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年动乱 空前浩劫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黑龙江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966年6月起，学校被迫停课。校造反派组织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1967年4月，造反团接管了黑龙江大学的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委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先后任校党委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有高衡和白汝瑗，任党委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有张毓瑞、尚慎武、刘力田（军宣队）、蔺善礼（工宣队）、林孟舒、方孟梅（军宣队）、刘青萍、雷日春。同一时期，任革委会主任或校长的是高衡和自汝瑗。任革委会副主任或副校长的有王树本、董福长、张毓瑞、秦野丰、李俊杰、李凤堂、林孟舒、方孟梅、王维良、尚慎武、牧岚、穆国栋、葛沛、刘青萍、林北星、王连才（工宣队）。校革委会在造反派的把持和操纵下，组织了一系列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活动。在以“社会为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学校迁往农村工厂办学，大量教师和干部被赶往农村插队落户。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名学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在逆境中仍然坚守岗位，力所能及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此表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斗争。
第一节 灾难降临 武斗开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整个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使正在建设中的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8日党八届的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而教育界则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悲剧的前导。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就在全国各地首先是许多大、中学校和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黑龙江大学被迫停课，组织学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学习林彪、江青合谋炮制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章。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煽动群众起来造反。不久，校园内就贴出了谩骂、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声称支持“北大的革命行动”，指责学校党委“压制”、“阻碍”运动，要求学校领导“触及灵魂”、“在黑大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等。校内动乱日甚一日，学校形势日益恶化。
6月13日，“文革”运动在黑大正式展开。原校党委遵照上级指示成立校系“文革领导小组”。运动一开始，“文革领导小组”一方面在校内错误地搞“以人划线”，把原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大批干部、教师打成“黑线人物”，进行围攻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划类排队，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与此同时，校“文革领导小组”还派工作组去外语系和总务处，发动群众揭批本单位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组织“横扫牛鬼蛇神”。从此，一场空前浩劫遍及黑大校园。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规定“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决定》还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随后，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随之全国大乱，学校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校园内攻击、丑化干部、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黑大红卫兵组织“造反团”、“八八团”、“先锋团”相继成立。
8月下旬，在造反派组织策划下，“校文革筹委会”出面召开了批斗会，被揪出批斗和陪斗的教工多达70余人。这次大规模的批斗会，上演了挂黑牌、涂鬼脸、戴高帽、大弯腰等丑恶闹剧，开了我校残酷斗争、人身侮辱的先河。接着是游斗。游斗后，造反团扣留了原校领导史文生、董福长、王树本以及中层干部20多人，并设立“集训队”监督管制。副校长王树本不堪折磨，被迫自杀。
不久，“先锋团”勒令百余名干部、教师进“学习班”，建立了我校第一批“牛棚”。其它造反派组织也不甘落后，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许多干部、教师无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罪名，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和精神摧残。一时间，所谓“红色恐怖”笼罩着黑大校园。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检阅了红卫兵游行队伍。这样，在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扫四旧”的高潮。从九月份开始，我校先后有两千多名师生去北京接受检阅和进行串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相继夺取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的领导权。《人民日报》转载了《夺权宣言》。从此便刮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在夺权的一片浊声恶浪中，黑龙江省的造反团夺了省委的大权，建立起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4月，我校造反团也接管了黑龙江大学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
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造反派组织以极左的行动，搞了“烧党票”、“烧团票”、“铲除修正主义苗子”运动，有20多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和党员登记表被当众烧毁。在此期间，造反派组织无法无天，不少人手持棍棒，在校内大搞打、砸、抢、抓、抄。被关入造反团“集训队”管制和接受批斗的干部、教师80余人，被抄家的50多户，被作为“叛徒”、“特务”抓起来的10人，被迫害致死者5人。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使大批干部、教师蒙受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校外支持夺权，参与武斗。造反派师生二百多人奔赴伊春，配合当地造反派占领了林业局，对局一级领导和大批中层干部进行批斗，并协助伊春公安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保守派”群众的家。1967年1月底，校造反派总头头带领哈市大专院校造反派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我校造反派主要成员任管委会班长。在砸烂“哈市红旗军”的事件中，造反派两次签发拘捕令，拘捕20余人，将他们关押在我校主楼地下室，进行审讯、拷打。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后，导致全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混乱状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4月，人民解放军3066部队派人进驻我校，执行所谓“支左”任务。这时，因对待省革委会某领导成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校造反派及群众分裂成“炮轰”与“捍联”两派。这两派各自从派性出发，挑动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一部分干部和教工，同时，彼此你争我夺，派性日益膨胀，对立情绪日趋激烈。在相互争斗中，“捍联总”占了上风。“捍联总”接管学校领导权后，在驻校军宣队的支持下，采取专政措施，以“炮轰派黑干将、黑后台”等罪名，先后对一些干部、教师进行批斗、体罚、劳改、关押。其中4人被捕入狱。
原省政协副主席、黑大校长于天放被以支持“炮轰派”的罪名拉到全市进行批斗，遭受非人折磨，最终含恨自杀身亡。
之后，原校革委会一负责人主持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参与这一工作的两名哲学系教师被扣上“篡改”、“非法编印”等罪名投入狱中。
为了揭批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年4月，原哈外院、黑大领导王季愚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她被诬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哈外院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学术建校”被说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黑纲领”。造反派全然不顾王季愚身患多种疾病，仍对她进行长期关押、体罚、批斗。惨无人道的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哈外院的一大批教师、干部则被打成受王季愚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遭到打击迫害。
