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大梦方觉
从干校回来，妈妈坚持不懈地上书或找有关部门申述，试图推翻“政治骗子、变节分子”的结论。国务院或各位“大姐”那里已经没戏。一九七四年，她听说曾宪植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终于“解放”，正住在帅府园西口叶剑英的女儿家休养。曾宪植，曾国藩后人，叶剑英的原夫人。文革前是妇联机关党委书记，妇联干部称之为阿曾。文革初期，曾宪植遭到批斗坐牢劳改，罪名是“大黑伞”。黑伞之下网罗了七十二个“小鬼”，妈妈也是小鬼之一。现在黑伞不再，小鬼之说也就不再。妈妈看到了希望，对四妹刘元说“你去帅府园探探路，看看阿曾是不是真住在那里。如果见到她，就说妈妈要求解决问题，能不能通过叶剑英和上面反映。”刘元去了，果然见到了曾宪植。妈妈是妇联的元老之一，阿曾没有理由拒绝见面，但结果得到的还不是那句话——“相信党。”
妈妈是相信党的，可是为什么党不相信她？她让我帮助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怎么还没弄明白！），一遍遍祥林嫂般重复她的经历，我已经到了充耳不闻的境地。妈妈只好向女婿们求助，仍是不惮其烦地诉说，以至我丈夫私下对我说：“我觉得你妈妈脑子受了刺激。”这是“精神有毛病”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我大怒：“打住，燕雀安知鸿鹄之痛！”我的心也陷入一种爱莫能助的痛。
没多久不知什么政策下来，填了一个党员登记表。妈妈的“问题”突然间一风吹，没事了，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一九五六年的结论。历史又开了一个大玩笑，玩笑中妈妈岁月蹉跎，华发早生。
接着单位通知她退休。算起来，妈妈在这个单位已经二十五年了。这二十五年我真是很难看到她生命中有什么亮点。纵观妈妈的一生，她的辉煌时期应该是在她的青年时代，在她头一次踏上教学之路时；在她与乡村封建势力斗争时；在她唱着抗战歌曲往返农民夜校时；在她给国军士兵宣传抗战道理时。那时妈妈澎湃的热血浇灌着理想之花，理想是她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是可以触摸可以实现的。
妈妈一辈子没有变化的是，她总是一样的热情，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律己，一样的听话。变化了的是，妈妈天性中自由浪漫的因素越来越少，它们被打磨被改造或被深深地挤压在心灵的某个角落。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革命”更是超出了妈妈的理解范围，也超出了绝大多数革命者和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人置身于革命之中，自以为在进行革命，实际上是身不由己地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势力裹挟着驱赶着，大步小步跌跌撞撞地跟着，哪怕是爬，也必须紧跟。“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妈妈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而且是诚心诚意地紧跟，全心全意地“执行”。
文革开始时，妈妈对这次规模如此宏大的运动，和全国人民一样，莫名其妙，又要投入又不敢造次，如履薄冰，一步一探。每天晚上她把家人叫到里屋传达“中央精神”， 谁也摸不透上面要干嘛，“精神”不过来自小报、传言和自相矛盾的“中央首长”讲话。妈妈并非叫我们紧跟“战略部署”，而是商讨如何小心翼翼地迈开一个又一个的“炸弹”。记得联动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她又召集全家，关好门拉上窗帘，压低嗓门说：“听说红卫兵的后面是长胡子的。”她用手捋了捋下巴，说得大家后脊梁发凉，“千万不能惹啊！”这时的妈妈，已经不是那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了，她深深地了解“运动”之凶险，生怕家中任何人受其伤害。
文化革命千不是万不是，有一点积极因素不可否认，即矛盾百出的现实迫使人们追问为什么，从而独立思考的精神渐渐复苏。妈妈在思考，思考中开始变化，她真实的灵魂开始回归。社会上的大动荡在我们家庭中引起的逆反式的热议就不赘述了，我只想从一些妈妈的秘密收藏，窥视她的觉醒。
