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于2020年11月12日（昨日）病逝，享年97岁。
杨德中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警卫部队的领导职务，并具体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他同时也是周文革期间的“大总管”，代表周恩来参与很多重要活动，在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身影。因此要了解中共历史，杨德中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
一、早年
杨德中1923年12月出生于陕西西安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1936年，杨就读于西安市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接触了许多中共地下党的油印宣传册。西安事变前夕，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活动；这场活动的声势很浩大，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之后，杨德中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体上，杨德中属中共参加过一二九学运的那批干部。
抗战爆发后，杨德中先后进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由时任中共青年部部长冯文彬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于1937年10月在陕西创办）、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9月，杨德中加入中共。后在八路军115师、山东军区等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解放军第35军及22军的团政委，22军的师政治部主任；35军和22军皆隶属于华东地区的三野；22军首任军长孙继先，曾在长征中组织带领强渡大渡河。
1953年5月，中共成立中央警卫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1889部队（8341的新番号是1964年由解放军总参下达）。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由原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张耀祠兼任，政治委员则在全军范围内选拔，具体由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最后杨德中被选定。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业务及训练教育计划等归公安部九局，也就是中央警卫局领导。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首任局长。当时中央警卫团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是汪东兴和张耀祠，周恩来的保卫负责人，就是此前与周没有任何渊源的杨德中。自延安时期起担任周恩来警卫兼内勤的成元功，则是周的贴身卫士长。
二、发迹
杨德中曾负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访问中国期间的警卫工作，对周恩来言听计从。周对中央警卫团的指示和要求，杨也积极贯彻执行。1964年初，周恩来找汪东兴，提出将被汪东兴排挤的杨德中调到自己身边负责安全警卫工作。自此，杨德中开始直接做周恩来的大保镖，成为中南海西花厅（周的工作处所及居室所在地）的党支部书记，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此后10年，杨德中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随周恩来出访，参加重要外事活动，以及陪同周到全国各地视察。总之，无论周恩来在哪里，杨德中都跟随其左右。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杨德中并不是出身于中共特工或南方局系统，与周恩来没有历史渊源。杨德中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周应该知之甚深，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杨德中能长期对周恩来死心塌地，可以推断周确实颇有charism。周恩来的魅力不仅对年轻的知性女子有杀伤力，比喻周手下那些貌美如花的女特工、女秘书/助理，像安娥、黄慕兰、张瑞芳、龚澎等，对于周恩来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死而后已；其charism对于杨德中这样相对低阶的干部，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林彪的亲信部将丁盛（曾指挥对印作战），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出于对总理的尊敬，凡是周交待的事，一定不折不扣的完成（丁认为他只对周恩来如此，对林彪则更多是工作关系），而事实上周恩来自1952年7月彭德怀主军后，在军队系统并无任职。
1965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几次要求下，解散了总理办公室，遣散了十几位能力出众、年富力强的秘书。总理办公室的秘书都是周从各部门、各地区抽调的精英，一般都是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干部，分别负责联系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雷英夫就是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出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恩来的历任军事秘书都是由总参一部即作战部派出）。本来高效运转的总理办公室被撤销后，杨德中对周恩来的重要性日趋明显。
在文革中，已出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杨德中，所承担的任务五花八门，早已超出了安全警卫工作。杨德中成为事实上的周恩来办公室主任（有许多回忆文章直接称杨为周办主任或总理办公室主任，这应该是不准确的），是周恩来十分信任的管家、心腹和得力马仔。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曾回忆：“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
一方面，周主要是通过杨德中名正言顺地指挥8341部队。中共内部当时能指挥得了8341部队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权倾一时的刘少奇、林彪、张春桥等，都无法染指中央警卫团。二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大量的脏活、累活及棘手的活，很多都是杨直接办理或督导办理的，比如安排贺龙去玉泉山、处理李富春家暖气不够、还有各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等等鸡零狗杂之事。