1967年10月以后，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校先后派出“教育革命探索队”去五常县、海伦县、双鸭山市开门办学。“探索队”以“服务、改造、办学”为原则，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由于办学指导思想的错误，“探索队”探索的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价值。
1968年6月，校革委会以帮助弄清黑大的历史是非为名，将原党委副书记张天恩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请”回。张天恩来校后，应几个参加“炮轰”的教工的要求，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且到董福长（原党委副书记）等老同志家里看望。由于他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意所谓黑大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说法，因而他和董福长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与他们接触过的不属于“捍派”的十几名教工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的黑干将”，统统被关进“专政大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同志遭到非人的折磨。
1968年7月，哲学、中文两系在江北春雷公社修筑战备公路。军宣队和这两个系的少数人密谋与当地群众联合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将我校一些老干部、老专家专程从学校押送到江北，与当地“地、富”一起，被迫跪在批斗台上，在批斗过程中，使这些同志备受凌辱，惨遭毒打。劳动结束后返校途中，又搞民兵演习抓“俘虏”，民兵站成两队，强迫这些被批斗的同志从两行队伍中跑着穿过，意为“抱头鼠窜”，而两队民兵在呐喊声中紧步追上，抓住“俘虏”便一顿拳打脚踢。类似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不人道行为，在十年动乱时期屡见不鲜。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最新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随后哈尔滨伟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并结合到校、系（处）革委会，领导斗、批、改。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
在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办”，设立了“专政大队”，各系处建立了“清查办”和”隔离室”、“反省室”。这些所谓“群众专政”的场所，实际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大批被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师生员工，作为专政对象分别被关押在这些地方。特别是被关押在“专政大队”的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不仅不能与外界交往，就是相互间也不许交谈。家属前来探望，也必须经过批准。他们白天被强迫劳动，夜晚睡在地下室水泥地面上，平时吃饭被限质限量，大小便都得按规定向看守者报告。在“专政大队”这个阴森恐怖的“拘留所”里，人性丧失，良知被泯灭，夜以继日地以拷打、罚站、不许睡觉、不准吃饭等方法，实行刑讯逼供，经常深夜搞突击性“提审”，对所谓“不老实交待自己罪行”的人，拳脚相加，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流淌，有的被迫跳楼自杀，更多人致伤、致残。至于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动不动就揪出“示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搞人身“展览”。直到1969年春“专政大队”解散为止，在那一百多天的黑暗日子里，被非法关押审讯者多达一百余人。他们所受到的种种折磨是骇人听闻的。
1968年10月，在军、工宣队、校革委会主持下，全校掀起清队新高潮，搞挖地三尺的清队大会战。政治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使更多的干部、教师遭受不白之冤。在清队大会上，校军宣队、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我校原俄语系是“苏联远东情报站”，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人有过工作联系的干部、教师不少人被怀疑或打成“苏修特务”。在这次清队大会战中，全校有300多名教师、干部（占全校教师、干部的40%左右）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批斗和触及，被关入“专政大队”的89人，关押在各系、处“反省室”、“隔离室”的53人，交由公安机关拘押的11人，共计150多人。此外，尚有100多人在各系、处接受群众监督，交待问题，等待进一步审查。
“清队”运动中，不仅残酷迫害校内广大干部、教师，而且株连教工的家属。“校家属清查办”对一些教工的父母、妻子、同居的亲属大搞逼、供、信，并以“地、富、反、坏、右”等罪名进行揪斗、抄家、游街、强制劳动、强行搬家，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明确指出清队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禁逼、供、信”。然而驻校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某些负责人，却以校革委会名义，将原外语学院时期的一些中层干部和有关人员共60余人集中起来，举办所谓“揭盖子学习班”，要揭开所谓外语学院时期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季愚包庇和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历时一个多月，致使这些同志又一次受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其中，校办主任王文秀被迫自杀。至此，被迫害致死者已达12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了黑龙江大学“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最高纪录。
第三节 极左路线对学校工作的破坏
一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5月，全校开始整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但是，由于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因此，政策不可能得到认真落实，干部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校派出干部、教师百余人去牡丹江地区宁安、鸡东、东宁等县参加农村斗、批、改与整建党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1969年8月，经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批准，我校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高衡任组长，张毓瑞和军、工宣队各一名代表为副组长。
1969年12月，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学校的任务是建设红色农村革命基地。根据省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校党的核心小组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黑龙江大学迁到农村办学，二是动员二分之一的教师、干部去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又决定把铁力县做为我校战备基地，并派出一部分干部、教师和工人到铁力山区进行开辟和建设。这项工程历时四年之久，劳民伤财，耗资数万元。
从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1月，军、工宣队与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大造舆论声势，宣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大批判、停发工资、收缴户口、给予处分等强迫命令的方法，把广大教工赶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些教工在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被迫扶老携幼，离开了长期工作与生活的校园。除少数到省内外投亲靠友者外，绝大多数去了呼兰县的康金井和大用两个公社。全校插队的教工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有上千人。在他们中间，有年老体衰的干部，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出生不久的孩子，有重病缠身的患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这些教工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繁重，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不能正常上学，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大批教工到农村插队落户，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进一步迫害,也使学校再次遭受严重的破坏。
1970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试点班工农兵学员101人入学报到。这批学员初期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分别在肇东县涝洲公社和五常县化肥厂进行教学活动，约四个月后返回校内上课，分为哲学、俄语、高分子、无线电四个专业。参加教学与管理的教师、干部共50余人。
