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府是很重要的存在，其力量不可忽视。但是，传统社会里不单单只有政府，有很多力量参与了社会的治理和运转。大家共同合作，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前进。
首先是乡绅。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绅社会"，乡绅的力量异常强大。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森严。官和民是泾渭分明的，一个县官员屈指可数，其他都是老百姓（"民"）。民又分四民，"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就是乡绅。那么，什么是乡绅呢?乡绅也叫士绅、缙绅，是有科举功名在身的当地绅士，包括获得了秀才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也包括赋闲在家的在职官员，比如丁忧在家守孝的官员，或者是患病在家休养的官员，还包括罢官、退休在家的官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地方的乡绅群体。
乡绅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是要有科举功名或官员身份，第二必须是本地人。说实话，古代大部分读书人是当不了官的，但是只要考取了功名，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晋升到乡绅阶层。社会阶层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的问题，不是说乡绅团体就只能识文断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紧随而来。不同的阶层承担不同的义务，享受不同的权利，包括各种特权。乡绅就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享有很多特权。
先说乡绅的政治权利。只有士绅才是老爷，土财主再有钱也不是老爷；乡绅阶层见到官员可以不用下跪，这一点很重要。跪本身是一个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见到官员不用下跪，官员还要和你招呼寒暄，这就意味着你们俩具有平等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人考中秀才功名，哪怕他见到了军机大臣，只要作揖就行了。军机大臣遇到一个乡绅作揖，他可以很傲慢，但是必须回礼，如果不回礼那就是"非礼"。此外，乡绅可以参与地方政务的讨论，可以影响决策。乡绅虽然没有官员身份，但享受部分官员的政治待遇。
经济上，乡绅也是有特权的。乡绅不用服徭役，比如，地方上发洪水，官府征发老百姓去抗洪。乡绅可以不出力，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同样，乡绅可以不参加很多集体劳动，可以不用当差、当吏和服役。乡绅交税，地方官府允许他自己封包上交，这里面就有大学问了。比如，一个乡绅应该交十两银子，却只在包里封了一两银子，投到官府的税箱里，说我交完税了，我走了。官吏衙役们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抓他、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乡绅有特权。当然，绝大部分乡绅思想素质还是很高的，会按时按量交税。即使乡绅足额交税，他也获得了大利益。因为乡绅可以拒交苛捐杂税，一般老百姓不敢不交。
能够享受法定的税收待遇，在现代人看来没什么稀奇的。但在传统社会老百姓看来，就是天大的优惠了。明清时期超额收税现象非常普遍，普通老百姓甚至要缴纳法定税额两三倍的税收，这就导致有很多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假托乡绅的名下，躲避税负。《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连杀猪的岳父都看不起他。但是他一旦考中了举人就不一样了。范进中举消息传出的当天下午，就有人主动来投供。什么叫投供?就是把自己的地契和房契转到他名下。政府来收税时，就可以说"这是范老爷的地你看着办"，范进的举人身份可以制止乱收税、多收税和其他各种刁难。此外，还有很多人主动要给范进做奴仆——当时范进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因为举人全家是免徭役的。
事实上，钱粮赋税是地方官员的首要工作，也是他们的头等难题，让他们头大。很多官府苦于不能按时、足额地收上钱粮来，往往委派乡绅替官府来收税。这类似于"财政大包干"，你把什么地方多少户的税收缴上来就行，至于你和他怎么说的，官府不管。承包税收的俗称"揽户"，大多是乡绅，那乡绅就分享了政府的税收大权。比如，一个贵州人去上海当知县，到任后人生地不熟，马上又遇到了收税。摆在他面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本地著名的举人、秀才或者赋闲在家的官员叫来帮忙，一个人负责几个乡，把税收了。这是最直接、最快捷完成税收任务的方法。乡绅有利可图自然愿意帮忙。老百姓也愿意把钱交给乡里乡亲的举人秀才，哪怕多交一两成也愿意，因为这大大低于官府的盘剥金额，而且不会有书吏差役的侮辱刁难。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范进中举以后，不到一个月家里就富了起来。
