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20：陈毅批侦的“金圆券”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3期
文易明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大军乘势东进，迅速解放了“国民政府”江苏省省会镇江市。随之，根据预先部署，距镇江市二十七公里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丹阳，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战役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临时驻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座古朴的小城内日夜操劳、精心策划、运筹帷幄，成功地组织和指挥了上海战役，使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与此同时，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为顺利接管上海，在丹阳组织干部进行培训，准备物资。本文所要披露的这段秘闻，最先就是在这里拉开帷幕的……
一、
1949年5月23日凌晨两点，陈毅接待了一位午夜时分刚从上海赶抵丹阳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向陈毅汇报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况，提供了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看似简单、平淡的情报引起了陈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情报，简单得只有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伪造“金圆券”。
以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读者的角度来判读这条情报，可能是很难捕捉到其中的重大意义的。伪造“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使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市面上流通的是人民币，这当儿伪造“金圆券”干吗？难道准备运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区去使用？
但是，对于正在审阅并准备签发一份重要文件的陈毅来说，这条一句话情报的重大价值却是一目了然。这份目前已经载入史册的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重要文件，对于整顿新上海的经济秩序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久远而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更换，从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陈毅为什么对于这条只有一句话的经济情报会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当儿，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这是与伪造人民币同样性质的犯罪活动，并且，处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阶段，这还无疑有着一份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陈毅对此非常重视，问这位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侦缉大队在浦东的内线向他们密报的。”
陈毅沉思片刻：“同志，请你就该情报写一个材料好吗？现在就写。”
于是这位联络员就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写下了这份简单而又重要的情报。
陈毅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请李士英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如若属实，则应立即予以严厉打击，以确保我金融领域不受破坏，维护新上海的经济秩序。
次日，经陈毅批示的这份情报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这个名字，是新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丰碑之一。这个在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贫农家庭的汉子，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30年开始就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从那时起一直到渡江战役的十九年中，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员、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员、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科长、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特派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等。渡江战役前，奉命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不久前来到丹阳后，又被内定兼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后来，上海解放最初阶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李士英看了陈毅的批件后，说上海滩可真是一个复杂之地，我们还没打下来，案子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必须迅速调查。
上海没解放，公安局还没成立，李士英这个即将赴任的局长派得出人手去搞侦查吗？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早已考虑并且作安排了。早在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完全由山东负责提供。因此，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调派过来的李士英带来了一支公安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有过侦查工作实践经验的，李士英点了其中一位名叫徐伯龙的共产党员的将。这是因为徐伯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今年二十五岁，参加革命后才去的山东。现在这个案子发生在上海浦东，李士英认为，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主持该项工作较为合适。
徐伯龙参加革命后先是干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党侦察敌情。后来，地下党中出了叛徒，组织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识的同志立刻撤离，他于是就去了胶东半岛，在许世友部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军区保卫部干事。济南战役前，奉调去了华东局社会部接受保卫工作训练。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徐伯龙被分派到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手下从事侦查工作。
从徐伯龙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侦查员，他不过是进入济南后接触了一些公安侦查工作。所以，可以想象，当他听了李士英下达的根据“一句话情报”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任务后，心里不禁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还有谁和我一起干？”
李士英笑了，说目前没有谁了，就你徐伯龙一个。不过，到了上海后，可以根据需要给你派几位助手，成立一个专案侦查组。上海前线作战态势令人振奋，估计我军明天就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最后防线进入市区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丹阳前往上海。你从现在起不必参加学习，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个案子吧。
这样，徐伯龙就正式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使命，开始独自考虑案情。按照通常的侦查思路，应当是向提供线索的人进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其线索来源是严格保密的。当时，上级领导连该线索来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也没有对徐伯龙透露。徐伯龙只有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测该案的侦查方向。
次日，上海前线传来解放军已经攻入上海市区的消息。5月26日，上级下达了离开丹阳前往上海的命令。徐伯龙在离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正好一个月的小城时，对于该案如何开展侦查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徐伯龙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龙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准备。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四人作为徐的助手，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徐伯龙的四名助手，都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关志存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一名叫杜奔的小伙子是1948年底参加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还有一个姓马的二十二岁的青年刑警是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
5月27日，徐伯龙在上海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庆锣鼓爆竹声中，于福州路185号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他的四名助手见面，成立专案侦查组，随即就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徐伯龙向四名侦查员介绍了案件情况，说同志们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任务。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徐伯龙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该布告主要规定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二）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
（三）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但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继续发行，伪“金圆券”还会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市场使用伪“金圆券”，不受第一次比价之限制，人民可随时按其贬值程度更改比价。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不得因伪“金圆券”贬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均须按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凡不依上述规定改订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为照顾人民困难，本市中国人民银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收兑之比价、票面种类、期限及兑换手续办法，由人民银行规定公布。
徐伯龙介绍了布告的主要内容后，说这份布告将于明天在上海全市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根据上级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于5月30日成立，届时将开始收兑“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这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如果我们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将本案侦破，不法分子伪造的“金圆券”就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侦查工作。请大家议议，看我们如何进行侦查。
众人就开始发表各自的见解，最后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伪造“金圆券”的技术要求特点，对相关拥有技术和设备的方面进行调查；二是既然情报说线索是在浦东，那就派人前往浦东进行查摸，重点还是围绕印制钞票的技术和设备。
事不宜迟，于是就赶紧分工：徐伯龙和曹孝先去“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关志存、杜奔和小马分别前往浦东地区的三区三县进行查摸，鉴于治安形势严峻，他们都必须化装前往。徐伯龙一边布置着，一边拿出一本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每人给了一张，上面写上姓名和调查事由。他关照各人到了调查地后，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可以随时拨打介绍信上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同志会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转告他这个专案组长的。
徐伯龙、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制厂”，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时期的财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工厂，我党准备接管上海时，将这家工厂列为首批必须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华东局移至丹阳时，就已经与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取得联系，由该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区印钞厂的一些技术骨干集中于丹阳，随军南下。1949年5月27日，这些骨干随军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制厂”。徐伯龙、曹孝先抵达时，该厂的工人群众正兴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牌子挂在厂门口，这一行动宣告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历史的结束。
军代表接待了两位侦查员，听了来意后，当即召来该厂的工程师和解放区随军而来的技术骨干，接受侦查员的调查。
侦查员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一）“金圆券”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以来，全部票面的钞票都是在该厂印制的，最先印制发行了二十万亿元，后来加印到一百三十万亿元，最大的面值是一百万元。所用的纸张是：大面值用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面值用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二）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钞票毫无差异的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伪造者，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假钞在银行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徐伯龙经对方如此这般一说，心头的压力好像稍稍减轻了些，因为对手即使伪造成功了，其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跟曹孝先交换了意见，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决定也去浦东城镇进行实地查摸。
之所以选定城镇作为查摸首选目标，是因为从印制纸币的技术角度而言，不管印制地点是否在城镇上，作案线索都离不开城镇，所以选定城镇作为首选目标乃是一条捷径。浦东地区，当时有属于上海市的高桥区、杨思区、洋泾区和刚被列入苏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被专案组列入侦查范围的有以下几个城镇：高桥、洋泾、杨思、川沙县的城厢、南汇县的惠南、周浦和奉贤县的南桥镇。徐伯龙和曹孝先离开市区前往浦东时，前往南汇县查摸的侦查员杜奔已经在周浦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杜奔出身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二战”结束后美军兜售战备物资时，他从老爷那里取了钱去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平时休息日也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去上海近郊搞些旅游、钓鱼什么的休闲活动。这次，杜奔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旅游者开了摩托车前往南汇调查。从上海市区过去，第一站是周浦镇。这是杜奔以前旅游时经常来的一个地方，他在该镇还有几位朋友，于是就把摩托车寄放在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里，也不跟当地已经接管了伪警察署的军代表联系，只是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周浦镇上唯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装客户跟印刷社老板聊天，得知该社不过是一家小小作坊，只能印制些名片、招贴、账册、信封、信纸之类，都是以铅字排印后上机印刷，然后再切边装订。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印制的招贴纸上需要有图片、照片呢，那应该怎么解决？对方告知说，如果是简单的图片，那就用木刻制版，至于照片，那就得去市区大印刷厂专门制作版子了，制作好版子后，他这里也可以印制。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估计照片制版的价格一定不菲，货比三家不吃亏，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区哪里制版价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点惊喜，他说要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谓“找私人”，就是少数掌握照片制版技术而且在印刷厂供职的技师，在业余时间偷偷接私活干。老板不等杜奔打听，就提供线索说，周浦镇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姓白，是上海市区一家大印刷厂的技师，家住周浦，最近因为战乱工厂不开工，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制版可以去找他。
杜奔于是就去拜访那位白技师，还是以客户身份出面。白技师在闲谈中无意间说到了一条线索：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曾来向其询问是否可以制作纸币版子。
再问下去，白技师再也不肯吐露什么了。杜奔只好出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白技师这才说出了那个找过他打听能否制作钞票版子的人的情况：那人是本地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不清楚，家住何处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师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两夜时经常会在周浦镇街头遇到他。此人三十多岁，自称姓方，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几年水手，能用英语跟洋人会话，喜欢喝酒饮茶，有几次白技师路过镇上的茶馆时总是看到他在里面高谈阔论，因为脸面上有许多凹点，所以大家都称其“方麻子”。
杜奔如获至宝，叮嘱白技师保密，马上前往警署，找到军代表后说明来意，要求迅即协助查找“方麻子”。军代表便召来两个本镇出身的留用警察打听，得知周浦镇上确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车弄。
于是就登门查访，方妻说丈夫外出已有十余日，没有说过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杜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方阿祥是海员出身，性格豪爽，平时很喜欢交朋友，他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方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丈夫平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否已经触犯了法律。但她听说眼前这个说上海话的小伙子是市里下来的，便料想对方阿祥不会有利，正想摇头来个一问三不知，却被陪同杜奔登门的那两个留用警察凶神恶煞地一吼给吓了个激灵，于是就脱口说出丈夫最近和一个绰号叫“大牛”的男子接触较多，那个“大牛”到方家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要带一些礼物。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就是“大牛”登门后跟着对方匆匆而去的。
杜奔问了日期，发现方阿祥离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师提出是否能制作钞票版子的次日。于是就继续追问，但方妻却提供不出更多的细节了。
离开方家后，杜奔向那两个警察打听是否知道“大牛”。那二位摇头，但说他们可以负责打听，如果是南汇本地人，应该是打听得到的。杜奔去了警署，却意外遇到了刚赶到的徐伯龙、曹孝先。他向徐伯龙、曹孝先两人一说侦查情况，两人大喜。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连夜调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这边，徐伯龙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镇挑灯夜战连夜查访；另一路侦查员关志存也是精神抖擞，因为他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关志存去高桥镇查摸，他在街头转悠着想打听这个镇是否有印刷厂或者作坊，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老洪。这个老洪以前也是干刑警的，在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警察局，因为工作关系，跟市警察局刑警关志存接触较多。当时关志存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见老洪正派，追求进步，于是就发展对方加入了地下党，一度还受关志存的领导。半年前，老洪因参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潜至浦东乡间隐蔽。前几天刚重新出山，被组织调派至高桥协助军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领导了。
关志存听老洪一说情况，自然大喜，说那你赶紧助我一臂之力，我这任务可是火烧眉毛般的紧急啊！话虽这么说，因为需要保密，也不便透露案情，只说需要了解高桥区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业相关的情况。老洪自是心领神会，当下也不问，说那就去见一下军代表，商量一下应该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警署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自然热情配合。三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召集几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来介绍情况。这一介绍，使关志存获得了一条线索：十天前，曾有人从本镇“宏泰机修厂”购买过一台印刷机。
“宏泰机修厂”是宁波人范宏泰于抗战时期到高桥镇来开的一家小厂，最初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机器为主，后来因为不断有乡民把日寇投降时扔下的破旧机器作为废铜烂铁贱卖给该厂，而范宏泰则将这些机器让厂里的技工拆拆装装，竟然折腾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类机器，工业用家庭用分门别类标价出售，如坏包修。报纸、电台广告一做，上海滩和江浙两省邻近地区的主顾纷纷登门选购，这位范老板着实发了一票。自此，“宏泰机修厂”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收购各类旧机器、零配件，大到整台车床整条机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垫圈，来者不拒，童叟无欺。
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跟范老板是朋友，两人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天前有人向“宏泰机修厂”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消息就是范老板在这种吃喝中无意间透露的。
据范宏泰说，这台小型双面胶印印刷机是日本东京大业印刷机械株式会社为侵华日军特制的军用产品。运到中国后分配给了侵华日军海军驻沪的第三舰队，但在使用时发生了故障，因而废弃不用，日本投降时就被人弄走，卖到了“宏泰机修厂”。经检修，终于使之恢复了正常功能。可是，尽管一连两年每次做广告时都将其列入出售产品的单子，但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哪怕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
上海战役打响后，范宏泰作出决定：全厂停工，留下部分人员护厂，其余人员回家待命。
这道命令刚刚下达，一个操浦东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来敲响了“宏泰机修厂”刚被关上的厂门，要求跟范老板谈一笔生意：询问“宏泰机修厂”是否有现成的印刷机出售。范老板马上想到了扔在仓库一角的那台日本产品。双方商议下来，最后定了一个成交价，约定5月17日银货两讫。这样，这台印刷机就被客户用一条小木船装运走了。
关志存要求跟范宏泰见面，要当面了解情况。范老板所说的情况跟老季所介绍的并无出入，关志存于是询问那个中年男子的情况。范老板先回忆了那人的年龄、外貌、衣着、口音，这些对关志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并无帮助，他需要的是迅速找到对方的直接线索。范宏泰说：“先生这就颇有些犯难了，因为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作为出售方，对方如果不作自我介绍，我是不能询问其来路的。”
关志存只好连连拱手，请范老板仔细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么细节有助于了解对方的下落。范老板想了一会儿，眉峰一耸，说想起一个细节，不知是否有用——他记得客户那条载运机器的木船的橹上，用红油漆写着“和元记”三个字。
“和元记”是什么意思？范宏泰解释说，可能是某个商行或者作坊的字号，说明那个客户的木船是从该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么商行或者作坊会在日常经营中使用船只吗？范宏泰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油坊、鱼行、租船铺……关志存听着心里窃喜，寻思这三个行当并不多，应该算是容易寻找的。一事不烦二主，他顺便向范宏泰请教：这高桥镇上是否有“和元记”字号？范宏泰摇头。
这时天色已晚，关志存想吃了晚饭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趁热打铁追查“和元记”的下落。吃晚饭前先得跟市里通个电话，向专案组长徐伯龙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到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接听的同志说徐伯龙不在，但留下过话，让他们转告留言。关志存于是就把在高桥镇发现线索之事说了说，又留下了老洪这边的电话，让值班室同志转告徐伯龙有指示就打这个电话，这边的人会迅速通知他来接听的。
然后就和老洪他们商量查找“和元记”，最后决定先用一个笨办法试试：一会儿去警署向杨思、洋泾两区和川沙县城厢镇的同行熟人打电话，询问那里是否有“和元记”。
这样，关志存就连夜守候在警署的电话机旁，由那几个警察轮流拨打电话。两区一镇了解下来，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的商行或作坊。
关志存这下有点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说有地图吗，看来我得往浦东其他城镇考虑了。
