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作者徐敏
人文历史
© 徐敏｜文
搞得人家家破人亡。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和关押了，并死于1968年。
批斗新凤霞的那帮人人，人革结束后又作为深受文革迫害的群体，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大放异彩。其中的张少华，变成演视界的红星，并多次否认文革中的造反行为。
中国的文革是全民族的灾难。把责任全部推到毛一个人的人身上，而忽视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互相之间发泄仇恨，而导致的人斗人的惨剧，是不能真正吸取教训的。
党内高层都是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幸存者，都是老油子了，周邓杨当然是知道轻重缓急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太极推手，什么时候要雷霆万钧。下面的人别说是张少华，就是刘芝民都是小虾米，哪里知道轻重，就算是乔冠华一辈子在外交部的斗争漩涡里锻炼也没有修成正果。
大部分人在特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变好或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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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怎样辨别坏人© 徐敏｜文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吴祖光却一直没有发声。吴是著名剧作家，在演艺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人要求吴祖光也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给领导提提意见。 妻子新凤霞听说后，极力反对，她说自己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一些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 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 新凤霞说：“那也不许你提！” 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座谈会，还特地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按喇叭，接的人在屋里催，新凤霞却叉着腰站在房门前不许吴祖光出去。吴祖光脸上挂不住，狠了狠心，一把推开了妻子。他听见妻子哭了，但却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坐上车走了。 座谈会上，吴祖光直言：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杜绝！ 吴祖光的发言，被文联领导田汉加上《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标题，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右派言论的铁证，吴祖光因此遭到各种大会小会的批斗，总共达五六十次之多。 最后组织的一次批斗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旧友聚于一堂，已经不复旧日模样，完全不念旧情，把吴祖光批判得体无完肤。最后是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发言，念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题目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文章同时还发表在《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接下来吴祖光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还特别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个决定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演员戴浩，是他把租下来的房子，又转租给了吴祖光等人，他也顺理成章成了“二流堂”分子。 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新凤霞叫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他拿出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让新凤霞看。上面写了一个妻子断然和右派丈夫离婚，紧跟着就入党成了党员的故事。副部长开导新凤霞说：“这就是划清界限了，你应当向她学习。”一向见官就怕的新凤霞，此时却摇了摇头说：“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闻听勃然大怒，一挥手说：“你给我出去！” 新凤霞出了副部长办公室，一路哭着跑出了文化部。 1958年早春，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吴祖光和一个五百人的右派队伍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吴祖光去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告别，父亲是笑着送他走的。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距父亲离世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新凤霞因为不听领导劝告，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受到种种轻视。惟一给她安慰的是观众照样热情，新凤霞依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大家就想看她演出。大幕拉开，新凤霞登台亮相，观众喝彩。演出结束，她却被安排去扫厕所、倒痰盂。剧团到外地演出，有人会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 反右是上面的部署，固然不能违抗，但下面具体执行，却有很大余地，以此彰显执行者的人性良知。