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12月24日，是老电影《铁道游击队》鲁汉饰演者、表演艺术家邓楠去世52周年的日子，在此，娱文娱视向邓楠艺术家致敬！
对于电影演员邓楠，恐怕许多中老年朋友也早已忘记了。但当说起《铁道游击队》中鲁汉的饰演者，许多人可能会豁然开朗。
《铁道游击队》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赵明执导，曹会渠、秦怡、冯喆、冯奇、冯笑、邓楠等主演的一部战争片，1956年上映，该片情节曲折，名角云集，塑造了以刘洪、李正、王强、鲁汉为代表的铁道游击队以及堡垒户芳林嫂的英雄群像。
作为飞虎队成员之一，邓楠饰演的鲁汉虽粗鲁莽撞，但作战勇猛，却在突围过程中英勇牺牲，给人以震撼。
邓楠除参演《铁道游击队》鲁汉外，还出演过《林冲》中的薛霸、《凤凰之歌》中的李远民、《海魂》中的蒋旺、《聂耳》中的老江、《摩雅傣》中的召奄帕沙、《51号兵站》中的黄元龙、《燎原》中的肖昌定、《舞台姐妹》中的和尚阿鑫等角色。
No.2
邓楠，1916年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富足之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本名邓作刚。在进步文化思想熏陶下，他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之中。当知道所在剧团经费匮乏时，他变卖自己所承继的祖业，将大部分钱款用于资助抗日宣传活动上。
1947年，邓楠和许多艺人一样去往香港，加入大中华影业公司，先后参演电影《花外流莺》《野火春风》《未出嫁的妈妈》《新关东大侠》《儿女英雄》《大侠复仇记》等。虽未当上主演，但他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银幕经历。
1952年，邓楠带着妻儿从香港回到内地，进入天马电影制片厂。1953年9月4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立，第一批演员包括赵丹、白杨、秦怡、孙道临、张瑞芳等大明星，也有邓楠、李季、茂路、穆宏、智世明等名气并不大的演员。
在1956年上映的抗战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邓楠饰演了游击队队员鲁汉。电影中，他在突围过程中，几颗子弹从后胸穿过，英勇牺牲。
之后的50年代，邓楠先后主演、参演了《李时珍》《凤凰之歌》《海魂》《林冲》《巨浪》《夜走骆驼岭》《战斗的山村》《聂耳》《林则徐》等电影。
其中，在1958年上映，舒适、吴永刚执导，舒适、张翼主演的《林冲》中，林冲中了高衙内的奸计，被发配沧州充军，路上，邓楠饰演的东京开封府押送公人薛霸和董超前后押解林冲与卢俊义，施展百般凌虐折磨之能事，成为酷吏文化的象征。
No.3
60年代，邓楠先后主演、参演了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中的老雷、《摩雅傣》中的召奄帕沙、《春催桃李》中的姚大昌、《51号兵站》中的黄元龙、《燎原》中的肖昌定、《北国江南》中的董子旺、《兄妹探宝》中的徐伯伯、《舞台姐妹》中的和尚阿鑫等角色。
1961年上映的《51号兵站》中，邓楠饰演了改恶从善的吴淞要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在梁洪的“策反”下，他开枪打死情报科长马浮根，并派出巡逻艇护送梁洪及满船军用物资驶离吴淞口。
1964年上映的《舞台姐妹》中，邓楠出演了一生中的最后一个角色——心肠恶毒的戏班班主和尚阿鑫。
邓楠的妻子罗卓也是一名电影演员，两人育有两个女儿。1952年邓楠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在一次拍戏归途中，轮船发生重大事故，她不幸罹难。
但六七十年代那场大运动中，邓楠与许多演艺人士一样受到冲击，频遭批斗、毒打，继续拍戏更是无从谈起。妻子离世、遭遇冲击、无戏可拍，万念俱灰的邓楠偷偷告别已经成年的两个女儿，1968年12月24日，用投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呜呼，“鲁汉”以这样的方式离世，让人哀叹。
2012年08月12日 05:54 来源：东方早报
韩和平像：李媛 绘
丁斌曾、韩和平绘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之“飞车夺枪”
兴起于上世纪初叶的连环画，到了提倡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五十年代，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期。由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十册套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从1954年开始创作，到1962年出版完毕，历时九年。此后这套书再版了二十多次，印数累计达三千六百多万册，是连环画史上印量最大的作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年已八旬的作者之一韩和平先生对这套书的创作过程记忆犹新，他在这里给我们回忆了当年他们如何去见原作者刘知侠、四处走访书中各人物的原型、到山东实地体验生活和采访写生，各种细节，让人听来饶有趣味。韩先生的连环画作品共有三十多种，除了《铁道游击队》，还包括《红岩》、《春蚕》、《二渔夫》等等。谈到对自己作品的偏爱时，他说更喜欢《铁道游击队》这种“打出一个中国人的气派来”的，而不是《红岩》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由此不难看出老先生的真性情。
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出版，当年您就和丁斌曾先生准备创作连环画。这是您的第一部连环画创作吗？
韩和平：我是1953年在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9月份分配到上海，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即现在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当时我们的组长是程十发程老，组员有顾炳鑫、罗盘、丁斌曾、本人，还有姚有信。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在上海、在整个华东，甚至在全国，在美协跟画院没成立之前，属于上海地区带有领导美术创作性质的，虽然没有明确。后来美协成立了，画院成立了，我们出版社当时一批人过去了：吕蒙到了美协，沈柔坚也到了美协，这是原来我们的正社长和副社长；程十发就到了画院。当时在宣传画组和连环画组，俞云阶调到上海美校，赵延年调到杭州去，版画系，张乐平到了解放日报，陶谋基也到了解放日报，还有米谷和江有生到了北京。那时候出版社的基本情况如此。出版社因为当时属于上海美术界的精英，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学术风气比较浓，而且在出版社的人修养都相对高一些。这个时候，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了。面世以后，出版社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就是在小说里抽了一段，编了个叫《小坡的故事》，我刚到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嘛，就交给我画了。画好以后呢，社会的反响还蛮好。现在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了。那是我一个人画的，是我画的第一本连环画。反响还可以么，出版社的总编他们就有个计划，因为这个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题材，就准备花一个大工程，给它创作连环画套书，这样影响可能更大一些。那时候编文就找了董子畏，现在过世了。开始搞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搞的，后来出版社觉得，一个人可能速度慢一些，而且因为刚刚解放初期，处处要学苏联嘛，苏联有个漫画家，叫库克雷尼克塞，是三个画家组成的，专门画漫画。当时凡是这种搞合作，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啦，提倡，所以丁斌曾就参加进来了。
