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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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晓波著名言论: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部分摘要: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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