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句老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即自知者明。不管对谁来说，这句话都是很重要的。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杜聿明兵团，活捉杜聿明，历时55天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余人。这时，蒋氏任命的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已经跑得没有影子。在新近拍的《大决战》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刘峙去蚌埠时，把徐州的部队交给了杜聿明，并劝杜聿明不要学黄百韬，在关键的时候为自己留条后路。
电视作品这种虚构出来的镜头，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即刘峙挺聪明，算是有“自知者明”之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蒋介石起用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时，刘峙当即表示：“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当时，人们把蒋介石、何应钦下面的中央军五个二级上将并称为“五虎”，刘峙为“五虎”之首，其余是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国民党军界上层均对刘峙的“福星高照”、官运亨通表示羡慕，都誉他为“福将”。刘峙上任，解放军很高兴，有人说：“老蒋就算不派虎将，好歹派条狗，结果却派了头猪。”
战争的结果在这里已经可想而知，原因是，刘峙在国民党将领之中的口碑很差，贪生怕死，被讽刺为“长腿将军”，解放军还曾给他送了“猪头”的昵称。德不配位，能不配位，必有灾殃。国民党军内部因此弥漫起了一股悲观的情绪和气氛，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结果会让国民党军败得那么惨。世界上的事，很多都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丢开战争的因素，说说生活里的刘峙。
刘峙，字经扶，别号天岳。1892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县(现吉州区)长塘镇庙背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由叔祖父刘进宽抚养。从7岁启蒙到13岁在家乡读私塾，后在启蒙教师刘部荃的帮助下，曾东渡日本求学。但到东京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转回家乡。
这时，刘峙的母亲嫁给了已经卸任的吉安统带李经（湖南人），做了续弦。在此之前，刘母还嫁过一任丈夫，是个鞭炮店的老板，但不久就死了。在李经的帮助下，刘峙进了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算是为自己以后的军人生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11年，刘峙快20岁时，由母亲做主和同邑下路杨家杨庄丽结婚。
杨庄丽娘家以打草鞋为生，杨庄丽本人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没文化不说，还非常贪婪且专横无理，但就是这一点性格的相似让她和刘峙臭味相投，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与杨庄丽结婚不久，刘峙又上了两年的军校，并从排长、连长、营长这些低级别职务干起，1920年，在同陆荣廷部作战中，他担任前锋，身先士卒，深受第二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赏识。不久，被升为“中校团副”，至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刘峙已是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了。这期间，刘峙为蒋介石卖命，屡屡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立下赫赫战功，渐渐被称为“福将”。
军营中的刘峙日子好过了，生活问题也便来了，那就是杨庄丽仿佛没有生育能力，和他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人不能只靠枪子生活，枪子会要命，传宗接代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件大事情。不能生怎么办？杨庄丽经过思想斗争，为刘峙找了一个妾室——陈氏。陈氏进门，把杨庄丽解决不了的问题全解决了，为刘峙生儿生女，生了不少孩子，但在杨庄丽那里，她最终只是一个负责生育的，杨庄丽只让那些孩子叫她“姨娘”，而叫杨庄丽“妈妈”。
这就是刘峙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只管生孩子的女人，刘峙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那些孩子都是他的。陈氏弥补了杨庄丽的不足，让刘峙有了孩子，也不与杨庄丽争名利，但也有一个与杨庄丽一样的“毛病”——没文化。这在刘峙看来是不行的——有了孩子，就得把他们培养得有文化，至少要让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带他们，否则会一直土里土气下去，生得再多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刘峙就有了第三任妻子——黄佩芬。
