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900年9月7日，在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有120多年，但关于这次运动的评价层出不穷。肯定者认为是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否定者认为，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滥杀无辜，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和利用的一群人；更有甚者还认为，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在改革开放前，关于义和团很少有人对官方的结论提出异议。但近20-30年来出现了各种声音。诸如“大宅门”一类的电视剧中，义和团的形象不再那么正面，参加者往往都是些好吃懒做之徒。近一段时间，“义和团”仿佛成了贬义词，在两岸三地的媒体及网络上，在互相攻击，指责别人愚昧无知时，不少人都喜欢骂别人“义和团”。
义和团真的如此不堪吗？
1．关于运动起源
说到义和团的起源，西方传教士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中国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清代雍正年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卷土重来。据天主教方面1949年统计，当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有5500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备受争议。一方面，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从事慈善救助活动等方面，做了一些好事，这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另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事实上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参与贩卖鸦片，策划1840年的鸦片战争，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等。
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乡村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霸道。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开放和包容的，对外国文化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开封犹太人早就无影无踪，大批阿拉伯商人已变成了我们的回族。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也没引起多大反弹，然而随着大批“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这就导致“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耐的，也是温和怕事的，不到万般无奈是不会揭竿而起的。他们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忍无可忍”。
正如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如此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但也说了实话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2．关于迷信
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但这不是他们的专利。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再到太平天国，哪次不迷信？任何时代和阶层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现代标准，去要求100多年前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是否厚道？
20-30年前，中国大陆气功盛行，各类大师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是不是迷信自有公论。仅举一例，20年前，一群留学欧美的博士教授们，出于对某领导人对某团体镇压的仇恨，在全球范围内，在某一时间点，发起了“发正念”活动，希望这人归天。但效果并不理想，至今这位领导人已过90高龄，仍健在；再如，在王林大师身边，既有中国首富、影后、歌后、主持人，还有铁道部长。这些人哪个不是高知背景，且绝顶聪明，为何没人指责他们迷信？
3．关于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
义和团反对西方侵略、排斥西方文化、毁坏铁路、拆毁电灯等是事实，不可否认。一群异邦人士，整天惦记你的家园和土地，还有“二鬼子”助阵、官府的默许，想不排外也难。如果每个外国人都像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否还存在“排外”的土壤？这两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大肆关闭“孔子学院”，积极打压华为的5G，这是什么行为？是否是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
4．关于滥杀无辜
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据教会人士的统计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被杀。以上数据是否精准暂且不论，但有几点需要指出：
1.义和团众及普通民众在这次运动中，被外国联军及清政府杀死的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据；
2. 被义和团众杀掉的，除外国人和中国教民外，很少有真正的无辜者，这一点与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中国教民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作为中国人被自己的同胞杀死确实是历史悲剧；但他们作为精神上的“外国人”，不少人干了欺压乡里的恶事，相当于二战时的“伪军”或“皇协军”，所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死得也不冤。
