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误打误撞当上汽车兵
1939年8月27日，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读过私塾，我的祖母和母亲是农村妇女，都是小脚。我5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那时母亲才29岁。她没有改嫁，带着我和我10岁的哥哥、1岁的妹妹一起生活。当时家里很苦很贫寒，我们在家务农，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我想我后来之所以会被南京军区选中去为林彪开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
1956年，义务兵第一年招收时我就报名参军了。那时候我16岁，小学学历。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因为旧社会讲好男不当兵，我母亲不舍得，奶奶也哭，不让我去当兵。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但我在村里比较积极，1954年就入了团，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愿意带我走。他和我说：“你年龄没到不要紧，多报一岁嘛。”所以到现在我档案里的出生年份都还是1938年。这样多报一岁，我就参军了。我那时很天真，想当空军，不想当陆军。可那个带兵的讲：“小方，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没办法，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
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但到了杭州以后，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想：去上海不得了啊！那是1956年的冬天，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我们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住进了江湾路1号（原上海警备区驻地）。首长和我们讲，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就说从后方来。到哪里去？就说到前方去。我就记住了。经过一番教育后，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我们指导员不同意，叫我留2元。我说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不用再花钱，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后来指导员还在会上表扬了我。
第一年，我没有评上“五好战士”，我很难受，觉得没脸见人。我就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给别人打水洗脸，毛巾放好，牙膏挤好，没事就擦车子。于是，我就跟他们学，即使手上冻疮很痛也坚持去擦车。第二年，我就评上了“五好战士”，之后年年都评上。
再后来，我被调去镇江学开车，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开的是卡车，也学过开坦克，书有《汽车构造》《驾驶技术》《交通规则》等四本。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我在单位勤学苦练，做事一丝不苟，领导说一，我不说二，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1960年，我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像许世友、黄永胜、叶剑英、杨成武等来上海时，我都为他们开过车，不过时间很短。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车辆保养得很好，当上了汽车班班长，领导都喜欢我，叫我小胖子。我1960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成为预备党员，一年以后就转正了。估计领导就是看我表现不错，又是贫农和党员，所以选了我去为林彪开车。
二、秘密受命成为林彪司机
1965年，延安饭店已盖了五层。有一天，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单独找我谈话。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要求我做到“四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很少，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就说去外面工作了。别的什么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所以当时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去给林彪开车。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家就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那时我才20出头，感恩思想很重，绝对的爱党爱国。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参不了军，当不了兵，穿军装，穿皮鞋都是不可能。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的翻身感、自豪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我母亲从小教育我：“别人能干的你去干不算有本事。别人不能干的，你去干，还干得很好，这才算本事。”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不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父母。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
任务布置完以后，李处长让我马上动身，当天就走，而且谁也不能打招呼，包括延安饭店的领导。我当时的行李就一个黄挎包，背着就走了。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林彪住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林彪开车，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些害怕。
我被安排住进西湖边上的一个宾馆，他们让我开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车。其实这个车我在上海时已经开过了。就在李处长找我谈话的前一个月，领导突然安排我去上海市委熟悉这个车，估计当时已有这方面考虑。这个车是防弹车，重8吨，车身又高又长，外形很特别，车头当中翘起，大灯在两边。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还配有花的窗帘。车的内部很宽敞，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后面有两排座椅，但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就把玻璃摇上去，我们就听不到了。车有警灯警报，但我印象中很少用。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我负责在旁监督。这辆车只有林彪出去的时候可以用，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
