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上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很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待续）
1935年1月时
林彪 28-岁
博古 28岁 李德 35-岁
王明 31岁
罗荣桓 33岁
陈毅 34岁
徐向前 34岁
聂荣臻 36岁
彭德怀 37岁
周恩来 37岁
叶剑英 38岁
贺龙 39岁
毛泽东 42岁
刘伯承 43岁
朱德 49岁
1938 武汉 博古 王明 周恩来
博古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 1937 延安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本名秦邦宪，字则民，博古为化名。1925年末入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使用“博古”作为化名。于1930年5月，借道法国，乘轮船回国，抵达上海后。1933年1月博古因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得来到瑞金苏区。离开上海后，经闽入赣，到了苏区基本没有办一件好事。1946年4月8日从重庆飞返延安触黑茶山，与王若飞叶挺等一起遇难。
博古 王明 同属28.5 。 王明很阴，1931-11去莫斯科任国际代表前，私自指定博古代理，但是不给博古“总书记”名份，博古只是个 临时代理人 负总责，或曰王明遥控的传声筒。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一说陈绍玉[1]），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以反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为名，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提出左倾政治纲领。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实际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1931年11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继续通过博古遥控中共，给中共造成巨大损失。1937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延安整风后，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党内失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1956年，他去苏联就医，后留居苏联，直至1974年病逝。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 “总负责”，也没有总书记的名份，这是由于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当时无法电报或其它联系）。
很错，
另外，除了出兵这两个字正确外，出兵前他对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和美军作战的战略战术的设想事后证明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比如他设想像在东北和国军作战一样，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大城市去控制朝鲜的乡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赶走美军事后证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中共党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上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很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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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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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时
林彪 28-岁
博古 28岁 李德 35-岁
王明 31岁
罗荣桓 33岁
陈毅 34岁
徐向前 34岁
聂荣臻 36岁
彭德怀 37岁
周恩来 37岁
叶剑英 38岁
贺龙 39岁
毛泽东 42岁
刘伯承 43岁
朱德 49岁
博古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 1937 延安
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本名秦邦宪，字则民，博古为化名。1925年末入党。1926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秦邦宪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留学时，按照当局要求，秦邦宪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为“博古诺夫”。此后，秦邦宪使用“博古”作为化名。于1930年5月，借道法国，乘轮船回国，抵达上海后。1933年1月博古因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得来到瑞金苏区。离开上海后，经闽入赣，到了苏区基本没有办一件好事。1946年4月8日从重庆飞返延安触黑茶山，与王若飞叶挺等一起遇难。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一说陈绍玉[1]），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以反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为名，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提出左倾政治纲领。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出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实际成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1931年11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继续通过博古遥控中共，给中共造成巨大损失。1937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延安整风后，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在党内失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1956年，他去苏联就医，后留居苏联，直至1974年病逝。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 “总负责”，也没有总书记的名份，这是由于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当时无法电报或其它联系）。
很错，
另外，除了出兵这两个字正确外，出兵前他对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和美军作战的战略战术的设想事后证明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比如他设想像在东北和国军作战一样，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放弃大城市去控制朝鲜的乡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来赶走美军事后证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