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处理，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和压力，妻子浦安修承受不住，向党组织提出离婚。 离婚报告最早交到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手里。长征时期，彭德怀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是政委，两人共同经历过惨烈的湘江之战。杨尚昆面对浦安修递上来的离婚报告，批示说：“划清界线并不一定要离婚。”并将报告转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对秘书说：“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邓小平则看都不看，说：“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这样一对比，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不出面安慰新凤霞也就罢了，竟然还威逼利诱，命令新凤霞与丈夫离婚。人性的善恶，好人和坏人的不同嘴脸，立马就分辨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刘芝明后来反思过没有。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0年后文革爆发，刘芝明在风暴中遭到关押，被迫害致死。 这一次，整人者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出卖朋友的知识分子，而是年轻的红卫兵造反派。 1966年8月23日下午3点，烈日当空，一群红卫兵闯进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将老舍、荀慧生等29个文化界人士带离单位，分别挂上各种罪名的牌子，用大卡车运到东城区文庙的院子里。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火堆，焚烧书籍和戏服，命令29人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双膝下跪，额头顶地，数百名红卫兵站在他们身后，不断高呼口号。口号声中，有的红卫兵拿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朝跪在地上的人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甚至解下腰间的铜头皮带乱抽。跪在地上的29人，前面有大火堆，后面有红卫兵，无处躲闪，只能任其凌辱。 消息传开，新凤霞所在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也学习北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那样，把剧院的十多位领导加主演抓到大院里跪了两排。一声令下，新凤霞身上便挨了一记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一个姓刘的青年演员，这人因为条件不好，在评剧院没有得到重用。新凤霞尽管自己受到歧视，但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让他扮演主要角色。刘见新凤霞看了自己，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把她单独拉了出来毒打，导致新凤霞左膝盖受了重伤，造成永久性的左膝至左肢瘫痪，终生无法恢复。 在谈到这件事时，新凤霞的大弟子谷文月也发文说，当年评剧院那场“打全堂”，张少华确实是参与了的。谷文月在声明中说：“当年张少华是中国评剧院造反派头头之一，把当时中国评剧院十多位领导加主演抓到院子中央跪了两排，号称“打全堂"，打的不是一个人，全打了，不可能单单绕开我师父新凤霞一个人不打，到底打没打还用我再说吗？我只记得当时我オ20岁，全院的人围着看打人，我爬到救火用的水缸上跟着看，没想到他们真打人，吓得我一下掉到了水缸里，这件事评剧院老人都知道，谷文月看不了打人，吓得掉水缸里了。” 对此，新凤霞的儿子吴欢也说：“张少华打人没打人，可以随便去问一位中国评剧院70岁以上的老同志。中国评剧院几百号人，就三四个打人的，其中主要的就有张少华，不是打了新凤霞一个人。” 看来，张少华应该是动手打了人的，这个难以否认。问题只在于，她在几个打人者中，是不是下手最轻的？ 至于说到她与另外三个人一起伙同去抄新凤霞家，张少华就再怎么都无法替自己开脱了。 这次抄家，已经过了破四旧高潮，完全可以不做。可以不做的坏事却执意要做，就只能说是坏人的行径了。 在新凤霞的回忆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抄家的：1967年，大乱已经过去了。4月的一天，我单位的造反派李成实、张慧宝、张少华、姜连中忽然来我家说：“再扫一下四旧。”进门就翻找，东西也被抄得没有什么了，但有一些镜框装的齐白石字画，都是祖光珍藏的精品，这几个人进门抄了就要走。我说：“这都是经过剧院多次抄过的不算四旧之物了。”他们是早有打算的，不容分说，把那些齐白石的字画捆在他们的自行车上，而且早就带了绳子捆好，四人骑上车走了。这些画是他们几个预先打算好要抢的。 这些被抢走的齐白石字画，到后来文革结束，都一直没有归还；而且下落不明，不知流落何处。照理，四个抄家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却一起选择了沉默。 区分好人和坏人，其实很简单：具体到一件事，你可以不做，你却做了。往好的方向去做，你是好人；往坏的方向作恶，就是坏人。搞得人家家破人亡。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和关押了，并死于1968年。
批斗新凤霞的那帮人人，人革结束后又作为深受文革迫害的群体，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大放异彩。其中的张少华，变成演视界的红星，并多次否认文革中的造反行为。
中国的文革是全民族的灾难。把责任全部推到毛一个人的人身上，而忽视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互相之间发泄仇恨，而导致的人斗人的惨剧，是不能真正吸取教训的。
党内高层都是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幸存者，都是老油子了，周邓杨当然是知道轻重缓急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太极推手，什么时候要雷霆万钧。下面的人别说是张少华，就是刘芝民都是小虾米，哪里知道轻重，就算是乔冠华一辈子在外交部的斗争漩涡里锻炼也没有修成正果。
大部分人在特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变好或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