咱们合作吧，我不会亏待你。”周曰礼回答：“我们无多少共同语言，学大寨，赶郭庄，我不太感兴趣。”后来在郭庄大队的一次会议上，周曰礼借酒装疯，大骂这个负责人是“大草包”，因为他认为“一个模式不能套全国”。而这个负责人当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以郭庄大队划线。应当说，周曰礼骂他，过了头。但是，几经动员，周曰礼硬是不去大寨参观，反倒去了最贫困潦倒的凤阳县蒋庄大队同农民一起滚稻草。为此事，他还被当时省里主要负责人公开点名：“老周，你跟我唱对台戏！”
省委“六条”的出台
1977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里“大寨办”和农办这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都直接通向省委，希望争取万里的支持。
万里处在了斗争的焦点上。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给安徽农村带来希望的转机。万里对那些“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不感兴趣，他得知遭冷遇的周曰礼熟悉安徽农村的现状，决定在自己的下榻处找周曰礼做一次长谈。
周曰礼向万里反映农村的现实时一针见血：“男劳力上工带打牌，女劳力上工带做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这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实际危害比罢工还要厉害，几乎是慢刀割肉般地毁灭。说到底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关系的问题。农村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江苏政策稳，山东政策狠，安徽政策驴打滚。”“驴打滚”的结果是紧箍咒套得更紧，凋敝的安徽农村更没有出路。
万里颇有同感地插话说：“安徽农村的问题，比城市严重，‘左’的问题更突出。”
推心置腹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感到言犹未尽。
事隔不久，为了给省委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周曰礼邀集几位肝胆相照的同仁，起草了一份关于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绝密件”呈送万里，主要是揭露浮夸、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等等问题。
万里认真地看了“绝密件”，特意嘱咐周曰礼：“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周曰礼带着一干人马去了滁县地区。这儿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种水稻、小麦和棉花、烟叶等其他经济作物。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间，公路水运四通八达，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令人惋惜的是，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递增率仅分别为2.2%和2.61%，社员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其中定（定远）、凤（凤阳）、嘉（嘉山）3个县，不少社队人年均口粮只有150公斤左右，人年均收入只有50元左右。全区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陷入焦灼的困境。
经过大量调查，由周曰礼建议省农办在滁县地区召集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由周曰礼主持起草了“六条”，即《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草案。
1978年11月，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在周曰礼陪同下，先后去肥东、长丰两县亲自同社队干部社员座谈，征求对“六条”的意见。不久，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对“六条”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激烈地争论，最后终于通过。
“省委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
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一经发出，瞬间轰动了全省，继而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不久，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了省委“六条”。
支持肥西包产到户试点
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旱，秋种无法进行，农业面临危机。此时，周曰礼向万里提出了借地给社员种麦的建议，意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战胜灾荒。后省委讨论认为，与其抛荒，不如借地给农民个人耕种。于是作出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政策性规定，突破了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抗灾自救的积极性。口子一开，不少地方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干了起来，接着山南区也跟着干开了，全区77.3%的生产队午季搞了“单干”。结果是1979年麦子产量达到1005万公斤，为1978年全年交售量的一倍。在此过程中，周曰礼跑到山南，找到心里有点惶惶不安的区委书记汤茂林，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兄有胆，干下去，不要怕！”
1979年2月1日，万里派周曰礼带领38人到山南公社直接向群众宣讲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在原原本本宣讲文件之后，他发动群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对乡亲们说：“有什么，讲什么，把心里话统统倒出来。”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关心、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干部群众对文件中“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不满意，纷纷要求中央取消“两个不许”的规定。
2月4日晚，周曰礼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2月6日，省委常委会议召开，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万里的意见。
2月6日晚，周曰礼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在山南公社试点包产到户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内普遍干开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单干”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0%。周曰礼又及时向万里汇报了肥西县的情况。万里说，肥西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肥西县。万里支持周曰礼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一副催化剂，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推进农业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的办法，更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很快，全省有16个县干开了包产到户。
