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果粉们一直流传一种民国“黄金十年”的说法。在果粉们的眼里，民国的“黄金十年”非常值得自己向往。
那么这种“黄金十年”的说法最早从哪来？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黄金年代呢？
美国人口中的“黄金十年”
所谓“黄金十年”最早出自美国人之口。
1951年，魏德迈在美国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到了“黄金十年”。他是这样说的“1927-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我们看一段对话，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还要去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有什么目的
魏德迈是谁？二战时他在远东服役，1944年接替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指挥官。1946年卸任，1947年又作为特使重返中国。他和蒋介石政府关系不错，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在美国人眼中，魏德迈俨然是一个“中国通”，而他也是国民政府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
再看他说这段话的时间点，1951年。
1951年，志愿军正在朝鲜和美国人鏖战；蒋介石集团早已退守孤岛，急哄哄地想从美国人那里拿到更多的援助，以维持自己在小岛上的统治。
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朋友，美国人魏德迈提出“黄金十年”，其根本目的是想让美国对蒋介石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敌视新生的共和国。而且他很鸡贼地把时间限定在了1927-1937年。1927年发生了什么？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大肆屠杀革命人士；1937年这年抗战全面爆发。魏德迈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就是在暗示，“黄金十年”是因为蒋介石反对红色革命而开启的，只是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给打断了。只要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支持，那么很快这个“黄金十年”就会在哪个小岛上重现。
而事实上在学术界还是民国作家的笔下，很少看到所谓“黄金十年”的概念。这就很让人疑惑了，“黄金十年”到底存不存在？为什么国人反而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实际上，魏德迈的话里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黄金十年”的对象是对那些外国侨民，而不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享受到其中好处的是洋人，而不是那些底层的中国民众。
“黄金十年”真正成色如何？
那么这魏德迈口中的“黄金十年”到底真正成色如何呢？
首先，把这所谓的十年和此前的中国相比，我们必须要客观地承认这十年确实有比之前好的地方。比如政治上，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关税的回收，也让当时的中央财政比之前有钱了。
这十年里，国民政府也确实在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上有所投资。抗战之前，公路修了将近12万公里，比1927年增长了一倍多。教育上也有所好转，在这10年里全国的小学从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
这数据看上去的确还过得去，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数据。
我们知道，工业有重工业和轻工业之分，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轻重工业的比例要比较协调。那么这“黄金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发展集中在轻工业，而重工业则是处于全面倒退。
拿钢产量来说，1927年中国钢产量是3万吨，而1934年钢产量是多少呢？5万吨。也就是说“黄金十年”里前7年全国钢铁产品只增加了2万吨。这个数据可以和新中国对比一下，49年的时候全国钢产量15.8万吨，1952年是多少呢？是135万吨
7年增加2万吨，如果这都可以称为“黄金十年”，那么49-52年岂不是超黄金3年？
那先不和新中国比。汉阳钢铁厂的年产量在北洋军阀时期就有5万吨，1925年停产。而在老蒋手上，却放任其荒废，倘若将之重新恢复，钢铁产量怎么也不止5万吨。
有朋友也许会问了，1935年全国钢铁产量猛增到25.7万吨，1937年达到55.6万吨！这个数据你咋不说？
这个数据连小岛上的学者都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增加的大部分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而此时鞍山钢铁厂在谁手上呢？对，日本人。
