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打击
不知不觉的，我们长大了，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名落孙山
1965年我高中毕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打击。
高中我考上了北大附中，按说是个值得骄傲的学校，但是高中三年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学校里就有什么。1963年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大学解放军运动、阶级斗争教育，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评功摆好）、思想革命化运动。（高中生活请看我的《画说一生 九、我们走在大路上》就不在此赘述）
这些运动对于我，一个六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来说当然触动很大。老师要求我们检查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工农兵的思想的差距，写一份写思想总结。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严厉地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扣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至于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真的闹不清，不过是鹦鹉学舌当时报纸上时髦的批判用语。现在想想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再加上抖小机灵而已。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
尽管我强烈地想改造自己，并且也付诸行动，但似乎在班主任的眼睛里我仍然没多大长进。我没有一点政治嗅觉，完全不能预见到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前期。我更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在从1962年就开始的上层政治革命中被决定了。从那时起《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不断地登载要求剥削阶级子女加强改造的文章。1965年有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杨国庆砍伤了两个外国人，报刊就此大做文章，把此事作为阶级报复事件，责令“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要引以为戒”。这种舆论愈演愈烈，以至后来发展为文革中“血统论”，夺去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前途和生命。对此我没有任何知觉，我认为自己和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根本无关，而且我从来不看《中国青年》一类报刊。
班上进行了班干部大换血，新干部的条件是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人，上台的干部都是出身干部军人或工农家庭的。
直到那时我仍然以为自己的出身很好，我完全想不到这种人为划分的“阶级对立”已经把我和一些同学打入了另册。
尽管是政治风云即起，大家还是在努力为上大学而拼搏。我的学习不差，稍稍努力就是优秀，考大学时当然下了一番功夫。
七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高考。
我的文科考得都不错，历史早就了然于心，答题行云流水，因为憋尿提前半小时交卷，仍然信心满满。作文考试前写了许多篇文章做练习，这些文章稍加改变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题目下。作文考试的题目是《为革命而学习》。当时的口号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为革命而……”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真是手到擒来，我们恰好练过这个题目，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的都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大而无当的空话，每段开头都是“为革命而学习，就要……”满纸泛泛而论，但我确信写得很棒。
理科估计上不了九十，但是八十多分是没问题的。按照我的计算成绩该在大学分数线以上。
高考结束后，毕业的操行评语发下来了。看到我的评语，立时透心凉，不仅还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写得非常糟糕，里面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评语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大学还敢要吗？一考完试我就抱着所有的教科书笔记本到海淀的废品站当废纸卖了。我的感觉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学，决不是因为成绩，留着这些书不再有用。
高考完毕我到南京姨妈家去了，疯玩了整整一个夏天，赶在发榜的前一天回到北京。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据说被录取的早上发通知，没录取的下午发。我满怀希望等待着，一个早上过去了，邮递员来送过报纸，没有带来任何好消息。我的心开始发慌，安慰自己，投递过程中有半天的时间误差是常事。下午几个同学神色惶惶地跑到我家，他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又一起去附近一个干部子弟同学家打听消息。他考上了哈军工，又给我们历数谁谁谁考上什么大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戏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怎么走的。清醒时，眼前是晃动的蓝天，七八双手抬着我，正往医务室走去。我羞愧难当，我不是那种执著得化不开的人，连日的疲劳加上落榜的冲击，身体不听指挥了。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安慰道：“没关系，明年再考。”