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包括现在还没下台的川普在内不少人都在干；义和团的迷信行为自古就有，以后也不会消失；他们的滥杀无辜无论规模和人数也远不及当年的蒙古铁骑、黄巢或张献忠。但为何他们就那么招人恨，只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恶毒咒骂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杀了洋人，动了洋人的奶酪，这还了得！站在真正中国人的角度看，他们的愚昧、迷信、盲目轻信都可理解，他们的杀戮也能谅解；而站在洋人的角度看，他们就是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卖国的清政府；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现在不少人喜欢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以现在的水准去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现在不少男士面容白皙、涂眉话眼，喜欢讲你宽容、仁爱、人权，然而强盗们听得懂吗？面对强敌、枪炮刺刀，这些人迈得动腿吗？
倒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如此评价义和团：“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当年的义和团勇士们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毫无畏惧、冲向敌人，打洋人、杀洋人，他们所表现的血性，让洋大人们震惊。面对如此有血性、有文化底蕴又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放弃了彻底征服、瓜分中国的梦想，改为与清政府合作，从而使中国人避免了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命运。仅凭此点，义和团远动，功彪史册，它的不足和缺点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也是为什么西方那么多人看待问题持“双重标准”的理论根据
是普遍性自发的人民运动。毛主席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对外来侵略的感性认识阶段。
不明白现在的民运为啥要跑到海外来搞：）
义和团虽然原始些，勇敢精神胜过海外精英
信的都是同一个上帝。现状和平共处，是因为信的人越来越少，另外社会资源足够丰富，竞争远不如之前那么残酷而已。
臣死君，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难堪老母八旬，娇女七岁，未免有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愿诸公力图恢复，斡旋补救，切须上慰两宫心。
ZT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 老残游记
一直到1949年后，被中共全部取缔，头目枪毙了不少。你去找中共喊冤吧。
快哉风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向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荷、比、西十一国同时宣战，下令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
图：西方人所绘的清军和义和团（红头巾者）
?慈禧太后的底气来自义和团，当时义和团在北京各大王府演练“神功”，“大师兄”神功附体，“红灯照”圣母下凡，各种“刀枪不入”、“封闭枪炮”、“神仙附体”的法术，让慈禧又惊又喜：“有如此之神勇义士，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
图：一个年轻的义和团
东交民巷使馆区里，当时各国使馆人员约五百多人，加上避难的基督徒四百多人，洋兵只有不足五百人，只有枪支没有大炮。而清军的主力，是董福祥率领的有枪有炮甘军，加上足有十万之众的义和团。
图：义和团团民
十万打五百，大炮对洋枪，岂不是坦克碾鸡蛋一样轻松？怪了，整整65天，攻不下来！
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困中，在临近的北京民房顶上，挤满了红衣红裤的义和团团员，有数万之多，焚香礼拜后，“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接着喊叫着冲锋，遇到洋兵开枪，丢下一片尸体就仓皇撤退。
图：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团民
虽然护卫使馆的洋兵战斗经验很丰富，守住了要害据点。但毕竟身陷重围而人数很少，武器弹药也很有限，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军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大炮居然屡打不中，义和团数万人一波波的进攻总是无功而返。
打到最后，居然几乎演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游戏。义和团们似乎更热衷在城内杀“二毛子”，对于战斗，他们是隔几天毫无计划地“喝符水、磕头做法”冲锋一次，然后丢下几具尸体就撤退。“在战斗最后时刻，拳匪猛攻，死于东交民巷口者，遍地皆是。清军放炮五六百响，未伤洋人一人。”而在攻打的间歇，清廷还派人送西瓜、蔬菜、面粉、鸡蛋等生活物资慰问使馆内的外国人。
图：守备使馆的外国志愿者
整个65天里，义和团团民伤亡无数，仅打死43个洋兵，击伤使馆人员152人。以至于这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保卫战”，成为近代西方历史上一次经典传说。
图：英国公使馆的墙壁满是弹孔，英文写着“我们不要忘记”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数万义和团围攻只有40个法、意水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一样无功而返。
《拳时北堂围困》里记载：“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啪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啪啦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伤者爬的爬，滚的滚，皆奔命去了。"
图：被俘的义和团团民，等待他们的是斩首
说好的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呢？