一，一首诗——姐姐海燕写的。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初，海燕从天安门回来，一进院门就放声大哭，嘴里大骂着人们还不敢大声骂的人。她匆匆写下了几句诗又奔天安门去张贴。这几天天安门正经历着一个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四五事件”。清明节将临，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花篮花圈堆成了山，标语、传单、诗词贴满了墙壁，无数人在埋头抄写，有人在为他们大声朗读，引来阵阵掌声和口号。悼念周恩来只是诱因，人们愤怒的矛头指向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海燕的诗云：“千里人成海，万花自天来。不见银幕不登载，有口皆碑传万代。”
看了诗，妈妈嘴上道：“这算什么，诗不是诗，词不是词。”却悄悄抄在了自己的小本子上。她心里赞赏嘴上不敢说，怕海燕做出什么更为惊天动地的事情。几年后，妈妈购买了一本内部发行的《革命诗抄》（七机部五零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辑组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全部是当年“四五事件”中贴在天安门的诗歌。意外地发现，海燕的诗也在里面，还是开篇第二首，作为“代序诗”之一。作者为佚名。妈妈把这本书珍藏起来，多少年来她心里一直为海燕的这首诗骄傲。
如今，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对周恩来的非议，但是那时候几乎全国人民，把周当作黑暗中的一丝亮光，唯一的一点希望。和就是为什么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反响。
二，《丙辰杂诗》和纪念相册。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妈妈也一趟趟跑天安门，抄写诗词，回来用复印纸誊写，装订成小册子。她把天安门盛况的照片和剪报贴在一个专买的相册上，整整一本。
“四五事件”最后发展成为对群众的血腥镇压。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下令清除天安门的花圈标语诗歌。四月五日大肆镇压和逮捕群众，把群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平息暴乱”之后上头有令，凡去过天安门的要交代和检讨；所拍照片和所抄诗词必须上交销毁；每个人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对“天安门事件”作明确表态，所谓“人人过关”。妈妈怎么在党组会上表的态，不知道，她肯定是学会了说谎话，因为她抄写的诗词和制作的相册都保留下来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过了关，因为，我敢保证，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党撒了谎——“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抄过诗”。实际上基层领导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年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就是“集体撒谎”的证明。
至于妈妈是否也和热血青年一样在天安门张贴过诗歌，我不确定。但是二十多年后我在她妥善收藏的一个小本子上看到一首诗：
瀛政不灭开国臣，希枭不杀党卫军。
元勋一一作鲸鲵，凌烟阁上只一人。
可以断定这是妈妈亲自写的，因为上面有她修改的字迹，最后一句原来写的是“玉座巍峨XX存”（有两字看不清）划掉了。写作的时间也对，因为本子上的诗都是作于七十年代中期。比起当时群众矛头指向“王张江姚”来说，这首诗的直白和大胆真是让我另眼相看。
三，一组集唐人句——“己巳初夏纪事（集唐人句）”。这是妈妈晚年的一个朋友，可以称为精神朋友的“荒塘散人”吴甲丰先生所作并送给她的。己巳年为一九八九年，初夏纪事记的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全文如下：
画屏无睡待牵牛，（温庭筠）烽火城西百尺楼。（王昌龄）
入夜笳声动白发，（李群玉）黄昏角鼓似边州。（李益）
将军大旆扫狂童，（李义山）车走雷声语未通。（李义山）
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时危惨淡来悲风。（杜甫）
积骸成莽陈云深，（李义山）银台金阙夕沉沉。（李义山）
麒麟做脯龙为醢，（白居易）碧海青天夜夜心。（李义山）
弓背霞明剑照霜，（令狐楚）看君几岁做台郎。（李颀）
几时心绪浑无事，（李义山）兵器销为日月光。（常建）
虚唱歌词满六宫，（杜牧）可能先主是真龙。（李义山）
中朝大官老于事，（韩愈）走马蓝台类转蓬。（李义山）
将因卧病解朝衣，（韩愈）祸福茫茫不可欺。（白居易）
相国已随麟阁贵，（王蕴秀）醉斜乌帽发如丝。（许浑）
妈妈极为佩服吴先生的良知和学识，把集句奉为珍宝，锁在抽屉里，时常拿出来诵读。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则一直放在枕边。那不仅仅是因为集句的工整和天衣无缝，更因为道出了她的心声。她多次声明，死后与集句一起安葬。妈妈去世后，这一篇集句放在墓穴，字里行间的忧患和愤懑伴随她同去。