我的出车任务由林彪的秘书安排，那个秘书是个白面书生，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很魁梧。秘书安排好以后，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一般都是当天通知，说走就走。他说：“小方，把车子准备一下，首长今天有活动。”我就知道要检查车子出发了。上车以后才告诉我去哪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必须按规定路线开，不能随便乱开，不然就是犯错误。我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我是一把小枪，一把抓的，很轻，无声的，射程很短。子弹有30发，不上膛，分装在两个弹匣里，放在枪套外面。不过我估计里面混有假的橡皮子弹。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射程也远。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但得擦，每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有一次我去西湖开枪打鱼，后来保卫处处长来找我谈话，问我去哪儿了？为什么子弹少了？
平时，我都和林彪秘书、保卫处处长一起吃大灶，四个菜，喜欢吃什么自己盛。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写来一封信，由于需要内部转，所以到我手上已经晚了五六个月了。母亲在信里告诉我，老家有人要在我们的晒地上造房子，可能会影响晒东西。那天吃饭时我吃得有点少，被林彪的秘书看到了，马上询问我为什么饭吃少了？是不是收到一封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事情缘由告诉了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就联系到安徽省徽州地委，地委马上派了一个人到县里，县委副书记再派人到老家生产队去了解情况，发现确有其事，立马叫人家不要造了。所以本来他们要造一座三楼高的大房子，后来就只造了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平房，也不影响我家的晒地。这件事还引起了老家人的猜测，都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我回老家，县委副书记就问我在外面做什么官，怎么省里来电话了？还问我要不要把这座小房子拆掉？我说不用了。
三、上海会议前夕的神秘任务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之前，我对他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军委副主席，对毛主席很忠心。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到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对我们很关心。他为人又很严谨，话不多，有分寸，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穿军装，也不带军衔、领章和帽徽，不像高干。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裤子是呢子裤，皮鞋是部队发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有个罗盘和指北针。他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比如在杭州住西湖宾馆，在上海住岳阳路招待所，在苏州住南林饭店。他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家具是普通家具，不是红木的，盖的被子和我们一样，是部队用的黄被子。饮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饭只和叶群，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不叫子女的。他喜欢散步，经常和叶群，还有秘书几个一起散步。他毛笔字也写得好，我去他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时看到过毛笔和砚台。我还握过他的手，他的手很嫩很细很软和，手不大，手上连硬茧都没有。在他身边工作，我觉得有种自豪感。所以我空下来就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想让人家看不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任务送林彪去上海，具体什么地方都不说。我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首长，上海的同志来了。”据我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陈丕显等人。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林彪没有下车，窗玻璃都没摇下来，也不说话，就摇摇手，意思说走吧，我们就走了。我们前面有一辆警车开路，后面跟一辆车，我就跟着他们开。到市区后全部绿灯。路线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红灯，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车就停在那里。林彪住在老洋房里，我住在对面的一个招待所，那里有个小车班，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林彪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他不爱搞交际，宴请都不参加。有时候有人来看他，他和人家说：“你们忙就不要来了。”像马天水、陈丕显都来过。
林彪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去了苏州，在苏州呆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1966年，我接到任务送他去苏州南林饭店。苏州南林我第一次去，车子太长，都拐不过来。我记得进大门后靠右手边第二栋小洋房就是他住的。我住在北边的北林。
四、多次送叶群下乡见顾阿桃
林彪在苏州每次出去都有叶群陪着，有时候叶群也会单独出去，所以我和叶群接触比较多，我叫她首长。叶群瓜子脸，蛮漂亮的，话比较多，说话和风细雨的，坐车时会经常问问我的近况，平易近人。她也比较难伺候，外面传说怕光怕风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叶群。她怕太阳，怕热，而且风一吹就头痛。所以她整天围着纱巾，把头发盖起来，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有次开车出去，她婉转地说风大，我只好马上把窗户摇上去。其实我这个人很怕热的，但没有办法。我主要是送她去太仓见顾阿桃，前后有七八次，林彪不去的，也不带秘书和保卫员，就我们两个人去，她比较低调的。顾阿桃是当时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她大概50岁左右，是个文盲老太太，但却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她住在太仓县沙溪镇洪泾村，我们一般下午四点从苏州出发，到那里五点左右。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叶群下车自己沿着田埂边的小沙子路走进去。有时候，顾阿桃会到大马路上来接叶群，走的时候再送她出来。叶群说，顾阿桃学得好，她不识字，教她毛主席就画个太阳给她看。常常我们回到苏州时，林彪已经休息了。为了不影响他睡觉，车到门口，叶群都会让我把车子熄火，她自己走进去，车子则由四五个保卫员推进车库，要推五六十米。