1971年3月，校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衡因病离职休养。这段时间，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陈整风”文件，举办“批陈整风”、“批潘整风”学习班，研究落实政策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又举办了“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1年12月，学校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召开的，因而把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塞进《会议纪要》，说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纪要》的这些观点，不少教工表示了反对。认为“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颠倒了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是非，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教师说：“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20多年，结果被说成是给资产阶级干的，怎么也想不通”。还有的干部说：“从黑大发展的历史来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专政”。由于广大教工的抵制和反对，这次教育大讨论，很快就草率收场。
1972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并人黑龙江大学。原黑大外语系分为俄语、英语、日语三个系，学制为三年。两校合并后，哈外专领导林孟舒、刘青萍、林北星任黑大革委会副主任，林孟舒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3月，省委决定，白汝瑗为黑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校革委会主任。这时，哈尔滨伟建厂工宣队撤离学校，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派出工宣队进驻我校。
二 “反回潮”
1972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造成的恶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在批林整风中，他提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主张“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并指示周培源要“提倡一下基础理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总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学校广大教工的要求和心愿。
1972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606人正式入学。举行开学典礼时，省委、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6月，我校第一批插队教师、干部返校，年底全部返回了学校。为了加强学校的各级领导，校党的核心小组调整和配备了各系、处领导班子。
1973年1月，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订各系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决定恢复教研室，并任命了教研室负责人。根据周总理关于“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指示，各系都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加强课堂教学，恢复了一些教学管理制度。广大教师和干部出于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对学校多年来忽视“基础理论”教育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建议学校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许多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也有所提高。
教育战线出现的这些新的气象，却被“四人帮”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接着《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吹捧“白卷先生”张铁生，把他视为”反潮流的英雄”。于是，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所谓的“反回潮”运动。
1973年8月，学校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党员大会，白汝瑗代表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报告。省委书记王一伦到会并讲了话。会议选出白汝瑗等30人组成中共黑龙江大学第四届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书记和常委。经省委批准，白汝瑗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毓瑞、方益梅（军代表）、尚慎武、刘青萍、雷日春任副书记。
1973年9月，73级606名新学员入学。
在学习、贯彻“十大”文件过程中，校党委组织全校一千余人去肇东县农村宣传“十大”精神，同社员群众一起学习、劳动。11月初，陆续返回学校。
1973年12月，省文教办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入我校。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校党委决定，取消寒假，全体教工继续上班，深入批林批孔。
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来校后，鼓动部分师生张贴出攻击校党委“右倾”的大字报。从2月到3月，全校共贴出“反击右倾回潮”的大字报1400余张。其中以署名“季蔚文”的大字报为代表，把学校自1971年以来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所规定的教学管理制度，一律攻击为“复辟回潮”，是“走十七年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刚刚恢复的各系的教研室，全部被作为“回潮”的产物加以取消，正常的课堂教学被攻击为“复旧”，必要的考试、考核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工农兵学员的政”。校领导林孟舒同志被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1972年以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尽管远远不够)，统统被诬蔑为“举逸民”，以原省委书记王一伦为顾问写的《关于我校情况的调查报告》，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黑纲领”。一时间，“反回潮”势力占据上风，不少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和打击，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一次被打乱。
三 “学朝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2月6日，党中央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公开批评“王、张、江、姚”为”四人帮”，并确定由周恩来负责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整顿工作中，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对这些错误政策有所纠正。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因此，不久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
此时，教育战线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就又提出了“学朝农”的问题。“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把朝阳农学院的“朝农经验”树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样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公开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3月，省文教办召开学习“朝农经验”座谈会。4月，校党委及工宣队负责人带领一个小组去朝农“学习参观”，返校进行传达，并制定了”学习朝农的规划”，提出了“校内一千、校外一万”的办学口号，并在绥棱县阁山公社建了分校，招收文科社来社去试点班。第一期学员60人。
1975年2月，学生会“理论组”成立，初期成员20多人，分布在全校各系。他们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从极左的思想观点出发，首先攻击学校落实各项政策和学校贯彻省政工会议精神是“修正主义回潮”，指责学校“不学朝农，假学朝农”,“以反派性压学朝农”，声言要“警惕向资产阶级投降”等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黑大校园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全校师生置“四人帮”的禁令于不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广泛进行吊唁活动，寄托哀思，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
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吹进了黑大校园。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校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和组织全校人员“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全校广大师生对此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应者寥寥无几。