从1954年动手到1962年完成，历时九年，据说这不仅是你们两位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文革”前新中国连环画史上创作历时最久的一部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其间是否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
韩和平：花了九年么，因为事情多了，我们国家那时候，要搞阶级斗争，要搞运动，一搞运动么就停了。你们搞新闻的，要受宣传部的指导吧？还要配合当前的任务吧？当时出版社也属于这个形势，“三反”“五反”么，你要搞些应时的连环画吧？由于图文并茂，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嘛，起了这个作用。这种事情我们是很多很多的，不断地穿进来，不可能叫你一直画这个东西的，总是当前的任务为主，搞了很多的短篇连环画。能够给你一点点时间专心搞这个东西，那是相当好相当好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花了九年。《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套书是一本一本出的，当中还搞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又搞了多少时间。（您没有受到冲击吧？）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嘛，要抓我的辫子也很难抓。再说我也没什么言论，涉世不久啊，对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都是随大流的，所以怎么能搞到我头上来呢？
为创作这部作品，您和丁斌曾先生五次去山东体验生活，采访写生。能谈谈当年体验生活的情况吗？你们碰到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了吗？
韩和平：《铁道游击队》连环画第一本编好之后，我们就去找原书作者刘知侠。他住在当时的法华路，一个花园洋房，一栋小楼。宣传部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到作协，作协再告诉我们，在法华路。那个小楼很安静，看门的是一个老头子，我们就问了他，他讲在楼上，二楼，你们自己去找吧。从底楼到二楼，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在二楼东张西望的时候，恰巧峻青出来了，看到我他讲：“你找谁啊？”我们讲找刘知侠同志，他马上就喊：“老刘啊，有人来看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门打开了，里头都是窗帘，弄得黑不溜秋的，一盏灯，刘知侠睡眼惺忪地跑出来：“你们找谁？找谁？”我们说：“找你。”他说好好好，就把窗帘拉开来，我们就到里头，说明来意。当时解放初期，不像现在，因为刚刚解放，不管是党风还是民风，各方面都比较朴实，看你是做革命工作的——画画也是做革命工作呀——都很热情。他就开始谈《铁道游击队》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和他接触过的人。他讲原来他怎么能够想到铁道游击队的。当时在鲁南山区，他是一家前线报的记者，在鲁南军区开区工作会时，听到洪振海作他们事迹的报告。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跑到枣庄、临城、微山湖一带去采访，他就在鲁南的这个前线报——具体的报名我忘记了，在上面每期连载。解放以后到了上海，他就把这些连载的东西给它归纳起来，出版了《铁道游击队》。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谈好以后，他就给我们一个联络图。当时刘洪，就是刘金山，在南京军区军事学院学习，那我们第一站就到南京了，到军事学院找到刘洪的原型。刘洪是两个人，第一个大队长叫洪振海，第二个叫刘金山，洪振海牺牲了。当时刘金山跟他太太住在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刘金山个子不高。因为过去他没有文化，到南京军事学院顺便学文化。他一看到刘知侠的介绍信以后，非常激动，就问：“老刘现在好吗？怎么样？家在上海吗？”我们跟他讲，他在上海，他很好，现在正在写作呢——当时我们去，刘知侠正在写一个叫什么嫂的故事，用乳汁喂受伤的战士，沂蒙山的小说。刘金山就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洪振海作战是非常勇敢的，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不怕死，枪林弹雨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洪振海牺牲了以后，当时就准备要候选，王强不干，那么有人要干，那是谁呢？现在在书里叫彭亮，他的本名叫殷延华。这个人各方面都不下于刘洪，在整个班子里，按道理是应该他的。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入党。刘金山呢，是洪振海的通信员。按照我们的做事原则，那是一定得叫刘金山当队长。这个事情闹得很厉害。当时听刘金山讲，这个殷延华打他，揍他，把他衣服都扯烂掉了。刘金山谈这个事的时候，很激动，眼泪又要流下来了。我看这个人很重感情。后来他就给我们介绍，王强在什么地方，李正在什么地方，申茂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到了临城，现在叫薛城。我们当时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刘知侠的线索，一个是刘金山的线索。刘金山的线索比刘知侠的线索更新一点，因为都是他的部下嘛。
我们就到薛城，到枣庄。在枣庄和薛城找到王强。王强当时是枣庄煤矿的总务处处长，这个人不愿意多讲他自己过去的事情。他本名叫王志胜。这个人对当官没有兴趣的，按照他当时的级别，最起码可以在省里做一个局级的干部吧，他不干，他讲他在老家这里，他要给当地做点事情。他就讲，当地，就是薛城和枣庄，这一带的农民、市民、一般的老百姓，参加当时所谓“飞虎队”——他们当地叫“飞虎队”，还不叫“铁道游击队”了——那边很多人都参加了。很有群众基础这么一地方。他讲要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到苗庄啊、微山湖啊、什么煤矿啊，这些地方，他给我们一一介绍了。同时介绍我们去看了芳林嫂。芳林嫂姓迟，叫迟秀英，个子很高，眼睛的确是很大。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整理行装，她讲她要走了，她要到东北去。当时什么个情况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在打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很复杂啦。当时分不清楚的，胜利嘛，都是中国自己人嘛。迟秀英给国民党抓去，大概透露了点东西，当然不是很严重的东西。解放以后，这个事情把她抓牢啦，在当地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带着丈夫和女儿闯关东去了。当时我一看，她带了很多大蒜，一串一串的。按照知侠的讲法，迟秀英最起码应该是当地一个妇联主任。殷延华到后来也是这种情况。刘金山和刘知侠讲起这个殷延华，就是彭亮啦，非常非常惋惜，虽然殷延华对刘金山是很粗暴的。