当时，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之势。对此，万里确也有些担心，嘱周曰礼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安徽推行责任制的情况，电文中说：“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个省的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望、四川广汉3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周曰礼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曰礼就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和安徽省委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六条规定的贯彻落实以及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作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说，包产到户即使是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周曰礼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它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要周曰礼按照自己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汇报。周曰礼起草稿子的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中央主要负责人看完周曰礼的稿子后，面呈不悦之色。他叫在场的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立即打电话给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和周曰礼的意见代表谁。在王任重去打电话的时候，会场气氛有些压抑。有些同志为周曰礼捏了一把汗。
当时万里在嘉山检查工作，他接到王任重的电话后明确回答：“周曰礼同志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王任重把万里的话向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但这位负责人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表态。他反复说道：“就全国大多数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20户的生产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他还说：“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产的。”周曰礼则直言：“说评工记分是联系产量，在理论上讲不通，实践证明也不可能。”双方各不相让。
座谈会召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认为“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会上，不少同志看了这一新闻，认为各地正贯彻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来信和编者按语是不适宜的，会给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会议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会议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周曰礼认为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反驳，以正视听。于是，又冲锋在前，立即打电话给在合肥的省农委辛生、卢家丰两同志，要他们火速来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来信。信中写道：“‘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了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辛、卢二人到京后向周曰礼反映了肥西、滁县等地由于张浩来信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深深不安，认为此信有来头，影响相当坏。周曰礼于是向《人民日报》提出要用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发表安徽省的来信。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的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辛、卢二人的来信，并写了很长的编者按语，承认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周曰礼组织辛、卢二人写的来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对稳定人心，促进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七省座谈会上周曰礼唱的“反调”和对张浩来信的反击，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有些人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周大胆。周曰礼认为，破“左”、改革，胆子就是要大。1979年，他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1979〕37号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他坚决主张要在文件中为包产到户开一点点口子，使文件终于提出：在那些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贫困落后的山区和边远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搞包产到户。文件颁布后，周曰礼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给万里起草讲话稿
这一时期，万里密切地注视着“包产到户”出现后的农村情况。他对周曰礼说：“你们如果有农村情况反映，可以直接送来！”
几天见不到“情况反映”，万里就急促不安，便问农委同志：“老周在不在？”“到那里去了？”一旦得知周曰礼从农村回来，便叫周曰礼到他的办公室：“咱们好好聊聊。”两人往往一谈就是半天，有时直至深夜。
1980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万里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稿是由周曰礼主持起草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初稿发给与会人员（各地、市、县委书记，专员、市长、县长及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后，争论很大。后二稿、三稿至四稿时，基本内容未动。这时，有人提出，要改组会议文件的写作班子，周曰礼这班人不能参加大会总结讲话的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被万里否定了。后又三易其稿。定稿后的万里总结讲话中最核心的几句话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现在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不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形式之一，同志们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落后的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指出：“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群众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劳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万里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也说出了周曰礼的心声。
在这次会议上，万里对霍邱县委书记大动肝火，因为这位县委书记压制群众搞包产到户，导致1979年粮食大减产。而隔一条淮河的颍上县，由于县委积极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则大幅度增产，两地对比十分明显。于是，万里决定撤掉他的霍邱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曰礼说了情：“认识问题，没经验，加上天灾，可以动一下。”万里问周曰礼：“霍邱谁去合适？”周曰礼思索良久，向万里推荐了黄璜。黄璜不负众望，在霍邱大刀阔斧地推行包产到户。遇到难题，向群众求救，并且常常来省城，谦虚地请周曰礼等省委农工部的同志帮助他研究贯彻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使霍邱面貌迅速改变。
