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我下放（插队）到芷江水宽公社拾担大队水牛田生产队，在芷江的东南方向，离芷江县城五十多里路的山区，与怀化交界。
和我一起下到水牛田的是陈晓洪。我们当时是户口到队，农闲在公社茶场或林场做工。我在茶场，晓洪在林场。
水牛田：水牛耕田的地方。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一看就是遥远的农村。
拾担大队大部分生产队集中在一个山谷中，水牛田靠山谷的上方，背靠一座叫杨家界的山，不算高，但极为陡峭，上面除了长满了大树，还有一些水田，全是“望天田”，就是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可以收获一些；如果天旱，则可能颗粒无收。
翻过杨家界就是怀化的中方地界。水牛田的人与山那边中方联姻的很多，因为愚昧，喜欢亲上加亲，就是近亲结婚。所以生产队青年人中先天呆痴，残疾的很多，曾经连续多年没有人符合参军的条件。出工时，常常可以看到五六个残疾青年一瘸一拐的跟着。
这说明水牛天的人很愚昧。
我和晓洪第一次到水牛田参加春插，开始生产队讨论我们住谁家的事，没有人愿意承接，最后大队书记杨志军接了。可能有点不情愿，要我们每人每天交八角钱的伙食费。那年头，县运动会的伙食标准就是每人每天8角，中晚餐都有肉，而且还比较丰富。但在杨书记家，我们一个星期大概吃两次肉，每次每人就只能吃到几片肉。其他的菜也不多，每次能把饭送完就差不多了，所以常常只能吃八九分饱。
我们不敢提意见。这么高的伙食费也只有靠父母支持，不然真的付不起。
队里有农民私下问过我们付多少伙食费，一听八角都显出不可思议的样子，问：“是不是吃得很好啊？”知道我们吃得不怎么样时，他们直摇头。
农忙时生产队实行小组承包制，每个小组的成员好像是自愿加调剂。一般要好的人先成立组，最后有些没有人要的人需要调剂，包括我和晓洪，各个组商议接纳。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参加，到了生产队，就告诉我们去那个组，组长是谁。
然后就是分田。因为田有远近，也有好坏。比如同样的面积，大田一块可能就有两亩，小田一块可能才三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当时按照插田的面积算公分，显然大田效率高，小田效率低。所以，先把田分成几等，然后好坏搭配，最后各组抓阄。这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参加。但没有见过大家因为分配不公而吵架的，所以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在一个组内，也有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所以平均分配是不行的。这样就有了底分制。底分是一个基本公分，是要全体队员讨论通过的。比如全把式，或叫全劳力底分是10分。全把式就是能胜任任何生产队的活，包括农活比如犁田，耙田，非农活比如上山伐木，修水库，或抽去修铁路等。当年正值提倡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对于能干的女青年能不能给10分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不同意。后来据说是按照全把式来检验，很多女青年能犁田，耙田，没有不会干的农活，而且先插秧，割稻比男的还快。但在伐木（水牛田每年都会伐木卖钱）方面因为力气小而很多活干不了，或比男的差很多。最后大家同意把最能干的女青年的底分定在7分一天。虽然有点不公，但她们可以不参加伐木，甚至可以不接受外派的工作，让她们结婚后照顾家庭有了保障。我没有听说过她们抱怨过。
我们男知青在茶场林场干活都是按照10分一天记，女知青按8分一天记。但到生产队春插或双枪，男知青的底分就变成了8分一天，女知青好像是6分一天。刚开始我们根本不行，那些拿7分的农村女青年一个可以顶我们四五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底分我们都不配。
每天收工后，可以算当天一共插或割了多少面积，因为事先都定好的每块田插多少分，割多少分。所以，每天都可以算出当天全组得了多少分，然后用总的底分除，得出每个底分应该得多少分，再乘上每个人的底分就得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值。一般都会比平常高出50%以上，有时可以到100%。一是因为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而且大家也很卖力。
因为都是公开公平事先分配好了，所以没有人埋冤不公。组里的人关系都很好，干活时开玩笑，相互支持，气氛很好。
这些复杂的分工做得很民主很合理，说明水牛田的人很懂公平公正。
比起城里单位评职称，分房子常常闹得不可开交的乱象，水牛田人的民主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有的，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以做好。
双枪的时候，每天5点就起床出工，大概到8点回家吃早饭。9点再回来干活，干到12点多，回家吃中饭。午休比较长，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上工，主要是避开中午的毒日酷暑。但4点多仍然很热，一直要干到9点才收工吃晚饭。吃了饭洗了澡基本上就11点了，马上睡觉，因为第二天5点要起床。刚开始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两个星期以后慢慢开始适应，仍然还是很累。加上伙食跟不上，总是吃得不好，有时候甚至吃不饱。
一般春插为两星期，双枪大约三星期。有一年我双枪在生产队待了至少五个星期，最后嗮成了非洲人。慢慢我的插秧割稻逐渐接近男性中年农民，他们也开始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在我面前开黄色玩笑，甚至有人提出要给我介绍一个农村姑娘。有一天，有个农民小声对我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我们农民吃不饱”。