当时鲁西南是比较穷的地方，相当穷，老百姓是为了生存。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了枣庄煤矿以后，当地老百姓就吃“两条线”，就是铁路的两根轨道。运煤的地方，他们到煤车上去把煤丢下来，还有到那里的物资，从车上扒下来。这样来维持生计。这个东西解放以后都有，包括我们上海都有，从吴淞装煤过来，到车上扒煤。全国也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和传统里，在一个社区和一个群体当中，总有哥们儿的，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很要好，这个人能力比较大，年纪比我们大，我们都叫他老大。像过去的义和团也好啦，包括陈胜吴广起义也好，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当时刘洪在他们这个圈子里，他是个老大，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是党员了，他和王志胜都是党员了。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呢，鲁南军区就派他们回到枣庄一带，发展——讲它根据地也好啦，讲组织的抗日队伍也好啦，他就到了枣庄，就把过去的哥们儿组织在一起，开始把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了。这个怎么讲法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到火车上搞点东西，但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给他们组织起来，就有目的啦——抗日了，大家要有目标地去做点事情了。这个时候才由少数人组织成了铁道游击队。
我们总共去了五次鲁西南，每次去大概两个月吧。因为《铁道游击队》到底十本，有些场景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搜集得完整的。当时都是靠画，到实地去写生。我们在枣庄生活一段时间，又在临城铁路上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又到微山湖也生活了一段时间。山东那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出圣人的地方，孔子啊、孟子啊，都是他们那一带的人，所以那边在文化上，儒家的影响比较大，老百姓都很客气。你到农村，到他们家里去，尽管他很穷，他一看到你来了，非常客气：“来啦？屋里坐，我烧茶给你喝。”到临走的时候：“可要零钱使？”问你要不要钱用，事实上他们穷得嗒嗒滴啊，那是作为一种礼节。这是他们很有特点的民风。还有一点，山东啊出水浒，拔刀相助，讲义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具备这两种性格。这个我看跟他们铁道游击队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基本上在临城生活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因为津浦线跟临枣线的一个交会地就是临城，北面是兖州，南边就是徐州了，是属于津浦线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韩庄啊、沙沟啊这一带，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去都要到那个地方。
1955年顾炳鑫先生创作的《渡江侦察记》采用素描的手法，您在美院读的是西画，但这套书却采用传统的线描手法，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据说程十发先生对绘画手法曾做过具体的指导。
韩和平：这个有两点。一点就是，当时我学的是油画，我们不叫油画系，叫绘画系，绘画系当时以素描、油画为主，但是要学点其他的东西。当时江丰提出民族形式，就是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搞单线白描，因为它交代清楚，老百姓习惯了，一看就懂了，这个东西是中国民族的东西。这个我学过的。上课就是模特在那里，不管是裸体的还是穿衣服的，用线描给它表现出来。我们学校有这种老师的。当时我的老师有潘天寿、吴茀之，还有从鲁艺来的、从延安来的，他们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到出版社以后呢，程十发，程老么国画家咯，他在这方面相当有造诣的，他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很有名了。在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受到的艺术思想的指导，就是如何用单线把一个画面表现得充实，所以当时我就采用了这种形式。还有呢，跟程老对我的指导也分不开的。开始勾线的时候，由于画到火车啊、轮盘底下，我呢喜欢用点黑的、阴影的东西，程老讲，这个不对，他讲应该用线条造成一种灰调子，比如席子啊，给它编好，不是变成灰的了吗？树叶、花草、房子的砖头、篮子等等，他说要采取这种方法搞。这样作为一个单线的画面呢它比较协调，不会一块黑跳出来了。他当时正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插图，也是单线的，在1959年德国莱比锡国际书展上得奖的。用线条表现阴影，这个东西在建国以后连环画里可能是首创。后来人美的连环画基本上都是这条路子了。我感觉白描连环画发展得最好的是贺友直，他画的景啊、人物衣服啊，线条组织得非常好，在视觉上看起来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他对人物的刻画较概念。因为我是学校出来的，学过素描，对人体结构、对面孔的结构，我是比较有一套的，结构比较准确，很到位，这样人物画出来比较厚重。所以我画的面孔啊，画的人都很立体，包括画手、画衣服，这点他们公认的。
《铁道游击队》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与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刘继卣的《穷棒子扭转乾坤》、王叔晖的《西厢记》、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五种被评为一等奖。而在“文革”中又被打成“毒草”，您因此受到什么冲击吗？
韩和平：对，我受了冲击啊，主要是因为《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回，叫“掩护过路”，里头那个胡服就是刘少奇。因为有这个东西，就必然说我们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啦。当时还不敢把胡服画成刘少奇的样子，我画的是一个胖胖的、戴着个八角帽的延安来的干部。刘金山讲了刘少奇过铁道线时候的一个情况：过路的时候有很多延安来的干部，还有女干部；当时铁道游击队的队员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别着枪，在铁路和岗楼里面都站好；刘金山和李正引导着他们去，刘少奇骑着马过去，刘少奇非常客气，但是底下的人，照他们讲，简直是不像样，尤其那些女干部，就说：“你们站得远一点！这是中央首长！”当时他们队员都气得要死啊。鲁西南的人，你要是客气，他对你百倍的客气，你不要摆这个架子啊。还讲粗话呢，女的啊。现在有个电视剧叫《亮剑》，比较典型，当时部队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文革”时我真正受冲击是因为别的事情，没有牵涉到这个《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因为毕竟那是两个人的创作。打成“毒草”主要还是小说，连环画受到的影响不太大，微乎其微。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出版以来，再版二十多次，重印近五十次，累计发行三千六百多万册，据说是中国连环画出版史上再版次数最多、印数最高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您当时拿了多少稿费？后来再版呢？