乡绅阶层第三项特权是司法特权。乡绅有相当大的司法豁免权，官府不能传讯乡绅。乡绅杀人了，官府能传讯他吗?不能，得把他请到官衙来协助办案。乡绅和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他到衙门来可以不用跪，官员还得给他看座、上茶。乡绅涉案，不跪、不拜、不挨打、不受审讯。如果他确确实实犯了刑事案件，地方官府必须请省一级的学政剥夺其功名，或者申报朝廷剥夺他的官员身份，才能够像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走正常的审判程序。遇到民事案件，比如婚外恋、通奸，或者土地和财产纠纷等，乡绅可以不到庭。他们就是这么任性，因为人家有司法特权。
乡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特权呢?第一，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今年他是乡绅，明年就可能考中状元。康熙八年（1669）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傅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的时候，听说该县知县邵某是同乡，就前往县衙门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他以为蔡启傅是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傅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届科举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知县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去年被自己拒见的蔡启傅，后悔得直撞墙。撞完墙后，邵知县还得赶紧给蔡启傅写一封谢罪信，再附上重金。因为蔡启傅不仅同朝为官，说不定几年后还会成为自己的上司。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是官员的储水池（很多人本身就是在家养病、赋闲或者退休的官员），地方官多有忌惮。
官员面对乡绅，就好像是在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们当官前，极有可能当过长时间的乡绅，卸任后也会融入乡绅阶层。仕途生涯是有期限的，终生为官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而乡绅的角色却是一辈子的。所以，官员和乡绅有天然的好感，乡绅阶层和官府势力也就有了天然的联系。
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乡绅群体饱读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经典来解释政府的合法性、解释方针政策的合理性，给政府提供统治的思想基础。朝廷为什么把士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因为这个阶层牢固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接受统治，统治者也需要士绅阶层用这套意识形态为自己摇旗呐喊。如此一来，乡绅阶层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农民、工匠、商人。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乡绅，是读书人。中国起码在隋唐以后，成了一个以读书人为社会基础的统治王朝。官府把乡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扶持他们，赋予他们荣耀和特权。
乡绅阶层也确确实实在地方事务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乡绅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知县、知府在本地当两年、三年就走了，治理好坏跟他没切身利害关系。乡绅不一样，地方施政的好坏，他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他们比地方官更在意地方行政。一般地方上出现了大灾大难，比如老百姓没吃的了，要办一个粥场，知县知府很愿意让乡绅去办。因为乡绅是在救自己的同乡，肯定不会在当中克扣。一旦克扣了同乡的活命粮，怎么在家乡立足?乡绅对于很多公共事务比官员更上心。一些未雨绸缪的事情、一些缺乏短期收益的事情，官府可能都没想到，乡绅自己就组织起来给办了。在传统社会中，桥梁基本上是谁修的，路基本上是谁修的，学堂基本上是谁修的?乡绅。大力推动广袤的基层社会发展的人，正是乡绅。区区几个官员，他们要面对几十万老百姓和上百里地，有些可能还是崇山峻岭，习俗各异、方言不通，的确需要依靠乡绅集团。地方官员上任、年节，都会主动拜访乡绅；遇到疑难杂事，也会征询乡绅的意见，寻求帮助。乡绅一只脚踩在官场，一只脚扎根乡土，在官府和当地之间扮演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当然，乡绅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基本上，一个地方官府力量越弱，乡绅的作用越大；一个地方经济越繁荣、社会流动越活跃，或者官府的统治力量越大，乡绅的作用就越小。北京的乡绅集团，就不成气候。为什么?北京的官员数以万计，而且北京城除了官员以外还有其他势力，商人可以组成行会，同乡可以组成同乡会馆。各种力量一中和，北京土著乡绅的力量就变弱了。在一些省会城市，乡绅的力量也很弱，这是因为省会是一省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比如，一个官员退休了，不一定回老家，可能在杭州造一座宅子，把妻小接过来就在那住下了。那杭州城得聚集了多少外地士绅的力量?康有为在民国后就住在杭州西湖边上，这就造成省会本地的乡绅力量弱了。
