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马字三号”悬案
于公孙，李西始
一、“马字三号”
1930年5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5月中旬，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六军政委柳直荀等“两会”三十多名代表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辗转秘密抵达沪上。
当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中央在上海举行如此重要的会议，首先考虑的自是会议代表的安全问题。为此，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不但亲自参与筹划方案、选择会场、安排应急转移渠道和警卫措施，还数次踏勘备选的会场，最后拍板，把“两会”会场放在公共租界成都路1143号由党中央有关部门开设的“德康医院”内。“两会”代表抵沪后，由党的地下交通站指派交通员前往接头地点迎接，几经辗转，由最后一站的交通员把代表引领到成都路，以患者名义入住医院。代表入院之后不能外出，也不能跟外界通信通电话，处于封闭式保护之中。
“两会”一共开了四天，第四天（5月18日）午前会议结束，代表立即撤离会场。鉴于出门就是成都路，公共租界成都路巡捕房（今成都北路360号）相距不远，而且马路上不时有武装巡捕经过，所以代表是分別离开的，三十多名代表全部撤离需要一些时间。没想到，就在医院内剩下最后一位代表尚未撤离时，外面忽然闯进三个男子。他们对医院的内部结构似是并不生疏，进门后直奔后院病区，朝一间间病房里探头探脑窥视。
中央有关部门在医院是配备了警卫力量的，但此刻都去护送先行撤离的代表了，医院只剩下化装成医院员工的机关人员。尽管发现这三个自称是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家伙路数不正，也只能上前以介绍情况为名予以拦阻。
事后得知，这三人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以及手下两个特务。他们是有明确目标的，自是阻拦不住。也就不过分把钟，三人与待在病房里的最后一名“患者”——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劈面相遇。陪同邵式平的是中共一位元老级革命家——当时正奉命在上海协助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陈潭秋。邵式平、陈潭秋都是挂在敌方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其照片钱祖谊早已烂熟于心。当下钱祖谊和两个特务拔出手枪，钱祖谊下令：“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过来把他们带走！”
当时沪上城区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区域，由各当局自行颁发机动车牌照。如此做法，难免不便，于是三区域当局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推出领照费用高于寻常牌照的“大牌照”，挂“大牌照”的车辆可以在三区域任意通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是有警车的，但根据协议，华界与租界警方如若需要在对方区域内执行捕拿人犯的使命，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行文，由对方相应部门执行，然后办理引渡手续，方能把被捕者押解回自己区域。此刻，钱祖谊三人是“越界私查”，如若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察知，当然不会允许他们随便抓人，只能用救护车以“转院”的名义把被捕者带走。
当时的情势真可谓千钧一发。两个跟班特务中皮粗脸黑的主儿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另一个瘦高个儿看住陈、邵二人，瘦高个儿点头表示明白。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瘦高个儿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黑脸特务分別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随即，瘦高个儿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別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
如此，邵式平、陈潭秋得以脱险。稍后，接到报警的成都路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公共租界的“广仁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德康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这个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击毙敌人后自伤的瘦高个儿名叫赵宝昊，系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安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一名内线。赵是浙江宁波人氏，出身贫穷，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1926年深秋，由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当时不过二十二岁但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一名工匠。赵宝昊跟日夜陪伴工匠的地下党人接触下来，迅速提高了觉悟，枪支修理完毕，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起义发动后起义工人的武器一旦发生故障可及时修理，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
不过，他上一线直接参加战斗的愿望没有实现。起义发动后，他利用其技术在现场修理枪弹，事后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评价其作用不亚于甚至超于直接参加一线作战。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赵宝昊干脆辞去“邓泰记机器厂”的工作，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无报酬为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做军火准备，并直接参加了1927年3月21日发动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进驻上海，9月，白崇禧奉命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自任司令。次年春，白崇禧率军西征，南京国民政府委派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代理卫戍司令，同年4月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
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其中包括侦缉大队侦探（特务）。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铢，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党组织要求他首先要隐蔽自己的秘密身份，其次才是收集情报。领导特別强调，对于非上级指令收集的情报，哪怕是送上门来的，也应忽略不计，因为这有可能是敌人对他的试探。
赵宝昊严格执行上级指示，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这次中央举行“两会”，他并不知晓，组织上也没有下达任何使命。这天下午，赵和另一特务汪某在外面调查一桩刑案线索，骑着摩托车同来准备向上司汇报时，被督察官钱祖谊拦住，说你们二位接着跟我出一趟差吧，就等着你们这辆“大牌照”摩托回来呢。赵宝昊于是知道这趟差是要去租界的。摩托车在公共租界成都路距现场百米外的一处舞厅院子里停下，钱让他和汪某检查武器，他方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异。进了“德康医院”，直奔后院，然后就见到了邵式平、陈潭秋。
赵宝昊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当然不认识邵、陈两位职业革命家，但他曾听说过两人的名头，也见过这两个“共党要犯”的照片。这下他知道自己摊上大事儿了，两位党内领导面临着巨大危险。赵宝昊当机立断击毙两个特务，其至没有考虑过下手后该怎么自保。至于自伤，那是在开枪击毙钱、汪后方才产生的念头。
巡捕赶到后，赵宝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知道，此刻只要说错一个字，没准儿就会带来麻烦。至于他的身份，尽管他们三人都没带警备司令部的证件，似他被送往医院后，警备司令部肯定会很快获悉，派员跟工部局交涉。
果然，赵宝昊住进“广仁医院”不久，就有人来探望他了。不过，最先抵达的并非警备司令部的人员，而是他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见过的一位地下党员曾先生。巡捕房尚不知赵宝昊的身份，他们是将其作为涉案对象对待的，在病房布置华探专门“陪护”。但曾先生悄然出现的当儿，那个“陪护”正好去外面接一个来自巡捕房的电话（自然是地下党方面安排的），并不在场。曾先生告知，敌人未能抓住目标，三名便衣又死二伤一，而且死者中有一名少校军官，这个案子估计会报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案头，甚至还会惊动蒋介石。组织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认为接下来对你的调查你应该是可以通过的，伤愈后仍能继续潜伏。敌人查问你时，你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的枪。组织上已经派人去现场查看过，现场的弹道角度符合这个说法。此外，组织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你要弄清楚敌人是怎么掌握中央在成都路“德康医院”召开重要会议这个情报的。
接下来的情况和组织上估料的一样，住院第四天，赵宝昊被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接走，软禁于徐家汇（华界区域）一家由法国人经营的私营医院。“陪护”赵宝昊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派来的三个便衣，“陪护”的同时对他进行变相讯问。这种审查方式应该算是比较温和的，后来得知，这是熊式辉亲自下达的命令。
熊式辉这人比较迷信。他有一支蒋介石赠送的象牙柄勃朗宁手枪，寸身不离如同至宝。两个月前他外出巡视，在郊区兵营如厕时不慎将手枪掉落茅坑。自有士兵迅速打捞，那就必须全部拆开后彻底清洗了。警备司令部有枪械修理所，处置这事不在话下。但熊式辉却要求经手工匠的生辰八字、面相必须符合其“心想”，让把修理所能工巧匠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来供其审查，竟然一个也没通过。那就只好另想法子了。副官禀报，听说侦缉大队有个队员入伍前是一名不错的工匠，是否看看这人的生辰八字？审查结果，符合熊司令的“心想”。处理这么一把手枪对于赵宝昊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熊式辉非常满意。
从此，熊式辉就记住了赵宝昊这个人。当军法处把此次事件的书面报告呈递上来后，他一看其中负伤的侦缉队员就是为他修理勃朗宁的工匠，就让副官向军法处交代，审查此人时，可以给予优待。有这样一句话，军法处在审查时自然心里有数。也就不过十来天，赵宝昊的枪伤有所好转，医生认为可以出院休养时，军法处的审查结论也出来了，认为赵宝昊没有问题。
赵宝昊是孤儿，又是单身汉，在沪上并无居所，出院后就来到了位于龙华镇外直属侦缉分队的集体宿舍。赵宝昊惦记着组织上交代的那桩绝密使命，除了在宿舍跟一班同僚接触以了解情况，每天去司令部医务室换药时，还顺路去军法处军士休息室转转，跟那班军士抽烟聊天。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1930年6月18日上午八点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突然接到秘密交通点传来的消息：“小涓”要求今日执行“四号方案”！“小涓”就是赵宝昊的代号。赵宝昊打入警备司令部时，组织上给了他七个按照一至七顺序排列的接头方案，每个方案搭配不同的接头地点、时间和接头方式，需要向组织上口头汇报重要情报时，可根据具体情势选择其中的一个。现在赵宝昊捎话执行的是“四号方案”，即当天下午一点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龙华寺见面。这是赵宝昊打入敌人内部后第一次要求接头，组织上判断，可能是交代给赵的任务有结果了，遂决定仍派老曾同志前往。
哪知，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我方潜伏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名内线突然传来密报：上午十时许，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宿舍门口发生枪战，数名特务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党潜伏分子”赵宝昊，赵宝昊在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后开枪自尽，壮烈牺牲！
当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指派专人对“两会”代表遇险和赵宝昊同志被害两桩互有关联的事件进行专案调查。该专案名谓“马字三号”——1930年是马年，故称“马字”；至于“三号”，似乎并无说法，可能是随机指定的代号，也可能这年另有一号、二号专案也未可知。
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要想在敌方内部刺探这种绝密情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项工作在进行一个月后仍无进展，不得已，中央决定暂时搁置对“马字三号”案件的调查。这一搁置，就是二十年。1949年11月和次年5刀，中央社会部、公安部向上海下达调查两批历史悬案的指令，“马字三号”系其中之一。上海市公安局因此成立“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下设六个专案组，指定由第四组承办该案。
二、首轮调查
1950年5月28日，“悬办”（即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第四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
“悬办”是一个临时侦查机构，成员是从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上海市公安局以及上海市委组织部分別抽调过来的。组长洪思愚是上海本地人，抗战前就已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爆发后因暴露身份撤往安徽茂林新四军军部驻地从事锄奸保卫工作，抗战胜利后奉命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前夕再次暴露身份，遭敌特追捕时负伤，组织上安排其藏匿上海远郊养伤。出于医疗条件差，伤势恶化，如果不是上海解放后即由组织上安排入住“广慈医院”治疗，他即便不死也得截肢。洪思愚这伤一直养到开国大典后方才痊愈，正好“悬办”开张，急需政治可靠且熟悉业务的同志，洪思愚就被任命为第四专案组组长。他手下四名组员都是中共党员，梁任重、宋有谷是南下公安干部，蔡微鑫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侦察员出身，张福仁是旧警察局刑警，此时的对外身份仍是留用警员。
洪思愚把“马字三号”的相关案情向四名下属作了一番介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调阅二十年前中央调查该案的档案，以供参考。洪思愚并不知道此案当年是否建立过卷宗，“悬办”领导杨主任交办时也没给过任何书面材料，当然，他们现在的调查是必须建立案卷的。杨主任明确指示过：结案后，必须交出全部材料，专案组每个成员都须亲笔签名，由杨主任亲自到场密封，然后送交北京。不单单是“马字三号”，其他专案组承办的案件也都如此处置。
众人于是明白这桩活儿干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第一步就是分析案情，几人一番议论后，把话题集中到一点上：赵宝昊不幸牺牲的原因是什么？是敌人对他一个月之前的“现场负伤”产生了怀疑，还是之后他奉组织之命进行秘密调查时被敌人察觉了？
反复讨论下来，一时很难作出判断。于是，就决定先调查赵宝昊在1930年6月18日牺牲时的现场情况。这个调查可以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是查敌档，二是寻找现场目击者当面了解。五名侦查员分为两拨，张福仁、宋有谷、梁任重去查敌档，洪思愚、蔡微鑫调查赵宝昊牺牲时的现场情况。
先说张福仁三个。他们去市局档案室询问，管理员说接管的敌档不计其数，7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整理分类了，人手不够，还找来上百名经过政审的大学生相帮，每天干得灰头土脸，弄到现在只是大致上分出了一个轮廓。你们要查阅的情况属于军事类的，不在市局接管的警务档案之内，得去向军方求助。三人便直奔位于虹口区海南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待军官听侦查员说明来意，说军事敌档确实是由我们接管下来的，郊区库房里堆积如山，还没有整理过，就您三位，得翻腾到哪一年呢？再说，这里面还可能涉及军事秘密，光是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只怕还不行，得去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请政治部盖个章。对方说的在理，倒并非故意为难，可三侦查员的调查明摆着没法儿往下进行了。
洪思愚和蔡微鑫这一组进行得还算顺利。二十年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上海市区西南侧的龙华古镇上，侦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分別驻于枫林桥、曹家渡和闸北。但赵宝昊所在的直属分队与侦缉大队无关，由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其驻地在龙华镇南侧镇口的一座废弃道观内。洪思愚、蔡微鑫到龙华镇上一打听，当年的那座道观已在抗战爆发后毁于战火，日军占领上海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没了，战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则设于虹口。不过，侦查员此刻要找的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洪、蔡还是按照原计划去了龙华派出所，得知镇上有一位吴姓老头儿当年曾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集体宿舍的门房。
吴老头儿这年七十有三，身体看上去还不错，记忆力也没毛病。他给直属分队当过三年门房，每月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属于雇工，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帮会党派，解放后其成分被定为“城市贫民”。但这个“贫民”却过着比小资本家还滋润的生活，因为他的五个子女都了得——四个儿子都是知名医生或高级工程师，女儿是沪上唯一一家女子银行的职员，嫁了一个英国专家。老头儿吃穿不愁，愁的是日子过得太平淡，听说眼前这二位是市里下来专门了解二十年前淞沪警备司令部那场枪战的，顿时来劲，忙不迭沏茶递烟张罗点心。