妈妈更为清醒的是一句话。有次四妹带她去看病，大夫看妈妈那风度气质就问：“老人家是教授吧？”妈妈诙谐了一句：“要不是误入歧途，早该是了。”误入歧途，可惜觉醒得太晚了。
到了二十世纪末，社会的变化比转动万花筒还要迅速和花样百出。八十多岁的妈妈已经不再花费精力去思考和谈论党国大事，或者她的头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囿于十几层的高楼上，她和外界的接触就是一个电视机，新闻联播还总是要看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每次看完新闻，妈妈的评价只有一句：“播过了”。如果和她较真：“不可能，这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她会真的生气：“难道这些东西昨天前天没有播过吗？你的脑子要不得了！”细想起来，对于面孔相同内容不变的新闻联播，“播过了”的确深刻。
附：吴先生的集句通过妈妈的手悄悄流传，王若水之妻，才女冯媛阅读后立即提笔续诗三首，也为妈妈所珍藏。抄录如下：
（一）长河渐落晓星沉（李义山），繁华事散逐香尘（杜牧）
旧业已随征战尽（卢纶），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
（二）汀洲无浪复无烟（刘长卿），强移栖息一枝安（杜甫）
寂寂江山摇落处（刘长卿），东风无力百花残（李义山）
（三）长沙谪去古今怜（刘长卿），苏武魂销汉使前（温庭筠）
多情只有看明月（张必），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
吴先生捧颂续集后大悦，云：“此我邦女才人也。”随即再吟哦一遍，云：“集句能状眼前风物，情词具切，平仄略有不合，如第二句第二字都应是仄声而你用了平声。第一首很自然，第二首我意二四对调，而意境更佳，风雅隽永。”（上述续诗经冯媛同意已按吴先生之意对调。）
我妈妈——大梦方觉
从干校回来，妈妈坚持不懈地上书或找有关部门申述，试图推翻“政治骗子、变节分子”的结论。国务院或各位“大姐”那里已经没戏。一九七四年，她听说曾宪植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终于“解放”，正住在帅府园西口叶剑英的女儿家休养。曾宪植，曾国藩后人，叶剑英的原夫人。文革前是妇联机关党委书记，妇联干部称之为阿曾。文革初期，曾宪植遭到批斗坐牢劳改，罪名是“大黑伞”。黑伞之下网罗了七十二个“小鬼”，妈妈也是小鬼之一。现在黑伞不再，小鬼之说也就不再。妈妈看到了希望，对四妹刘元说“你去帅府园探探路，看看阿曾是不是真住在那里。如果见到她，就说妈妈要求解决问题，能不能通过叶剑英和上面反映。”刘元去了，果然见到了曾宪植。妈妈是妇联的元老之一，阿曾没有理由拒绝见面，但结果得到的还不是那句话——“相信党。”
妈妈是相信党的，可是为什么党不相信她？她让我帮助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她怎么还没弄明白！），一遍遍祥林嫂般重复她的经历，我已经到了充耳不闻的境地。妈妈只好向女婿们求助，仍是不惮其烦地诉说，以至我丈夫私下对我说：“我觉得你妈妈脑子受了刺激。”这是“精神有毛病”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我大怒：“打住，燕雀安知鸿鹄之痛！”我的心也陷入一种爱莫能助的痛。
没多久不知什么政策下来，填了一个党员登记表。妈妈的“问题”突然间一风吹，没事了，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一九五六年的结论。历史又开了一个大玩笑，玩笑中妈妈岁月蹉跎，华发早生。
接着单位通知她退休。算起来，妈妈在这个单位已经二十五年了。这二十五年我真是很难看到她生命中有什么亮点。纵观妈妈的一生，她的辉煌时期应该是在她的青年时代，在她头一次踏上教学之路时；在她与乡村封建势力斗争时；在她唱着抗战歌曲往返农民夜校时；在她给国军士兵宣传抗战道理时。那时妈妈澎湃的热血浇灌着理想之花，理想是她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是可以触摸可以实现的。
妈妈一辈子没有变化的是，她总是一样的热情，一样的认真，一样的律己，一样的听话。变化了的是，妈妈天性中自由浪漫的因素越来越少，它们被打磨被改造或被深深地挤压在心灵的某个角落。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革命”更是超出了妈妈的理解范围，也超出了绝大多数革命者和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人置身于革命之中，自以为在进行革命，实际上是身不由己地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势力裹挟着驱赶着，大步小步跌跌撞撞地跟着，哪怕是爬，也必须紧跟。“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妈妈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而且是诚心诚意地紧跟，全心全意地“执行”。