为农村改革鼓与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3月，万里调离安徽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由于这次争论是由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某些干部“左”的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干到户的愿望多方压制，不少地方干部与群众“顶牛”的情况相当突出。此时，周曰礼到处游说，“摇唇鼓舌”，“舞文弄墨”，为农村改革鼓与呼，为包产到户呐喊。这样一来，引起了认识不同的人对周曰礼等人进行上线上纲的斥责。他们说：“包产到户关键是分不是包，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欺骗了不懂理论的人”；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周曰礼等人是“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利益”，是“工团福利主义”。他们严厉地提出，对已经出现的变革“要坚决煞车”、“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坏三个秩序论处（即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到时候要清算”。在安庆地区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职位相当高的领导人竟说，周曰礼不像共产党员。于是，该地区的一位负责人以“文革”式的语言提出：“我们同周曰礼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样吓人的氛围中，“周大胆”面不改色，心不跳。因为他确信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没有讲错、做错，而且有省委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更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他静坐以待“清算”，并对司机老苏说：“我老周要是坐牢，烦你送牢饭。”
所幸，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话了。这位伟人在一个内部谈话中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周曰礼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热泪夺眶而出。他打开酒瓶，一醉方休。
把“傻子问题”捅到邓小平那里
这里有必要记述一件事。周曰礼在改革大业中，“手伸得很长”。就算是城市里的事也要去探索，并且好打抱不平。农村改革兴起后，安徽芜湖市出了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名叫年广久，此人炒的瓜子又好又巧，因为他卖的瓜子比别人便宜，人称他是“傻子”。“傻子”生意做大了便雇了工，赚了大钱，于是惹来了麻烦。有人以“打骂工人”、“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等大帽子压年广久，“傻子”问题成为安徽当时社会上争论的焦点，年广久处境艰难。在此关键时刻，周曰礼派省委农工部干部悄悄地去芜湖作了调查后，从改革高度写了一份符合实际的材料，并把此材料打印了200份，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散发，又交了一份给杜润生，请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知道此事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于是，“傻子”安渡了第一关。“傻子”为了感谢“周大胆”，亲自炒了二斤瓜子送给周曰礼。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又提及此事，说“像‘傻子’瓜子，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重提此事，对“左”的危害再一次向全党敲了警钟，更给周曰礼与“左”的思想作斗争以莫大的鼓舞。
1983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周曰礼担任主任。此时，他一面在省委领导下，指导全省农村政策的研究，为省委制定了保护专业户、加强小城镇建设等许多政策性规定和决定，一面重温马列经典著作，积极认真地探索深化农村的全面改革，把多年来安徽农民伟大实践和自己参与改革的体会，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先后出版《家庭承包制探讨》、《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安徽的农村改革当时走在全国的前面。我有幸参加了这一伟大实践，做了一些工作，写了一些总结，写了一些文章，奉献给参加这一实践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实践的体会，不如说是全省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晶，因为是他们创造了奇迹，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将更加美好。”
你和过去共产党的观念是一样的，即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一致，这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观念，不是商品农业的观念。你要去现在的农村会看到，不愿意种地的可以把土地转包给种田专业户，由种田专业户集中经营，而你可以从中收租获益，同时还能从事其他产业分工比如说去打井灌溉，这样就形成专业分工扩大规模提高了效率。所以说私有化的土地也可以集中经营，促进专业化，提高效率。
农民最了解土地和最有利的经营方式，用不着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城里外行来指点江山。79年以前农业的失败农民的悲惨遭遇就因为自以为是的外行人瞎指点。
自愿 － 自愿加入，自由退出
自治 － 自己决定内部组织管理机制
自决 － 自主决定生产经营方向，同时自担风险
过去共产党搞的集体化违反这“三自”没有不失败的，世界范围都是这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了，这句话是老毛说的，后来他又不承认了，说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
摘要：周曰礼，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从苏北转战到安徽。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4年，后来，一直在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担任过安徽省农办调研处处长、省农委副主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经委主任兼合肥农村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周曰礼，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从苏北转战到安徽。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4年，后来，一直在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担任过安徽省农办调研处处长、省农委副主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经委主任兼合肥农村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跟着曾希圣搞“责任田”