而另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了对抗老蒋，纷纷扩大钢铁产量，大搞兵工厂。这也是钢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但是这部分产量增加要认真算，是算不到老蒋的功劳簿上的。毕竟人家搞这个就是为了和你干仗啊。
讲到打仗，就要说说军工业。提起“汉阳造”，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这款诞生于1911年的步枪一直是民国时期军队的主力枪型，只有少量军队使用中正式步枪，更好的部队就干脆买全套德系装备。
这是为啥？因为在北洋军阀期间我们能做的炮钢、枪管钢，给“黄金十年”一搞，反而做不了。所以“汉阳造”依旧是大头。因为当时老蒋政府不愿意花钱花精力去投资浩大的钢铁产业，他们更喜欢从外面购买。
1935年1月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的巩县兵工厂一份报告中提到：
“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而大量依靠进口，本土无法自给自足，也导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我们很多武器设备坏了就无法修理，武器生产也跟不上战争消耗的速度。
说完重工业，我们再来看看轻工业。
彼时轻工业基本来自于民族资本家自己的投资，有的甚至是几代人艰难发展才终于初具规模。但是碍于当时民族资本的资金和眼界的局限性，我们国家绝大部分轻工业都是做的来料加工，原材料都是靠进口的。
而美日欧列强则施压要求民国政府提高纺织品原材料的关税，降低纺织品成品的关税。这样一来，外国成品低价涌入国内市场，形成倾销。民族资本在原材料进口就被外国人狠狠收割，现在又要面临外国产品的低价倾销。怎么撑得住？一时间大量工厂关门，最后剩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这样的头部企业存在。
而原本应该保护本国工业的民国政府，却站到了列强的一边。更有甚者，他们所代表的大资本大买办利益集团，在民族资本最困难的时候，反而“落井下石”，要对这些企业空手套白狼。
比如当时荣家向国民政府求救，结果没有等来资金支持，反而是民国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想吞并荣家产业。而最后荣家逃过一劫，不过是因为孔祥熙也看上了这笔产业。因为孔陈相争，荣家才勉强逃过一劫。
而刘鸿生为了保住自己企业不被宋子文吞并，不得不给陈立夫陈果夫大量好处才保住企业。
所以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外要面对列强的不公平商战，内部还要被官僚和四大家族惦记着，发展何其艰难。
抛开经济层面，我们再看看社会层面。这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底层人民到底过得如何？
1928年陕西关中爆发旱灾，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而旱灾引发了大饥荒，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场军阀之间的混战，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
而在最繁华的上海，50%的工人入不敷出。大批工人不得不居住在脏乱差的环境之中，“苍蝇遍地，臭气熏天”
在1927-1937年十年里，中国10万灾民规模的灾荒至少有百次之多。农民不仅要应对天灾，还承受着繁重的赋税。
江苏泰县，忙银正税1921年是1.5元，附加税为0.912元；1929年，正税是1.5元，附加税则增至7.012元。“而田亩特捐（每亩八分）等犹不在内也”
在重重重压之下，大量农民不得不破产和逃亡。
属于少数人的黄金年代
看到这里，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所谓民国的“黄金十年”的受益者并不是绝大多数的国人。
那么真正的受益者是谁呢？是外国资本、大地主、官僚和买办集团
在这“黄金十年”里，重工业倒退，民族资本夹缝求生；外国资本通过各种不公平的手段蚕食中国市场，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和官僚资本则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黄金十年”里，底层人民经受了战乱、饥荒、苛捐杂税；他们不得不面临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告别故土四处流浪；
在这“黄金十年”里，固然所谓大师辈出，但是我们却悲哀地发现全国基础教育极差，识字率不到1%，可以说文盲占绝大多数；
诚然，对比之前这十年里，中国的一些地方有所进步。但是这些只惠及了少数人和外国资本，更不能称之为“黄金十年”。难怪魏德迈在解释“黄金十年”时有个限定“英美和各国侨民”。
如果一定要说这十年是“黄金十年”，那么它只能是外国人的黄金年代，只能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黄金年代，只能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黄金年代。
意思是说你们就知道跟中央作对。
印象中这是我当年参观重庆一个纪念馆时看到的。
当时我年轻，看了对话心中一震。原来每个人都说“我想建设新中国”，而你们就是天天要跟中央作对。
没人说我当了领袖就想祸国殃民。
哎，佛教说，功成不必在我。。。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道理不能这么讲。不能像欧阳锋那样说：我用手走路那些年，也是很有成就的！
然后一堆欧阳克，欧阳不克，等等，就在一旁高呼万岁，用手走路万岁！
...