文革开始时，妈妈对这次规模如此宏大的运动，和全国人民一样，莫名其妙，又要投入又不敢造次，如履薄冰，一步一探。每天晚上她把家人叫到里屋传达“中央精神”， 谁也摸不透上面要干嘛，“精神”不过来自小报、传言和自相矛盾的“中央首长”讲话。妈妈并非叫我们紧跟“战略部署”，而是商讨如何小心翼翼地迈开一个又一个的“炸弹”。记得联动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她又召集全家，关好门拉上窗帘，压低嗓门说：“听说红卫兵的后面是长胡子的。”她用手捋了捋下巴，说得大家后脊梁发凉，“千万不能惹啊！”这时的妈妈，已经不是那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了，她深深地了解“运动”之凶险，生怕家中任何人受其伤害。
文化革命千不是万不是，有一点积极因素不可否认，即矛盾百出的现实迫使人们追问为什么，从而独立思考的精神渐渐复苏。妈妈在思考，思考中开始变化，她真实的灵魂开始回归。社会上的大动荡在我们家庭中引起的逆反式的热议就不赘述了，我只想从一些妈妈的秘密收藏，窥视她的觉醒。
一，一首诗——姐姐海燕写的。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初，海燕从天安门回来，一进院门就放声大哭，嘴里大骂着人们还不敢大声骂的人。她匆匆写下了几句诗又奔天安门去张贴。这几天天安门正经历着一个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四五事件”。清明节将临，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总理。花篮花圈堆成了山，标语、传单、诗词贴满了墙壁，无数人在埋头抄写，有人在为他们大声朗读，引来阵阵掌声和口号。悼念周恩来只是诱因，人们愤怒的矛头指向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以及他们的后台老板。海燕的诗云：“千里人成海，万花自天来。不见银幕不登载，有口皆碑传万代。”
看了诗，妈妈嘴上道：“这算什么，诗不是诗，词不是词。”却悄悄抄在了自己的小本子上。她心里赞赏嘴上不敢说，怕海燕做出什么更为惊天动地的事情。几年后，妈妈购买了一本内部发行的《革命诗抄》（七机部五零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辑组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全部是当年“四五事件”中贴在天安门的诗歌。意外地发现，海燕的诗也在里面，还是开篇第二首，作为“代序诗”之一。作者为佚名。妈妈把这本书珍藏起来，多少年来她心里一直为海燕的这首诗骄傲。
如今，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对周恩来的非议，但是那时候几乎全国人民，把周当作黑暗中的一丝亮光，唯一的一点希望。和就是为什么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反响。
二，《丙辰杂诗》和纪念相册。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妈妈也一趟趟跑天安门，抄写诗词，回来用复印纸誊写，装订成小册子。她把天安门盛况的照片和剪报贴在一个专买的相册上，整整一本。
“四五事件”最后发展成为对群众的血腥镇压。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下令清除天安门的花圈标语诗歌。四月五日大肆镇压和逮捕群众，把群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平息暴乱”之后上头有令，凡去过天安门的要交代和检讨；所拍照片和所抄诗词必须上交销毁；每个人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对“天安门事件”作明确表态，所谓“人人过关”。妈妈怎么在党组会上表的态，不知道，她肯定是学会了说谎话，因为她抄写的诗词和制作的相册都保留下来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过了关，因为，我敢保证，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党撒了谎——“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抄过诗”。实际上基层领导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年后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就是“集体撒谎”的证明。