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爸爸觉得对不起我，他猜到了孩子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爷爷的概念，我所有的履历表中，从来没写过“爷爷”这个词。我一直以为，爷爷早死。其实，他的去向连爸爸也不很清楚。他们走的是两条道。爸爸一直追随共产党，四十年代初就和爷爷断了来往。他只是听人说一九四九年爷爷去了台湾，死活不知。
后来的风云变幻，我绝了上大学的望。
鉴定之谜
班上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没考上大学（43人中20人落榜），这些人经常聚集一起互通有无，变得空前地团结。我总是琢磨不透，名落孙山的为什么是他们？
余同学，多么有才气的女孩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会画画，会作曲，曾经自创歌剧，精通古文历史，会唱所有的传统京剧，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
王同学，学习委员、团干部，我们班的“万能解题机”，又喜欢帮助人，不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找到他一定给你耐心解释清楚。
张同学，能歌善舞，作文优等，其它的课程也不在话下，小字也写得漂亮。
韩同学，一个极其聪明的学生，没有任何一道数理题能够难倒她。人也长得漂亮。是透着机灵的漂亮。
还有张同学李同学杨同学……他们的功课也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考上大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相反班上一些人学习一贯糟糕，却考上了大学，虽然上的是三类三等的专科学校。如果他们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学应该都能上大学。
没上大学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是那时不能见诸阳光只能暗地通行的国家政策。另外还有一条拿得出来的政策做幌子——“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可以改造好的。”可什么是政治表现，什么样的人可以改造好，什么样的人不能改造好，全凭掌权人的一句话语。班上出身不好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她学习最好又是班长，所谓出身不好也就不过是一般的资本家家庭，无碍大局。“关管杀台”及“五类份子”的孩子是绝对没有份的。
三十多年后，我们通过韩同学才知道，除了发到个人手上的评语，另外还有一份鉴定塞进了我们人生首次建立的档案袋，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后者隐秘不可告人。知青大返城时，在农村插队的韩同学自己带着档案回京，这本是“违法”的，人事档案属于国家机密，个人不能拿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看。但是那位农村干部为了图省事，把档案发到个人手中，让自己带回城里。韩同学好奇地拆开档案来看，才发现了可怕的秘密：她被说成是一个思想反动的学生，学校意见一栏中只有蛮横的四个字：不予录取。填写的日期在我们高考之前，就是说在考试之前，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我不知班主任在我的档案中写了一些什么，只知道比起发到个人手中的评语，入档的鉴定只能是更严厉，更不堪，要不然为什么那么死死地瞒住本人。
多少年后，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仍然在谈论这个“档案问题”，班主任老师特地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那个时代给师生留下的精神创伤，谈起当年的毕业鉴定问题，他解释说他不是党员，只能写评语而没有权力写入档案的鉴定。谁写的鉴定，写了些什么，对于经历过严酷生活的同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向何处去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海燕不是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吗（海燕的故事以后讲）？我横下一条心——到新疆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海淀区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老师。在父母看来，上不了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跟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新疆，新疆。实际上我的觉悟还远远达不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高度。我内心深处不愿意去新疆，但是更不想服从分配，似乎在和谁赌气。大学落榜者的分配前景除了插队，就是在北京的街道工厂郊区农场当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或在副食店当售货员，最好的工作算是小学老师。我都不愿意做，一百个不愿意，我宁可离开城市到边疆去。
我到海淀区教育局找到管分配的干部要求分配到兵团或农村去，吵了一大架，撕掉了分配通知。我真是不理解我的决定让爸爸妈妈的心里有多疼，两个人电函交驰，商量对策。远在安阳的爸爸千里外搬兵，请他的表弟余运先，即我的表叔，一个在北京的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边疆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回北京都不容易。能留在北京教书多少人求之不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真的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了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我逼迫妈妈走了姨父的后门（当年海燕就是通过这个路子走的），顺利地办好了去新疆的一切事情。临走的前几天，妈妈要带我去农垦部领取安置费及火车票，上班前她和我说好下午请假带我去。去新疆的事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只知道没有一丝兴奋。中午妈妈没有回来，下午两点多钟才匆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新疆去不成了。”“为什么？”我抗议道。妈妈说：“中午去请假，卢琼英（领导，陈翰伯太太）问干什么去，我说了你的事，挨了她一大顿批评。她说我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丧失了党性立场，责成我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妈妈接着说：“新疆肯定是去不成了。卢琼英还要我汇报你最终是否服从了分配。”我心里知道妈妈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批评，她并非支持我走，而是万般无奈，拗不过我。“组织”帮她挽留了女儿，她感谢不及呢。我和妈妈大吵一顿，心里却顿时轻松起来，一个月后去教育局报了到。
