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史漫谈)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一个似乎被选择性遗忘的人物——刘仁静。 提到刘仁静，就算比较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恐怕也只是两个“最”：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19岁）；离世最晚的一大代表（1987年）。 然而，这两个“最”远远不能概括这位传奇人物。其经历曲折动荡、思想变化反复，以至于人们不好评论，或者简单视之为党的蜕变分子，甚至反动派。 刘仁静辉煌与黯淡交织的一生，如此鲜明的对照，恰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在血与火的激荡年代，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一念之间！ 刘仁静 (1902 -1987年)，湖北应城人。早期活动光彩夺目：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学生、中共一大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党早期理论战线的工作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不光彩的历史角色同样引人注目：中国托派的重要代表、先后被共产党和托派组织开除党籍、投靠国民党。 在人生履历上，刘仁静划出一了个大大的U型曲线，前后经历四次转变：由爱国进步学生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托派分子的转变、由托派分子向国民党阵营的转变、由国民党阵营向人民阵营的转变。 在残酷的历史考验面前，他被大潮裹挟，一波三折的人生让人唏嘘。 早期的刘仁静，高光不断。他从小聪慧，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被家族寄予厚望；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因受新思潮影响，先后转入哲学系、英文系，博览群书，关心时政，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 由于熟读马恩著作，年纪轻轻的刘仁静在“大咖”云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胆演讲，举座皆惊，人送外号“小马克思”，颇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刘仁静在会场拔刀猛刺自己腹部，想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被身边同学夺下。游行队伍包围卖国贼曹汝霖的家后，还是这个小个子，站到同学肩上，飞身翻入曹宅，打开大门，才有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每次学生爱国行动，刘仁静都冲在前面，多次被捕。在狱中，他因“不服管教”，招致刑讯受虐最重，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地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李大钊夸奖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由于年少有志、才华出众，1921年，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与张国焘一同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上，刘仁静的表现同样“光彩照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进行激烈争辩，主张把“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 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诵《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其理论素养和辩才让在场诸人惊讶不已。 最终，刘仁静的观点得到多数代表赞同，在一大纲领中确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表现，更为传奇。 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大会规定的几种语言发言，刘仁静代为发言。刚刚20岁出头的他，面对各国精英侃侃而谈，获得广泛赞誉，引起列宁的关注，托洛茨基还单独接见了他。如此殊荣，可谓风光已极！ 然而，其过于雄辩激进的作风也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恽代英曾多次劝他“好争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你与人为善。” 中共一大结束的时候，年长的毛泽东临别赠言，希望他力戒轻躁之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这些建议一针见血，饱含期待。可惜刘仁静太年轻，又一直声名甚重，并没有真正听进去。 1923年7月，刘仁静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爱国热情做了大量工作，在青年学生中有不小影响力。但是，由于与团中央其他同志有意见分歧，竟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不久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又被驱逐出境。 对此巨变，刘仁静颇感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更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大革命失败，刘仁静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1929年4月，刘仁静结束在列宁学院的学习，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的情况下，刘仁静自作主张赴欧洲寻访托洛茨基，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刘仁静从苏联到波兰、捷克，又到德国柏林，几经辗转，终于在荒凉的土耳其太子岛见到心中的“偶像”——托洛茨基，全盘接受其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他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转而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主张积聚力量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等等。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国。党中央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反而组织成立“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亲自翻译刊登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由于说服无效，党中央在《红旗日报》刊出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仍坚持己见，于1929年底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刘仁静并未停止活动，而是锋芒不收、傲气不改，继续开展托派活动，并于1931年将分散的托派组织统一起来，由陈独秀负责。 然而，刘仁静自称“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公开与陈独秀抗衡，大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引起托派组织成员的反感。1935年，刘仁静被中国托派组织开除。 此时的刘仁静，政治上输得干干净净，生活上无依无靠，仅凭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不得不四处投靠，十分狼狈。然而祸不单行，1935年11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判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先是去找陈独秀，被拒之门外。四面楚歌的他失去革命热情，为了生活变得饥不择食。 他先是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科员，不久辗转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在国民党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刘仁静充当御用文人，写下了不少反对红色政权的文章，完全投靠了国民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但新中国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表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0年，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刘仁静赴京向党中央认错。刘少奇同志亲自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刘仁静悔恨交加，主动向中共中央递交《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刘仁静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革期间，刘仁静受到冲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85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安度晚年的刘仁静因车祸意外去世。《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消息，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最后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是非功过，如何评说？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对待历史人物当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能一味苛责。
其实，那个年代，和共产国际不对付的，何止刘仁静。
别人的选择是宁愿丢官也“不犯组织错误”的对策，而他却选择了造反和另起炉灶。
那段历史，中共内部反托派运动，冤杀了多少中共党员。
这些倒大霉的中共党员甚至高官，根本弄不清楚啥子是托洛斯基，其实是因为内斗内争，戴上一顶托派分子的帽子，脑袋就掉了。
据说，后来给平了反。毕竟，刘仁静他们的托派共产党，和中共内部的“托派”，几乎木有一毛钱的关系。