义和团指责是老百姓的“不洁”行为让神功失效，比如天津义和拳曾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北京的义和团则下令“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图：义和团的告示
另外，义和团还将失败归于洋人的“妖术”，声称西什库教堂的墙壁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到了8月，八国联军杀进北京，义和团一败涂地，几个著名大师兄们逃之夭夭。在此后清廷的反攻倒算中，曹福田被抓住磔杀，张德成被村民乱刃砍死。
图：八国联军当街斩杀义和团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随着两个大师兄血肉模糊的尸体，消散了。
对于65天攻打不下东交民巷这一“战争奇观”，慈禧太后在出逃北京期间，这样解释：“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图：义和团的神功是一出悲剧
如她所言：庚子事变的这一幕，已成近代历史的闹剧。
参考资料：《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拳时北堂围困》
民间及史料的记载：
义和团原为华北各地民间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大都由地痞流氓组成，靠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生存，最初还喊出过“反清复明”的“高大上”口号，后遭清廷镇压，改口“扶清灭洋”，树立一个外部敌人，便于他们妖言惑众，是此类邪恶组织的不二法门；所谓的“灭洋”，就是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残酷杀害，而当时进入中国的“洋人”，基本上都是那些具有虔诚的献身和博爱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及其家庭，他们除了传教，还兴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及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文明，如倡导“天足”，反对女人自幼就裹脚的陋习，倡导安全科学的西医方式接生，反对母婴死亡率极高的接生婆迷信原始的接生方式等等，这些都冒犯了义和团冥顽不化的愚昧，事后统计，义和团共残杀了231名西方人，其中有53名儿童，87名妇女，其中全家被杀的，通常都是在父母面前先残杀他们的孩子......;而被他们杀害的中国基督教徒和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万人，最后，只要身着西式服装，甚至身上有“洋火”（火柴）、香烟、怀表等“洋货”的中国人，也被残杀。他们砸洋车、毁铁路、推倒电线杆。
他们不仅愚昧地抵制人类一切现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也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毁坏殆尽，如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杀来使。”的铁律，而他们在并未交兵的情况下，杀害西方驻华使节，围攻大使馆，历史事实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主因之一，是义和团作恶在先，惹出众怒；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国情怀，只不过是一群愚昧透顶的祸国愚民罢了！
义和团从开始就是乌合之众，各地各坛（团）口各自为政，也不存在有组织的“高层”，只不过后期把支持义和团的一些王公贵族和少数愚昧至极的高官定义为“高层”而已。我们前面说过，慈禧在出逃的途中，就对军队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指令。
义和团被灭了，那义和团的高层（被慈禧任命为义和团总指挥者，或朝中力挺义和团的大臣）怎么办？
慈禧任命李鸿章等为代表，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外国人的条件是，义和团要灭，义和团高层也不能放过。
这是件很头疼的事，但慈禧不予以果断处理，她回北京的路就难以打通。老太婆狠了狠心，终于出手了。这就是慈禧，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她比梁山泊人可牛多了。
（庄亲王载勋：世袭铁帽子王爷，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胤禄的第五世孙）
1901年2月，慈禧下令：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刚毅已死，追夺原官；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亦一一获罪。
（毓贤：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内务府汉军正黄旗，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二十一年（1895年）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二十四年（1898年）升山东布政使，同年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次年二月授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毓贤出任山西巡抚，仍坚持仇教排外。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毓贤率兵勤王，并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清廷对端亲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的处置太轻。一星期后，慈禧再次下令：载漪、载澜监禁侯决，其后减为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刚毅虽死，但仍要给予儒家文化中最重的刑罚，即开棺戮尸；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令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处决。与此同时，反对义和团并被处死的袁昶、许景澄等大臣，平反昭雪。