这样，尽管老洪出面将关志存安排在高桥镇上最好的一家旅馆里，但关志存哪里睡得着？他对着地图反复考虑，忽而又对老洪他们打电话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怀疑，寻思别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吗？如此，关志存一直到清晨三点多钟方才迷糊过去。
话分两头，这边关志存安静休息，周浦那边杜奔他们查摸“方麻子”和“大牛”的情况进行得如何呢？
徐伯龙、曹孝先赶到周浦后，杜奔顿时信心倍增，寻思三个人一起查还怕找不到那两个主儿？三人商议下来，认为还是得请警署军代表协助发动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个“大牛”的线索。估计只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儿“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该露面了。军代表一听自是积极协助，连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说上海市区来同志急找一个人，请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积极，随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要说这些郊镇旧警察的侦查本领，那确实不敢恭维，不过这些人对于周浦本镇的情况却是了如指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挨家挨户排查下来，发现本镇没有一个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龙提出：那么是否此人本不姓牛而生肖属牛呢？军代表于是就让拿出户籍档案，众人一起动手查，但凡生肖属牛的成年男子都给另列出来，但跟方阿祥老婆所说的那个“大牛”的外形模样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这样，侦查员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不幸的事实：这个“大牛”不是周浦本镇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难度。
徐伯龙看看时间已是下半夜了，于是就请大家各自安歇。徐伯龙回到旅馆睡了一会儿，醒来时东方已经露白，他的脑子里忽然如流星划破夜空似的掠过了一个想法，不由得一阵兴奋，自言自语道：何不这样试试？
徐伯龙的新思路是：那个海员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个朋友，在周浦镇上肯定还有若干朋友跟他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而方阿祥有“大牛”那样一个经常往他家送东西的朋友，也肯定会在其他朋友面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镇有哪些朋友，登门造访，或许可能获得那个神秘人物“大牛”的线索。
这个思路立刻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于是三人去外面找了一家面馆吃了早餐，然后就再次造访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说丈夫确实有若干铁哥们儿，掰着指头一一说来，一共有七八个，都是周浦镇上的中青年男子。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晓的，一一对侦查员说了。巧的是，方阿祥的这些铁哥们儿中的一个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车的那个老任！
于是就登门拜访这位老任，杜奔问到方阿祥，他说知道。三个侦查员心里一喜，可是这个希望竟然就像一颗风中的火星，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老任从未听方阿祥说到过“大牛”这个人！
徐伯龙心里一凉：糟糕！莫非是一场空欢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却似胸有成竹地说：“不是说方阿祥有七八个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吗，那就去问问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让老任提供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姓名住址，三人分头登门造访。这番折腾结束，已是过了中午，每个人都忙了个满头大汗，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没有哪个朋友听方阿祥说起过“大牛”。
这是怎么回事？三个侦查员开始审视自己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谈的性格，什么话都肯对朋友说的，却偏偏隐瞒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这本身就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两人肯定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寻找这二位的下落。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接管伪警察局之前，新政权的侦查员已经在为保障新上海的经济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这边，徐伯龙、曹孝先和杜奔三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从方阿祥的妻子那里了解情况。到北油车弄一看，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侦查员一愣：莫非全家开溜了？三人正对着紧闭的大门发怔时，右侧邻居家出来一个老者，问你们找谁？听说是找方家，便说方家娘子带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发烧，一夜咳嗽，看来病得不轻。徐伯龙便说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开口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于是就进了老者家的院子。这一进去，想不到竟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
这老者在南汇县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他曾中过清朝的秀才，后来又留过洋，主持过中学，抗战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做过文官，“一·二八事变”时参加过跟日本政府的谈判。后来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汉奸政府，邀请他出任伪官，他坚辞不受，回乡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抗战胜利后，老者方才还俗，看到国民党官僚在接收时的情景，便断了重新出山之念，隐居在家，终日读经，不问世事。但他毕竟是个有学问且见过大世面的人，尽管徐伯龙三人穿着便衣，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不是凡夫俗子，当下便请他们入内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后，询问客人因何造访方家。徐伯龙见对方是一个可靠群众，于是就亮明了真实身份，说是奉命来找方阿祥了解一桩公事的，同时还想找一个诨号“大牛”的人。老者听了“嘿嘿”而笑，说看你们一个个眼布红丝脸挂倦容，想来昨晚没有睡好，唔，若是早点到我这里来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腾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龙一听便知撞运了，连忙用浦东本地话请求老者说说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说：“方阿祥到何处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大牛’的我却估料得八九不离十——他准是在彭公观。
据老者说，那个叫“大牛”的汉子，其实跟方阿祥认识不过几个月，但这一段时间来得特别勤，有时方家没有人，也会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来。老者跟其闲谈之下，略知对方的些许经历：那人姓牛，南汇县新场人氏，以前曾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远洋轮上当过多年海员，后来因为患了关节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据说他曾在国外喝醉了酒犯过人命案子，但因为逃得快没有受到追究。不过这人迷信，最近两年老是不顺，干什么败什么，不知为什么事情还折进过局子，好像是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关押了三个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说起此事，请求指点迷津。老者说你出家吧，也许可以得到解脱。上个月“大牛”来对老者说，他已经跟镇外彭公观的道士说好了，就到那里去做道士。彭公观是老者经常光临的地方，那里的道士知道他出过家，将其视为同道之士，所以关系不错。三天前老者上街去购物时，遇见彭公观的一个道士，告诉他说那个姓牛的真的到他们那里做了道士，还捐了一笔钱，这几天一直在观里住着呢。
侦查员闻听之下，哪里还坐得住，当下问明彭公观地址，立马前往。到了那里，只一打听，果然说有一姓牛的在那里，只是还没有正式办理出家手续，也就是还没有举行仪式，现在后院住着。三个侦查员直奔后院，果然在竹林中的一间幽静小屋内找到了“大牛”。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脸上密布凹坑的主儿——“方麻子”！
侦查员杜奔这一刻真是兴奋至极，对着那二位脱口而出：啊！朋友，终于找到你们了！
四、
侦查员是请彭公观的少年道士把他们引领至后院竹林的。这方面，就要说徐伯龙的细心了，步入竹林时，他让所有人都不要吭声，放轻脚步，慢慢地接近小屋。
众人挨近小屋只稍稍一听就大吃一惊：屋里传出两个人的对话声，说的竟是英语！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干过，懂些英语，听了听对徐伯龙附耳悄言道：“他们好像在讨论关于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的问题。”
徐伯龙马上断言：这就有问题了！进去！
于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门，里面不曾提防，那个叫“大牛”的听清是小道士的声音，一边把门开了一条缝一边说：“不是让你们没有事情不要来打扰我吗？”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冲，硬生生地把房门顶开了，“大牛”差点跌翻。定睛看时，三个侦查员已经一拥而入。他刚张口喝问了半句“你们是什么……”就愣住了，因为侦查员已经把手枪亮出来了。
这时，徐伯龙才看见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满脸凹坑足以证明他就是要寻找的正主儿方阿祥，不禁大喜。那当儿也没有搜查证什么的，当下喝令那对会说英语的哥们儿去屋角蹲着，杜奔在后面盯着他们，徐伯龙和曹孝先就开始搜查。只见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刊，略略一看，全是关于印刷和机械方面内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则有一些拆开的机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门别类放得很整齐，仔细一看，地板上还有铅笔写的编号。墙上挂着几份机械图纸，也是关于印刷机方面的。
徐伯龙问那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
方阿祥回答：“没啥，闲着没事，研究研究机器。”
“大牛”接着说：“对，没啥，这一阵外面很乱，闲着也是闲着，弄台机器来研究研究，以后开家厂子呗。”
徐伯龙冷笑：“不肯老实说？那好，把东西都带上，跟我们走一趟。”
方阿祥和“大牛”被带到了警署，就地分别讯问。两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说了个竹筒倒豆子——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汇新场人氏，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轮机匠。抗战爆发那年回到浦东家乡，那时浦东地区一片混乱，有枪便是草头王。牛金虎凭着一支从国外带回来的左轮手枪，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折腾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队伍始终拉不起来，不禁有些沮丧。再一看那些拉起队伍的也是互相火并，弱肉强食，寻思这种勾当不能作为一门职业来做，否则一不小心就把性命做没了，于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后来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种田。
这样，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大约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来办事，在街头与方阿祥不期而遇，两人一怔之下又一喜：原来，他们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工作时，曾在法国马赛港见过面，相处过几天，这就算是老相识了。方、牛从此就开始互通往来，喝酒时闲谈，面对着国民党行将败退的乱世，他们产生了捞一把的念头。怎样捞法？抢劫型的暴力行动牛金虎已经从事过了，觉得危险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块做强盗的料，一看到手枪就发抖。于是两人就商议如何用“非暴力方式”获取财富，反复商量下来，最后牛金虎从他手里留着的一张当初在外轮当水手时买下的英国债券得到了启发，提出何不伪造外国债券抛售出去，迅速获取一笔巨款后埋头伪装良民，过一辈子富裕日子？这个主意比较适合方阿祥的性格，于是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两人于是开始考虑如何进行这桩活儿，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是自己动手伪造合适，况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轮机匠，对于机械设备有些熟悉，自信操作印刷机器之类的活儿还难不倒他。不过债券的版子技术难度甚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那怎么办？牛金虎就让方阿祥去物色这方面的专门师傅，以重金相酬，保密料无问题。
这样，方阿祥就找了本镇的白技师。而牛金虎则在上海解放大约七八天前从上海市区的工业品旧货市场淘得一台报废了的胶印机和一些零部件，又买了一些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方面的书刊资料，买通了彭公观的主持道士，以出家当道士为名，在观内借得一间房子，把废旧机器等搬入后，叫上方阿祥躲在里面“攻关”，一心想自己装配一台印刷机，然后去请白技师制作外国债券的版子，具备条件后开工生产。
没有想到，对于印刷机的“攻关”还八字不见一撇的时候，侦查员已经登门了！
徐伯龙等人本来对这二位正在日夜操劳进行技术攻关的朋友寄予满腔希望，指望将这个案子一举拿下，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于这两个被捕者的处理，当时先暂时关押于周浦警署内。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后，由于牛、方两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破获的，所以尽管当时已将南汇县正式定为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但还是将两人关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方阿祥释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抢劫杀人罪行被逮捕，后交法院审判。因历史罪行查证困难，牛金虎所交代的杀人罪没有证据，最后于1950年1月以抢劫罪判刑十五年。
这样一折腾，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龙通过电话向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贤县进行查摸工作的小马的进展情况，得知那边没有发现线索，于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汇县继续查找线索，让杜奔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高桥镇跟关志存会合。此刻，徐伯龙心里对关志存查访“和元记”那条线索寄予着很大的希望。
徐伯龙、杜奔抵达了高桥镇，这时杜奔才知道徐伯龙是高桥镇人，离家已有十个年头，而且跟家里从未通过信息，便劝他应该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龙心里确实有着回家一看的强烈念头，但此刻身负重任，侦查工作八字还没有一撇，哪里放得下来？于是便让摩托车直接开到了关志存下榻的旅馆。
三十八岁的关志存身体没有其他几位侦查员好，他以前患过肝炎，后来知道这时已经患上了肺结核，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脸色非常难看，但还是强撑着一边咳嗽一边向徐伯龙汇报了对于那支上面用油漆写着“和元记”三字的木橹的追查情况。
关志存在老洪的协助下，对杨思、洋泾二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商行、作坊、工厂等进行查摸未果，又想到了“和元记”可能是浦东另外两个县内商业字号的可能性。他把这个设想对老洪说了，老洪说那就查吧。不过，老洪对于自己主持的对杨思、洋泾、川沙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调查感到有些不托底，因为他所调查的对象并非商业界人士，是否会出现遗漏呢？所以，他认为应当重新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老洪的这个想法获得了关志存的认同。两人商量下来，想到了一个稳妥可靠的法子：到商会去查资料。当时每个县都有商会，有的商会内部还设同业会。所以，商会的资料应该是齐全的，哪怕是多年前开的店铺而现在早已关闭了的，只要当时有字号，商会就会留下该字号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
于是，老洪就让手下人往杨思、洋泾二区的商会打电话查询此事。正好又获悉高桥驻军有一辆卡车去川沙县城城厢镇装军用物资，于是两人便搭车前往。到商会一查资料，川沙全县自成立商会建立档案以来，从未有过“和元记”这个字号。那么南汇和奉贤呢？县商会接待他们的那个职员说，我这里可以马上打电话去向南汇、奉贤两县商会询问。
电话查询下来，南汇、奉贤两县的商会档案里也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
徐伯龙听关志存如此这般一说，心里也是一阵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专案组长，脸上便没有表露出来。他发现关志存不停地咳嗽，脸色也不好，便说现在咱们先不考虑破案问题了，到我家去吃饭吧。关志存听了也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组长就是高桥镇上的。
关志存和杜奔跟着徐伯龙去镇子南侧的家。徐伯龙家是开烟纸店的，他离开后还继续开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父母兄弟姐妹见徐伯龙突然回家，自是连忙准备饭菜，招待三人吃了一餐美食。
回到旅馆，徐伯龙执意让关志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开了个房间，喝着茶对“和元记”的情况进行分析，谈到很晚，却始终没有突破。于是说明天上午前往“宏泰机修厂”拜访那位范老板，指望再获得些细节。
次日，1949年5月29日，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内部看来，这显然是自定的最后破案期限了。因为根据上海市军管会事先的安排，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挂牌成立，正式对外营业。同日，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正式流通。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在全市设立三百六十九个“金圆券”收兑点，以十万元兑换一元人民币的比值，在七天内按照“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方针，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如果在29日当天还不能侦破此案，伪造的“金圆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于兑换人民币了，这样，新政权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损害，新上海的经济秩序也将遭到破坏。
因此，不难想象，29日这天徐伯龙的心情有多么紧张。上午八点多钟，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机修厂”。那里是一片喜气洋洋，原来，机修厂老板范宏泰见上海解放后局势平静，加上当地区公所的接收小组领导又登门拜访，请“宏泰机修厂”照常营业，范宏泰于是决定恢复生产，心里寻思应该讨个吉利，就说这高桥镇新生了，咱这机修厂也跟着新生了，就让买了许多鞭炮燃放。两个侦查员登门时，范宏泰正带着工人们放得起劲，砰砰啪啪之声震耳欲聋。
徐伯龙等了一会儿才候得仪式结束，于是赶紧上前去找范宏泰说话，亮出上海市军管会的公函，让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说几句话。对方便把两人领到一幢小楼上的厂长室，郑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龙用高桥当地话跟对方交谈，把范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脸回忆这高桥镇上何时有过这等人物时，徐伯龙自己道破了真相。这个小插曲拉近了范宏泰跟侦查员的距离，也大大调动了他的主观积极性。他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那支有“和元记”字号的木橹的，就说“和元记”肯定是某家商铺作坊之类的字号。侦查员说不错啊，可是我们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调查的触角已经伸遍了整个浦东地区三个县呐！
范宏泰抽着杜奔递过去的“大前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
徐伯龙有点蒙住了的感觉：“旧货行？什么意思？”
范宏泰还没有开口，一旁的杜奔忽然叫声“哎哟”，直拍自己的脑袋。这个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刑警的地下团员被机修厂老板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对啊！这支橹有可能是从旧货行淘来的呢！”
范宏泰说：“我以为你们已经去过旧货行了呢！那天前来装运印刷机的那只小船，新旧程度跟那支写着‘和元记’字号的橹根本不相配，船新，橹旧。因此，估计那条小船上的原配橹已经丢失，船主人就去旧货行淘了一支。这样，你们去吴淞镇上的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我估计这支橹十有八九就是从那里卖出去的。”
徐伯龙和杜奔匆匆返回旅馆，对关志存说了一声，杜奔推出摩托车，载着徐伯龙前往吴淞。找到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一问，果然如范宏泰所料，他们不久前出售过一支“和元记”的橹。至于“和元记”是哪里的商号，他们倒并不知晓，因为这支橹的来路有点放不上台面，那是一个农民在长江里捡到的，放在家里没有用，就扛到旧货行来卖，也好换几个酒钱。至于那农民诚实与否，这就不是旧货行需要知道的了，当时这个行业的规矩是：只要卖货人没有直接说是盗劫诈骗而得，通常都是没有二话就收购下来的。
侦查员的思路很清晰，对旧货行老板说，我们不想了解“和元记”是哪家字号位于何方，只想知道是谁向贵号买下了那支橹。那个胖墩墩的老板于是让伙计拿来账册，翻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毛笔字让侦查员看，只见上面写着：高桥镇木路村李海王。
旧货行胖老板说：“就是这个人买去的，当时杀价太凶，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不过想想那天正好是我独生儿子的生日，也就算了。”
木路村离高桥镇三里，不过摩托车是无法开过去的，都是尺把宽的小路，还有独木桥。徐伯龙和杜奔、关志存，乘着老洪所借的一条小船前往，顺利找到了那个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从“宏泰机修厂”买去的印刷机。这个李海王见到侦查员登门一点也不慌，不等侦查员开口询问，反而开口问来者何意。那就索性开门见山说印刷机之事吧，你一个庄户人家买这样一台机器干吗？
李海王大笑，说您几位眼力不好，我此刻虽是住在这村上的庄户人家，但我本人并不是种田出身啊！我是干什么的？听口音你们几位是上海市区的？那一定知道虹口公平路上的“庄严印刷厂”了？以前那里是日租界，那厂是日本人开的，叫“武藤印刷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前夕那日本老板急着回国，就把那厂子低价抛售，由一个叫庄书志的先生和他的妹夫严稼夫合伙买了下来，改名为“庄严印刷厂”。兄弟不才，就是那家印刷厂的工人。我在抗战前两年就在日本老板手下做了，十几年做下来，印刷厂的每个工种都干过，而且都精通。
李海王说到这里，发现来人还站着，便招呼大家坐下，沏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继续说下去，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兄弟我的技术不赖。那印刷厂换了老板，第一个出面挽留的对象就是我啊！本来我也不用回乡来吃闲饭了，可是局势如此，没有办法。去年12月，我那二位老板不知吃了哪门药，忽然说如今形势紧张，“国军”连连失利，看来共产党要打到上海来了。听说在共产党手下日子难过，咱们去海外吧。人家老板这样决定了，咱们底下这些工人是没有说话的份的，是人家的产业嘛，开厂关厂还要来问你？这样，今年3月上旬，工厂的机器就都拆掉了，听说是运到马来亚去了。老板还邀请厂里的技术骨干跟他们一起去，第一个找的还是我。我的家小都在浦东，我怎么可能抛下家小单身走人呢？当然一口回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失业回家了。不过，人家老板倒还懂得江湖上的规矩，给我发了一笔遣散费。
我回乡后，想着自己对于前途得有个考虑啊，仔细思量后，觉得“做生不如做熟”，还是干我的印刷老本行为好，我可以在高桥镇上开一家印刷社啊。我就联络了两个失业工友，原先都是一个工厂的弟兄，他们很是赞同。这样，我就去“宏泰机修厂”淘了一台旧印刷机，房子也已经看好付过定金了，就在高桥镇上娘娘庙旁边。如果没有意外，准备今年7月1日开张。
李海王这番话语说出来，听得侦查员真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看对方那副从容的神情，凭经验就可以断定说的是真话了，眼前这人跟伪造“金圆券”案看来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还是需要调查一下，于是马上分头对租房情况、另外两个工友合伙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当天傍晚，徐伯龙三人会合，交换了调查情况，证实李海王所言属实。不久，李海王和两个工友果然开了一家印刷社。
这时，小马已经结束了在奉贤的调查，返回了上海市区。昨天留在南汇县调查的曹孝先也打来电话说没有任何收获。下一步工作怎么做？这需要专案组长徐伯龙作出决定了。
徐伯龙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全体返回市区，重新确定侦查方向。
重新确定的侦查方向是直接盯着银行收兑点，因为按照案犯作案的正常速度估计，他们肯定已经完成了伪造“金圆券”犯罪活动，从次日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到兑换上了。这样，侦查工作就只得借助于银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识别假“金圆券”，一旦查到，就可以顺藤摸瓜地追查下去。
当天晚上，专案组分头驱车前往全市各区的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下属中心营业所（当时还没有“支行”的说法）交代协助侦查的事项。当时上海市沿袭国民党执政时的行政区域划分，一共有三十个区，受时间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侦查员不可能一一跑到，那些远的区，就由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直接用电话下达指令了。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了十二下。不知明天运气如何？
五、
1949年5月30日，是新中国上海金融史上一个必须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沪组建的上海市分行正式挂牌成立，同日，上海市民开始将即将退出市场流通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大规模流通。
对于专案组诸君而言，从这天开始，他们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侦查。第一阶段侦查工作的失利以及时间的紧迫，给专案组五位侦查员的心头增加了压力。但是，事到如今，压力再大也得迎头而上，而且有进无退。
根据分工，专案组长徐伯龙坐镇四马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负责主持侦查，其余四名侦查员曹孝先、关志存、徐伯龙和小马则分别前往划定的四个区域，每人负责对九十个收兑点进行巡查。以专案组区区五人的力量要想监控全市三十区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那是很困难的，难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因此，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借助于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非全是银行的资深职员，其中有的入行不过短短几个月,对于“金圆券”真伪的识别能力有限，因此，专案组意识到接下来要进行的侦查显然是困难重重。
在开始收兑“金圆券”的最初两天里，专案组获得了五条线索。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其中三条线索的当事人根据他们出场的先后次序，以英文字母来表示：
A，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身高体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十扎，每扎一百张，合计十亿元。十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按照军管会规定的十万比一的比值，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一元！
