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作者韩爱晶，原题为《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
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最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
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陪同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
江青说：“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
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不是他们。”
黄作珍说：“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说：“不到三万人。”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第三个办法，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周恩来说：“他们学校还好。”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原来坐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务员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后面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王大宾起身坐了过去。
毛主席说：“坐下，坐下。”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说：“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注：北大井冈山兵团）、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韩爱晶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一派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当面劝他，可是他回去就又变了。”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加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断羊腰（注：有的版本是炖羊肉）’？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这么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又不行，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如果还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都要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就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那个何克全……主席要他……他不肯……”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和王大宾。
我说：“学了八年俄文，学过一点点英文。”
王大宾：“学俄文。”
毛主席：“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这时，谈话离开文革的事，显得轻松，我向主席提出个人前途问题：“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算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算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 × × ×，蒋介石奖给他一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叶群：“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 × × × 在南京军事学院， × × 学科、 × × 学科、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学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让个小战斗队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查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联，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里极少数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我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些组织参加！”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啥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也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开始，管了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主席说：“群众就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我们的造反的旗号，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
毛主席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
康生说：“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主席说：“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广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主席说：“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同学打来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说你‘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造反派头头，外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没有热情接待，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嘛！”
江青说：“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是江青同志。”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来，我听了都流泪。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我错了。”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说：“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是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说一说。”
毛主席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过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你搞又搞不掉，几千人。”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的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 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地方。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错误，我们是护你们的。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四十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毛主席右边站着。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问：“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因为蒯大富迟到，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
姚文元说：“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像四川一样大打一场。”
江青：“败家子。”
毛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是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不要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研究，什么……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姚文元说：“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走，斗、批、散。”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授，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有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一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还不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都不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两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两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飞只剩下一匹马。”
叶群说：“那是失街亭。”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不是，而是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真想不到会有人向中央报告这样的假情况，赶紧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要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搞多中心，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了。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必胜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恩来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点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们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了。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打得鸡飞狗走，我们可能犯错误。”
王大宾说：“现在搞教改困难很大，要下去和工农结合，到实际中去，但没钱，卡得要死。”
江青说：“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统统在外边，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谈话的过程中，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又出现在脑海里。【此处删掉了作者向毛泽东请教部分。详细内容见本刊2013年第2期《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谈话结束后，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清华学生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车队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从清华大学跑出来的部分学生汇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领导下的铁杆子弟兵。当时，北航最大的会堂就是北航俱乐部，这里成了清华学生临时栖身的营地。
谢富治说：“我们先去看看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我说：“等下你们去清华，我跟你们一起去；俱乐部礼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见我们北航的主要负责人，简要地传达一下，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事呢。”
我就和谢富治他们临时分开。我赶到主楼，这时，北航革委会、北航红旗的部分核心成员和一些平常负责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等着。
大家问怎么才回来？到底怎么回事？都焦急地想知道清华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中央首长接见有什么重要指示。我让广播通知，全体革委会委员立即到会议室开会。在等待开会人员时，我先给在场的人简单地谈谈情况和感受。
我说：“清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是毛主席派去的。清华老团开枪打死宣传队，出大事了。毛主席接见我们，从夜里三点多到早晨八点半，五个半小时，陪同接见有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叶群，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吴德、黄作珍。被接见的就是聂元梓、蒯大富、我、谭厚兰、王大宾。因为开始找不到蒯大富，实际是一边谈一边等，蒯大富迟到了三个多小时，他来了又接着谈。直到早晨毛主席去休息，主席每天夜里工作。”