（赵舒翘：幼丧父母，由叔母董氏抚养。20岁时师从关中名儒柏景伟（亦为长安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翌年又中进士，朝廷任命其为刑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后，历任刑部员外郎、湖广司郎中、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温州道、浙江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江苏巡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内召入京，任刑部左侍郎兼礼部左侍郎，次年晋升为刑部尚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民间传其为一生清廉的“海瑞二世”，是少年刻苦进取，励志成才的楷模，学富五车的大儒，但同时也是抵制现代科技和文明，愚昧透顶的“榆木疙瘩“”。
有意思的是赵舒翘这个人，慈禧很想保护他，可八国联军坚决不干。不知是慈禧策动的，还是赵舒翘本人真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西安有数百人联名保他，而他本人也一万个不想死。可慈禧的胳膊拧不过八国联军的大腿，最终还是将赵舒翘赐死。
赵舒翘心有不甘，便以拖待变，等来新生的机会。结果，死了若干回，遭了很多罪，都没能自尽成功。负责监刑的官员（慈禧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督执行）等得不耐烦了，就用厚纸浸于烈性酒中，然后塞入其喉管。一回没死，二回没死，赵舒翘的命真是太大了，前后连续折腾五回，监刑官才将其闷死。
同样是死，何必这么遭罪而去呢？你看看人家张荫桓，面对死刑的时候，就特别的大丈夫。
临刑前，张荫桓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上刑场，然后对刽子手微微一笑：“爽快些！”随之从容而去。这种死，同样不失体面与尊严。
回到正题，我们再说说庄亲王载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之死。载勋与家人住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官署里，钦差葛宝华奉旨而往。
葛宝华到了以后，先与载勋见了个面，什么也没说，就面色凝重地走了。葛宝华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看看庄亲王，是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待圣旨。
知道自己的目标没有跑，葛宝华就退出去查看房子，他见庄亲王的屋后有一座古庙，就走了进去，并在那里选择了一座空屋。一切准备就绪后，葛宝华命县府带兵在此弹压，他去见庄亲王载勋。
（葛宝华（1844—1910），字振卿，浙江山阴（今属绍兴）人。室名鍊石斋。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任郎中，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少卿，左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呼吁练新军，兴实业。二十七年（1901），调户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又调补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
见了载勋，葛宝华依旧面色凝重，说：“你跪下接旨吧。”对于一个亲王来说，这是很不客气的话了。然而，载勋并不急着跪下去，而是怀着忐忑之情问了一句：“是要我的脑袋吗？”
葛宝华手里有圣旨，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不屑于回答罪臣的任何问题。见葛氏不答，载勋已经知道结局了，他只好跪下去接旨。听完赐死的诏书，载勋要求与家人诀别，葛宝华答应了。
载勋的儿子得知一切后，早已是泣不成声；载勋的两个妾因恐惧而晕倒。当时，可谓是一片凄厉之声。载勋完全没有赵舒翘的那种婆婆妈妈，他推开家人，问葛宝华：“在哪里死？”
葛氏说：“王爷愿意到背后的空屋里来吗？”载勋跟到那里，见房梁上已悬挂好了绳子，遂对葛氏说：“钦差大人想得真周全呀，可赞。”说完，就自尽了。
下面是英年之死。
这个胆小如鼠的人，在与家人告别的那一夜，大哭不止。随后，他被带到西安临时的刑部监狱。第二天，正值元旦，人人都忙着过年，没人去看他，他就终日以泪洗面。哭到半夜，戛然而止。天亮时，他的下人见他卧在地下，满脸污泥，已处于半死状态。这时，赐死的命令尚未下达，英年先就吓死了。可怜可叹。
毓贤之死，似应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他是义和团的伯乐嘛。当力挺义和团的大臣，一个个被处死的时候，毓贤正带病行进在发配的路上。
他一路走，一路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他没有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他还没到发配地呢，要他老命的圣旨就追来了。毓贤接罢圣旨，顿时面无人色，这与此前他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凶狂表现，判若两人。
上刑场时，毓贤已不能自立行走，只得由人搀扶。当天下午一点，毓贤身首异处。毓贤为官残酷，那是出了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毓贤为官廉洁，死后贫无一钱，入殓时竟无一件新衣可穿。
最后说说启秀之死。
启秀与徐承煜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间为1901年2月的某一天早晨。启秀听完行刑的命令后，问：“谁的命令？”刽子手回答说：“圣旨来自西安。”启秀坦然道：“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
启秀真是个头号愚蠢的奴才，要你的老命，这不是洋人的意思，难道还是慈禧的意思不成？慈禧杀完这几个支持义和团的大臣，她回京的路也总算是铺平了。
近代华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受待见，和愚昧无知，践踏人类文明的拳匪之乱不无关联。
拳匪之乱之所以又一次，沉渣泛起，无非是中共当局又一次陷入战狼文化与世界为敌的旧巢穴而不自知。
当局再次祭起慈禧太后灭国灭族的乌七八糟的招术，对抗世界文明的潮流，只不过是重复一次完蛋的路数。
只是，这次，老天爷还会再次给中国一个机会，不被开除出球籍么？
所谓“民间组织”的旗号，都是统治者背后指使，怂恿，默认，利用，都是统治者操纵的组织。
就如同今日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民兵组织一样，在中国地盘上，从来没有非政府组织合法存在过。
义和团，和中共文革的红卫兵一样，都是当局为了政权存在的利益，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临时利用过后消灭的“民间组织”。