得不承认，中共这一套很厉害，国民党比不上。
国民党早期也差不多是支部到村的，412不仅杀了共党，也杀了国民党乡村干部
想一想，国民党支部到村，共党南陈北李，老毛哪有啥机会。
地主的时代，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就是文人最喜欢哼哼教导中国人的。 共党以后，中国人才被别人说，独裁的效率高
所以行政机构的“公务员”数量就很少。
乡绅族长们未必是很有钱的人， 但一定不会是穷人。
政变不等于暴力革命。您老糊涂了。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像法国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的代价太大。中国之所以发生那样的事有它的必然性，就是那个时代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一个乡村的政治结构中，号召力都是很大的---白嘉轩在白鹿原的号召力可见一斑。如果不把每个村子的“白嘉轩”都打到，共党就无法取得来自农民的资源。
至于说“一盘散沙”，那是乡村和乡村之间的“散”；凝聚力是“某个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共党只是把整个中国农村力量动员到了一起。
国家郡县两级治理，乡以下为乡绅自治。
对这一段，不太了解，但是和俺家有点关系。
爷爷是清末秀才，被推举为本地乡长。
据说开口就是之乎者也，孔子孟子，颇受乡民们爱戴，同时嫉恶如仇，家庙开香堂，惩罚刁民很辣手。
所谓，一跺脚周围乱晃荡。
虽说土改被定为地主，其实拥有不多土地，也就是个富农，碰上歉年，地瓜干子也要省着吃。
讽刺的是，他主张集资办学，结果办出的学堂教出了一群国民党和共产党。
而且，这些国民党和共产党，先是互相打架，然后联手打日本，然后又互相打架，最终，共产党打赢了，把他定了个“恶霸地主”。
本来是要枪毙滴，看在他儿子是当地共产党的头儿，网开一面，监督劳改。
他拒绝见俺们孙辈，８０岁时，俺也就远远滴见过他一面。
那时连天下雨，乡下的土墙小院里，他倚门而立，下巴上是倔强翘起的白白的山羊胡子，发愁滴说：别下了，要发水了，庄家要遭殃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府是很重要的存在，其力量不可忽视。但是，传统社会里不单单只有政府，有很多力量参与了社会的治理和运转。大家共同合作，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前进。
首先是乡绅。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乡绅社会"，乡绅的力量异常强大。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森严。官和民是泾渭分明的，一个县官员屈指可数，其他都是老百姓（"民"）。民又分四民，"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就是乡绅。那么，什么是乡绅呢?乡绅也叫士绅、缙绅，是有科举功名在身的当地绅士，包括获得了秀才及以上功名的读书人，也包括赋闲在家的在职官员，比如丁忧在家守孝的官员，或者是患病在家休养的官员，还包括罢官、退休在家的官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地方的乡绅群体。
乡绅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第一是要有科举功名或官员身份，第二必须是本地人。说实话，古代大部分读书人是当不了官的，但是只要考取了功名，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晋升到乡绅阶层。社会阶层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分工的问题，不是说乡绅团体就只能识文断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紧随而来。不同的阶层承担不同的义务，享受不同的权利，包括各种特权。乡绅就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社会阶层，享有很多特权。
先说乡绅的政治权利。只有士绅才是老爷，土财主再有钱也不是老爷；乡绅阶层见到官员可以不用下跪，这一点很重要。跪本身是一个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见到官员不用下跪，官员还要和你招呼寒暄，这就意味着你们俩具有平等的地位，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人考中秀才功名，哪怕他见到了军机大臣，只要作揖就行了。军机大臣遇到一个乡绅作揖，他可以很傲慢，但是必须回礼，如果不回礼那就是"非礼"。此外，乡绅可以参与地方政务的讨论，可以影响决策。乡绅虽然没有官员身份，但享受部分官员的政治待遇。
