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还说：“有些人别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别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报。”
1981年9月12日，我到西安居住在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为了“保密”，公安部门要我改名为邱季龙。在1982年之前，邻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知道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称我邱老。
战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都想认识我，也想见见我。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医科学院的造反派郑洪泰，夺了军医科学院的领导权，把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1967年5月底，我向军委报告，经请示叶帅、聂帅批准，立即决定对军医科学院进行军事管制，郑洪泰停职反省，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并恢复工作。
小桂是四医大的研究生，1982年回北京过春节，把我在西安的情况向他父亲说了，他父亲说了一句话：“有机会可以看看他。”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情况下，这句话也是值千金的。
1983年6月一个下午，我外出散步后往家走时，小桂在我的后面一个箭步走上来对我说：“我是桂绍忠的儿子，现在四医大读研究生，我来看看您。”小桂自从上了我的门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我家一次，他常买些东西，自己动手做饭给大家一起吃，实际上是在帮助我。
小桂给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读的书就是他从学校的图书馆一次一次带来的。我在西安进过两次电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着我去的。小桂一直把我当成尊敬的长辈，当成老革命看待，这给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说：“您倒台了但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军特别是后勤系统对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对你不怀恶意的人都说，你在主持后勤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工作，后勤战线在全军的威望最高。1967年3月30日周总理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出：‘邱会作同志是我军最好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话，代表了全军共同的看法。总后机关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对邱部长的并不多。”
小桂说，我们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认识邱部长，大家在闲谈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长保重，长寿!”
意外来客
一天晚上约7点钟，有人敲我的门，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坐下后他反复问我认不认识他？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可能认识我啦，我是平津战役时你的俘虏呀!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话，有一句话对我终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来回赠给你。”我除了谢谢他也无言以对，临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浆送给我。
客人走了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动了，可能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难忘的征战岁月。平津战役，炮火连天，我四野八纵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第一个冲占金汤桥……。我作为纵队政委给敌人俘虏讲话……可我现在却在困难中求生……，一切都颠倒了。
催人泪下
胡敏（邱会作妻子）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在陕西省立医院做工。医院有一对老夫妇都是医生，但他们没有孩子。这对夫妇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劳乖巧，就收养了她。这对胡敏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温饱。老两口还教她识字，介绍她去当护士。1936年胡敏在医院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掩护过省委书记崔廷儒。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敏参加了抗日医疗队上了前线。临走前并没有给老两口讲，是偷偷跑掉的。事后老两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
人生沧桑，几十年后胡敏又回到了西安，她是从这里参加革命，反而作为反革命回到家乡。她一生都惦记老两口，解放初期有过联系，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见过面，文革中又断线了。到西安后经多方打听老两口还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级的专家。胡敏去拜谢时，进门就给老两口跪下了。胡敏说：“我是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天来拜恩，同样，出于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后不能再来了。”老两口爱怜地拉起胡敏，三个人都在落泪，临走前他们留下了电话并送给胡敏500元钱。胡敏哭着到了邮局把钱寄回并留言道：知恩不能报，全做无此人。
战友情谊
我的一生，除了公敌之外并无私敌。在革命队伍内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造反派之外并无仇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同上级、同级、下级都结下了友谊。我流放到西安后，来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战友到西安来，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看我。
原中央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是我的同乡。我们在长征的途中相识，到了陕北之后，见面的时间多些，解放之后在业务上的联系很多。我们是老战友，他对我很尊重，很关心。
赵来西安是搞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粮供应资料，准备写一本军粮供应的专著。他只知道我在西安，但并不知道住址。为了要见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听我的住址，但市粮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体地方，市粮食局派专人到省公安厅才搞清楚，并到长乐西路派出所问清了我住的楼号和门牌号数。
一天下午，赵副部长在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秘书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赵怕我激动，一进门就说起笑话来。他观察到我还平静，我们才开始谈话。
赵说：“我到西安来搞点资料。既然到西安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有一次开会后胡耀邦同志把我和张永励留下说，你们有机会见到姓邱的，告诉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要向前看。我认为我们的党不应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这么大（两臂张开），多团结一些人总是好的。
这个意思你可告诉他本人。’耀邦同志还说：‘有些人别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别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报。其实，很想发他们几个的财（即给我们落实政策，在干部群众中赢得更好影响）。’”赵说：“今天，就把话当面向你转达了。”
孔瑞云是原山东省军区司令员，是福建的老革命。整个解放战争我们都战斗在一起，他是四野八纵的后勤部长，我们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他路过西安，决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体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就干脆到长乐西路派出所去问我的住处。
派出所的人听他的口音和派头就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孔说：“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领导，除了看看他之外，还要看看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他。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人啊!”
派出所长说，我心里想的也和你一样。所长不到五分钟，就把老孔领到我的住处来了。
孔瑞云一进门就给我敬了个礼，然后紧紧抱住我不肯松开，我激动得也掉了眼泪，他说：“我们来看看你。今天我来看你同过去看你，在我们心里是一样的，你永远是我的老首长!你不要难过，要高兴!你要是难过，我们就更难过，你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很关心你!”