至于妈妈是否也和热血青年一样在天安门张贴过诗歌，我不确定。但是二十多年后我在她妥善收藏的一个小本子上看到一首诗：
瀛政不灭开国臣，希枭不杀党卫军。
元勋一一作鲸鲵，凌烟阁上只一人。
可以断定这是妈妈亲自写的，因为上面有她修改的字迹，最后一句原来写的是“玉座巍峨XX存”（有两字看不清）划掉了。写作的时间也对，因为本子上的诗都是作于七十年代中期。比起当时群众矛头指向“王张江姚”来说，这首诗的直白和大胆真是让我另眼相看。
三，一组集唐人句——“己巳初夏纪事（集唐人句）”。这是妈妈晚年的一个朋友，可以称为精神朋友的“荒塘散人”吴甲丰先生所作并送给她的。己巳年为一九八九年，初夏纪事记的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全文如下：
画屏无睡待牵牛，（温庭筠）烽火城西百尺楼。（王昌龄）
入夜笳声动白发，（李群玉）黄昏角鼓似边州。（李益）
将军大旆扫狂童，（李义山）车走雷声语未通。（李义山）
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时危惨淡来悲风。（杜甫）
积骸成莽陈云深，（李义山）银台金阙夕沉沉。（李义山）
麒麟做脯龙为醢，（白居易）碧海青天夜夜心。（李义山）
弓背霞明剑照霜，（令狐楚）看君几岁做台郎。（李颀）
几时心绪浑无事，（李义山）兵器销为日月光。（常建）
虚唱歌词满六宫，（杜牧）可能先主是真龙。（李义山）
中朝大官老于事，（韩愈）走马蓝台类转蓬。（李义山）
将因卧病解朝衣，（韩愈）祸福茫茫不可欺。（白居易）
相国已随麟阁贵，（王蕴秀）醉斜乌帽发如丝。（许浑）
妈妈极为佩服吴先生的良知和学识，把集句奉为珍宝，锁在抽屉里，时常拿出来诵读。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则一直放在枕边。那不仅仅是因为集句的工整和天衣无缝，更因为道出了她的心声。她多次声明，死后与集句一起安葬。妈妈去世后，这一篇集句放在墓穴，字里行间的忧患和愤懑伴随她同去。
妈妈更为清醒的是一句话。有次四妹带她去看病，大夫看妈妈那风度气质就问：“老人家是教授吧？”妈妈诙谐了一句：“要不是误入歧途，早该是了。”误入歧途，可惜觉醒得太晚了。
到了二十世纪末，社会的变化比转动万花筒还要迅速和花样百出。八十多岁的妈妈已经不再花费精力去思考和谈论党国大事，或者她的头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囿于十几层的高楼上，她和外界的接触就是一个电视机，新闻联播还总是要看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每次看完新闻，妈妈的评价只有一句：“播过了”。如果和她较真：“不可能，这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她会真的生气：“难道这些东西昨天前天没有播过吗？你的脑子要不得了！”细想起来，对于面孔相同内容不变的新闻联播，“播过了”的确深刻。
附：吴先生的集句通过妈妈的手悄悄流传，王若水之妻，才女冯媛阅读后立即提笔续诗三首，也为妈妈所珍藏。抄录如下：
（一）长河渐落晓星沉（李义山），繁华事散逐香尘（杜牧）
旧业已随征战尽（卢纶），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
（二）汀洲无浪复无烟（刘长卿），强移栖息一枝安（杜甫）
寂寂江山摇落处（刘长卿），东风无力百花残（李义山）
（三）长沙谪去古今怜（刘长卿），苏武魂销汉使前（温庭筠）
多情只有看明月（张必），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
吴先生捧颂续集后大悦，云：“此我邦女才人也。”随即再吟哦一遍，云：“集句能状眼前风物，情词具切，平仄略有不合，如第二句第二字都应是仄声而你用了平声。第一首很自然，第二首我意二四对调，而意境更佳，风雅隽永。”（上述续诗经冯媛同意已按吴先生之意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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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文学城www.wenxuecity.com--
历史的发展总是阶跃式的。到一定阶段，大众(也就是人心)就迷路了，就等某些少数人，比如政治家，科学家，发现真理，启迪与说服大众(如奴隶到封建，封建到资本，资本到社会，又如日心说，量子学说，等等)，然后，在社会或自然科学界统一了思想，即得到了人心，但下一次的人心迷路又随之在萌芽状态了。 人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欲总明白了吗？ 最后，考欲总一下，阿卖瑞卡现在的民心在哪一边？在7000万床破一边，还是在8000万败灯一边？
但床破说，那是骗，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