学生会“理论组”在“四人帮”势力的支持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把斗争矛头对准校党委。他们一方面极力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走资派层层有”，千方百计要把校党委主要领导打成“走资派”；另一方面，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又到省、市的一些单位做报告，介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校党委迫于形势和压力，在对待“理论组”和“学朝农”等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发出《向“理论组”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向“理论组”学习；同意“理论组”提出的取消我校学生会组织、成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 和实行对口参政的要求。理论组负责人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其它主要成员分别到宣传部、保卫处等部门参政，还掌管了“毕业生分配教育办公室的部分权力”。
一时之间，校内极“左”思潮泛滥。大搞所谓“划等号”活动，要求并强迫73届毕业生一律去当工人、农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带来了困难，也打乱了全省毕业生的调配计划。最后，又决定我校拟实行半工半读，培养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学校越办越往下，越办离三线（铁路线、公路线、电话线）越远。
1976年5月，校党委再次派出以驻校工宣队负责人为首的小分队去朝阳农学院、辽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十年动乱时期，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彻底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劫难。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成为重灾区之一。
第四节 广大师生在逆境中的艰难跋涉
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余名学生。学校所设立的中文、哲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八个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汉语言文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物理、无线电、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十五个专业，都不能足额招生，不但学生数量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学生未经高考入学，水平参差不齐，也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学校的角色完全错位，广大干部、教师遭受打击、排挤与迫害，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根本不懂教育的军、工宣队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左的造反派“斗士”。这些人对学校实行“上、管、改”，搞什么“学朝农”、“走五七道路”,“下乡办学”，把学校折腾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自74年以后，我校文科各系的教研室全部取消，代之以年级委员会，各门课的教师混编于年级委员会，每个年级成了独立的教学实体，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当好“三员（宣传员、战斗员、辅导员)”，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一个人教几门课，负责一个点或几个点，并且实行三包（自己备课、自己讲课、自己辅导，出了问题自己包下来）。理科各系也成立了年级委员会或专业连队，办学“以下为主”、“开门办学”、“厂校挂钩”。这样一来，基础理论的实验取消了，专业课的实践变成了以典型产品带教学，讲什么产品，上什么实验课，根本谈不上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文科教学和科研急需的图书资料90%被封存。哲学系的资料室被取消，资料人员被分散到各年级委员会，随学生活动，搞所谓的“开门办资料”，致使大批资料破损和散失。中文系学生必读的中外名著，几乎全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禁止。教师备课和科研无参考书，学生无书可读，教学与科研都受到严重冲击。
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广大学生，也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大学三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下，一批又一批学生被赶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文系73级学生下乡下厂的时间50%以上，74级占40%。哲学系75级学生刚入学，还没有学哲学，就下乡编写贫下中农学哲学的书。要求学生“以干代学”，把自己塑造成“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结果是哲学系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汉语文学常识。文科有的学生竟然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某省的一个人民公社；中文系有的学生直到毕业，也不晓得写文章要有主题，如此等等。后来，觉醒了的广大青年学生，都感到受了骗，有的气愤地说：“大学三年，虚度了年华，浪费了青春”,“文革整整毁了一代人”。
广大干部、教师对混乱的教学秩序和明显下降的教学质量，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但军、工宣队和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对“上、管、改”所造成的恶果，只准说好，不许说坏。中文系一位老教师在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上，借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大学牌子，中学水平，小学课程”来说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学校抓一下教学质量。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苦口良言，结果却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扑”，受到多次批判。
在十年动乱时期，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于“文革”的极左路线，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但不少师生反对派性，不参加造反派的任何一派，不参与群众斗群众的一切活动。许多教师冒着被扣上“走白专道路”、“搞复辟回潮”等大帽子的风险，力所能及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有的群众在形容那种恐怖气氛时说：“帽子挂在墙上，拿在手上，随时随地给戴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教师和干部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障碍和各种阻力，为教学和科研作出了成绩。自1972年以来，为社会各行各业举办各种短训班298个，培训各类专业人员98,000余人；举办各种进修班72期，培训学员422人；举办各种函授班4期，培训学员7120人；支援“七·二一”大学、“五·七”农场大学、广播大学16所，为他们提供教材30种，举办各种讲座528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各系教师积极编写教材。仅哲学、中文、外语三系，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编写出近20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理科三系的教师先后与上百个厂、矿和研究单位协作，共承担了116项科研项目，绝大多数已经完成并投入生产和应用。有的项目，如物理系的“半导体磁敏器件”、”电子引信”等，还受到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外语三个系的教师编译小说、诗选125种，共9000多万字；翻译英、日、俄三种文字的联合国文件、石油资料、列宁文稿、国别史、手册等60余种，约1256万余字。俄语系教师还编写一部《俄汉新词词典》，并承担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长达一千多万字的《俄语大辞典》的编撰任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饱经风霜摧残的黑龙江大学，从此步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
*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一页。这不是早期的无政府无纪律的派性武斗乱来，而是在党组织控制管理下的运动，类似于集中营。全国范围内进行的。
我家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至一九六九年才最后结束。有很多恐怖、残酷、甚至惨无人道的事件。
当年毛有一条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自此，除了继续对“中国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之外，又新增了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的口诛笔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几千万下岗，每年几十万人自杀，多少女人孩子被拐卖，又算是什么？