韩和平：嘿嘿，没有稿费的。当时一分钱稿费都没有的，就是拿工资，我是属于文艺七级，当时一百十七块钱，已经算高的了。我画的《二渔夫》是拿到稿费的，那是业余时间画的，不是在办公时间画的，那叫外稿，业余的。再版以后，现在我也稀里糊涂了，给我么我就收，不给我么我也不去要。
从1964年开始，您又和顾炳鑫、金奎、罗盘等先生合作创作《红岩》连环画，当年出版了第一、第二册，1965年又出版了第三、第四册，但第五到第八册却要到1980年才出版。是画完了没出版，还是当年没有画完后来补画的？
韩和平：当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画了六本，出了四本。后来最后两本是我跟罗盘搞的，我们又到四川去了一趟。我们在四川碰到《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跟杨益言，他们两个都是从白公馆、渣滓洞突围出来的，解放以后就写了《红岩》这部小说。重庆当时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的情况在全国来讲，比较有它的特点。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把重庆做陪都，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全国的大专院校、名牌学校都迁到西南，都在重庆、昆明一带，像闻一多、李公朴啊都在那里的。当时民主人士和大学，从五四以后，他们的民主思想、反独裁那些，在重庆表现得比较有特色。知识分子多，当时的地下党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占大多数。所以你去看《红岩》，那种缠绵的、抒情的、浪漫的、小布尔乔亚的东西特别多，你看写江姐、写刘思扬——刘思扬就是罗广斌自己的化身。在重庆，我们跟罗广斌他们见面。当时困难时期啦，看他穿了一件淡咖啡色的大衣，戴着个鸭舌帽，一股子的属于知识分子偏上的这么个档次，坐在那里香烟一根一根不断的——而且这个香烟不是抽完的，留了很多就按掉。所以，你说他受了苦吧，这种特权也蛮厉害的。他哥哥是国民党里面的，很复杂的。《红岩》给我的印象，是个悲剧。像《铁道游击队》就不一样了，武装到农民，面对面的，打出一个中国人的气派来。所以我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铁道游击队》。说老实话，我是凭着我的技巧，凭着我的理解，尽力把《红岩》给它画好的，但要说喜欢，我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我从头画到完，就没感觉里面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什么重庆大学红旗特务咯、沙坪书店咯，那种小打小闹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大气派。就是儒党，搞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不是那种提着头闹革命的豪气。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您画了多少种连环画？您自己如何评价《铁道游击队》在您创作生涯中的地位？从2006年到2008年，您又用油画的方式重绘十二幅《铁道游击队》，您为什么在半世纪后再次创作这部作品？
韩和平：我记不清了。我看看，可能有记录，不是我记的，出版社记的。（韩先生翻出一本书，书后附录列了他的作品。）三十多种。
从我自己来说，有四本东西，在我一生中来说，等于是画的四个时代。第一本《铁道游击队》属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题材；还有就是画的《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就是大革命的时候，工人运动，后来上井冈山，这是一个时代；还有一本就是《春蚕》，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一个缩影。这是三个时代。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观念，等到我画《刘少奇同志在安源》，我到萍乡去体验生活，翻他们的档案，原始资料，当时在安源有关方面的记录，对我的震惊还是蛮大的。当时还不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成立，北伐还没成功，那个时候很宽松的，包括当地的士绅和工商业者，都很同情工人。所以工人开始要为了生存，希望多加点工资，改善改善生活——因为他们太苦了——没有得到商会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当时所谓的政府的支持，所以安源它能够起来。党就派刘少奇、派很多共产党人过去了，就把它的经济斗争拉到了政治斗争上去了。后来它的工会在当地已经是说了算的，基本上政府和矿上已经没有权了，都听他们工人俱乐部的指挥了。到这个时候，用我们的讲法，才有反动派的反扑啦。反扑以后，这些人没办法了，恰巧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就上了井冈山了。从此，在那一段时间，安源煤矿基本上是没有生产了，那么几万个工人，到后来吃什么呢？怎么生活法？这个对我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讲革命就是那么美好啊，就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想，回家就表现工人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我重点是描写这个东西。所以这三本书，是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东西，对中国现代的历史基本上我清楚了。（您刚才说四本，还有一本是《红岩》吗？是解放战争？）嗯，《红岩》。
《铁道游击队》我当然很喜欢。从艺术角度上讲，我最喜欢《春蚕》，因为我画这本的线条等各方面比较成熟了。这是我成熟的作品，是“文革”以后画的。“文革”刚一结束，我画了一本叫《淀上飞兵》，白洋淀，这个有《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痕迹，也是画得不错的。
用油画方式重画《铁道游击队》算是拾一个年轻时的梦。因为《铁道游击队》的影响有一点的，按现在来讲，粉丝也很多，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包括我农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希望我用色彩表现《铁道游击队》。在他们的鼓动之下，我就画了十二幅。单线的连环画呢，当然有它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太秀气。当时的斗争气氛啊，你要完全用单线，当然也可以表现，但不是很充分，所以我就想画画这个东西。鲁西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荒凉啊，线条画出来不大看得出，对吧？但是实际到那里，是很荒凉的，树也很少，房子都是泥巴夯着弄出来的，非常简陋。我想，画这个气氛得给它用点色彩，所以我就画了十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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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是老电影《铁道游击队》鲁汉饰演者、表演艺术家邓楠去世52周年的日子，在此，娱文娱视向邓楠艺术家致敬！