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大扎新票，引起了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那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个是年初刚进旧银行工作的练习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徒；还有一位则是由区政府推荐的协助收兑“金圆券”的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现在的说法就是义工、志愿者。这二位工作积极性、革命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识别真假钞票的本领。之所以对眼前这位纨绔子弟产生怀疑，是因为这人竟然拿出十亿元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来兑换，这种整齐划一的大票面新票是他们之前经手的那些兑换活儿中从未有过的。于是他们就要对这位主顾予以特别关照了，一个辨认钞票的真假，一个指着自行车后面书包架子上的旅行袋问：这也是“金圆券”？也兑换？
纨绔子弟说不是“金圆券”，是旧书，准备卖给旧书店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美国骆驼牌香烟请工作人员抽，被拒绝后，就自己叼了一支抽了起来。
那位练习生点检“金圆券”，没有发现问题，只好把一张一万元人民币递给他。他是这个收兑点的负责人，有处置事情的决定权，想起领导关于密切注意识别假钞的指示，当下就在那青年说声“告辞”上车欲离的一瞬间，对旁边一个女志愿者使了个眼色。
解放伊始，人民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之心，寻找一切机会义务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凡逮到这种机会，往往是鞍前马后车轴般地转，常常比主持工作的本主儿还忙。这天上海的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上，每个收兑点都聚集了一帮子男女青年，相帮着插彩旗、贴标语和维持秩序。这个练习生此刻就示意一个有自行车的女青年志愿者跟踪那个可疑的纨绔子弟。
跟踪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主儿骑车去了附近一家南货店，用兑换得的那张新人民币购买了一包红糖、一包桂圆和一些石碱，然后返回了距这个收兑点有四条横马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听看门人称呼他“少爷”，看来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园洋房的规模，这户人家应该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本家。这样一个资本家少爷，不差家里的佣人保镖之类兑换钞票，竟亲自出面来兑换区区一万元人民币？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另外，他不是说要把自行车书包架子上那个旅行袋里装的旧书卖给旧书店吗？怎么没去旧书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练习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怀疑对象，于是赶紧去附近找了个电话机向领导汇报。银行领导随即给徐伯龙那边打电话通报情况，徐伯龙便指示分管那一带收兑点的侦查员曹孝先立即调查。
就在曹孝先闻警出动的时候，市区另一侧徐汇区的一个收兑点也冒出了一个可疑对象B。
主持这个收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是一个业务经验丰富的中年职员，银行领导考虑到这个收兑点地处市民密集居住点，可能前来兑换的市民比较多，所以另外给他配备了助手，其中一个是银行的练习生，另外数位则是义工志愿者。
B一出场，就引起了一个复姓完颜的志愿者的注意，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B是一条彪形大汉，身穿黑色对襟国术练功服，未扣严实的衣襟间露出浓密的胸毛，很容易使人觉得此人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二是别人都把要兑换的“金圆券”拿在手里、装在袋子里或者用自行车推着送来，这人却是拉着一辆人力车，上面装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这样，当这人的人力车刚停下，一边擦汗一边埋怨“怎么这么多人”的时候，就被完颜盯上了。
完颜上前招呼他不必排队，到这边来，又问：你车上装的都是“金圆券”吗？一共多少自己点过数吗？
大汉傲然回答：不多，也就一万亿元吧，我没有细数过。你们不必过于较真的，估摸着兑换就行了，不过麻袋要还给我。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个麻袋从车上往下卸。完颜解开扎住袋口的细绳，让旁边的同伴相帮着把“金圆券”倒出来堆在一旁，不禁暗吃一惊：都是面值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的大面值“金圆券”，有新有旧，新旧比例大约在八比二。
一万亿元“金圆券”按照比值可以兑换一千万元人民币，放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就是一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凡是被查出贪污数额达到一亿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的，没有一个不被判处死刑。
这大汉是个兑换大户，工作人员给予特别优待，没有等待，立刻着手点钞。由于大汉有疑点，所以点钞由那个被称为“老法师”的中年职员主持，他本人当然不动手，而是让一群热情高涨的青年义工志愿者动手，自己则抽查“金圆券”中是否混有假钞。一万亿元的纸币，即使都是五十万元、一百万元面值的大票，也有一百张一扎的一万多扎。试想，如果一一点数，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银行方面事先是有说法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抽检后称重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说法当然不会对外公布，所以大汉不知道。因此，当他看到一群人一人拿了一扎“金圆券”拆开后一张张点时，火就不打一处来，也不知这人是犯了哪门子邪，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就把一张桌子踢翻，破口大骂，内容中还夹带着对人民政府的不满。
这个彪形大汉不知道，即使他没有表演“飞起一脚”的国术动作，人家也正动着“热情挽留”他的脑筋呢，此刻这一脚，正好省得寻找借口了。那些义工志愿者当下就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指责的指责，对骂的对骂。这个收兑点离派出所没多远，步行几分钟就到，这边闹腾着的时候，那边早已得知消息，没等大汉脑子里理清楚应当作出怎样的反应，警察已经出现在面前了。
巧的是，分管徐汇区收兑点的侦查员杜奔骑了辆摩托车在他的分管区域内巡查，这时正好来到这个收兑点，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马上让把那些“金圆券”就地封存，然后赶到派出所去跟B见面。
B这时才知道什么叫“新旧社会两重天”，他是青帮成员，以倒卖古玩为业，解放前倚仗帮会势力蛮横无理惯了，警察也没怎么他，常常还要看他的脸色。现在警察还是那几张脸，却好似不认识他一样，说动手就动手，把他逮了进来。这时B才意识到不对头，想起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古训，于是便低头认错。但这时认错也没用了，因为杜奔赶到了，要追查他的“金圆券”来路。
B说那是他倒卖古玩所得，上海解放前几天，有个朋友要逃到海外去，找他买下一幅明代唐寅的真迹，因为大洋凑不齐，就以超值“金圆券”结算。当时物价飞涨，齐白石到上海来开画展，卖画所得的“金圆券”是动用了汽车装载的。老先生一时大意，没有当天兑成银洋或者买下一批什么货物，结果把“金圆券”运到北平后竟然只值两棵白菜的价钱了，气得齐老先生大骂国民党。B原想把“金圆券”赶紧出手的，可那几天解放军打进市区了，市面上的所有交易都已停止，于是只得存放于家中。现在听说人民政府允许以“金圆券”兑换人民币，赶紧来换。“金圆券”太多，一车拉不下，家里还有一部分。
杜奔于是就叫上几个警察一起去B家搜查，果然发现客堂里还堆着六麻袋“金圆券”。他向B的家人和邻居做了调查，得知B说的是实话。他的几个邻居那天都是亲眼看见客户用汽车载着这些“金圆券”过来的，另一个老学究也作证说B卖唐寅真迹之事，说他是中间人，在买卖合约上签了姓名的。让B妻把那合约拿出来，果然如此。
这样，杜奔就放过了B。但派出所还是要追究B大闹收兑点的责任的，把他送到徐汇分局去吃了两天免费饭。不过，那些“金圆券”还是按照规定给他兑换了。B于是很感动，逢人就说共产党好。不过，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并不因为B的赞不绝口而放松警惕，后来镇压反革命运动时，B的历史问题还是受到了追究，判了七年刑，押解安徽劳改。后来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退休返沪。
杜奔在对B家进行搜查的时候，老闸区那边曹孝先也开始了对A的秘密调查。
A的父亲是经营西药的资本家，在香港也有产业，生有子女各二，A是老三。上海解放前夕，A父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去香港避风头，留下老大、老三两个儿子看家，同时还担负着向香港方面通报上海最新消息的使命。老大是大学生，只知埋头读书，其他百事不管。而十九岁的老三正好相反，除了读书不行之外，其他做什么都行，当然在吃喝玩乐方面也没少下工夫，年龄不大，社会经验倒已经积累了若干。老爸交办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A的身上。
这天，A得知人民银行开始收兑“金圆券”，上海市场上正式流通人民币，寻思不知是真是假，共产党说的和做的究竟是不是一个样，于是就决定出去试一试。他从家里拿了十亿元“金圆券”，又装了一旅行袋的旧书，盘算着先把“金圆券”兑换了人民币，然后再去旧书店把旧书卖掉，看人家给他的是不是人民币，这样就可以检验共产党在这件事上说话是真是假。
A顺利地换到了一万元人民币，原想去旧书店卖旧书的。经过一家南货店时，忽然想起用“金圆券”兑换到的人民币去买东西不就能检验那个问题了吗，何必大老远的跑到旧书店去折腾？于是就用那一万元去南货店买了红糖等商品。
等到曹孝先登门拜访时，A已经写好了一封向老爸报告情况的函件，正准备出门去邮局投寄。这倒也好，这封尚未寄出的信正好为其行为动机作了合理的诠释。
这天，另外还发现过两条被疑为假“金圆券”的线索，侦查员随即调查，都一一排除了。
次日，1949年5月31日中午，第五条线索出现了。
第五条线索的当事人C是一个外形矮小、猥琐的小老头，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单长衫和陈旧的黑色丝绸裤子。已经是江南的阳历五月底了，这人居然还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小帽。C是揣着双手走到长宁区的一个收兑点的，由于这身装束，身上还隐隐地透着一股鱼腥味，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一个经营很不得法的鱼贩子，正等着他从兜里掏出几张“金圆券”来兑换时，忽见他举手一招，一辆三轮车从拐弯处蹬了过来，车上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如果不是用绳子紧紧捆扎着，一路上肯定会不时掉落一箱下来的。
工作人员瞪大眼睛望着小老头，这里面都是“金圆券”？
小老头小心翼翼地发问：“政府的布告上写着，采取‘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的收兑方针，此话当真？”
工作人员回答说确实是这样，这些纸箱里面全是“金圆券”吗？没关系，我们全部换给你。小老头以微笑代替感谢，随即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动作，他再次高高举手一招，方向却是朝着马路对面的。只见马路对面的弄堂里一前一后驶出了两辆三轮车，同样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穿越马路在收兑点前停了下来。
小老头招呼三轮车夫把纸板箱卸下来，好家伙，三辆三轮车上一共装了二十一箱“金圆券”，堆在一处就像是一座小山似的。小老头一边掏出香烟散给三轮车夫，一边对工作人员说：“你们点数吧，这些‘金圆券’总数估计在十万亿吧，按政府公布的比值，你们该兑换给我一亿元。”
一亿元！好家伙，即使折合成后来的新币，也得整整一万元哩！这个其貌不扬、身上散发着鱼腥味儿的小老头，人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翻身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时，你已经是万元户啦！这人是不是有点可疑？
待到打开纸板箱，疑点就更凸显了：那一箱箱“金圆券”全是崭新的一百万元、五十万元的大票面。更奇怪的是，这些“金圆券”是一百张一扎连号的，而通常新钞票上的封条却没有，而是以橡皮筋替代。工作人员互相使着眼色，一边稳住小老头说需要点检，一边暗中派人去给侦查员打电话。长宁区的收兑点也归杜奔管，他那时正在长宁分局的食堂里吃饭，接到电话后就扔下吃了一半的饭菜，出食堂骑了摩托车直奔收兑点。
杜奔赶到那里时，小老头还没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点“金圆券”。杜奔穿着便衣，所以尽管他跟工作人员打招呼出示证件什么的，那小老头还以为他是人民银行系统的人员，神色不变地继续协助工作人员点检。
问题还真出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一张一百万元面值的“金圆券”的流水号印得有一点点歪，于是就悄悄放在一旁。杜奔见了拿过来一看，心里窃喜，但表面上却是声色不露。
接着，这种流水号码歪斜的纸币越来越多。这种纸币，即使是弄堂口那种小烟纸店里不识字的女掌柜，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是真是假。如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清点下去了，工作人员随着杜奔的一个手势停了下来。小老头不解地望着众人：“怎么啦？怎么不点了？”
杜奔问：“这位先生贵姓？府上哪里？”
小老头道：“免贵姓胡，住法华镇路303号。”
“哦！请问胡先生，你这些‘金圆券’一共多少自己有数吗？”
“对不起，我没有点过数，在家里过磅称了称，大概有十万亿元吧。”
“这样吧，这些‘金圆券’暂时放在这里让他们点数，你呢，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先生你是……”
“我是市军管会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杜奔出示盖有军管会公章的公函让对方看了看。
小老头慌了：“不是说‘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金圆券’吗？怎么说话又不算数了？”
杜奔告诉他，让他“走一趟”跟收兑没有关系，而是另外的原因。话说到这份儿上，小老头不去也得去了，于是就跟着杜奔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进了门，杜奔把小老头交给一个小警察后，先去找了军代表，出示公函，要求立刻派员前往法华镇路303号小老头家里搜查。然后，杜奔就去讯问小老头。原以为必得费一番口舌才能对付得下来，哪知一踏进那间屋子，小老头已经对他连连鞠躬，口称：“愿意说清楚情况，希望政府谅解。”
既然主动要求交代，那你就说吧。于是，这个姓胡的小老头作了以下交代——
小老头在长宁区法华镇开着一家不大的鱼行，生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小女儿是抗战胜利前一年出嫁的，其丈夫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做五金器材生意的掮客，其实是国民党“军统局”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不过当时隐蔽得很好，连老婆也不知道。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抗战胜利了，这个特工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局”驻上海的一个什么机构的负责人。后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他又是“保密局”驻沪“第三特别视察室”少校副主任。
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国民党那班人开始布置败退后路。胡老头的特务女婿因为以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五金生意，算是跟经济搭得上的，就被“保密局”任命为新组建的“经济特别督察室”第二组组长。这个组驻在上海，对上海特别市范围内的三十个区的金融情况进行监管、督察，其中也包括对印制“金圆券”的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的“中央印制厂”。局长毛人凤亲口对胡老头的特务女婿交代：该组应直接对局长本人负责，所有情况应直接向他报告。这时早已不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年代，因此特务女婿跟丈人喝酒时，常常口无遮拦，使胡老头得知了上述情况。
上海解放前夕，胡老头那特务女婿奉命撤往广州。临走前，他用汽车载来了这些“金圆券”，说是从“中央印制厂”拉来的，送给老丈人。胡老头生性胆小，解放前夕市面上一片混乱，他哪敢把这些“金圆券”拿出去抢购东西？于是就搁在家里。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贴出布告说可以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于是他就动了兑换的脑筋。没想到竟发生了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
讯问结束后，在胡老头家搜查的结果也出来了，没有发现“金圆券”，只搜到了一些“保密局”内部印刷的特工方面的技术资料。
杜奔将情况向徐伯龙作了汇报，徐伯龙让把胡老头的那些“金圆券”送往上海人民印制一厂（即原“中央印制厂”）去作鉴定。当天晚上，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些“金圆券”一共约十万亿元，全部是由“中央印制厂”印制的，其中一部分是错票，已经被剔除出来了，尚未来得及销毁。这些“金圆券”是由“经济特别督察室”凭毛人凤的手谕直接从该厂仓库提取的，提取时间是1949年5月14日下午14点23分。
至此，这些“金圆券”的来龙去脉以及真伪问题就已经完全清楚了。专案组再次遭遇断线！
当天晚上，专案组成员在市公安局开了个碰头会，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认为侦查方向没有错，照此方向进行下去，完全是有希望获得有价值的线索的。
这个观点产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六、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前一天，中午十二点半，徐伯龙正在办公室啃着烧饼权当午餐的时候，接到了关志存从榆林区打来的电话，说该区榆林路收兑点发现假“金圆券”！徐伯龙凭直觉感到确实到了有价值的线索露头的时候了，当下马上前往。
这次的发现跟前几次不同，前几次都是当场连人带“金圆券”扣下，这次却是前来兑换的人离开之后，工作人员才发现收进的“金圆券”竟是假钞。徐伯龙赶去时，那个收兑点已经临时停止收兑，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义工志愿者正在银行赶来的两个资深职员的指导下清检收兑的“金圆券”。
关志存向徐伯龙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中午前，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乘着一辆三轮车来到收兑点，让车夫从车上卸下两麻袋“金圆券”，要求兑换人民币。收兑点的两个银行职员、五个义工一齐动手检点，打开麻袋一看，都是清一色的五十万元票面，有新票也有旧票。一清点，一共是一千二百亿元，于是就兑换给那女子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那女子小心翼翼地把人民币放好后，招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后就离开了。
一会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收兑“金圆券”工作组的两个“老法师”级资深职员巡查到了这个收兑点，对收兑的“金圆券”进行例行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先是发现收进来的大约七百亿元“金圆券”旧票是假币，随即又检查新票，也有疑问。
这下非同小可。这倒不单单是国家财产损失了，而是放过了上级一日数次让严查的可能会出现的敌情。于是马上向榆林分局急报，当时分管这一区域的专案组侦查员关志存刚离开榆林分局前往杨树浦分局，于是电告杨树浦分局马上转告。关志存得到消息后当即赶往收兑点，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在附近找了家有电话的工厂向徐伯龙报告。
关志存毕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刑警，他在向专案组长报告情况后，当即向工作人员了解当时那个女子在场时的种种细节，启发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回忆。结果，当徐伯龙赶到现场时，有人已经回忆起那个女子说话带着浦东口音，还有离开时乘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以及那个车夫的特征。
徐伯龙说那好，关志存同志你马上去调查这辆黄包车的车主情况，找到车夫，了解那个女人是在哪里下车的。
关志存受命而去。那两个“老法师”告诉徐伯龙：经初步鉴定，他们认为那五百多亿元的“金圆券”新票也是伪造的假币。
徐伯龙听了心里一惊，但随即又是一喜，寻思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露头了，这比一直沉在水底下好，现在，有力气终于找到使的方向了。
却说关志存受命前往追查那辆黄包车，因为有牌照号码，因此倒还不算难，他去行业公会一问就查到了这辆黄包车是属于黄浦区“大隆昌车行”的。再赶到“大隆昌车行”一了解，老板告知说那辆黄包车是租给车夫苏炳奎使用的。关志存问现在这个时段应当到哪里去找苏炳奎，老板看了看时间，说车夫的租金是一天分两次交，现在快到下午两点了，先生你等一会儿他就会来交租金了。关志存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苏炳奎，从他那里了解到那个用假“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的女人乘坐他的黄包车去了外滩那边的董家渡轮渡码头。
董家渡码头位于黄浦江边，对岸就是浦东。关志存马上想起这个案件的原始情报就是说伪造“金圆券”的地址是在浦东，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想。当下二话不说直奔董家渡码头，向码头检票口的人了解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在中午左右上了轮渡。检票员听了连连摇头，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没有留意过这个情况，眼前经过了那么多人，谁去留意这样一个可以说没有任何特点的女人呢？
关志存想想也对，但终究不死心，又上了轮渡，向轮渡上的水手了解，也没有获得结果。
在关志存追踪那个以假“金圆券”骗兑人民币的神秘女人时，徐伯龙打电话调来一辆汽车，把那个女人拿来兑换的“金圆券”新票旧票都送到上海人民第一印制厂，请那几位掌握印刷“金圆券”核心技术的专家级技师进行了鉴定，确认全部是伪造的假票，其特点是：制版水平非常专业，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所以，这些假票的图案、文字跟真票没有差别；之所以认定是假票，是印刷方面的问题，伪造者无法调制出与真票的色泽完全一致的油墨，致使假票的颜色与真票有些许只有专家才能发现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分两部分，一部分色泽相对比较深，因此伪造者就把这些假票用水泡过，制造成旧票。
消息迅速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分行领导当即下达指示：紧急通知全市所有收兑点，严密注意识别前来兑换人民币的“金圆券”！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徐伯龙让关志存介绍了白天的情况，然后众人一起分析案情。从那个神秘女人前往浦东这一点看来，与情报中所说的伪造“金圆券”的地点是相符的，因此这极有可能就是这一路案犯了。接下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侦查措施？徐伯龙综合众人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应该同时进行的步骤：
一是请求上海人民印制一厂派出若干名技师，前往浦东地区的高桥、杨思、洋泾三区，在严密监控现场收兑情况的同时，对前几天已经收兑的“金圆券”进行鉴定，看是否有被发现的假票。侦查员认为案犯很有可能已经在浦东进行过骗兑，为防止频频骗兑引起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才转移到浦西。
二是基于前述原因，估计案犯今天到浦西来进行骗兑可能是一种试探，试探成功了，她明天就会再度来浦西骗兑，当然不会再选择榆林路上的那个收兑点，而会选择另一个。不过为了便于运输，她很有可能就在靠近黄浦江浦西沿岸几个区的收兑点进行骗兑，因此，看来很有必要安排侦查员到那些收兑点去监控。
于是就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包括徐伯龙在内一共有五名侦查员，分别前往黄浦江沿岸的几个收兑点去，各人抵达岗位后要在附近物色好联系电话，通知市公安局总机，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系和调度。
第二天，即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成立，由李士英、扬帆出任正副局长。上海的公安工作从此开始起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天，也是伪造“金圆券”案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天。
这天整个上午，所有收兑点一切正常。中午，守候在黄浦区外滩收兑点的专案组长徐伯龙去了一趟市公安局，按照其他四位侦查员留给总机的联络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再跟前往浦东三区鉴定的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技师通电话，得知在杨思、洋泾两区5月31日收兑的“金圆券”里，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假票。
徐伯龙觉得非常兴奋，看来昨晚的案情分析会上对于案情的方向分析和定下的新侦查思路都是对头的，今天那个神秘女人或者其他案犯很有可能会到浦西来以假票兑换人民币。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在提篮桥区公平路收兑点守候的侦查员小马也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昨天那个在榆林区收兑点骗兑的女人竟然出现了！
那个女人这次出场可就厉害了，她是雇了一辆卡车来到收兑点的，车上装满了麻袋，麻袋里自然都是“金圆券”了。卸下来那就好看了，说是堆起了一座麻袋山也不夸张。工作人员已经得到小马的暗示，知道出现了情况，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义工志愿者，一个个都保持镇静，不使对方察觉到有任何异常，平和地对待这个特殊客户。而小马因为一会儿要跟踪，所以早在那个女人还没有跟他打照面的时候，就已经溜到马路对面去了。
工作人员问那女人这一卡车“金圆券”一共有多少元，那女人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大约有五十万亿元。工作人员顿时面露难色，说这位太太啊，这可有点犯难了，因为……那女人打断说没有关系的，你们如果懒得点数，那就用磅秤称了分量毛估一下就可以了，谁还计较多少呢！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点数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收兑点没有估计到会有像你这样的大客户前来交兑，一卡车“金圆券”五十万亿，按照政府的规定得换给你五亿元人民币，我们哪来这么些钱呢？得去区行调领，所以你现在拿不到兑换的人民币。你看怎么办？
那女人显然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想了想问：“那几时可以拿到人民币呢？”
“两个小时以后。”
“行！那我过两小时再来。”
那辆卡车卸下了货就离开了，这个女人是步行离开收兑点的。小马在马路对面跟踪，这小伙子很机灵，尽管离得很远没有听见这边的对话，但从那女人是空手离开的这一点估计出了大概情况，于是便料定她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会儿还得回来拿人民币呢。
果然，那个女人只走过一条横马路就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门前驻步不走了，对着橱窗看了片刻，里面的侍者看见了连忙出来拉客，她于是就进去了，在临窗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小马看见侍者给她端上了一杯咖啡。于是小马避开女人的视线穿过马路，想找个电话机跟徐伯龙联系，可是附近没有电话。咖啡馆里面估计是有的，但他没法使用，生怕打草惊蛇。正犯难间，忽见刚才在收兑点忙碌着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从马路一侧溜了过来，转眼就到了他的跟前，询问有什么事需要相帮的。原来这小伙子见小马一个人跟踪，担心他孤掌难鸣，于是就悄悄跟了过来。小马大喜，吩咐盯住咖啡馆门口，自己去找电话机往市局总机打电话。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后来被公安局招收进去当了一名刑警。
小马打电话过去时，徐伯龙还没有离开市局。徐伯龙闻讯自然喜不自胜，说马上调人来增援小马，同时又指示把人民币兑给那个女人，然后跟踪咬上，找到对方的老窝后，一锅端了。
小马返回监视点后，让那个协助监视的小伙子把“允许兑换人民币”的决定带回收兑点。那小伙子离开后不一会儿，徐伯龙和关志存就来到公平路监视点跟小马会合。直到这会儿小马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否则以其一人监视对方，还真怕突然冒出点什么意外来闹个力不从心哩。不一会儿，杜奔也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奉命赶到了。
四个侦查员在咖啡馆附近等候了一个多小时，那女人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结了账离开咖啡馆。事后想来，她在离开咖啡馆前肯定已经让侍者给她打了叫车电话，这会儿她一出门，一辆“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就驶至门口停下，等她上车后驶离了。这边幸亏徐伯龙事先考虑得周到，把杜奔连人带车调了过来，当下杜奔就发动摩托跟了上去。