第四章 十年动乱 空前浩劫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黑龙江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966年6月起，学校被迫停课。校造反派组织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1967年4月，造反团接管了黑龙江大学的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委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先后任校党委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有高衡和白汝瑗，任党委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有张毓瑞、尚慎武、刘力田（军宣队）、蔺善礼（工宣队）、林孟舒、方孟梅（军宣队）、刘青萍、雷日春。同一时期，任革委会主任或校长的是高衡和自汝瑗。任革委会副主任或副校长的有王树本、董福长、张毓瑞、秦野丰、李俊杰、李凤堂、林孟舒、方孟梅、王维良、尚慎武、牧岚、穆国栋、葛沛、刘青萍、林北星、王连才（工宣队）。校革委会在造反派的把持和操纵下，组织了一系列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活动。在以“社会为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学校迁往农村工厂办学，大量教师和干部被赶往农村插队落户。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名学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在逆境中仍然坚守岗位，力所能及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此表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斗争。
第一节 灾难降临 武斗开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整个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使正在建设中的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8日党八届的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而教育界则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悲剧的前导。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就在全国各地首先是许多大、中学校和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黑龙江大学被迫停课，组织学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学习林彪、江青合谋炮制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章。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煽动群众起来造反。不久，校园内就贴出了谩骂、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声称支持“北大的革命行动”，指责学校党委“压制”、“阻碍”运动，要求学校领导“触及灵魂”、“在黑大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等。校内动乱日甚一日，学校形势日益恶化。
6月13日，“文革”运动在黑大正式展开。原校党委遵照上级指示成立校系“文革领导小组”。运动一开始，“文革领导小组”一方面在校内错误地搞“以人划线”，把原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大批干部、教师打成“黑线人物”，进行围攻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划类排队，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与此同时，校“文革领导小组”还派工作组去外语系和总务处，发动群众揭批本单位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组织“横扫牛鬼蛇神”。从此，一场空前浩劫遍及黑大校园。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规定“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决定》还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随后，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随之全国大乱，学校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校园内攻击、丑化干部、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黑大红卫兵组织“造反团”、“八八团”、“先锋团”相继成立。
8月下旬，在造反派组织策划下，“校文革筹委会”出面召开了批斗会，被揪出批斗和陪斗的教工多达70余人。这次大规模的批斗会，上演了挂黑牌、涂鬼脸、戴高帽、大弯腰等丑恶闹剧，开了我校残酷斗争、人身侮辱的先河。接着是游斗。游斗后，造反团扣留了原校领导史文生、董福长、王树本以及中层干部20多人，并设立“集训队”监督管制。副校长王树本不堪折磨，被迫自杀。
不久，“先锋团”勒令百余名干部、教师进“学习班”，建立了我校第一批“牛棚”。其它造反派组织也不甘落后，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许多干部、教师无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罪名，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和精神摧残。一时间，所谓“红色恐怖”笼罩着黑大校园。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检阅了红卫兵游行队伍。这样，在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扫四旧”的高潮。从九月份开始，我校先后有两千多名师生去北京接受检阅和进行串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相继夺取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的领导权。《人民日报》转载了《夺权宣言》。从此便刮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在夺权的一片浊声恶浪中，黑龙江省的造反团夺了省委的大权，建立起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4月，我校造反团也接管了黑龙江大学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
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造反派组织以极左的行动，搞了“烧党票”、“烧团票”、“铲除修正主义苗子”运动，有20多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和党员登记表被当众烧毁。在此期间，造反派组织无法无天，不少人手持棍棒，在校内大搞打、砸、抢、抓、抄。被关入造反团“集训队”管制和接受批斗的干部、教师80余人，被抄家的50多户，被作为“叛徒”、“特务”抓起来的10人，被迫害致死者5人。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使大批干部、教师蒙受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校外支持夺权，参与武斗。造反派师生二百多人奔赴伊春，配合当地造反派占领了林业局，对局一级领导和大批中层干部进行批斗，并协助伊春公安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保守派”群众的家。1967年1月底，校造反派总头头带领哈市大专院校造反派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我校造反派主要成员任管委会班长。在砸烂“哈市红旗军”的事件中，造反派两次签发拘捕令，拘捕20余人，将他们关押在我校主楼地下室，进行审讯、拷打。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后，导致全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混乱状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4月，人民解放军3066部队派人进驻我校，执行所谓“支左”任务。这时，因对待省革委会某领导成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校造反派及群众分裂成“炮轰”与“捍联”两派。这两派各自从派性出发，挑动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一部分干部和教工，同时，彼此你争我夺，派性日益膨胀，对立情绪日趋激烈。在相互争斗中，“捍联总”占了上风。“捍联总”接管学校领导权后，在驻校军宣队的支持下，采取专政措施，以“炮轰派黑干将、黑后台”等罪名，先后对一些干部、教师进行批斗、体罚、劳改、关押。其中4人被捕入狱。
原省政协副主席、黑大校长于天放被以支持“炮轰派”的罪名拉到全市进行批斗，遭受非人折磨，最终含恨自杀身亡。
之后，原校革委会一负责人主持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参与这一工作的两名哲学系教师被扣上“篡改”、“非法编印”等罪名投入狱中。
为了揭批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年4月，原哈外院、黑大领导王季愚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她被诬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哈外院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学术建校”被说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黑纲领”。造反派全然不顾王季愚身患多种疾病，仍对她进行长期关押、体罚、批斗。惨无人道的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哈外院的一大批教师、干部则被打成受王季愚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遭到打击迫害。
