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工人也要政审,没戏了——刘元安徽插队故事(4)

铿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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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工人也要政审,没戏了

 

煤矿工人梦破灭

1974年我接到莫旗插友的来信说北京教育局到莫旗招收老三届的高中生回北京当老师了,全莫旗的高中生都能回北京。那时,广大知青在茫茫大漠中不知所终呢,却突然,青天大老爷把这么大的,有面有馅儿实实在在的大肉馅饼从天上砸到高中生的手里了。

“能回北京”这个事儿对于早已是心力交瘁的知青来说无异于得到了一个大金元宝,太让人羡慕了,而更是让初中生羡慕的同时感到无比失落的是,眼巴巴看着别人抓到了大金元宝,自己却还要继续在农村抓泥巴。

但是紧接着,在那个经常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很快就传出了——不知是安抚初中生的心还是确有其事——北京的商业系统要到内蒙招募北京知青回北京工作。

这消息就这么确确实实不知从啥地方飞到了莫旗,传得沸沸扬扬,仿佛又一个金元宝马上就要砸向初中生的脑袋。

高中生被招募回北京让初中生看到了一丝曙光,那时有点“好消息”就赶快捕捉,然后用腿用嘴传扬开来,之热情之积极之速度堪称是那时的“知青互联网”。

因此,消息也以“光速”传到安徽临涣集我的耳朵里。同时莫旗有好心人来信点拨我说,别在安徽呆着了,再转回莫旗吧,转回来还是知青,还可以按知青分配回北京,你要在安徽呆着就永远回不了北京了。

回北京?自打1968年8月21日出了北京的大门,就没打谱再进这个门。“只要回莫旗就能回北京”,这个行为公式这么简单,这么诱人,让我不禁心旌荡漾,但又不忍放弃“我很快就能成为“矿上人”的可能性。

当初转插老家就是因为有这么个矿,想赶快参加工作自食其力,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

实际上哪儿来的“我是矿上人”,只不过是我自打回到老家后就给自己编织了一场每天兢兢业业地劳动,马上就能当上煤矿工人的梦。

那时全国上下处处柳暗花不明,哪儿有那么多花团似锦的好事供你去向往。而“当矿上人”的呼唤,一直让我憧憬着这个幸福的时刻快点到来,她给我动力,让我释放浑身的潜能好好干活争取早日当上煤矿工人。却突然,莫旗给我整个“商业人”。是去当商业人还是留在淮北当矿上人呢,真让我举棋不定——万一回了莫旗,迎接我的是个谎信儿,而临涣这边矿上真招了工,我还不得撞墙;不回莫旗,死守煤矿,莫旗那边儿真的招商了,这边矿上把我诓了,没能让我当上矿上人,我更得撞墙。

回老家一年多了,亲友们只能在生活上关心我,在我的前程问题上他们不会给我出谋划策的。打十七岁迈出家门的那天起,一切行为都靠自己思量了。

正当我进退维谷时,我想到了“有事依靠党组织”。我们的党组织是——临涣公社党委。于是我跑到公社找到党委书记老许,想从他那里打听一星半点的有关知青前景、煤矿招工等信息。

许书记,过去我们到公社开个会学个习的见过他,他矮矮胖胖温和敦厚脸色红润保养良好。官就是官,哪怕是个生产队的小队长形象也有别于百姓,除了焦裕禄。

不记得都跟许书记谈些什么了,最终问及主题——煤矿什么时候招工,我有没有希望被招上。

许书记说(大意)招工现在还没消息,即使煤矿招工,就你的政审很可能过不了关,到煤矿希望很小,因为你爷爷……

这个消息不啻雷公劈我,我四肢发软,心跳加快,正值秋凉,额头手心却渗出汗液。我失魂落魄走出公社,感到天也晃地也颤。

没想到“政治审查”这个凶残的黑衣老雕一直在我头顶盘旋,一到关键时刻,在以为自己有生路的时候就用利喙叨我一下,叨得我懵头转向不知所云。

政审,政审,当农民要审,当工人要审,工作参军上学都得审!它是我前程的一大障碍,是我必须要清醒地去面对的残酷现实。记得从公社出来我就坚定了撤退老家杀回莫旗的决心。虽然脚踩着马上就要变成矿区的临涣土地,但她离我又是那么遥远,我不能再一厢情愿犯幼稚病向往她了。我真感谢公社党的书记及时给我指出了“弃暗投明的光明路”。