黄佩芬最初只是被刘峙和杨庄丽请到家里来当家庭教师的，先后在上海美专、北平师大念书，多才多艺，能歌会舞，据说还会拉琴。让这样一个来影响和教育孩子们，刘峙和杨庄丽都很满意，但让杨庄丽没想到的是，也许是打进她家门的那一刻，黄佩芬就“喜欢”上了刘峙，最终成了“潜伏”她家10多年的情敌。人们不知道这个情敌具体是什么时候败露的，却知道50多岁的刘峙被黄佩芬的美色迷住，忽然在某一天里宣布，要将黄佩芬娶进家门，任凭杨庄丽采取各种手段阻挠也都无济于事。
情敌上位，与刘峙同岁的杨庄丽此时已是人老珠黄，不被重视，也只有借着刘峙的地位加紧搜刮钱财，并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但她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贪婪，最终会和刘峙分道扬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平汉路战役被日军打的一溃千里，被讥笑为长腿将军。1939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0年前后，与黄佩芬结婚时，刘峙还在这个位置上，在没结婚前就为黄佩芬买了一栋别墅。这种“重视”，不再是刘峙的家里由杨庄丽一人说了算。
1941年6月5日，日军为了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的轰炸事件。当晚9时，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国民政府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致使大量民众涌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又因为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有1万多名（官方和民间有不同人数说法）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身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的刘峙，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等幕僚的建议下，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想要把窒息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使他们在河边得到新鲜空气“复活”。但参加抢救的士兵们却视生命如儿戏，有些窒息的人被他们拖出洞门，当时还未死，却已被他们拖死；一些人的手脚被他们拖断，本来还活着，却被他们扔在一起，堆积成山活活压死。
更为糟糕的是，抢救的士兵们很快发现，前来隧道逃难的人们身上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进而将救援行动变成了惨无人道的趁火打劫。他们剥取衣裤，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等，引起极大愤慨。在那些窒息的人中，的确也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的。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
杨庄丽就在这中间大发了一笔，从“尸体”上搜取手表、金饰、钱物等分三次被运往她的家里，数额甚巨。黄佩芬听说后，觉得这笔钱应该是刘峙的，自己至少应该得到一半，于是闹上门来了。结果是：此事被弄得人尽皆知，刘峙名誉扫地，再加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大隧道惨案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没了职务，刘峙以此为由，摆脱了杨庄丽，这个贪财的女人就此没了下文。
淮海战役后，刘峙“猪头将军”被坐实，他知道不妙，也不辩护，只顾慌忙逃命。1949年9月17日，应老友顾祝同之约，他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他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禁不住悲从心来，潸然泪下。按理说，这时，他应该有些自知了，但逃跑中的他仍然不忘向蒋氏表忠心，却依然得不到谅解。
1950年3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复职”重任“总统”，寓居香港的刘峙连忙发去贺电，没想到蒋介石见到电文立即想起徐州大败，下令免去他的一切职务。他眼见自己去不了台湾，又感到在香港不安全，大病了一场。此后，他从陆军上将彻底沦为平头百姓，成天哀叹“国家已经不需要我这个老兵”了。就在他感到人生没什么指望的时候，却突然遇到了一个人——丘元荣。
丘元荣，广东梅县雁洋长教村人，青年时自创“荣盛公司”，先后投资兴办4家公司和1间工厂，成为印尼侨界之巨子。并在印尼首倡组织华侨公会，创建华侨公学，开展华侨教育，继又倡立华侨运输商总会，为当地侨商向当局争取合理地位、合法权益。曾任雅加达中华商会主席、中华总会首任主席、南华学院副董事长等职。
丘元荣对刘峙说，印尼虽然岛屿众多，但气候很好，当地还有很多华人，建议刘峙移居。当时，刘峙还有不少钱，为避开被那些前来香港生活没有着落的国军结伙上门“打土豪”，1950年9月，刘峙带着黄佩芬及几个子女登上了前往印尼的轮船。第一站是新加坡，因为人生地不熟，刘峙一下船就被打劫了，但他还是强忍着“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伤痛，让老婆和孩子在那里游玩了几天时间。而当轮船再次起锚驶向印尼雅加达，他这个曾经的国军陆军上将又被印尼军人以临时检查的名义，没收了很多“违禁品”。