1967年10月以后，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校先后派出“教育革命探索队”去五常县、海伦县、双鸭山市开门办学。“探索队”以“服务、改造、办学”为原则，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由于办学指导思想的错误，“探索队”探索的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价值。
1968年6月，校革委会以帮助弄清黑大的历史是非为名，将原党委副书记张天恩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请”回。张天恩来校后，应几个参加“炮轰”的教工的要求，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且到董福长（原党委副书记）等老同志家里看望。由于他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意所谓黑大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说法，因而他和董福长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与他们接触过的不属于“捍派”的十几名教工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的黑干将”，统统被关进“专政大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同志遭到非人的折磨。
1968年7月，哲学、中文两系在江北春雷公社修筑战备公路。军宣队和这两个系的少数人密谋与当地群众联合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将我校一些老干部、老专家专程从学校押送到江北，与当地“地、富”一起，被迫跪在批斗台上，在批斗过程中，使这些同志备受凌辱，惨遭毒打。劳动结束后返校途中，又搞民兵演习抓“俘虏”，民兵站成两队，强迫这些被批斗的同志从两行队伍中跑着穿过，意为“抱头鼠窜”，而两队民兵在呐喊声中紧步追上，抓住“俘虏”便一顿拳打脚踢。类似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不人道行为，在十年动乱时期屡见不鲜。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最新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随后哈尔滨伟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并结合到校、系（处）革委会，领导斗、批、改。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
在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办”，设立了“专政大队”，各系处建立了“清查办”和”隔离室”、“反省室”。这些所谓“群众专政”的场所，实际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大批被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师生员工，作为专政对象分别被关押在这些地方。特别是被关押在“专政大队”的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不仅不能与外界交往，就是相互间也不许交谈。家属前来探望，也必须经过批准。他们白天被强迫劳动，夜晚睡在地下室水泥地面上，平时吃饭被限质限量，大小便都得按规定向看守者报告。在“专政大队”这个阴森恐怖的“拘留所”里，人性丧失，良知被泯灭，夜以继日地以拷打、罚站、不许睡觉、不准吃饭等方法，实行刑讯逼供，经常深夜搞突击性“提审”，对所谓“不老实交待自己罪行”的人，拳脚相加，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流淌，有的被迫跳楼自杀，更多人致伤、致残。至于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动不动就揪出“示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搞人身“展览”。直到1969年春“专政大队”解散为止，在那一百多天的黑暗日子里，被非法关押审讯者多达一百余人。他们所受到的种种折磨是骇人听闻的。
1968年10月，在军、工宣队、校革委会主持下，全校掀起清队新高潮，搞挖地三尺的清队大会战。政治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使更多的干部、教师遭受不白之冤。在清队大会上，校军宣队、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我校原俄语系是“苏联远东情报站”，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人有过工作联系的干部、教师不少人被怀疑或打成“苏修特务”。在这次清队大会战中，全校有300多名教师、干部（占全校教师、干部的40%左右）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批斗和触及，被关入“专政大队”的89人，关押在各系、处“反省室”、“隔离室”的53人，交由公安机关拘押的11人，共计150多人。此外，尚有100多人在各系、处接受群众监督，交待问题，等待进一步审查。
“清队”运动中，不仅残酷迫害校内广大干部、教师，而且株连教工的家属。“校家属清查办”对一些教工的父母、妻子、同居的亲属大搞逼、供、信，并以“地、富、反、坏、右”等罪名进行揪斗、抄家、游街、强制劳动、强行搬家，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明确指出清队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禁逼、供、信”。然而驻校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某些负责人，却以校革委会名义，将原外语学院时期的一些中层干部和有关人员共60余人集中起来，举办所谓“揭盖子学习班”，要揭开所谓外语学院时期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季愚包庇和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历时一个多月，致使这些同志又一次受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其中，校办主任王文秀被迫自杀。至此，被迫害致死者已达12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了黑龙江大学“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最高纪录。
第三节 极左路线对学校工作的破坏
一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5月，全校开始整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但是，由于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因此，政策不可能得到认真落实，干部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校派出干部、教师百余人去牡丹江地区宁安、鸡东、东宁等县参加农村斗、批、改与整建党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1969年8月，经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批准，我校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高衡任组长，张毓瑞和军、工宣队各一名代表为副组长。
1969年12月，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学校的任务是建设红色农村革命基地。根据省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校党的核心小组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黑龙江大学迁到农村办学，二是动员二分之一的教师、干部去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又决定把铁力县做为我校战备基地，并派出一部分干部、教师和工人到铁力山区进行开辟和建设。这项工程历时四年之久，劳民伤财，耗资数万元。
从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1月，军、工宣队与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大造舆论声势，宣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大批判、停发工资、收缴户口、给予处分等强迫命令的方法，把广大教工赶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些教工在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被迫扶老携幼，离开了长期工作与生活的校园。除少数到省内外投亲靠友者外，绝大多数去了呼兰县的康金井和大用两个公社。全校插队的教工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有上千人。在他们中间，有年老体衰的干部，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出生不久的孩子，有重病缠身的患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这些教工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繁重，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不能正常上学，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大批教工到农村插队落户，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进一步迫害,也使学校再次遭受严重的破坏。
1970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试点班工农兵学员101人入学报到。这批学员初期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分别在肇东县涝洲公社和五常县化肥厂进行教学活动，约四个月后返回校内上课，分为哲学、俄语、高分子、无线电四个专业。参加教学与管理的教师、干部共50余人。