听我一说，在场的非常惊讶，着急想知道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毛主席说什么？五个半小时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样？同学们差不多都只是在天安门广场或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见过毛主席。我在此之前见过几次毛主席，握过手，说过话，时间都很短。每次回来传达也是内容少，幸福多，神秘感极深。
这次突然见到毛主席五个半小时，简直是去天宫神殿，又从九天之上返回人间。我说：“跟毛主席在一起谈话五个半小时，最深的感受有两条：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毛主席是人。毛主席不是神，毛主席是人。跟毛主席坐在一起说话，就跟回到家里见到家里最亲近最慈祥的老人一样。一点也不拘束、一点也不紧张。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可以把心里最真心的话说出来。毛主席谈话很平易，并不像广播最高指示那样一句一句的很严肃。毛主席最袒护年轻人、毛主席对我们学生最亲、对我们的心最明白。毛主席对社会上的事很清楚，大街上的大字报、发生的事他知道很具体。第二个最深的感受是，毛主席身边有些人在讲假话，哄主席。有时候，毛主席又不能听到真实情况。我感到很担忧。林副主席很少讲话，有时表态，指示几句。周总理对主席身边每个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周总理对他们各人说话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洞若观火。周总理记忆惊人，无论毛主席和谁谈到什么历史细节，毛主席问起当时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情况，周总理从旁可以讲得很清楚。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对自己的主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其他中央领导很谨慎，主席不问，一般就不说话。军队干部对毛主席毕恭毕敬。”
北航全体革命委员会委员到齐后，我又把总体情况向各位做了介绍，又按照在人民大会堂整理的简稿，做了传达。
谢治富、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和王大宾等一行已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返来。我又坐上谢富治的车一路向清华大学开去。
车队到清华，先去明斋看望，我们陆续下车，看见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他们面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满仇恨。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团派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事。有的工人妇女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很惨痛。自以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识的蒯大富就能把清华弄到这种地步！
我远远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实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又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破墙破洞，断壁残垣，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清华大学的科学实验场地竟成了这种情况，是清华团派和四一四百日武斗所致。
走上楼顶的大平台，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武斗指挥、学生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是真情真泪，悲痛欲绝！我眼前的场景，悲惨而又不可思议，魔鬼也很难重新造就如此复杂荒诞的境界。这个任传仲是直接指挥制造命案的罪人。但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蒯大富的部下，十几个骨干分子，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我的话显得极不中听，他们希望从我口中说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骗，工宣队是错误的。我发现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我是不受欢迎的，我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丁国钰分别给我们五个打电话，他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
我当然说：“好。”
我明白，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我感觉丁国钰是正在通过电话方式同我们五个头头商量，把接见改成召见。当天，毛主席跟我们谈话五个半小时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已经传到外地大中城市。从此，这次谈话多称为“毛主席七二八召见”。
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在中共执政60多年里，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已过100年的历史里，也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在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的一万多精英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据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民主与权威，民主与法制必须同时起作用，社会才能文明进步，才能建设富强。
（2013年5月26日，韩爱晶先生根据多种版本，对“七二八”召见谈话内容重新进行过校对整理。）
毛这个谈话，流传出去以后在高级干部里影响很不好。
谈得乱七八糟的，跟以前经过修饰的讲话文件里完全不是一回事。毛也确实老了，精力不足了，经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黄吴邱李之流有不臣之心跟林彪跑跟文革期间毛自相矛盾的言论太多有关系。
的斗争会，人是从监狱带出来的。还听过七六年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英雄作报告。是本校的工农兵学员，人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些leaders也真不容易。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本文摘自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作者韩爱晶，原题为《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
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最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
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陪同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
江青说：“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
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不是他们。”
黄作珍说：“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说：“不到三万人。”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第三个办法，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周恩来说：“他们学校还好。”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原来坐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务员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后面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王大宾起身坐了过去。
毛主席说：“坐下，坐下。”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说：“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注：北大井冈山兵团）、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韩爱晶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一派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当面劝他，可是他回去就又变了。”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加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断羊腰（注：有的版本是炖羊肉）’？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这么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又不行，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如果还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都要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就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那个何克全……主席要他……他不肯……”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和王大宾。
我说：“学了八年俄文，学过一点点英文。”
王大宾：“学俄文。”
毛主席：“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这时，谈话离开文革的事，显得轻松，我向主席提出个人前途问题：“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算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算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 × × ×，蒋介石奖给他一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叶群：“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 × × × 在南京军事学院， × × 学科、 × × 学科、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学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让个小战斗队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查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联，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里极少数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我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些组织参加！”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啥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也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开始，管了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主席说：“群众就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我们的造反的旗号，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
毛主席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
康生说：“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主席说：“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广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主席说：“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同学打来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说你‘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造反派头头，外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没有热情接待，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嘛！”