文革前期，周恩来组建有总理联络员办公室，从部队系统抽调大批军、师级干部出任联络员，这些联络员虽然也在文革群众运动中到处插手、狐假虎威，但其分量、权势及受周恩来信任的程度，都不能与杨德中相提并论。杨德中之于周恩来，就像汪东兴之于毛泽东，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7年8月，国务院外事系统“造反派”要在人民大会堂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会中周恩来愤而退场时，杨德中指挥警卫团官兵阻挡“造反派”揪斗陈毅，确保周、陈安全离开。陈毅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替周看守外交系统。毛泽东当时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讲：“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 因此周和陈毅的关系是一损俱损。当时周恩来为了保陈而陷于苦战；在“造反派”要冲击揪陈毅时，周甚至讲出：“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另外文革中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群众的大会上下令8341部队逮捕杜向光。杜是1937 年入党的老干部，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出身，1964 年任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系铁杆造反派，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甚至周的一些“臭事”，很难对付。周恩来知道杜向光的底细，在会见财贸口造反群众时，就要求杜不要参加。奉文革小组“上喻”的杜向光，在众多造反派的鼓噪下，拒绝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有意给周难堪。周恩来当即下令：“解放军，逮捕起来！”。造反派目瞪口呆，会场上的气氛就安定下来。没有杨德中，周这事不好收场，很可能威信扫地。这件事当时造成的震动不小。
1968年7月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发生后，杨德中率领工宣队接管清华，1970年1月，杨正式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至1972年局势比较稳定后才卸任两校党委书记。
九一三事件时，周恩来命令杨德中带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协助”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的机场。后又在周的指挥下，负责逮捕黄、吴、李、邱等林彪余党的工作。邱会作曾回忆：“大约九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1973年，公安部部长李震离奇死亡后，杨德中参与调查该案。此案以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中共社会部出身）提出的李震自杀论作结。李震是北方局薄一波系统的干部，在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被其老上级谢富治调入公安部。李是清华大学新闻系学生出身，有点文人的心高气傲，与上海帮的秀才集团气味更相投。李的 “自杀” ，使得情治系统大权重回周恩来手中。之前，中共情报系统已被周恩来掌握 —— 1965年，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将原中办分管的总参二部（情报部）、三部（技术侦察部）交回周恩来的手中；1966年，总参二部军管中央调查部。
三、放逐
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与林彪集团勾兑甚深的汪东兴上蹿下跳，惹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以致于在林彪事件后，汪东兴一度被毛停职反省，由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
其实毛泽东之前就不太信任汪东兴了。汪在“九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一个例证；当时叶群、李作鹏等资历很浅的人都进了政治局。 毛甚至有些鄙视汪。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回忆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王良恩曾在林彪事件后，代理过汪的中办主任一职。
不过，毛泽东如果要撤换汪东兴，则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毛没有可以信赖、同时又具备足够资历、威信和能力的人去接管中央警卫团。这是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致命弱点——缺乏具有真材实料的干才及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毛强行换马的结果，将是周恩来掌控8341部队。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而且也绝不会是周恩来的人。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所以出于平衡周恩来势力的考虑，汪东兴后来得以全身而退，并重新掌管中央警卫团。
林彪事件宣告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破产，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不再。更严重的是，毛不得不再次自剪羽翼，清洗嫡系，即红一军团出身的军方将领，使其军中实力不及周恩来，毛周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毛唯一还可依仗的只是精神领袖，或者说宗教领袖的光环，即便这残存的光环，也因林彪出走以及571工程纪要的下发，而暗然失色。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之所以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其主要本钱就是掌握了枪杆子。具体而言，一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系（旁支）；另一个是林彪的一军团人马（嫡系）。在毛泽东亲手铲除这两大派系后，毛本人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毛泽东不得不重用起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 红四出身的将领，人多势众，有些看起来也一副忠心耿耿、两肋插刀的模样，然而实则都是墙头草。毕竟从张国焘和毛泽东这两位心狠手辣的大帅虎爪下逃生出来的，能不是人精吗？这些将领同时也在跟周恩来的势力勾勾搭搭，关键时侯是指望不上的。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死前曾对其小舰队哀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当时，心细如发的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抑制周恩来的势力。首先就是在政治上打击周。从1973 年11 月下旬到12 月上旬，中共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以及主管军委常务的叶剑英（叶是周的盟友）。会议尾声时，复出的邓小平终于跳出来警告周恩来：对于大位“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给毛泽东送下投名状。
其次就是在军队系统防范周的势力。1974年1月，军委工作改由军委五人小组主持，包括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以及毛信任的陈锡联。周恩来当时在军中的亲信李德生被迫离开北京，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属中生代，精明强干而且身居要职（李文革后一直对邓小平不买账）。
