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情况：
面粉：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人卖粮是“投机倒把"，抓住一律罚没还要开批斗会，所以市场上没有光明正大的粮食可买。农村是生产队分粮（1975年我在县里帮忙做年终统计，看到个别村每年每人才分小麦5市斤，真不知那个村的人怎么生活）。非农业人口是吃国家供应粮，实行定量制，一般成年人每人每月27-30市斤，我们铸造工是重体力劳动，月粮食定量43市斤（好多人唾弃我们的工作，但羡慕我们的粮食定量）。每月的粮食定量中，面粉、玉米面、地瓜干都有固定的比例，记得几经调整后，最后的比例是70:20:10。春节前每人供应一市斤花生。当时到粮站凭居民粮油供应本买粮，面粉0.18元一市斤，到工厂食堂凭定量买饭票，馒头0.20元一市斤（按面粉算，一斤面粉出1.5斤馒头）。这个价格，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取消粮食定量为止，一直没有变化。
猪肉：生猪也是实行国家控制，农村可以自宰自食，不得到市场上公开出售猪肉。商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负责生猪的收购、调拨、宰杀、出售。那时由于缺食用油，越肥的肉越受欢迎，瘦肉几乎无人愿买。无论肥瘦，一律0.72元一市斤，这个价格一直到生猪市场全面放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头蹄下水不太受欢迎，价格很低（六十年代末有一次我们上夜班，值班的李姓食堂炊事员长懒，从外边买来熟猪蹄顶替夜餐做菜，虽然一个熟猪蹄0.10元，夜班工人仍然嫌贵连夜告到厂领导那里，逼得炊事员当场做了检查和道歉-----当时的工厂食堂一般是几分钱一个菜，五分的菜就已经见肉了）。牛羊肉一般不见（宰杀耕牛是犯法的大事，只有病死的牛才可以出售），因化不出油来也不受欢迎，价格一般在一市斤0.50元左右。
鸡蛋：鸡蛋的供应渠道全靠市场，小县城的供销社只收不卖。市场上鸡蛋论个不论斤，根据大小一般在0.55元10个左右。也是多年价格不变，即便是淡旺季，价格起伏也不大（需要指出的是，那时都是本地鸡，鸡蛋比现在的小，大约10个也就一市斤多点）。
自行车：除了四大名牌上海的”永久“、”凤凰“和天津的”飞鸽“、”红旗“以外，我们山东地区比较喜欢能载重的青岛”大金鹿“，价格都在150元左右，但相当不好买。
手表：无论是上海的”上海“表还是天津的”东风“表，一律是120元。我第一块手表是上海的”春蕾“，价格就改为125元了。进口表以瑞士表为主，价格较高，小县城里基本无人问津。
缝纫机：上海的”标准“、”蜜蜂“、”飞人“等是名牌，价格在150元左右。由于同是结婚的”四大件“之一，很难买到（”四大件“又称”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从七十年代初在小县城出现后，价格一直不算太高，一般六个管的单波段收音机在40元左右。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受交流电所限，小县城很少见。
电视机：七十年代出现在小县城，从9英寸黑白电视迅速发展到18、20英寸彩电。18英寸彩电1440元，20英寸彩电1650元，不论是进口的彩电还是国产的彩电，价格相同，但是都不好购买，后来发展到必须用”侨汇券“才能买得到。
香烟：以0.09元一盒的"勤俭“、”葵花“为常见，境况较好的人和农村结婚宴席上吸0.15元的”金鱼“，工厂四级以上工人也有吸0.20元的”海滨“的，后来的0.20元的”丰收“因一般人难以买到被称作”干部烟“。还有0.065元一盒的”福“牌，市面上很难买到。0.39元的”大前门“一直不缺，但鲜见有人购买（我第一次正式到岳父家，岳父就准备了一盒，但也仅限这第一次）。我一位师傅因具有高超的正骨技术，时常被极为少见的小轿车接去淄博的几个大矿山为人正骨，由于不敢收取货币报酬，因而身边有时有”大前门“烟，只要被工人们发现，必然动手强抢，只有这样，才得以品尝一下”两撇胡“的滋味（”大前门“烟条上的图案很像两撇夸张的胡须，被形象地称为”两撇胡“烟）。