剩下的徐伯龙、关志存、小马三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既然那个女人待在咖啡馆喝着咖啡等候，那说明她始终认为一切正常没有危险，她叫出租车是为了取兑换的人民币后迅速离开收兑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做贼心虚”的心理在起作用。于是，三人决定还是去收兑点。
却说杜奔驾着摩托车跟踪那辆“祥生”出租车，原以为也是去收兑点的，哪知车过收兑点却没有停下，只是放慢了速度。杜奔最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也放慢了车速，远远地盯着。出租车离开收兑点后，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忽然掉头。杜奔一惊，以为对方已经发现了他在跟踪，急忙拐进了路旁的一条小弄堂。只见出租车往回行驶，杜奔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上去再说。那出租车经过收兑点时，再次放慢了速度缓缓行驶。这回杜奔算是弄懂了：那个女人是在观察是否已经被察觉了。
如此，杜奔心里就有了底，驾着摩托车跟着出租车兜了几个圈子。出租车最后还是在收兑点停了下来，那个女人假装若无其事地下了车，很镇静地询问兑换的人民币是否已经拿过来了。工作人员把五万亿元人民币交给她，请她点数。这女人毕竟心虚，说了句“你们做事我哪有信不过呢”，拎着装钱的箱子一头钻进了出租车。
这时，徐伯龙等人已经拦下了一辆“云飞”车行的出租车，当下就和杜奔一起跟了上去。那辆出租车直驶外滩南侧的董家渡码头，那女人下了车，走向轮渡码头的售票窗口，买票进了检票口。侦查员急忙跟进，正好一班轮渡从对岸驶抵，却不料那女人已经雇了一个挑夫把箱子扛在肩上，跟着她混在抵达的乘客人群里往外走了。
侦查员这才领教到对手的狡猾，当下紧紧盯着。那女人出了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徐伯龙和关志存马上各叫了一辆三轮车跟了上去，杜奔则驾着摩托车载着曹孝先远远地跟着。
黄包车载着那个女人行至苏州河流向黄浦江的入口附近的北苏州路，在一幢平房前停了下来，车夫收了车钱就离开了。
从这时起，这幢三间平房就受到了侦查员的严密监视。徐伯龙让曹孝先对这幢平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小时后获得结果：这幢平房原是“鸣洋纺织品进出口商行”的仓库，该商行在两个月前已经停止营业。老板在上海解放前夕携家前往香港，将产业委托一位姓顾的亲戚代管。四天前，这位顾姓亲戚把房子租给了别人，房客情况不详。
专案组的思路是：这个女人不可能是伪造“金圆券”案的主犯，她的背后肯定还有幕后人，那才是大鱼，所以，宜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她的幕后人露面。
哪知，这一等，竟然就把这个女人的性命给等没了！
专案组对守候人员作了两人一班、每班四小时的安排，第一班是杜奔和关志存，第二班是曹孝先和小马。徐伯龙自己没有安排轮守，他向局里要了一辆小吉普待在附近一条马路上作为机动力量，又在旁边一家旅馆租了个房间，作为不轮值的侦查员的休息点。
第二班的曹孝先和小马是晚上八点二十分接替第一班的两个侦查员杜奔和关志存的，换班时当班人对接班的自然要有几句情况交代，当曹孝先听说入夜后一直到现在那个女人还没有开灯，也不曾有过什么动静时，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呢？曹孝先和小马两人是化装成无业游民进入监视岗位的，两人钻到那幢平房附近空地上堆着的空水泥窨井管里，目光始终盯着平房，竟然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海关大钟敲响十一下后，两人觉得情况不对头，曹孝先于是就让小马去旅馆向徐伯龙报告并提出他们的怀疑：屋里那女人是否发生了意外？
小马去旅馆对徐伯龙一说，徐伯龙也觉得反常，当下就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市局通知对监视点有管辖权的黄浦分局派人用合法手段对那幢平房进行试探。
半小时后，一辆邮电局的绿色摩托车驶至现场，在那幢房子门口停下，骑车者轻叩大门，口称“有电报”。这显然是一个不得已间急中生智想出来的主意，因为公安人员连那个女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有电报？当然，如果屋里那个女人真的开门的话，“送报员”肯定会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敲错门了。”这样做也许会使对方紧张一阵，但估计还不至于打草惊蛇，至少可以证实屋里有没有发生意外。
可是，“送报员”已经把门敲得“嘭嘭”响了，但屋里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已经出现在现场的徐伯龙下达了命令：“破门！”
屋里，右侧那间临时作为卧室使用的原仓库守夜人居住的小屋的床上，躺着那个数小时前还在跟侦查员玩反跟踪的女人，不过这时她已经无法再玩什么花样了，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个女人是被击昏后用绳子勒死的。
那么凶手呢？大门始终处于侦查员的监视之下，难道凶手会隐形遁身法，就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平空出入，还顺手带走了那骗兑的巨款？侦查员对屋里进行勘查后，发现屋后的砖墙上被由里向外挖开了一个洞。可以判断：凶手原本就在这屋里待着，他杀死那个同伙女人后，带上骗兑的人民币挖洞从后面逃遁了。
可是，凶手为何杀死这个女人呢？侦查员分析：从其不敢从大门逃走这一点看来，凶手已经发现那个女人从外面回来时被跟踪了，为了灭口，所以就杀死了那个女人。
侦查员未在屋里发现伪造“金圆券”的痕迹和其他相关的证据，根据这幢平房的后墙离苏州河不过两米的情况，可以作出初步判断：这是案犯用于隐藏伪造的“金圆券”的一个点，他们在别处伪造“金圆券”，用船载运到苏州河边的屋后，利用黑夜的掩护将假票藏匿于屋里，然后由这个女人出面骗兑人民币。从杨思区、洋泾区均发现案犯已成功地骗兑了人民币这一点看来，案犯制造“金圆券”的窝点应该是在浦东，他们在浦东那两个区先抛出少量假票作为试探，观察人民政府对此的反应，然后就以浦西为主要骗兑目标开始作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很快就暴露了，于是就决定灭口。
当然，如果案犯知道刑事侦查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很遗憾地发现杀人灭口并不是一个如意算盘，因为只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他们还是会暴露的。专案组的下一步侦查思路就是如此。
要查明死者的身份，还得从租借这幢平房的房客开始。侦查员通过派出所了解过出租该房产的情况，得知系房东代理人顾某出租给房客的，但派出所方面并不知道房客情况。这回，侦查员就直接找那个代理人顾某了解情况了。
顾某是一个中年失业教师，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他对侦查员说，苏州河边上的那三间仓库房子，是一位姓厉的邻居介绍的房客，租借人是一个名叫叶佩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听说话口音好像是浦东人，她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只是按照他的开价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后拿了钥匙就告辞了。
顾某不清楚，那就找介绍人厉某。这时，侦查员心里有点发憷，担心案犯具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把厉某也灭口了。直到派出所把厉某传唤到他们面前时，这才算放下心来。一问，厉某是知道那个叶佩丽的情况的，因为他跟叶佩丽搭着点亲戚关系，尽管叶佩丽比他大两岁，但是按辈分得称他一声“表舅”。这样，侦查员从厉某的陈述中对于叶佩丽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叶佩丽，三十四岁，南汇县惠南镇人氏，出身商人家庭，小学文化，十六岁到上海当舞女，两年后嫁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法租界巡捕房捕探。抗战爆发那年，那个巡捕因得罪了青帮大亨张啸林而被暗杀。张啸林还放出风声要“斩草除根”，吓得叶佩丽慌忙逃回南汇老家躲避起来。
不久，上海失陷沦为敌占区，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浦东一片混乱，出现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局面。土匪帮伙多如牛毛，不但有男性土匪，还有女性土匪，奉贤县还冒出了一个后来诨号“双枪黄八妹”的著名女匪首黄百器，她在奉贤乡间收集枪支，组织武装，结伙为匪，渐渐竟闹出点儿名堂来了。叶佩丽本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那时节便也冒了出来，投奔到黄八妹手下当差。黄八妹了解了叶佩丽的经历，认为她适合搞收集情报之类的工作，便拨给一笔款子让叶佩丽去上海市区开了一家小酒馆作为情报站。
1938年，国民党军队第六十二师派员前来沪浙交界地区收编地方武装，已盘踞金山、平湖一带活动的黄八妹被收编后，成为“江南抗日挺进队”头目之一，其指挥下的队伍也确实曾有过杀敌行动。这样，潜伏在上海市区的叶佩丽便奉命开展收集日伪情报的工作。但叶佩丽实在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工作还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就已经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机关盯上了，很快被捕，最后以答应嫁给一特务头目当小妾换取了自由。
抗战胜利后，那个汪伪特务头目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处决了。叶佩丽再次成了寡妇，就在上海滩胡乱混世界。因为没有房产可供其居住，她就在住房比较宽敞的表舅厉某家长期借住。厉某虽说在辈分上应是叶佩丽的表舅，但实际比叶佩丽小两岁，因此见多识广的叶佩丽在交往中是把他作为兄弟看待的，两人闲时经常一起喝酒。叶佩丽健谈，总是侃侃而谈，似乎还有些健忘，有时喜欢“炒冷饭”，把说过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时间一长，厉某对叶佩丽以往的历史、有些什么亲朋好友以及人家对她如何等等都已经听得烂熟于心。此刻侦查员需要了解，他正好照样一一道来。这些陈述中尽管没有与伪造、骗兑“金圆券”相关的内容，但能使专案组了解叶佩丽的社会关系，显然是有助于破案的。
七、
侦查员根据厉某提供的情况在梳理线索时，伪造“金圆券”的那几位正吵得不可开交，急于登场亮相呢！
如今人们所说的上海浦东新区，在上海解放前的行政归属有点复杂，那里的高桥、杨思、洋泾是上海特别市三十区内的三个区；川沙、南汇、奉贤则是三个独立县，归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管辖，而中共又一度将其中的奉贤县作为执掌政权的县份，委任了县长，行政归属于“浙东行政公署”。这样，浦东这块地盘，行政上归属于两省一市。1949年5月中下旬，浦东各地相继获得解放，高桥、杨思、洋泾三区仍归上海市，其余川沙、南汇、奉贤归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
那几位急于登场亮相的主儿，其栖身地位于杨思区与川沙县交界处的一个地名唤做“顾家塘”的独家村内。
江南地区，江湖河塘密如蜘蛛网，漫步于农村，走不到数里地就可以看见某处有几间在小河拐弯处或者交汇点的一块陆地上建造的房屋，由于陆地面积不大，往往只能建造容纳一户农家的房屋，在当地被称为独家村。
独家村的地理位置，依据河流走向而定，有的形如半岛，有的前后有河、左右一侧或者两侧有与田野相连的道路，也有的因处于两三条河流的拐弯交汇处，所以就成了孤岛。顾家塘，就是这样一座小小孤岛。把伪造“金圆券”的作案地点设在顾家塘这个孤岛上，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方圆数里地内的所有农民心目中，这个四十岁土生土长的本地男子形容猥琐，其貌不扬，遇事慌张，说话木讷，见了老婆就像见了阎王，只有瑟瑟发抖。如果要说这人的唯一优点，那就是两个字：勤劳。按照土地改革运动时划分农民成分的标准，蒋玉生只能算下中农。周围村庄凡是认识蒋玉生的农民对于蒋玉生的好印象通常就是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除了耕种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大多数是在替地主、富农卖力。
后来伪造“金圆券”案被侦破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不能不对蒋玉生在另一个身份上出色的隐蔽能力叹为观止。蒋玉生的另一身份就是土匪，一年中的一些日子总是悄然外出与同伙结伙作案。后来据其交代，从抗战那年开始到1948年12月底，被他亲手杀害的被抢劫对象就有七人之多。
蒋玉生在最后一次抢劫杀人后，已经知道共产党军队势不可挡，国民党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了。他虽然居住在独家村，但对于政治形势并不是一无所知。当年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浦东活动时所进行的那些宣传，有一些内容传进了他的耳朵，留在了他的心里，他知道共产党执政后绝对不会容忍像他这样的身负命案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他就决定洗手不干了，凭其多年抢劫所获的财富，已经足够全家六口安度一生了。于是，就把手枪、子弹全部埋到了屋后河边地里。那些赃物中的“黄白绿”（即黄金、银洋、美钞）也是细细包扎后密封于陶瓷坛子里，深埋床下。他原本就伪装得很好，这回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料想能够做得天衣无缝。
哪知，只隔了短短四个多月，蒋玉生的想法就随着两个人的出现遇到了挑战。
这两个人，一个叫金星根，一个叫干盘荣。抗战初期蒋玉生在南汇那边刚开始杀人抢劫犯罪活动时，那二位中的金星根是他最佳的合作伙伴，两人还跟另外七八个狐朋狗党一起喝过鸡血酒行过对天八拜之礼。后来，金星根投奔了“浦东第一匪”、自称“奉（贤）南（汇）川（沙）三县总司令”的张阿六，两人来往少了。但这位小弟对于蒋玉生这个其貌不扬、猥琐不堪的大哥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重，逢年过节一份不菲的礼物总是少不了的，而且不管是亲自送来还是托人捎来，总是选在下半夜两三点钟时分悄然登门飘然而去，从来不让蒋玉生担心会被外人看见。
蒋玉生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他心中也总是给金星根留着一块位置。当解放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声隐约传到独家村时，他一连数日夜不成眠，为金星根担心，寻思不知对方是否跟着张阿六撤往舟山了。而金星根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叩响了独家村之门。在他的身后，是蒋玉生从没见过的干盘荣。
说话木讷的人思维不一定迟钝。蒋玉生被捕后对侦查员徐伯龙说，他见到金星根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对方是来藏东西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独家村，他一身干衣服就能来到门前，那肯定是划船而来，既然动用了船只，那船上就肯定有东西了。
因为蒋玉生自己已经埋藏了“黄白绿”，所以他以为金星根送来的也是“黄白绿”，哪知金星根一开口却令他大吃一惊：金星根动用船只载来的东西，竟是一套笨重的人工动力印刷设备以及大量专用印钞纸。
蒋玉生问：“这机器送来干吗？藏起来？”
金星根回答：“有这个意思。”
“那就沉到水里去吧，这样保险。”
金星根还没开口，另一位开口了，说话语调有点冷：“浦东到处是河浜，如果沉到水里保险，那我们何必还深更半夜运到此地来？随便找个河浜一沉就行了呗！”
蒋玉生借着星光打量着对方：“这位弟兄是……”
金星根介绍道：“这是干盘荣先生，是我的上司。”
蒋玉生点头：“那进来说吧。”
那二位一说来意，蒋玉生顿时愣住了！原来，当时已经被国民党委任为“江苏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官”的张阿六，在撤离浦东前，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指令，留下一批特工人员潜伏于浦东和江苏与浦东毗邻的地区，伺机对即将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实施破坏活动。金星根和干盘荣就是张阿六亲自指定的潜伏特务，下达给他们的使命是：伪造“金圆券”，在共产党占领上海后抛出去兑换人民币，再以人民币抢购“黄白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一旦共产党政权控制了金融市场，颁布命令只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那就改为制造假人民币。
那个干盘荣是“保密局”派给张阿六执行此项使命的特务，这人在抗战前期由“军统局”发起的“对日假币战”中从事过制造假币的工作，因此在这方面算是一个行家。两人接受任务后，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机器、“金圆券”版子、印钞纸都是现成的，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何处开机印制。干盘荣是浙江丽水人氏，以前虽然来过上海，但从未建立过任何关系，因此这事只有问金星根。金星根提出了几个地点供干盘荣选择，两人经过反复商议，从地理位置一直到人员安全综合考虑，最后认为顾家塘独家村最为合适，于是就偷了一条木船，载上一应器材于夜深人静之时过来了。
蒋玉生一听对方的来意，心里顿生恐惧。因为他跟金星根不同，长期以来一直以老百姓的身份生活在社会底层，听到过多桩新四军淞沪支队惩治不法奸徒的事例，知道共产党的厉害，这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主要原因。谁知刚刚歇手才几个月，眼前这位结拜老弟却给他出了这样一道难题！于是，蒋玉生面露怯色，缓缓摇头，口中讷讷而语：“这……这……事……我……不方便……”
金星根对他解释道：“你不一定直接参加嘛，只要把你家作为场所就行了。大老倌（浦东话，意即大哥），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阿六司令有话交代过的：印出了假钞票调换到的‘黄白绿’，全归我们这几人所有啊。你想想，这不是等于自己在生产‘黄白绿’吗？你到哪里去觅这样的机会啊！”
但蒋玉生还是摇头。
这一点，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干盘荣事先已经料到，因此在选择地点、人员时曾就蒋玉生的情况向金星根作过详尽了解，此刻他见蒋玉生这个态度，就对金星根使了个眼色示意其回避，然后悄声对蒋玉生说了一番话，听得蒋玉生如梦初醒，周身打颤。
干盘荣说了什么呢？要言不烦，一共有两层意思，一是此事已经被你知晓了，这是党国的重大机密，如果你拒绝合作，那就只好帮助你和你的全家一并封口；二是即使考虑到你跟金星根的关系不直接下手，也可以借助共产党之手借用你一样东西——项上之物。老兄啊，你别忘记你一共作过多少案子？欠过多少条人命？
蒋玉生说话木讷，心眼却是玲珑剔透的，当下一听就明白自己是无法逃避此事了，只好一口答应。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有老婆子女，要不要把他们打发到亲戚家里去？”
这个问题干盘荣早已考虑过了，既然蒋玉生之前频频作案也没因为老婆孩子的原因而漏过风声，此刻干这事儿大可不必回避，否则反倒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就对蒋玉生说，这事应该怎样保密，你比我清楚，你去安排吧。
这样，金星根、干盘荣就在顾家塘独家村待了下来。这时的上海战役态势，于国民党方面已经大大不利：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相继占领了宝山县的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国民党守军；第九兵团则已经占领了川沙县城城厢镇和南汇县重镇周浦，在白龙港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将第十二军压缩于浦东高桥地区，切断了该军与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的联系，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由干盘荣主持的假“金圆券”小作坊就在国共武装力量对决的隆隆炮声中悄然开张了。
干盘荣以前接受“军统”指令从事“对日假币战”时，曾专门去印刷厂学习过印刷技术。用解放后国家评定的印刷行业技术标准判定，其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六级技工，也算得上老师傅了。他所带来的那套人工动力小型印刷设备，是进口的美国货，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台机器的安装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按照图纸安装倒很顺利，可试机时动力系统跟机器的配合却不够融洽，时好时坏，这就无法投入生产了。干盘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憋着一股劲连日连夜地摆弄，最后总算解决了。
不过仅仅是机器能够顺利运转还不够，钞票还没有印出来。干盘荣不敢休息，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精神，躺下稍稍打了个盹又开始干了，那股劲头与癫狂型病人堪有一比。如此折腾到了5月23日下午，中间自然还遇到过若干大小不等的技术拦路虎，有时急得干盘荣双脚跳也没有用，无奈之下甚至让蒋玉生去杨思镇上买来香烛点燃了跪拜菩萨鬼神，最后总算调试完毕，开始印刷，竟然一举成功！
没有想到的是，当伪“金圆券”印制了一部分时，他们发现印出来的“金圆券”的颜色比真钞票略微深了一点点。这一点点色泽差别，如若是把钱拿到市面上去花，大概还不会被人识穿。但是，他们印制的假“金圆券”是要整箱整袋送到银行收兑点去兑换人民币的，哪里逃得过银行职员那犀利的职业眼光？到时候就不是是否兑换得成的问题了，而是折进局子吃牢饭上刑场掉脑袋的大祸！因此，干盘荣暗忖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自然是先找出原因来。这一找倒是找到了，但却使这三个造假师傅头痛起来！
原因是：油墨本身的色泽有问题。
5月初，干盘荣从“保密局”大特务毛森那里接受伪造“金圆券”使命后，即由毛森派人送来了这套小型美国制钞设备、由“保密局”的技术专家伪造的面值五十万元和一百万元的“金圆券”版子以及与之配套的专用印钞纸、特地配制的专用油墨。来人对干盘荣交代，印钞纸是从造币厂弄出来的真货，版子和油墨是由“保密局”技术专家仿制的，已经经过专门鉴定，跟造币厂的没有什么差别，你按照技术要求操作即可。干盘荣确是按照技术要求严格操作的，可现在发现了问题。这怎么办？
三人中，只有蒋玉生内心有一分隐藏得极深的幸灾乐祸，因为如果这件事泡汤，那就可以太平了。当然，这种心情绝对不能表露出丝毫，否则后果自知，所以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份焦急。而金星根和干盘荣则是真的着急，他们必须完成此事，否则以后就没法向上面交代。毛森才不会相信他们关于油墨问题的解释呢，也许是你们为了逃避执行使命而自己往油墨里掺了点东西呢？
金星根和蒋玉生围着六级老师傅干盘荣，一个真一个假地询问着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是否可以自己往里掺点素色油墨使其变淡，就像小学生做水彩画作业一样。干盘荣被他们问得哭笑不得，说这是专门印制钞票的特殊油墨，我没有学过配制技术，哪敢瞎折腾？
那怎么办呢？干盘荣想了想，说要么我去市区走一趟，找人相帮解决这个问题。
干盘荣当即离开独家村，前往市区碰运气。这运气还真让他给撞到了，当天晚上就解决了这技术问题，一张张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的“金圆券”从印刷机里飞出来。干盘荣、金星根、蒋玉生三人看着，一个个眉开眼笑。
这时候，他们也像上海的老百姓那样，盼着上海赶快解放了。
假钞票制造成功了，干盘荣开始考虑如何出面兑换的问题，他们一共三个人，由谁出面去兑换合适呢？干盘荣当然是不必亲自出马的。在另二位中，最先从干盘荣头脑里冒出来的自然是蒋玉生，但这个乡下人的模样和气质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动用卡车载着假币去骗兑了，只怕用扁担挑一担去兑换，人家就得对他“另眼看待”了。于是就只有麻烦惯匪出身的金星根了。
干盘荣跟金星根也是相识不久，从上司的介绍中得知金星根一贯蛮横强悍，便不敢以头目身份命令对方去骗兑，而是假装跟金星根“商量”，像是很尊重他的样子。金星根倒也不把自己当外人，马上说出了他的主意：这种事情弄得不好就有被人家识穿的可能，因此最好是找一个替死鬼。干盘荣寻思这倒也好，于是在送上一串恭维后索性谦虚到底，继续请教下去：应当找怎样的替死鬼？由谁出面去找？
金星根受到了称赞，很是高兴，说一事不烦二主，这主意既然是兄弟我出的，那索性就做到底算了，由我去物色一个可靠而又管用的对象就是了。如果干盘荣也是土匪，那这事说到这里就算是已经拍板了。但是，干盘荣是“军统”特工出身，做事讲究严密，所以他要了解清楚：老弟你准备物色的那个对象究竟是否可行，不如说一下咱们一起议议如何？金星根听着自然有点不舒服，不过干盘荣毕竟是头目，得给人家一点面子，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一个合适对象：叶佩丽。
金星根和叶佩丽说来也算是多年老相识了，当年叶佩丽作为黄八妹的地下情报员被派遣到上海市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金星根是“浦东第一匪”张阿六的交通员，经常化装前往上海市区传递情报和指令。有一段时候张阿六与黄八妹有过合作，这样，金星根也就经常到叶佩丽那里去传递情报，一来二去，他就跟叶佩丽勾搭上了。后来，叶佩丽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拿下，脱离了黄八妹，金星根有时还是跟其鬼混。叶佩丽贪财，肯跟金星根厮混，图的当然是钱财。后来金星根一度落泊，不能再拿出大把大把的钱钞送给她，这个女人就对金星根另一种态度了。金星根又有钱时，叶佩丽则再次笑脸相迎。这样，金星根算是看透了叶佩丽，已经将其作为妓女一样看待了。这次，干盘荣一说到骗兑，金星根马上想起叶佩丽，暗忖这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干盘荣听了也对叶佩丽感到满意，他的满意当然还另有一层心思：这样一个女人，如果需要将其灭口，金星根也会毫不介意。
这样，金星根就去上海市区走了一趟，找到了叶佩丽，说他手头有一批朋友的“金圆券”，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不过，他本人由于以前欠下的人命债有好几条，最近不大适宜抛头露面，所以想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她可以从中提取10%的辛苦费。叶佩丽听了当然愿意，当下就一口答应。金星根又关照，那批钞票的来路可能有点问题，尽管那是国民党时候的事，但也不宜被人民政府知晓，所以你得按照我交代的方式去兑换。于是就一五一十说了一番，就是后来叶佩丽所进行的那些骗兑流程和反侦查措施。
金星根和叶佩丽谈妥后，给了她若干大洋，让她先去租一处便于水运卸货的偏僻房屋作为活动据点。叶佩丽就对厉某说要替朋友租借一处怎样怎样条件的房子，请其帮忙。厉某根据她的要求，从顾某那里替她租借了苏州河畔北苏州路上的那三间平房仓库。干盘荣于是就和金星根、蒋玉生一起搞了条船，偷偷从水路将伪造的“金圆券”运往北苏州路据点。那些印刷得颜色有些偏深的“金圆券”，按说从安全的角度计议是应该烧掉的，可是干盘荣看着觉得实在舍不得，就通过“水洗”之法弄成旧票，混于新票内去骗兑。
叶佩丽确实没有辜负金星根的重托，先后在杨思区、洋泾区、榆林区几次顺利骗兑人民币。坐镇于北苏州路据点幕后指挥叶佩丽行动的金星根寻思，既然连有疑点的旧票都骗兑成功了，大部分没有疑点的新票还怕骗兑不到吗？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让叶佩丽去租了一辆卡车，把据点内剩下的那些假钞全部运出去一次兑掉。
卡车装了假钞离开后，金星根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又有些后悔了，这种后悔又导致了不安。他在这种不安中等待了将近半天时间，叶佩丽终于回来了。但是，狡猾成性的金星根从据点内往外观察时发现叶佩丽已被侦查员跟踪，情知不妙，就果断下手将叶佩丽灭口，然后趁天黑的掩护在后墙挖了一个洞，带着叶佩丽携回的那些人民币逃之夭夭，先去卢家湾区的一个朋友处过了一夜，次日返回浦东顾家塘。
金星根回到顾家塘后，向干盘荣说了上述情况，干盘荣对叶佩丽的生死根本不当一回事，还夸赞金星根“行事果断，决策高明”。三人为骗兑了巨额人民币而深感高兴，当晚，蒋玉生宰鸡杀鸭置办了丰盛的菜肴庆贺。
席间，干盘荣和金星根对于一件事如何决断发生了分歧：原来，金星根在上海市区操纵叶佩丽骗兑人民币时，顾家塘这边干盘荣和蒋玉生也没闲着，他们继续运转机器伪造了一批“金圆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骗兑之事已经暴露了，这些假钞应该怎样处理？干盘荣是特工，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认为这些假钞不能再留着，应当予以销毁；而金星根是土匪出身，贪婪是土匪的本性，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足能以假乱真的假钞，怎么也舍不得销毁，主张趁人民政府公布的收兑“金圆券”期限未到，继续去骗兑，至于怎么行动，还可以商议，当然是安全第一。
两人先还你一句我一句表述各自的观点，渐渐就不能冷静讨论了，酒也喝多了，就大声吵了起来，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醉醺醺地回房躺下后人事不省。
次日早上，金星根醒来时，干盘荣还在昏昏沉沉地大睡。蒋玉生喝得不多，早已起床了。见金星根醒了，就把他拉到外边去说话。别看蒋玉生貌似老实本分，其实却具备着惯匪的那种“狡猾、贪婪、残忍”的基本特点，他向金星根提出了一个解决与干盘荣两人之间纠纷的法子，这个法子只有一个字：杀！
金星根还有点宿醉造成的头痛，但思维绝对清晰，当下一言不发，马上翘起了大拇指。这样，干盘荣就被惊醒了，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端阳大粽，而嘴里早已被塞了一团破布。几分钟后，这只端阳大粽被绑上石头沉入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
金星根、蒋玉生解决了干盘荣，重新讨论了对于伪造的“金圆券”的处置方案。大多数人有一个习惯：喜欢复制成功。这种习惯到了犯罪分子身上，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重复式的犯罪模式，据说现代侦查学中专门开辟了这样一门学科进行研究。金星根也有这样的习惯，他的想法是再去上海市区找一个叶佩丽那样的主儿，把这些假钞运去骗兑。蒋玉生举双手赞同这位结拜老弟的主意，6月5日将至，事不宜迟，于是决定马上行动。
金星根当天上午就去了市区，找到了一位住在曹家渡苏州河边的当年一起为非作歹的朋友钱某，一说就成，而且不必另外租房子，用船运到他家后窗下就能卸货。金星根理应为他的这次市区之行后悔——他忘记了他找的这个钱某当初还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此刻，专案组已经根据厉某提供的叶佩丽生前交往过的那些关系在进行调查了。钱某正急着寻觅立功机会折抵以前的罪行，待金星根一走，便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
于是，就发生了使金星根、蒋玉生最为害怕的一幕：当晚，金星根、蒋玉生去三里外的一个村庄偷了一条木船，准备将假钞装运到市区曹家渡去。可是，当他们摇着木船抵达顾家塘时，发现已经落入军警的包围圈中了！
伪造“金圆券”案就这样被侦破了，金星根、蒋玉生于1950年2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附录】
一卡车金圆券，兑换折合现在人民币5万元。。。。。。放到现在，纸张加印刷成本，都远远不够
连冥币的价值都不如
贪心呀。
好看的很爽
真不好意思,只管自己看得欢乐,不管信念兄的辛苦
要不是案犯太贪心的话，估计破案还有难度。
精彩，确实精彩
太贪心了。。。竟然换了一卡车金圆券。。
http://m.fx361.com/bk/zmn/history_2020.html
以前看个电视剧，金圆券真不行，车夫吃一碗卤煮都扛不动了
