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独秀瞿秋白秦邦宪张闻天这些早期中共总书记相比，同样担任过中共总书记（最高领导者职务）的向忠发是个另类，他倒是个真正的工人，纯正的“领导阶级”出身，但在官方党史里，此人十分不堪，被讲得一钱不值，“工人”变成了“流氓无产者”，说他大字识不到几个，生活腐化，用党的活动经费找妓女，后来被国民党捉去，立即下跪叛变，周恩来说他“节操还不如个妓女”。让人疑惑的是一个“节操还不如妓女”的“流氓无产者”，中共何以会让他做总书记？就算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共产国际找这么个无德无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来做中共总书记，到底是在帮助扶持中共发展壮大？还是成心捣乱要害中共呢？近些年来有不少研究文章还原向忠发的真实面貌和事迹，对他是否真的叛变也有许多质疑——此人被捕之后，并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包括当时已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关向应等人也并未因为向忠发被捕而暴露身份。但官方党史将之定性为叛徒的结论并不会改变，“节操还不如个妓女”基本应该是盖棺论定的吧。有意思的是这个向忠发当初做总书记时候，一言九鼎做出的两个决定，帮了日后中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忙，让人感觉历史是那么的诡谲而充满戏剧性。第一件事情是阻止张国焘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提出为了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去担任书记。向忠发极力反对，他认为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关系不睦，两人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后来派去鄂豫皖苏区领导四方面军）。从日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的一方面军闹到几乎兵戎相见的事情看，不得不说向忠发对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了解有过人之处和先见之明。倘若真的派张国焘去江西中央苏区掌舵，日后的伟大领袖究竟是毛主席还是张主席就真是只有天知道了。第二件事是推举毛泽东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原本，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人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总书记向忠发是唯一想到并力荐毛泽东担任这个主席的人物。由于他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结果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很显然，向忠发做的这两件事情，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说是对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具有相当影响也是不为过的吧。
谁也不会弄个白、痴当头头！
嘿嘿嘿。
923年2月，他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随后与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项英和林育南取得联系，以轮驳工的身份出面掩护帮助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由于工作颇有成就，向忠发在武汉地区颇有声望[8]。1923年3月，他被推选为中共武汉区委执委会委员。6月，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春，以武汉地区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9]。同年底，因国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战争中，向忠发与林育南、许白昊等组织工人罢工，支持北伐军作战。当时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向忠发等发动船工并组织用轮驳在长江中架起浮桥，使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10]。随后，他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11]。他出任汉口市国民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为副委员长[12]），还兼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3]。1927年，时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向忠发，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武汉时期临时代行党政最高职权的组织）主席徐谦，发了一封公函（档案号：汉7134），要求为汉阳兵工厂几千工人的待遇问题：兵工生活已苦不堪言收入极其微薄，劳动强度却相当大，一般工作时间都在13小时以上，厂方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因病不能上班者，不仅按天扣发工资，甚至还被罚款；军火生产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工厂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工伤死亡事故不断发生。再加上当时湖北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工人们只能进行大罢工，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谋求自身权益。
四一二事件后，向忠发积极策划反对中国国民党。随后在中共五大上，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徵和向忠发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进入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之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14]。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临时常务委员会，罢免陈独秀，由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随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中，共产国际出面要求中共加强中国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向忠发也因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从上海抵达莫斯科，经数月苏联及欧洲游历之后，在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15]，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16]。
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祝贺。而中共中央派出工农出身干部领队，按资历当推苏兆徵，而偏巧苏正养病，于是改派向忠发。之后向忠发在苏联受到斯大林接见，并受到共产国际重视[17]。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出席，他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并参与起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通过[18][19][20]。他还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21]。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届一中全会，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发表《关于职工运动及讨论结论》[22]，共产国际代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斯大林纷纷表示赞同，并将向忠发区别于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叶挺、毛泽东等人。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向忠发平步青云，瞿秋白则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19日，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月20日，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沿党内习惯称之为“总书记”[23]。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尽管向忠发担任名义上的党内领袖，但之后很多时间中，中共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24]。
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千年一遇的人物。
周也是千年一遇的人才，但不是领袖的角色。
南下的百丈关战役的失败，导致四方面军八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
能斗过蒋的唯有毛，毛周是最佳搭档。
