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后，我去西郊北蜂窝大姐家落脚。她的第3个女儿已经降生，一家5口，住在两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内。这是铁路局修建的职工宿舍，跟老北京的大杂院差不多，几户人家围成一圈，共用一个厕所和水龙头。我一来就更挤了，只能晚上支起行军床，跟大姐夫睡一个屋。不过孩子们对我都很欢迎，因为我会带她们出去玩。她们当中最大的也不过小学二年级，父母平日里忙于工作和家务，很少带她们游玩。大姐是老会计，善于理家；大姐夫是工程师，忠厚老实，两人属于“妻唱夫随”型。
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当中，大姐排行仅次于大哥。大哥以前一副公子哥派头，对家中事务从不上心，所以母亲总是把照顾弟妹的工作交给大姐。大姐在我们几个小的心目中威信很高，她做事果断，敢于担当，并且心胸豁达，有一份男子气概。解放初，大姐在绍兴国税局工作，局领导是位老干部，追她很紧，她根本不予考虑。拒绝了几次，自感得罪了上司，干脆一走了之。这着棋下错了，她由此失去职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无奈寄住在杭州大哥家。大哥子女多，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时间一久，意见就流露到脸上。
大姐是个要强的人，决定另谋出路。她先是写信给我，让我为她弄一张军属证明，我马上照办了。接着她开始出奇招。她有一个朋友，跟她同名同姓——这事比较稀罕，因为她的名字并不常见，两人结为好友也与此有关。大姐是简易师范毕业，相当于初中文化，而朋友则为高中毕业。于是她就大大方方地把那位的毕业证借了来，然后只身去往天津，参加铁路系统财会人员招考。此举相当冒险，因为两人长得并不很像。但大姐做事，总是盘算清楚，坚决行动，从不畏首畏尾。这回她瞒天过海，幸免于难，经过短期集训，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她的计谋终于得逞，代价则是生日要做修改，且比实际年龄大了一岁，将来会提前一年退休。
大姐工作努力，很快在新单位站稳脚跟，开始考虑成家。她给我又发来一信，开列三位男子的简要情况，要我帮她选择终身伴侣，其中两位是老干部，另一位就是后来的大姐夫。鉴于在部队的所见所闻，我主张知识分子还是找知识分子为好，情趣比较相投。这与她的倾向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大姐夫姓娄，其父是中国顶级桥梁专家，美国常春藤名校毕业，曾任一座著名铁路大桥的总设计师。解放后，周总理出面将他从香港请回，参加国内建设。作为铁道部的专家组成员，他在重大技术问题上多次和苏联专家唱对台戏。不过他对共产党很有好感，从不妄议中央，所以反右没受一点冲击。这种技术型的党外人士既有本事，又不“反党”，所以共产党也会善待他们，允许他们安稳度日。
大姐夫的本事没有其父大，仅为一个普通工程师，但性格温良，绝对好脾气。家中事务任由大姐做主，从来言听计从，只是最后出把子力气。他长得高大英俊，却木讷少言，大姐对他百般满意，就嫌说话太少，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不过他见到我，却有的可聊。我俩晚上呆一个屋，能扯两三个小时闲篇。当然主要还是我说，他靠在床头，饶有兴致地听着，但间或也会发表意见，并不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大姐早上过来收拾，看见烟灰缸冒了顶，不满道：“你跟六顺这么多话，怎么跟我就没话可说？”大姐夫只是谦谦一笑，并不言语。
再说我到北京后，简直像进了天堂，只管尽情地吃和玩，好让自己在北大荒受的三年苦得到补偿。我得承认，我身上有不少享乐主义色彩——当然与大哥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愿意尝试各种人间趣味，往往不惜破费钱财。由于供应紧张，那时在京的不少高级饭店实行“份饭制”：每天清晨发放就餐券，下午4点半开始营业，一份饭菜卖10元。食物均由店家搭配好，自己无选择余地，但是品种丰富，且份量颇大。
