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1987）当我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没想到惊动了几个不算太小的人物。
我开始准备留学是1985年当了讲师以后的事情。77级入学时本来就对拉郎配的专业没有兴趣，念在本专业还算是国内本行的“圣地”，也曾试图想在祖师爷、祖师奶奶们那里掏点真金。但是当留校与那四位老牌教授在同一个教研室里混了几年后，看清了过去顶礼膜拜的权威们的虚伪肤浅，便心灰意懒了。当初留校教书的目的是能留在西安，但总不甘心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里终其一生，于是打算出国留学改门换庭。
先是问在佛吉尼亚当麻醉科医生的姨妈要了一百刀，用来考托福和申请学校用。我的臭英语本来就是上大学才开始学，托福考得不好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一边准备英语，一边找经济担保自费留学。本想向姨妈提出经济担保，却知道姨妈早已得了乳腺癌在家养病。转而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教书的大堂姑开了口，方知她已经担保了我上海的表弟，建议我问问其他亲戚。接着是联系了在西雅图的堂姐，堂姐夫妇都是从台湾来美留学后定居美国的，结果连回音都没有。我父亲家族有不少亲属在美国，虽说还可以向他们一个一个问下去，可是想想除了姨妈1978年回国探亲时见过一面外，其他的从未唔过面。我灰心了，还是回到本专业，试试找奖学金吧。
在我找奖学金的同时，学校也已选定派我出国进修，使我有机会脱产去西安外语学院出国留学人员培训班进修英语一个学期，后来经过争取，又不脱产地赖了一个学期，这一年对我提高英语听说能力受益不浅。
当时我的托福成绩找奖学金显然欠火，怎么办？于是我以科研当砖敲门，把当时闭门造车捣鼓出来的一些数学物理模型及初步结果简要地附在了给教授们的信中。这一招还真灵，美国“Big Ten” 中这所名校的Ｒ教授看上了我，不单给了奖学金，还联系该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接受了我的托福成绩并发了I-20表，建议我去了后注册一门ESL 课(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1986年冬，拿着收到的I-20表找学校批，系院校各级领导也高兴我为学校省出一个出国名额，一路顺风，几天就办完了校内所有的手续，当时的感觉是赴美留学就在眼前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师资科通知我，学校主管部不批，原因是当时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的若干暂行规定》第六项第五款说“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包括助理研究员、讲师、…...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 这就是当时所谓“自费公派”的由来。到了部里，这一款的解释就成了“讲师只能出国进修，不能读学位”。师资科科长好心地告诉我，只要你能说通部里，学校不会为难你。
87年元旦过后，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八角桥附近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出门，北京那几天气温度零下15°C，现在还记得那天大腿被冻疼的感觉。乘地铁来到位于长安街上的部里，在教育司综合处一个大办公室里找到了Ｓ处长。该处长的形象，活生生一个《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人长得瘦小，说不说话，两只鼠眼都在你身上滴溜溜乱 转，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也往自己身上看。我心想你什么意思? 同性恋看我帅？ 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小炉匠就冲我来上了连珠炮：“……谁让你来的？是你们张校长还是李书记？……还是个讲师呢，连点规矩都不懂！……这是国家政策，你想改？！……回去！该干啥干啥……”小炉匠不容我分说，转身就走，边走又回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小炉匠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搞得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几个办公室里的人轮着不时瞟我两眼，弄得我更不好受。