没想到的是，分配当教师的几百个毕业学中有五十个人分配到中学，我是其中之一。更想不到的是，在集训时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训话：“所有当教师的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大专分数线，而你们之所以被选中当中学老师，是因为你们的成绩更为优秀。”
教育局给我们这五十个人办了一个三天的学习班。在讨论发言中，人人都表决心要摆脱反动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人民教师。这时我才知道，这批“未来的人民教师”没有一个出身好的，都是来自“关管杀”或地富反坏右家庭。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我的家庭为骄傲。如今和这么多“黑五类”子女为伍，自尊心大大受挫。我想起爸爸曾经和我说过：“你妈妈这么早参加革命，如此忠心，可是一辈子就当个小科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的确，妈妈一生兢兢业业地革命和工作，始终没当上什么“大官”，除了率真，心口一致等不适于官场的自身的因素外，爸爸揭示了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是。”
爸爸当然“是什么”，他是有名的翻译家。这个“什么都不是”说的是政治上，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台湾。爷爷事实上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偷偷塞进了我们家每一个人的档案之中，其威力甚至超过了“关管杀”，所以爸爸在政治上不可能“是什么”。不仅他，连妈妈，甚至我们这一代也遭株连，“什么”都不可能“是”。
我也犯迷惑，不是强调阶级路线吗，不是强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吗，为什么把关管杀台的子女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党就放心了呢？
爸爸立即从妈妈的信中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
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又想跟上党的号召又心疼女儿。“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
。
与现如今的小粉红相比，那时候更加走火入魔。不是说说而已，真有行动。
文革前南京师范附中的黄桂玉，数学教授黄镇中的女儿，学习成绩优良，高中毕业不报考大学，一定要去苏北农村，尽管父母不同意。报纸大幅报道，改名方玉，隐去教授姓氏。
说办理去新疆之事是“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丧失了党性立场”,是否陈翰伯太太与尊母哄骗你的“计谋”？
亲戚中也有此类情况，女孩子高中毕业，自己要下农村。长辈也用相似手段，最后上了大专，文革期间毕业。
大概不会在教育厅。文革以后安排的，记不清楚在哪个单位。董加耕也安排了。
好像不在教育厅。记不清楚在具体哪个单位。董加耕也安排了。
所以不是分数不够，而且背景调查不够！
文革中出身不好的人60%的被毒气杀死了？
• 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就像是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甚至还不如犹太人。 - man008 - (0
1950-60年代，虽然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国家极其贫穷，每年只能招收几万大学生（50年代）到十几万大学生（60年代），要保证每一个大学生都是有用的人才，一个萝卜一个坑，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里不仅仅是免费上学的问题，而是计划招的每一学生都是有一个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做。首先要保证这个人忠于国家，热爱国家，思想过硬，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去完成任务，加速建设一穷二白的国家。如果一个人家庭背景使得大学难以确认他是否有怨气，是否会忠于这个国家，在有更多合格的考生的情况下，大学就不会冒这个险去录取他。
当然家父是因为出身而不能被保送到清华核物理专业，但是可以被保送到军工院校。
美国军校也查背景，Top SecurityClearance， 军工公司也是，政府部门也是。
现在看一看在海外有多少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骂母国，比如文学城，有多少人在诅咒母国？他们在国内时可是比农民幸运得多了。
• 我爸爸当年考了好几次，那个时候不公布分数！最后还是有同情心的老师告诉他，别考了，因为每次大学都有来人查他的背景。 - qiuqiudou - (65 bytes) (21 reads) 08/21/2020 12:22:12
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要查几代？
有什么用？还不是要飞台湾。
比飞过来的多。
红二红三的问题更多。
清查AB团严格，除了家庭出身，有文化，戴眼镜，统统是问题，开除，或杀。
全国70多年累计上万架飞机，累计十万名以上的飞行员全部飞往台湾叛逃？所以政审没有用？
• 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有什么用？ - 萧岚 - (233 bytes) (8 reads) 08/21/2020 14:29:42
看看这些为中国威胁叫好的人，一旦有机会接触重要资料，大概率是替他的中国当间谍。
和床铺一样，大嘴一张，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留学生留学大多数是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留下来是为了个人获得较好的生活。