对于电影演员邓楠，恐怕许多中老年朋友也早已忘记了。但当说起《铁道游击队》中鲁汉的饰演者，许多人可能会豁然开朗。
《铁道游击队》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赵明执导，曹会渠、秦怡、冯喆、冯奇、冯笑、邓楠等主演的一部战争片，1956年上映，该片情节曲折，名角云集，塑造了以刘洪、李正、王强、鲁汉为代表的铁道游击队以及堡垒户芳林嫂的英雄群像。
作为飞虎队成员之一，邓楠饰演的鲁汉虽粗鲁莽撞，但作战勇猛，却在突围过程中英勇牺牲，给人以震撼。
邓楠除参演《铁道游击队》鲁汉外，还出演过《林冲》中的薛霸、《凤凰之歌》中的李远民、《海魂》中的蒋旺、《聂耳》中的老江、《摩雅傣》中的召奄帕沙、《51号兵站》中的黄元龙、《燎原》中的肖昌定、《舞台姐妹》中的和尚阿鑫等角色。
No.2
邓楠，1916年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富足之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本名邓作刚。在进步文化思想熏陶下，他投身抗日宣传活动之中。当知道所在剧团经费匮乏时，他变卖自己所承继的祖业，将大部分钱款用于资助抗日宣传活动上。
1947年，邓楠和许多艺人一样去往香港，加入大中华影业公司，先后参演电影《花外流莺》《野火春风》《未出嫁的妈妈》《新关东大侠》《儿女英雄》《大侠复仇记》等。虽未当上主演，但他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银幕经历。
1952年，邓楠带着妻儿从香港回到内地，进入天马电影制片厂。1953年9月4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立，第一批演员包括赵丹、白杨、秦怡、孙道临、张瑞芳等大明星，也有邓楠、李季、茂路、穆宏、智世明等名气并不大的演员。
在1956年上映的抗战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邓楠饰演了游击队队员鲁汉。电影中，他在突围过程中，几颗子弹从后胸穿过，英勇牺牲。
之后的50年代，邓楠先后主演、参演了《李时珍》《凤凰之歌》《海魂》《林冲》《巨浪》《夜走骆驼岭》《战斗的山村》《聂耳》《林则徐》等电影。
其中，在1958年上映，舒适、吴永刚执导，舒适、张翼主演的《林冲》中，林冲中了高衙内的奸计，被发配沧州充军，路上，邓楠饰演的东京开封府押送公人薛霸和董超前后押解林冲与卢俊义，施展百般凌虐折磨之能事，成为酷吏文化的象征。
No.3
60年代，邓楠先后主演、参演了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中的老雷、《摩雅傣》中的召奄帕沙、《春催桃李》中的姚大昌、《51号兵站》中的黄元龙、《燎原》中的肖昌定、《北国江南》中的董子旺、《兄妹探宝》中的徐伯伯、《舞台姐妹》中的和尚阿鑫等角色。
1961年上映的《51号兵站》中，邓楠饰演了改恶从善的吴淞要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在梁洪的“策反”下，他开枪打死情报科长马浮根，并派出巡逻艇护送梁洪及满船军用物资驶离吴淞口。
1964年上映的《舞台姐妹》中，邓楠出演了一生中的最后一个角色——心肠恶毒的戏班班主和尚阿鑫。
邓楠的妻子罗卓也是一名电影演员，两人育有两个女儿。1952年邓楠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在一次拍戏归途中，轮船发生重大事故，她不幸罹难。
但六七十年代那场大运动中，邓楠与许多演艺人士一样受到冲击，频遭批斗、毒打，继续拍戏更是无从谈起。妻子离世、遭遇冲击、无戏可拍，万念俱灰的邓楠偷偷告别已经成年的两个女儿，1968年12月24日，用投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呜呼，“鲁汉”以这样的方式离世，让人哀叹。
韩和平谈《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创作往事
2012年08月12日 05:54
来源：东方早报
韩和平像：李媛 绘
丁斌曾、韩和平绘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之“飞车夺枪”
兴起于上世纪初叶的连环画，到了提倡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五十年代，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期。由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十册套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从1954年开始创作，到1962年出版完毕，历时九年。此后这套书再版了二十多次，印数累计达三千六百多万册，是连环画史上印量最大的作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年已八旬的作者之一韩和平先生对这套书的创作过程记忆犹新，他在这里给我们回忆了当年他们如何去见原作者刘知侠、四处走访书中各人物的原型、到山东实地体验生活和采访写生，各种细节，让人听来饶有趣味。韩先生的连环画作品共有三十多种，除了《铁道游击队》，还包括《红岩》、《春蚕》、《二渔夫》等等。谈到对自己作品的偏爱时，他说更喜欢《铁道游击队》这种“打出一个中国人的气派来”的，而不是《红岩》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由此不难看出老先生的真性情。
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出版，当年您就和丁斌曾先生准备创作连环画。这是您的第一部连环画创作吗？
韩和平：我是1953年在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9月份分配到上海，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即现在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当时我们的组长是程十发程老，组员有顾炳鑫、罗盘、丁斌曾、本人，还有姚有信。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在上海、在整个华东，甚至在全国，在美协跟画院没成立之前，属于上海地区带有领导美术创作性质的，虽然没有明确。后来美协成立了，画院成立了，我们出版社当时一批人过去了：吕蒙到了美协，沈柔坚也到了美协，这是原来我们的正社长和副社长；程十发就到了画院。当时在宣传画组和连环画组，俞云阶调到上海美校，赵延年调到杭州去，版画系，张乐平到了解放日报，陶谋基也到了解放日报，还有米谷和江有生到了北京。那时候出版社的基本情况如此。出版社因为当时属于上海美术界的精英，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学术风气比较浓，而且在出版社的人修养都相对高一些。这个时候，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面世了。面世以后，出版社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就是在小说里抽了一段，编了个叫《小坡的故事》，我刚到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嘛，就交给我画了。画好以后呢，社会的反响还蛮好。现在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了。那是我一个人画的，是我画的第一本连环画。反响还可以么，出版社的总编他们就有个计划，因为这个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题材，就准备花一个大工程，给它创作连环画套书，这样影响可能更大一些。那时候编文就找了董子畏，现在过世了。开始搞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搞的，后来出版社觉得，一个人可能速度慢一些，而且因为刚刚解放初期，处处要学苏联嘛，苏联有个漫画家，叫库克雷尼克塞，是三个画家组成的，专门画漫画。当时凡是这种搞合作，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啦，提倡，所以丁斌曾就参加进来了。