过了一会儿，我旁边那个办公桌前的大妈干部劝我说，你这事情自己来是办不通的，还是回去让你们学校谁来说说看。想想自己跟那小炉匠的对话根本上不了轨，只好算了。沿着长安街漫无目的地走到了西单口，突然想到去教委问问什么叫做“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我就没搞懂，《暂行规定》里只说“纳入公派范围”，并没区分读不读学位，再说公派出国读学位的人多了去了。接待人员一副忙得要死的样子，只扔给了我一句话：“找你们主管部去！” 我不是刚被主管部赶出来的吗？没办法，当天晚上的火车，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师资科科长告诉我那个Ｓ处长难说话，教育司Ｈ司长人比较通情达理。当时《参考消息》上刚好登了一篇“美国最好的十个理工科研究生院”的豆腐块短文，我要去的学校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心的我两个月后又二次进京，避开小炉匠直接找到Ｈ司长办公室。瘦瘦高高，戴着一付暗红框眼镜的Ｈ司长，五六十岁，典型的知识分子形像，六十年代苏联留学生。听我讲完情况，也溜了一眼我带来的那篇参考消息文章，他就开始给我解释他所理解的出国政策。我则强调公派范围也应该包括有读学位的，我还答应改办J-1签证，按自费公派办理。说什么也没用，唯一让人得到点安慰的是，Ｈ司长说他可以直接点名给我一个去美国的访问学者指标，你说那个学校好、教授好，你就还去那个学校找那个教授。依你的岁数，硕士博士读下去不一定最好，早点回来，对国家和你个人都有好处，云云。我不知道是《暂行规定》后面还有内部精神呢，还是部里的和尚念歪了经，反正Ｈ司长在读学位这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不让步。另外一个可能是，处长已经不同意了，司长也犯不着为我去撕处长的脸。
第二天我去在北京当教授的五爷爷家商量，大家建议我先不要名分，去了再说。当然，人到了美国，有奖学金，谁能挡住我不准读学位呢？！其实，脑子里的想法是，自己有了奖学金，何必要去沾国家钱的腥味而影响将来可能有的其他机会呢？
回到学校仍然是无计可施，日子一晃就是两三个月，眼看着87年秋季入学是泡汤了。我想过辞职，也想过先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去再说，还担心在同一个学校的妻子将来被卡住不放，等等可能的出路和后果。无论如何，先稳住奖学金再说。于是找了两条一时不能赴美的原因，写信请Ｒ教授把奖学金保留到第二年春季学期，并重给我寄一份办J-1签证的IAP-66表（我若早知道我能靠后门办通，我就应该仍用I-20办F-1学生签证了）。
当时国内送礼行贿之风早已听说，想试试，可是不通行情，不懂规矩。我带上托人搞来的两瓶汾酒和两条中华牌香烟，揣着新寄来的IAP-66表，第三次进京，去做那自己都鄙视的事情。自认为小炉匠处长怎么看都像个腐败分子，先从他入手。心里有鬼，嘴里就啥也 不会说了，光知道掏烟酒，小炉匠那双鼠眼挺忙，既打量我，还忙着打量那烟酒，我感觉整个气氛都凝固了。其实也就几秒钟，小炉匠发话了：“我说讲师，你这人咋不懂事呢。我呢，也没那闲功夫跟你泡。提上你的东西回去，还是那句话，该干啥干啥，啊？！”，讨了个没趣，尴尬得无地自容，真后悔掏出了烟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小炉匠是嫌东西少呢，还是他本来就是个拒腐蚀的好干部。我是彻底的失望了！
我一个麻木的人由着腿走，不知不觉又到了西单。坐在路边花坛上，面朝长安街，十足一低端盲流。慢慢地，脑子里开始梳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结论是我的情况是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可批也可不批，全凭官老爷一句话。可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最后就想到了去找一个在京城当大官的亲戚，我妈的叔叔，我叫三外公的帮忙，他就住在这西单闹市附近。可是我既不知道具体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没法去找。急忙到西单口长途电话局，打电话跟妈商量。妈说文革以来就再没有见过这个叔叔，早想见见他，让我在北京等着，她尽快就到。