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开始在安徽试验责任田。周曰礼参加了曾希圣带领的工作组，到合肥市郊区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搞试点。在这个极为贫困、落后、处于饥饿之中的小庄子里住了17天。试点结束后，他立即同陆德生等人一起起草了试点报告报省委书记处。不久，他又参与起草了省委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有关文件和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这年4月22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曾希圣对这次会议总结报告中“以产计工”的提法感到有些犹豫。为了拿准这个问题，他向一直在基层搞试点的周曰礼征求意见。周曰礼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自己在基层搞试点实践的经验，提出了3条意见：一是以产计工很难避免吃亏讨巧的问题；二是现在干部管理水平低，工分管理很混乱，尤其是非生产性用工很难掌握，群众不放心；三是包工包产，以及大小农活的分配比例已经定死，再搞以产计工，确实是人为地增加一道麻烦。对周曰礼陈述的这三点意见，曾希圣认为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以产计工”的提法从总结报告中删掉。这一决定，实际上形成了80年代初“大包干”的雏形。
1962年2月，责任田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被斥之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曾希圣被罢了官，周曰礼也受到牵连，靠边站。
不学大寨，唱对台戏
“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如火如荼。安徽也出了个典型，即萧县郭庄大队。省里的一个负责人、原郭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看中了周曰礼的笔头，要周曰礼到他的大队去总结，写一本书。周曰礼去了10天未动笔，20天仍未动笔。这位负责人问周曰礼：“老周，为啥还没写？”周曰礼笑答：“招待不热情，无酒写不出。”这个负责人便热情地搞来足以供他喝的酒，周曰礼喝得很自在。过了几天，这个负责人看周曰礼只写了几页，便问何以如此之慢。周答：“有酒无好菜，我老周写不快。”这个负责人又叫大队搞来了好菜，换了好酒。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负责人去看时，周曰礼还未写好。又问其原因，周曰礼答：“好菜好酒，老周要走。”于是，不辞而别，回到了合肥。拖了将近一年，写成10万字，但又不愿意拿出来，直到“四人帮”倒台。在此期间，省委主要负责人把周曰礼请到办公室，对他说：“咱们合作吧，我不会亏待你。”周曰礼回答：“我们无多少共同语言，学大寨，赶郭庄，我不太感兴趣。”后来在郭庄大队的一次会议上，周曰礼借酒装疯，大骂这个负责人是“大草包”，因为他认为“一个模式不能套全国”。而这个负责人当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以郭庄大队划线。应当说，周曰礼骂他，过了头。但是，几经动员，周曰礼硬是不去大寨参观，反倒去了最贫困潦倒的凤阳县蒋庄大队同农民一起滚稻草。为此事，他还被当时省里主要负责人公开点名：“老周，你跟我唱对台戏！”
省委“六条”的出台
1977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里“大寨办”和农办这两条泾渭分明的路线，都直接通向省委，希望争取万里的支持。
[page]万里处在了斗争的焦点上。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了多年，并没有给安徽农村带来希望的转机。万里对那些“假、大、空”和报喜不报忧的材料不感兴趣，他得知遭冷遇的周曰礼熟悉安徽农村的现状，决定在自己的下榻处找周曰礼做一次长谈。
周曰礼向万里反映农村的现实时一针见血：“男劳力上工带打牌，女劳力上工带做鞋。”“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这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实际危害比罢工还要厉害，几乎是慢刀割肉般地毁灭。说到底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关系的问题。农村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江苏政策稳，山东政策狠，安徽政策驴打滚。”“驴打滚”的结果是紧箍咒套得更紧，凋敝的安徽农村更没有出路。
万里颇有同感地插话说：“安徽农村的问题，比城市严重，‘左’的问题更突出。”
推心置腹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感到言犹未尽。
事隔不久，为了给省委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周曰礼邀集几位肝胆相照的同仁，起草了一份关于极“左”路线危害严重的“绝密件”呈送万里，主要是揭露浮夸、瞎指挥、大搞形式主义等等问题。
万里认真地看了“绝密件”，特意嘱咐周曰礼：“你们能否搞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
于是，周曰礼带着一干人马去了滁县地区。这儿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适宜种水稻、小麦和棉花、烟叶等其他经济作物。津浦、淮南铁路贯穿其间，公路水运四通八达，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令人惋惜的是，从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递增率仅分别为2.2%和2.61%，社员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其中定（定远）、凤（凤阳）、嘉（嘉山）3个县，不少社队人年均口粮只有150公斤左右，人年均收入只有50元左右。全区大批农民外出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陷入焦灼的困境。
经过大量调查，由周曰礼建议省农办在滁县地区召集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就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由周曰礼主持起草了“六条”，即《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草案。
1978年11月，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在周曰礼陪同下，先后去肥东、长丰两县亲自同社队干部社员座谈，征求对“六条”的意见。不久，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对“六条”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激烈地争论，最后终于通过。
“省委六条”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
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所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一经发出，瞬间轰动了全省，继而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不久，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了省委“六条”。
[page]支持肥西包产到户试点
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旱，秋种无法进行，农业面临危机。此时，周曰礼向万里提出了借地给社员种麦的建议，意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战胜灾荒。后省委讨论认为，与其抛荒，不如借地给农民个人耕种。于是作出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重大政策性规定，突破了多年来的条条框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抗灾自救的积极性。口子一开，不少地方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干了起来，接着山南区也跟着干开了，全区77.3%的生产队午季搞了“单干”。结果是1979年麦子产量达到1005万公斤，为1978年全年交售量的一倍。在此过程中，周曰礼跑到山南，找到心里有点惶惶不安的区委书记汤茂林，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兄有胆，干下去，不要怕！”
1979年2月1日，万里派周曰礼带领38人到山南公社直接向群众宣讲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在原原本本宣讲文件之后，他发动群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对乡亲们说：“有什么，讲什么，把心里话统统倒出来。”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关心、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干部群众对文件中“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不满意，纷纷要求中央取消“两个不许”的规定。