据吴老头儿说，那天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整理邮差刚送到的信函报刊，军法处的军法官“活阎罗”阎望仕带着四个特务突然赶到。“活阎罗”原本就恶名远扬，系军法处一众军法官中心肠最歹毒手段最残忍的一个，故得了这么一个绰号。那四个特务，有两个吴老头儿见过，赵宝昊出院时就是由那两个特务送回来的。还有一个，都唤其小郭，是驻扎在枫林桥的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探长。小郭经常来这边分队宿舍跟几个狐朋狗友一起喝酒，进进出出多了，吴老头儿也认得。这人平时对吴老头儿还算客气，用无锡方言唤其“爷叔”。这次，也是他先跟吴老头儿招呼，打听小赵是否在宿舍。侦缉分队有两个赵姓队员，吴老头儿便问是哪个，对方说就是上月挨了一枪的那位。吴老头儿说没留意过小赵是否外出，应该在吧。
其实这天赵宝昊去了外面，，不过是一早吴老头儿在门卫室拐角处生煤球炉时出去的，吴老头儿没看到。枪战之后，军法处对赵宝昊的当日行踪作了调查，吴老头儿听说，赵早晨离开宿舍后去了茶馆，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本来，赵宝昊有机会逃过这一劫的，不巧的是，“活阎罗”一行扑空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却从外面回来了！
赵宝昊应该是从龙华镇上返回的，手里托着一包打开的芝麻酥糖，正一边走一边吃。这时，“活阎罗”一行将其拦下，但还没有掏枪。一开始，吴老头儿并未注意几个人在说什么，只是后來赵的声音渐高，正在扫地的吴老头儿才抬起头向那边张望。只听得赵对小郭说：“你说我通共？有证据吗？”一边说着，一双眼睛往四下里扫瞄，目光掠过门卫室旁边站着的吴老头儿和马路对面一个正在扫地的清道夫，忽然发出冷笑，“呵呵！小郭啊，我看侬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
小郭是无锡人，別看是干特务的，怛性情中颇有些娘娘腔的成分，平时没事喜欢唱锡剧，反串风骚花旦惟妙惟肖。可能入戏太深，把戏台上的举止带到了生活里，故人在背后都称其“十三点”。这主儿对这个外号十分恼火，曾经放出话来，谁再敢这么叫他，他就对谁不客气。现在赵宝昊竟然当面高调称他是“无锡十三点”，他自然怒不可遏。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作，“活阎罗”开腔了：“小赵啊，让你乖乖跟我们走是给你面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对不住了——弟兄们，把他铐上！”
话音刚落，吴老头儿只看见七八米开外那几位中间倏地腾起一股烟雾，几乎是同时，有人发出了惨呼。原來，赵宝昊把手里的那包酥糖朝冲在前面的特务劈面扔了过去。不知他是不是在那包酥糖里掺了石灰之类的东西，反正酥糖一出手，两个准备铐人的特务已是双手捂着眼睛惨叫不止。倏忽间，赵宝昊已拔出手枪，左肘勒住一个惨叫着的家伙的脖子挡在身前作为人肉盾牌，冲“活阎罗”、小郭等人开枪射击。那几个也是使枪行家，当下分散开来寻找隐蔽物，“活阎罗”和小郭窜进了门卫室，另一个慢了半拍，被赵宝昊一枪爆头。阎、郭两个开枪还击，也不知是谁，竟然不顾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对准“人肉盾牌”开了火！这一枪的后果是，子弹贯穿“盾牌”的胸部又射入赵宝昊的身体，两人一起倒地。
赵宝昊身负重伤，已无力还击，遂用尽全力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这一幕的目击者，除了吴老头儿，还有一人——扫马路的清道夫薛瘸子。不过，薛瘸子已在大前年患病去世，他的儿子小薛仍住在镇上，是经营小百货店铺的。三侦查员按照吴老头儿的指点前往走访。
三十三岁的薛店主证实了吴老头儿的说法，其父在事发当天问家说起这事，称赞赵先生是一条硬汉。其时镇上人都在传说，自裁的赵宝昊是共产党，将其如何与枫林桥一中队特务枪战之事添油加醋说得活灵活现。侦查员问薛店主，镇上居民何以知晓那几个特务是一中队的？薛答称，这是镇警署的警察说的。民国时清道夫归警察局管理，薛瘸子的薪水是在镇警署领的。事发次曰正是发薪水的日子，他老爸去领薪水时，警署上下都在议论此事。
专案组分析，按照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分工，侦缉大队负责调查被军方认为需要插手的案子。不过，侦缉大队只管调查，把对象逮捕后，得交军法处处置。根据吴老头儿和薛店主的陈述，当时是由军法处出面前往侦缉分队宿舍逮捕赵宝昊的，看来，该案应是由军法处承办。鉴于参与逮捕行动的特务中，至少有两个是赵宝昊出院时的护送者，侦查员倾向于认为，成都路“德康医院”事件后，军法处并未解除对赵宝昊的怀疑，虽然在内部宣布赵宝昊是“遭遇共党，光荣挂彩”，其实只是放了一颗烟雾弹，意在麻痹当事人，以便暗中对其进行调查。6月18日那天，敌人肯定是找到证据了，所以才下手逮人。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赵宝昊就一直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赵宝昊在出事之前通过地下交通员向组织上传送要求执行“四号方案”的信息是否被敌人侦知了呢？专案组对此再三研究，最后予以否定——“活阎罗”一行前往侦缉分队宿舍抓捕时，很明显并不知道赵的去向，这至少可以证明，赵向组织传递信息时应该是没人跟踪的。
那么“活阎罗”又是如何发现赵宝昊的破绽的呢？
三、查找“活阎罗”
次日，专案组开始访查“活阎罗”的下落。之前侦查员曾问过吴老头儿，老爷子说自那天枪战后，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姓郭的也没有来过，宿舍的那些队员也没再提起这两人，没准儿受上司处置啦？
侦查员认为，普备司令部给“活阎罗”一个处分是有可能的。五个特务去抓一个人，目标的肩膀上还有枪伤，不仅没能抓到活口。还损兵折将闹了个一死两伤（那个被自己人一枪打了个贯穿伤的特务命大，没死），这手艺实在太潮了，不处理那以后谁还肯“奋力向前殊死效命”？但要说就此把阎干掉，那估计也不至于。想找到“活阎罗”的下落，还得去龙华古镇走访。
这个思路是对头的。虽说已经二十年过去，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警备司令部可以迁走，但古镇上的居民还是那些。侦查员到镇派出所一说来意，马上获得一个信息：卖糕团的申驼背可能知道“活阎罗”的下落，他的糕团摊头常年摆在警备司令部大门对面，全镇人都知道“活阎罗”最爱吃糕团，每天的早点申驼背都特意为他留着。
如今，六十开外的申驼背还在卖糕团，不过已经变固定摊位为流动摊贩。龙华镇不大，侦查员在街头转悠了片刻就找到他了。果然，他知道“活阎罗”在血案发生后的去向。
“活阎罗”这个祸闯得有点儿大，据说熊司令闻言摔了东西，然后就把“活阎罗”、郭风云（小郭）关押起来，还上了手铐脚镣，内部议论说看来这二位的脑袋要被熊司令拿去祭旗了。但最后的处置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开除两人军籍，“活阎罗”调往江苏第二监狱当狱卒，郭风云就没那份幸运了，开革了事，自己去寻饭碗谋生。
江苏第二监狱位于漕河泾镇东，民间俗称漕河泾监狱。“活阎罗”是军法官，去了该监狱后，人家觉得让他当狱卒还要上三班委屈了他，
就让他做了一名采办员。这主儿倒也放得开，也不嫌掉价，竟然穿了警察制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漕河泾到龙华来拜访一班同僚，当然没忘记继续享受申驼子的糕团。申驼子以前受“活阎罗”的照顾，多年来没受镇上流氓地痞的欺压，这会念着一份情免费招待。阎的那番遭遇就是吃糕团时透露的。
侦查员这下简直喜出望外了。旧上海监狱系统在解放伊始是由上海军管会法院接收处负责接收的，监狱、看守所概由法院劳改工作委员会管理（1951年5月改归公安建制），一应旧档案都在法院库房里，之前“悬办”未成立时，专案组中有人去法院查过旧档，都是按接收时的门类分别搁在架子上的，一查就着。当即就奔法院，一问，接待员说漕河泾监狱在“八一三”稍后毁于日军轰炸。洪思愚等人大失所望，好在另一个留用老吏提供了一个情况，让他们的脸色马上阴转晴了——漕河泾监狱是在连续几天遭轰炸后方才成为一片废墟的。头天挨的是一颗哑弹，当局接报后急令抢救档案，释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囚犯，五至十年徒刑的囚犯于次日发往军队当挑夫。当晚，一干囚犯加班把档案打包装箱，连夜用卡车转移到北新泾监狱（即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因此，漕河泾监狱的旧档解放后是被接收下来的。
当下调出这部分档案查阅，申驼子所言不谬，“活阎罗”阎望仕于1930年7月2日去漕河泾监狱报到，做了三天狱卒就改采办员了。1936年3月，阎提出辞职获准，之后就跟监狱没有关系了。
这下，一干侦查员大眼瞪小眼了。老刑警张福仁建议：“要不，照老方子抓药试试——去漕河泾镇上走访，看是否有当年供职于漕河泾监狱的狱卒之类的？”
5月30日，专案组去漕河泾镇查访。到镇派出所一说，人家竟像是未卜先知，接待侦查员的副所长老田立刻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册材料，说您几位要了解的都在上面记着呢。原来，上海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发布通告，要求凡是参加过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前往指定机构登记。通告一出，前往漕河泾镇派出所登记的人颇有一些，其中最多的就是江苏第二监狱的狱卒。当年建造该监狱时，并未为狱卒准备住房，连集体宿舍也没有，只有若干间可以临时住宿的值班室。所以，一干狱卒不管是有家小的还是单身汉，都到镇上租私房居住。“八一三”后监狱解体，部分狱卒不愿随军撤退，留在镇上自谋出路，此时，他们已经算是漕河泾的老居民了。洪思愚等侦查员分头走访了这些人，查摸到如下情况——
阎望仕来到漕河泾监狱后，因其是外埠人，监狱又不能住宿，也只好在镇上租房居住。最初，阎时不时要发几句牢骚，过了一段日子，他发现监狱方面并未亏待他，采办员虽然不是什么“长”，拿的是寻常狱卒薪响，但油水不少，因为他掌握着向哪家商铺采购监狱一应日常消耗品的选择权。其他不说，光是监狱数百号囚犯的油米菜柴，每天的消耗量就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镇上商家老板纷纷拉拢“阎采办官”。阎望仕早年读的是法政专业，于商业贸易一窍不通。但这主儿颇有点儿小聪明，无师自通，两个月下来就琢磨出一套从中谋私利的手法。半年后，他在镇上已经有了三个情妇，其中两个是米行、油酱店的老板娘，另一位则是经营煤炭燃料行的蒋寡妇。蒋寡妇跟阎勾搭上后，干脆让阎退掉租居的房子，住进了自己家里。
解放后，蒋寡妇仍住在漕河泾镇上，不过已经不做燃料生意，而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侦查员登门拜访，蒋寡妇冷不防见一下子来了五名气度不凡的公家人，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若是往细里计较，她是够资格进集训大队之类的地方吃几天免费饭的——她的亡夫早年是帮会头目、恶霸，如果不是早几年病殁，解放后上刑场挨枪子是免不了的；她本人曾参加过“一贯道”，抗战时期还与至少三名汉奸姘居过。听不速之客道明了来意，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您几位先生要打听那个姓阎的？他十几年前就离开漕河泾啦！”
“活阎罗”贪财贪色，而且这主儿得陇望蜀，光靠采办员之便挣外快已经难以满足其贪欲。遂动起了另外的脑筋。193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寡妇的燃料行来了一个个头矮小的中年男子，说一口浦东土语，自称姓林。这于江西人阎望仕来说构成了语言障碍，好在有蒋寡妇做翻译，他才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新押解漕河泾监狱服刑的一批囚犯中，有一个判处五年徒刑的强奸犯张阿根，这人在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奉为老大。他们不愿张老大待在牢里吃苦头，想请“活阎罗”帮个忙，设法把他放了。当然，好处是少不了的，对方当即拿出五两（十六两老秤）金条，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阎望仕是军法官出身，这种事儿以前遇得多了，并不大惊小怪，只问对方打算何时接人。对方说：“从明天起，连续五天都有人在漕河泾镇上等候。你只要把他带进镇子，随时有人接应。放心，万一运气不佳被人发觉，他也会一口咬定是他自己逃跑，与他人无涉。”
监狱每天要出动人力拖车采购食材，这活儿当然不会让采办员自个儿干，阎望仕仿效前任，去监区开几个犯人出来就是。借此机会放走个把犯人，于阎望仕而言端的是易如反掌。而监狱里逃脱一个轻刑犯，在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阎望仕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敢点头。
犯人逃脱后，阎返回监狱向典狱长胡仁清报告，胡也不过说了声“以后带犯人出去要多加留意”，随口吩咐秘书以监狱名义行文呈报上峰备案。
次日，阎望仕收到江西老家托人捎来的几只活鸡鸭，就让蒋寡妇去龙华警备司令部跑一趟，送给军法处的几个同僚。蒋寡妇回来时带来一封公文，说是军法处正好要派人送往漕河泾监狱，见她过去，就托她拿回来，请阎明天交给典狱长。
阎望仕拆开一看，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张阿根系奉贤著名水陆两栖江洋大盗梁六龙的化名，年前到七宝镇办事，遇一美貌少妇，淫心顿起，扯到路边树林里实施强奸，恰被几个巡查路过的保安团丁发觉，当场拿下。他当然不会供认自己是惯匪梁六龙，随口说了个名字应付。日前，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在办其他案件时无意间获得该信息，遂行文军法处，军法处又批转该犯羁押地漕河泾监狱。
原来这主儿是这么一个角色！阎望仕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这回肯定是没法儿糊弄过去的，那个林矮子找他洽谈这桩买卖时曾许诺，如果阎为此受了牵连，就去浦东找他，他会相帮安排藏身之地。如今，只好走这一步了。
第二天，阎望仕即向典狱长提出辞职，佯称接到家乡一个在省里任职的亲戚的信函，说已替他活动了一份县长差使，要求他必须在七天内赶回老家上任。典狱长不疑有他，阎望仕当天办好离职手续，不敢耽误片刻，立马动身。蒋寡妇有情有义，撇下生意，陪同阎一起前往浦东奉贤县南桥镇找林矮子。林矮子从馆子叫了一桌酒菜给他们压惊，陪客中有三个一看就是江湖人物。饭后，蒋寡妇返回漕河泾。
阎望仕的估料果然没错，仅仅过了三天，事情就穿帮了。蒋寡妇被铐上手铐，带到漕河泾监狱就地讯问。蒋寡妇嫁的是帮会恶霸老公，对江湖上的规矩了解一些，知道这件事若是坐实了，那不单单是对老阎不利，还会祸及自己，于是坚称她按照军法官的吩咐把那件公文交给老阎了，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警方还真拿她没办法，再说其夫虽然已死，但一众帮会徒弟还在，听说师母被传讯，自要作出姿态。蒋氏很快就被释放，此后，她再也没见到过阎望仕，也没听到过其任何消息。
听完蒋寡妇的这番陈述，洪思愚、梁任重等专案组侦查员大失所望，寻思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看来得去奉贤南桥跑一趟了，只是不知那个林矮子是否还在。毕竟在抗战期间，浦东地区经历过“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像林矮子这样的主儿是否还活着都难说。
倒是蒋寡妇见来人这副神色，脑子里竟然灵光闪现，怯怯发问：“您几位先生是想追查老阎的下落？”
众人一听情知有戏，便问蒋氏是否知道林矮子等人的信息。蒋寡妇说那个林矮子没有见过，不过当初一起吃过饭的三个江湖人物中有一个被称为“徐师傅”的，今年三月初三龙华庙会那天，她去龙华寺游玩，在庙内看见几个匠人师傅在干活儿，其中一个看着脸熟，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徐师傅吗？
一干侦查员直奔龙华寺，监事翻了记事册，说庙会时段确有泥水匠在寺里干活儿，那是通过镇上的荐头店（职介所）找来的，寺里并不清楚那几个匠人师傅的具体信息。随即去找荐头店，终于弄清楚，这人不是姓徐，而是姓齐，就住在奉贤南桥镇上。
5月31日，侦查员前往奉贤南桥。到县公安局一了解，林矮子果然已死。此人多年与土匪暗中勾结，从事刺探作案信息、勾兑绑票交易等不法勾当，抗战爆发后倒是参加了浦东地区民众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竟然做了游击队的军师，在一次潜入南桥镇刺探日军情报时身份暴露，死于日军枪口之下。
那个姓齐的匠人叫齐火生，他告诉侦查员，老阎早就死了。阎望仕抵达南桥镇的当天晚上，惯匪梁六龙在张翁庙设宴酬谢。席间，喝高了的梁老大不知为阎的哪一句话恼火起来，拔出手枪就把阎给干掉了。酒醒后，想想不妥，严令手下不准走漏风声。按黑道规矩，阎望仕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事传到江湖上，说他把恩人一枪干掉了，那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梁老大吩咐手下人放出口风，说阎先生死于酒后急病，然后又办了一场隆重的丧事。坟墓就是请齐火生叫了几个匠人师傅给弄的，现在还在。
侦查员前去查看，果然如此。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四、发现线索
6月1日，五名侦查员开会研究工作思路。一番讨论后，大伙儿认为原先选择的调查方向没有错，眼下首恶分子阎望仕虽已死亡，但当时随同阎前往抓捕赵宝昊的一共有五人，除去死了的那个，还有郭风云及另外两个特务。往下，专案组应该继续盯着这个方向进行追查，把这三个人作为突破口。
据门房吴老头儿说，小郭是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另外三个他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不是直属分队的。那就去原一中队驻地枫林桥碰碰运气吧。
1920年，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余亩，修筑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今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建造了一座桥梁。何丰林以自己的名字将这一路一桥命名为丰林路、丰林桥。1927年7月，丰林桥和丰林路更名为枫林桥、枫林路。当时，由于上海特別市政府位于毗邻的交通路（今平江路），枫林桥遂成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国民党政权在枫林桥设有监狱，1928年，枫林桥监狱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1930年时，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中队的队员宿舍就设于原枫林桥监狱附近的一处强行征用的花园洋房里。
侦查员向派出所了解下来，该处花园洋房目前由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使用。那么，二十年前这里的门房由什么人担任呢，是不是和侦缉分队宿舍的情况一样呢？接待他们的派出所长是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过，所里有两名留用老警察，二十年前，那二位正好干的是巡警，每天路过那处宅院不下七八次，印象深刻——那里的门房是白天雇人，晚上由侦缉队员轮值。门房共有两人，每人轮流上一天班，十二小时。两个门房一个姓张，一个姓何，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张老头儿去年去世，何老头儿还健在。
很快，何老头儿就来派出所了。侦查员的运气还不错，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脑力也似乎未显退化迹象，听明来意后，说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