有一回我带大姐去四川饭店，两人吃一份，也就消灭了一半。大姐特意带个饭盒，把吃剩的装回家，三个小丫头欢呼雀跃，像是见到了年夜饭。不少顾客认为该店份饭卖得实惠，花10元很值，因此就餐券供不应求。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发现了其中商机，每天一大早跑去排队领票，再以2元一张转让他人。如此辛劳数日，结果受冻得病而亡。这件事在京城流传很广。
份饭若选西餐，则更加便宜些，每位只需5元，通常包括两片面包、一块黄油、一截火腿肠、一小盒沙拉或一碗奶油浓汤，份量比中餐要少，只够一个人吃的。有次我在王府井，进了一家西餐馆，就餐者寥寥可数。我入座后，很快注意到邻桌一位男子，刀叉用得非常熟练，简直像是长在手上，显然有西方生活经验。食物虽不算丰富，但他吃得很细致，很认真，如同在体验一件艺术品，用全部身心把所有美味都吸纳进去，这导致他的每个动作都带有一点表演式的夸张。
他看着约莫45岁，架着副金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显出挺有学识的模样。穿一身半旧的、但依然笔挺的灰色西装，打着宝蓝色的条纹领带，脚下的皮鞋擦得锃明瓦亮，仿佛这不是一顿5块钱的份饭，而是白金汉宫举办的皇家宴会。他还要了一杯葡萄酒，放在对面座位上，似乎那里坐着他以前的恋人。间或他把杯子举起来，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再送到嘴边呷一小口，有如回到了昔日的浪漫时光。然而随着面包越来越少，他终于显出一些饿相，动作也变得急促起来，喉骨在瘦长的脖子上突兀地上下滑动，让我想起迎春火车站见到的那些劳改犯。恍然间，他那身西装也变成了棉斗篷……
终于，盘子里只剩下一块面包，小得叉子刚刚叉得住。于是他开始了最后一道工序：用这块面包转圈擦盘子，由外及里，圈子越来越小，速度也越来越快，终于把残留的油汁全都擦掉，整个盘子就像水洗似的光亮。他把面包块放入口中，咂摸良久，才和着一大口口水，咕咚咽了下去。这时他的面部表情已经恢复平静，如同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四弦一声如裂帛”地完成了激烈表演，可以舒缓一下心神了。他把刀叉规矩地放在桌上，盯着面前的高脚酒杯看了好一会儿，轻轻伸手过去，优雅地托起酒杯，有如托住昔日恋人的腰肢，然后将残酒一饮而尽。他用洁白的餐巾擦了擦嘴，然后起身而去，走得干脆利索，义无反顾，如果胯下配一匹马，堪表一骑绝尘。
另有一次，我带三个外甥女进城玩，到北京饭店附设的小卖部吃西点，同样没花多少钱。孩子们却十分高兴，因为父母从未带她们进过这么高级的饭店，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和冰激凌。小卖部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外国人，像我这种北大荒出来的土豪则属于稀客。不过我在“旧社会”接触过上流阶层，对西餐并不陌生，不至于出什么洋相。
听大姐说，曾有几位铁路工人进京，非要到这家饭店开一次洋荤，就大模大样地走进餐厅点菜，吃了一半，得知四菜一汤即花去400余元，后悔莫及。我在路上给农场朋友写信时提到此事，谁知回去后，不少人误以为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弄得我啼笑皆非。传闻失实，苍蝇变成大象，我也由此成了全场知名人物。我的事迹甚至传到石清镇，替代了王宾用600元买600个鸡蛋的谈资，显然老乡们认为我在首都出的风头更加值得载入史册。】
2020-1-29
是因为我大伯的级别够了，有钱没有级别是进不去的。
印象深刻的是那对虾。够级别的去吃价格不是特别贵。
当然作者没有清楚交待年代（也许前面说了，我没看）。
02年在北京机场，60元一顿，一小蝶共产主义+一小碗米饭，吃完只感到独自里好像有那么点东西了。
怀疑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了。
