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习对官僚的管控
看政治，最重要的是看清楚政治架构。政治架构，是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认知，就别谈政治；谈了，也是盲人摸象。
政治架构是领袖、官僚和群众；政治，是领袖、官僚、群众三位一体的结合体；政治，是三方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领袖、官僚、群众，这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张精典照片就是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最形象最直观最完美的解释。
领袖，有决策权。在帝制时代，叫皇权；官僚，掌握行政权。在帝制时代，叫相权；群众，有选择权。他们是领袖和官僚存在的根基。
决策权、行政权、选择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在帝制时代，皇帝并非像影视里那样，一言九鼎，一不高兴就让人脑袋搬家。脑缺才会信。帝制下的皇权，一直受着相权的制约。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帝制时代从来没有停止过。还记得窦婴怎么死的吗？他珍藏的用来保命的景帝遗诏，因为没有在尚书那里备档，非但形同废纸，反而让他死得更快。别说一个权臣，有的时候，就是在位的皇帝自己也保不住性命。不知道的翻翻史书，权臣弑君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一个人，当他坐上领袖的位子，他的头号对手正是照片里圈了红圈的那个人。能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关键就是看他对官僚有没有绝对的震慑力。没有，他只能痛哭流涕，仰望星空了。
在帝制时代，皇帝对官僚，也就是对相权，掌控最成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雍正；而做为一个朝代，在形制上做得最成功的只有一个——明朝。汉武帝设立中朝，将具有行政效力的相权牢牢抓在手里；雍正，则设立军机处来掌控紫禁城外的官僚臣工；明朝最狠，通过大明律、锦衣卫和言官制度，将官僚管得死死的。对官僚的管控，明朝做得最为极致。所以历朝历代里，只有明朝皇帝敢专心做木匠，专心去炼丹，甚至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却照常运转。但是，它的弊端也是致命的，就是官僚对领袖的疏离。当清兵入关后，东林领袖的气节操守还不如一个妓女；一个个官员抢在老百姓的头里，率先剃头，留起了辫子；反倒是群众，在民间秘密组织了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这就是官僚的秉性，严管则怠，放纵则乱，加威则惧，令其惧则离。带官僚队伍，难；想带好官僚队伍，更难；想带出一支能干大事的官僚队伍，难上加难。
习进入中南海后，首要任务就是，怎么样对官僚管而不死，怎么样让官僚对自己惧而不离。这跟走钢丝差不多，需要平衡；这跟烹小鲜一样，不需太多佐料，看的全是对火候的把握。
习的做法是，设立了各种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涵盖了方方面面。这是抓权吗？非也。这是为了威慑官僚而进行的组织建设；这是对权力结构的优化；这是对官僚怠政，在组织和人事上的必要防控。
掌控官僚，一是针对人，二是针对那个位置。官员不适合那个位置，可以一免到底。留出空缺，谁来填补？找人顶上。你说顶就顶？官僚可以不去。实在要顶上，也可以，他可以占着位置不出活儿。逼他出活儿，也可以。逼急了，官僚会集体抗上，反过来逼你的宫。这时候，就是小组成员发挥效力的时候。你不干，我这里有人干。汉武帝的中朝，雍正的军机处，都是干这事的。
有提高，那在玩权术这个政治平台上，就说明中国没啥长进，或及其有限。
反观西方，把玩权术的平台一下搞个标准化，这就发现权术平台其实是很简单，并不需要那么深沉复杂。本来就是个螺丝壳，中国非要把它当成道场来演练，把所有的社会精英投进去，死了无数人，而这个台子其实同小孩玩的家家并无太大差异。
理解成顺从人的·自由天性之势，才能进入极少干预的小政府的治理。这是老子的理念，和现代文明有契合之处。但道家的理念历史上基本不是主流理念。统治者多靠的是法家的武力硬捆绑和儒家毒化思想的软捆绑来奴化民众，和现代价值体系相差十万八千里。
道存人心，理不讲自明，律不法自规。如果有违这个“道”你看看，无为而治就变成有为而治，轮到法家和儒家出场了。法家和儒家都是帝王手里的工具。法家和儒家的确都在驭民，但是别忘了，二者同时更在治吏。尤其儒家，对官僚的约束作用比对民众的约束作用大得多、深得多。这才是历代帝王提倡儒家的奥秘。
而基本被扔一旁。因此把一个中国的非主流理念，来同西方治理的主流，且正在贯彻的理念相提并论地比较，你觉得恰当吗？
说说习对官僚的管控