1930年6月18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来了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婴，那天正轮到老何当班，家人特地赶来告知喜讯，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动，在门口转来转去，只要见到出出进进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务还是来访的外人，也不分长官军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点左右，门房间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老何接听，耳机里传出在沪人听来被称为“弯*****”（即说话声音像是打弯）的客边人口音（当时沪上把外埠人士统称为“客边人”）：“我是军法处老阎！你马上把小郭叫来接电话！”
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还是夜间有使命，待在宿舍里没出去，老何用马口铁土喇叭一叫就出来了。按照规定，这当儿老何必须回避，离开时还得把门关上，因此，他没听到小郭跟“活阎罗”说了些什么，隔着玻璃窗，只看见这小子频频点头如鸡啄米。挂断电话后，小郭返回宿舍。片刻，就见他与另两个侦缉队员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出来，边开边一个劲儿按喇叭。老何立马把大门打开，摩托车绝尘而去。
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老何听说他们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党分子时，李连升、荣富贵负伤，另一个不知是军法处还是侦缉大队哪个中队的主儿丟了性命，“活阎罗”和小郭都被撸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后，老何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专案组认为老何所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阎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德康医院”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如果这个调查有一个调查组的话，组长是阎，郭、李、荣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务则是组员。但是，从侦缉分队门房吴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来看，赵宝昊在返回龙华后，并未受到监视，其外出与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制。可是，为什么在“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敌人突然决定要抓捕赵宝昊呢？
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是敌人虽然已经恢复赵宝昊的自由，但对他的审查其实并未完全结束，仍在暗中悄然进行。二是敌人对赵宝昊的审查确已结束，赵也基本过了关。可是，6月18日当天或者之前一两天，敌方意外获得足以推翻之前审查结论的可靠情报，证实“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伊始他们对赵宝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三是逮捕赵宝昊的行动与“德康医院”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赵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组织向其下达的绝密使命，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时不慎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
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侦查员倾向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敌人早已发觉赵宝昊在“德康医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会知道赵并非关键人物，特工活动多半是单线联系，即使抓住赵宝昊，也难以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公开抓捕。如果是赵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发现破绽，敌人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手段。但事实证明，赵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因此，第三种可能也就不成立了。况且，哪怕敌人真的以为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要对其实施抓捕，出面组织抓捕行动的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这个级別的军官，哪轮得上“活阎罗”这么一个普通军法官？
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赵的牺牲与“四号方案”无关，应是敌人意外发现了赵宝昊在一个月前“德康医院”事件中的疑点而采取的行动。组长洪思愚立即向”悬办”杨主任汇报了专案组目前的进展，杨主任意专案组的分析，要求专案组再接再厉，尽快完成使命。
6月3日上午八点，侦查员梁任重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就接到龙华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专案组日前前往龙华镇调查时，曾要求派出所协查二十年前以“活阎罗”为首抓捕赵宝昊的五名特务相关的信息，龙华警方自是重视，特地组织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干部、退休进步人士组成的三十多人的队伍，分头走访。这一步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现在人家来电话告知：五名特务中两个受伤者的下落已经打听到，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泾镇上开了一家算命馆；另一个摇身一变成为江湖艺人，终年在沪郊一带流动卖艺。
侦查员当即出动，当天即把二犯捉拿归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侦缉大队一中队特务探长郭风云的下属李连升和荣富贵。1930年6月18日，郭、李、荣三人以及军法处警卫老金随阎望仕赴侦缉分队宿舍抓捕赵宝昊，老金被赵宝昊一枪击毙，李、荣两人被赵宝昊掷出的石灰粉伤了眼睛，荣富贵更是雪上加霜，被赵宝昊挟持作为人肉盾牌挨了一枪，那颗子弹凑巧从心肺之间的空隙穿过，给他留了一命。由于目标自裁，断了线索，再加上己方损失惨重，熊司令视为“奇耻大辱”，不过，对死伤特务的善后处置还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抚恤金照拨，伤者李连升、荣富贵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发给一笔退伍费滚蛋。
李连升当时的位置在上风口，进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只是视力受损，并未失明；荣富贵就倒霉了，双眼失明胸口还挨了一枪。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当军人自是如鱼得水，若说谋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亏干了几年侦缉活儿，在上海滩有若干江湖朋友，有人看他们可怜，就分別介绍他们拜师学艺。荣富贵已是瞎子一枚，当时并无“残疾人就业政策”之说，对残疾人的称谓也是鄙视性的“残废人”，所以瞎子的就业岗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算命先生，要么去澡堂给浴客按摩。荣富贵想学按摩，但枪伤导致双手无法过度用力，那就只好去算命了。好在干特务的脑瓜子大多没毛病，而且还都比较聪明，学啥像啥，荣富贵只学了一年出头就满师放单飞了。他先是沿街摇铃招揽生意，不久有了点儿小名气，就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头。因为有江湖朋友捧场，干得还不错，抗战胜利后盘下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家“富贵命馆”。
江湖朋友给李连升介绍的营生是学唱“小热昏”。“小热昏”是江南地区一项传统的街头说唱艺术，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上多现欺压民众侵犯公权损害道德的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说唱艺人就把这种现象编入节目在街头演唱，作为招徕生意（卖梨膏糖等）的一种手段。由于节目内容过于敏感，难免会惊动官府。当事人就以自己染病发高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为借口逃避处罚，故而得名“小热昏”。时间稍长，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吴语曲艺形式。李连升在唱“小热昏”方面的发展不及荣富贵学算命，二十年下来，始终在沪郊游走表演，做流浪艺人。
不过现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艺人也好，都做到头了。两人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930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时许（即“德康医院”枪击事件发生后），李、荣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广仁医院”对面的“唯诚旅馆”向阎望仕报到。阎吩咐他们三人对正在医院治枪伤的赵宝昊进行秘密监视，特別强调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昼夜“陪护”，务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毕竟这边是公共租界。
就这样，三个特务在“广仁医院”监视了三天。第四天，警备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由他们三人接往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家由法国人开的小医院隔离审查。阎望仕每天来一趟听取汇报，遇到疑问则进病房直接跟赵宝昊谈话。六天后，阎望仕说军法处已有结论，赵宝昊没问题，可以解除隔离，返回龙华侦缉分队宿舍休养。
郭、李、荣于是返回一中队，之后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过与此事相关的使命，阎望仕也没在他们跟前露过面。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荣两人，阎军法官来电，让他们三个立刻赶往军法处报到，估计有紧急差使。三人随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急如星火从枫林桥赶往龙华。阎望仕告知，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审查过的那个赵宝昊，但并未解释原因。三个特务也不多问，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参与逮捕行动的还有军法处警卫老金，之后就发生了那场枪战。
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可以确认，赵宝昊最初是通过了敌人的审查的。至于一个月后敌人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为审查结论发生了改变。根据国民党特务系统“一案一办”的原则，只有同一个案件，才会动用同一拨特务继续执行使命，这样做有利于保密。由此侦查员判断，赵的被害，不会跟他受组织之命进行的绝密调查有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逮捕他的应该是另一拨特务才对。
李连升、荣富贵交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1930年5月19日下午，有一个三十多岁、妆扮时尚却一脸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广仁医院”外科病区，向病区看门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赵宝昊的牌子。看门人自然属于特务首先要打点的对象，立刻在窗口挂出了“有人探望”的暗号。李连升随即跟了进去。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来“陪护”赵宝昊的那个便衣，不徂轻松进入病房，而且那个便衣随即离开，去病区走廊另一头窗前抽烟去了。李连升想假装认错病房推门窥探，被那便衣发现了端倪，背着手朝病房门口踱过来。李连升只好去病区外把荣富贵唤上来，两人商量好，由李设法缠住那便衣，荣则趁机闯进病房。不料，当他们两个再度进入病区时，那女子正好从赵宝昊的病房里出来了。
荣富贵立刻跟踪。只见目标出了医院，招停了一辆黄包车。荣富贵干这一行当然熟门熟路，事先早就在医院门房那里寄存了自行车，当即骑车尾随。只见黄包车从医院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庙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弯，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来。那女子下了车，到马路对面一家小百货店门口摆出的摊头上挑选商品。一辆电车“当当”驶来，女子忽然丢下手里的商品，一个转身上了电车。本来，以荣富贵当年的体格，踩自行车追上电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中途却遇到巡捕抄靶子（拦路搜身），耽搁了时间，好不容易脱身时，目标早就失去踪影了。
这段供词对于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条线索。这个神秘女子是何许人？她的出现是否与案子此后的转向有关？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该女子是地下党组织派去跟赵宝昊接头的联络员的可能。“悬办”领导介绍“马字三号”案情时说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发生后，赵宝昊被巡捕房送往“广仁医院”不到一小时，组织上已经指派曾先生前往医院与赵宝昊联系。组织上也肯定预料到警备司令部不会闲着，绝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与赵宝昊再次接触。那么，那个神秘女子来自何方呢？来探访的亲友？应该不会，赵宝昊在奉命打人敌人内部后，已经切断了跟所有亲友的来往。况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话，怎么能空着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两样礼品才是。而且那女子还能摒退巡捕房的“陪护”，更是令人百思不解。
一干侦查员反复研究，没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提出，要么换一种思路，是否可以对见证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可问题是，这么些年过去，去哪儿找当事人呢？
专案组长洪思愚想到一个办法：当年“陪护”赵宝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许人，可以通过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找线索。租界当局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档案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仍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抗战胜利后，租界警务档案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保存于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全部档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当时巡捕房对该案有记载的话，那肯定也会记录“陪护”便衣的姓名。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找到了“德康医院”枪击案的相关记载。档案里对该事件的记载很简单，由于没有更多证据，租界警务处是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具体承办单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派赴医院以“陪护”名义监视赵宝昊的便衣有单正超、施清泉两人，每人昼夜为一班轮值。事发当天下午四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经公共租界警务处批准，赵宝昊出院。
档案中附有一纸英文条子，翻译出来后，为侦查员解答了神秘女子的来龙去脉。该女子名叫邢美兰，系“德康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钱有青帮身份，被击毙当天，邢氏即去龙华求见熊式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熊司令拒绝接见。邢氏认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枪击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况，但这必须得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允许，遂向青帮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了电话，警务处就批了这么一纸条子给成都路捕房。在医院值守的捕房华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对邢氏未加阻拦，甚至主动回避。至于邢跟赵宝昊具体谈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这并非巡捕房的公务。