• 的确如此，像这种一直忠于中国的家庭，以消灭美国为己任的中国学生，美国就不应该给他们去哈佛的机会。 - hkzs - (128 bytes) (1 reads) 08/21/2020 14:50:43
还要坚持燕山化工在1969年引进建成的笑话吗？
楼主的父亲（刘辽逸）是行政10级，还受出身影响？
老问题还未回答。
又跳出来杠？
情报不仅仅是军事情报，技术，商业资料都是情报啊。不要让祖国失望啊。
当然也不可能成千上万的飞过去。那是蝗虫了。
都不要走极端。战争时期加强对内管控是可以理解的。我和老生都支持政审，他建议在中国审，我建议在美国审。不坚决反美爱华的不准上中国大学，不坚决反华爱美的不准上美国大学。对等吧。
军工，保密专业，可以理解。
师范，农林，也不准。歧视。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727309.html
。生活在美国当然希望美国好。这次疫情美国有4000多万人失去工作，若趟上了没工作，谁也帮不上忙，只有美国强大了我们才能过得好。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中国衰败，也希望中国强大，更不希望中美成为敌人和发生战争。
• 祖国要你把美国的情报送过去，你作为爱国侨胞，是不是应该坚决执行任务？ - hkzs -
你作为美国人，如果中美一定要趴下一个，你是希望是你自己趴下还是你在HQ的狐朋狗友趴下？
是当时燕山石化的级别较高的筹划者和建设者，比较高的角度。
你这篇里面说1974年燕山石化的几十家工厂不严谨，燕山石化公司所属工厂仅几家：
东炼，前进，向阳，曙光，胜利，东风，化机。
燕山石化总经理（副部级）YYB和XQL我都认识。
楼下讲的清楚，级别不等于政治待遇。父母级别高，仍受影响，这种情况太多了。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我认识他的同班同学。
1985年，他的大学教材《美国史》上下册16开本1200多页，我用了2个星期读完了，拿他们的期末考题在限定时间内答卷，得分85分以上。
我讽刺这位同学：美国历史这么么简单的东西，还用学一年？
她说：我们有观点。
我说：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还不是大家一个观点？
然后和她讨论了很多美国历史的事件的细节，真的不比她差多少。
我爸爸当年没考上大学后，为了有工作是什么都干过，折腾了7年才最终走关系进了医院当了电工。从此他的人生再没有了追求！他觉得再努力也没有用！
一有机会就发泄仇恨。
鄙视这两位叽叽歪歪的个人攻击。
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打击
不知不觉的，我们长大了，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名落孙山
1965年我高中毕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打击。
高中我考上了北大附中，按说是个值得骄傲的学校，但是高中三年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学校里就有什么。1963年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大学解放军运动、阶级斗争教育，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评功摆好）、思想革命化运动。（高中生活请看我的《画说一生 九、我们走在大路上》就不在此赘述）
这些运动对于我，一个六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来说当然触动很大。老师要求我们检查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工农兵的思想的差距，写一份写思想总结。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严厉地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扣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至于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真的闹不清，不过是鹦鹉学舌当时报纸上时髦的批判用语。现在想想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再加上抖小机灵而已。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
尽管我强烈地想改造自己，并且也付诸行动，但似乎在班主任的眼睛里我仍然没多大长进。我没有一点政治嗅觉，完全不能预见到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前期。我更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在从1962年就开始的上层政治革命中被决定了。从那时起《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不断地登载要求剥削阶级子女加强改造的文章。1965年有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杨国庆砍伤了两个外国人，报刊就此大做文章，把此事作为阶级报复事件，责令“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要引以为戒”。这种舆论愈演愈烈，以至后来发展为文革中“血统论”，夺去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前途和生命。对此我没有任何知觉，我认为自己和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根本无关，而且我从来不看《中国青年》一类报刊。
班上进行了班干部大换血，新干部的条件是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人，上台的干部都是出身干部军人或工农家庭的。
直到那时我仍然以为自己的出身很好，我完全想不到这种人为划分的“阶级对立”已经把我和一些同学打入了另册。
尽管是政治风云即起，大家还是在努力为上大学而拼搏。我的学习不差，稍稍努力就是优秀，考大学时当然下了一番功夫。
七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高考。