从1954年动手到1962年完成，历时九年，据说这不仅是你们两位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文革”前新中国连环画史上创作历时最久的一部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其间是否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
韩和平：花了九年么，因为事情多了，我们国家那时候，要搞阶级斗争，要搞运动，一搞运动么就停了。你们搞新闻的，要受宣传部的指导吧？还要配合当前的任务吧？当时出版社也属于这个形势，“三反”“五反”么，你要搞些应时的连环画吧？由于图文并茂，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嘛，起了这个作用。这种事情我们是很多很多的，不断地穿进来，不可能叫你一直画这个东西的，总是当前的任务为主，搞了很多的短篇连环画。能够给你一点点时间专心搞这个东西，那是相当好相当好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花了九年。《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套书是一本一本出的，当中还搞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又搞了多少时间。（您没有受到冲击吧？）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嘛，要抓我的辫子也很难抓。再说我也没什么言论，涉世不久啊，对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都是随大流的，所以怎么能搞到我头上来呢？
为创作这部作品，您和丁斌曾先生五次去山东体验生活，采访写生。能谈谈当年体验生活的情况吗？你们碰到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了吗？
韩和平：《铁道游击队》连环画第一本编好之后，我们就去找原书作者刘知侠。他住在当时的法华路，一个花园洋房，一栋小楼。宣传部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到作协，作协再告诉我们，在法华路。那个小楼很安静，看门的是一个老头子，我们就问了他，他讲在楼上，二楼，你们自己去找吧。从底楼到二楼，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在二楼东张西望的时候，恰巧峻青出来了，看到我他讲：“你找谁啊？”我们讲找刘知侠同志，他马上就喊：“老刘啊，有人来看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门打开了，里头都是窗帘，弄得黑不溜秋的，一盏灯，刘知侠睡眼惺忪地跑出来：“你们找谁？找谁？”我们说：“找你。”他说好好好，就把窗帘拉开来，我们就到里头，说明来意。当时解放初期，不像现在，因为刚刚解放，不管是党风还是民风，各方面都比较朴实，看你是做革命工作的——画画也是做革命工作呀——都很热情。他就开始谈《铁道游击队》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和他接触过的人。他讲原来他怎么能够想到铁道游击队的。当时在鲁南山区，他是一家前线报的记者，在鲁南军区开区工作会时，听到洪振海作他们事迹的报告。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跑到枣庄、临城、微山湖一带去采访，他就在鲁南的这个前线报——具体的报名我忘记了，在上面每期连载。解放以后到了上海，他就把这些连载的东西给它归纳起来，出版了《铁道游击队》。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谈好以后，他就给我们一个联络图。当时刘洪，就是刘金山，在南京军区军事学院学习，那我们第一站就到南京了，到军事学院找到刘洪的原型。刘洪是两个人，第一个大队长叫洪振海，第二个叫刘金山，洪振海牺牲了。当时刘金山跟他太太住在军区的一个招待所里。刘金山个子不高。因为过去他没有文化，到南京军事学院顺便学文化。他一看到刘知侠的介绍信以后，非常激动，就问：“老刘现在好吗？怎么样？家在上海吗？”我们跟他讲，他在上海，他很好，现在正在写作呢——当时我们去，刘知侠正在写一个叫什么嫂的故事，用乳汁喂受伤的战士，沂蒙山的小说。刘金山就给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洪振海作战是非常勇敢的，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不怕死，枪林弹雨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在一次战役中牺牲了。洪振海牺牲了以后，当时就准备要候选，王强不干，那么有人要干，那是谁呢？现在在书里叫彭亮，他的本名叫殷延华。这个人各方面都不下于刘洪，在整个班子里，按道理是应该他的。但是呢，这个人没有入党。刘金山呢，是洪振海的通信员。按照我们的做事原则，那是一定得叫刘金山当队长。这个事情闹得很厉害。当时听刘金山讲，这个殷延华打他，揍他，把他衣服都扯烂掉了。刘金山谈这个事的时候，很激动，眼泪又要流下来了。我看这个人很重感情。后来他就给我们介绍，王强在什么地方，李正在什么地方，申茂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到了临城，现在叫薛城。我们当时有两条线索，一个是刘知侠的线索，一个是刘金山的线索。刘金山的线索比刘知侠的线索更新一点，因为都是他的部下嘛。
我们就到薛城，到枣庄。在枣庄和薛城找到王强。王强当时是枣庄煤矿的总务处处长，这个人不愿意多讲他自己过去的事情。他本名叫王志胜。这个人对当官没有兴趣的，按照他当时的级别，最起码可以在省里做一个局级的干部吧，他不干，他讲他在老家这里，他要给当地做点事情。他就讲，当地，就是薛城和枣庄，这一带的农民、市民、一般的老百姓，参加当时所谓“飞虎队”——他们当地叫“飞虎队”，还不叫“铁道游击队”了——那边很多人都参加了。很有群众基础这么一地方。他讲要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到苗庄啊、微山湖啊、什么煤矿啊，这些地方，他给我们一一介绍了。同时介绍我们去看了芳林嫂。芳林嫂姓迟，叫迟秀英，个子很高，眼睛的确是很大。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整理行装，她讲她要走了，她要到东北去。当时什么个情况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在打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很复杂啦。当时分不清楚的，胜利嘛，都是中国自己人嘛。迟秀英给国民党抓去，大概透露了点东西，当然不是很严重的东西。解放以后，这个事情把她抓牢啦，在当地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带着丈夫和女儿闯关东去了。当时我一看，她带了很多大蒜，一串一串的。按照知侠的讲法，迟秀英最起码应该是当地一个妇联主任。殷延华到后来也是这种情况。刘金山和刘知侠讲起这个殷延华，就是彭亮啦，非常非常惋惜，虽然殷延华对刘金山是很粗暴的。