专案组认为，赵宝昊其时所从事的秘密使命属于特工性质，按说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但以我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举办这种训练班，也难以安排专业教官对其进行个別辅导。所以，不能排除赵宝昊在与邢美兰交谈时露出破绽的可能（当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邢美兰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这就是敌人在一个月后突然逮捕赵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疑点：按说，邢美兰系新丧寡妇，她去“广仁医院”时是丈夫死亡的次日，应该是热孝在身。可是，李连升、荣富贵两人的供词中说，她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从头到脚未见任何戴孝标志。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画脚的，一个新丧寡妇，怎能如此穿戴？于是，专案组决定查查这个女人的下落，指望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巡捕房档案中没有关于邢美兰个人情况的记载，也没有死者钱祖谊的相关信息，仅仅是对赵宝昊的个人信息提及一句，说他“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军士”。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侦查员议了议，找到了一个法子——当初她是经杜月笙介绍去找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那就通过这条线倒查吧。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专案组没法儿找其了解情况。起初他们想通过原帮会人士打听邢美兰的下落，邢夫钱祖谊是青帮成员，其妻在其死后既然能够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来钱祖谊在青帮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进行分工安排，忽见侦查员张福仁似有异议，便问老张是否有另外的主意？
张福仁是地下党，在上海滩做了多年刑警，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对旧时上海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从事刑侦工作时，跟帮会打过许多交道，还数次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沪上帮会大亨有过接触。所以，他对青帮内部情况比较了解。此刻，他发表意见，说如果采用广泛撒网的方式调查邢美兰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径。那么，这捷径怎么走呢？张福仁说，可以找一个叫黄国栋的人打听。
1934年10月3日，杜月笙的总账房黄文祥患中风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发迹前，曾在上海大码头里马路“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当学徒，与黄文祥是师兄弟关系。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义气，自然要对黄文祥的丧事和身后事宜有一个交代，用他的说法就是，既要对得起已故的师兄，也要给江湖人留一个榜样。杜月笙除了协助黄家很体面地办理了丧事，还邀请黄文祥的儿子黄国栋前往杜公馆，继承其父的总账房职务。杜公馆的总账房，是公馆内一个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杂役巴结的位置——所有人要动用金钱都须经其点头。因此，总账房对于公馆内外几乎所有与帮会相关的事儿都知晓若干。
张福仁与黄氏父子均熟识，一度还做过邻居，知道黄文祥生前经常给儿子谈些江湖闲话，以增加黄国栋的社会阅历。张福仁认为，像钱祖谊中弹身亡以及衍生出来的其遗孀邢氏前往杜公馆求助这样的事儿，黄老爷子肯定会告诉黄国栋的。与其到处寻找邢氏的线索，倒不如直接找黄国栋调查。其他侦查员听张福仁如此这般一说，皆深以为然。
这桩活儿自然非张福仁莫属了。当下，老张和侦查员蔡微鑫、宋有谷一起去向黄国栋外调。黄国栋在接替亡父杜公馆总账房职务之后，一口气干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后，他被逮捕判刑，囚于提篮桥监狱（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6月4日，三侦查员前往监狱，一问，黄果然听其父说及此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四年后其父病殁，他接替杜公馆总账房一职后，曾与邢美兰见过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时尚女子持杜公馆管家万墨林签署的条子前来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条子上领款人姓名是邢美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产党打死的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钱祖谊的遗孀。
半年后，邢美兰再次来到杜公馆，拿来了一百八十元钞票，说是还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单上并无借款之说，黄国栋告诉她，须待万管家证明确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这天，恰巧万墨林出去办事，杜月笙则去了浙江天目山，没办法，只好等万墨林回来后再说了。黄国栋就让在杜公馆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龙给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没事，就陪着聊了半个小时。黄国栋告诉侦查员，他记得邢美兰说过她家住在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那天邢美兰还了钱离开后，大龙告诉黄国栋，这个女人是个角色，听说跟“党调科”有关系。
黄国栋提供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谓“党调科”，其全称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始建于1927年（另一说是1928年初），1932年，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该处为第一处。1938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当场获得通过），以“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历史上与“军统”相提并论的“中统”正式形成。该组织虽改过不少次称谓，诸如“特工总部”、“常务调查处”、“军统局第一处”等，但坊间一直称其为“党调科”，抗战爆发改称“中统局”后，“中统”这个称谓才取代了“党调科”。
黄国栋听到邢美兰跟“党调科”有关系这个说法时是1934年，要知道，自1928年以来，这个“党调科”是中共在沪上进行秘密活动时最难缠的对手，如果邢氏跟“党调科”确有关系，那么赵宝昊的牺牲是否也跟“党调科”有关呢？
五、深入调查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先往黄国栋所说的邢氏当时居住的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打听，很快就获得了邢美兰的情况。
邢、钱夫妇当年住在该里弄的一幢广式两层小楼内，该小楼是邢家的产业。邢美兰是浙江鄞县人，其父早年来沪经商，小有发展，是沪上五金批发行业”十大掮客”之一。这幢小楼是当初（大约1925年）邢第一次结婚时其父送给她的礼物。邢氏的第一任丈夫小冯是宁波同乡，系老邢手下的一名跑街先生，据说经商头脑特别好，人也长得帅。由于经常去老邢家，一来二去，就被在“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邢美兰给看上了，不久成婚。婚后小日子过得不错，不巧的是小冯的职业是终年四处乱跑推销商品，什么环境都接触，不慎染上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毛病除非自身抵抗力特别强，大部分患者没法儿逃过死神的召唤，只不过时间长短罢了。小冯也未能逃过这一劫，结婚一年两个月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料理完丈夫的丧事，邢美兰没有回娘家生活，仍旧住在华忻坊。两年后，北伐军抵沪，邢美兰跳槽进人“美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辖的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作，仍是接线员。192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邢美兰中班下班，途中忽然腹痛如绞，从自行车上摔翻在地。这时已是午夜时分，马路上静寂无人。快要昏迷过去时，忽然听到一阵引擎声由远至近……
醒来已在医院，医生告诉她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如果不是那个摩托车骑手送到医院，还支付了一应费用，阑尾可能会穿孔，那就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摩托车手，就是钱祖谊。
钱系广东阳江人，1927年春以北伐军上尉军官身份随军来沪，其时他已晋升少校，供职于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邢氏父女对他自有一番酬谢。之后，老邢本着商人的习性，利用钱的关系做成了几笔生意，动了要把钱祖谊拴牢的念头，于是请人撮合，让他跟女儿邢美兰配了夫妻。
邢、钱成婚后，邢仍供职于电话公司。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到1930年5月钱祖谊出事时，据说邢美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据邻居回忆，邢美兰应该是在5月18日傍晚下班刚到家时获悉丈夫死亡的，稍后，邢家父母兄弟等都赶来了，为钱祖谊布置灵堂，但邢美兰却消失了。有人说她悲伤过度被送医院了，此语是否属实不清楚。不过，后来出殡时她在场。
之后，邢氏独自生活，怀的孩子不慎流产。又过了两年，邢家突然遭难。先是老邢生意不顺，跟一个英国商人合伙做五金生意时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到处借债企图翻本。1935年春的一个下雨天，老邢去郊区黄渡镇谈生意，说好住一夜次日返回市区，可是，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其尸体在镇畔吴淞江的一条支流被发现，已经没有脑袋了。黄渡那一带民风强悍，吴淞江两岸不乏“忙时做工种田，闲时夜出为匪”的角色，这种案件最难侦破，老邢死也就白死了。老邢死后大约一年，邢美兰把华忻坊的房子卖掉，不知搬迁到哪里去了。
侦查员寻思，既然邢氏供职于电话公司，那就去该公司查一下。当时虽已解放，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仍是独立经营（该公司于1950年12月30日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外籍主管出面接待侦查员，听洪思愚说了来意，稍一沉思，说我记得这位邢小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个月的月末离开本公司了。说着，抄起电话命下属调出1941年的人事档案，果然，档案中有邢美兰亲笔所写的辞工报告，落款日期为1941年12月29日。侦查员提出查一下邢小姐的家庭住址，外籍主管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初招工时并未要求应聘者提供自己的住宅地址，只要求留下联系方式。邢美兰所留的联系方式是为其担保的南市“祥盛电气器材进口公司”，担保人是公司老板秦大命。
侦查员随即去找“祥盛”秦老板，可是，原“祥盛”所在地已变成一家饭馆。向饭馆老板和一干邻里打听下来，得知“祥盛”早在抗战前两年就已关门打烊，秦老板去海外儿子那里养老了。那就只有另外设法寻访邢美兰的下落了。
6月6日，专案组侦查员再次前往华忻坊，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和小贩等。折腾到中午，全部居民家家都跑到，弄堂口摆摊头以及穿街走巷的流动摊贩也都一一接触，谁都说不出邢美兰的娘家在哪里。
往下该怎么访查呢？侦查员宋有谷说，我估摸这么一条弄堂里，二十年前的老住户总有搬走的，是否可以设法找这些人打听打听？众人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再次扎进弄堂走访居民。还别说，这二十年里搬离该弄堂的住户还真不少，竟有十七家之多。立刻分头前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一个多年前搬迁到爱多亚路（解放后易名延安东路）的笃信天主教的程姓老太告诉侦查员，记得钱先生（指钱祖谊）还在的时候的一个星期日，她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竟发现旁边那位小姐就是邢美兰！邢美兰平时一向对邻里冷若冰霜，但此刻在教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她也就客气地跟程老太打招呼。此后，两人在路上遇见，总是要互相点头致意。稍后，邢小姐的丈夫横死，邻居对她不戴孝的行径议论纷纷，只有程老太为她辩解，告诉邻居邢小姐是天主教徒，教会里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程老太的这番陈述，使专案组弄清了两个问题，一是邢氏当时没戴孝的原因；二是邢是天主教徒，一度曾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这就好了，去教堂调查，那里估计留有教徒的联系地址。
果然，董家渡教堂中有邢美兰的联系方式。这个女子已经改名“钟鸣琴”，居住于新成区江阴路，离开电话公司后，在教会小学当老师，至今单身。当晚，专案组传唤邢美兰，即如今的钟鸣琴。
在这之前，专案组已向管段派出所了解过该女的政治历史面目：属于一般群众，并未发现她在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帮会。侦查员跟民警说起其亡夫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之事，对方大吃一惊，说这个情况派出所没有掌握。不过她倒是并未违反政策，因为没有规定过寻常群众必须把已故配偶的政治身份向警方登记。
邢美兰跟侦查员见面时，显得很淡定。钱祖谊死亡距今已有二十年，而且她并不清楚钱当年在公共租界成都路主持的抓捕行动是何种性质，估计警备司令部那边也没人会向她透露。侦查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1930年5月19日她去“广仁医院”跟赵宝昊见面之事。
邢氏答称，赵宝昊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队员，她丈夫则是警备司令部派往侦缉大队的督察官。她听钱祖谊说过，他的使命是监督、指导侦缉大队的一应业务，必要时可以直接调遣侦缉大队所有成员执行任务。钱在5月18日出事后，她当即前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查看丈夫尸体，然后便去警备司令部要求对其夫之死给个说法，不料碰了壁。因此，她对丈夫的死因觉得蹊跷，转而想向执行使命的三人中唯一活着的赵宝昊打听——邢氏也认识赵宝昊，钱祖谊生前曾因家里水电维修之事请能工巧匠出身的赵宝昊帮忙，邢氏还下厨烧了几样菜肴招待。
租界巡捕房不允许邢氏去医院接触伤员，无奈之下，邢氏找了其所供职的电话公司的外籍高管求助，她知道该高管跟巡捕房关系不错，请他出面估计巡捕房会买面子。外籍高管听闻邢氏的遭遇，表示同情，答应帮忙，当场打了一个电话。邢氏就在旁边，听得很清楚，高管并未直接向巡捕房开口，而是托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邢小姐19日上午去杜公馆取他写的条子。邢拿了杜签的条子再去巡捕房，果然通行无阻。
邢美兰和赵宝昊谈了些什么呢？她告诉侦查员，她向赵宝昊询问案件发生时的一应情况，却被赵宝昊拒绝。赵说按照规定，他只能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执行公务的军法官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警备司令部人员透露相关情况，否则要受到处分的。邢氏当然不死心，反复求告，赵宝昊不为所动。没办法，她只好离开医院。
侦查员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跟‘党调科’是否有关系？”
邢美兰交代，她的母亲徐氏是浙江财阀徐新六的族亲，其父老邢当初就是倚借徐新六的关系发迹的；她去电话公司当接线员也是通过徐的关系介绍的。因此，“党调科”成立伊始，徐新六的近亲本家、也是该科的实际主持人徐恩曾就请邢美兰全家在“王宝和”吃过饭。席间，徐恩曾说他手头有个项目需要帮手，想请小姐姐以后方便时给予协助（徐恩曾出生于1896年，比邢美兰大四岁，此处以“小姐姐”相称是表示客气）。当时，别说邢美兰了，就是其父老邢也以为徐恩曾的身份是机电工程师（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以为是机电业务上的事，自是表示可以帮忙。
没想到，大约过了两个月，徐恩曾指派一个汪姓男子持其亲笔便条前来跟邢美兰谈话。邢这才知道，原来徐恩曾已经改行做起了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上次在“王宝和”饭局上提及的所谓项目合作，其实就是让她利用在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便利条件，对“党调科”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窃听并作记录。那年，邢美兰是个二十八岁的寡妇，从未涉及过政治，尽管徐恩曾开出的津贴费比较诱人，但她不敢贸然应允，就跟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到这时方才知晓徐恩曾已经改行，他们认为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参与政治性活动，劝女儿拒绝。于是，邢美兰就回掉了那位汪先生。
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钱祖谊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平时的工作情况？1930年5月18日他率赵宝昊等人去公共租界，事先是否曾跟你提起过？”
邢美兰说她受父母的影响，不关心政治。而且在跟钱祖谊结婚前徐新六去她家（指娘家）表示祝贺时，曾关照过她结婚后不要过问钱的工作，钱干的是机密活儿，尽管是他的妻子、也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邢美兰对丈夫的工作情况从来不打听。钱祖谊也是守口如瓶，向来不对她提及自己的工作。出事那天，钱祖谊跟平时一样上午七点多离家。这天邢美兰轮休在家，钱祖谊临走时跟她约定，今天不要做晚饭了，傍晚他下班回家后去外面吃馆子，然后去跳舞。邢美兰听后很开，从下午四点就开始等候丈夫回家了，可等来的竟是一个噩耗。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邢氏所交代的内容基本属实。尤其是她跟“党调科”的关系，传言并不可信。否则，她就不必拐弯向杜月笙求助，直接请徐恩曾打个电话就是了。
之后，侦查员通过查阅接管的敌档，同时向上海解放后被捕的原“中统”特工调查，终于打听到了当初受徐恩曾派遣邀邢美兰为“党调科”效力的汪姓特务的下落。此人叫汪富相，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抗战中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与国民党情报机构在上海滩大打特工战时因伤离开“中统”，回浦东老家开了一家经营小百货的小铺子。解放后，由于他有点儿文化，而且镇上无人知晓其以前曾效力“中统”的历史，又伪装积极要求进步，已被县工商联视为进步人士。如果不是这次“悬办”专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到他头上，没准儿是能逃过制裁的。
6月9日，汪富相被捕，其交代证实了邢美兰拒绝为“党调科”效力的说法。由于汪富相跟专案组正在调查的案件没有关系，“悬办”将其移交市公安局处置。后来，该犯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至此，专案组终于确认，邢美兰与“马字三号”案件无涉。
六、目标显现