说到这里，就要交代一点背景资料了。我外公早年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学医。回国后在军队里服务，早在1912年，在阎锡山的“山西医学传习所”就编辑出版了《生理学讲义》,《人体解刨及生理学讲义绪论》等著作，力倡西医人体解刨学，1937年由南京政府授衔中将陆军军医监（19370324）。三外公虽比我妈长一辈但却小两岁，从小跟我母亲姐妹四人一起玩耍长大。外公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初中就把四个女儿和三外公送到北京读书，寒暑假再接回太原。母亲是老大，在京管着妹妹们和叔叔的生活花费。1937年抗战爆发，在北平大学读大三的母亲内迁去了西北联合大学，而在中学担任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刚读完高中的三外公带着二姨一起，加入晋察冀抗日游击队去了抗日前线，后来参加了百团大战及解放战争中的诸多战役。解放后，赴朝参战，受伤回国，授衔少将。文革后1980年升任解放军总ＸＸ部付主任，全军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林彪、江青两案审理特别检察厅副厅长等职。小时候跟母亲到北京三外公家去过一回，那时他家住在将军楼里，没有现在这种胡同里的二进四合院气派。文革中谁也不敢跟谁联系，一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三外公在审判黄吴叶李邱的特别军事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母亲才算放心了。
三天后，母亲由姐姐陪着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单后面XX胡同三外公家。我找到地方，按门铃后在小窗口上讲明来意，秘书把我领进客厅，两个老人正在炒他们那些冷饭往事。三外公不愧为儒将，中国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解放军老干部书协常务付会长，客厅里到处挂了不少自己和他人的书法绘画作品。三外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又大概问了一下，就在一张黄纸红道竖式信签上写了一封漂亮的毛笔小楷便信，让我拿着此信去木樨地部长楼找Ｈ顾问。
Ｈ顾问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庐山会议后因反对左倾路线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近二十年，后任XX县农业局付局长，平反后任我校主管部部长待遇的第一付部长。巧了，H顾问也是山西定襄人，跟三外公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老战友，每个星期还在网球场上见两次面。Ｈ顾问瘦高个，一米八几，花白头发，长得很精神，非常健谈。我一进他在五楼的家门，就跟我谈起我外公来，我才知道他跟我外公曾有过一段交情。Ｈ顾问和三外公当年都是解放太原那场攻坚恶战中的军师级干部，打下太原后，Ｈ顾问是第一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太原市市长，很快找到没有逃往台湾的外公压惊，后来又给外公安排工作，让他在山西大学医学院教授和太原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两个工作中挑。Ｈ顾问说起这段往事时，兴致勃勃，一直都在夸外公。
大概正是因为这层关系，Ｈ顾问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花不花国家的钱？”我说一分不花，完全自费。于是他当着我的面就给当时的付部长打电话：“小Ｄ呀，有这么个事情，你给办一下……”Ｄ付部长当时是新提拔的（后来是正部长），清华老五届毕业，教育司由他分管。Ｈ顾问放下电话没过多久，Ｄ付部长打过来了，让我明天去教育司综合处办理出国手续。事后，Ｈ司长还专门给Ｈ顾问写了一个书面解释，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菜鸟）是学校培养的年轻教学骨干，我们本想让他出国进修早去早回，弥补师资断层，起承上启下之作用，对他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云云。
第二天早上来到综合处，小炉匠虽说还是用眼不停地打量我，却满面阳光地迎上来跟我握手：“今天咱俩交个朋友”。一番让座、客套之后，叫部里专门办理出国手续的大Ｗ带我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我说我自己可以去，小炉匠还非要大W带我去。下午是美国大使馆办Ｊ签证的时间，大Ｗ自己开一辆SUV带我到了美国大使馆，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进到了里面，大Ｗ的派头让我看得吃惊。