经济上，乡绅也是有特权的。乡绅不用服徭役，比如，地方上发洪水，官府征发老百姓去抗洪。乡绅可以不出力，因为他们是读书人。同样，乡绅可以不参加很多集体劳动，可以不用当差、当吏和服役。乡绅交税，地方官府允许他自己封包上交，这里面就有大学问了。比如，一个乡绅应该交十两银子，却只在包里封了一两银子，投到官府的税箱里，说我交完税了，我走了。官吏衙役们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抓他、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乡绅有特权。当然，绝大部分乡绅思想素质还是很高的，会按时按量交税。即使乡绅足额交税，他也获得了大利益。因为乡绅可以拒交苛捐杂税，一般老百姓不敢不交。
能够享受法定的税收待遇，在现代人看来没什么稀奇的。但在传统社会老百姓看来，就是天大的优惠了。明清时期超额收税现象非常普遍，普通老百姓甚至要缴纳法定税额两三倍的税收，这就导致有很多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假托乡绅的名下，躲避税负。《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连杀猪的岳父都看不起他。但是他一旦考中了举人就不一样了。范进中举消息传出的当天下午，就有人主动来投供。什么叫投供?就是把自己的地契和房契转到他名下。政府来收税时，就可以说"这是范老爷的地你看着办"，范进的举人身份可以制止乱收税、多收税和其他各种刁难。此外，还有很多人主动要给范进做奴仆——当时范进住在一间茅草屋里。因为举人全家是免徭役的。
事实上，钱粮赋税是地方官员的首要工作，也是他们的头等难题，让他们头大。很多官府苦于不能按时、足额地收上钱粮来，往往委派乡绅替官府来收税。这类似于"财政大包干"，你把什么地方多少户的税收缴上来就行，至于你和他怎么说的，官府不管。承包税收的俗称"揽户"，大多是乡绅，那乡绅就分享了政府的税收大权。比如，一个贵州人去上海当知县，到任后人生地不熟，马上又遇到了收税。摆在他面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把本地著名的举人、秀才或者赋闲在家的官员叫来帮忙，一个人负责几个乡，把税收了。这是最直接、最快捷完成税收任务的方法。乡绅有利可图自然愿意帮忙。老百姓也愿意把钱交给乡里乡亲的举人秀才，哪怕多交一两成也愿意，因为这大大低于官府的盘剥金额，而且不会有书吏差役的侮辱刁难。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范进中举以后，不到一个月家里就富了起来。
乡绅阶层第三项特权是司法特权。乡绅有相当大的司法豁免权，官府不能传讯乡绅。乡绅杀人了，官府能传讯他吗?不能，得把他请到官衙来协助办案。乡绅和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他到衙门来可以不用跪，官员还得给他看座、上茶。乡绅涉案，不跪、不拜、不挨打、不受审讯。如果他确确实实犯了刑事案件，地方官府必须请省一级的学政剥夺其功名，或者申报朝廷剥夺他的官员身份，才能够像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走正常的审判程序。遇到民事案件，比如婚外恋、通奸，或者土地和财产纠纷等，乡绅可以不到庭。他们就是这么任性，因为人家有司法特权。
乡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特权呢?第一，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今年他是乡绅，明年就可能考中状元。康熙八年（1669）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傅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的时候，听说该县知县邵某是同乡，就前往县衙门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他以为蔡启傅是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傅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届科举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知县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去年被自己拒见的蔡启傅，后悔得直撞墙。撞完墙后，邵知县还得赶紧给蔡启傅写一封谢罪信，再附上重金。因为蔡启傅不仅同朝为官，说不定几年后还会成为自己的上司。乡绅是官员的预备队，是官员的储水池（很多人本身就是在家养病、赋闲或者退休的官员），地方官多有忌惮。
官员面对乡绅，就好像是在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们当官前，极有可能当过长时间的乡绅，卸任后也会融入乡绅阶层。仕途生涯是有期限的，终生为官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而乡绅的角色却是一辈子的。所以，官员和乡绅有天然的好感，乡绅阶层和官府势力也就有了天然的联系。