6月10日，专案组长洪思愚向“悬办”杨主任汇报情况时，杨主任说这毕竟是历史悬案，其间二十年又恰恰是战乱时期，人证、物证散佚湮没，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调查清楚。你们第四组是这样，其他几个专案组也是这样。因此，不要着急，尽量把工作做细，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干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摆出来，从头到尾细细理一理，找出之前没有留意到或尚未触及过的，没准儿可以有所突破。
令案组侦查员于是聚拢起来，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这回他们换了个角度，站在敌方的立场上，以当时经办人员的思维来考虑应该怎样对赵宝昊进行审查，对能够想得到的审查环节一一进行分析——
第一，经办人员（即阎望仕）接受使命后，安排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人化装潜人“广仁医院”秘密监视赵宝昊，这个阶段，由于目标同时受巡捕房“陪护”探员的监控，应该是无法离开病房的，所以郭等三人要监视的是赵宝昊跟外界以及医院内部人员是否有接触。这个环节中，郭等人曾发现钱祖谊之妻邢美兰（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其身份）进了赵宝昊的病房，肯定会将此作为一个可疑迹象向阎望仕报告。但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闻报之后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布置。侦查员分析，很有可能阎已通过警备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内线查明了邢的身份和去医院的事由，认为这个情节与案件无关，不必关注。
第二，警备司令部与巡捕房交涉后，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被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徐家汇那家由法国人经营的小医院，进行封闭式审查。这个阶段应该是审查的重点，据李连升、荣富贵回忆，他们（含小郭）都是严格按照阎望仕的指令行事，并无出谋划策的资格，连提个建议的想法都没有产生过。因此，审查计划应出自阎望仕之手。由于此案的重要性，估计阎制订的审查计划还须报请军法处长审核。
第三，审查结束后，赵宝昊出院，返回龙华镇上的侦缉分队宿舍休养。至此，审查其实已经结束了，因为执行者小郭等三人已经归建。从李、荣的供词判断，阎望仕对他们三人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这从后来的抓捕行动时阎仍旧指派郭、李、荣参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以上三点是大的环节，侦查员在分析时还考虑到了小环节，而且，他们认为之前没有着眼考虑的小环节似乎更值得推敲--
审查赵宝昊，主要是要认定其枪伤是怎么形成的。以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尽管已经遭到“人为破坏”，但子弹的弹道痕迹是无法破坏掉的。赵宝昊不能随口编瞎话糊弄调查人员，陈述情况必须符合自己的伤口位置，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好在钱祖谊等人的手枪都已被拿走，巡捕房鉴识师即便认定现场发现的三颗子弹头是从同一支手枪发射的，也无法证明是赵宝昊的手枪射出的。当时民间拥有枪支的情况比较普遍，像警备司令部这种军事单位，枪支基本上处于无管理状态，根本没有什么“一枪一档”的制度，侦缉队员执行勤务时所使用的手枪，可以是配发的，也可以是他们从各自的渠道搞到手的，子弹也是如此，总之是一笔糊涂账。这样，赵宝昊就巧妙地避开了“弹痕鉴定”和“发射角度”这两个关键的认定。
但专案组侦查员也考虑到，赵宝昊的自伤并非完全天衣无缝：自伤者开枪时，枪口离创口肯定比较近，这就会导致创口留有明显的火药烧灼痕迹，应该无法瞒过“广仁医院”接诊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可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让他们审查的内容中并无此点，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没有熟悉法医知识的，专案组长洪思愚就打电话请来了一名原在法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多年的留用老法医。
老法医的说法是，这种创伤辨识在法医学上称为“枪弹伤鉴定”，其种类有贯通枪弹伤、盲管枪弹伤、回旋枪弹伤、擦过枪弹伤和反跳枪弹伤；射击距离也有接射、近射、远射这三种区分；至于枪弹伤的性状，那就更有说头，本文就省略了。侦查员向老法医请教，听您老说下来，赵宝昊当时的自伤属于“近射”，形成的痕迹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老法医表示认可。那侦查员就不明白了，赵宝昊这一枪是怎么瞒过敌人的呢？
老法医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一个处理伤口的医务人员为他消除或者至少是掩饰了上述痕迹，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销毁掉了，给他换上了入院患者必须要穿的医院病员服。老法医估计，捕房刑事部的刑技鉴识官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应该是询问过外科医生关于患者的伤口情况的，至于是否打听过其换下的衣服的下落，那就不能确定了。从调查常识来说，如果敌人问到衣服下落，那他们就已经对医生产生怀疑了。
根据法医的上述说法，侦查员发现了一个调查的新思路：找到当初为赵宝昊处置伤口的医生。
当年赵宝昊治疗枪伤的“广仁医院”，于1940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持，与公共租界内的“同仁医院”合并，更名“宏仁医院”（1957年又改为“上海胸科医院”）。该院的管理很到位，时隔多年，还完整地保留着建院以来的医疗档案，而且检索方便快捷。侦查员很快就查到了1930年5月18日由公共租界巡捕房送来的那位受枪伤的“无名氏”的医疗记录。病案显示，负责为赵宝昊处理枪伤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知。那么，这位方医生还在吗？院方接待人员告知，方仲知早已离开上海，据说是去了香港。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接待人员说不清楚，只有查人事档案了。
人事档案显示，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医院的。三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说明为何辞职。6月18日这个日期节点使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那不是赵宝昊牺牲的日子吗？怎么这么巧？这个巧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份病案上还记录了手术间护士的姓名，一共三人，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姜曾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萱。一问，三人中姜曾珠、司徒萱还在该院，钟文雅则在大约十八年前离开医院，听说也去了香港，而且恰恰嫁给了已在香港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的方仲知。
专案组长洪思愚马上意识到，这个方仲知身上有戏！不过，想要再查下去，似乎难度颇大，因为目标在香港，即使可以化装前往秘密进行调查，但如果确定方仲知涉案，把他弄回来可是个麻烦事。洪思愚遂把仍供职于该医院的姜曾珠、司徒萱两个老护士召来，由侦查员分别跟她们谈话，一是了解二十年前她们参与处置赵宝昊枪伤时的现场情况，二是打听方仲知和其妻钟文雅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两个老护士回忆，那天赵宝昊被巡捕送到医院时，正是中午时分，先送急诊室，接诊医生见是枪伤且伤员失血较多，马上转外科手术处置。当时，姜曾珠、司徒萱两个年轻护士正在食堂午餐，接到紧急通知让速去手术室。两人赶到时，方医生已在钟文雅的协助下处理赵宝昊的伤口了。那两个押送伤员来医院的捕房华探未进手术间，那两人都是手指焦黄的老烟枪，此刻正倚在外面走廊窗口吞云吐雾，状甚悠闲。其时二十二岁的钟文雅比姜曾珠、司徒营大两岁，十六岁就已考人护校，十八岁毕业后正式上岗，工龄既比她们两个长，心灵手巧也不是后者可以比拟的。钟护士还有一个特点，手脚敏捷，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又快又好。方医生有这么一位助手相帮，即使不召唤姜曾珠、司徒萱，也可以把这台手术对付下来。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有规定，一个动手术的医生必须配三个以上护士，方医生也不能擅自违规。至于三名护士未曾配齐手术就已经开始，应是那两个华探的决定。她们两人到场后，不过相帮递递器械、消毒纱布、擦拭血渍的药棉之类，很快，司徒萱就被方医生打发去药房领取几样药品，等她返回手术室，创口处理已经结束。
那么，方医生为什么在手术一个月后突然赴香港呢？这个，姜曾珠、司徒萱都说不上来。她们只知道方医生原本就是广东人，听说是南洋华侨，在海外读的医科，曾在香港医院工作过，后来他的父母等家人都到上海来经商，他也就到沪上定居了。侦查员又问了钟文雅两年后去香港并嫁给方仲知之事，她们都说知道这事，钟离开上海后，她们三个还保持着联系，十八年来每年都有数次通信。钟和方医生结婚时，她们两人还合送过一份礼物。
她们还告诉侦查员，钟文雅是上海人，她和方医生都住在原法租界霞飞路，钟家以前她们去过，方医生家没去过，据说两家住得不远。
专案组根据上述情况基本认定，二十年前，方仲知在处置赵宝昊的枪伤时对法医所说的枪弹烧灼痕迹做了处理。按说这是为中共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为什么在赵宝昊牺牲当天不辞而别呢？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推测，即方仲知将其为赵宝昊隐瞒枪伤的情况向第三方透露了，直接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他生怕因此而遭到某方的报复，获悉情况当天，立刻不顾一切逃离沪上避祸。方的这种透露，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形：一是直接向警备司令部报告（或者已被警备司令部怀疑，被捕后交代）；二是他向其他人透露后，其他人向警备司令部告密；还有一种情况，即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却被其他人通过某种途径查知，向敌人告发。专案组要查明真实情况，那就必须和方仲知当面接触。至于如何跟远在海外的方仲知见面，那得制订周密方案。在制订方案前，须对方仲知在沪上的社会关系作一个调查。
次日，专案组侦查员前往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改为林森中路，解放后又改为淮海中路）淮中派出所，了解方仲知、钟文雅两家的情况。
方家确是南洋归侨，其已故父亲方伯康曾是沪上知名律师，其母尚在，已七十多岁，长期居住在尚贤坊宅第，两个儿子（方的两个弟弟）都是大学教师，皆已成家，儿孙三代同堂，没听说方家有什么人与政治或者刑事案件有关。至于方仲知本人，派出所就不清楚了，只听说方家大儿子在香港做医生，好像跟家人联系不多，只有在1943年其父病殁时奔丧回过一趟沪上。另一位钟小姐，家住复兴公园旁边的雁荡路，由于早年离沪赴港，派出所对其情况知道得更少。据说钟文雅赴港后从未回过上海，但跟父母兄姐始终保持着联系。
为防惊动调查对象，专案组当天没有去走访方、钟两家。他们要对情况作一个仔细分析，再制订稳妥方案，看怎样把方仲知夫妇“诱”回上海。
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最后决定，以方仲知两个弟弟的名义，佯称老母病危向香港拍发加急电报。不过，要实施这样一个涉及海外当事人的方案，专案组是没有决定权的，该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悬办”；“悬办”亦无拍板权，得向上海市公安局党委请示。这中间需要至少三天时间。不过，专案组没有利用这三天时间进行休整——该方案一旦获准实施，还得对如何保密、如何防止方仲知从香港来电向其弟或其家里其他人甚至亲戚朋友核实此信息真伪等进行周密考虑。
三天后的6月16日午前，“悬办”杨主任亲自电话通知洪思愚：批准执行该方案。
洪思愚心里一喜，哪知刚放下话筒，淮中派出所又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让专案组长简直高兴得跳脚的消息：方仲知、钟文雅夫妇由港来沪，此刻已在派出所！
七、真相终现
方仲知、钟文雅乘坐香港至上海的客轮于当天上午九时许抵沪，下船便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淮海中路尚贤坊老家。由于事先没有发过电报，家人皆感意外。方、钟夫妇虽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内地，但在香港每天看报，知晓上海一应情况，按照内地公安机关的规定，夫妇俩当即去淮中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派出所民警前几天刚接待过“悬办”侦查员，对方、钟夫妇自是牢记于心，当下所长亲自出面，请二位海外来客喝茶聊天，同时暗示民警给专案组打电话通报。
方、钟夫妇还是第一次跟人民公安打交道，只道查验过一应证件、车票，报上临时户口就完事了，忽见五名便衣一拥而入，所方民警随即回避，方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洪思愚对二人倒还客气，自我介绍是市局民警，听说方先生回沪探亲，正好有事要请教。为了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专案组长并未直奔主题，而是先跟对方聊起了香港近况。方仲知属于那种有点儿迂腐之气的知识分子，医术虽然精湛，却不谙世情，寻思这些警察大概没见过世面，对海外情况感到好奇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从哪里开始聊呢，思忖片刻，就从香港的气候聊起吧，说完了香港气候，随即就说到自己这次突然回沪的因由。他原准备8月初回来的，农历六月廿六、公历8月9日是其母七十岁生日，他准备携妻将雏回来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寿庆。可是，半月前他收到了国际外科医学研究会的邀请函，邀其参加8月5日至15日的欧洲七国巡回医疗活动。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一次与国际同行交流的难得机会，他不想放弃，就决定提前来沪为老母庆生。
接着，侦查员便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一是当年处理巡捕房送来的那位伤员的情形；二是为何突然出走。
方仲知说，1925年他从香港来沪，在“广仁医院”做外科医生后，由于其医术在全院外科中数一数二，很快就有了名气。某日，他抢救了一个从外地来沪拜访杜月笙突患疾病的帮会人士，因而与杜公馆管家万墨林交上了朋友。稍后，经万介绍，他被杜月笙收为弟子，正式加入青帮，自然也认识了一些帮会人士，其中不乏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中的捕探。当然，像他这样一个全身心扑在医术上的迂腐书生，是不可能参加帮会活动的，连每年一次寻常弟子必须出席的给杜月笙拜寿的盛事也经常缺席。不过，青帮中自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往下，到下面跑腿的小缕啰，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帮会械斗事件频发，受伤者都送“广仁医院”请他治疗，他一概尽心尽力，偶尔也有要求在处置创口时做做手脚，以便鉴定时瞒过法医。
1930年5月18日中午，适逢方仲知午时值班，忽然接到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好友章某的电话，说马上会有一个枪伤男子送“广仁医院”，请方医生务必将其创口表面痕迹处理干净，以经得起法医鉴定，拜托！拜托！刚放下电话，外面已经传来警车的警报声响了。
其时，方仲知已经做了八年外科医生，香港三年上海五年，这两地都是黑社会盛行，他见识过的枪伤可能比寻常法医都多。当下一看被送来的那个“无名氏”的创口，马上断定这是自伤。把自伤痕迹消除，对于他来说并不犯难，很快就处理好了，当时在场的只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钟文雅。
方仲知并不知伤员是何许身份，“广仁医院”是捕房治疗外伤的指定医院，方仲知也知道在跟这种对象接触时最好是保持沉默，那个伤员自始至终也是一声不吭。方仲知原以为警务处法医会来向他询问创口处置情况，但法医根本没来过医院。倒是伤员离开医院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阎姓军法官带着书记员来医院向他询问最初处置枪伤的情况，他“据实”而言，但临末拒绝在笔录上签名，指出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面找他签字。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人来找过他。
方仲知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哪知一个月后，也即6月18日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捕房的一个青帮好友打来的，说刚刚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广仁医院”外科医生方仲知，引渡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案由是“包庇共党分子”。方仲知是书呆子，闻言甚觉纳闷儿，说我不认识什么共产党，就是想包庇也没处找啊！当下便要去龙华找警备司令部讨说法。对方急了，说方医生你赶紧逃吧，公函上说了，你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哩！跑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海外，去了就不要回来！方仲知这才相信自己大概真摊上了厄运，寻思那就只好走了。他刚从抽屉里取了钱包和护照、医师执业证书，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陌生男子闪身进来，关上房门，问了声：“您是方仲知医生吗？我是章先生的朋友，章先生让我来接您离开这里。”
方仲知来不及多想，跟着对方就走。他们出了医院后门，上了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小轿车。轿车疾驰，前往黄浦码头（即如今的秦皇岛码头）。方仲知见那男子和司机高度紧张的状态，方知情势确实危急。车在码头内一个角落里停下后，那男子说章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凭这个徽章上那条英国货轮，说着把一个徽章佩在方仲知的领带上，然后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这是您的盘缠。”
就这样，方仲知总算有惊无险地逃脱了追捕。他在香港站住脚后，以亲戚的名义给已经初恋的护士钟文雅写信。钟回信说，没听说巡捕房来医院抓人，但您离开后的头几天，医院里经常有身份可疑的陌生男子鬼鬼祟祟转悠，不知想干什么。方仲知其时已经在跟捕房朋友的通信中得知，警备司令部确实要求捕房逮捕并引渡他，但捕房没有大张旗鼓公开行动，只是指派便衣去医院秘密蹲守，数日后无果而撤。方仲知于是再也不敢回内地了。老父去世时，上海已处于汪伪政权统治下，公共租界、警备司令部都不复存在，所以他才敢回去奔丧，但在沪上也不过待了三天就返回香港了。