白酒：一般为散装的瓜干酒，0.60元一市斤，1.10元的瓶装”景芝白干“就算比较高档的”门面酒“了。曾经惊奇的在周村百货大楼的”侨汇专柜“看到茅台酒，8.00一瓶，汾酒和竹叶青各为3.00元一瓶。1977年国庆去北京旅行结婚，在前门烧麦馆（即有名的”都一处“）狠狠心品尝过一两竹叶青（那里瓶装酒可以拆零卖），0.27元。（旅行结婚时在北京吃过三次”奢侈饭“，除了”都一处“外，在前门烤鸭店和西单还各有一次，每次都要花去10元钱左右，也就是说，两个人一顿饭就花去一个人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
火柴：0.02元一盒。
食盐：0.13元一市斤。
酱油：0.20元一市斤。
食醋：0.08元一市斤。
邮票：平信0.08元，挂号信0.20元。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由于记忆不准，不敢在此罗列了。
转载
秋粮 另计。
一家三口算，不到300斤小麦。
秋天收的多些，玉米，红薯，谷子，高粱等，大约是夏粮的几倍。
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另计。
自留地里的蔬菜当然属于自己，粮食还有一些。
单以粮食算，每人每年约4-5-600斤粮食。（村落天地薄脊肥沃不等）
这是明的。其实几乎每个大队小队，都还有另外一本账。除了完成定额的“缴公粮”，卖余粮，留种子，村队经济等之外，都分给社员了。民以食为天。谁傻！
当时，农村的猪并不是可以自宰自食。必须按国家收购价格卖一头100斤的猪给国家，自家才可以宰一头猪自食自卖。所以，农民会在市场上买一头100斤的猪亏本卖给国家，自家的猪则养得越重越好，这样宰杀后，小部分自食，大部分以集市价卖出，才有少量赚头
只有少量的农业税粮，大约每亩30斤左右是无偿上交国家，“公粮”一般指的是国家计划收购的粮食，由国家规定收购价格，那是国家收购的玉米9分一斤，与城镇居民买的玉米面差不多一样价钱，处去运输、加工、保管等成本，国家是赔钱的，叫“粮食价格倒挂”。还有余粮，就可再分给农户，或再自由市场卖掉，或卖给国家，国家对余粮的收购价，高于计划价，总之，余粮归小队自行处理。生产队的粮食优先顺序如下：
口粮，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最低标准，口粮不够，国家援助；
种子粮，牲畜粮，不够国家补偿；
农业税粮，无偿上交国家；
国家计划收购的公粮，国家计划价格收购；
余粮，生产队自行处理。
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生产队都能达到有余粮的标准，另外还有农副业，大部分自行处理。还有养猪，每家可以至少养两头猪，但规定必须有一头卖给供销社，除了给钱外，还补助粮食作为猪饲料，其它家养鸡鸭蛋完全放开，但供销社都有收购。
当然各地情況会不同
农民出钱买猪再亏本卖给国家的情况恐怕极少，在我生活的地区没听说过。农民太穷了，没有本钱买。但知道农民抱怨，赚不了几个钱。
1966年我姥爷家过年杀猪和1968年我爷家过年杀猪都是只养一头猪就杀了。
他们每年都养猪，但是不是每年都杀猪，主要是经济考虑。杀猪了就得大请客，平时欠的人情这一次全还上，猪头猪下水子留下，排骨留一些，大骨头全留，给杀猪人2斤猪肉，自己只能留一点点肉，其余的全岛农贸市场卖了。
上缴国家得到的粮食和钱反而不一定少。
当地农民几乎都是只养一头猪，除非养母猪为了卖猪崽，可能是没有足够的饲料养猪，也不能每天都吃青草，不长膘。
物价情况：