当时鲁西南是比较穷的地方，相当穷，老百姓是为了生存。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了枣庄煤矿以后，当地老百姓就吃“两条线”，就是铁路的两根轨道。运煤的地方，他们到煤车上去把煤丢下来，还有到那里的物资，从车上扒下来。这样来维持生计。这个东西解放以后都有，包括我们上海都有，从吴淞装煤过来，到车上扒煤。全国也都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和传统里，在一个社区和一个群体当中，总有哥们儿的，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很要好，这个人能力比较大，年纪比我们大，我们都叫他老大。像过去的义和团也好啦，包括陈胜吴广起义也好，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当时刘洪在他们这个圈子里，他是个老大，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是党员了，他和王志胜都是党员了。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呢，鲁南军区就派他们回到枣庄一带，发展——讲它根据地也好啦，讲组织的抗日队伍也好啦，他就到了枣庄，就把过去的哥们儿组织在一起，开始把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了。这个怎么讲法呢？原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到火车上搞点东西，但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给他们组织起来，就有目的啦——抗日了，大家要有目标地去做点事情了。这个时候才由少数人组织成了铁道游击队。
我们总共去了五次鲁西南，每次去大概两个月吧。因为《铁道游击队》到底十本，有些场景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搜集得完整的。当时都是靠画，到实地去写生。我们在枣庄生活一段时间，又在临城铁路上生活一段时间，后来又到微山湖也生活了一段时间。山东那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出圣人的地方，孔子啊、孟子啊，都是他们那一带的人，所以那边在文化上，儒家的影响比较大，老百姓都很客气。你到农村，到他们家里去，尽管他很穷，他一看到你来了，非常客气：“来啦？屋里坐，我烧茶给你喝。”到临走的时候：“可要零钱使？”问你要不要钱用，事实上他们穷得嗒嗒滴啊，那是作为一种礼节。这是他们很有特点的民风。还有一点，山东啊出水浒，拔刀相助，讲义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具备这两种性格。这个我看跟他们铁道游击队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基本上在临城生活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因为津浦线跟临枣线的一个交会地就是临城，北面是兖州，南边就是徐州了，是属于津浦线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韩庄啊、沙沟啊这一带，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次去都要到那个地方。
1955年顾炳鑫先生创作的《渡江侦察记》采用素描的手法，您在美院读的是西画，但这套书却采用传统的线描手法，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据说程十发先生对绘画手法曾做过具体的指导。
韩和平：这个有两点。一点就是，当时我学的是油画，我们不叫油画系，叫绘画系，绘画系当时以素描、油画为主，但是要学点其他的东西。当时江丰提出民族形式，就是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就是搞单线白描，因为它交代清楚，老百姓习惯了，一看就懂了，这个东西是中国民族的东西。这个我学过的。上课就是模特在那里，不管是裸体的还是穿衣服的，用线描给它表现出来。我们学校有这种老师的。当时我的老师有潘天寿、吴茀之，还有从鲁艺来的、从延安来的，他们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到出版社以后呢，程十发，程老么国画家咯，他在这方面相当有造诣的，他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很有名了。在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因为在学校受到的艺术思想的指导，就是如何用单线把一个画面表现得充实，所以当时我就采用了这种形式。还有呢，跟程老对我的指导也分不开的。开始勾线的时候，由于画到火车啊、轮盘底下，我呢喜欢用点黑的、阴影的东西，程老讲，这个不对，他讲应该用线条造成一种灰调子，比如席子啊，给它编好，不是变成灰的了吗？树叶、花草、房子的砖头、篮子等等，他说要采取这种方法搞。这样作为一个单线的画面呢它比较协调，不会一块黑跳出来了。他当时正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插图，也是单线的，在1959年德国莱比锡国际书展上得奖的。用线条表现阴影，这个东西在建国以后连环画里可能是首创。后来人美的连环画基本上都是这条路子了。我感觉白描连环画发展得最好的是贺友直，他画的景啊、人物衣服啊，线条组织得非常好，在视觉上看起来非常好。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他对人物的刻画较概念。因为我是学校出来的，学过素描，对人体结构、对面孔的结构，我是比较有一套的，结构比较准确，很到位，这样人物画出来比较厚重。所以我画的面孔啊，画的人都很立体，包括画手、画衣服，这点他们公认的。
《铁道游击队》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中，与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刘继卣的《穷棒子扭转乾坤》、王叔晖的《西厢记》、赵宏本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五种被评为一等奖。而在“文革”中又被打成“毒草”，您因此受到什么冲击吗？
韩和平：对，我受了冲击啊，主要是因为《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回，叫“掩护过路”，里头那个胡服就是刘少奇。因为有这个东西，就必然说我们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啦。当时还不敢把胡服画成刘少奇的样子，我画的是一个胖胖的、戴着个八角帽的延安来的干部。刘金山讲了刘少奇过铁道线时候的一个情况：过路的时候有很多延安来的干部，还有女干部；当时铁道游击队的队员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别着枪，在铁路和岗楼里面都站好；刘金山和李正引导着他们去，刘少奇骑着马过去，刘少奇非常客气，但是底下的人，照他们讲，简直是不像样，尤其那些女干部，就说：“你们站得远一点！这是中央首长！”当时他们队员都气得要死啊。鲁西南的人，你要是客气，他对你百倍的客气，你不要摆这个架子啊。还讲粗话呢，女的啊。现在有个电视剧叫《亮剑》，比较典型，当时部队的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文革”时我真正受冲击是因为别的事情，没有牵涉到这个《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因为毕竟那是两个人的创作。打成“毒草”主要还是小说，连环画受到的影响不太大，微乎其微。
