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是我家乡最后一年安排（动员要求？）知青下乡。从那之后，这运动成为历史。
据了解，我家乡的有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底开始的。当时大部分是广州来我县下乡的，本县城下乡的也有一些。那时的权力机构（县革委）才建立不久(1968年初才成立），一切都还在逐渐建立秩序之中，知青的安置没有什么有效的的管理领导，也没有经验。很多知青落户后都有困难，被安排接收的生产队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有很多矛盾。
从那时到李庆霖的信（七三年），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逐渐加强。毛复李的信后，按上级规定，县里的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了专门的办公室（知青办）（可能是全国统一设立的），本县知青下乡时的安家费也由县财政拨款（每人几百元，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小部分为知青本人置装，其余拨下去。对下放地点也有考虑安排。（但仍然有知青自己联系插队地点的）。
到我当知青时（七五年），我们大部分人都安排到农林场，插队落户的很少。在农林场的发工资，第一年大家都一样，每月22元。第二年，在农场的按农工一级，在林场的按林工一级。林工比农工钱多一点点。我当知青三年，领过农工一级每月26元，农工二级每月29元。口粮每月40斤（林场的每月35斤），比城镇居民多（城镇居民成人每月30斤），食油和肉的定量也比城镇居民多。（补充：口粮、食油等的定量与李庆霖的信无关，那些是农工或林工的定量）。
那些比我们早的去插队落户的，有很多生活很困难。我的同学的哥哥姐姐中有好些是这样。有不少人干了一年，扣除各种东西后，几乎没钱分，甚至倒欠钱。
这也在某种形式上保护了知青， 尤其是女知青， 免遭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的毒手。 也是毛泽东死得其时，后来的知青返城不用去求书记们，不然不知会有多少女知青遭毒手。 我那个公社的一个大队， 早我们几年的插队女知青全部被大队书记奸污， 因为要招工去某化工厂。后书记被判刑。
有了合法的理由“厂社挂钩”，很多知青办是地方企事业单位派驻干部操控。自己的孩子在乡下当然要尽量照顾
祖父母或大伯之类亲戚在农村的，也可以选回乡。 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好多都是送到最偏远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我们当年在大连就接送过到吉林和黑龙江的上海学生。就是帮她们拿东西，从码头送到火车站。
后来知青下乡是跟父母工作的单位走。各单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单位会派车送家长去农村看孩子。单位还派带队干部住在青年点。这样就真正有人照顾知青了。
一九七八年，是我家乡最后一年安排（动员要求？）知青下乡。从那之后，这运动成为历史。
据了解，我家乡的有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底开始的。当时大部分是广州来我县下乡的，本县城下乡的也有一些。那时的权力机构（县革委）才建立不久(1968年初才成立），一切都还在逐渐建立秩序之中，知青的安置没有什么有效的的管理领导，也没有经验。很多知青落户后都有困难，被安排接收的生产队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有很多矛盾。
从那时到李庆霖的信（七三年），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逐渐加强。毛复李的信后，按上级规定，县里的知青安置管理工作有了专门的办公室（知青办）（可能是全国统一设立的），本县知青下乡时的安家费也由县财政拨款（每人几百元，具体数目记不清了），小部分为知青本人置装，其余拨下去。对下放地点也有考虑安排。（但仍然有知青自己联系插队地点的）。
到我当知青时（七五年），我们大部分人都安排到农林场，插队落户的很少。在农林场的发工资，第一年大家都一样，每月22元。第二年，在农场的按农工一级，在林场的按林工一级。林工比农工钱多一点点。我当知青三年，领过农工一级每月26元，农工二级每月29元。口粮每月40斤（林场的每月35斤），比城镇居民多（城镇居民成人每月30斤），食油和肉的定量也比城镇居民多。（补充：口粮、食油等的定量与李庆霖的信无关，那些是农工或林工的定量）。
那些比我们早的去插队落户的，有很多生活很困难。我的同学的哥哥姐姐中有好些是这样。有不少人干了一年，扣除各种东西后，几乎没钱分，甚至倒欠钱。
这也在某种形式上保护了知青， 尤其是女知青， 免遭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的毒手。 也是毛泽东死得其时，后来的知青返城不用去求书记们，不然不知会有多少女知青遭毒手。 我那个公社的一个大队， 早我们几年的插队女知青全部被大队书记奸污， 因为要招工去某化工厂。后书记被判刑。
有了合法的理由“厂社挂钩”，很多知青办是地方企事业单位派驻干部操控。自己的孩子在乡下当然要尽量照顾
祖父母或大伯之类亲戚在农村的，也可以选回乡。 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好多都是送到最偏远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我们当年在大连就接送过到吉林和黑龙江的上海学生。就是帮她们拿东西，从码头送到火车站。
后来知青下乡是跟父母工作的单位走。各单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单位会派车送家长去农村看孩子。单位还派带队干部住在青年点。这样就真正有人照顾知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