好事多磨，碰到了一个死板教条的签证官，说我的奖学金尚差＄1050才能满足所需费用，让我再找一个小额经济担保。一点都没法讨价还价，只好暂停。回去后寄了一份奖学金的拷贝写信给在芝加哥的二堂姑，请她出一个＄1050的经济担保。二姑夫妇都是从台湾留学美国的博士，在杜邦公司工作，这点担保不算个事情。拿着经济担保和IAP-66表，第四次进京，签证官没有打绊，给了J-1签证。这算是一段小插曲。
1988年1月13日，乘美国联航班机从上海起飞，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二姑夫妇到机场接我，第二天，他们又把我送上了去学校的巴士。
后记：本人赴美留学过程办得十分艰难，四次进京。R教授，三外公和H顾问是我在办理赴美留学过程中遇到的3个贵人。我没有忽悠R教授，硕士全A毕业时，跟R教授一起在我国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5篇论文。当我要换专业读博时，R教授极力把我推荐给了本校大名鼎鼎的G教授，并由G教授安排好了奖学金, 任何申请审批都免了。在读完博士有了工作之后，利用公司的公休假第一次回国，路过北京去给三外公和H顾问汇报了我在美国的学习情况，这是后话。
谢谢到访！
尤其是小炉匠的描写惟妙惟肖的。好文笔。
在淘宝网上卖旧书的地方仍然能看到“解刨”二字。
入木三分。
去一些部门办事，都有这样的人。
好文章，谢谢分享。
您这是小菜儿一碟儿。
包括您的三外公，H顾问，D部长，，，，，
写得好。当年留学谁都有一本血泪帐。我有空也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你三外公是史进前。我老爹与你三外公认识在一块儿工作过。
当年我没有你的职称高，单位负责人也略认识父辈，也知道我认识主管他们的政府委办领导，具体办事的人没有刁难，只有技术处理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但办理等待过程的焦虑心情，我很理解。。。。。
一年4大件。
这是当年上海的情况，其他地方不知，估计一样。
80年代上海有，其他地方不知，估计应该有。
海归时，可回原单位工作。
我家弟弟当年也是通过＂自费公派＂来美的，经历有部份和你的相似：他是八六年研究生毕业（78年考入清华大学，5年本科，3年研究生），分配回家乡的理工大学任教。八八年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来参加会议的美国专家教授听了我弟弟的发言后鼓励他来美跟他读博士。于是快速准备好申请入学，得到了录取和RA资助的Offer。在申请出国手续上，被告知因为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长，不能以自费生申请因私护照留学，必须走＂自费公派＂，申请的是因公护照，用公派留学指标。可是当时本省的公派留学指标已经用完，我弟弟也是走类似的途径，到北京，通过亲友关系找到某部部长，由他与当时教育部H部长说话，再拨一个公派指标下来。
在批准我弟弟前，我父亲必须到他任教的大学签一份同意书，如果将来我弟弟完成学业后不回来，我父亲要赔偿国家几万元培养费（好像是国家规定）。
他持J-1签证来的，按美国规定读完后必须先回中国。后来发生六四，就免了这条。多年后我问我父亲关于赔偿国家培养费的事，父亲说，如数赔偿了。听说我弟弟出来后，初时他的学校还保留他的工作，并发工资。后来这些所发的工资也都全部退还了。
来留学的可能都是这样，一切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当时因为国家有服务年限的规定，毕业后没服务到那么多年就不给因私自费留学（不是自由身），他只能走自费公派这个途迳。学校和他本人当时都是预计学成后要回去的。
1， 高等教育是国家出资的，不是免费的。本应报效国家的，你离开了，自己干自己喜欢的去了。培养费用理应回报一些。美国和别的国家也是如此，是有责任的，不是自由和随心所欲的。
2，许多人是吃了89-64的血馒头的，因为布什老的命令才留在美利坚的，不然，大多数也还是得回华。
3，菜鸟的情况可能也与64有关。
33年前（1987）当我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没想到惊动了几个不算太小的人物。
我开始准备留学是1985年当了讲师以后的事情。77级入学时本来就对拉郎配的专业没有兴趣，念在本专业还算是国内本行的“圣地”，也曾试图想在祖师爷、祖师奶奶们那里掏点真金。但是当留校与那四位老牌教授在同一个教研室里混了几年后，看清了过去顶礼膜拜的权威们的虚伪肤浅，便心灰意懒了。当初留校教书的目的是能留在西安，但总不甘心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里终其一生，于是打算出国留学改门换庭。