我听了老孔的话，心里有很多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由于老孔找我花的时间过长，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谈的时间不很长他就要走了，临走时，他给我留下几百块钱和粮票，我们互相热泪盈眶地分手，我心里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战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亚带他来看我的。他一进门也是紧紧地抱住我，他说：“你过去是我的老首长，现在还是我的老首长!”我们谈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一直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动地双双落泪。老战友的真情和友谊对我在困难时期支撑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了五年又三个月，防化H副连长同我相处了三年多，整个警三师对我都是关心和敬重的，同样，H副连长对我也是关心和敬重的，这给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来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看管你的人，还能来看我，而且是在公审之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们相识是因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从我身上得不到一点“油水”，他能关心我，这是为什么？我想了很久，就是我们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人民解放军。我对H副连长是感激的，佩服的。
真情实意
1992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
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胡敏的战友经常来看她，很多人都问寒问暖并给胡敏钱和粮票，给胡敏买衣服，胡敏每次都热泪盈眶。段苏权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他几次驱车来到寒舍看望我，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他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叙旧，我对段苏权同样是感激的。
这一生使我永远感激的是我的老战友张文。张文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战役以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她爱人就牺牲了。她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艰辛，日子过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两家常有来往，但在那个年代，都是依靠组织，互相并没有多少关照。
“九一三”以后，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儿女无处可归，尤其是我的小女儿，更是无人照顾。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她收养了我的女儿京京，我的几个儿子到北京，没有落脚之处，都是住在张文同志在家里，她自己并不宽裕，但是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的孩子吃，对他们问寒问暖，非常关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温暖和慰藉。她的身体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头，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远都感谢和怀念老战友张文同志。
1992年我搬进了省委干休所，并由省老干局管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费也有所增加。1999年，干休所还给我买了一辆红旗车用。干休所李所长，还有老干局的文处长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几乎是有求必应，我们不吭声他们也主动关心我们。我几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干休所的医生、财务、司机及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我尊敬和关心。
干休所还专门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还找到了当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窑洞，我们站窑洞门口，望着熟悉的宝塔山和远处延绵起伏的一道道黄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
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两万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产……。我对老伴说：“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陕西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认识呢？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患难，为革命献出了毕生，有这一点就够了。荣辱都置之度外吧!”
在南京的是军事学院，以培养团级为主。
耀邦同志还说：“有些人别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别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报。”
1981年9月12日，我到西安居住在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为了“保密”，公安部门要我改名为邱季龙。在1982年之前，邻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知道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称我邱老。
战友子弟
西安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都想认识我，也想见见我。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医科学院的造反派郑洪泰，夺了军医科学院的领导权，把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1967年5月底，我向军委报告，经请示叶帅、聂帅批准，立即决定对军医科学院进行军事管制，郑洪泰停职反省，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并恢复工作。
小桂是四医大的研究生，1982年回北京过春节，把我在西安的情况向他父亲说了，他父亲说了一句话：“有机会可以看看他。”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情况下，这句话也是值千金的。
1983年6月一个下午，我外出散步后往家走时，小桂在我的后面一个箭步走上来对我说：“我是桂绍忠的儿子，现在四医大读研究生，我来看看您。”小桂自从上了我的门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我家一次，他常买些东西，自己动手做饭给大家一起吃，实际上是在帮助我。
小桂给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读的书就是他从学校的图书馆一次一次带来的。我在西安进过两次电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着我去的。小桂一直把我当成尊敬的长辈，当成老革命看待，这给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小桂说：“您倒台了但您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是您的最大成功。全军特别是后勤系统对你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对你不怀恶意的人都说，你在主持后勤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工作，后勤战线在全军的威望最高。1967年3月30日周总理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出：‘邱会作同志是我军最好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话，代表了全军共同的看法。总后机关除造反派之外，真正反对邱部长的并不多。”
小桂说，我们研究生中，有不少人认识邱部长，大家在闲谈中一致表示：“希望邱部长保重，长寿!”