我在杭州和苏州的时候还看到过林立果和林豆豆。林立果穿军装，很帅，但有点滑头。林豆豆和杨成武的女儿最要好，都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对他们小孩也都很尊重。
五、林彪事件以后
1965年到1967年，我跟着林彪从杭州到上海，再到苏州，将近有两年时间。1967年秋冬，林彪被叫回北京。临行前，林彪的秘书来找我谈话，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叫我一起去。我心想在杭州我坐个长途车就能回皖南老家，去北京的话火车要坐两天，太远了。当时我还不够资格坐飞机。于是我说北京离我妈太远了。这句话一讲，他们就没再叫我去了。走之前，叶群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还给我签了名。后来组织上问我当时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上交了。其实我当时还写了日记，但怕放在身边被人找出来惹麻烦，所以全都寄回老家，后来被我妈丢掉了。
林彪回北京以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又回到延安饭店。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都没过问我这两年去了哪里。不过同事们很好奇，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泄密。半年后我就提干了，不再开车，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由于我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长，我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享受副总经理待遇。2000年我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又和老朋友一起在西郊搞房地产开发。我结婚是在1971年，那年我32岁。
当时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牵连，也没人来调查我。我心想还好没和他一起去北京，不然我就倒霉了。不过我觉得报纸上说他是军阀，说他粗暴、鲁莽、妒才，这些话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这个人文绉绉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是很鲁莽的人。这么个大干部，还来关心我们战士的生活，这样的人很少的。毛主席那么聪明，那么伟大，怎么可能把一个流氓提成元帅？怎么不叫杨成武、杨得志当元帅？没有一点本事会把他提上来？所以报纸上说那些话都是落井下石。不过当时我是不敢讲的，我只能积极拥护。
有関人員日記也是不允許記的
記得説有位負責人因記日記并掉失該日記而判刑的。掉失的日記被革命群衆拾得上交、該負責人記日記的事才為人所知、
外滩军用码头是扬子江码头，江湾路一号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解放后曾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沧州饭店原是警备区招待所，改开后新建成合资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延安饭店老爸带全家去吃过几次，我的婚礼也在那办的。
岳阳路市委招待所是原宋子文住宅，江青，林彪曾住过，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
査了下網上的資料、説50年代末林彪从蘇連治療回国後住在上海岳陽路幾年６５年回北京林彪走後江青也住過、、、云々
http://www.qjtrip.com/info/ShowDetail.aspx?Id=4015
主文上説65年後才当林彪的汽車駕駛員、当了２年云々
可実際上60年代林同志的年表上看很活躍了
主文上説那時林同志已経是軍委副主席了、按級別也不会仍旧住岳陽路阿。上海市委招待所房産多得是、中央首長来上海都是按級別住的
一、误打误撞当上汽车兵
1939年8月27日，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读过私塾，我的祖母和母亲是农村妇女，都是小脚。我5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那时母亲才29岁。她没有改嫁，带着我和我10岁的哥哥、1岁的妹妹一起生活。当时家里很苦很贫寒，我们在家务农，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我想我后来之所以会被南京军区选中去为林彪开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
1956年，义务兵第一年招收时我就报名参军了。那时候我16岁，小学学历。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因为旧社会讲好男不当兵，我母亲不舍得，奶奶也哭，不让我去当兵。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但我在村里比较积极，1954年就入了团，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愿意带我走。他和我说：“你年龄没到不要紧，多报一岁嘛。”所以到现在我档案里的出生年份都还是1938年。这样多报一岁，我就参军了。我那时很天真，想当空军，不想当陆军。可那个带兵的讲：“小方，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没办法，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
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但到了杭州以后，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想：去上海不得了啊！那是1956年的冬天，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我们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住进了江湾路1号（原上海警备区驻地）。首长和我们讲，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就说从后方来。到哪里去？就说到前方去。我就记住了。经过一番教育后，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我们指导员不同意，叫我留2元。我说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不用再花钱，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后来指导员还在会上表扬了我。
第一年，我没有评上“五好战士”，我很难受，觉得没脸见人。我就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给别人打水洗脸，毛巾放好，牙膏挤好，没事就擦车子。于是，我就跟他们学，即使手上冻疮很痛也坚持去擦车。第二年，我就评上了“五好战士”，之后年年都评上。
再后来，我被调去镇江学开车，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开的是卡车，也学过开坦克，书有《汽车构造》《驾驶技术》《交通规则》等四本。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我在单位勤学苦练，做事一丝不苟，领导说一，我不说二，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1960年，我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像许世友、黄永胜、叶剑英、杨成武等来上海时，我都为他们开过车，不过时间很短。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车辆保养得很好，当上了汽车班班长，领导都喜欢我，叫我小胖子。我1960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成为预备党员，一年以后就转正了。估计领导就是看我表现不错，又是贫农和党员，所以选了我去为林彪开车。