先是问在佛吉尼亚当麻醉科医生的姨妈要了一百刀，用来考托福和申请学校用。我的臭英语本来就是上大学才开始学，托福考得不好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一边准备英语，一边找经济担保自费留学。本想向姨妈提出经济担保，却知道姨妈早已得了乳腺癌在家养病。转而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教书的大堂姑开了口，方知她已经担保了我上海的表弟，建议我问问其他亲戚。接着是联系了在西雅图的堂姐，堂姐夫妇都是从台湾来美留学后定居美国的，结果连回音都没有。我父亲家族有不少亲属在美国，虽说还可以向他们一个一个问下去，可是想想除了姨妈1978年回国探亲时见过一面外，其他的从未唔过面。我灰心了，还是回到本专业，试试找奖学金吧。
在我找奖学金的同时，学校也已选定派我出国进修，使我有机会脱产去西安外语学院出国留学人员培训班进修英语一个学期，后来经过争取，又不脱产地赖了一个学期，这一年对我提高英语听说能力受益不浅。
当时我的托福成绩找奖学金显然欠火，怎么办？于是我以科研当砖敲门，把当时闭门造车捣鼓出来的一些数学物理模型及初步结果简要地附在了给教授们的信中。这一招还真灵，美国“Big Ten” 中这所名校的Ｒ教授看上了我，不单给了奖学金，还联系该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接受了我的托福成绩并发了I-20表，建议我去了后注册一门ESL 课(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1986年冬，拿着收到的I-20表找学校批，系院校各级领导也高兴我为学校省出一个出国名额，一路顺风，几天就办完了校内所有的手续，当时的感觉是赴美留学就在眼前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师资科通知我，学校主管部不批，原因是当时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的若干暂行规定》第六项第五款说“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包括助理研究员、讲师、…...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 这就是当时所谓“自费公派”的由来。到了部里，这一款的解释就成了“讲师只能出国进修，不能读学位”。师资科科长好心地告诉我，只要你能说通部里，学校不会为难你。
87年元旦过后，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八角桥附近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出门，北京那几天气温度零下15°C，现在还记得那天大腿被冻疼的感觉。乘地铁来到位于长安街上的部里，在教育司综合处一个大办公室里找到了Ｓ处长。该处长的形象，活生生一个《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人长得瘦小，说不说话，两只鼠眼都在你身上滴溜溜乱 转，不由得你不跟着他也往自己身上看。我心想你什么意思? 同性恋看我帅？ 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小炉匠就冲我来上了连珠炮：“……谁让你来的？是你们张校长还是李书记？……还是个讲师呢，连点规矩都不懂！……这是国家政策，你想改？！……回去！该干啥干啥……”小炉匠不容我分说，转身就走，边走又回头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小炉匠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搞得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几个办公室里的人轮着不时瞟我两眼，弄得我更不好受。过了一会儿，我旁边那个办公桌前的大妈干部劝我说，你这事情自己来是办不通的，还是回去让你们学校谁来说说看。想想自己跟那小炉匠的对话根本上不了轨，只好算了。沿着长安街漫无目的地走到了西单口，突然想到去教委问问什么叫做“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我就没搞懂，《暂行规定》里只说“纳入公派范围”，并没区分读不读学位，再说公派出国读学位的人多了去了。接待人员一副忙得要死的样子，只扔给了我一句话：“找你们主管部去！” 我不是刚被主管部赶出来的吗？没办法，当天晚上的火车，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师资科科长告诉我那个Ｓ处长难说话，教育司Ｈ司长人比较通情达理。当时《参考消息》上刚好登了一篇“美国最好的十个理工科研究生院”的豆腐块短文，我要去的学校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心的我两个月后又二次进京，避开小炉匠直接找到Ｈ司长办公室。