上海解放后，当年的青帮朋友中有人逃往香港，其中包括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前不久方仲知参加过他们的一个聚会，方才得知当年警备司令部并没有“冤枉”他，他受友人委托为其掩饰创口痕迹的那个伤者确实是共产党。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方仲知所述内容属实。那么，还是老问题：军法处是怎么掌握赵宝昊自伤线索的呢？看来毛病应该出在“广仁医院”内部。侦查员正议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接到门卫室电话，说有一位自称是“宏仁医院”外科护士的女子求见。洪思愚一跃而起，说会议暂停，老蔡跟我去接待一下。
来访者是护士姜曾珠，她向侦查员反映了同事司徒萱近日的一个情况。6月12日侦查员去“宏仁医院”调查时，曾对她和司徒萱关照过，希望把当年的相关情形再回忆回忆，如果想起来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到市局来反映，也可以打电话。姜曾珠听过也就听过了，但她发现同一科室的司徒萱自此却有些异样，原本很健谈的她话没有那么多了，空闲时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工作中还曾出现两次差错。昨天傍晚，她们两个下班时一起步行去车站候车，途中司徒萱忽然没来由地对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听其老公（系黄浦分局留用警察）说，最近本市公安系统内部正在整顿，已有多名留用警察因解放前参与调查、逮捕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罪行被收审，有的甚至可能会被判死刑呢！她老公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主动向组织交代历史罪行的，也有的则是平时话太多，被别人检举。姜曾珠听着不知是什么意思，随口附和了一句：“哎，迭种人老憨个喔（沪语，说某人傻的意思）！”司徒萱接口道：“所以，我们也要多注意。”
当时姜曾珠急着要回家，没有在意。晚上跟老公闲聊时，作为八卦把司徒萱的话说了说，她老公是数学老师，逻辑思维能力强，当下就说你们又没有做过坏事，注意个啥？一语提醒了姜曾珠，她按照老公提醒的思路回忆了司徒萱这几天的反常表现，老公认为这人可能有问题，应该向公安反映。
专案组立刻决定：控制司徒萱！
司徒萱作为嫌疑人被控制后，专案组并未马上对其进行讯问，而是连夜召集二十年前的另外三位当事人方仲知、钟文雅和姜曾珠，先分别谈话，再集中一处集体回忆，终于找到了司徒萱可能涉案的一个线头！
二十年前的5月18日，方仲知虽然并不知晓伤者的身份，但他是一个书呆子医生，脑子里具有根深蒂固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意识，把消除痕迹的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处理完创口，他想到伤者的衣物也许会露出破绽（破损部位也会留下近距离射击导致的烧灼痕迹），就关照钟文雅将伤员送到病房后，把衣服送到太平间旁边的焚烧点直接烧掉。
钟文雅是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她和司徒萱、姜曾珠把伤员送往病房后，就关照“陪护”的捕房便衣需要注意哪几点。关照完，三护士刚要离开病区，钟文雅却被该病区的外籍值班医生唤住，有关一名住院患者的情况要跟方医生反馈一下，请她带个话。于是，她就把正要推着手术床进电梯的司徒萱唤住，悄声关照返回手术间后立刻把伤员换下的衣服烧掉，还强调必须亲自动手。司徒萱一口答应。一会儿等钟返回时，司徒萱告诉她已经烧掉了，当时钟对此没有一点儿怀疑。
专案组认为，司徒萱极有可能并未把衣服烧掉，而是藏匿起来了。一个月后，她以此为证据向警备司令部告密，从而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
专案组随即讯问司徒萱，司徒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当时二十岁的美女护士司徒萱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比她大九岁的方仲知产生了爱慕之情。司徒萱心思玲珑剔透，知道自己是新护士，不能贸然表露出对方医生的那份意思。于是，就时刻留意方医生的种种言行，待时机成熟时主动出击。哪知几个月观察下来，却意外发现方医生喜欢的居然是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自己的钟文雅。这下，司徒萱不能等了，决定迅速出手，频频向方医生发出暗示。可是，方仲知是个不解风情的迂腐书生，而工作安排又决定了司徒萱和方医生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情敌越来越亲密，司徒萱因爱生恨，第一个恨钟文雅，第二个就是方仲知了。然后，就动起了报复的脑筋。
5月18日的枪击事件把机会送到了她面前。不过，她是在方仲知给伤员处理好伤口后才与姜曾珠一起进入手术间的，根本不知道这场手术中竟然有“猫儿腻”。当然，即使她一开始就在场，以其专业、学识，也不一定会发现什么端倪。直到钟文雅关照她返回手术间后先把衣服烧掉，她才隐隐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这个伤员未患传染病，外伤也不是由狂犬撕咬导致的，为什么要立即烧掉衣服，而且还要亲自烧？医院通常的做法，是送到太平间那边由管理太平间的杂役每天定时焚烧。因此，她就多留了一份心，取了衣服后，并未送到太平间，而是进了更衣室偷偷查看。尽管基本是外行，但还是一眼发现了衣服上创口位置周边的烧灼痕迹，由此隐约猜到了“猫儿腻”所在。于是，她就把衣服用油纸包好，藏于更衣箱内。
“无名氏”被接离医院后，司徒萱听人议论说那个伤员系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员。她对政治并无兴趣，想的只是如何报复方仲知和钟文雅。但毕竟年轻，一时没什么主意，想把血衣悄悄邮寄给警备司令部，又不敢确定有没有效果。这样，一直拖到6月17日，无意间听同事说起，前天看到方仲知和钟文雅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奥飞姆大戏院（解放后改名沪西工人剧场、沪西电影院）看电影，不由得妒火中烧，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当天下班后，她写了一封检举信，在其住所附近的靶子场路（今武进路）邮局以挂号方式把血衣连检举信一并寄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但是，司徒萱却没有看到自己报复的后果——方仲知成功脱逃，钟文雅平安无事（专案组分析，应是警备司令部方面认为钟与该案无涉），两年后，钟文雅竟然移民香港，成为方仲知的妻子。司徒萱大哭了一场，自此心灰意冷，不久嫁给了一个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穿警服的财务人员（解放后留用做了交警）。
司徒萱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告密行为对那个伤员产生了什么后果，直到这次侦查员去医院调查，她方知自己当年的冲动闯了大祸，惊得差点儿昏厥。之后，她一直精神恍惚，举止颠三倒四不说，还出了昏招，竟然跟姜曾珠说了那番话。
至此，“马字三号”案件侦破了一半，还有一半即赵宝昊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想要给组织传递的消息到底是什么。专案组正准备再次投入调查时，“悬办”杨主任召见组长洪思愚：北京来电告知，该案的另一半已由公安部根据上海“悬办”每天通过机要件形式报送的《侦办简况》进行研判，获得了结果。因此，本案调查即告结束。
洪思愚自然感到意外，但又不能问是怎么研判出结果的。直到数年后，他才偶然得知了这个谜团的答案：赵宝昊出事时，曾怒斥特务郭风云“依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这就是赵宝昊意识到自己难逃此劫后传递出的情报。他知道这次遭遇必然会成为龙华镇上的一个大新闻，他怒斥郭的这句话，必定会通过吴老头儿、薛瘸子之口散播出去，被组织上察知。遗憾的是，当年调查“马字三号”案件的同志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获得这一信息。其实，专案组对这句话也未曾留意，只是作为调查内容汇报上去而已。但公安部专家注意到了这个内容，研判后得出的结论是：赵宝昊连说两个“十三点”，并强调“无锡”两字，是利用其宁波口音巧妙地传递了一条四字信息——“沪西二十六”，这是当时地下党在沪上一个秘密交通员的代号，此人系迎接“两会”代表并把他们送往成都路“德康医院”秘密会场的地下交通员之一。
不过，现在已无法追究这个叛徒的罪行了。1930年初冬，“沪西二十六”因出卖其他同志被组织发觉，当即予以锄杀。现在，专家根据赵宝昊生前最后一刻传递的信息最终认定，是“沪西二十六”向钱祖谊出卖了组织的机密情报。
1950年10月27日，“马字三号”案的相关罪犯司徒萱、李连升、荣富贵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尤其是李，荣两人，只是奉命执行任务而已。
文中的很多地方都熟悉，如广仁医院（胸科医院），尚贤坊，枫林桥等。
赵宝昊厉害，意志坚强，信仰的力量不可战胜。
【尘封档案】“马字三号”悬案
于公孙，李西始
一、“马字三号”
1930年5月15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5月中旬，湘赣边界苏维埃代表谭震林、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据地苏维埃代表雷经天、川南苏维埃代表恽代英、鄂豫皖工农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张鼎丞、鄂西苏维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谢觉哉、红军第三军团代表黄公略、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红六军政委柳直荀等“两会”三十多名代表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辗转秘密抵达沪上。
当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中央在上海举行如此重要的会议，首先考虑的自是会议代表的安全问题。为此，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不但亲自参与筹划方案、选择会场、安排应急转移渠道和警卫措施，还数次踏勘备选的会场，最后拍板，把“两会”会场放在公共租界成都路1143号由党中央有关部门开设的“德康医院”内。“两会”代表抵沪后，由党的地下交通站指派交通员前往接头地点迎接，几经辗转，由最后一站的交通员把代表引领到成都路，以患者名义入住医院。代表入院之后不能外出，也不能跟外界通信通电话，处于封闭式保护之中。
“两会”一共开了四天，第四天（5月18日）午前会议结束，代表立即撤离会场。鉴于出门就是成都路，公共租界成都路巡捕房（今成都北路360号）相距不远，而且马路上不时有武装巡捕经过，所以代表是分別离开的，三十多名代表全部撤离需要一些时间。没想到，就在医院内剩下最后一位代表尚未撤离时，外面忽然闯进三个男子。他们对医院的内部结构似是并不生疏，进门后直奔后院病区，朝一间间病房里探头探脑窥视。
中央有关部门在医院是配备了警卫力量的，但此刻都去护送先行撤离的代表了，医院只剩下化装成医院员工的机关人员。尽管发现这三个自称是来为老板物色“休养病房”的家伙路数不正，也只能上前以介绍情况为名予以拦阻。
事后得知，这三人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以及手下两个特务。他们是有明确目标的，自是阻拦不住。也就不过分把钟，三人与待在病房里的最后一名“患者”——赣东北苏维埃及红军代表邵式平劈面相遇。陪同邵式平的是中共一位元老级革命家——当时正奉命在上海协助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陈潭秋。邵式平、陈潭秋都是挂在敌方通缉榜上的著名人物，其照片钱祖谊早已烂熟于心。当下钱祖谊和两个特务拔出手枪，钱祖谊下令：“铐起来！打电话通知队部弄一辆‘大牌照’救护车过来把他们带走！”
当时沪上城区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区域，由各当局自行颁发机动车牌照。如此做法，难免不便，于是三区域当局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推出领照费用高于寻常牌照的“大牌照”，挂“大牌照”的车辆可以在三区域任意通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是有警车的，但根据协议，华界与租界警方如若需要在对方区域内执行捕拿人犯的使命，必须由相关职能部门行文，由对方相应部门执行，然后办理引渡手续，方能把被捕者押解回自己区域。此刻，钱祖谊三人是“越界私查”，如若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察知，当然不会允许他们随便抓人，只能用救护车以“转院”的名义把被捕者带走。
当时的情势真可谓千钧一发。两个跟班特务中皮粗脸黑的主儿从怀里掏出手铐，示意另一个瘦高个儿看住陈、邵二人，瘦高个儿点头表示明白。就在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瘦高个儿倏地举枪，朝钱祖谊和黑脸特务分別开火，两人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当即毙命。随即，瘦高个儿对陈、邵二人说：“他们已死，別管我，没事的。请二位长官马上离开，把手枪带走！”说罢，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左侧肩膀扣动扳机，然后抛下手枪。
如此，邵式平、陈潭秋得以脱险。稍后，接到报警的成都路捕房巡捕赶到，三个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伤，三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伤员也拒绝透露身份。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过多的伤员送公共租界的“广仁医院”救治，在勘查过现场后，把两具尸体直接送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到报告，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需要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除了让“德康医院”严格保密，还要求巡捕房一应中外警员不得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这个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击毙敌人后自伤的瘦高个儿名叫赵宝昊，系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安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一名内线。赵是浙江宁波人氏，出身贫穷，十四岁来沪，在“大隆机器厂”做学徒，三年满师后跳槽去了“邓泰记机器厂”当了一名机修工。1926年深秋，由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阶段，地下党组织搞到一批损旧枪支，秘密运至浦东龙王庙请工匠维修，当时不过二十二岁但已有八年机修经验的赵宝昊是其中一名工匠。赵宝昊跟日夜陪伴工匠的地下党人接触下来，迅速提高了觉悟，枪支修理完毕，主动要求留下来。地下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以便起义发动后起义工人的武器一旦发生故障可及时修理，就答应了赵宝昊的要求。
不过，他上一线直接参加战斗的愿望没有实现。起义发动后，他利用其技术在现场修理枪弹，事后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评价其作用不亚于甚至超于直接参加一线作战。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赵宝昊干脆辞去“邓泰记机器厂”的工作，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无报酬为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做军火准备，并直接参加了1927年3月21日发动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赵宝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进驻上海，9月，白崇禧奉命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自任司令。次年春，白崇禧率军西征，南京国民政府委派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代理卫戍司令，同年4月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
白崇禧组建淞沪卫戍司令部时，张榜向社会招收相关职能人员，其中包括侦缉大队侦探（特务）。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赵宝昊奉命前往报名，接受特工训铢，结业后成为淞沪卫戍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的一名特务。党组织要求他首先要隐蔽自己的秘密身份，其次才是收集情报。领导特別强调，对于非上级指令收集的情报，哪怕是送上门来的，也应忽略不计，因为这有可能是敌人对他的试探。
赵宝昊严格执行上级指示，三年来一直寂寂无声。这次中央举行“两会”，他并不知晓，组织上也没有下达任何使命。这天下午，赵和另一特务汪某在外面调查一桩刑案线索，骑着摩托车同来准备向上司汇报时，被督察官钱祖谊拦住，说你们二位接着跟我出一趟差吧，就等着你们这辆“大牌照”摩托回来呢。赵宝昊于是知道这趟差是要去租界的。摩托车在公共租界成都路距现场百米外的一处舞厅院子里停下，钱让他和汪某检查武器，他方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异。进了“德康医院”，直奔后院，然后就见到了邵式平、陈潭秋。
赵宝昊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当然不认识邵、陈两位职业革命家，但他曾听说过两人的名头，也见过这两个“共党要犯”的照片。这下他知道自己摊上大事儿了，两位党内领导面临着巨大危险。赵宝昊当机立断击毙两个特务，其至没有考虑过下手后该怎么自保。至于自伤，那是在开枪击毙钱、汪后方才产生的念头。
巡捕赶到后，赵宝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知道，此刻只要说错一个字，没准儿就会带来麻烦。至于他的身份，尽管他们三人都没带警备司令部的证件，似他被送往医院后，警备司令部肯定会很快获悉，派员跟工部局交涉。
果然，赵宝昊住进“广仁医院”不久，就有人来探望他了。不过，最先抵达的并非警备司令部的人员，而是他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见过的一位地下党员曾先生。巡捕房尚不知赵宝昊的身份，他们是将其作为涉案对象对待的，在病房布置华探专门“陪护”。但曾先生悄然出现的当儿，那个“陪护”正好去外面接一个来自巡捕房的电话（自然是地下党方面安排的），并不在场。曾先生告知，敌人未能抓住目标，三名便衣又死二伤一，而且死者中有一名少校军官，这个案子估计会报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案头，甚至还会惊动蒋介石。组织对情况进行了紧急研判，认为接下来对你的调查你应该是可以通过的，伤愈后仍能继续潜伏。敌人查问你时，你可以说袭击者是从窗外开的枪。组织上已经派人去现场查看过，现场的弹道角度符合这个说法。此外，组织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你要弄清楚敌人是怎么掌握中央在成都路“德康医院”召开重要会议这个情报的。
接下来的情况和组织上估料的一样，住院第四天，赵宝昊被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接走，软禁于徐家汇（华界区域）一家由法国人经营的私营医院。“陪护”赵宝昊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派来的三个便衣，“陪护”的同时对他进行变相讯问。这种审查方式应该算是比较温和的，后来得知，这是熊式辉亲自下达的命令。