2月4日晚，周曰礼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2月6日，省委常委会议召开，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万里的意见。
2月6日晚，周曰礼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在山南公社试点包产到户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内普遍干开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单干”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0%。周曰礼又及时向万里汇报了肥西县的情况。万里说，肥西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肥西县。万里支持周曰礼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一副催化剂，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推进农业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的办法，更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很快，全省有16个县干开了包产到户。
当时，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之势。对此，万里确也有些担心，嘱周曰礼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安徽推行责任制的情况，电文中说：“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个省的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望、四川广汉3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周曰礼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曰礼就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和安徽省委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六条规定的贯彻落实以及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作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说，包产到户即使是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周曰礼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它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要周曰礼按照自己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汇报。周曰礼起草稿子的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中央主要负责人看完周曰礼的稿子后，面呈不悦之色。他叫在场的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立即打电话给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和周曰礼的意见代表谁。在王任重去打电话的时候，会场气氛有些压抑。有些同志为周曰礼捏了一把汗。
当时万里在嘉山检查工作，他接到王任重的电话后明确回答：“周曰礼同志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王任重把万里的话向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但这位负责人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表态。他反复说道：“就全国大多数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20户的生产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他还说：“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产的。”周曰礼则直言：“说评工记分是联系产量，在理论上讲不通，实践证明也不可能。”双方各不相让。
座谈会召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认为“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page]会上，不少同志看了这一新闻，认为各地正贯彻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来信和编者按语是不适宜的，会给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会议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会议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周曰礼认为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反驳，以正视听。于是，又冲锋在前，立即打电话给在合肥的省农委辛生、卢家丰两同志，要他们火速来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来信。信中写道：“‘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了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辛、卢二人到京后向周曰礼反映了肥西、滁县等地由于张浩来信的发表，引起了人们的深深不安，认为此信有来头，影响相当坏。周曰礼于是向《人民日报》提出要用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发表安徽省的来信。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的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辛、卢二人的来信，并写了很长的编者按语，承认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周曰礼组织辛、卢二人写的来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对稳定人心，促进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七省座谈会上周曰礼唱的“反调”和对张浩来信的反击，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有些人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周大胆。周曰礼认为，破“左”、改革，胆子就是要大。1979年，他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1979〕37号文件。在起草过程中，他坚决主张要在文件中为包产到户开一点点口子，使文件终于提出：在那些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贫困落后的山区和边远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搞包产到户。文件颁布后，周曰礼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给万里起草讲话稿
这一时期，万里密切地注视着“包产到户”出现后的农村情况。他对周曰礼说：“你们如果有农村情况反映，可以直接送来！”
几天见不到“情况反映”，万里就急促不安，便问农委同志：“老周在不在？”“到那里去了？”一旦得知周曰礼从农村回来，便叫周曰礼到他的办公室：“咱们好好聊聊。”两人往往一谈就是半天，有时直至深夜。