(监察史漫谈)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一个似乎被选择性遗忘的人物——刘仁静。
提到刘仁静，就算比较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恐怕也只是两个“最”：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19岁）；离世最晚的一大代表（1987年）。
然而，这两个“最”远远不能概括这位传奇人物。其经历曲折动荡、思想变化反复，以至于人们不好评论，或者简单视之为党的蜕变分子，甚至反动派。
刘仁静辉煌与黯淡交织的一生，如此鲜明的对照，恰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在血与火的激荡年代，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一念之间！
刘仁静 (1902 -1987年)，湖北应城人。早期活动光彩夺目：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学生、中共一大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党早期理论战线的工作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不光彩的历史角色同样引人注目：中国托派的重要代表、先后被共产党和托派组织开除党籍、投靠国民党。
在人生履历上，刘仁静划出一了个大大的U型曲线，前后经历四次转变：由爱国进步学生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托派分子的转变、由托派分子向国民党阵营的转变、由国民党阵营向人民阵营的转变。
在残酷的历史考验面前，他被大潮裹挟，一波三折的人生让人唏嘘。
早期的刘仁静，高光不断。他从小聪慧，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被家族寄予厚望；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因受新思潮影响，先后转入哲学系、英文系，博览群书，关心时政，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
由于熟读马恩著作，年纪轻轻的刘仁静在“大咖”云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胆演讲，举座皆惊，人送外号“小马克思”，颇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刘仁静在会场拔刀猛刺自己腹部，想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被身边同学夺下。游行队伍包围卖国贼曹汝霖的家后，还是这个小个子，站到同学肩上，飞身翻入曹宅，打开大门，才有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每次学生爱国行动，刘仁静都冲在前面，多次被捕。在狱中，他因“不服管教”，招致刑讯受虐最重，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地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李大钊夸奖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由于年少有志、才华出众，1921年，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与张国焘一同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上，刘仁静的表现同样“光彩照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进行激烈争辩，主张把“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
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诵《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其理论素养和辩才让在场诸人惊讶不已。
最终，刘仁静的观点得到多数代表赞同，在一大纲领中确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表现，更为传奇。 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大会规定的几种语言发言，刘仁静代为发言。刚刚20岁出头的他，面对各国精英侃侃而谈，获得广泛赞誉，引起列宁的关注，托洛茨基还单独接见了他。如此殊荣，可谓风光已极！
然而，其过于雄辩激进的作风也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恽代英曾多次劝他“好争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你与人为善。”
中共一大结束的时候，年长的毛泽东临别赠言，希望他力戒轻躁之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这些建议一针见血，饱含期待。可惜刘仁静太年轻，又一直声名甚重，并没有真正听进去。
1923年7月，刘仁静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爱国热情做了大量工作，在青年学生中有不小影响力。但是，由于与团中央其他同志有意见分歧，竟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不久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又被驱逐出境。
对此巨变，刘仁静颇感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更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大革命失败，刘仁静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1929年4月，刘仁静结束在列宁学院的学习，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的情况下，刘仁静自作主张赴欧洲寻访托洛茨基，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刘仁静从苏联到波兰、捷克，又到德国柏林，几经辗转，终于在荒凉的土耳其太子岛见到心中的“偶像”——托洛茨基，全盘接受其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他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转而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主张积聚力量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等等。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国。党中央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反而组织成立“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亲自翻译刊登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由于说服无效，党中央在《红旗日报》刊出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仍坚持己见，于1929年底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刘仁静并未停止活动，而是锋芒不收、傲气不改，继续开展托派活动，并于1931年将分散的托派组织统一起来，由陈独秀负责。
然而，刘仁静自称“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公开与陈独秀抗衡，大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引起托派组织成员的反感。1935年，刘仁静被中国托派组织开除。
此时的刘仁静，政治上输得干干净净，生活上无依无靠，仅凭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不得不四处投靠，十分狼狈。然而祸不单行，1935年11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判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先是去找陈独秀，被拒之门外。四面楚歌的他失去革命热情，为了生活变得饥不择食。
他先是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科员，不久辗转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在国民党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刘仁静充当御用文人，写下了不少反对红色政权的文章，完全投靠了国民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但新中国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表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0年，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刘仁静赴京向党中央认错。刘少奇同志亲自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刘仁静悔恨交加，主动向中共中央递交《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刘仁静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革期间，刘仁静受到冲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85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安度晚年的刘仁静因车祸意外去世。《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消息，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最后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是非功过，如何评说？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对待历史人物当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能一味苛责。
其实，那个年代，和共产国际不对付的，何止刘仁静。
别人的选择是宁愿丢官也“不犯组织错误”的对策，而他却选择了造反和另起炉灶。
那段历史，中共内部反托派运动，冤杀了多少中共党员。
这些倒大霉的中共党员甚至高官，根本弄不清楚啥子是托洛斯基，其实是因为内斗内争，戴上一顶托派分子的帽子，脑袋就掉了。
据说，后来给平了反。毕竟，刘仁静他们的托派共产党，和中共内部的“托派”，几乎木有一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