《铁道游击队》连环画出版以来，再版二十多次，重印近五十次，累计发行三千六百多万册，据说是中国连环画出版史上再版次数最多、印数最高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您当时拿了多少稿费？后来再版呢？
韩和平：嘿嘿，没有稿费的。当时一分钱稿费都没有的，就是拿工资，我是属于文艺七级，当时一百十七块钱，已经算高的了。我画的《二渔夫》是拿到稿费的，那是业余时间画的，不是在办公时间画的，那叫外稿，业余的。再版以后，现在我也稀里糊涂了，给我么我就收，不给我么我也不去要。
从1964年开始，您又和顾炳鑫、金奎、罗盘等先生合作创作《红岩》连环画，当年出版了第一、第二册，1965年又出版了第三、第四册，但第五到第八册却要到1980年才出版。是画完了没出版，还是当年没有画完后来补画的？
韩和平：当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画了六本，出了四本。后来最后两本是我跟罗盘搞的，我们又到四川去了一趟。我们在四川碰到《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跟杨益言，他们两个都是从白公馆、渣滓洞突围出来的，解放以后就写了《红岩》这部小说。重庆当时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它的情况在全国来讲，比较有它的特点。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把重庆做陪都，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全国的大专院校、名牌学校都迁到西南，都在重庆、昆明一带，像闻一多、李公朴啊都在那里的。当时民主人士和大学，从五四以后，他们的民主思想、反独裁那些，在重庆表现得比较有特色。知识分子多，当时的地下党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占大多数。所以你去看《红岩》，那种缠绵的、抒情的、浪漫的、小布尔乔亚的东西特别多，你看写江姐、写刘思扬——刘思扬就是罗广斌自己的化身。在重庆，我们跟罗广斌他们见面。当时困难时期啦，看他穿了一件淡咖啡色的大衣，戴着个鸭舌帽，一股子的属于知识分子偏上的这么个档次，坐在那里香烟一根一根不断的——而且这个香烟不是抽完的，留了很多就按掉。所以，你说他受了苦吧，这种特权也蛮厉害的。他哥哥是国民党里面的，很复杂的。《红岩》给我的印象，是个悲剧。像《铁道游击队》就不一样了，武装到农民，面对面的，打出一个中国人的气派来。所以我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铁道游击队》。说老实话，我是凭着我的技巧，凭着我的理解，尽力把《红岩》给它画好的，但要说喜欢，我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我从头画到完，就没感觉里面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什么重庆大学红旗特务咯、沙坪书店咯，那种小打小闹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大气派。就是儒党，搞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不是那种提着头闹革命的豪气。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您画了多少种连环画？您自己如何评价《铁道游击队》在您创作生涯中的地位？从2006年到2008年，您又用油画的方式重绘十二幅《铁道游击队》，您为什么在半世纪后再次创作这部作品？
韩和平：我记不清了。我看看，可能有记录，不是我记的，出版社记的。（韩先生翻出一本书，书后附录列了他的作品。）三十多种。
从我自己来说，有四本东西，在我一生中来说，等于是画的四个时代。第一本《铁道游击队》属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题材；还有就是画的《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就是大革命的时候，工人运动，后来上井冈山，这是一个时代；还有一本就是《春蚕》，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一个缩影。这是三个时代。画《铁道游击队》的时候，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观念，等到我画《刘少奇同志在安源》，我到萍乡去体验生活，翻他们的档案，原始资料，当时在安源有关方面的记录，对我的震惊还是蛮大的。当时还不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成立，北伐还没成功，那个时候很宽松的，包括当地的士绅和工商业者，都很同情工人。所以工人开始要为了生存，希望多加点工资，改善改善生活——因为他们太苦了——没有得到商会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当时所谓的政府的支持，所以安源它能够起来。党就派刘少奇、派很多共产党人过去了，就把它的经济斗争拉到了政治斗争上去了。后来它的工会在当地已经是说了算的，基本上政府和矿上已经没有权了，都听他们工人俱乐部的指挥了。到这个时候，用我们的讲法，才有反动派的反扑啦。反扑以后，这些人没办法了，恰巧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就上了井冈山了。从此，在那一段时间，安源煤矿基本上是没有生产了，那么几万个工人，到后来吃什么呢？怎么生活法？这个对我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讲革命就是那么美好啊，就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就想，回家就表现工人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我重点是描写这个东西。所以这三本书，是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东西，对中国现代的历史基本上我清楚了。（您刚才说四本，还有一本是《红岩》吗？是解放战争？）嗯，《红岩》。
《铁道游击队》我当然很喜欢。从艺术角度上讲，我最喜欢《春蚕》，因为我画这本的线条等各方面比较成熟了。这是我成熟的作品，是“文革”以后画的。“文革”刚一结束，我画了一本叫《淀上飞兵》，白洋淀，这个有《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痕迹，也是画得不错的。
用油画方式重画《铁道游击队》算是拾一个年轻时的梦。因为《铁道游击队》的影响有一点的，按现在来讲，粉丝也很多，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包括我农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希望我用色彩表现《铁道游击队》。在他们的鼓动之下，我就画了十二幅。单线的连环画呢，当然有它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太秀气。当时的斗争气氛啊，你要完全用单线，当然也可以表现，但不是很充分，所以我就想画画这个东西。鲁西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荒凉啊，线条画出来不大看得出，对吧？但是实际到那里，是很荒凉的，树也很少，房子都是泥巴夯着弄出来的，非常简陋。我想，画这个气氛得给它用点色彩，所以我就画了十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