煤矿梦彻底破灭又是缘于那个从未见过早已变为粪土的爷爷。

这爷爷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学习优秀的他的孙女——我的姐姐上不了大学因为他;我痛失内蒙牧区、如今当煤矿工人又无望还是因为他,他何许人,这么大魔力,生了儿子就让他儿子的后代屡遭磨难?

爷爷刘荫远,十七岁离家参加冯玉祥军队,参加同盟会,上军校。因人聪明口才好,结业后给河北省主席当参谋。

我们曾经的教育总是让你对历史的真实、唯物辩证法的存在有个模糊的概念。一说国民党,从小灌输给你的就是和罪恶血腥恐怖分不开。

河北省主席让刘荫远当军法处处长,刘荫远说画个红圈就人头落地,是杀人的活,我不干。

刘荫远口才好,在军阀之间作联络工作。冯玉祥想投靠苏联,就请刘荫远到苏联为其联络。刘在中山大学时不喜欢苏维埃政权,举办演讲公开反对斯大林和苏共。苏联肃反委员会来抓他,他逃回国内。后来办过兰州《西秦日报》、山西《军事日报》、当过陕西省参议员、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议,1948年当选为国大代表……

《民国人物大辞典》里记载:

刘荫远(1890 — 1961)陕西平民(今大荔)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后赴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皖北民军司令,山西《军事日报》社编辑,陕西省参议员,国民军事委员会参议。1945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7年当选为行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人们可能会问,你老家不是安徽临涣的吗,怎么你爷爷变成陕西大荔人了?

这段历史是这样的: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邀请刘荫远到西安,但是刘荫远拒绝出任任何军政职务。当时正值黄河泛滥,大批的山东灾民逃到陕西西安,一时间无法安置。正好陕西北部有大片的荒地可以开发。刘荫远自愿带领这些难民去垦荒,于是就开辟了一个难民县叫“平民县”,也就是今天的大荔县。刘荫远的壮举很得人心,在该地区颇有口碑,他的国大代表的席位就是由平民县选举出来的。

刘荫远是个热心于创办公用事业,仗义疏财的人。看见西安没有像样的茶馆,就开了一个大茶馆,还开了一个西北饭庄和中餐西吃的饭馆,但基本不赚钱,因为人家吃饭都记他的账。

为民请命,解囊济贫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党派不一样,国民党做好事是不会有人宣传表扬的。他的名字身份能在档案馆里有个文字记载就很不错了。历史每走一步都在为它自己诠释评说毁与誉,功与过。

这就是刘荫远、我爷爷的概况。

黯然离开老家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按照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来审视自己的成份,即使你的父辈是共军,你父辈往上没光彩过,你这辈人也别想抬起头做人。苍天,出身好的,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领袖元帅将军老干部都被打翻在地,诺大的中国,又该有多少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抬头挺腰啊。

刘荫远的儿子,我的父亲,即使他小学毕业就离开家乡求学;坚定站在“九一八”、“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第一线,1935年底入党,曾任党支部书记……但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他就带着一家人,像一架受伤的飞机,屁股拖着黑烟栽下去,摔得得体无完肤。他年轻时没有依靠他爹的“光环”,走的是另一条截然相反的红色路,解放后却带领一家人罩在他爹带给他的阴霾里。

话说回来,在大陆他有个孙女仅仅是想当个煤矿工人,却因为她爷爷在那岸,这点可怜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如果当局是怕她在煤矿搞破坏,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如今,三天两头煤矿爆炸,这是在官僚腐败制度下才会屡屡发生的国家财产和工人生命的毁灭、寡妇哀嚎的惨痛局面。出身不好的新中国年轻人导致煤矿屡屡爆炸的可能性是零!