除此以外，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共国的六四运动，法轮功，才是货真价实的民间组织，当局根本不准其存在，必彻底除灭而安之。
所以，粉饰义和团，其实是为朝廷背书，是强奸民意为朝廷涂脂抹粉的无耻勾当。
谢谢版主及各位朋友的支持！祝朋友们阖家欢乐，节日愉快！
1899年—1900年9月7日，在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有120多年，但关于这次运动的评价层出不穷。肯定者认为是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否定者认为，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滥杀无辜，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和利用的一群人；更有甚者还认为，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在改革开放前，关于义和团很少有人对官方的结论提出异议。但近20-30年来出现了各种声音。诸如“大宅门”一类的电视剧中，义和团的形象不再那么正面，参加者往往都是些好吃懒做之徒。近一段时间，“义和团”仿佛成了贬义词，在两岸三地的媒体及网络上，在互相攻击，指责别人愚昧无知时，不少人都喜欢骂别人“义和团”。
义和团真的如此不堪吗？
1．关于运动起源
说到义和团的起源，西方传教士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中国是天主教传教的重点地区。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清代雍正年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传教士除少数在朝廷供职者可获豁免外，皆被逐离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卷土重来。据天主教方面1949年统计，当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外国传教士有5500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备受争议。一方面，传教士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从事慈善救助活动等方面，做了一些好事，这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另一方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事实上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参与贩卖鸦片，策划1840年的鸦片战争，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等。
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乡村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霸道。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开放和包容的，对外国文化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开封犹太人早就无影无踪，大批阿拉伯商人已变成了我们的回族。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也没引起多大反弹，然而随着大批“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这就导致“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耐的，也是温和怕事的，不到万般无奈是不会揭竿而起的。他们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忍无可忍”。
正如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如此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但也说了实话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2．关于迷信
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但这不是他们的专利。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再到太平天国，哪次不迷信？任何时代和阶层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以现代标准，去要求100多年前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是否厚道？
20-30年前，中国大陆气功盛行，各类大师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是不是迷信自有公论。仅举一例，20年前，一群留学欧美的博士教授们，出于对某领导人对某团体镇压的仇恨，在全球范围内，在某一时间点，发起了“发正念”活动，希望这人归天。但效果并不理想，至今这位领导人已过90高龄，仍健在；再如，在王林大师身边，既有中国首富、影后、歌后、主持人，还有铁道部长。这些人哪个不是高知背景，且绝顶聪明，为何没人指责他们迷信？
3．关于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
义和团反对西方侵略、排斥西方文化、毁坏铁路、拆毁电灯等是事实，不可否认。一群异邦人士，整天惦记你的家园和土地，还有“二鬼子”助阵、官府的默许，想不排外也难。如果每个外国人都像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否还存在“排外”的土壤？这两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大肆关闭“孔子学院”，积极打压华为的5G，这是什么行为？是否是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
4．关于滥杀无辜
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据教会人士的统计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被杀。以上数据是否精准暂且不论，但有几点需要指出：
1.义和团众及普通民众在这次运动中，被外国联军及清政府杀死的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据；