《尘封档案》系列之0020：陈毅批侦的“金圆券”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3期
文易明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占领南京。大军乘势东进，迅速解放了“国民政府”江苏省省会镇江市。随之，根据预先部署，距镇江市二十七公里的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丹阳，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战役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临时驻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座古朴的小城内日夜操劳、精心策划、运筹帷幄，成功地组织和指挥了上海战役，使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与此同时，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为顺利接管上海，在丹阳组织干部进行培训，准备物资。本文所要披露的这段秘闻，最先就是在这里拉开帷幕的……
一、
1949年5月23日凌晨两点，陈毅接待了一位午夜时分刚从上海赶抵丹阳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向陈毅汇报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况，提供了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看似简单、平淡的情报引起了陈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情报，简单得只有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伪造“金圆券”。
以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读者的角度来判读这条情报，可能是很难捕捉到其中的重大意义的。伪造“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使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市面上流通的是人民币，这当儿伪造“金圆券”干吗？难道准备运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区去使用？
但是，对于正在审阅并准备签发一份重要文件的陈毅来说，这条一句话情报的重大价值却是一目了然。这份目前已经载入史册的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重要文件，对于整顿新上海的经济秩序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久远而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更换，从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陈毅为什么对于这条只有一句话的经济情报会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当儿，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这是与伪造人民币同样性质的犯罪活动，并且，处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阶段，这还无疑有着一份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陈毅对此非常重视，问这位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侦缉大队在浦东的内线向他们密报的。”
陈毅沉思片刻：“同志，请你就该情报写一个材料好吗？现在就写。”
于是这位联络员就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写下了这份简单而又重要的情报。
陈毅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请李士英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如若属实，则应立即予以严厉打击，以确保我金融领域不受破坏，维护新上海的经济秩序。
次日，经陈毅批示的这份情报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这个名字，是新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丰碑之一。这个在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贫农家庭的汉子，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30年开始就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从那时起一直到渡江战役的十九年中，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员、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员、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科长、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特派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等。渡江战役前，奉命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不久前来到丹阳后，又被内定兼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后来，上海解放最初阶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李士英看了陈毅的批件后，说上海滩可真是一个复杂之地，我们还没打下来，案子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必须迅速调查。
上海没解放，公安局还没成立，李士英这个即将赴任的局长派得出人手去搞侦查吗？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早已考虑并且作安排了。早在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完全由山东负责提供。因此，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调派过来的李士英带来了一支公安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有过侦查工作实践经验的，李士英点了其中一位名叫徐伯龙的共产党员的将。这是因为徐伯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今年二十五岁，参加革命后才去的山东。现在这个案子发生在上海浦东，李士英认为，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主持该项工作较为合适。
徐伯龙参加革命后先是干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党侦察敌情。后来，地下党中出了叛徒，组织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识的同志立刻撤离，他于是就去了胶东半岛，在许世友部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军区保卫部干事。济南战役前，奉调去了华东局社会部接受保卫工作训练。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徐伯龙被分派到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手下从事侦查工作。
从徐伯龙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侦查员，他不过是进入济南后接触了一些公安侦查工作。所以，可以想象，当他听了李士英下达的根据“一句话情报”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任务后，心里不禁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还有谁和我一起干？”
李士英笑了，说目前没有谁了，就你徐伯龙一个。不过，到了上海后，可以根据需要给你派几位助手，成立一个专案侦查组。上海前线作战态势令人振奋，估计我军明天就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最后防线进入市区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丹阳前往上海。你从现在起不必参加学习，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个案子吧。
这样，徐伯龙就正式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使命，开始独自考虑案情。按照通常的侦查思路，应当是向提供线索的人进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其线索来源是严格保密的。当时，上级领导连该线索来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也没有对徐伯龙透露。徐伯龙只有靠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测该案的侦查方向。
次日，上海前线传来解放军已经攻入上海市区的消息。5月26日，上级下达了离开丹阳前往上海的命令。徐伯龙在离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正好一个月的小城时，对于该案如何开展侦查已经有了一个思路,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徐伯龙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龙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准备。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四人作为徐的助手，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徐伯龙的四名助手，都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关志存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一名叫杜奔的小伙子是1948年底参加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还有一个姓马的二十二岁的青年刑警是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
5月27日，徐伯龙在上海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庆锣鼓爆竹声中，于福州路185号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他的四名助手见面，成立专案侦查组，随即就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徐伯龙向四名侦查员介绍了案件情况，说同志们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任务。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徐伯龙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该布告主要规定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二）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
（三）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但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继续发行，伪“金圆券”还会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市场使用伪“金圆券”，不受第一次比价之限制，人民可随时按其贬值程度更改比价。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不得因伪“金圆券”贬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均须按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凡不依上述规定改订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为照顾人民困难，本市中国人民银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收兑之比价、票面种类、期限及兑换手续办法，由人民银行规定公布。
徐伯龙介绍了布告的主要内容后，说这份布告将于明天在上海全市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根据上级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于5月30日成立，届时将开始收兑“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这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如果我们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将本案侦破，不法分子伪造的“金圆券”就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侦查工作。请大家议议，看我们如何进行侦查。
众人就开始发表各自的见解，最后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伪造“金圆券”的技术要求特点，对相关拥有技术和设备的方面进行调查；二是既然情报说线索是在浦东，那就派人前往浦东进行查摸，重点还是围绕印制钞票的技术和设备。
事不宜迟，于是就赶紧分工：徐伯龙和曹孝先去“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关志存、杜奔和小马分别前往浦东地区的三区三县进行查摸，鉴于治安形势严峻，他们都必须化装前往。徐伯龙一边布置着，一边拿出一本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每人给了一张，上面写上姓名和调查事由。他关照各人到了调查地后，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可以随时拨打介绍信上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同志会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转告他这个专案组长的。
徐伯龙、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制厂”，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时期的财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工厂，我党准备接管上海时，将这家工厂列为首批必须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华东局移至丹阳时，就已经与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取得联系，由该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区印钞厂的一些技术骨干集中于丹阳，随军南下。1949年5月27日，这些骨干随军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制厂”。徐伯龙、曹孝先抵达时，该厂的工人群众正兴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牌子挂在厂门口，这一行动宣告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历史的结束。
军代表接待了两位侦查员，听了来意后，当即召来该厂的工程师和解放区随军而来的技术骨干，接受侦查员的调查。
侦查员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一）“金圆券”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以来，全部票面的钞票都是在该厂印制的，最先印制发行了二十万亿元，后来加印到一百三十万亿元，最大的面值是一百万元。所用的纸张是：大面值用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面值用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二）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钞票毫无差异的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伪造者，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假钞在银行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徐伯龙经对方如此这般一说，心头的压力好像稍稍减轻了些，因为对手即使伪造成功了，其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跟曹孝先交换了意见，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决定也去浦东城镇进行实地查摸。
之所以选定城镇作为查摸首选目标，是因为从印制纸币的技术角度而言，不管印制地点是否在城镇上，作案线索都离不开城镇，所以选定城镇作为首选目标乃是一条捷径。浦东地区，当时有属于上海市的高桥区、杨思区、洋泾区和刚被列入苏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被专案组列入侦查范围的有以下几个城镇：高桥、洋泾、杨思、川沙县的城厢、南汇县的惠南、周浦和奉贤县的南桥镇。徐伯龙和曹孝先离开市区前往浦东时，前往南汇县查摸的侦查员杜奔已经在周浦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杜奔出身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二战”结束后美军兜售战备物资时，他从老爷那里取了钱去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平时休息日也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去上海近郊搞些旅游、钓鱼什么的休闲活动。这次，杜奔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旅游者开了摩托车前往南汇调查。从上海市区过去，第一站是周浦镇。这是杜奔以前旅游时经常来的一个地方，他在该镇还有几位朋友，于是就把摩托车寄放在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里，也不跟当地已经接管了伪警察署的军代表联系，只是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周浦镇上唯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装客户跟印刷社老板聊天，得知该社不过是一家小小作坊，只能印制些名片、招贴、账册、信封、信纸之类，都是以铅字排印后上机印刷，然后再切边装订。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印制的招贴纸上需要有图片、照片呢，那应该怎么解决？对方告知说，如果是简单的图片，那就用木刻制版，至于照片，那就得去市区大印刷厂专门制作版子了，制作好版子后，他这里也可以印制。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估计照片制版的价格一定不菲，货比三家不吃亏，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区哪里制版价格最便宜？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点惊喜，他说要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谓“找私人”，就是少数掌握照片制版技术而且在印刷厂供职的技师，在业余时间偷偷接私活干。老板不等杜奔打听，就提供线索说，周浦镇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姓白，是上海市区一家大印刷厂的技师，家住周浦，最近因为战乱工厂不开工，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制版可以去找他。
杜奔于是就去拜访那位白技师，还是以客户身份出面。白技师在闲谈中无意间说到了一条线索：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曾来向其询问是否可以制作纸币版子。
再问下去，白技师再也不肯吐露什么了。杜奔只好出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白技师这才说出了那个找过他打听能否制作钞票版子的人的情况：那人是本地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不清楚，家住何处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师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两夜时经常会在周浦镇街头遇到他。此人三十多岁，自称姓方，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几年水手，能用英语跟洋人会话，喜欢喝酒饮茶，有几次白技师路过镇上的茶馆时总是看到他在里面高谈阔论，因为脸面上有许多凹点，所以大家都称其“方麻子”。
杜奔如获至宝，叮嘱白技师保密，马上前往警署，找到军代表后说明来意，要求迅即协助查找“方麻子”。军代表便召来两个本镇出身的留用警察打听，得知周浦镇上确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车弄。
于是就登门查访，方妻说丈夫外出已有十余日，没有说过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杜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方阿祥是海员出身，性格豪爽，平时很喜欢交朋友，他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方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丈夫平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否已经触犯了法律。但她听说眼前这个说上海话的小伙子是市里下来的，便料想对方阿祥不会有利，正想摇头来个一问三不知，却被陪同杜奔登门的那两个留用警察凶神恶煞地一吼给吓了个激灵，于是就脱口说出丈夫最近和一个绰号叫“大牛”的男子接触较多，那个“大牛”到方家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要带一些礼物。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就是“大牛”登门后跟着对方匆匆而去的。
杜奔问了日期，发现方阿祥离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师提出是否能制作钞票版子的次日。于是就继续追问，但方妻却提供不出更多的细节了。
离开方家后，杜奔向那两个警察打听是否知道“大牛”。那二位摇头，但说他们可以负责打听，如果是南汇本地人，应该是打听得到的。杜奔去了警署，却意外遇到了刚赶到的徐伯龙、曹孝先。他向徐伯龙、曹孝先两人一说侦查情况，两人大喜。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连夜调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三、
这边，徐伯龙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镇挑灯夜战连夜查访；另一路侦查员关志存也是精神抖擞，因为他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关志存去高桥镇查摸，他在街头转悠着想打听这个镇是否有印刷厂或者作坊，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老洪。这个老洪以前也是干刑警的，在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警察局，因为工作关系，跟市警察局刑警关志存接触较多。当时关志存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见老洪正派，追求进步，于是就发展对方加入了地下党，一度还受关志存的领导。半年前，老洪因参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潜至浦东乡间隐蔽。前几天刚重新出山，被组织调派至高桥协助军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领导了。
关志存听老洪一说情况，自然大喜，说那你赶紧助我一臂之力，我这任务可是火烧眉毛般的紧急啊！话虽这么说，因为需要保密，也不便透露案情，只说需要了解高桥区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业相关的情况。老洪自是心领神会，当下也不问，说那就去见一下军代表，商量一下应该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警署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自然热情配合。三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召集几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来介绍情况。这一介绍，使关志存获得了一条线索：十天前，曾有人从本镇“宏泰机修厂”购买过一台印刷机。
“宏泰机修厂”是宁波人范宏泰于抗战时期到高桥镇来开的一家小厂，最初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机器为主，后来因为不断有乡民把日寇投降时扔下的破旧机器作为废铜烂铁贱卖给该厂，而范宏泰则将这些机器让厂里的技工拆拆装装，竟然折腾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类机器，工业用家庭用分门别类标价出售，如坏包修。报纸、电台广告一做，上海滩和江浙两省邻近地区的主顾纷纷登门选购，这位范老板着实发了一票。自此，“宏泰机修厂”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收购各类旧机器、零配件，大到整台车床整条机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垫圈，来者不拒，童叟无欺。
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跟范老板是朋友，两人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十天前有人向“宏泰机修厂”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消息就是范老板在这种吃喝中无意间透露的。
据范宏泰说，这台小型双面胶印印刷机是日本东京大业印刷机械株式会社为侵华日军特制的军用产品。运到中国后分配给了侵华日军海军驻沪的第三舰队，但在使用时发生了故障，因而废弃不用，日本投降时就被人弄走，卖到了“宏泰机修厂”。经检修，终于使之恢复了正常功能。可是，尽管一连两年每次做广告时都将其列入出售产品的单子，但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哪怕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
上海战役打响后，范宏泰作出决定：全厂停工，留下部分人员护厂，其余人员回家待命。
这道命令刚刚下达，一个操浦东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来敲响了“宏泰机修厂”刚被关上的厂门，要求跟范老板谈一笔生意：询问“宏泰机修厂”是否有现成的印刷机出售。范老板马上想到了扔在仓库一角的那台日本产品。双方商议下来，最后定了一个成交价，约定5月17日银货两讫。这样，这台印刷机就被客户用一条小木船装运走了。
关志存要求跟范宏泰见面，要当面了解情况。范老板所说的情况跟老季所介绍的并无出入，关志存于是询问那个中年男子的情况。范老板先回忆了那人的年龄、外貌、衣着、口音，这些对关志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并无帮助，他需要的是迅速找到对方的直接线索。范宏泰说：“先生这就颇有些犯难了，因为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作为出售方，对方如果不作自我介绍，我是不能询问其来路的。”
关志存只好连连拱手，请范老板仔细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么细节有助于了解对方的下落。范老板想了一会儿，眉峰一耸，说想起一个细节，不知是否有用——他记得客户那条载运机器的木船的橹上，用红油漆写着“和元记”三个字。
“和元记”是什么意思？范宏泰解释说，可能是某个商行或者作坊的字号，说明那个客户的木船是从该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么商行或者作坊会在日常经营中使用船只吗？范宏泰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油坊、鱼行、租船铺……关志存听着心里窃喜，寻思这三个行当并不多，应该算是容易寻找的。一事不烦二主，他顺便向范宏泰请教：这高桥镇上是否有“和元记”字号？范宏泰摇头。
这时天色已晚，关志存想吃了晚饭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趁热打铁追查“和元记”的下落。吃晚饭前先得跟市里通个电话，向专案组长徐伯龙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到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接听的同志说徐伯龙不在，但留下过话，让他们转告留言。关志存于是就把在高桥镇发现线索之事说了说，又留下了老洪这边的电话，让值班室同志转告徐伯龙有指示就打这个电话，这边的人会迅速通知他来接听的。
然后就和老洪他们商量查找“和元记”，最后决定先用一个笨办法试试：一会儿去警署向杨思、洋泾两区和川沙县城厢镇的同行熟人打电话，询问那里是否有“和元记”。
这样，关志存就连夜守候在警署的电话机旁，由那几个警察轮流拨打电话。两区一镇了解下来，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的商行或作坊。
关志存这下有点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说有地图吗，看来我得往浦东其他城镇考虑了。
