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为什么上海资本家情愿跳楼而不肯坦白zt

世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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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下旬,继三反之后,“五反”又在全国拉开序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率先登场。为造成声势,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由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负责实况转播。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也在驻足倾听。虽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但听报告的资本家们,无不感觉乍暖还寒,冷气逼人。 

 

这显然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斗争。为此上海市政府抽调干部、工人、职员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后,进驻各私营工厂、商店,发动群众,开展调查,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进行分类排队,确定重点人头。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便号召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检举,控诉其剥削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就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搜集“五毒”证据,并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业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都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时,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被迫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的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因为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即使倾家荡产也交不起“欠税”。

 

在那段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上海资本家自杀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在上海国际饭店吃了最后一餐,然后从二十四层高的屋顶花园跳了下来。 那天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坠落在一辆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在国际饭店大理石的墙面上,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摔死。那段时间,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砸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意思是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焚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增派士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运动过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家”,这些过去让人羡慕的称谓,全部成了罪恶的代名词,遭人唾弃。资本家的地位也变得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 

 

表面看,五反运动已经结束,但实际改造的步伐并未停止。1953年,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这一年的1月15日,已经有2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才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 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号召下,上海不少私营企业主主动提出合营要求,共有316家私营企业向政府部门表达了这种姿态,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颇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 

 

一些企业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又接着申请,最终被列入1954年扩展合营计划。如广勤纱厂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日批准公私合营,这才终获允准。 

 

公私合营后的公司、企业,既有私人资本,也有所谓公股结构。但经营不是以分红的方式运作,而是以定息方式来支付的,以年息5%给私股股东支付股息。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赎买,赎买的概念其实和公私合营的概念是有冲突的。赎买是说到时这个股份就不给你了。

 

前些年,有个读者在网上询问,他爷爷1956年公私合营入股,股金是人民币2000元,股息按年息5厘计算,每季度发放一次。从1956年开始领取至1966年第三季度结束,10年时间,2000元的股本也就拿回了1200元,连本金都只拿回了一半多点,就更不说利息了。 

 

当年,对全国所有公司的股份做了一个评估,总共是24.2亿,领取定息的股东有114.2万人。但是全国私企到底值多少钱,则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全部收归国有。 

 

明明是非常吃亏的事情,为什么“资本家”们会积极要求合营?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全体私营企业主分成了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弄得人人自危。运动整到一半就整不下去了,一个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多,一个是全国经济滑坡,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都没法进行了。 

 

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俯首听命,纷纷“坦白”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的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 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向党靠拢,追求进步;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拒绝改造;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则会被定性为落后、反动。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俗称统购统销)。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上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半还多,到1955年2月,就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永安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购比例达到了80%,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轨道。 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月底获批。经过50多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剪彩当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说:“我是在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公私合营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若干员工在大门口迎候,祝贺的队伍捧上大红喜报,祝贺永安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的霓虹灯。 

 

到了1956年,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无论大小、盈亏,一律改造,这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欢喜的人可能觉得原来的经营太难了,年年亏损,还不如合营了拿点股息。愁的人觉得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一下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着老婆痛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情况。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每个月评下来定息就几块钱,真正的大老板可能会比较多,几百上千的,而90%多的工商业者每个月就是几块钱的定息。 

 

但国家却是大发了。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这笔钱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把财产‘共’过来,是要更好为国家服务,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东地方工业少,广州是商业城市,共产过来,就要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城市。”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文革开始,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因心脏病发作病逝。 1966年,永安百货改称“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 

 

当年,那种一窝蜂式的公私合营,后来暴露出许多弊端。像北京瑞蚨祥布店,东来顺涮羊肉等等企业,采用国营的方式,经营效率都不高。 陈云在北京市宣告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说:“北京有个‘东来顺’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是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呢?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