不能什么都想颠倒一下，天天搞脑筋急转弯，天天都是“又翻转了，又大反转了，刘少奇原来是特务！”。
没饿死，不能说明用脚吃饭就是对的。那是没办法时候的办法，但人不能故意天天把自己弄到没办法的办法。
3. 是否必须你死我活。
4. 加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这大概激起了彻底砸烂的冲动。
5. 因为没有接受基督教（或佛教）的认识，宗教的基本认识是：人基本上都有贪嗔痴。但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是：有一小部分人就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他们就是先进。命定当领袖、领导阶级。甚至是太阳。
6. 当年的军阀一般不足为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论，所以不足以抵抗有理论的两个政党（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所以最大的冲突其实就是国共冲突，也可以说似中央和最大地方武装的冲突。
----------
我不是说国民党就好，也不是说共产党就好。不能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问妈妈这个是不是好人。而是说，中国人确实应该接受一个概念：普通人是有贪嗔痴的，包括毛泽东等，都是普通人，他要撒尿也要自己掏出小鸡鸡。都有贪嗔痴，不能把他当成太阳。放到某个位置，一样是CPU过热，可能发出胡言乱语，莫名其貌的指令。
社会科学里也一定要有“基础材料研究”，必须知道毛泽东等人的材料特性，知道他并非万能材料。在设计政治体制结构的时候，认真考虑当官的人的材料特性，才能让体系更可靠。
中共自南昌暴动以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苏联接上关系，得到苏援武器，打败蒋介石。无论是南昌暴动后南下潮汕，还是后来北上长征，西路军进军新疆，都是这个目的。
更主要的是継承前人正的或負的努力、発揚或弥補、做到継往開来
有人比较：蒋喜欢读经，毛喜欢读史。
按说，经是圣人的作品，是为人的方向。
史是小人的故事，更强调人性的动物性本能。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9/103614413528.shtml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蒋介石日记在首次开放时，一本手抄本《圣经》首次曝光，其中多处有蒋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据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宋曹琍璇介绍，这本手抄本《圣经》，系由蒋的侍从秘书手抄，为翻译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册，蒋氏不仅认真看了3遍，时有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蒋公对此一丝不苟，他是把信仰当成guideline(指引)了。”
这本《圣经》曾经引起郭岱君极大的兴趣。蒋在世时，外界纷传他笃信基督教，但多为口耳相传，少见可靠证据。这本手抄本《圣经》的出现，以及日记对其个人信仰的记载，可以比较可靠地解释这个疑问。
另外坊间也有传闻认为，蒋出于与宋家联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开的蒋氏日记显示，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确有要求蒋信奉基督；蒋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待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决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态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弥留时刻，蒋其实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蒋氏的承诺后来确实兑现了，胡佛首次公开的手抄本《圣经》，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据日记记载，蒋将这本《圣经》前后通读了三遍，而且眉批中还对基督教的很多主张提出过疑问。
作为接触蒋氏日记最为频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认为，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极为强调精神力量的个性，比如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他很痛心；衡阳会战，他本来寄予很大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这次失败对他是一个勉励，一个教训；得意时，他也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与儒家强调的修身观念非常相近。
这些年果粉们一直流传一种民国“黄金十年”的说法。在果粉们的眼里，民国的“黄金十年”非常值得自己向往。
那么这种“黄金十年”的说法最早从哪来？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黄金年代呢？
美国人口中的“黄金十年”
所谓“黄金十年”最早出自美国人之口。
1951年，魏德迈在美国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到了“黄金十年”。他是这样说的“1927-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我们看一段对话，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还要去看说这话的人是谁，在什么背景下说的，有什么目的
魏德迈是谁？二战时他在远东服役，1944年接替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指挥官。1946年卸任，1947年又作为特使重返中国。他和蒋介石政府关系不错，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在美国人眼中，魏德迈俨然是一个“中国通”，而他也是国民政府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
再看他说这段话的时间点，1951年。
1951年，志愿军正在朝鲜和美国人鏖战；蒋介石集团早已退守孤岛，急哄哄地想从美国人那里拿到更多的援助，以维持自己在小岛上的统治。
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朋友，美国人魏德迈提出“黄金十年”，其根本目的是想让美国对蒋介石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敌视新生的共和国。而且他很鸡贼地把时间限定在了1927-1937年。1927年发生了什么？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大肆屠杀革命人士；1937年这年抗战全面爆发。魏德迈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就是在暗示，“黄金十年”是因为蒋介石反对红色革命而开启的，只是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给打断了。只要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支持，那么很快这个“黄金十年”就会在哪个小岛上重现。
而事实上在学术界还是民国作家的笔下，很少看到所谓“黄金十年”的概念。这就很让人疑惑了，“黄金十年”到底存不存在？为什么国人反而没有这样的记录呢？