看政治，最重要的是看清楚政治架构。政治架构，是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认知，就别谈政治；谈了，也是盲人摸象。
政治架构是领袖、官僚和群众；政治，是领袖、官僚、群众三位一体的结合体；政治，是三方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领袖、官僚、群众，这三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张精典照片就是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最形象最直观最完美的解释。
领袖，有决策权。在帝制时代，叫皇权；官僚，掌握行政权。在帝制时代，叫相权；群众，有选择权。他们是领袖和官僚存在的根基。
决策权、行政权、选择权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在帝制时代，皇帝并非像影视里那样，一言九鼎，一不高兴就让人脑袋搬家。脑缺才会信。帝制下的皇权，一直受着相权的制约。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帝制时代从来没有停止过。还记得窦婴怎么死的吗？他珍藏的用来保命的景帝遗诏，因为没有在尚书那里备档，非但形同废纸，反而让他死得更快。别说一个权臣，有的时候，就是在位的皇帝自己也保不住性命。不知道的翻翻史书，权臣弑君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一个人，当他坐上领袖的位子，他的头号对手正是照片里圈了红圈的那个人。能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领袖，关键就是看他对官僚有没有绝对的震慑力。没有，他只能痛哭流涕，仰望星空了。
在帝制时代，皇帝对官僚，也就是对相权，掌控最成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雍正；而做为一个朝代，在形制上做得最成功的只有一个——明朝。汉武帝设立中朝，将具有行政效力的相权牢牢抓在手里；雍正，则设立军机处来掌控紫禁城外的官僚臣工；明朝最狠，通过大明律、锦衣卫和言官制度，将官僚管得死死的。对官僚的管控，明朝做得最为极致。所以历朝历代里，只有明朝皇帝敢专心做木匠，专心去炼丹，甚至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却照常运转。但是，它的弊端也是致命的，就是官僚对领袖的疏离。当清兵入关后，东林领袖的气节操守还不如一个妓女；一个个官员抢在老百姓的头里，率先剃头，留起了辫子；反倒是群众，在民间秘密组织了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一直延续到了民国。
这就是官僚的秉性，严管则怠，放纵则乱，加威则惧，令其惧则离。带官僚队伍，难；想带好官僚队伍，更难；想带出一支能干大事的官僚队伍，难上加难。
习进入中南海后，首要任务就是，怎么样对官僚管而不死，怎么样让官僚对自己惧而不离。这跟走钢丝差不多，需要平衡；这跟烹小鲜一样，不需太多佐料，看的全是对火候的把握。
习的做法是，设立了各种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涵盖了方方面面。这是抓权吗？非也。这是为了威慑官僚而进行的组织建设；这是对权力结构的优化；这是对官僚怠政，在组织和人事上的必要防控。
掌控官僚，一是针对人，二是针对那个位置。官员不适合那个位置，可以一免到底。留出空缺，谁来填补？找人顶上。你说顶就顶？官僚可以不去。实在要顶上，也可以，他可以占着位置不出活儿。逼他出活儿，也可以。逼急了，官僚会集体抗上，反过来逼你的宫。这时候，就是小组成员发挥效力的时候。你不干，我这里有人干。汉武帝的中朝，雍正的军机处，都是干这事的。
有提高，那在玩权术这个政治平台上，就说明中国没啥长进，或及其有限。
反观西方，把玩权术的平台一下搞个标准化，这就发现权术平台其实是很简单，并不需要那么深沉复杂。本来就是个螺丝壳，中国非要把它当成道场来演练，把所有的社会精英投进去，死了无数人，而这个台子其实同小孩玩的家家并无太大差异。
理解成顺从人的·自由天性之势，才能进入极少干预的小政府的治理。这是老子的理念，和现代文明有契合之处。但道家的理念历史上基本不是主流理念。统治者多靠的是法家的武力硬捆绑和儒家毒化思想的软捆绑来奴化民众，和现代价值体系相差十万八千里。
道存人心，理不讲自明，律不法自规。如果有违这个“道”你看看，无为而治就变成有为而治，轮到法家和儒家出场了。法家和儒家都是帝王手里的工具。法家和儒家的确都在驭民，但是别忘了，二者同时更在治吏。尤其儒家，对官僚的约束作用比对民众的约束作用大得多、深得多。这才是历代帝王提倡儒家的奥秘。
而基本被扔一旁。因此把一个中国的非主流理念，来同西方治理的主流，且正在贯彻的理念相提并论地比较，你觉得恰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