红得发紫的杨德中也被踢到陕西，任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杨对于此事应该是比较不满的。当汪东兴传达杨德中下放的决定后，杨发言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这话听起来就很不对味。当杨德中得知下派职务仅为师级时，与汪东兴就干将起来（两人在工作中就有积怨）。
四、复出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管中共大内安全二十多年的汪东兴失势，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同时，张耀祠也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
1978年12月，杨德中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杨上任后开始清理汪的旧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旧人），调整、重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系统。
1980年9月，杨德中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2年10月，杨出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8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决定：杨德中负责办公厅内部事务的常务工作，重点负责党的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厅务会议安排和中央领导的警卫、服务、保健工作，分管警卫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人事局和机关党委。
1990年3月杨德中被确定为正部级干部，93年3月被确定为正大军区职。94年6月，71岁的杨德中晋升上将军衔；随即，杨的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位置由江泽民挑选的由喜贵接任，但杨作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继续分管警卫工作。
1997年，杨德中主持了邓小平治丧活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以及中共十五大的警卫工作。98年7月， 75岁的杨德中离职休养。
周恩来系统的干部在文革后受到邓小平及邓起用的原刘少奇人马的压制，比如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熊向晖等人，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成员更是被整得七荤八素，但杨德中是个例外。杨德中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重权在握、荣华富贵一生而未遭大的磨难，又得享高寿（享年97岁），在中共高层也不多见。只可惜没有听说其有回忆录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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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查部被邓小平活生生给解散了。当时熊向晖、陈忠经等都还是盛年，就去做了冷板凳。李德生去国防大学做政委，也是一个闲职。
而刘少奇的人马，比如彭真、薄一波等在80年代，都是权倾一时！
如果只有结论，没有论据，就不是讨论历史了。
一味王婆卖瓜, 故弄玄虚, 贬低真才实料, 满嘴口号谎言, 一脑子陈腐迷信, 一副酸臭丑态.
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上将于2020年11月12日（昨日）病逝，享年97岁。
杨德中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警卫部队的领导职务，并具体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他同时也是周文革期间的“大总管”，代表周恩来参与很多重要活动，在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身影。因此要了解中共历史，杨德中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
一、早年
杨德中1923年12月出生于陕西西安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1936年，杨就读于西安市省立第一中学，在校期间接触了许多中共地下党的油印宣传册。西安事变前夕，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活动；这场活动的声势很浩大，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之后，杨德中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体上，杨德中属中共参加过一二九学运的那批干部。
抗战爆发后，杨德中先后进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由时任中共青年部部长冯文彬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于1937年10月在陕西创办）、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9月，杨德中加入中共。后在八路军115师、山东军区等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解放军第35军及22军的团政委，22军的师政治部主任；35军和22军皆隶属于华东地区的三野；22军首任军长孙继先，曾在长征中组织带领强渡大渡河。
1953年5月，中共成立中央警卫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1889部队（8341的新番号是1964年由解放军总参下达）。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由原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张耀祠兼任，政治委员则在全军范围内选拔，具体由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最后杨德中被选定。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业务及训练教育计划等归公安部九局，也就是中央警卫局领导。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首任局长。当时中央警卫团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是汪东兴和张耀祠，周恩来的保卫负责人，就是此前与周没有任何渊源的杨德中。自延安时期起担任周恩来警卫兼内勤的成元功，则是周的贴身卫士长。
二、发迹