对此，刘峙十分失望，抱怨不断，而经过这么一次次地折腾，他的钱财所剩无几，以至于到了雅加达连房子也买不起，只能住在招待所里，做“临时居民”。为了能够生活下去，他开始谋划，卖掉了一些金银，想要做生意，却因“专业”不对口，最终落了个血本无归。
钱就这样被刘峙折腾了个差不多，消费较高的雅加达又让他不得不搬到100多里外的茂物市，在那里，他让妻子黄佩芬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自己仍然无所事事，整日为曾经的陆军上将叹息，紧巴巴的日子也就成了必然的。但很快，他便有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
1952年初，黄佩芬因家中有事前往香港，学校的人手十分紧张，为了使妻子失去这份工作，刘峙找到学校校长，要求由自己来接替。结果是他非常称职，甚至因为口才较好、经历丰富很得学生们的喜欢，但问题也就在这儿来了——他任教的华侨小学，课本都是从大陆购买回来的，课本上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淮海战役让他很是尴尬了起来。为此，他甚至向印尼的教育部门交涉，把课本换成了由台湾省编写的。
黄佩芬归来后，刘峙也被留在了学校，当起了老师，一家人有两份工资，日子本应该能够很不错地过下去，但1954年1月，他却经不住台湾“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的诱惑，前往赴任，最终落了个每日只能读读书、写写日记的生活。历时数年，他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但因没钱出版，只能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
1965年，黄佩芬因病去世，刘峙由黄佩芬在自己落难印尼时的不弃不离，想到了自己灰暗的大半生，从此落落寡欢，开始在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但仍然不忘吹嘘自己曾调换印尼华侨小学课本的事，而这也成了他在《我的回忆》里最为“光彩”的一笔。
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湾病逝，终年79岁。他这一生也就这么走完了，他有6个儿子、3个女儿，他分别为他们取名：“涤寰”、“涤宇”、“涤安”、“涤定”、“涤寅”、“涤宣”和：“涤宙”、“涤宁”、“涤宸”。涤是洗净、清除的意思，在寰、宇、宙、宸这些字眼里，人们多少能看到没看清自己的他拥有着怎样的一个梦。自知者明也，人一旦把自己看透了，路也就好走多了。
行军时，杨炬等女眷有马骑，有战士大声喊叫故意让她们听：老子身上那么多枪眼儿比不上那娘们身上的一个眼儿！
陈诚说刘峙整天忙着操心家里老婆们的打仗，哪有心思与共产党打仗。
哈哈。
有那么一句老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即自知者明。不管对谁来说，这句话都是很重要的。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杜聿明兵团，活捉杜聿明，历时55天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余人。这时，蒋氏任命的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已经跑得没有影子。在新近拍的《大决战》里，有这样一个镜头：刘峙去蚌埠时，把徐州的部队交给了杜聿明，并劝杜聿明不要学黄百韬，在关键的时候为自己留条后路。
电视作品这种虚构出来的镜头，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即刘峙挺聪明，算是有“自知者明”之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蒋介石起用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时，刘峙当即表示：“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当时，人们把蒋介石、何应钦下面的中央军五个二级上将并称为“五虎”，刘峙为“五虎”之首，其余是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国民党军界上层均对刘峙的“福星高照”、官运亨通表示羡慕，都誉他为“福将”。刘峙上任，解放军很高兴，有人说：“老蒋就算不派虎将，好歹派条狗，结果却派了头猪。”
战争的结果在这里已经可想而知，原因是，刘峙在国民党将领之中的口碑很差，贪生怕死，被讽刺为“长腿将军”，解放军还曾给他送了“猪头”的昵称。德不配位，能不配位，必有灾殃。国民党军内部因此弥漫起了一股悲观的情绪和气氛，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结果会让国民党军败得那么惨。世界上的事，很多都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丢开战争的因素，说说生活里的刘峙。
刘峙，字经扶，别号天岳。1892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县(现吉州区)长塘镇庙背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由叔祖父刘进宽抚养。从7岁启蒙到13岁在家乡读私塾，后在启蒙教师刘部荃的帮助下，曾东渡日本求学。但到东京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转回家乡。