又一次明白自己该吃几碗干饭了。我不是没有勇气,不是不敢挑战人生,我这人还算勇敢闯实,敢与艰苦生活较量,而我期待的东西一次次破灭,我绝望了。当这种逆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时,我就不能傻傻地坚守了,我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我自己。

于是我开始行动了。先跟队长广福说了我要走的事,广福还是那不温不火不哼不哈的模样,觉得我来此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仅仅是城里的学生来农村干点活,受点累,受不了就走呗——你是个城里的洋学生,不是地里的土坷垃,我还得受你亲戚之托小心翼翼地照顾你对你负责,你走了我就卸包袱轻松了,估计这是他的潜台词。其实他不知道我走的真正原因,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出身株连影响到招工,前途无望而逃遁。

我开始给各家还家具。给前院刘迪莎老师送方桌时,刘迪莎的娘之吾大娘眼圈就红了。之吾大娘跟前就一个闺女——迪莎大姐,迪莎大姐的丈夫在铜陵工作,迪莎逢寒暑假就去看望因工作忙回不来的丈夫,家里就剩大娘和外孙子了。我吃水要到大娘院子打,每次打水总想着把大娘家的水缸打满,大娘不让我打,说水井在自家院里吃着方便,外孙子放学让他打就行。这点小活儿我信手拈来,就每次都拒绝大娘的客气。不光打水,还爱和大娘拉拉呱。这一走把大娘闪一下,大娘心里难受,我也不落忍。大娘说,还是走了好,咱这地方穷啊,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跟陈龙卿大爷和大娘告别时,两位老人一个劲儿地说没照顾好我,对不住我,对不住我爸爸,歉疚得好像是因为他们没照顾好我我才走的。

那些小姑娘听说我要走了,结伴来我屋里道别。她们嘻嘻哈哈少年不知愁滋味,觉得我离开这苦地方了,真好呀,很是羡慕我,以为我要过什么好日子去了。我说我还是回到我原来插队的东北农村,她们更羡慕了,说东北可是好地方,能吃饱饭。

灾害年的时候,老家也有不少人逃荒要饭到了东北,在那里扎下根,所以家乡人对那里的情况还是略知一二,灌入他们脑子里唯一的信息就是东北有粮食,能吃饱饭,是个美好幸福的地方。可怜的苍生啊,十几年前国家就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以粮为纲,十几年后你们梦寐以求的是能吃上一顿饱饭。

我和平时走的较近的人一一告别,有的人很惋惜,舍不得我走,有的人说应该走,这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没出路,把你耽误了。

走的前一天我才倒出功夫去了一趟黄庄文忠舅老爷家道别。舅老爷舅姥姥也是一个劲儿惋惜,说刚来一年多就走了,不能再留留?似乎觉得我再留下还能有什么造就似的。家乡没留住我,他们也觉得对不起我爸。

那个比我小十几岁的表叔,光着脊梁,穿着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短裤,浑身脏得像个小泥猴,每次见到我都瞪着一双惶惑的眼睛看着我,一年多了这眼神也没变过。我跟他说话逗逗他,他从来都是面无表情,这是由贫穷落后中孕育出来的木然的没有自信没有骄傲没有快乐的表情,它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

后来我这小表叔在庄里算是很出息了,他家住在公路边,车来人往的让他看中了这块风水财地,我爸帮了他一万块钱加上他的自有资金开了一档店铺卖食品日用品汽油柴油啥的,后来越做越大,日子过得很红火。

我还去了镇子南头的浍河和它告别。浍河永远平静地流淌,她是临涣集身上的大动脉,默默滋养着这方苦难的土地。她缓缓地向前流动,在阳光照耀下闪动着刺眼的光波,她目不斜视,不忍看河岸两边百姓的苦痛挣扎。

明净的河水没有污染。我第一次吃到鲜美名贵的鲑鱼,就是出自这条河。那时鲑鱼集上卖几毛钱一斤,我觉得太贵从来舍不得买,而且它其貌不扬,身上黑斑点点的,有点像剧毒河豚鱼,一直没敢吃,后来在别人家吃到它,只吃了一次就把它和家乡的浍河牢牢记在心里了。