的也在北蜂窝有不少三四居的单元房呢。
【到北京后，我去西郊北蜂窝大姐家落脚。她的第3个女儿已经降生，一家5口，住在两间12平方米的小平房内。这是铁路局修建的职工宿舍，跟老北京的大杂院差不多，几户人家围成一圈，共用一个厕所和水龙头。我一来就更挤了，只能晚上支起行军床，跟大姐夫睡一个屋。不过孩子们对我都很欢迎，因为我会带她们出去玩。她们当中最大的也不过小学二年级，父母平日里忙于工作和家务，很少带她们游玩。大姐是老会计，善于理家；大姐夫是工程师，忠厚老实，两人属于“妻唱夫随”型。
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当中，大姐排行仅次于大哥。大哥以前一副公子哥派头，对家中事务从不上心，所以母亲总是把照顾弟妹的工作交给大姐。大姐在我们几个小的心目中威信很高，她做事果断，敢于担当，并且心胸豁达，有一份男子气概。解放初，大姐在绍兴国税局工作，局领导是位老干部，追她很紧，她根本不予考虑。拒绝了几次，自感得罪了上司，干脆一走了之。这着棋下错了，她由此失去职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无奈寄住在杭州大哥家。大哥子女多，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时间一久，意见就流露到脸上。
大姐是个要强的人，决定另谋出路。她先是写信给我，让我为她弄一张军属证明，我马上照办了。接着她开始出奇招。她有一个朋友，跟她同名同姓——这事比较稀罕，因为她的名字并不常见，两人结为好友也与此有关。大姐是简易师范毕业，相当于初中文化，而朋友则为高中毕业。于是她就大大方方地把那位的毕业证借了来，然后只身去往天津，参加铁路系统财会人员招考。此举相当冒险，因为两人长得并不很像。但大姐做事，总是盘算清楚，坚决行动，从不畏首畏尾。这回她瞒天过海，幸免于难，经过短期集训，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她的计谋终于得逞，代价则是生日要做修改，且比实际年龄大了一岁，将来会提前一年退休。
大姐工作努力，很快在新单位站稳脚跟，开始考虑成家。她给我又发来一信，开列三位男子的简要情况，要我帮她选择终身伴侣，其中两位是老干部，另一位就是后来的大姐夫。鉴于在部队的所见所闻，我主张知识分子还是找知识分子为好，情趣比较相投。这与她的倾向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大姐夫姓娄，其父是中国顶级桥梁专家，美国常春藤名校毕业，曾任一座著名铁路大桥的总设计师。解放后，周总理出面将他从香港请回，参加国内建设。作为铁道部的专家组成员，他在重大技术问题上多次和苏联专家唱对台戏。不过他对共产党很有好感，从不妄议中央，所以反右没受一点冲击。这种技术型的党外人士既有本事，又不“反党”，所以共产党也会善待他们，允许他们安稳度日。
大姐夫的本事没有其父大，仅为一个普通工程师，但性格温良，绝对好脾气。家中事务任由大姐做主，从来言听计从，只是最后出把子力气。他长得高大英俊，却木讷少言，大姐对他百般满意，就嫌说话太少，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不过他见到我，却有的可聊。我俩晚上呆一个屋，能扯两三个小时闲篇。当然主要还是我说，他靠在床头，饶有兴致地听着，但间或也会发表意见，并不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大姐早上过来收拾，看见烟灰缸冒了顶，不满道：“你跟六顺这么多话，怎么跟我就没话可说？”大姐夫只是谦谦一笑，并不言语。
再说我到北京后，简直像进了天堂，只管尽情地吃和玩，好让自己在北大荒受的三年苦得到补偿。我得承认，我身上有不少享乐主义色彩——当然与大哥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愿意尝试各种人间趣味，往往不惜破费钱财。由于供应紧张，那时在京的不少高级饭店实行“份饭制”：每天清晨发放就餐券，下午4点半开始营业，一份饭菜卖10元。食物均由店家搭配好，自己无选择余地，但是品种丰富，且份量颇大。
