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侨汇券背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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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侨汇券背面的故事

如今食有鱼,出有车(公交车、单车、出租车),想买个什么东西,只要带上手机,手机上安装有支付宝,到商场转一圈就买到了。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各种各样匹配的票证,比如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果票、酒票、烟票,等等等等,才能买到与之对应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些票证,只要是城镇居民,每人都有一份。但另有一种侨汇物资供应券,简称“侨汇券”,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它只属于有外汇收入的家庭,相对于普通票证而言,侨汇券就是一种特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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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发放的侨汇券

最初,因为实行统购统销,粮油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侨眷收到海外亲人的汇款,兑换成人民币后也买不到东西。于是海外华侨就改汇款为纷纷往家寄饼干、寄罐头、寄奶粉、寄黄油,邮局的业务倒是很兴旺了,可国家的华侨汇款却没有了。

对于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往来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外汇管理局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根据外汇数额配发等量的侨汇券,赋予外汇以购买紧缺物资的特权。

1958年,侨汇券率先在福建省发行。随即,广东、广西、上海、湖南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发行侨汇券,让有外汇收入的家庭,能凭借侨汇券在华侨商店买到紧缺商品。

普通百姓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虽感觉不公,但也只能羡慕而已。

当时的华侨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只要凭借侨汇券就可以买到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而且价格便宜。浙江萧山的王先生,用400多元的外汇券,就买到了一台市场上极难见到的原装日立彩色电视机。这台彩电在普通商店,售价为1800多元,差不多相当于王先生当时一年的工资收入。

福建泉州的赵建河,在更早的1981年,买了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左邻右舍都没有,他是靠了香港姐夫寄回的港币,在兑换成人民币时,用附赠的侨汇券才买到的。那时候的电视太稀罕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挤破了门槛候在他家看电视。赵建河把电视机当宝贝似的放在一个柜子里,看的时候把盖子掀起来,不看时,又拿盖子盖上,再加把锁。

当时的侨汇券是以各省为主体发行的,面额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不等。

当时国家为了提高外汇收入,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划拨出大量紧俏商品供应有侨汇收入的侨眷归侨。这样做的结果,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将美元汇回国内,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1962年国家侨汇收入达到了5000万美元;1963年原定计划完成7000万美元,实际完成了8000万美元。这些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外汇周转,解了燃眉之急。

有个在徐矿集团侨联工作的人,晚年回忆起侨汇券的故事,还记忆犹新。他大舅在美国工作,隔三差五会给国内汇款,他外公就成了有侨汇券的特殊人物。每次收到汇款的同时,也会领到政府配发的侨汇券。收到这两样东西的外公,内心会非常喜悦,面子上也觉得很光荣。手中的侨汇券除了用于改善生活,有时候也用来资助亲友。有次外公家的远房亲戚生小孩,没有购买红糖、鸡蛋、面条、花布的票证,外公知道了,就把侨汇券送给人家解决困难。

在上海居住的作家白桦,他的邻居路先生,因为有外汇收入,加上侨汇券,即使在三年饥荒时期,也照样有肉吃,每晚喝红酒。

比较典型的故事,是外汇救了一对夫妻的命。上海某大学国际法教授王铿,因所谓政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发送里弄接受监督劳动,致使这一家子突然断了经济来源。幸好王铿的妹妹在美国,准妹夫在香港,会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港币给王铿,这才让王铿一家五口得以艰难存活下来。

八年后,文革爆发,王铿的劳动项目里增加了打扫公厕。许多高知、大律师、作家、银行家,被打成牛鬼蛇神,不但监督劳动,还要遭受打骂羞辱。实在无法承受者,就选择了跳楼自杀。

就在王铿苦受煎熬的时候,有天里军代表上门通知说,正在等候上级部门批准,要王铿一家准备好离开上海。

王铿只懂教书,这辈子连上海都没离开过。想到如果发配去北大荒,只有死路一条。恐惧中,夫妻二人打算先把孩子送人,然后哪天强迫上火车就哪天寻死。

几个月过去了,军代表一直没来,催促离开上海的事也无人提起。王铿还是继续他每天的扫街、清洗公厕的生活。

只以为劫难已经过去,没想到某天又来了一个干部,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宣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后通知王铿说,上海不是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要做好准备离开上海。地方可以自己找,但必须是农村,而且只能选择安徽、江西等地。如果找不着,就由政府分配。

一番话,让王铿夫妻的心又悬起来了。于是四处托人打听,总算在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到落户的指标。

这天,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是来送王铿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的。这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同军代表和里弄干部不一样,态度温和,谈吐文雅,每次来家,总是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地送到王铿夫妇手上,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

王铿的妻子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他,想到很快就要离开上海,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到淮北农村去了。”

对方听了后,怔了一下,脸上的表情由原来的微笑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王铿的妻子回答说,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确定时间。对方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

而淮北落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复。这一拖就是几年。此后也没人上门催促王铿一家离开上海。

文革结束,王铿获得平反,重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当年两次被勒令离开上海、又两次不了了之的事情,始终是个谜。在某次政协会上,王铿和另一位政协委员谈起这件往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领导干部。

他告诉王铿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接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为此还给这些办事人员规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外汇增加,局里会给予奖励。

谜底终于揭开了。王铿一家之所以没被撵出上海,是因为他家有外汇,如果他家去了外地,妹妹和妹夫寄来的外汇也要转到外地,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减少,具体的办事人员也会拿不到奖励。

侨汇券诞生于1957年7月30日,1992年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