瘦瘦高高，戴着一付暗红框眼镜的Ｈ司长，五六十岁，典型的知识分子形像，六十年代苏联留学生。听我讲完情况，也溜了一眼我带来的那篇参考消息文章，他就开始给我解释他所理解的出国政策。我则强调公派范围也应该包括有读学位的，我还答应改办J-1签证，按自费公派办理。说什么也没用，唯一让人得到点安慰的是，Ｈ司长说他可以直接点名给我一个去美国的访问学者指标，你说那个学校好、教授好，你就还去那个学校找那个教授。依你的岁数，硕士博士读下去不一定最好，早点回来，对国家和你个人都有好处，云云。我不知道是《暂行规定》后面还有内部精神呢，还是部里的和尚念歪了经，反正Ｈ司长在读学位这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不让步。另外一个可能是，处长已经不同意了，司长也犯不着为我去撕处长的脸。
第二天我去在北京当教授的五爷爷家商量，大家建议我先不要名分，去了再说。当然，人到了美国，有奖学金，谁能挡住我不准读学位呢？！其实，脑子里的想法是，自己有了奖学金，何必要去沾国家钱的腥味而影响将来可能有的其他机会呢？
回到学校仍然是无计可施，日子一晃就是两三个月，眼看着87年秋季入学是泡汤了。我想过辞职，也想过先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去再说，还担心在同一个学校的妻子将来被卡住不放，等等可能的出路和后果。无论如何，先稳住奖学金再说。于是找了两条一时不能赴美的原因，写信请Ｒ教授把奖学金保留到第二年春季学期，并重给我寄一份办J-1签证的IAP-66表（我若早知道我能靠后门办通，我就应该仍用I-20办F-1学生签证了）。
当时国内送礼行贿之风早已听说，想试试，可是不通行情，不懂规矩。我带上托人搞来的两瓶汾酒和两条中华牌香烟，揣着新寄来的IAP-66表，第三次进京，去做那自己都鄙视的事情。自认为小炉匠处长怎么看都像个腐败分子，先从他入手。心里有鬼，嘴里就啥也 不会说了，光知道掏烟酒，小炉匠那双鼠眼挺忙，既打量我，还忙着打量那烟酒，我感觉整个气氛都凝固了。其实也就几秒钟，小炉匠发话了：“我说讲师，你这人咋不懂事呢。我呢，也没那闲功夫跟你泡。提上你的东西回去，还是那句话，该干啥干啥，啊？！”，讨了个没趣，尴尬得无地自容，真后悔掏出了烟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小炉匠是嫌东西少呢，还是他本来就是个拒腐蚀的好干部。我是彻底的失望了！
我一个麻木的人由着腿走，不知不觉又到了西单。坐在路边花坛上，面朝长安街，十足一低端盲流。慢慢地，脑子里开始梳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结论是我的情况是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可批也可不批，全凭官老爷一句话。可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最后就想到了去找一个在京城当大官的亲戚，我妈的叔叔，我叫三外公的帮忙，他就住在这西单闹市附近。可是我既不知道具体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没法去找。急忙到西单口长途电话局，打电话跟妈商量。妈说文革以来就再没有见过这个叔叔，早想见见他，让我在北京等着，她尽快就到。
说到这里，就要交代一点背景资料了。我外公早年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学医。回国后在军队里服务，早在1912年，在阎锡山的“山西医学传习所”就编辑出版了《生理学讲义》,《人体解刨及生理学讲义绪论》等著作，力倡西医人体解刨学，1937年由南京政府授衔中将陆军军医监（19370324）。三外公虽比我妈长一辈但却小两岁，从小跟我母亲姐妹四人一起玩耍长大。外公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初中就把四个女儿和三外公送到北京读书，寒暑假再接回太原。母亲是老大，在京管着妹妹们和叔叔的生活花费。1937年抗战爆发，在北平大学读大三的母亲内迁去了西北联合大学，而在中学担任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刚读完高中的三外公带着二姨一起，加入晋察冀抗日游击队去了抗日前线，后来参加了百团大战及解放战争中的诸多战役。解放后，赴朝参战，受伤回国，授衔少将。文革后1980年升任解放军总ＸＸ部付主任，全军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林彪、江青两案审理特别检察厅副厅长等职。小时候跟母亲到北京三外公家去过一回，那时他家住在将军楼里，没有现在这种胡同里的二进四合院气派。文革中谁也不敢跟谁联系，一直到在电视上看到三外公在审判黄吴叶李邱的特别军事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时，母亲才算放心了。