第二年，我换到向太和老师家。向老师是国家正式登记的民办老师，拿工资。他当时五十多，做了一辈子的小学民办老师。人很和气，脾气很好。他在离家十几里的一个小学教书，周末才回来。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一点。人长得不错，是可以参军的正常人，但没有去当兵。可能是向老师出身不好，政治条件不过关。
向老师收我们每人每天6角伙食费，比杨书记少2角，算比较合理。吃得和杨书记家差不多，好像量还是够。
向老师有空事会与我聊聊天，问问家里有什么人，怎么样？也聊他的教学，农村学校的简陋，农村孩子读书的困难，以及他碰到的问题。他没抱怨过他自己的待遇不好，到抱怨过政府没能给农村学校创造必要的条件，让他们可以把孩子教好。他很能理解人，也有见识，是一个兢兢业业坚持在乡村小学教书育人的老师。
虽然当年下乡时，口号都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下来后，不止一个农民，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来农村是毛主席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农民的苦，过一段就会让你们回城的。看见我们半信半疑，他们总是很坚定地表达他们的信念。不久我们确实陆陆续续回了城，上大学，招工，或就是根据政策回了城。只是这些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上台后做的。回想起来，农民的政治眼光远比我们准确。
1978年2月我离开水牛田去北大上学，到队里领取了分到的钱粮。
但入校后不久，我收到妈妈的信，说水牛田托信来，我有分到几十块钱和一百多斤稻谷，让我去拿。我已身在北京，当然不可能去拿。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去拿。后来我托娃娃，一个我在大队农科队时的农民朋友代领后弄到我家。
这事让我很感动。我已经离开，远在北京，而且钱粮不多，生产队仍然通知我。虽然他们一方面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也很小气，显得很愚昧；但另一方面却很守规矩，坚持原则，是你的就是你的，即使远在几千里以外，也是你的。
这就是水牛田人。
提起双抢，我们队里的农民，人人都怕，过了双抢每个人都瘦一圈。有一天割稻子，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我旁边一个人说，现在给我个大姑娘，也没法干了。
我们晚上在打麦场脱粒。晚上也干活，点灯干。
麦子收了就堆在场上不管了？不脱粒晒干，下雨就要长芽。
和你交流真费劲。
整天胡言乱语，还振振有词。
肉肠熏了可以吃一年
割下来的麦子没有湿漉漉的需要晒呀？
70年代末我下放（插队）到芷江水宽公社拾担大队水牛田生产队，在芷江的东南方向，离芷江县城五十多里路的山区，与怀化交界。
和我一起下到水牛田的是陈晓洪。我们当时是户口到队，农闲在公社茶场或林场做工。我在茶场，晓洪在林场。
水牛田：水牛耕田的地方。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一看就是遥远的农村。
拾担大队大部分生产队集中在一个山谷中，水牛田靠山谷的上方，背靠一座叫杨家界的山，不算高，但极为陡峭，上面除了长满了大树，还有一些水田，全是“望天田”，就是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可以收获一些；如果天旱，则可能颗粒无收。
翻过杨家界就是怀化的中方地界。水牛田的人与山那边中方联姻的很多，因为愚昧，喜欢亲上加亲，就是近亲结婚。所以生产队青年人中先天呆痴，残疾的很多，曾经连续多年没有人符合参军的条件。出工时，常常可以看到五六个残疾青年一瘸一拐的跟着。
这说明水牛天的人很愚昧。
我和晓洪第一次到水牛田参加春插，开始生产队讨论我们住谁家的事，没有人愿意承接，最后大队书记杨志军接了。可能有点不情愿，要我们每人每天交八角钱的伙食费。那年头，县运动会的伙食标准就是每人每天8角，中晚餐都有肉，而且还比较丰富。但在杨书记家，我们一个星期大概吃两次肉，每次每人就只能吃到几片肉。其他的菜也不多，每次能把饭送完就差不多了，所以常常只能吃八九分饱。
我们不敢提意见。这么高的伙食费也只有靠父母支持，不然真的付不起。
队里有农民私下问过我们付多少伙食费，一听八角都显出不可思议的样子，问：“是不是吃得很好啊？”知道我们吃得不怎么样时，他们直摇头。
农忙时生产队实行小组承包制，每个小组的成员好像是自愿加调剂。一般要好的人先成立组，最后有些没有人要的人需要调剂，包括我和晓洪，各个组商议接纳。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参加，到了生产队，就告诉我们去那个组，组长是谁。
然后就是分田。因为田有远近，也有好坏。比如同样的面积，大田一块可能就有两亩，小田一块可能才三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当时按照插田的面积算公分，显然大田效率高，小田效率低。所以，先把田分成几等，然后好坏搭配，最后各组抓阄。这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参加。但没有见过大家因为分配不公而吵架的，所以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在一个组内，也有能干的和不能干的，所以平均分配是不行的。这样就有了底分制。底分是一个基本公分，是要全体队员讨论通过的。比如全把式，或叫全劳力底分是10分。全把式就是能胜任任何生产队的活，包括农活比如犁田，耙田，非农活比如上山伐木，修水库，或抽去修铁路等。当年正值提倡男女同工同酬，所以对于能干的女青年能不能给10分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不同意。后来据说是按照全把式来检验，很多女青年能犁田，耙田，没有不会干的农活，而且先插秧，割稻比男的还快。但在伐木（水牛田每年都会伐木卖钱）方面因为力气小而很多活干不了，或比男的差很多。最后大家同意把最能干的女青年的底分定在7分一天。虽然有点不公，但她们可以不参加伐木，甚至可以不接受外派的工作，让她们结婚后照顾家庭有了保障。我没有听说过她们抱怨过。