面粉：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人卖粮是“投机倒把"，抓住一律罚没还要开批斗会，所以市场上没有光明正大的粮食可买。农村是生产队分粮（1975年我在县里帮忙做年终统计，看到个别村每年每人才分小麦5市斤，真不知那个村的人怎么生活）。非农业人口是吃国家供应粮，实行定量制，一般成年人每人每月27-30市斤，我们铸造工是重体力劳动，月粮食定量43市斤（好多人唾弃我们的工作，但羡慕我们的粮食定量）。每月的粮食定量中，面粉、玉米面、地瓜干都有固定的比例，记得几经调整后，最后的比例是70:20:10。春节前每人供应一市斤花生。当时到粮站凭居民粮油供应本买粮，面粉0.18元一市斤，到工厂食堂凭定量买饭票，馒头0.20元一市斤（按面粉算，一斤面粉出1.5斤馒头）。这个价格，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取消粮食定量为止，一直没有变化。
猪肉：生猪也是实行国家控制，农村可以自宰自食，不得到市场上公开出售猪肉。商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负责生猪的收购、调拨、宰杀、出售。那时由于缺食用油，越肥的肉越受欢迎，瘦肉几乎无人愿买。无论肥瘦，一律0.72元一市斤，这个价格一直到生猪市场全面放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头蹄下水不太受欢迎，价格很低（六十年代末有一次我们上夜班，值班的李姓食堂炊事员长懒，从外边买来熟猪蹄顶替夜餐做菜，虽然一个熟猪蹄0.10元，夜班工人仍然嫌贵连夜告到厂领导那里，逼得炊事员当场做了检查和道歉-----当时的工厂食堂一般是几分钱一个菜，五分的菜就已经见肉了）。牛羊肉一般不见（宰杀耕牛是犯法的大事，只有病死的牛才可以出售），因化不出油来也不受欢迎，价格一般在一市斤0.50元左右。
鸡蛋：鸡蛋的供应渠道全靠市场，小县城的供销社只收不卖。市场上鸡蛋论个不论斤，根据大小一般在0.55元10个左右。也是多年价格不变，即便是淡旺季，价格起伏也不大（需要指出的是，那时都是本地鸡，鸡蛋比现在的小，大约10个也就一市斤多点）。
自行车：除了四大名牌上海的”永久“、”凤凰“和天津的”飞鸽“、”红旗“以外，我们山东地区比较喜欢能载重的青岛”大金鹿“，价格都在150元左右，但相当不好买。
手表：无论是上海的”上海“表还是天津的”东风“表，一律是120元。我第一块手表是上海的”春蕾“，价格就改为125元了。进口表以瑞士表为主，价格较高，小县城里基本无人问津。
缝纫机：上海的”标准“、”蜜蜂“、”飞人“等是名牌，价格在150元左右。由于同是结婚的”四大件“之一，很难买到（”四大件“又称”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从七十年代初在小县城出现后，价格一直不算太高，一般六个管的单波段收音机在40元左右。电子管收音机由于受交流电所限，小县城很少见。
电视机：七十年代出现在小县城，从9英寸黑白电视迅速发展到18、20英寸彩电。18英寸彩电1440元，20英寸彩电1650元，不论是进口的彩电还是国产的彩电，价格相同，但是都不好购买，后来发展到必须用”侨汇券“才能买得到。
香烟：以0.09元一盒的"勤俭“、”葵花“为常见，境况较好的人和农村结婚宴席上吸0.15元的”金鱼“，工厂四级以上工人也有吸0.20元的”海滨“的，后来的0.20元的”丰收“因一般人难以买到被称作”干部烟“。还有0.065元一盒的”福“牌，市面上很难买到。0.39元的”大前门“一直不缺，但鲜见有人购买（我第一次正式到岳父家，岳父就准备了一盒，但也仅限这第一次）。我一位师傅因具有高超的正骨技术，时常被极为少见的小轿车接去淄博的几个大矿山为人正骨，由于不敢收取货币报酬，因而身边有时有”大前门“烟，只要被工人们发现，必然动手强抢，只有这样，才得以品尝一下”两撇胡“的滋味（”大前门“烟条上的图案很像两撇夸张的胡须，被形象地称为”两撇胡“烟）。