我的文科考得都不错，历史早就了然于心，答题行云流水，因为憋尿提前半小时交卷，仍然信心满满。作文考试前写了许多篇文章做练习，这些文章稍加改变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题目下。作文考试的题目是《为革命而学习》。当时的口号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为革命而……”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真是手到擒来，我们恰好练过这个题目，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的都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大而无当的空话，每段开头都是“为革命而学习，就要……”满纸泛泛而论，但我确信写得很棒。
理科估计上不了九十，但是八十多分是没问题的。按照我的计算成绩该在大学分数线以上。
高考结束后，毕业的操行评语发下来了。看到我的评语，立时透心凉，不仅还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写得非常糟糕，里面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评语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大学还敢要吗？一考完试我就抱着所有的教科书笔记本到海淀的废品站当废纸卖了。我的感觉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学，决不是因为成绩，留着这些书不再有用。
高考完毕我到南京姨妈家去了，疯玩了整整一个夏天，赶在发榜的前一天回到北京。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据说被录取的早上发通知，没录取的下午发。我满怀希望等待着，一个早上过去了，邮递员来送过报纸，没有带来任何好消息。我的心开始发慌，安慰自己，投递过程中有半天的时间误差是常事。下午几个同学神色惶惶地跑到我家，他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又一起去附近一个干部子弟同学家打听消息。他考上了哈军工，又给我们历数谁谁谁考上什么大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戏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怎么走的。清醒时，眼前是晃动的蓝天，七八双手抬着我，正往医务室走去。我羞愧难当，我不是那种执著得化不开的人，连日的疲劳加上落榜的冲击，身体不听指挥了。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安慰道：“没关系，明年再考。”
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爸爸觉得对不起我，他猜到了孩子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爷爷的概念，我所有的履历表中，从来没写过“爷爷”这个词。我一直以为，爷爷早死。其实，他的去向连爸爸也不很清楚。他们走的是两条道。爸爸一直追随共产党，四十年代初就和爷爷断了来往。他只是听人说一九四九年爷爷去了台湾，死活不知。
后来的风云变幻，我绝了上大学的望。
鉴定之谜
班上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没考上大学（43人中20人落榜），这些人经常聚集一起互通有无，变得空前地团结。我总是琢磨不透，名落孙山的为什么是他们？
余同学，多么有才气的女孩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会画画，会作曲，曾经自创歌剧，精通古文历史，会唱所有的传统京剧，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
王同学，学习委员、团干部，我们班的“万能解题机”，又喜欢帮助人，不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找到他一定给你耐心解释清楚。
张同学，能歌善舞，作文优等，其它的课程也不在话下，小字也写得漂亮。
韩同学，一个极其聪明的学生，没有任何一道数理题能够难倒她。人也长得漂亮。是透着机灵的漂亮。
还有张同学李同学杨同学……他们的功课也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考上大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相反班上一些人学习一贯糟糕，却考上了大学，虽然上的是三类三等的专科学校。如果他们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学应该都能上大学。
没上大学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是那时不能见诸阳光只能暗地通行的国家政策。另外还有一条拿得出来的政策做幌子——“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可以改造好的。”可什么是政治表现，什么样的人可以改造好，什么样的人不能改造好，全凭掌权人的一句话语。班上出身不好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她学习最好又是班长，所谓出身不好也就不过是一般的资本家家庭，无碍大局。“关管杀台”及“五类份子”的孩子是绝对没有份的。
三十多年后，我们通过韩同学才知道，除了发到个人手上的评语，另外还有一份鉴定塞进了我们人生首次建立的档案袋，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后者隐秘不可告人。知青大返城时，在农村插队的韩同学自己带着档案回京，这本是“违法”的，人事档案属于国家机密，个人不能拿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看。但是那位农村干部为了图省事，把档案发到个人手中，让自己带回城里。韩同学好奇地拆开档案来看，才发现了可怕的秘密：她被说成是一个思想反动的学生，学校意见一栏中只有蛮横的四个字：不予录取。填写的日期在我们高考之前，就是说在考试之前，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我不知班主任在我的档案中写了一些什么，只知道比起发到个人手中的评语，入档的鉴定只能是更严厉，更不堪，要不然为什么那么死死地瞒住本人。