这样，尽管老洪出面将关志存安排在高桥镇上最好的一家旅馆里，但关志存哪里睡得着？他对着地图反复考虑，忽而又对老洪他们打电话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怀疑，寻思别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吗？如此，关志存一直到清晨三点多钟方才迷糊过去。
话分两头，这边关志存安静休息，周浦那边杜奔他们查摸“方麻子”和“大牛”的情况进行得如何呢？
徐伯龙、曹孝先赶到周浦后，杜奔顿时信心倍增，寻思三个人一起查还怕找不到那两个主儿？三人商议下来，认为还是得请警署军代表协助发动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个“大牛”的线索。估计只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儿“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该露面了。军代表一听自是积极协助，连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说上海市区来同志急找一个人，请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积极，随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要说这些郊镇旧警察的侦查本领，那确实不敢恭维，不过这些人对于周浦本镇的情况却是了如指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挨家挨户排查下来，发现本镇没有一个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龙提出：那么是否此人本不姓牛而生肖属牛呢？军代表于是就让拿出户籍档案，众人一起动手查，但凡生肖属牛的成年男子都给另列出来，但跟方阿祥老婆所说的那个“大牛”的外形模样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这样，侦查员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不幸的事实：这个“大牛”不是周浦本镇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难度。
徐伯龙看看时间已是下半夜了，于是就请大家各自安歇。徐伯龙回到旅馆睡了一会儿，醒来时东方已经露白，他的脑子里忽然如流星划破夜空似的掠过了一个想法，不由得一阵兴奋，自言自语道：何不这样试试？
徐伯龙的新思路是：那个海员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个朋友，在周浦镇上肯定还有若干朋友跟他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而方阿祥有“大牛”那样一个经常往他家送东西的朋友，也肯定会在其他朋友面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镇有哪些朋友，登门造访，或许可能获得那个神秘人物“大牛”的线索。
这个思路立刻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于是三人去外面找了一家面馆吃了早餐，然后就再次造访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说丈夫确实有若干铁哥们儿，掰着指头一一说来，一共有七八个，都是周浦镇上的中青年男子。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晓的，一一对侦查员说了。巧的是，方阿祥的这些铁哥们儿中的一个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车的那个老任！
于是就登门拜访这位老任，杜奔问到方阿祥，他说知道。三个侦查员心里一喜，可是这个希望竟然就像一颗风中的火星，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老任从未听方阿祥说到过“大牛”这个人！
徐伯龙心里一凉：糟糕！莫非是一场空欢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却似胸有成竹地说：“不是说方阿祥有七八个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吗，那就去问问他的其他朋友吧。”
杜奔就让老任提供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姓名住址，三人分头登门造访。这番折腾结束，已是过了中午，每个人都忙了个满头大汗，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没有哪个朋友听方阿祥说起过“大牛”。
这是怎么回事？三个侦查员开始审视自己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谈的性格，什么话都肯对朋友说的，却偏偏隐瞒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这本身就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两人肯定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继续寻找这二位的下落。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接管伪警察局之前，新政权的侦查员已经在为保障新上海的经济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这边，徐伯龙、曹孝先和杜奔三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从方阿祥的妻子那里了解情况。到北油车弄一看，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侦查员一愣：莫非全家开溜了？三人正对着紧闭的大门发怔时，右侧邻居家出来一个老者，问你们找谁？听说是找方家，便说方家娘子带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发烧，一夜咳嗽，看来病得不轻。徐伯龙便说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开口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于是就进了老者家的院子。这一进去，想不到竟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
这老者在南汇县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他曾中过清朝的秀才，后来又留过洋，主持过中学，抗战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做过文官，“一·二八事变”时参加过跟日本政府的谈判。后来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汉奸政府，邀请他出任伪官，他坚辞不受，回乡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抗战胜利后，老者方才还俗，看到国民党官僚在接收时的情景，便断了重新出山之念，隐居在家，终日读经，不问世事。但他毕竟是个有学问且见过大世面的人，尽管徐伯龙三人穿着便衣，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不是凡夫俗子，当下便请他们入内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后，询问客人因何造访方家。徐伯龙见对方是一个可靠群众，于是就亮明了真实身份，说是奉命来找方阿祥了解一桩公事的，同时还想找一个诨号“大牛”的人。老者听了“嘿嘿”而笑，说看你们一个个眼布红丝脸挂倦容，想来昨晚没有睡好，唔，若是早点到我这里来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腾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龙一听便知撞运了，连忙用浦东本地话请求老者说说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说：“方阿祥到何处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大牛’的我却估料得八九不离十——他准是在彭公观。
据老者说，那个叫“大牛”的汉子，其实跟方阿祥认识不过几个月，但这一段时间来得特别勤，有时方家没有人，也会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来。老者跟其闲谈之下，略知对方的些许经历：那人姓牛，南汇县新场人氏，以前曾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远洋轮上当过多年海员，后来因为患了关节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据说他曾在国外喝醉了酒犯过人命案子，但因为逃得快没有受到追究。不过这人迷信，最近两年老是不顺，干什么败什么，不知为什么事情还折进过局子，好像是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关押了三个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说起此事，请求指点迷津。老者说你出家吧，也许可以得到解脱。上个月“大牛”来对老者说，他已经跟镇外彭公观的道士说好了，就到那里去做道士。彭公观是老者经常光临的地方，那里的道士知道他出过家，将其视为同道之士，所以关系不错。三天前老者上街去购物时，遇见彭公观的一个道士，告诉他说那个姓牛的真的到他们那里做了道士，还捐了一笔钱，这几天一直在观里住着呢。
侦查员闻听之下，哪里还坐得住，当下问明彭公观地址，立马前往。到了那里，只一打听，果然说有一姓牛的在那里，只是还没有正式办理出家手续，也就是还没有举行仪式，现在后院住着。三个侦查员直奔后院，果然在竹林中的一间幽静小屋内找到了“大牛”。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脸上密布凹坑的主儿——“方麻子”！
侦查员杜奔这一刻真是兴奋至极，对着那二位脱口而出：啊！朋友，终于找到你们了！
四、
侦查员是请彭公观的少年道士把他们引领至后院竹林的。这方面，就要说徐伯龙的细心了，步入竹林时，他让所有人都不要吭声，放轻脚步，慢慢地接近小屋。
众人挨近小屋只稍稍一听就大吃一惊：屋里传出两个人的对话声，说的竟是英语！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干过，懂些英语，听了听对徐伯龙附耳悄言道：“他们好像在讨论关于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的问题。”
徐伯龙马上断言：这就有问题了！进去！
于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门，里面不曾提防，那个叫“大牛”的听清是小道士的声音，一边把门开了一条缝一边说：“不是让你们没有事情不要来打扰我吗？”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冲，硬生生地把房门顶开了，“大牛”差点跌翻。定睛看时，三个侦查员已经一拥而入。他刚张口喝问了半句“你们是什么……”就愣住了，因为侦查员已经把手枪亮出来了。
这时，徐伯龙才看见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满脸凹坑足以证明他就是要寻找的正主儿方阿祥，不禁大喜。那当儿也没有搜查证什么的，当下喝令那对会说英语的哥们儿去屋角蹲着，杜奔在后面盯着他们，徐伯龙和曹孝先就开始搜查。只见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刊，略略一看，全是关于印刷和机械方面内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则有一些拆开的机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门别类放得很整齐，仔细一看，地板上还有铅笔写的编号。墙上挂着几份机械图纸，也是关于印刷机方面的。
徐伯龙问那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
方阿祥回答：“没啥，闲着没事，研究研究机器。”
“大牛”接着说：“对，没啥，这一阵外面很乱，闲着也是闲着，弄台机器来研究研究，以后开家厂子呗。”
徐伯龙冷笑：“不肯老实说？那好，把东西都带上，跟我们走一趟。”
方阿祥和“大牛”被带到了警署，就地分别讯问。两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说了个竹筒倒豆子——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汇新场人氏，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轮机匠。抗战爆发那年回到浦东家乡，那时浦东地区一片混乱，有枪便是草头王。牛金虎凭着一支从国外带回来的左轮手枪，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折腾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队伍始终拉不起来，不禁有些沮丧。再一看那些拉起队伍的也是互相火并，弱肉强食，寻思这种勾当不能作为一门职业来做，否则一不小心就把性命做没了，于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后来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种田。
这样，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大约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来办事，在街头与方阿祥不期而遇，两人一怔之下又一喜：原来，他们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工作时，曾在法国马赛港见过面，相处过几天，这就算是老相识了。方、牛从此就开始互通往来，喝酒时闲谈，面对着国民党行将败退的乱世，他们产生了捞一把的念头。怎样捞法？抢劫型的暴力行动牛金虎已经从事过了，觉得危险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块做强盗的料，一看到手枪就发抖。于是两人就商议如何用“非暴力方式”获取财富，反复商量下来，最后牛金虎从他手里留着的一张当初在外轮当水手时买下的英国债券得到了启发，提出何不伪造外国债券抛售出去，迅速获取一笔巨款后埋头伪装良民，过一辈子富裕日子？这个主意比较适合方阿祥的性格，于是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两人于是开始考虑如何进行这桩活儿，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是自己动手伪造合适，况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轮机匠，对于机械设备有些熟悉，自信操作印刷机器之类的活儿还难不倒他。不过债券的版子技术难度甚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那怎么办？牛金虎就让方阿祥去物色这方面的专门师傅，以重金相酬，保密料无问题。
这样，方阿祥就找了本镇的白技师。而牛金虎则在上海解放大约七八天前从上海市区的工业品旧货市场淘得一台报废了的胶印机和一些零部件，又买了一些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方面的书刊资料，买通了彭公观的主持道士，以出家当道士为名，在观内借得一间房子，把废旧机器等搬入后，叫上方阿祥躲在里面“攻关”，一心想自己装配一台印刷机，然后去请白技师制作外国债券的版子，具备条件后开工生产。
没有想到，对于印刷机的“攻关”还八字不见一撇的时候，侦查员已经登门了！
徐伯龙等人本来对这二位正在日夜操劳进行技术攻关的朋友寄予满腔希望，指望将这个案子一举拿下，没想到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于这两个被捕者的处理，当时先暂时关押于周浦警署内。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后，由于牛、方两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破获的，所以尽管当时已将南汇县正式定为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但还是将两人关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方阿祥释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抢劫杀人罪行被逮捕，后交法院审判。因历史罪行查证困难，牛金虎所交代的杀人罪没有证据，最后于1950年1月以抢劫罪判刑十五年。
这样一折腾，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龙通过电话向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贤县进行查摸工作的小马的进展情况，得知那边没有发现线索，于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汇县继续查找线索，让杜奔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高桥镇跟关志存会合。此刻，徐伯龙心里对关志存查访“和元记”那条线索寄予着很大的希望。
徐伯龙、杜奔抵达了高桥镇，这时杜奔才知道徐伯龙是高桥镇人，离家已有十个年头，而且跟家里从未通过信息，便劝他应该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龙心里确实有着回家一看的强烈念头，但此刻身负重任，侦查工作八字还没有一撇，哪里放得下来？于是便让摩托车直接开到了关志存下榻的旅馆。
三十八岁的关志存身体没有其他几位侦查员好，他以前患过肝炎，后来知道这时已经患上了肺结核，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脸色非常难看，但还是强撑着一边咳嗽一边向徐伯龙汇报了对于那支上面用油漆写着“和元记”三字的木橹的追查情况。
关志存在老洪的协助下，对杨思、洋泾二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商行、作坊、工厂等进行查摸未果，又想到了“和元记”可能是浦东另外两个县内商业字号的可能性。他把这个设想对老洪说了，老洪说那就查吧。不过，老洪对于自己主持的对杨思、洋泾、川沙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调查感到有些不托底，因为他所调查的对象并非商业界人士，是否会出现遗漏呢？所以，他认为应当重新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老洪的这个想法获得了关志存的认同。两人商量下来，想到了一个稳妥可靠的法子：到商会去查资料。当时每个县都有商会，有的商会内部还设同业会。所以，商会的资料应该是齐全的，哪怕是多年前开的店铺而现在早已关闭了的，只要当时有字号，商会就会留下该字号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
于是，老洪就让手下人往杨思、洋泾二区的商会打电话查询此事。正好又获悉高桥驻军有一辆卡车去川沙县城城厢镇装军用物资，于是两人便搭车前往。到商会一查资料，川沙全县自成立商会建立档案以来，从未有过“和元记”这个字号。那么南汇和奉贤呢？县商会接待他们的那个职员说，我这里可以马上打电话去向南汇、奉贤两县商会询问。
电话查询下来，南汇、奉贤两县的商会档案里也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
徐伯龙听关志存如此这般一说，心里也是一阵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专案组长，脸上便没有表露出来。他发现关志存不停地咳嗽，脸色也不好，便说现在咱们先不考虑破案问题了，到我家去吃饭吧。关志存听了也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组长就是高桥镇上的。
关志存和杜奔跟着徐伯龙去镇子南侧的家。徐伯龙家是开烟纸店的，他离开后还继续开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父母兄弟姐妹见徐伯龙突然回家，自是连忙准备饭菜，招待三人吃了一餐美食。
回到旅馆，徐伯龙执意让关志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开了个房间，喝着茶对“和元记”的情况进行分析，谈到很晚，却始终没有突破。于是说明天上午前往“宏泰机修厂”拜访那位范老板，指望再获得些细节。
次日，1949年5月29日，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内部看来，这显然是自定的最后破案期限了。因为根据上海市军管会事先的安排，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挂牌成立，正式对外营业。同日，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正式流通。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在全市设立三百六十九个“金圆券”收兑点，以十万元兑换一元人民币的比值，在七天内按照“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方针，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如果在29日当天还不能侦破此案，伪造的“金圆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于兑换人民币了，这样，新政权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损害，新上海的经济秩序也将遭到破坏。
因此，不难想象，29日这天徐伯龙的心情有多么紧张。上午八点多钟，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机修厂”。那里是一片喜气洋洋，原来，机修厂老板范宏泰见上海解放后局势平静，加上当地区公所的接收小组领导又登门拜访，请“宏泰机修厂”照常营业，范宏泰于是决定恢复生产，心里寻思应该讨个吉利，就说这高桥镇新生了，咱这机修厂也跟着新生了，就让买了许多鞭炮燃放。两个侦查员登门时，范宏泰正带着工人们放得起劲，砰砰啪啪之声震耳欲聋。
徐伯龙等了一会儿才候得仪式结束，于是赶紧上前去找范宏泰说话，亮出上海市军管会的公函，让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说几句话。对方便把两人领到一幢小楼上的厂长室，郑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龙用高桥当地话跟对方交谈，把范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脸回忆这高桥镇上何时有过这等人物时，徐伯龙自己道破了真相。这个小插曲拉近了范宏泰跟侦查员的距离，也大大调动了他的主观积极性。他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那支有“和元记”字号的木橹的，就说“和元记”肯定是某家商铺作坊之类的字号。侦查员说不错啊，可是我们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调查的触角已经伸遍了整个浦东地区三个县呐！
范宏泰抽着杜奔递过去的“大前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
徐伯龙有点蒙住了的感觉：“旧货行？什么意思？”
范宏泰还没有开口，一旁的杜奔忽然叫声“哎哟”，直拍自己的脑袋。这个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刑警的地下团员被机修厂老板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对啊！这支橹有可能是从旧货行淘来的呢！”
范宏泰说：“我以为你们已经去过旧货行了呢！那天前来装运印刷机的那只小船，新旧程度跟那支写着‘和元记’字号的橹根本不相配，船新，橹旧。因此，估计那条小船上的原配橹已经丢失，船主人就去旧货行淘了一支。这样，你们去吴淞镇上的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我估计这支橹十有八九就是从那里卖出去的。”
徐伯龙和杜奔匆匆返回旅馆，对关志存说了一声，杜奔推出摩托车，载着徐伯龙前往吴淞。找到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一问，果然如范宏泰所料，他们不久前出售过一支“和元记”的橹。至于“和元记”是哪里的商号，他们倒并不知晓，因为这支橹的来路有点放不上台面，那是一个农民在长江里捡到的，放在家里没有用，就扛到旧货行来卖，也好换几个酒钱。至于那农民诚实与否，这就不是旧货行需要知道的了，当时这个行业的规矩是：只要卖货人没有直接说是盗劫诈骗而得，通常都是没有二话就收购下来的。
侦查员的思路很清晰，对旧货行老板说，我们不想了解“和元记”是哪家字号位于何方，只想知道是谁向贵号买下了那支橹。那个胖墩墩的老板于是让伙计拿来账册，翻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毛笔字让侦查员看，只见上面写着：高桥镇木路村李海王。
旧货行胖老板说：“就是这个人买去的，当时杀价太凶，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不过想想那天正好是我独生儿子的生日，也就算了。”
木路村离高桥镇三里，不过摩托车是无法开过去的，都是尺把宽的小路，还有独木桥。徐伯龙和杜奔、关志存，乘着老洪所借的一条小船前往，顺利找到了那个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从“宏泰机修厂”买去的印刷机。这个李海王见到侦查员登门一点也不慌，不等侦查员开口询问，反而开口问来者何意。那就索性开门见山说印刷机之事吧，你一个庄户人家买这样一台机器干吗？
李海王大笑，说您几位眼力不好，我此刻虽是住在这村上的庄户人家，但我本人并不是种田出身啊！我是干什么的？听口音你们几位是上海市区的？那一定知道虹口公平路上的“庄严印刷厂”了？以前那里是日租界，那厂是日本人开的，叫“武藤印刷株式会社”，抗战胜利前夕那日本老板急着回国，就把那厂子低价抛售，由一个叫庄书志的先生和他的妹夫严稼夫合伙买了下来，改名为“庄严印刷厂”。兄弟不才，就是那家印刷厂的工人。我在抗战前两年就在日本老板手下做了，十几年做下来，印刷厂的每个工种都干过，而且都精通。
李海王说到这里，发现来人还站着，便招呼大家坐下，沏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继续说下去，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兄弟我的技术不赖。那印刷厂换了老板，第一个出面挽留的对象就是我啊！本来我也不用回乡来吃闲饭了，可是局势如此，没有办法。去年12月，我那二位老板不知吃了哪门药，忽然说如今形势紧张，“国军”连连失利，看来共产党要打到上海来了。听说在共产党手下日子难过，咱们去海外吧。人家老板这样决定了，咱们底下这些工人是没有说话的份的，是人家的产业嘛，开厂关厂还要来问你？这样，今年3月上旬，工厂的机器就都拆掉了，听说是运到马来亚去了。老板还邀请厂里的技术骨干跟他们一起去，第一个找的还是我。我的家小都在浦东，我怎么可能抛下家小单身走人呢？当然一口回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失业回家了。不过，人家老板倒还懂得江湖上的规矩，给我发了一笔遣散费。
我回乡后，想着自己对于前途得有个考虑啊，仔细思量后，觉得“做生不如做熟”，还是干我的印刷老本行为好，我可以在高桥镇上开一家印刷社啊。我就联络了两个失业工友，原先都是一个工厂的弟兄，他们很是赞同。这样，我就去“宏泰机修厂”淘了一台旧印刷机，房子也已经看好付过定金了，就在高桥镇上娘娘庙旁边。如果没有意外，准备今年7月1日开张。
李海王这番话语说出来，听得侦查员真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看对方那副从容的神情，凭经验就可以断定说的是真话了，眼前这人跟伪造“金圆券”案看来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还是需要调查一下，于是马上分头对租房情况、另外两个工友合伙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当天傍晚，徐伯龙三人会合，交换了调查情况，证实李海王所言属实。不久，李海王和两个工友果然开了一家印刷社。
这时，小马已经结束了在奉贤的调查，返回了上海市区。昨天留在南汇县调查的曹孝先也打来电话说没有任何收获。下一步工作怎么做？这需要专案组长徐伯龙作出决定了。
徐伯龙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全体返回市区，重新确定侦查方向。
重新确定的侦查方向是直接盯着银行收兑点，因为按照案犯作案的正常速度估计，他们肯定已经完成了伪造“金圆券”犯罪活动，从次日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到兑换上了。这样，侦查工作就只得借助于银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识别假“金圆券”，一旦查到，就可以顺藤摸瓜地追查下去。
当天晚上，专案组分头驱车前往全市各区的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下属中心营业所（当时还没有“支行”的说法）交代协助侦查的事项。当时上海市沿袭国民党执政时的行政区域划分，一共有三十个区，受时间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侦查员不可能一一跑到，那些远的区，就由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直接用电话下达指令了。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了十二下。不知明天运气如何？
五、
1949年5月30日，是新中国上海金融史上一个必须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沪组建的上海市分行正式挂牌成立，同日，上海市民开始将即将退出市场流通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大规模流通。
对于专案组诸君而言，从这天开始，他们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侦查。第一阶段侦查工作的失利以及时间的紧迫，给专案组五位侦查员的心头增加了压力。但是，事到如今，压力再大也得迎头而上，而且有进无退。
根据分工，专案组长徐伯龙坐镇四马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负责主持侦查，其余四名侦查员曹孝先、关志存、徐伯龙和小马则分别前往划定的四个区域，每人负责对九十个收兑点进行巡查。以专案组区区五人的力量要想监控全市三十区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那是很困难的，难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因此，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借助于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非全是银行的资深职员，其中有的入行不过短短几个月,对于“金圆券”真伪的识别能力有限，因此，专案组意识到接下来要进行的侦查显然是困难重重。
在开始收兑“金圆券”的最初两天里，专案组获得了五条线索。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其中三条线索的当事人根据他们出场的先后次序，以英文字母来表示：
A，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身高体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十扎，每扎一百张，合计十亿元。十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按照军管会规定的十万比一的比值，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一元！
