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扣。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整个会议的议程也是由总理安排的。在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人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邓小平也讲了话。 在开幕会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不像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跟陆定一在会上争论得那么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调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现在公开发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这样一来，虽然这张大字报还没有正式向下面传达，但很快就有学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都传遍了。 8月7日，当毛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时候，会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了。由于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名，下面就纷纷议论了，有的说主席的大字报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单干风”，以及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搞矛头向下的“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都是同刘少奇有关系的。 也有人说，尽管主席写了“何其毒也”这样的词，但这是思想从严，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并不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样。不然怎么还称他们为“同志”呢？虽然各种看法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于是会议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许多人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刘少奇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1966年7月24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出现了一个逆流”。又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主席向大会批发了这封信，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会议的震动。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关锋发言首次将刘、邓的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党内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提到路线斗争，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问题了。建党那么多年，加起来党内也就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那么几次斗争被称为是路线斗争。而每次发生路线斗争的时侯，都意味着要更换领导人。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刘少奇指导文革运动的路线，以及后来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上还是很不足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只是觉得，以往运动一来，党内就总是有人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通过运动来整群众，尤其是整那些反对或者对自己有意见的群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这样的情景。但把这种做法叫做什么路线，是否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并没有仔细去想过。我真正理解它广泛的历史含义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好多年之后了。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十六条”的起草的过程比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样专门成立一个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进行了反复多次地修改。我记得，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把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的讲话集中起来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文件是他与陈伯达起草的，这是不确实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张春桥和关锋。王力只是在文字记录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陈伯达、张春桥和关锋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条”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原则，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运动中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动群众监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为此，“十六条”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他后来讲的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人民群众监督公仆的方式，来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毛主席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当时我还在钓鱼台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并让他们把主席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选举方式，通过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有关决定，并重新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经过选举，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选举产生，意味着毛主席重返党的领导第一线，而林彪则成为在毛主席之后排名第一位的常委。会议还撤销“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8月12日的闭幕会上毛主席又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是这次闭幕会上讲的。闭幕会上林彪也发表了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有人几乎扼杀了这个革命，但在危机关头，毛主席出来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后，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铸却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陈伯达、康生对陶铸都有意见，陈伯达在广东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就跟陶铸发生过矛盾。我们文革小组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的。这时江青出来讲话了，你们不要再议论了，这是主席决定的。 陶铸在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时候都是很积极的。可后来到了刮“单干风”的时候，他开始是有点跟刘少奇的。后来张平化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他对陶铸说，你可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许多人就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改变了态度，明确表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主席说了，是邓小平向他建议让陶铸到中央来主管宣传工作的。可是陶铸当了常委之后，并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护刘少奇等人，与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日渐背离。 尽管邓小平是和刘少奇一起、坚决主张派工作组去压制群众的，有些事情还是他为刘少奇出谋划策的。但是主席却一直想要把他和刘少奇区分开。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从大连回来参加会议的。林彪来了以后，他的表现是很积极的，说话慷慨激昂而且声音洪亮。应该说，林彪那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会，在当时起的作用很大。那个时候，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她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江青都是说，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从不说“你们那位”，说到主席，只称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写完后曾给总理、王任重看过。总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来。后来我从陶铸那里看到抄件。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总理是亲手用楷书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总理拿着主席亲笔写的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信就回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曾拿里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qibenyu/index.htm
在《红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一个亵渎学术，有恃无恐，出笔杀人的恶人。
就是一个（女-表）子文人。
第十章 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1．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扣。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整个会议的议程也是由总理安排的。在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人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邓小平也讲了话。
在开幕会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不像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跟陆定一在会上争论得那么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调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2．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现在公开发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这样一来，虽然这张大字报还没有正式向下面传达，但很快就有学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都传遍了。
8月7日，当毛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时候，会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了。由于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名，下面就纷纷议论了，有的说主席的大字报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单干风”，以及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搞矛头向下的“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都是同刘少奇有关系的。
也有人说，尽管主席写了“何其毒也”这样的词，但这是思想从严，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并不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样。不然怎么还称他们为“同志”呢？虽然各种看法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于是会议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许多人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刘少奇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1966年7月24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出现了一个逆流”。又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主席向大会批发了这封信，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会议的震动。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关锋发言首次将刘、邓的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党内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提到路线斗争，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问题了。建党那么多年，加起来党内也就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那么几次斗争被称为是路线斗争。而每次发生路线斗争的时侯，都意味着要更换领导人。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刘少奇指导文革运动的路线，以及后来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上还是很不足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只是觉得，以往运动一来，党内就总是有人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通过运动来整群众，尤其是整那些反对或者对自己有意见的群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这样的情景。但把这种做法叫做什么路线，是否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并没有仔细去想过。我真正理解它广泛的历史含义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好多年之后了。
3．起草并通过“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十六条”的起草的过程比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样专门成立一个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进行了反复多次地修改。我记得，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把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的讲话集中起来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文件是他与陈伯达起草的，这是不确实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张春桥和关锋。王力只是在文字记录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陈伯达、张春桥和关锋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条”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原则，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运动中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动群众监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为此，“十六条”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他后来讲的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人民群众监督公仆的方式，来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毛主席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当时我还在钓鱼台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并让他们把主席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4．改选中央领导机构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选举方式，通过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有关决定，并重新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经过选举，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新的政治局常委的选举产生，意味着毛主席重返党的领导第一线，而林彪则成为在毛主席之后排名第一位的常委。会议还撤销“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8月12日的闭幕会上毛主席又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是这次闭幕会上讲的。闭幕会上林彪也发表了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有人几乎扼杀了这个革命，但在危机关头，毛主席出来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
中央常委重新排名之后，刘少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陶铸却一下子被提到第四位，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对此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陈伯达、康生对陶铸都有意见，陈伯达在广东搞农村调查的时候，就跟陶铸发生过矛盾。我们文革小组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的。这时江青出来讲话了，你们不要再议论了，这是主席决定的。
陶铸在合作化和大跃进的时候都是很积极的。可后来到了刮“单干风”的时候，他开始是有点跟刘少奇的。后来张平化对他进行了批评，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他对陶铸说，你可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许多人就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改变了态度，明确表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怎样的。后来主席说了，是邓小平向他建议让陶铸到中央来主管宣传工作的。可是陶铸当了常委之后，并没有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而是仍要大力地保护刘少奇等人，与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日渐背离。
尽管邓小平是和刘少奇一起、坚决主张派工作组去压制群众的，有些事情还是他为刘少奇出谋划策的。但是主席却一直想要把他和刘少奇区分开。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
5．专门批评邓小平的政治局会议
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6．烧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林彪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从大连回来参加会议的。林彪来了以后，他的表现是很积极的，说话慷慨激昂而且声音洪亮。应该说，林彪那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都很高。他的到会，在当时起的作用很大。那个时候，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她们俩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江青都是说，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从不说“你们那位”，说到主席，只称主席。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写完后曾给总理、王任重看过。总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来。后来我从陶铸那里看到抄件。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总理是亲手用楷书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总理拿着主席亲笔写的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信就回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曾拿里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7．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受到毛主席批评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qibenyu/index.htm
在《红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一个亵渎学术，有恃无恐，出笔杀人的恶人。
就是一个（女-表）子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