意外来客
一天晚上约7点钟，有人敲我的门，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坐下后他反复问我认不认识他？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可能认识我啦，我是平津战役时你的俘虏呀!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话，有一句话对我终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来回赠给你。”我除了谢谢他也无言以对，临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浆送给我。
客人走了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动了，可能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难忘的征战岁月。平津战役，炮火连天，我四野八纵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第一个冲占金汤桥……。我作为纵队政委给敌人俘虏讲话……可我现在却在困难中求生……，一切都颠倒了。
催人泪下
胡敏（邱会作妻子）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在陕西省立医院做工。医院有一对老夫妇都是医生，但他们没有孩子。这对夫妇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劳乖巧，就收养了她。这对胡敏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温饱。老两口还教她识字，介绍她去当护士。1936年胡敏在医院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掩护过省委书记崔廷儒。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敏参加了抗日医疗队上了前线。临走前并没有给老两口讲，是偷偷跑掉的。事后老两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
人生沧桑，几十年后胡敏又回到了西安，她是从这里参加革命，反而作为反革命回到家乡。她一生都惦记老两口，解放初期有过联系，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见过面，文革中又断线了。到西安后经多方打听老两口还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级的专家。胡敏去拜谢时，进门就给老两口跪下了。胡敏说：“我是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天来拜恩，同样，出于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后不能再来了。”老两口爱怜地拉起胡敏，三个人都在落泪，临走前他们留下了电话并送给胡敏500元钱。胡敏哭着到了邮局把钱寄回并留言道：知恩不能报，全做无此人。
战友情谊
我的一生，除了公敌之外并无私敌。在革命队伍内部，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造反派之外并无仇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同上级、同级、下级都结下了友谊。我流放到西安后，来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战友到西安来，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看我。
原中央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是我的同乡。我们在长征的途中相识，到了陕北之后，见面的时间多些，解放之后在业务上的联系很多。我们是老战友，他对我很尊重，很关心。
赵来西安是搞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粮供应资料，准备写一本军粮供应的专著。他只知道我在西安，但并不知道住址。为了要见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听我的住址，但市粮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体地方，市粮食局派专人到省公安厅才搞清楚，并到长乐西路派出所问清了我住的楼号和门牌号数。
一天下午，赵副部长在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秘书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赵怕我激动，一进门就说起笑话来。他观察到我还平静，我们才开始谈话。
赵说：“我到西安来搞点资料。既然到西安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有一次开会后胡耀邦同志把我和张永励留下说，你们有机会见到姓邱的，告诉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要向前看。我认为我们的党不应把圈子搞得很小，要把圈子搞这么大（两臂张开），多团结一些人总是好的。
这个意思你可告诉他本人。’耀邦同志还说：‘有些人别人打他反革命，吃了苦，他委屈得很，可他上了台，打别人反革命又下手很重，搞怨怨相报。其实，很想发他们几个的财（即给我们落实政策，在干部群众中赢得更好影响）。’”赵说：“今天，就把话当面向你转达了。”
孔瑞云是原山东省军区司令员，是福建的老革命。整个解放战争我们都战斗在一起，他是四野八纵的后勤部长，我们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他路过西安，决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体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就干脆到长乐西路派出所去问我的住处。
派出所的人听他的口音和派头就知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孔说：“邱是老革命，也是我的老领导，除了看看他之外，还要看看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他。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人啊!”
派出所长说，我心里想的也和你一样。所长不到五分钟，就把老孔领到我的住处来了。
孔瑞云一进门就给我敬了个礼，然后紧紧抱住我不肯松开，我激动得也掉了眼泪，他说：“我们来看看你。今天我来看你同过去看你，在我们心里是一样的，你永远是我的老首长!你不要难过，要高兴!你要是难过，我们就更难过，你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很关心你!”
我听了老孔的话，心里有很多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由于老孔找我花的时间过长，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谈的时间不很长他就要走了，临走时，他给我留下几百块钱和粮票，我们互相热泪盈眶地分手，我心里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战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亚带他来看我的。他一进门也是紧紧地抱住我，他说：“你过去是我的老首长，现在还是我的老首长!”我们谈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一直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动地双双落泪。老战友的真情和友谊对我在困难时期支撑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了五年又三个月，防化H副连长同我相处了三年多，整个警三师对我都是关心和敬重的，同样，H副连长对我也是关心和敬重的，这给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他能到西安来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看管你的人，还能来看我，而且是在公审之后，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们相识是因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从我身上得不到一点“油水”，他能关心我，这是为什么？我想了很久，就是我们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人民解放军。我对H副连长是感激的，佩服的。
真情实意
1992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很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反对搞株连。
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胡敏的战友经常来看她，很多人都问寒问暖并给胡敏钱和粮票，给胡敏买衣服，胡敏每次都热泪盈眶。段苏权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他几次驱车来到寒舍看望我，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他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叙旧，我对段苏权同样是感激的。
这一生使我永远感激的是我的老战友张文。张文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战役以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她爱人就牺牲了。她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艰辛，日子过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两家常有来往，但在那个年代，都是依靠组织，互相并没有多少关照。
“九一三”以后，我是家破人散，我的儿女无处可归，尤其是我的小女儿，更是无人照顾。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她收养了我的女儿京京，我的几个儿子到北京，没有落脚之处，都是住在张文同志在家里，她自己并不宽裕，但是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的孩子吃，对他们问寒问暖，非常关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温暖和慰藉。她的身体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头，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远都感谢和怀念老战友张文同志。
1992年我搬进了省委干休所，并由省老干局管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费也有所增加。1999年，干休所还给我买了一辆红旗车用。干休所李所长，还有老干局的文处长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几乎是有求必应，我们不吭声他们也主动关心我们。我几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干休所的医生、财务、司机及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我尊敬和关心。
干休所还专门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还找到了当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窑洞，我们站窑洞门口，望着熟悉的宝塔山和远处延绵起伏的一道道黄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
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两万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产……。我对老伴说：“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陕西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认识呢？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患难，为革命献出了毕生，有这一点就够了。荣辱都置之度外吧!”
在南京的是军事学院，以培养团级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