多少年后，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仍然在谈论这个“档案问题”，班主任老师特地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那个时代给师生留下的精神创伤，谈起当年的毕业鉴定问题，他解释说他不是党员，只能写评语而没有权力写入档案的鉴定。谁写的鉴定，写了些什么，对于经历过严酷生活的同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向何处去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海燕不是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吗（海燕的故事以后讲）？我横下一条心——到新疆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海淀区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老师。在父母看来，上不了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跟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新疆，新疆。实际上我的觉悟还远远达不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高度。我内心深处不愿意去新疆，但是更不想服从分配，似乎在和谁赌气。大学落榜者的分配前景除了插队，就是在北京的街道工厂郊区农场当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或在副食店当售货员，最好的工作算是小学老师。我都不愿意做，一百个不愿意，我宁可离开城市到边疆去。
我到海淀区教育局找到管分配的干部要求分配到兵团或农村去，吵了一大架，撕掉了分配通知。我真是不理解我的决定让爸爸妈妈的心里有多疼，两个人电函交驰，商量对策。远在安阳的爸爸千里外搬兵，请他的表弟余运先，即我的表叔，一个在北京的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边疆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回北京都不容易。能留在北京教书多少人求之不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真的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了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我逼迫妈妈走了姨父的后门（当年海燕就是通过这个路子走的），顺利地办好了去新疆的一切事情。临走的前几天，妈妈要带我去农垦部领取安置费及火车票，上班前她和我说好下午请假带我去。去新疆的事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只知道没有一丝兴奋。中午妈妈没有回来，下午两点多钟才匆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新疆去不成了。”“为什么？”我抗议道。妈妈说：“中午去请假，卢琼英（领导，陈翰伯太太）问干什么去，我说了你的事，挨了她一大顿批评。她说我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丧失了党性立场，责成我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妈妈接着说：“新疆肯定是去不成了。卢琼英还要我汇报你最终是否服从了分配。”我心里知道妈妈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批评，她并非支持我走，而是万般无奈，拗不过我。“组织”帮她挽留了女儿，她感谢不及呢。我和妈妈大吵一顿，心里却顿时轻松起来，一个月后去教育局报了到。
没想到的是，分配当教师的几百个毕业学中有五十个人分配到中学，我是其中之一。更想不到的是，在集训时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训话：“所有当教师的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大专分数线，而你们之所以被选中当中学老师，是因为你们的成绩更为优秀。”
教育局给我们这五十个人办了一个三天的学习班。在讨论发言中，人人都表决心要摆脱反动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人民教师。这时我才知道，这批“未来的人民教师”没有一个出身好的，都是来自“关管杀”或地富反坏右家庭。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我的家庭为骄傲。如今和这么多“黑五类”子女为伍，自尊心大大受挫。我想起爸爸曾经和我说过：“你妈妈这么早参加革命，如此忠心，可是一辈子就当个小科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的确，妈妈一生兢兢业业地革命和工作，始终没当上什么“大官”，除了率真，心口一致等不适于官场的自身的因素外，爸爸揭示了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是。”
爸爸当然“是什么”，他是有名的翻译家。这个“什么都不是”说的是政治上，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台湾。爷爷事实上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偷偷塞进了我们家每一个人的档案之中，其威力甚至超过了“关管杀”，所以爸爸在政治上不可能“是什么”。不仅他，连妈妈，甚至我们这一代也遭株连，“什么”都不可能“是”。
我也犯迷惑，不是强调阶级路线吗，不是强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吗，为什么把关管杀台的子女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党就放心了呢？
爸爸立即从妈妈的信中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
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又想跟上党的号召又心疼女儿。“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
。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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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如今的小粉红相比，那时候更加走火入魔。不是说说而已，真有行动。
文革前南京师范附中的黄桂玉，数学教授黄镇中的女儿，学习成绩优良，高中毕业不报考大学，一定要去苏北农村，尽管父母不同意。报纸大幅报道，改名方玉，隐去教授姓氏。
说办理去新疆之事是“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丧失了党性立场”,是否陈翰伯太太与尊母哄骗你的“计谋”？
亲戚中也有此类情况，女孩子高中毕业，自己要下农村。长辈也用相似手段，最后上了大专，文革期间毕业。
大概不会在教育厅。文革以后安排的，记不清楚在哪个单位。董加耕也安排了。
好像不在教育厅。记不清楚在具体哪个单位。董加耕也安排了。