自打知道政审又将扼制我的前途,我压抑得不行,它就像一个大肿瘤坠在我身体里,虽然离开老家前途仍然未卜,但感觉肿瘤已经摘除,全身心顿时轻松愉快。亲爱的故乡,不是我嫌弃你,而是我的肿瘤到哪儿都被判死刑,我不得不背着它到处“求医”。于是我就又开始了“走啊走,苦啊苦,哪里坎坷哪儿有我,哪里坎坷哪儿有我”。

我是大漠中的一粒尘埃,今天随风吹上天,明天随雨落到地,听上去多么浪漫;我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但我不是一个自由人。那个年代人们必须要有归属,要依附着某个组织、单位。即使为了这个名分限制了你的自由,你也要使出浑身解数追寻它,否则在计划经济社会你无法生存。

我像条落水狗灰溜溜湿漉漉坐上载着我往返多次的京沪线宿县开往北京的火车。

火车路径济南府,我看着站台上高悬的“济南站”三个字,心想,我回不了北京,要是能落户这里也行呀(野心不小,临涣都难容下我,还想上省城)。仅此一个闪念,几年后我真的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海鸥注,刘元后来嫁到济南安家一生)。人生变数如梦比戏剧精彩。

背着“鲜肉一块”再次北上

回到北京那个真正的但又暂时不属于我自己的家,感到最可怜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年迈的父母。尤其是老父,女儿因为他的父亲,生途屡遭不顺,他觉得对不起我们,本来就木纳的他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地吞饮这残酷的现实。

1965年国家政治空气开始浓密压抑紧张。“唯成分论”在全国蔓延开来。那年当学习很好的二姐海鸥得知自己因政审不合格没考上大学后竟然晕过去了,爸爸也是默默地站在姐姐休息的床边长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

老娘虽性格大度乐观,但老闺女东奔西跑的到现在也没个着落,也难免忧心忡忡。但是她年轻时南跑北奔干过那些用她的话说“没什么名堂,算老几呀”的革命,对我的狼忙奔命看得很开并不悲观,觉得我又有地方去了,虽然是回莫旗,但终究是有目标有归属了,说不定这老闺女回到莫旗就能开辟崭新的天地呢。

于是我又像第一次上山下乡一样打点行装,想赶快奔赴农村第一线,毕竟莫旗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归心似箭。“北京要到莫旗招商”的消息引得我一刻也不愿在北京停留。

然而马上就要走了,妈妈却死活不让我走,因为我脖子后面那个“砍头疮”还没有结疤还露着粉红色的鲜肉,但早就不疼了,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但是妈妈吵闹得不行。她从来都是这样,为别人担忧操心,我们嫌她的这些慈母关爱是啰嗦,每每发生被她关爱的大小事,我们都要烦烦地顶撞她。那次我就真急了。哎哟妈呀,别说露着鲜肉就是露着白骨我也得走啊,万一回去晚了,错过“北京招工”不是耽误我前途大事吗。那时一门心思认定北京要去招知青了,我要晚回去就没我的份了。

几十年后有一次妈妈说我打过她,我惊讶又觉得可笑,我怎么会打您啊。我小时候经常被姐姐打,都不敢还手,还能越位打您老?

她说那年我非要带着没愈合的砍头疮回莫旗,她不让,可能两人就争急眼了,也不知道是谁先拿起火通条,然后在抢的过程中好像双方都“挨打”了。我哈哈大笑说一点也不记得了,俺妈有时说话好夸大,好吧,就算我打您老了,那也是说明你闺女上山下乡的心情多么急切,居然“暴打”老母了。

想起来太好玩了,当年我都二十三岁了,人家好多插友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有的还结婚生子了。我三个姐姐都安身立业有的还生孩子了,而我这个老疙瘩居然还满怀激情,像我们公社大莫丁的那帮六九届七〇届的小女孩在1968年为了光荣的上山下乡和家里大闹。

砍头(疮)不要紧,只要莫旗真(招工)。最终,我怀着坚定的信念,再次和家人和北京挥挥手,背着“鲜肉一块”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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