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乡绅群体饱读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经典来解释政府的合法性、解释方针政策的合理性，给政府提供统治的思想基础。朝廷为什么把士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因为这个阶层牢固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接受统治，统治者也需要士绅阶层用这套意识形态为自己摇旗呐喊。如此一来，乡绅阶层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农民、工匠、商人。中国传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乡绅，是读书人。中国起码在隋唐以后，成了一个以读书人为社会基础的统治王朝。官府把乡绅阶层列为四民之首，扶持他们，赋予他们荣耀和特权。
乡绅阶层也确确实实在地方事务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乡绅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知县、知府在本地当两年、三年就走了，治理好坏跟他没切身利害关系。乡绅不一样，地方施政的好坏，他们是有切身感受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他们比地方官更在意地方行政。一般地方上出现了大灾大难，比如老百姓没吃的了，要办一个粥场，知县知府很愿意让乡绅去办。因为乡绅是在救自己的同乡，肯定不会在当中克扣。一旦克扣了同乡的活命粮，怎么在家乡立足?乡绅对于很多公共事务比官员更上心。一些未雨绸缪的事情、一些缺乏短期收益的事情，官府可能都没想到，乡绅自己就组织起来给办了。在传统社会中，桥梁基本上是谁修的，路基本上是谁修的，学堂基本上是谁修的?乡绅。大力推动广袤的基层社会发展的人，正是乡绅。区区几个官员，他们要面对几十万老百姓和上百里地，有些可能还是崇山峻岭，习俗各异、方言不通，的确需要依靠乡绅集团。地方官员上任、年节，都会主动拜访乡绅；遇到疑难杂事，也会征询乡绅的意见，寻求帮助。乡绅一只脚踩在官场，一只脚扎根乡土，在官府和当地之间扮演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当然，乡绅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基本上，一个地方官府力量越弱，乡绅的作用越大；一个地方经济越繁荣、社会流动越活跃，或者官府的统治力量越大，乡绅的作用就越小。北京的乡绅集团，就不成气候。为什么?北京的官员数以万计，而且北京城除了官员以外还有其他势力，商人可以组成行会，同乡可以组成同乡会馆。各种力量一中和，北京土著乡绅的力量就变弱了。在一些省会城市，乡绅的力量也很弱，这是因为省会是一省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比如，一个官员退休了，不一定回老家，可能在杭州造一座宅子，把妻小接过来就在那住下了。那杭州城得聚集了多少外地士绅的力量?康有为在民国后就住在杭州西湖边上，这就造成省会本地的乡绅力量弱了。
得不承认，中共这一套很厉害，国民党比不上。
国民党早期也差不多是支部到村的，412不仅杀了共党，也杀了国民党乡村干部
想一想，国民党支部到村，共党南陈北李，老毛哪有啥机会。
地主的时代，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就是文人最喜欢哼哼教导中国人的。
共党以后，中国人才被别人说，独裁的效率高
所以行政机构的“公务员”数量就很少。
乡绅族长们未必是很有钱的人， 但一定不会是穷人。
政变不等于暴力革命。您老糊涂了。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像法国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的代价太大。中国之所以发生那样的事有它的必然性，就是那个时代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一个乡村的政治结构中，号召力都是很大的---白嘉轩在白鹿原的号召力可见一斑。如果不把每个村子的“白嘉轩”都打到，共党就无法取得来自农民的资源。
至于说“一盘散沙”，那是乡村和乡村之间的“散”；凝聚力是“某个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共党只是把整个中国农村力量动员到了一起。
国家郡县两级治理，乡以下为乡绅自治。
对这一段，不太了解，但是和俺家有点关系。
爷爷是清末秀才，被推举为本地乡长。
据说开口就是之乎者也，孔子孟子，颇受乡民们爱戴，同时嫉恶如仇，家庙开香堂，惩罚刁民很辣手。
所谓，一跺脚周围乱晃荡。
虽说土改被定为地主，其实拥有不多土地，也就是个富农，碰上歉年，地瓜干子也要省着吃。
讽刺的是，他主张集资办学，结果办出的学堂教出了一群国民党和共产党。
而且，这些国民党和共产党，先是互相打架，然后联手打日本，然后又互相打架，最终，共产党打赢了，把他定了个“恶霸地主”。
本来是要枪毙滴，看在他儿子是当地共产党的头儿，网开一面，监督劳改。
他拒绝见俺们孙辈，８０岁时，俺也就远远滴见过他一面。
那时连天下雨，乡下的土墙小院里，他倚门而立，下巴上是倔强翘起的白白的山羊胡子，发愁滴说：别下了，要发水了，庄家要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