我们男知青在茶场林场干活都是按照10分一天记，女知青按8分一天记。但到生产队春插或双枪，男知青的底分就变成了8分一天，女知青好像是6分一天。刚开始我们根本不行，那些拿7分的农村女青年一个可以顶我们四五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底分我们都不配。
每天收工后，可以算当天一共插或割了多少面积，因为事先都定好的每块田插多少分，割多少分。所以，每天都可以算出当天全组得了多少分，然后用总的底分除，得出每个底分应该得多少分，再乘上每个人的底分就得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值。一般都会比平常高出50%以上，有时可以到100%。一是因为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而且大家也很卖力。
因为都是公开公平事先分配好了，所以没有人埋冤不公。组里的人关系都很好，干活时开玩笑，相互支持，气氛很好。
这些复杂的分工做得很民主很合理，说明水牛田的人很懂公平公正。
比起城里单位评职称，分房子常常闹得不可开交的乱象，水牛田人的民主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有的，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以做好。
双枪的时候，每天5点就起床出工，大概到8点回家吃早饭。9点再回来干活，干到12点多，回家吃中饭。午休比较长，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上工，主要是避开中午的毒日酷暑。但4点多仍然很热，一直要干到9点才收工吃晚饭。吃了饭洗了澡基本上就11点了，马上睡觉，因为第二天5点要起床。刚开始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两个星期以后慢慢开始适应，仍然还是很累。加上伙食跟不上，总是吃得不好，有时候甚至吃不饱。
一般春插为两星期，双枪大约三星期。有一年我双枪在生产队待了至少五个星期，最后嗮成了非洲人。慢慢我的插秧割稻逐渐接近男性中年农民，他们也开始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在我面前开黄色玩笑，甚至有人提出要给我介绍一个农村姑娘。有一天，有个农民小声对我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我们农民吃不饱”。
第二年，我换到向太和老师家。向老师是国家正式登记的民办老师，拿工资。他当时五十多，做了一辈子的小学民办老师。人很和气，脾气很好。他在离家十几里的一个小学教书，周末才回来。他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一点。人长得不错，是可以参军的正常人，但没有去当兵。可能是向老师出身不好，政治条件不过关。
向老师收我们每人每天6角伙食费，比杨书记少2角，算比较合理。吃得和杨书记家差不多，好像量还是够。
向老师有空事会与我聊聊天，问问家里有什么人，怎么样？也聊他的教学，农村学校的简陋，农村孩子读书的困难，以及他碰到的问题。他没抱怨过他自己的待遇不好，到抱怨过政府没能给农村学校创造必要的条件，让他们可以把孩子教好。他很能理解人，也有见识，是一个兢兢业业坚持在乡村小学教书育人的老师。
虽然当年下乡时，口号都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下来后，不止一个农民，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来农村是毛主席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农民的苦，过一段就会让你们回城的。看见我们半信半疑，他们总是很坚定地表达他们的信念。不久我们确实陆陆续续回了城，上大学，招工，或就是根据政策回了城。只是这些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上台后做的。回想起来，农民的政治眼光远比我们准确。
1978年2月我离开水牛田去北大上学，到队里领取了分到的钱粮。
但入校后不久，我收到妈妈的信，说水牛田托信来，我有分到几十块钱和一百多斤稻谷，让我去拿。我已身在北京，当然不可能去拿。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去拿。后来我托娃娃，一个我在大队农科队时的农民朋友代领后弄到我家。
这事让我很感动。我已经离开，远在北京，而且钱粮不多，生产队仍然通知我。虽然他们一方面不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也很小气，显得很愚昧；但另一方面却很守规矩，坚持原则，是你的就是你的，即使远在几千里以外，也是你的。
这就是水牛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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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双抢，我们队里的农民，人人都怕，过了双抢每个人都瘦一圈。有一天割稻子，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我旁边一个人说，现在给我个大姑娘，也没法干了。
我们晚上在打麦场脱粒。晚上也干活，点灯干。
麦子收了就堆在场上不管了？不脱粒晒干，下雨就要长芽。
和你交流真费劲。
整天胡言乱语，还振振有词。
肉肠熏了可以吃一年
割下来的麦子没有湿漉漉的需要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