熊式辉这人比较迷信。他有一支蒋介石赠送的象牙柄勃朗宁手枪，寸身不离如同至宝。两个月前他外出巡视，在郊区兵营如厕时不慎将手枪掉落茅坑。自有士兵迅速打捞，那就必须全部拆开后彻底清洗了。警备司令部有枪械修理所，处置这事不在话下。但熊式辉却要求经手工匠的生辰八字、面相必须符合其“心想”，让把修理所能工巧匠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来供其审查，竟然一个也没通过。那就只好另想法子了。副官禀报，听说侦缉大队有个队员入伍前是一名不错的工匠，是否看看这人的生辰八字？审查结果，符合熊司令的“心想”。处理这么一把手枪对于赵宝昊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熊式辉非常满意。
从此，熊式辉就记住了赵宝昊这个人。当军法处把此次事件的书面报告呈递上来后，他一看其中负伤的侦缉队员就是为他修理勃朗宁的工匠，就让副官向军法处交代，审查此人时，可以给予优待。有这样一句话，军法处在审查时自然心里有数。也就不过十来天，赵宝昊的枪伤有所好转，医生认为可以出院休养时，军法处的审查结论也出来了，认为赵宝昊没有问题。
赵宝昊是孤儿，又是单身汉，在沪上并无居所，出院后就来到了位于龙华镇外直属侦缉分队的集体宿舍。赵宝昊惦记着组织上交代的那桩绝密使命，除了在宿舍跟一班同僚接触以了解情况，每天去司令部医务室换药时，还顺路去军法处军士休息室转转，跟那班军士抽烟聊天。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1930年6月18日上午八点多，中央直属机密部门突然接到秘密交通点传来的消息：“小涓”要求今日执行“四号方案”！“小涓”就是赵宝昊的代号。赵宝昊打入警备司令部时，组织上给了他七个按照一至七顺序排列的接头方案，每个方案搭配不同的接头地点、时间和接头方式，需要向组织上口头汇报重要情报时，可根据具体情势选择其中的一个。现在赵宝昊捎话执行的是“四号方案”，即当天下午一点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龙华寺见面。这是赵宝昊打入敌人内部后第一次要求接头，组织上判断，可能是交代给赵的任务有结果了，遂决定仍派老曾同志前往。
哪知，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我方潜伏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名内线突然传来密报：上午十时许，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宿舍门口发生枪战，数名特务奉命前往宿舍逮捕“共党潜伏分子”赵宝昊，赵宝昊在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后开枪自尽，壮烈牺牲！
当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指派专人对“两会”代表遇险和赵宝昊同志被害两桩互有关联的事件进行专案调查。该专案名谓“马字三号”——1930年是马年，故称“马字”；至于“三号”，似乎并无说法，可能是随机指定的代号，也可能这年另有一号、二号专案也未可知。
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要想在敌方内部刺探这种绝密情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项工作在进行一个月后仍无进展，不得已，中央决定暂时搁置对“马字三号”案件的调查。这一搁置，就是二十年。1949年11月和次年5刀，中央社会部、公安部向上海下达调查两批历史悬案的指令，“马字三号”系其中之一。上海市公安局因此成立“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下设六个专案组，指定由第四组承办该案。
二、首轮调查
1950年5月28日，“悬办”（即历史悬案调查办公室）第四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
“悬办”是一个临时侦查机构，成员是从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上海市公安局以及上海市委组织部分別抽调过来的。组长洪思愚是上海本地人，抗战前就已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爆发后因暴露身份撤往安徽茂林新四军军部驻地从事锄奸保卫工作，抗战胜利后奉命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前夕再次暴露身份，遭敌特追捕时负伤，组织上安排其藏匿上海远郊养伤。出于医疗条件差，伤势恶化，如果不是上海解放后即由组织上安排入住“广慈医院”治疗，他即便不死也得截肢。洪思愚这伤一直养到开国大典后方才痊愈，正好“悬办”开张，急需政治可靠且熟悉业务的同志，洪思愚就被任命为第四专案组组长。他手下四名组员都是中共党员，梁任重、宋有谷是南下公安干部，蔡微鑫是新四军淞沪支队侦察员出身，张福仁是旧警察局刑警，此时的对外身份仍是留用警员。
洪思愚把“马字三号”的相关案情向四名下属作了一番介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调阅二十年前中央调查该案的档案，以供参考。洪思愚并不知道此案当年是否建立过卷宗，“悬办”领导杨主任交办时也没给过任何书面材料，当然，他们现在的调查是必须建立案卷的。杨主任明确指示过：结案后，必须交出全部材料，专案组每个成员都须亲笔签名，由杨主任亲自到场密封，然后送交北京。不单单是“马字三号”，其他专案组承办的案件也都如此处置。
众人于是明白这桩活儿干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了。第一步就是分析案情，几人一番议论后，把话题集中到一点上：赵宝昊不幸牺牲的原因是什么？是敌人对他一个月之前的“现场负伤”产生了怀疑，还是之后他奉组织之命进行秘密调查时被敌人察觉了？
反复讨论下来，一时很难作出判断。于是，就决定先调查赵宝昊在1930年6月18日牺牲时的现场情况。这个调查可以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是查敌档，二是寻找现场目击者当面了解。五名侦查员分为两拨，张福仁、宋有谷、梁任重去查敌档，洪思愚、蔡微鑫调查赵宝昊牺牲时的现场情况。
先说张福仁三个。他们去市局档案室询问，管理员说接管的敌档不计其数，7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整理分类了，人手不够，还找来上百名经过政审的大学生相帮，每天干得灰头土脸，弄到现在只是大致上分出了一个轮廓。你们要查阅的情况属于军事类的，不在市局接管的警务档案之内，得去向军方求助。三人便直奔位于虹口区海南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待军官听侦查员说明来意，说军事敌档确实是由我们接管下来的，郊区库房里堆积如山，还没有整理过，就您三位，得翻腾到哪一年呢？再说，这里面还可能涉及军事秘密，光是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只怕还不行，得去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请政治部盖个章。对方说的在理，倒并非故意为难，可三侦查员的调查明摆着没法儿往下进行了。
洪思愚和蔡微鑫这一组进行得还算顺利。二十年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上海市区西南侧的龙华古镇上，侦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分別驻于枫林桥、曹家渡和闸北。但赵宝昊所在的直属分队与侦缉大队无关，由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其驻地在龙华镇南侧镇口的一座废弃道观内。洪思愚、蔡微鑫到龙华镇上一打听，当年的那座道观已在抗战爆发后毁于战火，日军占领上海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没了，战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则设于虹口。不过，侦查员此刻要找的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洪、蔡还是按照原计划去了龙华派出所，得知镇上有一位吴姓老头儿当年曾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集体宿舍的门房。
吴老头儿这年七十有三，身体看上去还不错，记忆力也没毛病。他给直属分队当过三年门房，每月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属于雇工，一生没参加过任何帮会党派，解放后其成分被定为“城市贫民”。但这个“贫民”却过着比小资本家还滋润的生活，因为他的五个子女都了得——四个儿子都是知名医生或高级工程师，女儿是沪上唯一一家女子银行的职员，嫁了一个英国专家。老头儿吃穿不愁，愁的是日子过得太平淡，听说眼前这二位是市里下来专门了解二十年前淞沪警备司令部那场枪战的，顿时来劲，忙不迭沏茶递烟张罗点心。
据吴老头儿说，那天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整理邮差刚送到的信函报刊，军法处的军法官“活阎罗”阎望仕带着四个特务突然赶到。“活阎罗”原本就恶名远扬，系军法处一众军法官中心肠最歹毒手段最残忍的一个，故得了这么一个绰号。那四个特务，有两个吴老头儿见过，赵宝昊出院时就是由那两个特务送回来的。还有一个，都唤其小郭，是驻扎在枫林桥的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探长。小郭经常来这边分队宿舍跟几个狐朋狗友一起喝酒，进进出出多了，吴老头儿也认得。这人平时对吴老头儿还算客气，用无锡方言唤其“爷叔”。这次，也是他先跟吴老头儿招呼，打听小赵是否在宿舍。侦缉分队有两个赵姓队员，吴老头儿便问是哪个，对方说就是上月挨了一枪的那位。吴老头儿说没留意过小赵是否外出，应该在吧。
其实这天赵宝昊去了外面，，不过是一早吴老头儿在门卫室拐角处生煤球炉时出去的，吴老头儿没看到。枪战之后，军法处对赵宝昊的当日行踪作了调查，吴老头儿听说，赵早晨离开宿舍后去了茶馆，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本来，赵宝昊有机会逃过这一劫的，不巧的是，“活阎罗”一行扑空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却从外面回来了！
赵宝昊应该是从龙华镇上返回的，手里托着一包打开的芝麻酥糖，正一边走一边吃。这时，“活阎罗”一行将其拦下，但还没有掏枪。一开始，吴老头儿并未注意几个人在说什么，只是后來赵的声音渐高，正在扫地的吴老头儿才抬起头向那边张望。只听得赵对小郭说：“你说我通共？有证据吗？”一边说着，一双眼睛往四下里扫瞄，目光掠过门卫室旁边站着的吴老头儿和马路对面一个正在扫地的清道夫，忽然发出冷笑，“呵呵！小郭啊，我看侬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
小郭是无锡人，別看是干特务的，怛性情中颇有些娘娘腔的成分，平时没事喜欢唱锡剧，反串风骚花旦惟妙惟肖。可能入戏太深，把戏台上的举止带到了生活里，故人在背后都称其“十三点”。这主儿对这个外号十分恼火，曾经放出话来，谁再敢这么叫他，他就对谁不客气。现在赵宝昊竟然当面高调称他是“无锡十三点”，他自然怒不可遏。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作，“活阎罗”开腔了：“小赵啊，让你乖乖跟我们走是给你面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对不住了——弟兄们，把他铐上！”
话音刚落，吴老头儿只看见七八米开外那几位中间倏地腾起一股烟雾，几乎是同时，有人发出了惨呼。原來，赵宝昊把手里的那包酥糖朝冲在前面的特务劈面扔了过去。不知他是不是在那包酥糖里掺了石灰之类的东西，反正酥糖一出手，两个准备铐人的特务已是双手捂着眼睛惨叫不止。倏忽间，赵宝昊已拔出手枪，左肘勒住一个惨叫着的家伙的脖子挡在身前作为人肉盾牌，冲“活阎罗”、小郭等人开枪射击。那几个也是使枪行家，当下分散开来寻找隐蔽物，“活阎罗”和小郭窜进了门卫室，另一个慢了半拍，被赵宝昊一枪爆头。阎、郭两个开枪还击，也不知是谁，竟然不顾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对准“人肉盾牌”开了火！这一枪的后果是，子弹贯穿“盾牌”的胸部又射入赵宝昊的身体，两人一起倒地。
赵宝昊身负重伤，已无力还击，遂用尽全力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
这一幕的目击者，除了吴老头儿，还有一人——扫马路的清道夫薛瘸子。不过，薛瘸子已在大前年患病去世，他的儿子小薛仍住在镇上，是经营小百货店铺的。三侦查员按照吴老头儿的指点前往走访。
三十三岁的薛店主证实了吴老头儿的说法，其父在事发当天问家说起这事，称赞赵先生是一条硬汉。其时镇上人都在传说，自裁的赵宝昊是共产党，将其如何与枫林桥一中队特务枪战之事添油加醋说得活灵活现。侦查员问薛店主，镇上居民何以知晓那几个特务是一中队的？薛答称，这是镇警署的警察说的。民国时清道夫归警察局管理，薛瘸子的薪水是在镇警署领的。事发次曰正是发薪水的日子，他老爸去领薪水时，警署上下都在议论此事。
专案组分析，按照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分工，侦缉大队负责调查被军方认为需要插手的案子。不过，侦缉大队只管调查，把对象逮捕后，得交军法处处置。根据吴老头儿和薛店主的陈述，当时是由军法处出面前往侦缉分队宿舍逮捕赵宝昊的，看来，该案应是由军法处承办。鉴于参与逮捕行动的特务中，至少有两个是赵宝昊出院时的护送者，侦查员倾向于认为，成都路“德康医院”事件后，军法处并未解除对赵宝昊的怀疑，虽然在内部宣布赵宝昊是“遭遇共党，光荣挂彩”，其实只是放了一颗烟雾弹，意在麻痹当事人，以便暗中对其进行调查。6月18日那天，敌人肯定是找到证据了，所以才下手逮人。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赵宝昊就一直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赵宝昊在出事之前通过地下交通员向组织上传送要求执行“四号方案”的信息是否被敌人侦知了呢？专案组对此再三研究，最后予以否定——“活阎罗”一行前往侦缉分队宿舍抓捕时，很明显并不知道赵的去向，这至少可以证明，赵向组织传递信息时应该是没人跟踪的。
那么“活阎罗”又是如何发现赵宝昊的破绽的呢？
三、查找“活阎罗”
次日，专案组开始访查“活阎罗”的下落。之前侦查员曾问过吴老头儿，老爷子说自那天枪战后，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姓郭的也没有来过，宿舍的那些队员也没再提起这两人，没准儿受上司处置啦？
侦查员认为，普备司令部给“活阎罗”一个处分是有可能的。五个特务去抓一个人，目标的肩膀上还有枪伤，不仅没能抓到活口。还损兵折将闹了个一死两伤（那个被自己人一枪打了个贯穿伤的特务命大，没死），这手艺实在太潮了，不处理那以后谁还肯“奋力向前殊死效命”？但要说就此把阎干掉，那估计也不至于。想找到“活阎罗”的下落，还得去龙华古镇走访。
这个思路是对头的。虽说已经二十年过去，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警备司令部可以迁走，但古镇上的居民还是那些。侦查员到镇派出所一说来意，马上获得一个信息：卖糕团的申驼背可能知道“活阎罗”的下落，他的糕团摊头常年摆在警备司令部大门对面，全镇人都知道“活阎罗”最爱吃糕团，每天的早点申驼背都特意为他留着。
如今，六十开外的申驼背还在卖糕团，不过已经变固定摊位为流动摊贩。龙华镇不大，侦查员在街头转悠了片刻就找到他了。果然，他知道“活阎罗”在血案发生后的去向。
“活阎罗”这个祸闯得有点儿大，据说熊司令闻言摔了东西，然后就把“活阎罗”、郭风云（小郭）关押起来，还上了手铐脚镣，内部议论说看来这二位的脑袋要被熊司令拿去祭旗了。但最后的处置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开除两人军籍，“活阎罗”调往江苏第二监狱当狱卒，郭风云就没那份幸运了，开革了事，自己去寻饭碗谋生。
江苏第二监狱位于漕河泾镇东，民间俗称漕河泾监狱。“活阎罗”是军法官，去了该监狱后，人家觉得让他当狱卒还要上三班委屈了他，
就让他做了一名采办员。这主儿倒也放得开，也不嫌掉价，竟然穿了警察制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漕河泾到龙华来拜访一班同僚，当然没忘记继续享受申驼子的糕团。申驼子以前受“活阎罗”的照顾，多年来没受镇上流氓地痞的欺压，这会念着一份情免费招待。阎的那番遭遇就是吃糕团时透露的。
侦查员这下简直喜出望外了。旧上海监狱系统在解放伊始是由上海军管会法院接收处负责接收的，监狱、看守所概由法院劳改工作委员会管理（1951年5月改归公安建制），一应旧档案都在法院库房里，之前“悬办”未成立时，专案组中有人去法院查过旧档，都是按接收时的门类分别搁在架子上的，一查就着。当即就奔法院，一问，接待员说漕河泾监狱在“八一三”稍后毁于日军轰炸。洪思愚等人大失所望，好在另一个留用老吏提供了一个情况，让他们的脸色马上阴转晴了——漕河泾监狱是在连续几天遭轰炸后方才成为一片废墟的。头天挨的是一颗哑弹，当局接报后急令抢救档案，释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囚犯，五至十年徒刑的囚犯于次日发往军队当挑夫。当晚，一干囚犯加班把档案打包装箱，连夜用卡车转移到北新泾监狱（即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因此，漕河泾监狱的旧档解放后是被接收下来的。
当下调出这部分档案查阅，申驼子所言不谬，“活阎罗”阎望仕于1930年7月2日去漕河泾监狱报到，做了三天狱卒就改采办员了。1936年3月，阎提出辞职获准，之后就跟监狱没有关系了。
这下，一干侦查员大眼瞪小眼了。老刑警张福仁建议：“要不，照老方子抓药试试——去漕河泾镇上走访，看是否有当年供职于漕河泾监狱的狱卒之类的？”
5月30日，专案组去漕河泾镇查访。到镇派出所一说，人家竟像是未卜先知，接待侦查员的副所长老田立刻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册材料，说您几位要了解的都在上面记着呢。原来，上海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发布通告，要求凡是参加过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前往指定机构登记。通告一出，前往漕河泾镇派出所登记的人颇有一些，其中最多的就是江苏第二监狱的狱卒。当年建造该监狱时，并未为狱卒准备住房，连集体宿舍也没有，只有若干间可以临时住宿的值班室。所以，一干狱卒不管是有家小的还是单身汉，都到镇上租私房居住。“八一三”后监狱解体，部分狱卒不愿随军撤退，留在镇上自谋出路，此时，他们已经算是漕河泾的老居民了。洪思愚等侦查员分头走访了这些人，查摸到如下情况——
阎望仕来到漕河泾监狱后，因其是外埠人，监狱又不能住宿，也只好在镇上租房居住。最初，阎时不时要发几句牢骚，过了一段日子，他发现监狱方面并未亏待他，采办员虽然不是什么“长”，拿的是寻常狱卒薪响，但油水不少，因为他掌握着向哪家商铺采购监狱一应日常消耗品的选择权。其他不说，光是监狱数百号囚犯的油米菜柴，每天的消耗量就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镇上商家老板纷纷拉拢“阎采办官”。阎望仕早年读的是法政专业，于商业贸易一窍不通。但这主儿颇有点儿小聪明，无师自通，两个月下来就琢磨出一套从中谋私利的手法。半年后，他在镇上已经有了三个情妇，其中两个是米行、油酱店的老板娘，另一位则是经营煤炭燃料行的蒋寡妇。蒋寡妇跟阎勾搭上后，干脆让阎退掉租居的房子，住进了自己家里。
解放后，蒋寡妇仍住在漕河泾镇上，不过已经不做燃料生意，而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侦查员登门拜访，蒋寡妇冷不防见一下子来了五名气度不凡的公家人，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若是往细里计较，她是够资格进集训大队之类的地方吃几天免费饭的——她的亡夫早年是帮会头目、恶霸，如果不是早几年病殁，解放后上刑场挨枪子是免不了的；她本人曾参加过“一贯道”，抗战时期还与至少三名汉奸姘居过。听不速之客道明了来意，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您几位先生要打听那个姓阎的？他十几年前就离开漕河泾啦！”