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大扎新票，引起了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那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个是年初刚进旧银行工作的练习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徒；还有一位则是由区政府推荐的协助收兑“金圆券”的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现在的说法就是义工、志愿者。这二位工作积极性、革命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识别真假钞票的本领。之所以对眼前这位纨绔子弟产生怀疑，是因为这人竟然拿出十亿元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来兑换，这种整齐划一的大票面新票是他们之前经手的那些兑换活儿中从未有过的。于是他们就要对这位主顾予以特别关照了，一个辨认钞票的真假，一个指着自行车后面书包架子上的旅行袋问：这也是“金圆券”？也兑换？
纨绔子弟说不是“金圆券”，是旧书，准备卖给旧书店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美国骆驼牌香烟请工作人员抽，被拒绝后，就自己叼了一支抽了起来。
那位练习生点检“金圆券”，没有发现问题，只好把一张一万元人民币递给他。他是这个收兑点的负责人，有处置事情的决定权，想起领导关于密切注意识别假钞的指示，当下就在那青年说声“告辞”上车欲离的一瞬间，对旁边一个女志愿者使了个眼色。
解放伊始，人民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之心，寻找一切机会义务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凡逮到这种机会，往往是鞍前马后车轴般地转，常常比主持工作的本主儿还忙。这天上海的三百六十九个收兑点上，每个收兑点都聚集了一帮子男女青年，相帮着插彩旗、贴标语和维持秩序。这个练习生此刻就示意一个有自行车的女青年志愿者跟踪那个可疑的纨绔子弟。
跟踪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主儿骑车去了附近一家南货店，用兑换得的那张新人民币购买了一包红糖、一包桂圆和一些石碱，然后返回了距这个收兑点有四条横马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听看门人称呼他“少爷”，看来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园洋房的规模，这户人家应该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本家。这样一个资本家少爷，不差家里的佣人保镖之类兑换钞票，竟亲自出面来兑换区区一万元人民币？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另外，他不是说要把自行车书包架子上那个旅行袋里装的旧书卖给旧书店吗？怎么没去旧书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练习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怀疑对象，于是赶紧去附近找了个电话机向领导汇报。银行领导随即给徐伯龙那边打电话通报情况，徐伯龙便指示分管那一带收兑点的侦查员曹孝先立即调查。
就在曹孝先闻警出动的时候，市区另一侧徐汇区的一个收兑点也冒出了一个可疑对象B。
主持这个收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是一个业务经验丰富的中年职员，银行领导考虑到这个收兑点地处市民密集居住点，可能前来兑换的市民比较多，所以另外给他配备了助手，其中一个是银行的练习生，另外数位则是义工志愿者。
B一出场，就引起了一个复姓完颜的志愿者的注意，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B是一条彪形大汉，身穿黑色对襟国术练功服，未扣严实的衣襟间露出浓密的胸毛，很容易使人觉得此人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二是别人都把要兑换的“金圆券”拿在手里、装在袋子里或者用自行车推着送来，这人却是拉着一辆人力车，上面装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这样，当这人的人力车刚停下，一边擦汗一边埋怨“怎么这么多人”的时候，就被完颜盯上了。
完颜上前招呼他不必排队，到这边来，又问：你车上装的都是“金圆券”吗？一共多少自己点过数吗？
大汉傲然回答：不多，也就一万亿元吧，我没有细数过。你们不必过于较真的，估摸着兑换就行了，不过麻袋要还给我。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个麻袋从车上往下卸。完颜解开扎住袋口的细绳，让旁边的同伴相帮着把“金圆券”倒出来堆在一旁，不禁暗吃一惊：都是面值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的大面值“金圆券”，有新有旧，新旧比例大约在八比二。
一万亿元“金圆券”按照比值可以兑换一千万元人民币，放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也就是一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凡是被查出贪污数额达到一亿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元）的，没有一个不被判处死刑。
这大汉是个兑换大户，工作人员给予特别优待，没有等待，立刻着手点钞。由于大汉有疑点，所以点钞由那个被称为“老法师”的中年职员主持，他本人当然不动手，而是让一群热情高涨的青年义工志愿者动手，自己则抽查“金圆券”中是否混有假钞。一万亿元的纸币，即使都是五十万元、一百万元面值的大票，也有一百张一扎的一万多扎。试想，如果一一点数，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银行方面事先是有说法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抽检后称重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说法当然不会对外公布，所以大汉不知道。因此，当他看到一群人一人拿了一扎“金圆券”拆开后一张张点时，火就不打一处来，也不知这人是犯了哪门子邪，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就把一张桌子踢翻，破口大骂，内容中还夹带着对人民政府的不满。
这个彪形大汉不知道，即使他没有表演“飞起一脚”的国术动作，人家也正动着“热情挽留”他的脑筋呢，此刻这一脚，正好省得寻找借口了。那些义工志愿者当下就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指责的指责，对骂的对骂。这个收兑点离派出所没多远，步行几分钟就到，这边闹腾着的时候，那边早已得知消息，没等大汉脑子里理清楚应当作出怎样的反应，警察已经出现在面前了。
巧的是，分管徐汇区收兑点的侦查员杜奔骑了辆摩托车在他的分管区域内巡查，这时正好来到这个收兑点，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马上让把那些“金圆券”就地封存，然后赶到派出所去跟B见面。
B这时才知道什么叫“新旧社会两重天”，他是青帮成员，以倒卖古玩为业，解放前倚仗帮会势力蛮横无理惯了，警察也没怎么他，常常还要看他的脸色。现在警察还是那几张脸，却好似不认识他一样，说动手就动手，把他逮了进来。这时B才意识到不对头，想起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的古训，于是便低头认错。但这时认错也没用了，因为杜奔赶到了，要追查他的“金圆券”来路。
B说那是他倒卖古玩所得，上海解放前几天，有个朋友要逃到海外去，找他买下一幅明代唐寅的真迹，因为大洋凑不齐，就以超值“金圆券”结算。当时物价飞涨，齐白石到上海来开画展，卖画所得的“金圆券”是动用了汽车装载的。老先生一时大意，没有当天兑成银洋或者买下一批什么货物，结果把“金圆券”运到北平后竟然只值两棵白菜的价钱了，气得齐老先生大骂国民党。B原想把“金圆券”赶紧出手的，可那几天解放军打进市区了，市面上的所有交易都已停止，于是只得存放于家中。现在听说人民政府允许以“金圆券”兑换人民币，赶紧来换。“金圆券”太多，一车拉不下，家里还有一部分。
杜奔于是就叫上几个警察一起去B家搜查，果然发现客堂里还堆着六麻袋“金圆券”。他向B的家人和邻居做了调查，得知B说的是实话。他的几个邻居那天都是亲眼看见客户用汽车载着这些“金圆券”过来的，另一个老学究也作证说B卖唐寅真迹之事，说他是中间人，在买卖合约上签了姓名的。让B妻把那合约拿出来，果然如此。
这样，杜奔就放过了B。但派出所还是要追究B大闹收兑点的责任的，把他送到徐汇分局去吃了两天免费饭。不过，那些“金圆券”还是按照规定给他兑换了。B于是很感动，逢人就说共产党好。不过，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并不因为B的赞不绝口而放松警惕，后来镇压反革命运动时，B的历史问题还是受到了追究，判了七年刑，押解安徽劳改。后来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退休返沪。
杜奔在对B家进行搜查的时候，老闸区那边曹孝先也开始了对A的秘密调查。
A的父亲是经营西药的资本家，在香港也有产业，生有子女各二，A是老三。上海解放前夕，A父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去香港避风头，留下老大、老三两个儿子看家，同时还担负着向香港方面通报上海最新消息的使命。老大是大学生，只知埋头读书，其他百事不管。而十九岁的老三正好相反，除了读书不行之外，其他做什么都行，当然在吃喝玩乐方面也没少下工夫，年龄不大，社会经验倒已经积累了若干。老爸交办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A的身上。
这天，A得知人民银行开始收兑“金圆券”，上海市场上正式流通人民币，寻思不知是真是假，共产党说的和做的究竟是不是一个样，于是就决定出去试一试。他从家里拿了十亿元“金圆券”，又装了一旅行袋的旧书，盘算着先把“金圆券”兑换了人民币，然后再去旧书店把旧书卖掉，看人家给他的是不是人民币，这样就可以检验共产党在这件事上说话是真是假。
A顺利地换到了一万元人民币，原想去旧书店卖旧书的。经过一家南货店时，忽然想起用“金圆券”兑换到的人民币去买东西不就能检验那个问题了吗，何必大老远的跑到旧书店去折腾？于是就用那一万元去南货店买了红糖等商品。
等到曹孝先登门拜访时，A已经写好了一封向老爸报告情况的函件，正准备出门去邮局投寄。这倒也好，这封尚未寄出的信正好为其行为动机作了合理的诠释。
这天，另外还发现过两条被疑为假“金圆券”的线索，侦查员随即调查，都一一排除了。
次日，1949年5月31日中午，第五条线索出现了。
第五条线索的当事人C是一个外形矮小、猥琐的小老头，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单长衫和陈旧的黑色丝绸裤子。已经是江南的阳历五月底了，这人居然还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小帽。C是揣着双手走到长宁区的一个收兑点的，由于这身装束，身上还隐隐地透着一股鱼腥味，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一个经营很不得法的鱼贩子，正等着他从兜里掏出几张“金圆券”来兑换时，忽见他举手一招，一辆三轮车从拐弯处蹬了过来，车上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如果不是用绳子紧紧捆扎着，一路上肯定会不时掉落一箱下来的。
工作人员瞪大眼睛望着小老头，这里面都是“金圆券”？
小老头小心翼翼地发问：“政府的布告上写着，采取‘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的收兑方针，此话当真？”
工作人员回答说确实是这样，这些纸箱里面全是“金圆券”吗？没关系，我们全部换给你。小老头以微笑代替感谢，随即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动作，他再次高高举手一招，方向却是朝着马路对面的。只见马路对面的弄堂里一前一后驶出了两辆三轮车，同样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穿越马路在收兑点前停了下来。
小老头招呼三轮车夫把纸板箱卸下来，好家伙，三辆三轮车上一共装了二十一箱“金圆券”，堆在一处就像是一座小山似的。小老头一边掏出香烟散给三轮车夫，一边对工作人员说：“你们点数吧，这些‘金圆券’总数估计在十万亿吧，按政府公布的比值，你们该兑换给我一亿元。”
一亿元！好家伙，即使折合成后来的新币，也得整整一万元哩！这个其貌不扬、身上散发着鱼腥味儿的小老头，人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翻身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时，你已经是万元户啦！这人是不是有点可疑？
待到打开纸板箱，疑点就更凸显了：那一箱箱“金圆券”全是崭新的一百万元、五十万元的大票面。更奇怪的是，这些“金圆券”是一百张一扎连号的，而通常新钞票上的封条却没有，而是以橡皮筋替代。工作人员互相使着眼色，一边稳住小老头说需要点检，一边暗中派人去给侦查员打电话。长宁区的收兑点也归杜奔管，他那时正在长宁分局的食堂里吃饭，接到电话后就扔下吃了一半的饭菜，出食堂骑了摩托车直奔收兑点。
杜奔赶到那里时，小老头还没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点“金圆券”。杜奔穿着便衣，所以尽管他跟工作人员打招呼出示证件什么的，那小老头还以为他是人民银行系统的人员，神色不变地继续协助工作人员点检。
问题还真出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一张一百万元面值的“金圆券”的流水号印得有一点点歪，于是就悄悄放在一旁。杜奔见了拿过来一看，心里窃喜，但表面上却是声色不露。
接着，这种流水号码歪斜的纸币越来越多。这种纸币，即使是弄堂口那种小烟纸店里不识字的女掌柜，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是真是假。如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清点下去了，工作人员随着杜奔的一个手势停了下来。小老头不解地望着众人：“怎么啦？怎么不点了？”
杜奔问：“这位先生贵姓？府上哪里？”
小老头道：“免贵姓胡，住法华镇路303号。”
“哦！请问胡先生，你这些‘金圆券’一共多少自己有数吗？”
“对不起，我没有点过数，在家里过磅称了称，大概有十万亿元吧。”
“这样吧，这些‘金圆券’暂时放在这里让他们点数，你呢，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先生你是……”
“我是市军管会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杜奔出示盖有军管会公章的公函让对方看了看。
小老头慌了：“不是说‘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金圆券’吗？怎么说话又不算数了？”
杜奔告诉他，让他“走一趟”跟收兑没有关系，而是另外的原因。话说到这份儿上，小老头不去也得去了，于是就跟着杜奔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进了门，杜奔把小老头交给一个小警察后，先去找了军代表，出示公函，要求立刻派员前往法华镇路303号小老头家里搜查。然后，杜奔就去讯问小老头。原以为必得费一番口舌才能对付得下来，哪知一踏进那间屋子，小老头已经对他连连鞠躬，口称：“愿意说清楚情况，希望政府谅解。”
既然主动要求交代，那你就说吧。于是，这个姓胡的小老头作了以下交代——
小老头在长宁区法华镇开着一家不大的鱼行，生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小女儿是抗战胜利前一年出嫁的，其丈夫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做五金器材生意的掮客，其实是国民党“军统局”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不过当时隐蔽得很好，连老婆也不知道。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抗战胜利了，这个特工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局”驻上海的一个什么机构的负责人。后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他又是“保密局”驻沪“第三特别视察室”少校副主任。
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国民党那班人开始布置败退后路。胡老头的特务女婿因为以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五金生意，算是跟经济搭得上的，就被“保密局”任命为新组建的“经济特别督察室”第二组组长。这个组驻在上海，对上海特别市范围内的三十个区的金融情况进行监管、督察，其中也包括对印制“金圆券”的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的“中央印制厂”。局长毛人凤亲口对胡老头的特务女婿交代：该组应直接对局长本人负责，所有情况应直接向他报告。这时早已不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年代，因此特务女婿跟丈人喝酒时，常常口无遮拦，使胡老头得知了上述情况。
上海解放前夕，胡老头那特务女婿奉命撤往广州。临走前，他用汽车载来了这些“金圆券”，说是从“中央印制厂”拉来的，送给老丈人。胡老头生性胆小，解放前夕市面上一片混乱，他哪敢把这些“金圆券”拿出去抢购东西？于是就搁在家里。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贴出布告说可以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于是他就动了兑换的脑筋。没想到竟发生了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
讯问结束后，在胡老头家搜查的结果也出来了，没有发现“金圆券”，只搜到了一些“保密局”内部印刷的特工方面的技术资料。
杜奔将情况向徐伯龙作了汇报，徐伯龙让把胡老头的那些“金圆券”送往上海人民印制一厂（即原“中央印制厂”）去作鉴定。当天晚上，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些“金圆券”一共约十万亿元，全部是由“中央印制厂”印制的，其中一部分是错票，已经被剔除出来了，尚未来得及销毁。这些“金圆券”是由“经济特别督察室”凭毛人凤的手谕直接从该厂仓库提取的，提取时间是1949年5月14日下午14点23分。
至此，这些“金圆券”的来龙去脉以及真伪问题就已经完全清楚了。专案组再次遭遇断线！
当天晚上，专案组成员在市公安局开了个碰头会，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认为侦查方向没有错，照此方向进行下去，完全是有希望获得有价值的线索的。
这个观点产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六、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前一天，中午十二点半，徐伯龙正在办公室啃着烧饼权当午餐的时候，接到了关志存从榆林区打来的电话，说该区榆林路收兑点发现假“金圆券”！徐伯龙凭直觉感到确实到了有价值的线索露头的时候了，当下马上前往。
这次的发现跟前几次不同，前几次都是当场连人带“金圆券”扣下，这次却是前来兑换的人离开之后，工作人员才发现收进的“金圆券”竟是假钞。徐伯龙赶去时，那个收兑点已经临时停止收兑，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义工志愿者正在银行赶来的两个资深职员的指导下清检收兑的“金圆券”。
关志存向徐伯龙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中午前，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乘着一辆三轮车来到收兑点，让车夫从车上卸下两麻袋“金圆券”，要求兑换人民币。收兑点的两个银行职员、五个义工一齐动手检点，打开麻袋一看，都是清一色的五十万元票面，有新票也有旧票。一清点，一共是一千二百亿元，于是就兑换给那女子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那女子小心翼翼地把人民币放好后，招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后就离开了。
一会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收兑“金圆券”工作组的两个“老法师”级资深职员巡查到了这个收兑点，对收兑的“金圆券”进行例行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先是发现收进来的大约七百亿元“金圆券”旧票是假币，随即又检查新票，也有疑问。
这下非同小可。这倒不单单是国家财产损失了，而是放过了上级一日数次让严查的可能会出现的敌情。于是马上向榆林分局急报，当时分管这一区域的专案组侦查员关志存刚离开榆林分局前往杨树浦分局，于是电告杨树浦分局马上转告。关志存得到消息后当即赶往收兑点，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在附近找了家有电话的工厂向徐伯龙报告。
关志存毕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刑警，他在向专案组长报告情况后，当即向工作人员了解当时那个女子在场时的种种细节，启发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回忆。结果，当徐伯龙赶到现场时，有人已经回忆起那个女子说话带着浦东口音，还有离开时乘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以及那个车夫的特征。
徐伯龙说那好，关志存同志你马上去调查这辆黄包车的车主情况，找到车夫，了解那个女人是在哪里下车的。
关志存受命而去。那两个“老法师”告诉徐伯龙：经初步鉴定，他们认为那五百多亿元的“金圆券”新票也是伪造的假币。
徐伯龙听了心里一惊，但随即又是一喜，寻思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露头了，这比一直沉在水底下好，现在，有力气终于找到使的方向了。
却说关志存受命前往追查那辆黄包车，因为有牌照号码，因此倒还不算难，他去行业公会一问就查到了这辆黄包车是属于黄浦区“大隆昌车行”的。再赶到“大隆昌车行”一了解，老板告知说那辆黄包车是租给车夫苏炳奎使用的。关志存问现在这个时段应当到哪里去找苏炳奎，老板看了看时间，说车夫的租金是一天分两次交，现在快到下午两点了，先生你等一会儿他就会来交租金了。关志存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苏炳奎，从他那里了解到那个用假“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的女人乘坐他的黄包车去了外滩那边的董家渡轮渡码头。
董家渡码头位于黄浦江边，对岸就是浦东。关志存马上想起这个案件的原始情报就是说伪造“金圆券”的地址是在浦东，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想。当下二话不说直奔董家渡码头，向码头检票口的人了解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在中午左右上了轮渡。检票员听了连连摇头，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没有留意过这个情况，眼前经过了那么多人，谁去留意这样一个可以说没有任何特点的女人呢？
关志存想想也对，但终究不死心，又上了轮渡，向轮渡上的水手了解，也没有获得结果。
在关志存追踪那个以假“金圆券”骗兑人民币的神秘女人时，徐伯龙打电话调来一辆汽车，把那个女人拿来兑换的“金圆券”新票旧票都送到上海人民第一印制厂，请那几位掌握印刷“金圆券”核心技术的专家级技师进行了鉴定，确认全部是伪造的假票，其特点是：制版水平非常专业，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所以，这些假票的图案、文字跟真票没有差别；之所以认定是假票，是印刷方面的问题，伪造者无法调制出与真票的色泽完全一致的油墨，致使假票的颜色与真票有些许只有专家才能发现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分两部分，一部分色泽相对比较深，因此伪造者就把这些假票用水泡过，制造成旧票。
消息迅速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分行领导当即下达指示：紧急通知全市所有收兑点，严密注意识别前来兑换人民币的“金圆券”！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徐伯龙让关志存介绍了白天的情况，然后众人一起分析案情。从那个神秘女人前往浦东这一点看来，与情报中所说的伪造“金圆券”的地点是相符的，因此这极有可能就是这一路案犯了。接下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侦查措施？徐伯龙综合众人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应该同时进行的步骤：
一是请求上海人民印制一厂派出若干名技师，前往浦东地区的高桥、杨思、洋泾三区，在严密监控现场收兑情况的同时，对前几天已经收兑的“金圆券”进行鉴定，看是否有被发现的假票。侦查员认为案犯很有可能已经在浦东进行过骗兑，为防止频频骗兑引起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才转移到浦西。
二是基于前述原因，估计案犯今天到浦西来进行骗兑可能是一种试探，试探成功了，她明天就会再度来浦西骗兑，当然不会再选择榆林路上的那个收兑点，而会选择另一个。不过为了便于运输，她很有可能就在靠近黄浦江浦西沿岸几个区的收兑点进行骗兑，因此，看来很有必要安排侦查员到那些收兑点去监控。
于是就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包括徐伯龙在内一共有五名侦查员，分别前往黄浦江沿岸的几个收兑点去，各人抵达岗位后要在附近物色好联系电话，通知市公安局总机，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联系和调度。
第二天，即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成立，由李士英、扬帆出任正副局长。上海的公安工作从此开始起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天，也是伪造“金圆券”案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天。
这天整个上午，所有收兑点一切正常。中午，守候在黄浦区外滩收兑点的专案组长徐伯龙去了一趟市公安局，按照其他四位侦查员留给总机的联络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再跟前往浦东三区鉴定的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技师通电话，得知在杨思、洋泾两区5月31日收兑的“金圆券”里，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假票。
徐伯龙觉得非常兴奋，看来昨晚的案情分析会上对于案情的方向分析和定下的新侦查思路都是对头的，今天那个神秘女人或者其他案犯很有可能会到浦西来以假票兑换人民币。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在提篮桥区公平路收兑点守候的侦查员小马也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昨天那个在榆林区收兑点骗兑的女人竟然出现了！
那个女人这次出场可就厉害了，她是雇了一辆卡车来到收兑点的，车上装满了麻袋，麻袋里自然都是“金圆券”了。卸下来那就好看了，说是堆起了一座麻袋山也不夸张。工作人员已经得到小马的暗示，知道出现了情况，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义工志愿者，一个个都保持镇静，不使对方察觉到有任何异常，平和地对待这个特殊客户。而小马因为一会儿要跟踪，所以早在那个女人还没有跟他打照面的时候，就已经溜到马路对面去了。
工作人员问那女人这一卡车“金圆券”一共有多少元，那女人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大约有五十万亿元。工作人员顿时面露难色，说这位太太啊，这可有点犯难了，因为……那女人打断说没有关系的，你们如果懒得点数，那就用磅秤称了分量毛估一下就可以了，谁还计较多少呢！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点数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收兑点没有估计到会有像你这样的大客户前来交兑，一卡车“金圆券”五十万亿，按照政府的规定得换给你五亿元人民币，我们哪来这么些钱呢？得去区行调领，所以你现在拿不到兑换的人民币。你看怎么办？
那女人显然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想了想问：“那几时可以拿到人民币呢？”
“两个小时以后。”
“行！那我过两小时再来。”
那辆卡车卸下了货就离开了，这个女人是步行离开收兑点的。小马在马路对面跟踪，这小伙子很机灵，尽管离得很远没有听见这边的对话，但从那女人是空手离开的这一点估计出了大概情况，于是便料定她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会儿还得回来拿人民币呢。
果然，那个女人只走过一条横马路就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门前驻步不走了，对着橱窗看了片刻，里面的侍者看见了连忙出来拉客，她于是就进去了，在临窗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小马看见侍者给她端上了一杯咖啡。于是小马避开女人的视线穿过马路，想找个电话机跟徐伯龙联系，可是附近没有电话。咖啡馆里面估计是有的，但他没法使用，生怕打草惊蛇。正犯难间，忽见刚才在收兑点忙碌着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从马路一侧溜了过来，转眼就到了他的跟前，询问有什么事需要相帮的。原来这小伙子见小马一个人跟踪，担心他孤掌难鸣，于是就悄悄跟了过来。小马大喜，吩咐盯住咖啡馆门口，自己去找电话机往市局总机打电话。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后来被公安局招收进去当了一名刑警。
小马打电话过去时，徐伯龙还没有离开市局。徐伯龙闻讯自然喜不自胜，说马上调人来增援小马，同时又指示把人民币兑给那个女人，然后跟踪咬上，找到对方的老窝后，一锅端了。
小马返回监视点后，让那个协助监视的小伙子把“允许兑换人民币”的决定带回收兑点。那小伙子离开后不一会儿，徐伯龙和关志存就来到公平路监视点跟小马会合。直到这会儿小马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否则以其一人监视对方，还真怕突然冒出点什么意外来闹个力不从心哩。不一会儿，杜奔也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奉命赶到了。
四个侦查员在咖啡馆附近等候了一个多小时，那女人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结了账离开咖啡馆。事后想来，她在离开咖啡馆前肯定已经让侍者给她打了叫车电话，这会儿她一出门，一辆“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就驶至门口停下，等她上车后驶离了。这边幸亏徐伯龙事先考虑得周到，把杜奔连人带车调了过来，当下杜奔就发动摩托跟了上去。
剩下的徐伯龙、关志存、小马三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既然那个女人待在咖啡馆喝着咖啡等候，那说明她始终认为一切正常没有危险，她叫出租车是为了取兑换的人民币后迅速离开收兑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做贼心虚”的心理在起作用。于是，三人决定还是去收兑点。