2. 被义和团众杀掉的，除外国人和中国教民外，很少有真正的无辜者，这一点与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中国教民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作为中国人被自己的同胞杀死确实是历史悲剧；但他们作为精神上的“外国人”，不少人干了欺压乡里的恶事，相当于二战时的“伪军”或“皇协军”，所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死得也不冤。
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及排斥现代文明”，包括现在还没下台的川普在内不少人都在干；义和团的迷信行为自古就有，以后也不会消失；他们的滥杀无辜无论规模和人数也远不及当年的蒙古铁骑、黄巢或张献忠。但为何他们就那么招人恨，只到现在还被很多人恶毒咒骂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杀了洋人，动了洋人的奶酪，这还了得！站在真正中国人的角度看，他们的愚昧、迷信、盲目轻信都可理解，他们的杀戮也能谅解；而站在洋人的角度看，他们就是大逆不道、死有余辜。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卖国的清政府；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现在不少人喜欢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以现在的水准去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现在不少男士面容白皙、涂眉话眼，喜欢讲你宽容、仁爱、人权，然而强盗们听得懂吗？面对强敌、枪炮刺刀，这些人迈得动腿吗？
倒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如此评价义和团：“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当年的义和团勇士们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毫无畏惧、冲向敌人，打洋人、杀洋人，他们所表现的血性，让洋大人们震惊。面对如此有血性、有文化底蕴又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放弃了彻底征服、瓜分中国的梦想，改为与清政府合作，从而使中国人避免了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命运。仅凭此点，义和团远动，功彪史册，它的不足和缺点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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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什么西方那么多人看待问题持“双重标准”的理论根据
是普遍性自发的人民运动。毛主席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对外来侵略的感性认识阶段。
不明白现在的民运为啥要跑到海外来搞：）
义和团虽然原始些，勇敢精神胜过海外精英
信的都是同一个上帝。现状和平共处，是因为信的人越来越少，另外社会资源足够丰富，竞争远不如之前那么残酷而已。
臣死君，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难堪老母八旬，娇女七岁，未免有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愿诸公力图恢复，斡旋补救，切须上慰两宫心。
ZT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 老残游记
一直到1949年后，被中共全部取缔，头目枪毙了不少。你去找中共喊冤吧。
快哉风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向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荷、比、西十一国同时宣战，下令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
图：西方人所绘的清军和义和团（红头巾者）
?慈禧太后的底气来自义和团，当时义和团在北京各大王府演练“神功”，“大师兄”神功附体，“红灯照”圣母下凡，各种“刀枪不入”、“封闭枪炮”、“神仙附体”的法术，让慈禧又惊又喜：“有如此之神勇义士，定能灭洋人，保我大清江山。”
图：一个年轻的义和团
东交民巷使馆区里，当时各国使馆人员约五百多人，加上避难的基督徒四百多人，洋兵只有不足五百人，只有枪支没有大炮。而清军的主力，是董福祥率领的有枪有炮甘军，加上足有十万之众的义和团。
图：义和团团民
十万打五百，大炮对洋枪，岂不是坦克碾鸡蛋一样轻松？怪了，整整65天，攻不下来！
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困中，在临近的北京民房顶上，挤满了红衣红裤的义和团团员，有数万之多，焚香礼拜后，“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接着喊叫着冲锋，遇到洋兵开枪，丢下一片尸体就仓皇撤退。
图：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团民
虽然护卫使馆的洋兵战斗经验很丰富，守住了要害据点。但毕竟身陷重围而人数很少，武器弹药也很有限，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清军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大炮居然屡打不中，义和团数万人一波波的进攻总是无功而返。
打到最后，居然几乎演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游戏。义和团们似乎更热衷在城内杀“二毛子”，对于战斗，他们是隔几天毫无计划地“喝符水、磕头做法”冲锋一次，然后丢下几具尸体就撤退。“在战斗最后时刻，拳匪猛攻，死于东交民巷口者，遍地皆是。清军放炮五六百响，未伤洋人一人。”而在攻打的间歇，清廷还派人送西瓜、蔬菜、面粉、鸡蛋等生活物资慰问使馆内的外国人。
图：守备使馆的外国志愿者
整个65天里，义和团团民伤亡无数，仅打死43个洋兵，击伤使馆人员152人。以至于这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保卫战”，成为近代西方历史上一次经典传说。
图：英国公使馆的墙壁满是弹孔，英文写着“我们不要忘记”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数万义和团围攻只有40个法、意水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一样无功而返。