所以不是分数不够，而且背景调查不够！
文革中出身不好的人60%的被毒气杀死了？
• 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就像是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甚至还不如犹太人。 - man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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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60年代，虽然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国家极其贫穷，每年只能招收几万大学生（50年代）到十几万大学生（60年代），要保证每一个大学生都是有用的人才，一个萝卜一个坑，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里不仅仅是免费上学的问题，而是计划招的每一学生都是有一个工作在等待着他去做。首先要保证这个人忠于国家，热爱国家，思想过硬，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去完成任务，加速建设一穷二白的国家。如果一个人家庭背景使得大学难以确认他是否有怨气，是否会忠于这个国家，在有更多合格的考生的情况下，大学就不会冒这个险去录取他。
当然家父是因为出身而不能被保送到清华核物理专业，但是可以被保送到军工院校。
美国军校也查背景，Top SecurityClearance， 军工公司也是，政府部门也是。
现在看一看在海外有多少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骂母国，比如文学城，有多少人在诅咒母国？他们在国内时可是比农民幸运得多了。
• 我爸爸当年考了好几次，那个时候不公布分数！最后还是有同情心的老师告诉他，别考了，因为每次大学都有来人查他的背景。 - qiuqiudou -
(65 bytes) (21 reads) 08/21/2020 12:22:12
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要查几代？
有什么用？还不是要飞台湾。
比飞过来的多。
红二红三的问题更多。
清查AB团严格，除了家庭出身，有文化，戴眼镜，统统是问题，开除，或杀。
全国70多年累计上万架飞机，累计十万名以上的飞行员全部飞往台湾叛逃？所以政审没有用？
• 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有什么用？ - 萧岚 -
(233 bytes) (8 reads) 08/21/2020 14:29:42
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有什么用？ 来源: 萧岚 于 2020-08-21 14:29:42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7 次 (370 bytes) 字体：调大/重置/调小 | 加入书签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贴 | 当前最热讨论主题 本文内容已被 [ 萧岚 ] 在 2020-08-21 14:55:45 编辑过。如有问题，请报告版主或论坛管理删除. 回答: 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打击 由 铿锵猪 于 2020-08-21 03:47:54飞行员的审查最严格，要查几代？
有什么用？还不是要飞台湾。
比飞过来的多。
红二红三的问题更多。
清查AB团严格，除了家庭出身，有文化，戴眼镜，统统是问题，开除，或杀。
看看这些为中国威胁叫好的人，一旦有机会接触重要资料，大概率是替他的中国当间谍。
和床铺一样，大嘴一张，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留学生留学大多数是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留下来是为了个人获得较好的生活。
• 的确如此，像这种一直忠于中国的家庭，以消灭美国为己任的中国学生，美国就不应该给他们去哈佛的机会。 - hkzs -
(128 bytes) (1 reads) 08/21/2020 14:50:43
还要坚持燕山化工在1969年引进建成的笑话吗？
楼主的父亲（刘辽逸）是行政10级，还受出身影响？
老问题还未回答。
又跳出来杠？
情报不仅仅是军事情报，技术，商业资料都是情报啊。不要让祖国失望啊。
当然也不可能成千上万的飞过去。那是蝗虫了。
都不要走极端。战争时期加强对内管控是可以理解的。我和老生都支持政审，他建议在中国审，我建议在美国审。不坚决反美爱华的不准上中国大学，不坚决反华爱美的不准上美国大学。对等吧。
军工，保密专业，可以理解。
师范，农林，也不准。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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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国当然希望美国好。这次疫情美国有4000多万人失去工作，若趟上了没工作，谁也帮不上忙，只有美国强大了我们才能过得好。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中国衰败，也希望中国强大，更不希望中美成为敌人和发生战争。
• 祖国要你把美国的情报送过去，你作为爱国侨胞，是不是应该坚决执行任务？ - hkzs -
你作为美国人，如果中美一定要趴下一个，你是希望是你自己趴下还是你在HQ的狐朋狗友趴下？
是当时燕山石化的级别较高的筹划者和建设者，比较高的角度。
你这篇里面说1974年燕山石化的几十家工厂不严谨，燕山石化公司所属工厂仅几家：
东炼，前进，向阳，曙光，胜利，东风，化机。
燕山石化总经理（副部级）YYB和XQL我都认识。
楼下讲的清楚，级别不等于政治待遇。父母级别高，仍受影响，这种情况太多了。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我认识他的同班同学。
1985年，他的大学教材《美国史》上下册16开本1200多页，我用了2个星期读完了，拿他们的期末考题在限定时间内答卷，得分85分以上。
我讽刺这位同学：美国历史这么么简单的东西，还用学一年？
她说：我们有观点。
我说：有什么自己的观点？还不是大家一个观点？
然后和她讨论了很多美国历史的事件的细节，真的不比她差多少。
我爸爸当年没考上大学后，为了有工作是什么都干过，折腾了7年才最终走关系进了医院当了电工。从此他的人生再没有了追求！他觉得再努力也没有用！
一有机会就发泄仇恨。
鄙视这两位叽叽歪歪的个人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