这时，刘峙的母亲嫁给了已经卸任的吉安统带李经（湖南人），做了续弦。在此之前，刘母还嫁过一任丈夫，是个鞭炮店的老板，但不久就死了。在李经的帮助下，刘峙进了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算是为自己以后的军人生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11年，刘峙快20岁时，由母亲做主和同邑下路杨家杨庄丽结婚。
杨庄丽娘家以打草鞋为生，杨庄丽本人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没文化不说，还非常贪婪且专横无理，但就是这一点性格的相似让她和刘峙臭味相投，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与杨庄丽结婚不久，刘峙又上了两年的军校，并从排长、连长、营长这些低级别职务干起，1920年，在同陆荣廷部作战中，他担任前锋，身先士卒，深受第二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赏识。不久，被升为“中校团副”，至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刘峙已是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了。这期间，刘峙为蒋介石卖命，屡屡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立下赫赫战功，渐渐被称为“福将”。
军营中的刘峙日子好过了，生活问题也便来了，那就是杨庄丽仿佛没有生育能力，和他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人不能只靠枪子生活，枪子会要命，传宗接代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件大事情。不能生怎么办？杨庄丽经过思想斗争，为刘峙找了一个妾室——陈氏。陈氏进门，把杨庄丽解决不了的问题全解决了，为刘峙生儿生女，生了不少孩子，但在杨庄丽那里，她最终只是一个负责生育的，杨庄丽只让那些孩子叫她“姨娘”，而叫杨庄丽“妈妈”。
这就是刘峙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只管生孩子的女人，刘峙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那些孩子都是他的。陈氏弥补了杨庄丽的不足，让刘峙有了孩子，也不与杨庄丽争名利，但也有一个与杨庄丽一样的“毛病”——没文化。这在刘峙看来是不行的——有了孩子，就得把他们培养得有文化，至少要让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带他们，否则会一直土里土气下去，生得再多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刘峙就有了第三任妻子——黄佩芬。
黄佩芬最初只是被刘峙和杨庄丽请到家里来当家庭教师的，先后在上海美专、北平师大念书，多才多艺，能歌会舞，据说还会拉琴。让这样一个来影响和教育孩子们，刘峙和杨庄丽都很满意，但让杨庄丽没想到的是，也许是打进她家门的那一刻，黄佩芬就“喜欢”上了刘峙，最终成了“潜伏”她家10多年的情敌。人们不知道这个情敌具体是什么时候败露的，却知道50多岁的刘峙被黄佩芬的美色迷住，忽然在某一天里宣布，要将黄佩芬娶进家门，任凭杨庄丽采取各种手段阻挠也都无济于事。
情敌上位，与刘峙同岁的杨庄丽此时已是人老珠黄，不被重视，也只有借着刘峙的地位加紧搜刮钱财，并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但她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贪婪，最终会和刘峙分道扬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峙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平汉路战役被日军打的一溃千里，被讥笑为长腿将军。1939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0年前后，与黄佩芬结婚时，刘峙还在这个位置上，在没结婚前就为黄佩芬买了一栋别墅。这种“重视”，不再是刘峙的家里由杨庄丽一人说了算。
1941年6月5日，日军为了动摇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的轰炸事件。当晚9时，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国民政府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致使大量民众涌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又因为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有1万多名（官方和民间有不同人数说法）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身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的刘峙，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等幕僚的建议下，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想要把窒息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使他们在河边得到新鲜空气“复活”。但参加抢救的士兵们却视生命如儿戏，有些窒息的人被他们拖出洞门，当时还未死，却已被他们拖死；一些人的手脚被他们拖断，本来还活着，却被他们扔在一起，堆积成山活活压死。