三天后，母亲由姐姐陪着来到北京，就住在西单后面XX胡同三外公家。我找到地方，按门铃后在小窗口上讲明来意，秘书把我领进客厅，两个老人正在炒他们那些冷饭往事。三外公不愧为儒将，中国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解放军老干部书协常务付会长，客厅里到处挂了不少自己和他人的书法绘画作品。三外公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又大概问了一下，就在一张黄纸红道竖式信签上写了一封漂亮的毛笔小楷便信，让我拿着此信去木樨地部长楼找Ｈ顾问。
Ｈ顾问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庐山会议后因反对左倾路线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近二十年，后任XX县农业局付局长，平反后任我校主管部部长待遇的第一付部长。巧了，H顾问也是山西定襄人，跟三外公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老战友，每个星期还在网球场上见两次面。Ｈ顾问瘦高个，一米八几，花白头发，长得很精神，非常健谈。我一进他在五楼的家门，就跟我谈起我外公来，我才知道他跟我外公曾有过一段交情。Ｈ顾问和三外公当年都是解放太原那场攻坚恶战中的军师级干部，打下太原后，Ｈ顾问是第一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太原市市长，很快找到没有逃往台湾的外公压惊，后来又给外公安排工作，让他在山西大学医学院教授和太原第一人民医院医生两个工作中挑。Ｈ顾问说起这段往事时，兴致勃勃，一直都在夸外公。
大概正是因为这层关系，Ｈ顾问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花不花国家的钱？”我说一分不花，完全自费。于是他当着我的面就给当时的付部长打电话：“小Ｄ呀，有这么个事情，你给办一下……”Ｄ付部长当时是新提拔的（后来是正部长），清华老五届毕业，教育司由他分管。Ｈ顾问放下电话没过多久，Ｄ付部长打过来了，让我明天去教育司综合处办理出国手续。事后，Ｈ司长还专门给Ｈ顾问写了一个书面解释，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菜鸟）是学校培养的年轻教学骨干，我们本想让他出国进修早去早回，弥补师资断层，起承上启下之作用，对他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云云。
第二天早上来到综合处，小炉匠虽说还是用眼不停地打量我，却满面阳光地迎上来跟我握手：“今天咱俩交个朋友”。一番让座、客套之后，叫部里专门办理出国手续的大Ｗ带我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我说我自己可以去，小炉匠还非要大W带我去。下午是美国大使馆办Ｊ签证的时间，大Ｗ自己开一辆SUV带我到了美国大使馆，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进到了里面，大Ｗ的派头让我看得吃惊。
好事多磨，碰到了一个死板教条的签证官，说我的奖学金尚差＄1050才能满足所需费用，让我再找一个小额经济担保。一点都没法讨价还价，只好暂停。回去后寄了一份奖学金的拷贝写信给在芝加哥的二堂姑，请她出一个＄1050的经济担保。二姑夫妇都是从台湾留学美国的博士，在杜邦公司工作，这点担保不算个事情。拿着经济担保和IAP-66表，第四次进京，签证官没有打绊，给了J-1签证。这算是一段小插曲。
1988年1月13日，乘美国联航班机从上海起飞，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二姑夫妇到机场接我，第二天，他们又把我送上了去学校的巴士。
后记：本人赴美留学过程办得十分艰难，四次进京。R教授，三外公和H顾问是我在办理赴美留学过程中遇到的3个贵人。我没有忽悠R教授，硕士全A毕业时，跟R教授一起在我国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5篇论文。当我要换专业读博时，R教授极力把我推荐给了本校大名鼎鼎的G教授，并由G教授安排好了奖学金, 任何申请审批都免了。在读完博士有了工作之后，利用公司的公休假第一次回国，路过北京去给三外公和H顾问汇报了我在美国的学习情况，这是后话。
谢谢到访！
尤其是小炉匠的描写惟妙惟肖的。好文笔。
在淘宝网上卖旧书的地方仍然能看到“解刨”二字。
入木三分。
去一些部门办事，都有这样的人。
好文章，谢谢分享。
您这是小菜儿一碟儿。
包括您的三外公，H顾问，D部长，，，，，
