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名家、名编的工资级别
退休人员工资表里，陈迩冬、顾学颉因退休早，都是拿原工资的80%。
不明白肖乾的工资为何是207元（见第二张工资表），他行政12级应该是172.5元，207元是研究4级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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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虽然国家贫穷，但是政府对这些知识分子给予的生活待遇相当高。
我家是清苦了几十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工资18年没长一分钱。
上大学。
五十年代初定级，很多人都没提级。降薪降级，大有人在。
我家隔壁父亲同科室的同事在50年代末一年提了3级工资，所以他的工资是家父的3倍。要说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天活在怨气中无济于事，活还得干，生活还得继续。
当然改开后几年，家父就超过了他。
63年调级的百分比不太高。算不上普调。低级别的比例高一些。
叶谓渠先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我父亲曾经多次向他请教
文革中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按照这个结论，所谓解放后“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基本属于同一类。但是，两者的待遇差别却不小。前者觉得在后者的待遇高了，内心一直有怨气，并非无话可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长开始付大学学费，学毕业以后应该比以前不收费学生的工资高。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名家、名编的工资级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属文化部领导。五十年代名家、名编云集，很多人级别也不低，下面是根据收集资料整理的一些名家、名编的工资级别。 出版社人员的工资级别主要是按这两个标准执行：政府行政级别和出版编辑级别。下面是这两个标准的北京（6类工资区）工资，60年10月起党员干部比同级非党员干部工资要低一点，根据工资标准就可从工资额得知工资级别了。 级别 政府机关 党员工资 编辑 党员工资 1 579.5 333.5 320.2 2 522.5 287.5 284.6 3 465.5 404.8 253 250.5 4 414 372.6 218.5 216.3 5 372.5 342.7 184 182.2 6 346 325.2 152 150.5 7 302.5 290.4 125.5 124.2 8 270 264.6 103.5 102.5 9 245.5 243.0 89.5 10 212 209.9 79.5 11 195.5 193.5 70 12 172.5 170.8 62 13 155.5 153.9 56 14 138 136.6 49.5 15 124 122.8 43聂绀弩，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52年评为编辑2级。
王任叔，笔名巴人，1952年4月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行政９级。
楼适夷，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辑2级。
严文井，曾任社长兼总编辑，行政10级。
韦君宜 曾任总编辑、社长，行政10级。
周游， 曾任《北京日报》总编辑兼副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行政10级。
蒋路，编辑、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行政10级。
刘辽逸，编辑、外国文学翻译，行政10级。
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行政11级。
许觉民，人民文学出版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行政11级。
金人(张君悌)，又名张恺年，编辑、外国文学翻译，编辑3级。
肖乾，编辑、外国文学翻译，行政12级。
孙绳武，先后任外国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编辑4级。
郑效洵，编辑、外国文学翻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编辑4级。
孟超，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编辑４级。
孟奚，1978年9月至1983年7月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编辑４级。
伍孟昌，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部编辑，翻译家。编辑5级。
方白，现代文学编辑部室主任，编辑出版了杜鹏程所著的《保卫延安》，编辑５级。
林辰，鲁迅编辑室编辑，编辑５级，
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编辑，编辑5级。
刘岚山，编辑、诗人，编辑5级。
屠岸，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总编，编辑5级。
牛汀，（牛汉），编辑、诗人，编辑5级。
梁均，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法文编辑，编辑5级。
陈迩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编室诗词组组长，编辑5级。
赵少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翻译家，编辑5级。
舒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辑5级。
赵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编辑5级。
顾学颉，编辑、古典文学家，编辑6级。
纳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阿拉伯文学翻译，编辑6级。
绿原，编辑、诗人、翻译家，编辑6级。
王仰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副主任，行政14级
文洁若，日本文学编辑、翻译，肖乾夫人，编辑7级。
毛承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理论组组长，编辑7级。
退休人员工资表里，陈迩冬、顾学颉因退休早，都是拿原工资的80%。
不明白肖乾的工资为何是207元（见第二张工资表），他行政12级应该是172.5元，207元是研究4级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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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名家、名编的工资级别 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潘菽是何时离任的？ 饶斌的行政级别定的是几级？ 原上海市政协主席王力平的生父是谁？ 两份可让大家了解一些八十年代初官场的风气情况的资料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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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虽然国家贫穷，但是政府对这些知识分子给予的生活待遇相当高。
我家是清苦了几十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工资18年没长一分钱。
上大学。
五十年代初定级，很多人都没提级。降薪降级，大有人在。
我家隔壁父亲同科室的同事在50年代末一年提了3级工资，所以他的工资是家父的3倍。要说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但是每天活在怨气中无济于事，活还得干，生活还得继续。
当然改开后几年，家父就超过了他。
63年调级的百分比不太高。算不上普调。低级别的比例高一些。
叶谓渠先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我父亲曾经多次向他请教
文革中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按照这个结论，所谓解放后“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基本属于同一类。但是，两者的待遇差别却不小。前者觉得在后者的待遇高了，内心一直有怨气，并非无话可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长开始付大学学费，学毕业以后应该比以前不收费学生的工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