二、秘密受命成为林彪司机
1965年，延安饭店已盖了五层。有一天，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单独找我谈话。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要求我做到“四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很少，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就说去外面工作了。别的什么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所以当时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去给林彪开车。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家就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那时我才20出头，感恩思想很重，绝对的爱党爱国。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参不了军，当不了兵，穿军装，穿皮鞋都是不可能。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的翻身感、自豪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我母亲从小教育我：“别人能干的你去干不算有本事。别人不能干的，你去干，还干得很好，这才算本事。”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不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父母。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
任务布置完以后，李处长让我马上动身，当天就走，而且谁也不能打招呼，包括延安饭店的领导。我当时的行李就一个黄挎包，背着就走了。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林彪住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林彪开车，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些害怕。
我被安排住进西湖边上的一个宾馆，他们让我开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车。其实这个车我在上海时已经开过了。就在李处长找我谈话的前一个月，领导突然安排我去上海市委熟悉这个车，估计当时已有这方面考虑。这个车是防弹车，重8吨，车身又高又长，外形很特别，车头当中翘起，大灯在两边。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还配有花的窗帘。车的内部很宽敞，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后面有两排座椅，但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就把玻璃摇上去，我们就听不到了。车有警灯警报，但我印象中很少用。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我负责在旁监督。这辆车只有林彪出去的时候可以用，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
我的出车任务由林彪的秘书安排，那个秘书是个白面书生，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很魁梧。秘书安排好以后，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一般都是当天通知，说走就走。他说：“小方，把车子准备一下，首长今天有活动。”我就知道要检查车子出发了。上车以后才告诉我去哪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必须按规定路线开，不能随便乱开，不然就是犯错误。我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我是一把小枪，一把抓的，很轻，无声的，射程很短。子弹有30发，不上膛，分装在两个弹匣里，放在枪套外面。不过我估计里面混有假的橡皮子弹。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射程也远。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但得擦，每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有一次我去西湖开枪打鱼，后来保卫处处长来找我谈话，问我去哪儿了？为什么子弹少了？
平时，我都和林彪秘书、保卫处处长一起吃大灶，四个菜，喜欢吃什么自己盛。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写来一封信，由于需要内部转，所以到我手上已经晚了五六个月了。母亲在信里告诉我，老家有人要在我们的晒地上造房子，可能会影响晒东西。那天吃饭时我吃得有点少，被林彪的秘书看到了，马上询问我为什么饭吃少了？是不是收到一封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事情缘由告诉了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就联系到安徽省徽州地委，地委马上派了一个人到县里，县委副书记再派人到老家生产队去了解情况，发现确有其事，立马叫人家不要造了。所以本来他们要造一座三楼高的大房子，后来就只造了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平房，也不影响我家的晒地。这件事还引起了老家人的猜测，都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我回老家，县委副书记就问我在外面做什么官，怎么省里来电话了？还问我要不要把这座小房子拆掉？我说不用了。
三、上海会议前夕的神秘任务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之前，我对他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军委副主席，对毛主席很忠心。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到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对我们很关心。他为人又很严谨，话不多，有分寸，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穿军装，也不带军衔、领章和帽徽，不像高干。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裤子是呢子裤，皮鞋是部队发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有个罗盘和指北针。他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比如在杭州住西湖宾馆，在上海住岳阳路招待所，在苏州住南林饭店。他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家具是普通家具，不是红木的，盖的被子和我们一样，是部队用的黄被子。饮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饭只和叶群，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不叫子女的。