1971年3月，校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衡因病离职休养。这段时间，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陈整风”文件，举办“批陈整风”、“批潘整风”学习班，研究落实政策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又举办了“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1年12月，学校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召开的，因而把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塞进《会议纪要》，说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纪要》的这些观点，不少教工表示了反对。认为“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颠倒了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是非，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教师说：“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20多年，结果被说成是给资产阶级干的，怎么也想不通”。还有的干部说：“从黑大发展的历史来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专政”。由于广大教工的抵制和反对，这次教育大讨论，很快就草率收场。
1972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并人黑龙江大学。原黑大外语系分为俄语、英语、日语三个系，学制为三年。两校合并后，哈外专领导林孟舒、刘青萍、林北星任黑大革委会副主任，林孟舒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3月，省委决定，白汝瑗为黑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校革委会主任。这时，哈尔滨伟建厂工宣队撤离学校，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派出工宣队进驻我校。
二 “反回潮”
1972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造成的恶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在批林整风中，他提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主张“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并指示周培源要“提倡一下基础理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总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学校广大教工的要求和心愿。
1972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606人正式入学。举行开学典礼时，省委、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6月，我校第一批插队教师、干部返校，年底全部返回了学校。为了加强学校的各级领导，校党的核心小组调整和配备了各系、处领导班子。
1973年1月，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订各系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决定恢复教研室，并任命了教研室负责人。根据周总理关于“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指示，各系都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加强课堂教学，恢复了一些教学管理制度。广大教师和干部出于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对学校多年来忽视“基础理论”教育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建议学校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许多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也有所提高。
教育战线出现的这些新的气象，却被“四人帮”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接着《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吹捧“白卷先生”张铁生，把他视为”反潮流的英雄”。于是，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所谓的“反回潮”运动。
1973年8月，学校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党员大会，白汝瑗代表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报告。省委书记王一伦到会并讲了话。会议选出白汝瑗等30人组成中共黑龙江大学第四届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书记和常委。经省委批准，白汝瑗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毓瑞、方益梅（军代表）、尚慎武、刘青萍、雷日春任副书记。
1973年9月，73级606名新学员入学。
在学习、贯彻“十大”文件过程中，校党委组织全校一千余人去肇东县农村宣传“十大”精神，同社员群众一起学习、劳动。11月初，陆续返回学校。
1973年12月，省文教办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入我校。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校党委决定，取消寒假，全体教工继续上班，深入批林批孔。
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来校后，鼓动部分师生张贴出攻击校党委“右倾”的大字报。从2月到3月，全校共贴出“反击右倾回潮”的大字报1400余张。其中以署名“季蔚文”的大字报为代表，把学校自1971年以来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所规定的教学管理制度，一律攻击为“复辟回潮”，是“走十七年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刚刚恢复的各系的教研室，全部被作为“回潮”的产物加以取消，正常的课堂教学被攻击为“复旧”，必要的考试、考核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工农兵学员的政”。校领导林孟舒同志被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1972年以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尽管远远不够)，统统被诬蔑为“举逸民”，以原省委书记王一伦为顾问写的《关于我校情况的调查报告》，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黑纲领”。一时间，“反回潮”势力占据上风，不少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和打击，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一次被打乱。
三 “学朝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2月6日，党中央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公开批评“王、张、江、姚”为”四人帮”，并确定由周恩来负责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整顿工作中，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对这些错误政策有所纠正。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因此，不久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
此时，教育战线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就又提出了“学朝农”的问题。“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把朝阳农学院的“朝农经验”树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样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公开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3月，省文教办召开学习“朝农经验”座谈会。4月，校党委及工宣队负责人带领一个小组去朝农“学习参观”，返校进行传达，并制定了”学习朝农的规划”，提出了“校内一千、校外一万”的办学口号，并在绥棱县阁山公社建了分校，招收文科社来社去试点班。第一期学员60人。
1975年2月，学生会“理论组”成立，初期成员20多人，分布在全校各系。他们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从极左的思想观点出发，首先攻击学校落实各项政策和学校贯彻省政工会议精神是“修正主义回潮”，指责学校“不学朝农，假学朝农”,“以反派性压学朝农”，声言要“警惕向资产阶级投降”等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黑大校园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全校师生置“四人帮”的禁令于不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广泛进行吊唁活动，寄托哀思，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
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吹进了黑大校园。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校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和组织全校人员“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全校广大师生对此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应者寥寥无几。