更为糟糕的是，抢救的士兵们很快发现，前来隧道逃难的人们身上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进而将救援行动变成了惨无人道的趁火打劫。他们剥取衣裤，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等，引起极大愤慨。在那些窒息的人中，的确也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的。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
杨庄丽就在这中间大发了一笔，从“尸体”上搜取手表、金饰、钱物等分三次被运往她的家里，数额甚巨。黄佩芬听说后，觉得这笔钱应该是刘峙的，自己至少应该得到一半，于是闹上门来了。结果是：此事被弄得人尽皆知，刘峙名誉扫地，再加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大隧道惨案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没了职务，刘峙以此为由，摆脱了杨庄丽，这个贪财的女人就此没了下文。
淮海战役后，刘峙“猪头将军”被坐实，他知道不妙，也不辩护，只顾慌忙逃命。1949年9月17日，应老友顾祝同之约，他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他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禁不住悲从心来，潸然泪下。按理说，这时，他应该有些自知了，但逃跑中的他仍然不忘向蒋氏表忠心，却依然得不到谅解。
1950年3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复职”重任“总统”，寓居香港的刘峙连忙发去贺电，没想到蒋介石见到电文立即想起徐州大败，下令免去他的一切职务。他眼见自己去不了台湾，又感到在香港不安全，大病了一场。此后，他从陆军上将彻底沦为平头百姓，成天哀叹“国家已经不需要我这个老兵”了。就在他感到人生没什么指望的时候，却突然遇到了一个人——丘元荣。
丘元荣，广东梅县雁洋长教村人，青年时自创“荣盛公司”，先后投资兴办4家公司和1间工厂，成为印尼侨界之巨子。并在印尼首倡组织华侨公会，创建华侨公学，开展华侨教育，继又倡立华侨运输商总会，为当地侨商向当局争取合理地位、合法权益。曾任雅加达中华商会主席、中华总会首任主席、南华学院副董事长等职。
丘元荣对刘峙说，印尼虽然岛屿众多，但气候很好，当地还有很多华人，建议刘峙移居。当时，刘峙还有不少钱，为避开被那些前来香港生活没有着落的国军结伙上门“打土豪”，1950年9月，刘峙带着黄佩芬及几个子女登上了前往印尼的轮船。第一站是新加坡，因为人生地不熟，刘峙一下船就被打劫了，但他还是强忍着“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伤痛，让老婆和孩子在那里游玩了几天时间。而当轮船再次起锚驶向印尼雅加达，他这个曾经的国军陆军上将又被印尼军人以临时检查的名义，没收了很多“违禁品”。
对此，刘峙十分失望，抱怨不断，而经过这么一次次地折腾，他的钱财所剩无几，以至于到了雅加达连房子也买不起，只能住在招待所里，做“临时居民”。为了能够生活下去，他开始谋划，卖掉了一些金银，想要做生意，却因“专业”不对口，最终落了个血本无归。
钱就这样被刘峙折腾了个差不多，消费较高的雅加达又让他不得不搬到100多里外的茂物市，在那里，他让妻子黄佩芬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自己仍然无所事事，整日为曾经的陆军上将叹息，紧巴巴的日子也就成了必然的。但很快，他便有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
1952年初，黄佩芬因家中有事前往香港，学校的人手十分紧张，为了使妻子失去这份工作，刘峙找到学校校长，要求由自己来接替。结果是他非常称职，甚至因为口才较好、经历丰富很得学生们的喜欢，但问题也就在这儿来了——他任教的华侨小学，课本都是从大陆购买回来的，课本上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淮海战役让他很是尴尬了起来。为此，他甚至向印尼的教育部门交涉，把课本换成了由台湾省编写的。
黄佩芬归来后，刘峙也被留在了学校，当起了老师，一家人有两份工资，日子本应该能够很不错地过下去，但1954年1月，他却经不住台湾“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的诱惑，前往赴任，最终落了个每日只能读读书、写写日记的生活。历时数年，他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但因没钱出版，只能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
1965年，黄佩芬因病去世，刘峙由黄佩芬在自己落难印尼时的不弃不离，想到了自己灰暗的大半生，从此落落寡欢，开始在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但仍然不忘吹嘘自己曾调换印尼华侨小学课本的事，而这也成了他在《我的回忆》里最为“光彩”的一笔。
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湾病逝，终年79岁。他这一生也就这么走完了，他有6个儿子、3个女儿，他分别为他们取名：“涤寰”、“涤宇”、“涤安”、“涤定”、“涤寅”、“涤宣”和：“涤宙”、“涤宁”、“涤宸”。涤是洗净、清除的意思，在寰、宇、宙、宸这些字眼里，人们多少能看到没看清自己的他拥有着怎样的一个梦。自知者明也，人一旦把自己看透了，路也就好走多了。
行军时，杨炬等女眷有马骑，有战士大声喊叫故意让她们听：老子身上那么多枪眼儿比不上那娘们身上的一个眼儿！
陈诚说刘峙整天忙着操心家里老婆们的打仗，哪有心思与共产党打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