《拳时北堂围困》里记载：“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啪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啪啦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伤者爬的爬，滚的滚，皆奔命去了。"
图：被俘的义和团团民，等待他们的是斩首
说好的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呢？
义和团指责是老百姓的“不洁”行为让神功失效，比如天津义和拳曾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北京的义和团则下令“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图：义和团的告示
另外，义和团还将失败归于洋人的“妖术”，声称西什库教堂的墙壁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到了8月，八国联军杀进北京，义和团一败涂地，几个著名大师兄们逃之夭夭。在此后清廷的反攻倒算中，曹福田被抓住磔杀，张德成被村民乱刃砍死。
图：八国联军当街斩杀义和团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随着两个大师兄血肉模糊的尸体，消散了。
对于65天攻打不下东交民巷这一“战争奇观”，慈禧太后在出逃北京期间，这样解释：“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图：义和团的神功是一出悲剧
如她所言：庚子事变的这一幕，已成近代历史的闹剧。
参考资料：《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拳时北堂围困》
民间及史料的记载：
义和团原为华北各地民间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大都由地痞流氓组成，靠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生存，最初还喊出过“反清复明”的“高大上”口号，后遭清廷镇压，改口“扶清灭洋”，树立一个外部敌人，便于他们妖言惑众，是此类邪恶组织的不二法门；所谓的“灭洋”，就是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残酷杀害，而当时进入中国的“洋人”，基本上都是那些具有虔诚的献身和博爱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及其家庭，他们除了传教，还兴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及收养弃婴的育婴堂，传播现代科技知识和现代文明，如倡导“天足”，反对女人自幼就裹脚的陋习，倡导安全科学的西医方式接生，反对母婴死亡率极高的接生婆迷信原始的接生方式等等，这些都冒犯了义和团冥顽不化的愚昧，事后统计，义和团共残杀了231名西方人，其中有53名儿童，87名妇女，其中全家被杀的，通常都是在父母面前先残杀他们的孩子......;而被他们杀害的中国基督教徒和无辜群众更是多达数万人，最后，只要身着西式服装，甚至身上有“洋火”（火柴）、香烟、怀表等“洋货”的中国人，也被残杀。他们砸洋车、毁铁路、推倒电线杆。
他们不仅愚昧地抵制人类一切现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也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毁坏殆尽，如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杀来使。”的铁律，而他们在并未交兵的情况下，杀害西方驻华使节，围攻大使馆，历史事实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主因之一，是义和团作恶在先，惹出众怒；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国情怀，只不过是一群愚昧透顶的祸国愚民罢了！
义和团从开始就是乌合之众，各地各坛（团）口各自为政，也不存在有组织的“高层”，只不过后期把支持义和团的一些王公贵族和少数愚昧至极的高官定义为“高层”而已。我们前面说过，慈禧在出逃的途中，就对军队下达了剿灭义和团的指令。
义和团被灭了，那义和团的高层（被慈禧任命为义和团总指挥者，或朝中力挺义和团的大臣）怎么办？
慈禧任命李鸿章等为代表，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外国人的条件是，义和团要灭，义和团高层也不能放过。
这是件很头疼的事，但慈禧不予以果断处理，她回北京的路就难以打通。老太婆狠了狠心，终于出手了。这就是慈禧，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她比梁山泊人可牛多了。
（庄亲王载勋：世袭铁帽子王爷，康熙第十六子庄亲王胤禄的第五世孙）
1901年2月，慈禧下令：庄亲王载勋赐令自尽；毓贤正法；刚毅已死，追夺原官；甘肃提督董福祥等亦一一获罪。
（毓贤：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内务府汉军正黄旗，捐监生，纳赀为同知府，二十一年（1895年）升授山东兖沂曹济道，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二十四年（1898年）升山东布政使，同年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次年二月授山东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毓贤出任山西巡抚，仍坚持仇教排外。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毓贤率兵勤王，并随慈禧太后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不为所动，他们认为清廷对端亲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的处置太轻。一星期后，慈禧再次下令：载漪、载澜监禁侯决，其后减为发配新疆，永不赦免；刚毅虽死，但仍要给予儒家文化中最重的刑罚，即开棺戮尸；赵舒翘、英年二人，则赐令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和徐桐的一个儿子，在北京处决。与此同时，反对义和团并被处死的袁昶、许景澄等大臣，平反昭雪。
（赵舒翘：幼丧父母，由叔母董氏抚养。20岁时师从关中名儒柏景伟（亦为长安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翌年又中进士，朝廷任命其为刑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后，历任刑部员外郎、湖广司郎中、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温州道、浙江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江苏巡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内召入京，任刑部左侍郎兼礼部左侍郎，次年晋升为刑部尚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民间传其为一生清廉的“海瑞二世”，是少年刻苦进取，励志成才的楷模，学富五车的大儒，但同时也是抵制现代科技和文明，愚昧透顶的“榆木疙瘩“”。