白酒：一般为散装的瓜干酒，0.60元一市斤，1.10元的瓶装”景芝白干“就算比较高档的”门面酒“了。曾经惊奇的在周村百货大楼的”侨汇专柜“看到茅台酒，8.00一瓶，汾酒和竹叶青各为3.00元一瓶。1977年国庆去北京旅行结婚，在前门烧麦馆（即有名的”都一处“）狠狠心品尝过一两竹叶青（那里瓶装酒可以拆零卖），0.27元。（旅行结婚时在北京吃过三次”奢侈饭“，除了”都一处“外，在前门烤鸭店和西单还各有一次，每次都要花去10元钱左右，也就是说，两个人一顿饭就花去一个人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
火柴：0.02元一盒。
食盐：0.13元一市斤。
酱油：0.20元一市斤。
食醋：0.08元一市斤。
邮票：平信0.08元，挂号信0.20元。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由于记忆不准，不敢在此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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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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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 另计。
一家三口算，不到300斤小麦。
秋天收的多些，玉米，红薯，谷子，高粱等，大约是夏粮的几倍。
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另计。
自留地里的蔬菜当然属于自己，粮食还有一些。
单以粮食算，每人每年约4-5-600斤粮食。（村落天地薄脊肥沃不等）
这是明的。其实几乎每个大队小队，都还有另外一本账。除了完成定额的“缴公粮”，卖余粮，留种子，村队经济等之外，都分给社员了。民以食为天。谁傻！
当时，农村的猪并不是可以自宰自食。必须按国家收购价格卖一头100斤的猪给国家，自家才可以宰一头猪自食自卖。所以，农民会在市场上买一头100斤的猪亏本卖给国家，自家的猪则养得越重越好，这样宰杀后，小部分自食，大部分以集市价卖出，才有少量赚头
只有少量的农业税粮，大约每亩30斤左右是无偿上交国家，“公粮”一般指的是国家计划收购的粮食，由国家规定收购价格，那是国家收购的玉米9分一斤，与城镇居民买的玉米面差不多一样价钱，处去运输、加工、保管等成本，国家是赔钱的，叫“粮食价格倒挂”。还有余粮，就可再分给农户，或再自由市场卖掉，或卖给国家，国家对余粮的收购价，高于计划价，总之，余粮归小队自行处理。生产队的粮食优先顺序如下：
口粮，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最低标准，口粮不够，国家援助；
种子粮，牲畜粮，不够国家补偿；
农业税粮，无偿上交国家；
国家计划收购的公粮，国家计划价格收购；
余粮，生产队自行处理。
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生产队都能达到有余粮的标准，另外还有农副业，大部分自行处理。还有养猪，每家可以至少养两头猪，但规定必须有一头卖给供销社，除了给钱外，还补助粮食作为猪饲料，其它家养鸡鸭蛋完全放开，但供销社都有收购。
当然各地情況会不同
农民出钱买猪再亏本卖给国家的情况恐怕极少，在我生活的地区没听说过。农民太穷了，没有本钱买。但知道农民抱怨，赚不了几个钱。
1966年我姥爷家过年杀猪和1968年我爷家过年杀猪都是只养一头猪就杀了。
他们每年都养猪，但是不是每年都杀猪，主要是经济考虑。杀猪了就得大请客，平时欠的人情这一次全还上，猪头猪下水子留下，排骨留一些，大骨头全留，给杀猪人2斤猪肉，自己只能留一点点肉，其余的全岛农贸市场卖了。
上缴国家得到的粮食和钱反而不一定少。
当地农民几乎都是只养一头猪，除非养母猪为了卖猪崽，可能是没有足够的饲料养猪，也不能每天都吃青草，不长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