与陈独秀瞿秋白秦邦宪张闻天这些早期中共总书记相比，同样担任过中共总书记（最高领导者职务）的向忠发是个另类，他倒是个真正的工人，纯正的“领导阶级”出身，但在官方党史里，此人十分不堪，被讲得一钱不值，“工人”变成了“流氓无产者”，说他大字识不到几个，生活腐化，用党的活动经费找妓女，后来被国民党捉去，立即下跪叛变，周恩来说他“节操还不如个妓女”。让人疑惑的是一个“节操还不如妓女”的“流氓无产者”，中共何以会让他做总书记？就算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共产国际找这么个无德无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来做中共总书记，到底是在帮助扶持中共发展壮大？还是成心捣乱要害中共呢？
近些年来有不少研究文章还原向忠发的真实面貌和事迹，对他是否真的叛变也有许多质疑——此人被捕之后，并没有供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包括当时已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关向应等人也并未因为向忠发被捕而暴露身份。但官方党史将之定性为叛徒的结论并不会改变，“节操还不如个妓女”基本应该是盖棺论定的吧。
有意思的是这个向忠发当初做总书记时候，一言九鼎做出的两个决定，帮了日后中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忙，让人感觉历史是那么的诡谲而充满戏剧性。
第一件事情是阻止张国焘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提出为了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去担任书记。向忠发极力反对，他认为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关系不睦，两人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后来派去鄂豫皖苏区领导四方面军）。从日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的一方面军闹到几乎兵戎相见的事情看，不得不说向忠发对张国焘和毛泽东的了解有过人之处和先见之明。倘若真的派张国焘去江西中央苏区掌舵，日后的伟大领袖究竟是毛主席还是张主席就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第二件事是推举毛泽东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原本，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人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总书记向忠发是唯一想到并力荐毛泽东担任这个主席的人物。由于他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结果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很显然，向忠发做的这两件事情，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说是对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具有相当影响也是不为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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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弄个白、痴当头头！
嘿嘿嘿。
923年2月，他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随后与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项英和林育南取得联系，以轮驳工的身份出面掩护帮助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由于工作颇有成就，向忠发在武汉地区颇有声望[8]。1923年3月，他被推选为中共武汉区委执委会委员。6月，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春，以武汉地区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9]。同年底，因国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战争中，向忠发与林育南、许白昊等组织工人罢工，支持北伐军作战。当时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向忠发等发动船工并组织用轮驳在长江中架起浮桥，使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10]。随后，他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11]。他出任汉口市国民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为副委员长[12]），还兼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3]。1927年，时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向忠发，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武汉时期临时代行党政最高职权的组织）主席徐谦，发了一封公函（档案号：汉7134），要求为汉阳兵工厂几千工人的待遇问题：兵工生活已苦不堪言收入极其微薄，劳动强度却相当大，一般工作时间都在13小时以上，厂方还经常以各种借口强迫工人加班；因病不能上班者，不仅按天扣发工资，甚至还被罚款；军火生产有极大的危险性，但工厂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工伤死亡事故不断发生。再加上当时湖北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工人们只能进行大罢工，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谋求自身权益。
四一二事件后，向忠发积极策划反对中国国民党。随后在中共五大上，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徵和向忠发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进入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之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14]。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临时常务委员会，罢免陈独秀，由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随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中，共产国际出面要求中共加强中国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向忠发也因此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从上海抵达莫斯科，经数月苏联及欧洲游历之后，在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15]，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16]。
苏联生涯[编辑]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祝贺。而中共中央派出工农出身干部领队，按资历当推苏兆徵，而偏巧苏正养病，于是改派向忠发。之后向忠发在苏联受到斯大林接见，并受到共产国际重视[17]。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团出席，他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并参与起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通过[18][19][20]。他还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21]。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届一中全会，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发表《关于职工运动及讨论结论》[22]，共产国际代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斯大林纷纷表示赞同，并将向忠发区别于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叶挺、毛泽东等人。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向忠发平步青云，瞿秋白则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19日，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月20日，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沿党内习惯称之为“总书记”[23]。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尽管向忠发担任名义上的党内领袖，但之后很多时间中，中共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24]。
在六大上，张国焘意气用事，与瞿秋白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布哈林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千年一遇的人物。
周也是千年一遇的人才，但不是领袖的角色。
南下的百丈关战役的失败，导致四方面军八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
能斗过蒋的唯有毛，毛周是最佳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