有意思的是赵舒翘这个人，慈禧很想保护他，可八国联军坚决不干。不知是慈禧策动的，还是赵舒翘本人真有那么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西安有数百人联名保他，而他本人也一万个不想死。可慈禧的胳膊拧不过八国联军的大腿，最终还是将赵舒翘赐死。
赵舒翘心有不甘，便以拖待变，等来新生的机会。结果，死了若干回，遭了很多罪，都没能自尽成功。负责监刑的官员（慈禧令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督执行）等得不耐烦了，就用厚纸浸于烈性酒中，然后塞入其喉管。一回没死，二回没死，赵舒翘的命真是太大了，前后连续折腾五回，监刑官才将其闷死。
同样是死，何必这么遭罪而去呢？你看看人家张荫桓，面对死刑的时候，就特别的大丈夫。
临刑前，张荫桓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上刑场，然后对刽子手微微一笑：“爽快些！”随之从容而去。这种死，同样不失体面与尊严。
回到正题，我们再说说庄亲王载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之死。载勋与家人住在山西南部的蒲州官署里，钦差葛宝华奉旨而往。
葛宝华到了以后，先与载勋见了个面，什么也没说，就面色凝重地走了。葛宝华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看看庄亲王，是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待圣旨。
知道自己的目标没有跑，葛宝华就退出去查看房子，他见庄亲王的屋后有一座古庙，就走了进去，并在那里选择了一座空屋。一切准备就绪后，葛宝华命县府带兵在此弹压，他去见庄亲王载勋。
（葛宝华（1844—1910），字振卿，浙江山阴（今属绍兴）人。室名鍊石斋。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任郎中，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少卿，左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呼吁练新军，兴实业。二十七年（1901），调户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又调补刑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
见了载勋，葛宝华依旧面色凝重，说：“你跪下接旨吧。”对于一个亲王来说，这是很不客气的话了。然而，载勋并不急着跪下去，而是怀着忐忑之情问了一句：“是要我的脑袋吗？”
葛宝华手里有圣旨，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不屑于回答罪臣的任何问题。见葛氏不答，载勋已经知道结局了，他只好跪下去接旨。听完赐死的诏书，载勋要求与家人诀别，葛宝华答应了。
载勋的儿子得知一切后，早已是泣不成声；载勋的两个妾因恐惧而晕倒。当时，可谓是一片凄厉之声。载勋完全没有赵舒翘的那种婆婆妈妈，他推开家人，问葛宝华：“在哪里死？”
葛氏说：“王爷愿意到背后的空屋里来吗？”载勋跟到那里，见房梁上已悬挂好了绳子，遂对葛氏说：“钦差大人想得真周全呀，可赞。”说完，就自尽了。
下面是英年之死。
这个胆小如鼠的人，在与家人告别的那一夜，大哭不止。随后，他被带到西安临时的刑部监狱。第二天，正值元旦，人人都忙着过年，没人去看他，他就终日以泪洗面。哭到半夜，戛然而止。天亮时，他的下人见他卧在地下，满脸污泥，已处于半死状态。这时，赐死的命令尚未下达，英年先就吓死了。可怜可叹。
毓贤之死，似应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他是义和团的伯乐嘛。当力挺义和团的大臣，一个个被处死的时候，毓贤正带病行进在发配的路上。
他一路走，一路哀叹自己命运的不济。他没有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他还没到发配地呢，要他老命的圣旨就追来了。毓贤接罢圣旨，顿时面无人色，这与此前他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凶狂表现，判若两人。
上刑场时，毓贤已不能自立行走，只得由人搀扶。当天下午一点，毓贤身首异处。毓贤为官残酷，那是出了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毓贤为官廉洁，死后贫无一钱，入殓时竟无一件新衣可穿。
最后说说启秀之死。
启秀与徐承煜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间为1901年2月的某一天早晨。启秀听完行刑的命令后，问：“谁的命令？”刽子手回答说：“圣旨来自西安。”启秀坦然道：“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
启秀真是个头号愚蠢的奴才，要你的老命，这不是洋人的意思，难道还是慈禧的意思不成？慈禧杀完这几个支持义和团的大臣，她回京的路也总算是铺平了。
来源： 选自魏得胜著《慈禧与她的帝国》近代华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受待见，和愚昧无知，践踏人类文明的拳匪之乱不无关联。
拳匪之乱之所以又一次，沉渣泛起，无非是中共当局又一次陷入战狼文化与世界为敌的旧巢穴而不自知。
当局再次祭起慈禧太后灭国灭族的乌七八糟的招术，对抗世界文明的潮流，只不过是重复一次完蛋的路数。
只是，这次，老天爷还会再次给中国一个机会，不被开除出球籍么？
所谓“民间组织”的旗号，都是统治者背后指使，怂恿，默认，利用，都是统治者操纵的组织。
就如同今日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民兵组织一样，在中国地盘上，从来没有非政府组织合法存在过。
义和团，和中共文革的红卫兵一样，都是当局为了政权存在的利益，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临时利用过后消灭的“民间组织”。
除此以外，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共国的六四运动，法轮功，才是货真价实的民间组织，当局根本不准其存在，必彻底除灭而安之。
所以，粉饰义和团，其实是为朝廷背书，是强奸民意为朝廷涂脂抹粉的无耻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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