却说杜奔驾着摩托车跟踪那辆“祥生”出租车，原以为也是去收兑点的，哪知车过收兑点却没有停下，只是放慢了速度。杜奔最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也放慢了车速，远远地盯着。出租车离开收兑点后，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忽然掉头。杜奔一惊，以为对方已经发现了他在跟踪，急忙拐进了路旁的一条小弄堂。只见出租车往回行驶，杜奔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上去再说。那出租车经过收兑点时，再次放慢了速度缓缓行驶。这回杜奔算是弄懂了：那个女人是在观察是否已经被察觉了。
如此，杜奔心里就有了底，驾着摩托车跟着出租车兜了几个圈子。出租车最后还是在收兑点停了下来，那个女人假装若无其事地下了车，很镇静地询问兑换的人民币是否已经拿过来了。工作人员把五万亿元人民币交给她，请她点数。这女人毕竟心虚，说了句“你们做事我哪有信不过呢”，拎着装钱的箱子一头钻进了出租车。
这时，徐伯龙等人已经拦下了一辆“云飞”车行的出租车，当下就和杜奔一起跟了上去。那辆出租车直驶外滩南侧的董家渡码头，那女人下了车，走向轮渡码头的售票窗口，买票进了检票口。侦查员急忙跟进，正好一班轮渡从对岸驶抵，却不料那女人已经雇了一个挑夫把箱子扛在肩上，跟着她混在抵达的乘客人群里往外走了。
侦查员这才领教到对手的狡猾，当下紧紧盯着。那女人出了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徐伯龙和关志存马上各叫了一辆三轮车跟了上去，杜奔则驾着摩托车载着曹孝先远远地跟着。
黄包车载着那个女人行至苏州河流向黄浦江的入口附近的北苏州路，在一幢平房前停了下来，车夫收了车钱就离开了。
从这时起，这幢三间平房就受到了侦查员的严密监视。徐伯龙让曹孝先对这幢平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小时后获得结果：这幢平房原是“鸣洋纺织品进出口商行”的仓库，该商行在两个月前已经停止营业。老板在上海解放前夕携家前往香港，将产业委托一位姓顾的亲戚代管。四天前，这位顾姓亲戚把房子租给了别人，房客情况不详。
专案组的思路是：这个女人不可能是伪造“金圆券”案的主犯，她的背后肯定还有幕后人，那才是大鱼，所以，宜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她的幕后人露面。
哪知，这一等，竟然就把这个女人的性命给等没了！
专案组对守候人员作了两人一班、每班四小时的安排，第一班是杜奔和关志存，第二班是曹孝先和小马。徐伯龙自己没有安排轮守，他向局里要了一辆小吉普待在附近一条马路上作为机动力量，又在旁边一家旅馆租了个房间，作为不轮值的侦查员的休息点。
第二班的曹孝先和小马是晚上八点二十分接替第一班的两个侦查员杜奔和关志存的，换班时当班人对接班的自然要有几句情况交代，当曹孝先听说入夜后一直到现在那个女人还没有开灯，也不曾有过什么动静时，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呢？曹孝先和小马两人是化装成无业游民进入监视岗位的，两人钻到那幢平房附近空地上堆着的空水泥窨井管里，目光始终盯着平房，竟然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海关大钟敲响十一下后，两人觉得情况不对头，曹孝先于是就让小马去旅馆向徐伯龙报告并提出他们的怀疑：屋里那女人是否发生了意外？
小马去旅馆对徐伯龙一说，徐伯龙也觉得反常，当下就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市局通知对监视点有管辖权的黄浦分局派人用合法手段对那幢平房进行试探。
半小时后，一辆邮电局的绿色摩托车驶至现场，在那幢房子门口停下，骑车者轻叩大门，口称“有电报”。这显然是一个不得已间急中生智想出来的主意，因为公安人员连那个女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有电报？当然，如果屋里那个女人真的开门的话，“送报员”肯定会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敲错门了。”这样做也许会使对方紧张一阵，但估计还不至于打草惊蛇，至少可以证实屋里有没有发生意外。
可是，“送报员”已经把门敲得“嘭嘭”响了，但屋里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已经出现在现场的徐伯龙下达了命令：“破门！”
屋里，右侧那间临时作为卧室使用的原仓库守夜人居住的小屋的床上，躺着那个数小时前还在跟侦查员玩反跟踪的女人，不过这时她已经无法再玩什么花样了，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个女人是被击昏后用绳子勒死的。
那么凶手呢？大门始终处于侦查员的监视之下，难道凶手会隐形遁身法，就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平空出入，还顺手带走了那骗兑的巨款？侦查员对屋里进行勘查后，发现屋后的砖墙上被由里向外挖开了一个洞。可以判断：凶手原本就在这屋里待着，他杀死那个同伙女人后，带上骗兑的人民币挖洞从后面逃遁了。
可是，凶手为何杀死这个女人呢？侦查员分析：从其不敢从大门逃走这一点看来，凶手已经发现那个女人从外面回来时被跟踪了，为了灭口，所以就杀死了那个女人。
侦查员未在屋里发现伪造“金圆券”的痕迹和其他相关的证据，根据这幢平房的后墙离苏州河不过两米的情况，可以作出初步判断：这是案犯用于隐藏伪造的“金圆券”的一个点，他们在别处伪造“金圆券”，用船载运到苏州河边的屋后，利用黑夜的掩护将假票藏匿于屋里，然后由这个女人出面骗兑人民币。从杨思区、洋泾区均发现案犯已成功地骗兑了人民币这一点看来，案犯制造“金圆券”的窝点应该是在浦东，他们在浦东那两个区先抛出少量假票作为试探，观察人民政府对此的反应，然后就以浦西为主要骗兑目标开始作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很快就暴露了，于是就决定灭口。
当然，如果案犯知道刑事侦查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很遗憾地发现杀人灭口并不是一个如意算盘，因为只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他们还是会暴露的。专案组的下一步侦查思路就是如此。
要查明死者的身份，还得从租借这幢平房的房客开始。侦查员通过派出所了解过出租该房产的情况，得知系房东代理人顾某出租给房客的，但派出所方面并不知道房客情况。这回，侦查员就直接找那个代理人顾某了解情况了。
顾某是一个中年失业教师，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他对侦查员说，苏州河边上的那三间仓库房子，是一位姓厉的邻居介绍的房客，租借人是一个名叫叶佩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听说话口音好像是浦东人，她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只是按照他的开价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后拿了钥匙就告辞了。
顾某不清楚，那就找介绍人厉某。这时，侦查员心里有点发憷，担心案犯具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把厉某也灭口了。直到派出所把厉某传唤到他们面前时，这才算放下心来。一问，厉某是知道那个叶佩丽的情况的，因为他跟叶佩丽搭着点亲戚关系，尽管叶佩丽比他大两岁，但是按辈分得称他一声“表舅”。这样，侦查员从厉某的陈述中对于叶佩丽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叶佩丽，三十四岁，南汇县惠南镇人氏，出身商人家庭，小学文化，十六岁到上海当舞女，两年后嫁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法租界巡捕房捕探。抗战爆发那年，那个巡捕因得罪了青帮大亨张啸林而被暗杀。张啸林还放出风声要“斩草除根”，吓得叶佩丽慌忙逃回南汇老家躲避起来。
不久，上海失陷沦为敌占区，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浦东一片混乱，出现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局面。土匪帮伙多如牛毛，不但有男性土匪，还有女性土匪，奉贤县还冒出了一个后来诨号“双枪黄八妹”的著名女匪首黄百器，她在奉贤乡间收集枪支，组织武装，结伙为匪，渐渐竟闹出点儿名堂来了。叶佩丽本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那时节便也冒了出来，投奔到黄八妹手下当差。黄八妹了解了叶佩丽的经历，认为她适合搞收集情报之类的工作，便拨给一笔款子让叶佩丽去上海市区开了一家小酒馆作为情报站。
1938年，国民党军队第六十二师派员前来沪浙交界地区收编地方武装，已盘踞金山、平湖一带活动的黄八妹被收编后，成为“江南抗日挺进队”头目之一，其指挥下的队伍也确实曾有过杀敌行动。这样，潜伏在上海市区的叶佩丽便奉命开展收集日伪情报的工作。但叶佩丽实在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工作还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就已经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机关盯上了，很快被捕，最后以答应嫁给一特务头目当小妾换取了自由。
抗战胜利后，那个汪伪特务头目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处决了。叶佩丽再次成了寡妇，就在上海滩胡乱混世界。因为没有房产可供其居住，她就在住房比较宽敞的表舅厉某家长期借住。厉某虽说在辈分上应是叶佩丽的表舅，但实际比叶佩丽小两岁，因此见多识广的叶佩丽在交往中是把他作为兄弟看待的，两人闲时经常一起喝酒。叶佩丽健谈，总是侃侃而谈，似乎还有些健忘，有时喜欢“炒冷饭”，把说过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陈述，时间一长，厉某对叶佩丽以往的历史、有些什么亲朋好友以及人家对她如何等等都已经听得烂熟于心。此刻侦查员需要了解，他正好照样一一道来。这些陈述中尽管没有与伪造、骗兑“金圆券”相关的内容，但能使专案组了解叶佩丽的社会关系，显然是有助于破案的。
七、
侦查员根据厉某提供的情况在梳理线索时，伪造“金圆券”的那几位正吵得不可开交，急于登场亮相呢！
如今人们所说的上海浦东新区，在上海解放前的行政归属有点复杂，那里的高桥、杨思、洋泾是上海特别市三十区内的三个区；川沙、南汇、奉贤则是三个独立县，归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管辖，而中共又一度将其中的奉贤县作为执掌政权的县份，委任了县长，行政归属于“浙东行政公署”。这样，浦东这块地盘，行政上归属于两省一市。1949年5月中下旬，浦东各地相继获得解放，高桥、杨思、洋泾三区仍归上海市，其余川沙、南汇、奉贤归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
那几位急于登场亮相的主儿，其栖身地位于杨思区与川沙县交界处的一个地名唤做“顾家塘”的独家村内。
江南地区，江湖河塘密如蜘蛛网，漫步于农村，走不到数里地就可以看见某处有几间在小河拐弯处或者交汇点的一块陆地上建造的房屋，由于陆地面积不大，往往只能建造容纳一户农家的房屋，在当地被称为独家村。
独家村的地理位置，依据河流走向而定，有的形如半岛，有的前后有河、左右一侧或者两侧有与田野相连的道路，也有的因处于两三条河流的拐弯交汇处，所以就成了孤岛。顾家塘，就是这样一座小小孤岛。把伪造“金圆券”的作案地点设在顾家塘这个孤岛上，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方圆数里地内的所有农民心目中，这个四十岁土生土长的本地男子形容猥琐，其貌不扬，遇事慌张，说话木讷，见了老婆就像见了阎王，只有瑟瑟发抖。如果要说这人的唯一优点，那就是两个字：勤劳。按照土地改革运动时划分农民成分的标准，蒋玉生只能算下中农。周围村庄凡是认识蒋玉生的农民对于蒋玉生的好印象通常就是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除了耕种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大多数是在替地主、富农卖力。
后来伪造“金圆券”案被侦破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不能不对蒋玉生在另一个身份上出色的隐蔽能力叹为观止。蒋玉生的另一身份就是土匪，一年中的一些日子总是悄然外出与同伙结伙作案。后来据其交代，从抗战那年开始到1948年12月底，被他亲手杀害的被抢劫对象就有七人之多。
蒋玉生在最后一次抢劫杀人后，已经知道共产党军队势不可挡，国民党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了。他虽然居住在独家村，但对于政治形势并不是一无所知。当年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浦东活动时所进行的那些宣传，有一些内容传进了他的耳朵，留在了他的心里，他知道共产党执政后绝对不会容忍像他这样的身负命案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他就决定洗手不干了，凭其多年抢劫所获的财富，已经足够全家六口安度一生了。于是，就把手枪、子弹全部埋到了屋后河边地里。那些赃物中的“黄白绿”（即黄金、银洋、美钞）也是细细包扎后密封于陶瓷坛子里，深埋床下。他原本就伪装得很好，这回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料想能够做得天衣无缝。
哪知，只隔了短短四个多月，蒋玉生的想法就随着两个人的出现遇到了挑战。
这两个人，一个叫金星根，一个叫干盘荣。抗战初期蒋玉生在南汇那边刚开始杀人抢劫犯罪活动时，那二位中的金星根是他最佳的合作伙伴，两人还跟另外七八个狐朋狗党一起喝过鸡血酒行过对天八拜之礼。后来，金星根投奔了“浦东第一匪”、自称“奉（贤）南（汇）川（沙）三县总司令”的张阿六，两人来往少了。但这位小弟对于蒋玉生这个其貌不扬、猥琐不堪的大哥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重，逢年过节一份不菲的礼物总是少不了的，而且不管是亲自送来还是托人捎来，总是选在下半夜两三点钟时分悄然登门飘然而去，从来不让蒋玉生担心会被外人看见。
蒋玉生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他心中也总是给金星根留着一块位置。当解放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声隐约传到独家村时，他一连数日夜不成眠，为金星根担心，寻思不知对方是否跟着张阿六撤往舟山了。而金星根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叩响了独家村之门。在他的身后，是蒋玉生从没见过的干盘荣。
说话木讷的人思维不一定迟钝。蒋玉生被捕后对侦查员徐伯龙说，他见到金星根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对方是来藏东西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独家村，他一身干衣服就能来到门前，那肯定是划船而来，既然动用了船只，那船上就肯定有东西了。
因为蒋玉生自己已经埋藏了“黄白绿”，所以他以为金星根送来的也是“黄白绿”，哪知金星根一开口却令他大吃一惊：金星根动用船只载来的东西，竟是一套笨重的人工动力印刷设备以及大量专用印钞纸。
蒋玉生问：“这机器送来干吗？藏起来？”
金星根回答：“有这个意思。”
“那就沉到水里去吧，这样保险。”
金星根还没开口，另一位开口了，说话语调有点冷：“浦东到处是河浜，如果沉到水里保险，那我们何必还深更半夜运到此地来？随便找个河浜一沉就行了呗！”
蒋玉生借着星光打量着对方：“这位弟兄是……”
金星根介绍道：“这是干盘荣先生，是我的上司。”
蒋玉生点头：“那进来说吧。”
那二位一说来意，蒋玉生顿时愣住了！原来，当时已经被国民党委任为“江苏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官”的张阿六，在撤离浦东前，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指令，留下一批特工人员潜伏于浦东和江苏与浦东毗邻的地区，伺机对即将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实施破坏活动。金星根和干盘荣就是张阿六亲自指定的潜伏特务，下达给他们的使命是：伪造“金圆券”，在共产党占领上海后抛出去兑换人民币，再以人民币抢购“黄白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一旦共产党政权控制了金融市场，颁布命令只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那就改为制造假人民币。
那个干盘荣是“保密局”派给张阿六执行此项使命的特务，这人在抗战前期由“军统局”发起的“对日假币战”中从事过制造假币的工作，因此在这方面算是一个行家。两人接受任务后，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机器、“金圆券”版子、印钞纸都是现成的，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何处开机印制。干盘荣是浙江丽水人氏，以前虽然来过上海，但从未建立过任何关系，因此这事只有问金星根。金星根提出了几个地点供干盘荣选择，两人经过反复商议，从地理位置一直到人员安全综合考虑，最后认为顾家塘独家村最为合适，于是就偷了一条木船，载上一应器材于夜深人静之时过来了。
蒋玉生一听对方的来意，心里顿生恐惧。因为他跟金星根不同，长期以来一直以老百姓的身份生活在社会底层，听到过多桩新四军淞沪支队惩治不法奸徒的事例，知道共产党的厉害，这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主要原因。谁知刚刚歇手才几个月，眼前这位结拜老弟却给他出了这样一道难题！于是，蒋玉生面露怯色，缓缓摇头，口中讷讷而语：“这……这……事……我……不方便……”
金星根对他解释道：“你不一定直接参加嘛，只要把你家作为场所就行了。大老倌（浦东话，意即大哥），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阿六司令有话交代过的：印出了假钞票调换到的‘黄白绿’，全归我们这几人所有啊。你想想，这不是等于自己在生产‘黄白绿’吗？你到哪里去觅这样的机会啊！”
但蒋玉生还是摇头。
这一点，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干盘荣事先已经料到，因此在选择地点、人员时曾就蒋玉生的情况向金星根作过详尽了解，此刻他见蒋玉生这个态度，就对金星根使了个眼色示意其回避，然后悄声对蒋玉生说了一番话，听得蒋玉生如梦初醒，周身打颤。
干盘荣说了什么呢？要言不烦，一共有两层意思，一是此事已经被你知晓了，这是党国的重大机密，如果你拒绝合作，那就只好帮助你和你的全家一并封口；二是即使考虑到你跟金星根的关系不直接下手，也可以借助共产党之手借用你一样东西——项上之物。老兄啊，你别忘记你一共作过多少案子？欠过多少条人命？
蒋玉生说话木讷，心眼却是玲珑剔透的，当下一听就明白自己是无法逃避此事了，只好一口答应。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有老婆子女，要不要把他们打发到亲戚家里去？”
这个问题干盘荣早已考虑过了，既然蒋玉生之前频频作案也没因为老婆孩子的原因而漏过风声，此刻干这事儿大可不必回避，否则反倒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就对蒋玉生说，这事应该怎样保密，你比我清楚，你去安排吧。
这样，金星根、干盘荣就在顾家塘独家村待了下来。这时的上海战役态势，于国民党方面已经大大不利：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相继占领了宝山县的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国民党守军；第九兵团则已经占领了川沙县城城厢镇和南汇县重镇周浦，在白龙港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将第十二军压缩于浦东高桥地区，切断了该军与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的联系，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由干盘荣主持的假“金圆券”小作坊就在国共武装力量对决的隆隆炮声中悄然开张了。
干盘荣以前接受“军统”指令从事“对日假币战”时，曾专门去印刷厂学习过印刷技术。用解放后国家评定的印刷行业技术标准判定，其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六级技工，也算得上老师傅了。他所带来的那套人工动力小型印刷设备，是进口的美国货，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台机器的安装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按照图纸安装倒很顺利，可试机时动力系统跟机器的配合却不够融洽，时好时坏，这就无法投入生产了。干盘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憋着一股劲连日连夜地摆弄，最后总算解决了。
不过仅仅是机器能够顺利运转还不够，钞票还没有印出来。干盘荣不敢休息，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精神，躺下稍稍打了个盹又开始干了，那股劲头与癫狂型病人堪有一比。如此折腾到了5月23日下午，中间自然还遇到过若干大小不等的技术拦路虎，有时急得干盘荣双脚跳也没有用，无奈之下甚至让蒋玉生去杨思镇上买来香烛点燃了跪拜菩萨鬼神，最后总算调试完毕，开始印刷，竟然一举成功！
没有想到的是，当伪“金圆券”印制了一部分时，他们发现印出来的“金圆券”的颜色比真钞票略微深了一点点。这一点点色泽差别，如若是把钱拿到市面上去花，大概还不会被人识穿。但是，他们印制的假“金圆券”是要整箱整袋送到银行收兑点去兑换人民币的，哪里逃得过银行职员那犀利的职业眼光？到时候就不是是否兑换得成的问题了，而是折进局子吃牢饭上刑场掉脑袋的大祸！因此，干盘荣暗忖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自然是先找出原因来。这一找倒是找到了，但却使这三个造假师傅头痛起来！
原因是：油墨本身的色泽有问题。
5月初，干盘荣从“保密局”大特务毛森那里接受伪造“金圆券”使命后，即由毛森派人送来了这套小型美国制钞设备、由“保密局”的技术专家伪造的面值五十万元和一百万元的“金圆券”版子以及与之配套的专用印钞纸、特地配制的专用油墨。来人对干盘荣交代，印钞纸是从造币厂弄出来的真货，版子和油墨是由“保密局”技术专家仿制的，已经经过专门鉴定，跟造币厂的没有什么差别，你按照技术要求操作即可。干盘荣确是按照技术要求严格操作的，可现在发现了问题。这怎么办？
三人中，只有蒋玉生内心有一分隐藏得极深的幸灾乐祸，因为如果这件事泡汤，那就可以太平了。当然，这种心情绝对不能表露出丝毫，否则后果自知，所以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份焦急。而金星根和干盘荣则是真的着急，他们必须完成此事，否则以后就没法向上面交代。毛森才不会相信他们关于油墨问题的解释呢，也许是你们为了逃避执行使命而自己往油墨里掺了点东西呢？
金星根和蒋玉生围着六级老师傅干盘荣，一个真一个假地询问着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是否可以自己往里掺点素色油墨使其变淡，就像小学生做水彩画作业一样。干盘荣被他们问得哭笑不得，说这是专门印制钞票的特殊油墨，我没有学过配制技术，哪敢瞎折腾？
那怎么办呢？干盘荣想了想，说要么我去市区走一趟，找人相帮解决这个问题。
干盘荣当即离开独家村，前往市区碰运气。这运气还真让他给撞到了，当天晚上就解决了这技术问题，一张张五十万元、一百万元的“金圆券”从印刷机里飞出来。干盘荣、金星根、蒋玉生三人看着，一个个眉开眼笑。
这时候，他们也像上海的老百姓那样，盼着上海赶快解放了。
假钞票制造成功了，干盘荣开始考虑如何出面兑换的问题，他们一共三个人，由谁出面去兑换合适呢？干盘荣当然是不必亲自出马的。在另二位中，最先从干盘荣头脑里冒出来的自然是蒋玉生，但这个乡下人的模样和气质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动用卡车载着假币去骗兑了，只怕用扁担挑一担去兑换，人家就得对他“另眼看待”了。于是就只有麻烦惯匪出身的金星根了。
干盘荣跟金星根也是相识不久，从上司的介绍中得知金星根一贯蛮横强悍，便不敢以头目身份命令对方去骗兑，而是假装跟金星根“商量”，像是很尊重他的样子。金星根倒也不把自己当外人，马上说出了他的主意：这种事情弄得不好就有被人家识穿的可能，因此最好是找一个替死鬼。干盘荣寻思这倒也好，于是在送上一串恭维后索性谦虚到底，继续请教下去：应当找怎样的替死鬼？由谁出面去找？
金星根受到了称赞，很是高兴，说一事不烦二主，这主意既然是兄弟我出的，那索性就做到底算了，由我去物色一个可靠而又管用的对象就是了。如果干盘荣也是土匪，那这事说到这里就算是已经拍板了。但是，干盘荣是“军统”特工出身，做事讲究严密，所以他要了解清楚：老弟你准备物色的那个对象究竟是否可行，不如说一下咱们一起议议如何？金星根听着自然有点不舒服，不过干盘荣毕竟是头目，得给人家一点面子，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一个合适对象：叶佩丽。
金星根和叶佩丽说来也算是多年老相识了，当年叶佩丽作为黄八妹的地下情报员被派遣到上海市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金星根是“浦东第一匪”张阿六的交通员，经常化装前往上海市区传递情报和指令。有一段时候张阿六与黄八妹有过合作，这样，金星根也就经常到叶佩丽那里去传递情报，一来二去，他就跟叶佩丽勾搭上了。后来，叶佩丽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拿下，脱离了黄八妹，金星根有时还是跟其鬼混。叶佩丽贪财，肯跟金星根厮混，图的当然是钱财。后来金星根一度落泊，不能再拿出大把大把的钱钞送给她，这个女人就对金星根另一种态度了。金星根又有钱时，叶佩丽则再次笑脸相迎。这样，金星根算是看透了叶佩丽，已经将其作为妓女一样看待了。这次，干盘荣一说到骗兑，金星根马上想起叶佩丽，暗忖这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干盘荣听了也对叶佩丽感到满意，他的满意当然还另有一层心思：这样一个女人，如果需要将其灭口，金星根也会毫不介意。
这样，金星根就去上海市区走了一趟，找到了叶佩丽，说他手头有一批朋友的“金圆券”，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不过，他本人由于以前欠下的人命债有好几条，最近不大适宜抛头露面，所以想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她可以从中提取10%的辛苦费。叶佩丽听了当然愿意，当下就一口答应。金星根又关照，那批钞票的来路可能有点问题，尽管那是国民党时候的事，但也不宜被人民政府知晓，所以你得按照我交代的方式去兑换。于是就一五一十说了一番，就是后来叶佩丽所进行的那些骗兑流程和反侦查措施。
金星根和叶佩丽谈妥后，给了她若干大洋，让她先去租一处便于水运卸货的偏僻房屋作为活动据点。叶佩丽就对厉某说要替朋友租借一处怎样怎样条件的房子，请其帮忙。厉某根据她的要求，从顾某那里替她租借了苏州河畔北苏州路上的那三间平房仓库。干盘荣于是就和金星根、蒋玉生一起搞了条船，偷偷从水路将伪造的“金圆券”运往北苏州路据点。那些印刷得颜色有些偏深的“金圆券”，按说从安全的角度计议是应该烧掉的，可是干盘荣看着觉得实在舍不得，就通过“水洗”之法弄成旧票，混于新票内去骗兑。
叶佩丽确实没有辜负金星根的重托，先后在杨思区、洋泾区、榆林区几次顺利骗兑人民币。坐镇于北苏州路据点幕后指挥叶佩丽行动的金星根寻思，既然连有疑点的旧票都骗兑成功了，大部分没有疑点的新票还怕骗兑不到吗？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让叶佩丽去租了一辆卡车，把据点内剩下的那些假钞全部运出去一次兑掉。
卡车装了假钞离开后，金星根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又有些后悔了，这种后悔又导致了不安。他在这种不安中等待了将近半天时间，叶佩丽终于回来了。但是，狡猾成性的金星根从据点内往外观察时发现叶佩丽已被侦查员跟踪，情知不妙，就果断下手将叶佩丽灭口，然后趁天黑的掩护在后墙挖了一个洞，带着叶佩丽携回的那些人民币逃之夭夭，先去卢家湾区的一个朋友处过了一夜，次日返回浦东顾家塘。
金星根回到顾家塘后，向干盘荣说了上述情况，干盘荣对叶佩丽的生死根本不当一回事，还夸赞金星根“行事果断，决策高明”。三人为骗兑了巨额人民币而深感高兴，当晚，蒋玉生宰鸡杀鸭置办了丰盛的菜肴庆贺。
席间，干盘荣和金星根对于一件事如何决断发生了分歧：原来，金星根在上海市区操纵叶佩丽骗兑人民币时，顾家塘这边干盘荣和蒋玉生也没闲着，他们继续运转机器伪造了一批“金圆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骗兑之事已经暴露了，这些假钞应该怎样处理？干盘荣是特工，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认为这些假钞不能再留着，应当予以销毁；而金星根是土匪出身，贪婪是土匪的本性，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足能以假乱真的假钞，怎么也舍不得销毁，主张趁人民政府公布的收兑“金圆券”期限未到，继续去骗兑，至于怎么行动，还可以商议，当然是安全第一。
两人先还你一句我一句表述各自的观点，渐渐就不能冷静讨论了，酒也喝多了，就大声吵了起来，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醉醺醺地回房躺下后人事不省。
次日早上，金星根醒来时，干盘荣还在昏昏沉沉地大睡。蒋玉生喝得不多，早已起床了。见金星根醒了，就把他拉到外边去说话。别看蒋玉生貌似老实本分，其实却具备着惯匪的那种“狡猾、贪婪、残忍”的基本特点，他向金星根提出了一个解决与干盘荣两人之间纠纷的法子，这个法子只有一个字：杀！
金星根还有点宿醉造成的头痛，但思维绝对清晰，当下一言不发，马上翘起了大拇指。这样，干盘荣就被惊醒了，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端阳大粽，而嘴里早已被塞了一团破布。几分钟后，这只端阳大粽被绑上石头沉入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
金星根、蒋玉生解决了干盘荣，重新讨论了对于伪造的“金圆券”的处置方案。大多数人有一个习惯：喜欢复制成功。这种习惯到了犯罪分子身上，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重复式的犯罪模式，据说现代侦查学中专门开辟了这样一门学科进行研究。金星根也有这样的习惯，他的想法是再去上海市区找一个叶佩丽那样的主儿，把这些假钞运去骗兑。蒋玉生举双手赞同这位结拜老弟的主意，6月5日将至，事不宜迟，于是决定马上行动。
金星根当天上午就去了市区，找到了一位住在曹家渡苏州河边的当年一起为非作歹的朋友钱某，一说就成，而且不必另外租房子，用船运到他家后窗下就能卸货。金星根理应为他的这次市区之行后悔——他忘记了他找的这个钱某当初还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此刻，专案组已经根据厉某提供的叶佩丽生前交往过的那些关系在进行调查了。钱某正急着寻觅立功机会折抵以前的罪行，待金星根一走，便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
于是，就发生了使金星根、蒋玉生最为害怕的一幕：当晚，金星根、蒋玉生去三里外的一个村庄偷了一条木船，准备将假钞装运到市区曹家渡去。可是，当他们摇着木船抵达顾家塘时，发现已经落入军警的包围圈中了！
伪造“金圆券”案就这样被侦破了，金星根、蒋玉生于1950年2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附录】
一卡车金圆券，兑换折合现在人民币5万元。。。。。。放到现在，纸张加印刷成本，都远远不够
连冥币的价值都不如
贪心呀。
好看的很爽
真不好意思,只管自己看得欢乐,不管信念兄的辛苦
要不是案犯太贪心的话，估计破案还有难度。
精彩，确实精彩
太贪心了。。。竟然换了一卡车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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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个电视剧，金圆券真不行，车夫吃一碗卤煮都扛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