学生会“理论组”在“四人帮”势力的支持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把斗争矛头对准校党委。他们一方面极力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走资派层层有”，千方百计要把校党委主要领导打成“走资派”；另一方面，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又到省、市的一些单位做报告，介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校党委迫于形势和压力，在对待“理论组”和“学朝农”等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发出《向“理论组”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向“理论组”学习；同意“理论组”提出的取消我校学生会组织、成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 和实行对口参政的要求。理论组负责人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其它主要成员分别到宣传部、保卫处等部门参政，还掌管了“毕业生分配教育办公室的部分权力”。
一时之间，校内极“左”思潮泛滥。大搞所谓“划等号”活动，要求并强迫73届毕业生一律去当工人、农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带来了困难，也打乱了全省毕业生的调配计划。最后，又决定我校拟实行半工半读，培养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学校越办越往下，越办离三线（铁路线、公路线、电话线）越远。
1976年5月，校党委再次派出以驻校工宣队负责人为首的小分队去朝阳农学院、辽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十年动乱时期，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彻底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劫难。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成为重灾区之一。
第四节 广大师生在逆境中的艰难跋涉
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余名学生。学校所设立的中文、哲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八个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汉语言文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物理、无线电、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十五个专业，都不能足额招生，不但学生数量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学生未经高考入学，水平参差不齐，也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学校的角色完全错位，广大干部、教师遭受打击、排挤与迫害，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根本不懂教育的军、工宣队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左的造反派“斗士”。这些人对学校实行“上、管、改”，搞什么“学朝农”、“走五七道路”,“下乡办学”，把学校折腾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自74年以后，我校文科各系的教研室全部取消，代之以年级委员会，各门课的教师混编于年级委员会，每个年级成了独立的教学实体，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当好“三员（宣传员、战斗员、辅导员)”，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一个人教几门课，负责一个点或几个点，并且实行三包（自己备课、自己讲课、自己辅导，出了问题自己包下来）。理科各系也成立了年级委员会或专业连队，办学“以下为主”、“开门办学”、“厂校挂钩”。这样一来，基础理论的实验取消了，专业课的实践变成了以典型产品带教学，讲什么产品，上什么实验课，根本谈不上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文科教学和科研急需的图书资料90%被封存。哲学系的资料室被取消，资料人员被分散到各年级委员会，随学生活动，搞所谓的“开门办资料”，致使大批资料破损和散失。中文系学生必读的中外名著，几乎全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禁止。教师备课和科研无参考书，学生无书可读，教学与科研都受到严重冲击。
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广大学生，也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大学三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下，一批又一批学生被赶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文系73级学生下乡下厂的时间50%以上，74级占40%。哲学系75级学生刚入学，还没有学哲学，就下乡编写贫下中农学哲学的书。要求学生“以干代学”，把自己塑造成“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结果是哲学系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汉语文学常识。文科有的学生竟然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某省的一个人民公社；中文系有的学生直到毕业，也不晓得写文章要有主题，如此等等。后来，觉醒了的广大青年学生，都感到受了骗，有的气愤地说：“大学三年，虚度了年华，浪费了青春”,“文革整整毁了一代人”。
广大干部、教师对混乱的教学秩序和明显下降的教学质量，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但军、工宣队和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对“上、管、改”所造成的恶果，只准说好，不许说坏。中文系一位老教师在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上，借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大学牌子，中学水平，小学课程”来说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学校抓一下教学质量。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苦口良言，结果却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扑”，受到多次批判。
在十年动乱时期，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于“文革”的极左路线，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但不少师生反对派性，不参加造反派的任何一派，不参与群众斗群众的一切活动。许多教师冒着被扣上“走白专道路”、“搞复辟回潮”等大帽子的风险，力所能及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有的群众在形容那种恐怖气氛时说：“帽子挂在墙上，拿在手上，随时随地给戴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教师和干部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障碍和各种阻力，为教学和科研作出了成绩。自1972年以来，为社会各行各业举办各种短训班298个，培训各类专业人员98,000余人；举办各种进修班72期，培训学员422人；举办各种函授班4期，培训学员7120人；支援“七·二一”大学、“五·七”农场大学、广播大学16所，为他们提供教材30种，举办各种讲座528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各系教师积极编写教材。仅哲学、中文、外语三系，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编写出近20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理科三系的教师先后与上百个厂、矿和研究单位协作，共承担了116项科研项目，绝大多数已经完成并投入生产和应用。有的项目，如物理系的“半导体磁敏器件”、”电子引信”等，还受到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外语三个系的教师编译小说、诗选125种，共9000多万字；翻译英、日、俄三种文字的联合国文件、石油资料、列宁文稿、国别史、手册等60余种，约1256万余字。俄语系教师还编写一部《俄汉新词词典》，并承担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长达一千多万字的《俄语大辞典》的编撰任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饱经风霜摧残的黑龙江大学，从此步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
*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一页。这不是早期的无政府无纪律的派性武斗乱来，而是在党组织控制管理下的运动，类似于集中营。全国范围内进行的。
我家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至一九六九年才最后结束。有很多恐怖、残酷、甚至惨无人道的事件。
当年毛有一条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自此，除了继续对“中国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之外，又新增了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的口诛笔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几千万下岗，每年几十万人自杀，多少女人孩子被拐卖，又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