写得好。当年留学谁都有一本血泪帐。我有空也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你三外公是史进前。我老爹与你三外公认识在一块儿工作过。
当年我没有你的职称高，单位负责人也略认识父辈，也知道我认识主管他们的政府委办领导，具体办事的人没有刁难，只有技术处理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但办理等待过程的焦虑心情，我很理解。。。。。
一年4大件。
这是当年上海的情况，其他地方不知，估计一样。
一年4大件。
80年代上海有，其他地方不知，估计应该有。
海归时，可回原单位工作。
我家弟弟当年也是通过＂自费公派＂来美的，经历有部份和你的相似：他是八六年研究生毕业（78年考入清华大学，5年本科，3年研究生），分配回家乡的理工大学任教。八八年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来参加会议的美国专家教授听了我弟弟的发言后鼓励他来美跟他读博士。于是快速准备好申请入学，得到了录取和RA资助的Offer。在申请出国手续上，被告知因为研究生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长，不能以自费生申请因私护照留学，必须走＂自费公派＂，申请的是因公护照，用公派留学指标。可是当时本省的公派留学指标已经用完，我弟弟也是走类似的途径，到北京，通过亲友关系找到某部部长，由他与当时教育部H部长说话，再拨一个公派指标下来。
在批准我弟弟前，我父亲必须到他任教的大学签一份同意书，如果将来我弟弟完成学业后不回来，我父亲要赔偿国家几万元培养费（好像是国家规定）。
他持J-1签证来的，按美国规定读完后必须先回中国。后来发生六四，就免了这条。多年后我问我父亲关于赔偿国家培养费的事，父亲说，如数赔偿了。听说我弟弟出来后，初时他的学校还保留他的工作，并发工资。后来这些所发的工资也都全部退还了。
来留学的可能都是这样，一切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当时因为国家有服务年限的规定，毕业后没服务到那么多年就不给因私自费留学（不是自由身），他只能走自费公派这个途迳。学校和他本人当时都是预计学成后要回去的。
1， 高等教育是国家出资的，不是免费的。本应报效国家的，你离开了，自己干自己喜欢的去了。培养费用理应回报一些。美国和别的国家也是如此，是有责任的，不是自由和随心所欲的。
2，许多人是吃了89-64的血馒头的，因为布什老的命令才留在美利坚的，不然，大多数也还是得回华。
3，菜鸟的情况可能也与64有关。
文革中，我受到很大冲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也成为了一个幸存者。在我多年申诉、平反的过程中，得到史进前、黄火青、胡德平等多位同志的真诚帮助；直到1978年，在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毕业时中组部明确说：“60岁以上者一律不留北京，韩纯德留京，因他是当年中央组织部临时下放的干部”。 1953年1月，我调任华北局财经委副主任；先后又在国家纺织工业部、三机部、电机部等部委任职。这几年间，我做的工作不多，唯一心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将一位同志定为右派。 1958年，电机部与一机部合并。我被下放到河北省藁城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左”的一套做法盛行。我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河北省委，认真反映了藁城虚报产量、高征购、致使群众生活困难等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石家庄地委出面，对我进行了一次反右倾为主的批判；并在未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给予我行政降六级，开除党籍的处分；让我到平山县任农林局副局长。面对批判罢官、横遭迫害，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文革中，我受到很大冲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也成为了一个幸存者。在我多年申诉、平反的过程中，得到史进前、黄火青、胡德平等多位同志的真诚帮助；直到1978年，在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毕业时中组部明确说：“60岁以上者一律不留北京，韩纯德留京，因他是当年中央组织部临时下放的干部”。 于是，在20多年后，我又回到了纺织部，直到1983年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