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忘了1969年，在该年3月2日，发生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历史的事件，即珍宝岛事件。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晰了，珍宝岛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毛泽东知情并参与的。以下摘自一段亲历者的回忆录：
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
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
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
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神州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在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神州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神州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神州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噺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噺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增援，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神州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神州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神州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神州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神州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神州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神州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但真正要阻止苏联的进攻，还是需要美国的帮助。随着紧张局势的失控，毛泽东召集一群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研究中国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以陈毅元帅为首的“三元帅提议”得出了一个非正统的结论：面对北方这个死敌，在经过20年的深深的敌意后，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考虑与美国修好。
经过两年的秘密接触，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是相当快的，毕竟毛要做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接受备受挞伐的帝国主义世界领导人。1970年12月，毛要求他的传记作者、有左翼倾向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向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转达访问北京的邀请。对尼克松绝无好感的斯诺大吃一惊。“好！尼克松好！”毛泽东反复地说。“世界第一个好人！”
毛挑起珍宝岛事件的具体动机，现在仍不甚明了，但差点引起灭顶之灾。但这个危机，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促成的中美的接近，进而使中国加入了西方阵营，使得以后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纪念在这场战役中死难的军人，中国的和苏联的。他们都是忠于职守，把生命献给了各自祖国的英雄！
您这些天净乱抄些错误百出的东西自己不害臊么。列昂诺夫一直在指挥所里根本没过江。
坦克里炸死的是边防站长杨辛中校，根本没逃出来。
1969年10月18日夜间，按照“一号命令”，全军以预防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姿态进行战备。执行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2］（p.109）自中央军委至军、师、团各级指挥机构均进入战备指挥所。这时，全军所处的状态就属于一级战备，即临战状态。此次战备在程度上与国庆节期间一致，都是一级战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军范围的，且持续时间更长。
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后，没有马上发生预想的苏军大规模入侵。中央军委考虑到中苏继续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谈判处于僵持局面；尤其入冬以后江河冰封，有利于苏军大规模坦克机械化集群机动，仍然随时存在着发生苏军入侵的危险，决定全军在一个时期内要保持战备状态。10月23日，总参谋部传达军委办事组指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各部队要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预想的战争迟迟没有发生，而部队在严寒的冬季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艰苦的疏散待战，这种状态要长期坚持下去是比较困难的。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反复指示，要加强对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并通过召开各级战备会议、领导机关下部队视察、频繁发出战备指示（例如，中央军委：《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1969年12月12日；军委办事组：《元旦、春节战备指示》，1969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关于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的指示》，1970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1970年2月23日；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发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指示，1970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向“三北”的四个军区发出《关于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抓一把就走的指示》，1970年3月9日；等等。）等措施，以使部队保持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
1969年11月，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组织总部领导，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八省、市、自治区领导到东北地区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黄永胜在听取赴东北地区学习的各省市同志汇报时的指示，1969年11月22日。）12月，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提出战备工作任务。会议指示：当前部队和机关所进行的疏散，是防敌突袭、保存我军作战能力和锻炼部队适应战时要求的重要战备措施，必须教育部队做长期打算。各军区尤其是地处“三北”的军区也分别召开战备会议，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战备教育和动员。1970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指出：近月来，苏军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动向十分异常，似在积极进行军事挑衅的准备。3月2日是珍宝岛事件一周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00周年，都是敌人可能挑衅的时机。总之，在黑龙江、乌苏里江解冻之前，苏联都有可能寻机挑起新的边境事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估计绝不会是珍宝岛事件的重复，其规模可能更大，持续时间可能更长，整个东、西边境都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局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充分做好应付敌人挑衅的准备。
到1970年4月下旬，全军部队疏散已经历时半年，战争仍没有发生。寒冬已经度过，北方河流中厚厚的冰盖正在消融，坦克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随着疏散时间的持续，加之天气转暖，南方已到梅雨季节，部队在供应补给、生活管理和住房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武器装备的伪装、保养也出现一些困难。
据此，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要求对部队疏散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北方有条件的地区要把人、马、车、炮装备逐步窑洞化，建设能防、能生活、坚固耐用、平战结合的战斗营房；疏散地区住房拥挤，原营房在山区和远离大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的部队，雨季期间可撤回营房，有情况再迅速就地疏散；原营房在大城市、交通枢纽或重要目标附近的部队，雨季期间，可以1/3或1/2轮流回营房，以2/3或1/2进行野营训练；长江以南地区部队的一些重型装备，梅雨季可回营房维修保养；海军舰艇部队继续保持疏散，大型装备分散在港湾锚地，小型装备分散在小港和轮渡疏散，定期回基地、港口进行补给、维修和休整。
此后，部队的疏散进入长期化，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继续疏散，有的返回营房，有的按比例轮流野营与返回营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部队解除疏散，全部返回营房。
我估计是中国事先已做了研判，认为苏联的重点在欧洲，不会把事态升级。毛可能想借此局部战斗，告诉美国，苏联不可怕，美国不应和苏联和解。当时美苏有和解的想法，也有行动。若美苏和解了，中国就超级尴尬。