杨德中曾负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访问中国期间的警卫工作，对周恩来言听计从。周对中央警卫团的指示和要求，杨也积极贯彻执行。1964年初，周恩来找汪东兴，提出将被汪东兴排挤的杨德中调到自己身边负责安全警卫工作。自此，杨德中开始直接做周恩来的大保镖，成为中南海西花厅（周的工作处所及居室所在地）的党支部书记，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此后10年，杨德中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随周恩来出访，参加重要外事活动，以及陪同周到全国各地视察。总之，无论周恩来在哪里，杨德中都跟随其左右。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杨德中并不是出身于中共特工或南方局系统，与周恩来没有历史渊源。杨德中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周应该知之甚深，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杨德中能长期对周恩来死心塌地，可以推断周确实颇有charism。周恩来的魅力不仅对年轻的知性女子有杀伤力，比喻周手下那些貌美如花的女特工、女秘书/助理，像安娥、黄慕兰、张瑞芳、龚澎等，对于周恩来可以说是忠心耿耿、死而后已；其charism对于杨德中这样相对低阶的干部，也很有影响力。比如林彪的亲信部将丁盛（曾指挥对印作战），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出于对总理的尊敬，凡是周交待的事，一定不折不扣的完成（丁认为他只对周恩来如此，对林彪则更多是工作关系），而事实上周恩来自1952年7月彭德怀主军后，在军队系统并无任职。
1965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几次要求下，解散了总理办公室，遣散了十几位能力出众、年富力强的秘书。总理办公室的秘书都是周从各部门、各地区抽调的精英，一般都是司局级甚至副部级干部，分别负责联系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雷英夫就是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出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恩来的历任军事秘书都是由总参一部即作战部派出）。本来高效运转的总理办公室被撤销后，杨德中对周恩来的重要性日趋明显。
在文革中，已出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杨德中，所承担的任务五花八门，早已超出了安全警卫工作。杨德中成为事实上的周恩来办公室主任（有许多回忆文章直接称杨为周办主任或总理办公室主任，这应该是不准确的），是周恩来十分信任的管家、心腹和得力马仔。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曾回忆：“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
一方面，周主要是通过杨德中名正言顺地指挥8341部队。中共内部当时能指挥得了8341部队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权倾一时的刘少奇、林彪、张春桥等，都无法染指中央警卫团。二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大量的脏活、累活及棘手的活，很多都是杨直接办理或督导办理的，比如安排贺龙去玉泉山、处理李富春家暖气不够、还有各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等等鸡零狗杂之事。
文革前期，周恩来组建有总理联络员办公室，从部队系统抽调大批军、师级干部出任联络员，这些联络员虽然也在文革群众运动中到处插手、狐假虎威，但其分量、权势及受周恩来信任的程度，都不能与杨德中相提并论。杨德中之于周恩来，就像汪东兴之于毛泽东，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7年8月，国务院外事系统“造反派”要在人民大会堂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会中周恩来愤而退场时，杨德中指挥警卫团官兵阻挡“造反派”揪斗陈毅，确保周、陈安全离开。陈毅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替周看守外交系统。毛泽东当时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讲：“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 因此周和陈毅的关系是一损俱损。当时周恩来为了保陈而陷于苦战；在“造反派”要冲击揪陈毅时，周甚至讲出：“如果你们要抓陈毅、冲击会场，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另外文革中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周恩来在接见造反群众的大会上下令8341部队逮捕杜向光。杜是1937 年入党的老干部，刘少奇的北方局系统出身，1964 年任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系铁杆造反派，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甚至周的一些“臭事”，很难对付。周恩来知道杜向光的底细，在会见财贸口造反群众时，就要求杜不要参加。奉文革小组“上喻”的杜向光，在众多造反派的鼓噪下，拒绝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有意给周难堪。周恩来当即下令：“解放军，逮捕起来！”。造反派目瞪口呆，会场上的气氛就安定下来。没有杨德中，周这事不好收场，很可能威信扫地。这件事当时造成的震动不小。
1968年7月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发生后，杨德中率领工宣队接管清华，1970年1月，杨正式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至1972年局势比较稳定后才卸任两校党委书记。
九一三事件时，周恩来命令杨德中带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协助”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的机场。后又在周的指挥下，负责逮捕黄、吴、李、邱等林彪余党的工作。邱会作曾回忆：“大约九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1973年，公安部部长李震离奇死亡后，杨德中参与调查该案。此案以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中共社会部出身）提出的李震自杀论作结。李震是北方局薄一波系统的干部，在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被其老上级谢富治调入公安部。李是清华大学新闻系学生出身，有点文人的心高气傲，与上海帮的秀才集团气味更相投。李的 “自杀” ，使得情治系统大权重回周恩来手中。之前，中共情报系统已被周恩来掌握 —— 1965年，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将原中办分管的总参二部（情报部）、三部（技术侦察部）交回周恩来的手中；1966年，总参二部军管中央调查部。
三、放逐
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与林彪集团勾兑甚深的汪东兴上蹿下跳，惹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以致于在林彪事件后，汪东兴一度被毛停职反省，由杨德中暂时接管中央警卫局。
其实毛泽东之前就不太信任汪东兴了。汪在“九大”上没有进入政治局，就是一个例证；当时叶群、李作鹏等资历很浅的人都进了政治局。
毛甚至有些鄙视汪。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回忆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东兴离开时，毛主席指着汪东兴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王良恩曾在林彪事件后，代理过汪的中办主任一职。