他喜欢散步，经常和叶群，还有秘书几个一起散步。他毛笔字也写得好，我去他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时看到过毛笔和砚台。我还握过他的手，他的手很嫩很细很软和，手不大，手上连硬茧都没有。在他身边工作，我觉得有种自豪感。所以我空下来就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想让人家看不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任务送林彪去上海，具体什么地方都不说。我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首长，上海的同志来了。”据我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陈丕显等人。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林彪没有下车，窗玻璃都没摇下来，也不说话，就摇摇手，意思说走吧，我们就走了。我们前面有一辆警车开路，后面跟一辆车，我就跟着他们开。到市区后全部绿灯。路线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红灯，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车就停在那里。林彪住在老洋房里，我住在对面的一个招待所，那里有个小车班，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林彪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他不爱搞交际，宴请都不参加。有时候有人来看他，他和人家说：“你们忙就不要来了。”像马天水、陈丕显都来过。
林彪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去了苏州，在苏州呆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1966年，我接到任务送他去苏州南林饭店。苏州南林我第一次去，车子太长，都拐不过来。我记得进大门后靠右手边第二栋小洋房就是他住的。我住在北边的北林。
四、多次送叶群下乡见顾阿桃
林彪在苏州每次出去都有叶群陪着，有时候叶群也会单独出去，所以我和叶群接触比较多，我叫她首长。叶群瓜子脸，蛮漂亮的，话比较多，说话和风细雨的，坐车时会经常问问我的近况，平易近人。她也比较难伺候，外面传说怕光怕风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叶群。她怕太阳，怕热，而且风一吹就头痛。所以她整天围着纱巾，把头发盖起来，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有次开车出去，她婉转地说风大，我只好马上把窗户摇上去。其实我这个人很怕热的，但没有办法。我主要是送她去太仓见顾阿桃，前后有七八次，林彪不去的，也不带秘书和保卫员，就我们两个人去，她比较低调的。顾阿桃是当时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她大概50岁左右，是个文盲老太太，但却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她住在太仓县沙溪镇洪泾村，我们一般下午四点从苏州出发，到那里五点左右。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叶群下车自己沿着田埂边的小沙子路走进去。有时候，顾阿桃会到大马路上来接叶群，走的时候再送她出来。叶群说，顾阿桃学得好，她不识字，教她毛主席就画个太阳给她看。常常我们回到苏州时，林彪已经休息了。为了不影响他睡觉，车到门口，叶群都会让我把车子熄火，她自己走进去，车子则由四五个保卫员推进车库，要推五六十米。
我在杭州和苏州的时候还看到过林立果和林豆豆。林立果穿军装，很帅，但有点滑头。林豆豆和杨成武的女儿最要好，都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对他们小孩也都很尊重。
五、林彪事件以后
1965年到1967年，我跟着林彪从杭州到上海，再到苏州，将近有两年时间。1967年秋冬，林彪被叫回北京。临行前，林彪的秘书来找我谈话，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叫我一起去。我心想在杭州我坐个长途车就能回皖南老家，去北京的话火车要坐两天，太远了。当时我还不够资格坐飞机。于是我说北京离我妈太远了。这句话一讲，他们就没再叫我去了。走之前，叶群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还给我签了名。后来组织上问我当时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上交了。其实我当时还写了日记，但怕放在身边被人找出来惹麻烦，所以全都寄回老家，后来被我妈丢掉了。
林彪回北京以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又回到延安饭店。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都没过问我这两年去了哪里。不过同事们很好奇，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泄密。半年后我就提干了，不再开车，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由于我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长，我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享受副总经理待遇。2000年我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又和老朋友一起在西郊搞房地产开发。我结婚是在1971年，那年我32岁。
当时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牵连，也没人来调查我。我心想还好没和他一起去北京，不然我就倒霉了。不过我觉得报纸上说他是军阀，说他粗暴、鲁莽、妒才，这些话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这个人文绉绉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是很鲁莽的人。这么个大干部，还来关心我们战士的生活，这样的人很少的。毛主席那么聪明，那么伟大，怎么可能把一个流氓提成元帅？怎么不叫杨成武、杨得志当元帅？没有一点本事会把他提上来？所以报纸上说那些话都是落井下石。不过当时我是不敢讲的，我只能积极拥护。
有関人員日記也是不允許記的
記得説有位負責人因記日記并掉失該日記而判刑的。掉失的日記被革命群衆拾得上交、該負責人記日記的事才為人所知、
外滩军用码头是扬子江码头，江湾路一号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解放后曾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沧州饭店原是警备区招待所，改开后新建成合资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延安饭店老爸带全家去吃过几次，我的婚礼也在那办的。
岳阳路市委招待所是原宋子文住宅，江青，林彪曾住过，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
査了下網上的資料、説50年代末林彪从蘇連治療回国後住在上海岳陽路幾年６５年回北京林彪走後江青也住過、、、云々
http://www.qjtrip.com/info/ShowDetail.aspx?Id=4015
主文上説65年後才当林彪的汽車駕駛員、当了２年云々
可実際上60年代林同志的年表上看很活躍了
主文上説那時林同志已経是軍委副主席了、按級別也不会仍旧住岳陽路阿。上海市委招待所房産多得是、中央首長来上海都是按級別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