1980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万里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稿是由周曰礼主持起草的。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初稿发给与会人员（各地、市、县委书记，专员、市长、县长及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后，争论很大。后二稿、三稿至四稿时，基本内容未动。这时，有人提出，要改组会议文件的写作班子，周曰礼这班人不能参加大会总结讲话的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被万里否定了。后又三易其稿。定稿后的万里总结讲话中最核心的几句话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现在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不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形式之一，同志们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落后的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指出：“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群众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劳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万里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也说出了周曰礼的心声。
[page]在这次会议上，万里对霍邱县委书记大动肝火，因为这位县委书记压制群众搞包产到户，导致1979年粮食大减产。而隔一条淮河的颍上县，由于县委积极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则大幅度增产，两地对比十分明显。于是，万里决定撤掉他的霍邱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曰礼说了情：“认识问题，没经验，加上天灾，可以动一下。”万里问周曰礼：“霍邱谁去合适？”周曰礼思索良久，向万里推荐了黄璜。黄璜不负众望，在霍邱大刀阔斧地推行包产到户。遇到难题，向群众求救，并且常常来省城，谦虚地请周曰礼等省委农工部的同志帮助他研究贯彻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使霍邱面貌迅速改变。
为农村改革鼓与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0年3月，万里调离安徽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由于这次争论是由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某些干部“左”的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干到户的愿望多方压制，不少地方干部与群众“顶牛”的情况相当突出。此时，周曰礼到处游说，“摇唇鼓舌”，“舞文弄墨”，为农村改革鼓与呼，为包产到户呐喊。这样一来，引起了认识不同的人对周曰礼等人进行上线上纲的斥责。他们说：“包产到户关键是分不是包，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欺骗了不懂理论的人”；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周曰礼等人是“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利益”，是“工团福利主义”。他们严厉地提出，对已经出现的变革“要坚决煞车”、“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坏三个秩序论处（即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到时候要清算”。在安庆地区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职位相当高的领导人竟说，周曰礼不像共产党员。于是，该地区的一位负责人以“文革”式的语言提出：“我们同周曰礼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样吓人的氛围中，“周大胆”面不改色，心不跳。因为他确信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没有讲错、做错，而且有省委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更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他静坐以待“清算”，并对司机老苏说：“我老周要是坐牢，烦你送牢饭。”
所幸，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话了。这位伟人在一个内部谈话中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周曰礼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热泪夺眶而出。他打开酒瓶，一醉方休。
[page]把“傻子问题”捅到邓小平那里
这里有必要记述一件事。周曰礼在改革大业中，“手伸得很长”。就算是城市里的事也要去探索，并且好打抱不平。农村改革兴起后，安徽芜湖市出了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名叫年广久，此人炒的瓜子又好又巧，因为他卖的瓜子比别人便宜，人称他是“傻子”。“傻子”生意做大了便雇了工，赚了大钱，于是惹来了麻烦。有人以“打骂工人”、“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等大帽子压年广久，“傻子”问题成为安徽当时社会上争论的焦点，年广久处境艰难。在此关键时刻，周曰礼派省委农工部干部悄悄地去芜湖作了调查后，从改革高度写了一份符合实际的材料，并把此材料打印了200份，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散发，又交了一份给杜润生，请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知道此事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于是，“傻子”安渡了第一关。“傻子”为了感谢“周大胆”，亲自炒了二斤瓜子送给周曰礼。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又提及此事，说“像‘傻子’瓜子，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重提此事，对“左”的危害再一次向全党敲了警钟，更给周曰礼与“左”的思想作斗争以莫大的鼓舞。
1983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周曰礼担任主任。此时，他一面在省委领导下，指导全省农村政策的研究，为省委制定了保护专业户、加强小城镇建设等许多政策性规定和决定，一面重温马列经典著作，积极认真地探索深化农村的全面改革，把多年来安徽农民伟大实践和自己参与改革的体会，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先后出版《家庭承包制探讨》、《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安徽的农村改革当时走在全国的前面。我有幸参加了这一伟大实践，做了一些工作，写了一些总结，写了一些文章，奉献给参加这一实践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我个人的实践的体会，不如说是全省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晶，因为是他们创造了奇迹，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将更加美好。”
你和过去共产党的观念是一样的，即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一致，这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观念，不是商品农业的观念。你要去现在的农村会看到，不愿意种地的可以把土地转包给种田专业户，由种田专业户集中经营，而你可以从中收租获益，同时还能从事其他产业分工比如说去打井灌溉，这样就形成专业分工扩大规模提高了效率。所以说私有化的土地也可以集中经营，促进专业化，提高效率。
农民最了解土地和最有利的经营方式，用不着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城里外行来指点江山。79年以前农业的失败农民的悲惨遭遇就因为自以为是的外行人瞎指点。
自愿 － 自愿加入，自由退出
自治 － 自己决定内部组织管理机制
自决 － 自主决定生产经营方向，同时自担风险
过去共产党搞的集体化违反这“三自”没有不失败的，世界范围都是这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了，这句话是老毛说的，后来他又不承认了，说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