不过，毛泽东如果要撤换汪东兴，则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毛没有可以信赖、同时又具备足够资历、威信和能力的人去接管中央警卫团。这是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致命弱点——缺乏具有真材实料的干才及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毛强行换马的结果，将是周恩来掌控8341部队。汪东兴尽管不让毛泽东满意，但汪东兴至少不是，而且也绝不会是周恩来的人。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所以出于平衡周恩来势力的考虑，汪东兴后来得以全身而退，并重新掌管中央警卫团。
林彪事件宣告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破产，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不再。更严重的是，毛不得不再次自剪羽翼，清洗嫡系，即红一军团出身的军方将领，使其军中实力不及周恩来，毛周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毛唯一还可依仗的只是精神领袖，或者说宗教领袖的光环，即便这残存的光环，也因林彪出走以及571工程纪要的下发，而暗然失色。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之所以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其主要本钱就是掌握了枪杆子。具体而言，一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系（旁支）；另一个是林彪的一军团人马（嫡系）。在毛泽东亲手铲除这两大派系后，毛本人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毛泽东不得不重用起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
红四出身的将领，人多势众，有些看起来也一副忠心耿耿、两肋插刀的模样，然而实则都是墙头草。毕竟从张国焘和毛泽东这两位心狠手辣的大帅虎爪下逃生出来的，能不是人精吗？这些将领同时也在跟周恩来的势力勾勾搭搭，关键时侯是指望不上的。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死前曾对其小舰队哀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当时，心细如发的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抑制周恩来的势力。首先就是在政治上打击周。从1973 年11 月下旬到12 月上旬，中共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以及主管军委常务的叶剑英（叶是周的盟友）。会议尾声时，复出的邓小平终于跳出来警告周恩来：对于大位“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给毛泽东送下投名状。
其次就是在军队系统防范周的势力。1974年1月，军委工作改由军委五人小组主持，包括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以及毛信任的陈锡联。周恩来当时在军中的亲信李德生被迫离开北京，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及中共中央副主席，属中生代，精明强干而且身居要职（李文革后一直对邓小平不买账）。
红得发紫的杨德中也被踢到陕西，任咸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杨对于此事应该是比较不满的。当汪东兴传达杨德中下放的决定后，杨发言说：“要离开了，心情是很矛盾的……最近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后，我考虑有必要下去锻炼。我下去一定会好好工作，职务越小越好，好好学习。” 这话听起来就很不对味。当杨德中得知下派职务仅为师级时，与汪东兴就干将起来（两人在工作中就有积怨）。
四、复出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管中共大内安全二十多年的汪东兴失势，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把杨德中调回中南海。汪东兴离开中央警卫局，同时，张耀祠也被调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
1978年12月，杨德中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杨上任后开始清理汪的旧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文革小舰队的旧人），调整、重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系统。
1980年9月，杨德中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2年10月，杨出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8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决定：杨德中负责办公厅内部事务的常务工作，重点负责党的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厅务会议安排和中央领导的警卫、服务、保健工作，分管警卫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人事局和机关党委。
1990年3月杨德中被确定为正部级干部，93年3月被确定为正大军区职。94年6月，71岁的杨德中晋升上将军衔；随即，杨的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位置由江泽民挑选的由喜贵接任，但杨作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继续分管警卫工作。
1997年，杨德中主持了邓小平治丧活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以及中共十五大的警卫工作。98年7月， 75岁的杨德中离职休养。
周恩来系统的干部在文革后受到邓小平及邓起用的原刘少奇人马的压制，比如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熊向晖等人，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成员更是被整得七荤八素，但杨德中是个例外。杨德中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重权在握、荣华富贵一生而未遭大的磨难，又得享高寿（享年97岁），在中共高层也不多见。只可惜没有听说其有回忆录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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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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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查部被邓小平活生生给解散了。当时熊向晖、陈忠经等都还是盛年，就去做了冷板凳。李德生去国防大学做政委，也是一个闲职。
而刘少奇的人马，比如彭真、薄一波等在80年代，都是权倾一时！
如果只有结论，没有论据，就不是讨论历史了。
一味王婆卖瓜, 故弄玄虚, 贬低真才实料, 满嘴口号谎言, 一脑子陈腐迷信, 一副酸臭丑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