有一回我带大姐去四川饭店，两人吃一份，也就消灭了一半。大姐特意带个饭盒，把吃剩的装回家，三个小丫头欢呼雀跃，像是见到了年夜饭。不少顾客认为该店份饭卖得实惠，花10元很值，因此就餐券供不应求。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发现了其中商机，每天一大早跑去排队领票，再以2元一张转让他人。如此辛劳数日，结果受冻得病而亡。这件事在京城流传很广。
份饭若选西餐，则更加便宜些，每位只需5元，通常包括两片面包、一块黄油、一截火腿肠、一小盒沙拉或一碗奶油浓汤，份量比中餐要少，只够一个人吃的。有次我在王府井，进了一家西餐馆，就餐者寥寥可数。我入座后，很快注意到邻桌一位男子，刀叉用得非常熟练，简直像是长在手上，显然有西方生活经验。食物虽不算丰富，但他吃得很细致，很认真，如同在体验一件艺术品，用全部身心把所有美味都吸纳进去，这导致他的每个动作都带有一点表演式的夸张。
他看着约莫45岁，架着副金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显出挺有学识的模样。穿一身半旧的、但依然笔挺的灰色西装，打着宝蓝色的条纹领带，脚下的皮鞋擦得锃明瓦亮，仿佛这不是一顿5块钱的份饭，而是白金汉宫举办的皇家宴会。他还要了一杯葡萄酒，放在对面座位上，似乎那里坐着他以前的恋人。间或他把杯子举起来，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再送到嘴边呷一小口，有如回到了昔日的浪漫时光。然而随着面包越来越少，他终于显出一些饿相，动作也变得急促起来，喉骨在瘦长的脖子上突兀地上下滑动，让我想起迎春火车站见到的那些劳改犯。恍然间，他那身西装也变成了棉斗篷……
终于，盘子里只剩下一块面包，小得叉子刚刚叉得住。于是他开始了最后一道工序：用这块面包转圈擦盘子，由外及里，圈子越来越小，速度也越来越快，终于把残留的油汁全都擦掉，整个盘子就像水洗似的光亮。他把面包块放入口中，咂摸良久，才和着一大口口水，咕咚咽了下去。这时他的面部表情已经恢复平静，如同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四弦一声如裂帛”地完成了激烈表演，可以舒缓一下心神了。他把刀叉规矩地放在桌上，盯着面前的高脚酒杯看了好一会儿，轻轻伸手过去，优雅地托起酒杯，有如托住昔日恋人的腰肢，然后将残酒一饮而尽。他用洁白的餐巾擦了擦嘴，然后起身而去，走得干脆利索，义无反顾，如果胯下配一匹马，堪表一骑绝尘。
另有一次，我带三个外甥女进城玩，到北京饭店附设的小卖部吃西点，同样没花多少钱。孩子们却十分高兴，因为父母从未带她们进过这么高级的饭店，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和冰激凌。小卖部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外国人，像我这种北大荒出来的土豪则属于稀客。不过我在“旧社会”接触过上流阶层，对西餐并不陌生，不至于出什么洋相。
听大姐说，曾有几位铁路工人进京，非要到这家饭店开一次洋荤，就大模大样地走进餐厅点菜，吃了一半，得知四菜一汤即花去400余元，后悔莫及。我在路上给农场朋友写信时提到此事，谁知回去后，不少人误以为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弄得我啼笑皆非。传闻失实，苍蝇变成大象，我也由此成了全场知名人物。我的事迹甚至传到石清镇，替代了王宾用600元买600个鸡蛋的谈资，显然老乡们认为我在首都出的风头更加值得载入史册。】
2020-1-29
是因为我大伯的级别够了，有钱没有级别是进不去的。
印象深刻的是那对虾。够级别的去吃价格不是特别贵。
当然作者没有清楚交待年代（也许前面说了，我没看）。
02年在北京机场，60元一顿，一小蝶共产主义+一小碗米饭，吃完只感到独自里好像有那么点东西了。
怀疑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了。
的也在北蜂窝有不少三四居的单元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