实际上，魏德迈的话里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黄金十年”的对象是对那些外国侨民，而不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享受到其中好处的是洋人，而不是那些底层的中国民众。
“黄金十年”真正成色如何？
那么这魏德迈口中的“黄金十年”到底真正成色如何呢？
首先，把这所谓的十年和此前的中国相比，我们必须要客观地承认这十年确实有比之前好的地方。比如政治上，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至少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关税的回收，也让当时的中央财政比之前有钱了。
这十年里，国民政府也确实在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上有所投资。抗战之前，公路修了将近12万公里，比1927年增长了一倍多。教育上也有所好转，在这10年里全国的小学从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
这数据看上去的确还过得去，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数据。
我们知道，工业有重工业和轻工业之分，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轻重工业的比例要比较协调。那么这“黄金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发展集中在轻工业，而重工业则是处于全面倒退。
拿钢产量来说，1927年中国钢产量是3万吨，而1934年钢产量是多少呢？5万吨。也就是说“黄金十年”里前7年全国钢铁产品只增加了2万吨。这个数据可以和新中国对比一下，49年的时候全国钢产量15.8万吨，1952年是多少呢？是135万吨
7年增加2万吨，如果这都可以称为“黄金十年”，那么49-52年岂不是超黄金3年？
那先不和新中国比。汉阳钢铁厂的年产量在北洋军阀时期就有5万吨，1925年停产。而在老蒋手上，却放任其荒废，倘若将之重新恢复，钢铁产量怎么也不止5万吨。
有朋友也许会问了，1935年全国钢铁产量猛增到25.7万吨，1937年达到55.6万吨！这个数据你咋不说？
这个数据连小岛上的学者都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增加的大部分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而此时鞍山钢铁厂在谁手上呢？对，日本人。
而另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了对抗老蒋，纷纷扩大钢铁产量，大搞兵工厂。这也是钢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但是这部分产量增加要认真算，是算不到老蒋的功劳簿上的。毕竟人家搞这个就是为了和你干仗啊。
讲到打仗，就要说说军工业。提起“汉阳造”，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这款诞生于1911年的步枪一直是民国时期军队的主力枪型，只有少量军队使用中正式步枪，更好的部队就干脆买全套德系装备。
这是为啥？因为在北洋军阀期间我们能做的炮钢、枪管钢，给“黄金十年”一搞，反而做不了。所以“汉阳造”依旧是大头。因为当时老蒋政府不愿意花钱花精力去投资浩大的钢铁产业，他们更喜欢从外面购买。
1935年1月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的巩县兵工厂一份报告中提到：
“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而大量依靠进口，本土无法自给自足，也导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我们很多武器设备坏了就无法修理，武器生产也跟不上战争消耗的速度。
说完重工业，我们再来看看轻工业。
彼时轻工业基本来自于民族资本家自己的投资，有的甚至是几代人艰难发展才终于初具规模。但是碍于当时民族资本的资金和眼界的局限性，我们国家绝大部分轻工业都是做的来料加工，原材料都是靠进口的。
而美日欧列强则施压要求民国政府提高纺织品原材料的关税，降低纺织品成品的关税。这样一来，外国成品低价涌入国内市场，形成倾销。民族资本在原材料进口就被外国人狠狠收割，现在又要面临外国产品的低价倾销。怎么撑得住？一时间大量工厂关门，最后剩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这样的头部企业存在。
而原本应该保护本国工业的民国政府，却站到了列强的一边。更有甚者，他们所代表的大资本大买办利益集团，在民族资本最困难的时候，反而“落井下石”，要对这些企业空手套白狼。
比如当时荣家向国民政府求救，结果没有等来资金支持，反而是民国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想吞并荣家产业。而最后荣家逃过一劫，不过是因为孔祥熙也看上了这笔产业。因为孔陈相争，荣家才勉强逃过一劫。
而刘鸿生为了保住自己企业不被宋子文吞并，不得不给陈立夫陈果夫大量好处才保住企业。
所以说当时的民族资本外要面对列强的不公平商战，内部还要被官僚和四大家族惦记着，发展何其艰难。
抛开经济层面，我们再看看社会层面。这所谓的“黄金十年”里底层人民到底过得如何？
1928年陕西关中爆发旱灾，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而旱灾引发了大饥荒，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场军阀之间的混战，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
而在最繁华的上海，50%的工人入不敷出。大批工人不得不居住在脏乱差的环境之中，“苍蝇遍地，臭气熏天”
在1927-1937年十年里，中国10万灾民规模的灾荒至少有百次之多。农民不仅要应对天灾，还承受着繁重的赋税。
江苏泰县，忙银正税1921年是1.5元，附加税为0.912元；1929年，正税是1.5元，附加税则增至7.012元。“而田亩特捐（每亩八分）等犹不在内也”
在重重重压之下，大量农民不得不破产和逃亡。
属于少数人的黄金年代
看到这里，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所谓民国的“黄金十年”的受益者并不是绝大多数的国人。
那么真正的受益者是谁呢？是外国资本、大地主、官僚和买办集团
在这“黄金十年”里，重工业倒退，民族资本夹缝求生；外国资本通过各种不公平的手段蚕食中国市场，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和官僚资本则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黄金十年”里，底层人民经受了战乱、饥荒、苛捐杂税；他们不得不面临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告别故土四处流浪；
在这“黄金十年”里，固然所谓大师辈出，但是我们却悲哀地发现全国基础教育极差，识字率不到1%，可以说文盲占绝大多数；
诚然，对比之前这十年里，中国的一些地方有所进步。但是这些只惠及了少数人和外国资本，更不能称之为“黄金十年”。难怪魏德迈在解释“黄金十年”时有个限定“英美和各国侨民”。
如果一定要说这十年是“黄金十年”，那么它只能是外国人的黄金年代，只能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黄金年代，只能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黄金年代。
意思是说你们就知道跟中央作对。
印象中这是我当年参观重庆一个纪念馆时看到的。
当时我年轻，看了对话心中一震。原来每个人都说“我想建设新中国”，而你们就是天天要跟中央作对。
没人说我当了领袖就想祸国殃民。
哎，佛教说，功成不必在我。。。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道理不能这么讲。不能像欧阳锋那样说：我用手走路那些年，也是很有成就的！
然后一堆欧阳克，欧阳不克，等等，就在一旁高呼万岁，用手走路万岁！
...