江青说：“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是江青同志。”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来，我听了都流泪。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我错了。”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说：“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是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说一说。”
毛主席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过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你搞又搞不掉，几千人。”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的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 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地方。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错误，我们是护你们的。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四十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毛主席右边站着。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问：“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因为蒯大富迟到，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
姚文元说：“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像四川一样大打一场。”
江青：“败家子。”
毛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是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不要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研究，什么……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姚文元说：“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走，斗、批、散。”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授，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有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一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还不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都不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两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两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飞只剩下一匹马。”
叶群说：“那是失街亭。”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不是，而是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真想不到会有人向中央报告这样的假情况，赶紧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要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搞多中心，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了。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必胜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恩来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点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们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了。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打得鸡飞狗走，我们可能犯错误。”
王大宾说：“现在搞教改困难很大，要下去和工农结合，到实际中去，但没钱，卡得要死。”
江青说：“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统统在外边，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谈话的过程中，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又出现在脑海里。【此处删掉了作者向毛泽东请教部分。详细内容见本刊2013年第2期《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谈话结束后，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清华学生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车队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从清华大学跑出来的部分学生汇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领导下的铁杆子弟兵。当时，北航最大的会堂就是北航俱乐部，这里成了清华学生临时栖身的营地。
谢富治说：“我们先去看看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我说：“等下你们去清华，我跟你们一起去；俱乐部礼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见我们北航的主要负责人，简要地传达一下，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事呢。”
我就和谢富治他们临时分开。我赶到主楼，这时，北航革委会、北航红旗的部分核心成员和一些平常负责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等着。
大家问怎么才回来？到底怎么回事？都焦急地想知道清华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中央首长接见有什么重要指示。我让广播通知，全体革委会委员立即到会议室开会。在等待开会人员时，我先给在场的人简单地谈谈情况和感受。
我说：“清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是毛主席派去的。清华老团开枪打死宣传队，出大事了。毛主席接见我们，从夜里三点多到早晨八点半，五个半小时，陪同接见有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叶群，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吴德、黄作珍。被接见的就是聂元梓、蒯大富、我、谭厚兰、王大宾。因为开始找不到蒯大富，实际是一边谈一边等，蒯大富迟到了三个多小时，他来了又接着谈。直到早晨毛主席去休息，主席每天夜里工作。”
听我一说，在场的非常惊讶，着急想知道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毛主席说什么？五个半小时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样？同学们差不多都只是在天安门广场或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见过毛主席。我在此之前见过几次毛主席，握过手，说过话，时间都很短。每次回来传达也是内容少，幸福多，神秘感极深。
这次突然见到毛主席五个半小时，简直是去天宫神殿，又从九天之上返回人间。我说：“跟毛主席在一起谈话五个半小时，最深的感受有两条：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毛主席是人。毛主席不是神，毛主席是人。跟毛主席坐在一起说话，就跟回到家里见到家里最亲近最慈祥的老人一样。一点也不拘束、一点也不紧张。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可以把心里最真心的话说出来。毛主席谈话很平易，并不像广播最高指示那样一句一句的很严肃。毛主席最袒护年轻人、毛主席对我们学生最亲、对我们的心最明白。毛主席对社会上的事很清楚，大街上的大字报、发生的事他知道很具体。第二个最深的感受是，毛主席身边有些人在讲假话，哄主席。有时候，毛主席又不能听到真实情况。我感到很担忧。林副主席很少讲话，有时表态，指示几句。周总理对主席身边每个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周总理对他们各人说话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洞若观火。周总理记忆惊人，无论毛主席和谁谈到什么历史细节，毛主席问起当时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情况，周总理从旁可以讲得很清楚。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对自己的主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其他中央领导很谨慎，主席不问，一般就不说话。军队干部对毛主席毕恭毕敬。”
北航全体革命委员会委员到齐后，我又把总体情况向各位做了介绍，又按照在人民大会堂整理的简稿，做了传达。
谢治富、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和王大宾等一行已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返来。我又坐上谢富治的车一路向清华大学开去。
车队到清华，先去明斋看望，我们陆续下车，看见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他们面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满仇恨。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团派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事。有的工人妇女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很惨痛。自以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识的蒯大富就能把清华弄到这种地步！
我远远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实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又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破墙破洞，断壁残垣，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清华大学的科学实验场地竟成了这种情况，是清华团派和四一四百日武斗所致。
走上楼顶的大平台，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武斗指挥、学生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是真情真泪，悲痛欲绝！我眼前的场景，悲惨而又不可思议，魔鬼也很难重新造就如此复杂荒诞的境界。这个任传仲是直接指挥制造命案的罪人。但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蒯大富的部下，十几个骨干分子，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我的话显得极不中听，他们希望从我口中说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骗，工宣队是错误的。我发现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我是不受欢迎的，我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丁国钰分别给我们五个打电话，他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
我当然说：“好。”
我明白，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我感觉丁国钰是正在通过电话方式同我们五个头头商量，把接见改成召见。当天，毛主席跟我们谈话五个半小时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已经传到外地大中城市。从此，这次谈话多称为“毛主席七二八召见”。
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在中共执政60多年里，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已过100年的历史里，也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在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的一万多精英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据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民主与权威，民主与法制必须同时起作用，社会才能文明进步，才能建设富强。
（2013年5月26日，韩爱晶先生根据多种版本，对“七二八”召见谈话内容重新进行过校对整理。）
毛这个谈话，流传出去以后在高级干部里影响很不好。
谈得乱七八糟的，跟以前经过修饰的讲话文件里完全不是一回事。毛也确实老了，精力不足了，经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黄吴邱李之流有不臣之心跟林彪跑跟文革期间毛自相矛盾的言论太多有关系。
的斗争会，人是从监狱带出来的。还听过七六年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英雄作报告。是本校的工农兵学员，人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些leaders也真不容易。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