不管如何决策的，事实上这次冲突，对中美建交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请别忘了1969年，在该年3月2日，发生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历史的事件，即珍宝岛事件。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晰了，珍宝岛事件是中国挑起的，毛泽东知情并参与的。以下摘自一段亲历者的回忆录：
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
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
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
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神州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在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神州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神州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神州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噺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噺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增援，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神州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神州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神州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神州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神州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神州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神州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但真正要阻止苏联的进攻，还是需要美国的帮助。随着紧张局势的失控，毛泽东召集一群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研究中国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以陈毅元帅为首的“三元帅提议”得出了一个非正统的结论：面对北方这个死敌，在经过20年的深深的敌意后，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考虑与美国修好。
经过两年的秘密接触，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是相当快的，毕竟毛要做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接受备受挞伐的帝国主义世界领导人。1970年12月，毛要求他的传记作者、有左翼倾向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向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转达访问北京的邀请。对尼克松绝无好感的斯诺大吃一惊。“好！尼克松好！”毛泽东反复地说。“世界第一个好人！”
毛挑起珍宝岛事件的具体动机，现在仍不甚明了，但差点引起灭顶之灾。但这个危机，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促成的中美的接近，进而使中国加入了西方阵营，使得以后的改革开放成为可能。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纪念在这场战役中死难的军人，中国的和苏联的。他们都是忠于职守，把生命献给了各自祖国的英雄！
您这些天净乱抄些错误百出的东西自己不害臊么。列昂诺夫一直在指挥所里根本没过江。
坦克里炸死的是边防站长杨辛中校，根本没逃出来。
1969年10月18日夜间，按照“一号命令”，全军以预防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姿态进行战备。执行紧急疏散的部队约有陆军90余个师、520余个团，海军430余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2］（p.109）自中央军委至军、师、团各级指挥机构均进入战备指挥所。这时，全军所处的状态就属于一级战备，即临战状态。此次战备在程度上与国庆节期间一致，都是一级战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军范围的，且持续时间更长。
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后，没有马上发生预想的苏军大规模入侵。中央军委考虑到中苏继续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谈判处于僵持局面；尤其入冬以后江河冰封，有利于苏军大规模坦克机械化集群机动，仍然随时存在着发生苏军入侵的危险，决定全军在一个时期内要保持战备状态。10月23日，总参谋部传达军委办事组指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各部队要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抓紧时间进行战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预想的战争迟迟没有发生，而部队在严寒的冬季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艰苦的疏散待战，这种状态要长期坚持下去是比较困难的。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反复指示，要加强对部队的战备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并通过召开各级战备会议、领导机关下部队视察、频繁发出战备指示（例如，中央军委：《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1969年12月12日；军委办事组：《元旦、春节战备指示》，1969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关于防备苏军从海上进攻的指示》，1970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1970年2月23日；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发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指示，1970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向“三北”的四个军区发出《关于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抓一把就走的指示》，1970年3月9日；等等。）等措施，以使部队保持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
1969年11月，根据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组织总部领导，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八省、市、自治区领导到东北地区参观见学落实战备的经验。（黄永胜在听取赴东北地区学习的各省市同志汇报时的指示，1969年11月22日。）12月，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检查战备落实情况，提出战备工作任务。会议指示：当前部队和机关所进行的疏散，是防敌突袭、保存我军作战能力和锻炼部队适应战时要求的重要战备措施，必须教育部队做长期打算。各军区尤其是地处“三北”的军区也分别召开战备会议，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战备教育和动员。1970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提高警惕严防苏修挑衅》，指出：近月来，苏军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动向十分异常，似在积极进行军事挑衅的准备。3月2日是珍宝岛事件一周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00周年，都是敌人可能挑衅的时机。总之，在黑龙江、乌苏里江解冻之前，苏联都有可能寻机挑起新的边境事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估计绝不会是珍宝岛事件的重复，其规模可能更大，持续时间可能更长，整个东、西边境都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局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充分做好应付敌人挑衅的准备。
到1970年4月下旬，全军部队疏散已经历时半年，战争仍没有发生。寒冬已经度过，北方河流中厚厚的冰盖正在消融，坦克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随着疏散时间的持续，加之天气转暖，南方已到梅雨季节，部队在供应补给、生活管理和住房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武器装备的伪装、保养也出现一些困难。
据此，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要求对部队疏散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北方有条件的地区要把人、马、车、炮装备逐步窑洞化，建设能防、能生活、坚固耐用、平战结合的战斗营房；疏散地区住房拥挤，原营房在山区和远离大城市、交通枢纽和重要目标的部队，雨季期间可撤回营房，有情况再迅速就地疏散；原营房在大城市、交通枢纽或重要目标附近的部队，雨季期间，可以1/3或1/2轮流回营房，以2/3或1/2进行野营训练；长江以南地区部队的一些重型装备，梅雨季可回营房维修保养；海军舰艇部队继续保持疏散，大型装备分散在港湾锚地，小型装备分散在小港和轮渡疏散，定期回基地、港口进行补给、维修和休整。
此后，部队的疏散进入长期化，根据不同情况，有的继续疏散，有的返回营房，有的按比例轮流野营与返回营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部队解除疏散，全部返回营房。
我估计是中国事先已做了研判，认为苏联的重点在欧洲，不会把事态升级。毛可能想借此局部战斗，告诉美国，苏联不可怕，美国不应和苏联和解。当时美苏有和解的想法，也有行动。若美苏和解了，中国就超级尴尬。
不管如何决策的，事实上这次冲突，对中美建交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