不能什么都想颠倒一下，天天搞脑筋急转弯，天天都是“又翻转了，又大反转了，刘少奇原来是特务！”。
没饿死，不能说明用脚吃饭就是对的。那是没办法时候的办法，但人不能故意天天把自己弄到没办法的办法。
3. 是否必须你死我活。
4. 加上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这大概激起了彻底砸烂的冲动。
5. 因为没有接受基督教（或佛教）的认识，宗教的基本认识是：人基本上都有贪嗔痴。但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是：有一小部分人就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他们就是先进。命定当领袖、领导阶级。甚至是太阳。
6. 当年的军阀一般不足为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论，所以不足以抵抗有理论的两个政党（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所以最大的冲突其实就是国共冲突，也可以说似中央和最大地方武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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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国民党就好，也不是说共产党就好。不能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问妈妈这个是不是好人。而是说，中国人确实应该接受一个概念：普通人是有贪嗔痴的，包括毛泽东等，都是普通人，他要撒尿也要自己掏出小鸡鸡。都有贪嗔痴，不能把他当成太阳。放到某个位置，一样是CPU过热，可能发出胡言乱语，莫名其貌的指令。
社会科学里也一定要有“基础材料研究”，必须知道毛泽东等人的材料特性，知道他并非万能材料。在设计政治体制结构的时候，认真考虑当官的人的材料特性，才能让体系更可靠。
中共自南昌暴动以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苏联接上关系，得到苏援武器，打败蒋介石。无论是南昌暴动后南下潮汕，还是后来北上长征，西路军进军新疆，都是这个目的。
更主要的是継承前人正的或負的努力、発揚或弥補、做到継往開来
有人比较：蒋喜欢读经，毛喜欢读史。
按说，经是圣人的作品，是为人的方向。
史是小人的故事，更强调人性的动物性本能。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9/103614413528.shtml
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
蒋介石日记在首次开放时，一本手抄本《圣经》首次曝光，其中多处有蒋的眉批，非常引人注目。
据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宋曹琍璇介绍，这本手抄本《圣经》，系由蒋的侍从秘书手抄，为翻译成中文的文言文版本，共6册，蒋氏不仅认真看了3遍，时有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蒋公对此一丝不苟，他是把信仰当成guideline(指引)了。”
这本《圣经》曾经引起郭岱君极大的兴趣。蒋在世时，外界纷传他笃信基督教，但多为口耳相传，少见可靠证据。这本手抄本《圣经》的出现，以及日记对其个人信仰的记载，可以比较可靠地解释这个疑问。
另外坊间也有传闻认为，蒋出于与宋家联姻的政治目的，才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
此次公开的蒋氏日记显示，蒋在与宋美龄成婚之前，宋母倪太夫人确有要求蒋信奉基督；蒋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待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决定，倪太夫人尊重他的态度。1930年，倪太夫人生命的弥留时刻，蒋其实还没有决定成为基督徒，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在离世前得到一点安慰，所以他就在倪夫人去世前，说愿意受洗。
蒋氏的承诺后来确实兑现了，胡佛首次公开的手抄本《圣经》，以及他本人密密麻麻的眉批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据日记记载，蒋将这本《圣经》前后通读了三遍，而且眉批中还对基督教的很多主张提出过疑问。
作为接触蒋氏日记最为频繁的人之一，郭岱君认为，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极为强调精神力量的个性，比如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他很痛心；衡阳会战，他本来寄予很大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他在日记中记述说，这次失败对他是一个勉励，一个教训；得意时，他也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与儒家强调的修身观念非常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