“活阎罗”贪财贪色，而且这主儿得陇望蜀，光靠采办员之便挣外快已经难以满足其贪欲。遂动起了另外的脑筋。193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寡妇的燃料行来了一个个头矮小的中年男子，说一口浦东土语，自称姓林。这于江西人阎望仕来说构成了语言障碍，好在有蒋寡妇做翻译，他才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新押解漕河泾监狱服刑的一批囚犯中，有一个判处五年徒刑的强奸犯张阿根，这人在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奉为老大。他们不愿张老大待在牢里吃苦头，想请“活阎罗”帮个忙，设法把他放了。当然，好处是少不了的，对方当即拿出五两（十六两老秤）金条，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阎望仕是军法官出身，这种事儿以前遇得多了，并不大惊小怪，只问对方打算何时接人。对方说：“从明天起，连续五天都有人在漕河泾镇上等候。你只要把他带进镇子，随时有人接应。放心，万一运气不佳被人发觉，他也会一口咬定是他自己逃跑，与他人无涉。”
监狱每天要出动人力拖车采购食材，这活儿当然不会让采办员自个儿干，阎望仕仿效前任，去监区开几个犯人出来就是。借此机会放走个把犯人，于阎望仕而言端的是易如反掌。而监狱里逃脱一个轻刑犯，在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阎望仕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敢点头。
犯人逃脱后，阎返回监狱向典狱长胡仁清报告，胡也不过说了声“以后带犯人出去要多加留意”，随口吩咐秘书以监狱名义行文呈报上峰备案。
次日，阎望仕收到江西老家托人捎来的几只活鸡鸭，就让蒋寡妇去龙华警备司令部跑一趟，送给军法处的几个同僚。蒋寡妇回来时带来一封公文，说是军法处正好要派人送往漕河泾监狱，见她过去，就托她拿回来，请阎明天交给典狱长。
阎望仕拆开一看，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张阿根系奉贤著名水陆两栖江洋大盗梁六龙的化名，年前到七宝镇办事，遇一美貌少妇，淫心顿起，扯到路边树林里实施强奸，恰被几个巡查路过的保安团丁发觉，当场拿下。他当然不会供认自己是惯匪梁六龙，随口说了个名字应付。日前，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在办其他案件时无意间获得该信息，遂行文军法处，军法处又批转该犯羁押地漕河泾监狱。
原来这主儿是这么一个角色！阎望仕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这回肯定是没法儿糊弄过去的，那个林矮子找他洽谈这桩买卖时曾许诺，如果阎为此受了牵连，就去浦东找他，他会相帮安排藏身之地。如今，只好走这一步了。
第二天，阎望仕即向典狱长提出辞职，佯称接到家乡一个在省里任职的亲戚的信函，说已替他活动了一份县长差使，要求他必须在七天内赶回老家上任。典狱长不疑有他，阎望仕当天办好离职手续，不敢耽误片刻，立马动身。蒋寡妇有情有义，撇下生意，陪同阎一起前往浦东奉贤县南桥镇找林矮子。林矮子从馆子叫了一桌酒菜给他们压惊，陪客中有三个一看就是江湖人物。饭后，蒋寡妇返回漕河泾。
阎望仕的估料果然没错，仅仅过了三天，事情就穿帮了。蒋寡妇被铐上手铐，带到漕河泾监狱就地讯问。蒋寡妇嫁的是帮会恶霸老公，对江湖上的规矩了解一些，知道这件事若是坐实了，那不单单是对老阎不利，还会祸及自己，于是坚称她按照军法官的吩咐把那件公文交给老阎了，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警方还真拿她没办法，再说其夫虽然已死，但一众帮会徒弟还在，听说师母被传讯，自要作出姿态。蒋氏很快就被释放，此后，她再也没见到过阎望仕，也没听到过其任何消息。
听完蒋寡妇的这番陈述，洪思愚、梁任重等专案组侦查员大失所望，寻思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看来得去奉贤南桥跑一趟了，只是不知那个林矮子是否还在。毕竟在抗战期间，浦东地区经历过“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像林矮子这样的主儿是否还活着都难说。
倒是蒋寡妇见来人这副神色，脑子里竟然灵光闪现，怯怯发问：“您几位先生是想追查老阎的下落？”
众人一听情知有戏，便问蒋氏是否知道林矮子等人的信息。蒋寡妇说那个林矮子没有见过，不过当初一起吃过饭的三个江湖人物中有一个被称为“徐师傅”的，今年三月初三龙华庙会那天，她去龙华寺游玩，在庙内看见几个匠人师傅在干活儿，其中一个看着脸熟，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徐师傅吗？
一干侦查员直奔龙华寺，监事翻了记事册，说庙会时段确有泥水匠在寺里干活儿，那是通过镇上的荐头店（职介所）找来的，寺里并不清楚那几个匠人师傅的具体信息。随即去找荐头店，终于弄清楚，这人不是姓徐，而是姓齐，就住在奉贤南桥镇上。
5月31日，侦查员前往奉贤南桥。到县公安局一了解，林矮子果然已死。此人多年与土匪暗中勾结，从事刺探作案信息、勾兑绑票交易等不法勾当，抗战爆发后倒是参加了浦东地区民众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竟然做了游击队的军师，在一次潜入南桥镇刺探日军情报时身份暴露，死于日军枪口之下。
那个姓齐的匠人叫齐火生，他告诉侦查员，老阎早就死了。阎望仕抵达南桥镇的当天晚上，惯匪梁六龙在张翁庙设宴酬谢。席间，喝高了的梁老大不知为阎的哪一句话恼火起来，拔出手枪就把阎给干掉了。酒醒后，想想不妥，严令手下不准走漏风声。按黑道规矩，阎望仕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事传到江湖上，说他把恩人一枪干掉了，那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梁老大吩咐手下人放出口风，说阎先生死于酒后急病，然后又办了一场隆重的丧事。坟墓就是请齐火生叫了几个匠人师傅给弄的，现在还在。
侦查员前去查看，果然如此。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四、发现线索
6月1日，五名侦查员开会研究工作思路。一番讨论后，大伙儿认为原先选择的调查方向没有错，眼下首恶分子阎望仕虽已死亡，但当时随同阎前往抓捕赵宝昊的一共有五人，除去死了的那个，还有郭风云及另外两个特务。往下，专案组应该继续盯着这个方向进行追查，把这三个人作为突破口。
据门房吴老头儿说，小郭是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另外三个他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不是直属分队的。那就去原一中队驻地枫林桥碰碰运气吧。
1920年，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余亩，修筑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今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建造了一座桥梁。何丰林以自己的名字将这一路一桥命名为丰林路、丰林桥。1927年7月，丰林桥和丰林路更名为枫林桥、枫林路。当时，由于上海特別市政府位于毗邻的交通路（今平江路），枫林桥遂成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国民党政权在枫林桥设有监狱，1928年，枫林桥监狱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1930年时，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中队的队员宿舍就设于原枫林桥监狱附近的一处强行征用的花园洋房里。
侦查员向派出所了解下来，该处花园洋房目前由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使用。那么，二十年前这里的门房由什么人担任呢，是不是和侦缉分队宿舍的情况一样呢？接待他们的派出所长是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过，所里有两名留用老警察，二十年前，那二位正好干的是巡警，每天路过那处宅院不下七八次，印象深刻——那里的门房是白天雇人，晚上由侦缉队员轮值。门房共有两人，每人轮流上一天班，十二小时。两个门房一个姓张，一个姓何，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张老头儿去年去世，何老头儿还健在。
很快，何老头儿就来派出所了。侦查员的运气还不错，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脑力也似乎未显退化迹象，听明来意后，说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
1930年6月18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来了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婴，那天正轮到老何当班，家人特地赶来告知喜讯，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动，在门口转来转去，只要见到出出进进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务还是来访的外人，也不分长官军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点左右，门房间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老何接听，耳机里传出在沪人听来被称为“弯*****”（即说话声音像是打弯）的客边人口音（当时沪上把外埠人士统称为“客边人”）：“我是军法处老阎！你马上把小郭叫来接电话！”
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还是夜间有使命，待在宿舍里没出去，老何用马口铁土喇叭一叫就出来了。按照规定，这当儿老何必须回避，离开时还得把门关上，因此，他没听到小郭跟“活阎罗”说了些什么，隔着玻璃窗，只看见这小子频频点头如鸡啄米。挂断电话后，小郭返回宿舍。片刻，就见他与另两个侦缉队员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出来，边开边一个劲儿按喇叭。老何立马把大门打开，摩托车绝尘而去。
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老何听说他们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党分子时，李连升、荣富贵负伤，另一个不知是军法处还是侦缉大队哪个中队的主儿丟了性命，“活阎罗”和小郭都被撸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后，老何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专案组认为老何所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阎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德康医院”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如果这个调查有一个调查组的话，组长是阎，郭、李、荣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务则是组员。但是，从侦缉分队门房吴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来看，赵宝昊在返回龙华后，并未受到监视，其外出与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制。可是，为什么在“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敌人突然决定要抓捕赵宝昊呢？
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是敌人虽然已经恢复赵宝昊的自由，但对他的审查其实并未完全结束，仍在暗中悄然进行。二是敌人对赵宝昊的审查确已结束，赵也基本过了关。可是，6月18日当天或者之前一两天，敌方意外获得足以推翻之前审查结论的可靠情报，证实“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伊始他们对赵宝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三是逮捕赵宝昊的行动与“德康医院”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赵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组织向其下达的绝密使命，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时不慎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
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侦查员倾向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敌人早已发觉赵宝昊在“德康医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会知道赵并非关键人物，特工活动多半是单线联系，即使抓住赵宝昊，也难以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公开抓捕。如果是赵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发现破绽，敌人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手段。但事实证明，赵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因此，第三种可能也就不成立了。况且，哪怕敌人真的以为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要对其实施抓捕，出面组织抓捕行动的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这个级別的军官，哪轮得上“活阎罗”这么一个普通军法官？
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赵的牺牲与“四号方案”无关，应是敌人意外发现了赵宝昊在一个月前“德康医院”事件中的疑点而采取的行动。组长洪思愚立即向”悬办”杨主任汇报了专案组目前的进展，杨主任意专案组的分析，要求专案组再接再厉，尽快完成使命。
6月3日上午八点，侦查员梁任重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就接到龙华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专案组日前前往龙华镇调查时，曾要求派出所协查二十年前以“活阎罗”为首抓捕赵宝昊的五名特务相关的信息，龙华警方自是重视，特地组织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干部、退休进步人士组成的三十多人的队伍，分头走访。这一步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现在人家来电话告知：五名特务中两个受伤者的下落已经打听到，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泾镇上开了一家算命馆；另一个摇身一变成为江湖艺人，终年在沪郊一带流动卖艺。
侦查员当即出动，当天即把二犯捉拿归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侦缉大队一中队特务探长郭风云的下属李连升和荣富贵。1930年6月18日，郭、李、荣三人以及军法处警卫老金随阎望仕赴侦缉分队宿舍抓捕赵宝昊，老金被赵宝昊一枪击毙，李、荣两人被赵宝昊掷出的石灰粉伤了眼睛，荣富贵更是雪上加霜，被赵宝昊挟持作为人肉盾牌挨了一枪，那颗子弹凑巧从心肺之间的空隙穿过，给他留了一命。由于目标自裁，断了线索，再加上己方损失惨重，熊司令视为“奇耻大辱”，不过，对死伤特务的善后处置还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抚恤金照拨，伤者李连升、荣富贵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发给一笔退伍费滚蛋。
李连升当时的位置在上风口，进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只是视力受损，并未失明；荣富贵就倒霉了，双眼失明胸口还挨了一枪。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当军人自是如鱼得水，若说谋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亏干了几年侦缉活儿，在上海滩有若干江湖朋友，有人看他们可怜，就分別介绍他们拜师学艺。荣富贵已是瞎子一枚，当时并无“残疾人就业政策”之说，对残疾人的称谓也是鄙视性的“残废人”，所以瞎子的就业岗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算命先生，要么去澡堂给浴客按摩。荣富贵想学按摩，但枪伤导致双手无法过度用力，那就只好去算命了。好在干特务的脑瓜子大多没毛病，而且还都比较聪明，学啥像啥，荣富贵只学了一年出头就满师放单飞了。他先是沿街摇铃招揽生意，不久有了点儿小名气，就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头。因为有江湖朋友捧场，干得还不错，抗战胜利后盘下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家“富贵命馆”。
江湖朋友给李连升介绍的营生是学唱“小热昏”。“小热昏”是江南地区一项传统的街头说唱艺术，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上多现欺压民众侵犯公权损害道德的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说唱艺人就把这种现象编入节目在街头演唱，作为招徕生意（卖梨膏糖等）的一种手段。由于节目内容过于敏感，难免会惊动官府。当事人就以自己染病发高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为借口逃避处罚，故而得名“小热昏”。时间稍长，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吴语曲艺形式。李连升在唱“小热昏”方面的发展不及荣富贵学算命，二十年下来，始终在沪郊游走表演，做流浪艺人。
不过现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艺人也好，都做到头了。两人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930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时许（即“德康医院”枪击事件发生后），李、荣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广仁医院”对面的“唯诚旅馆”向阎望仕报到。阎吩咐他们三人对正在医院治枪伤的赵宝昊进行秘密监视，特別强调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昼夜“陪护”，务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毕竟这边是公共租界。
就这样，三个特务在“广仁医院”监视了三天。第四天，警备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由他们三人接往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家由法国人开的小医院隔离审查。阎望仕每天来一趟听取汇报，遇到疑问则进病房直接跟赵宝昊谈话。六天后，阎望仕说军法处已有结论，赵宝昊没问题，可以解除隔离，返回龙华侦缉分队宿舍休养。
郭、李、荣于是返回一中队，之后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过与此事相关的使命，阎望仕也没在他们跟前露过面。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荣两人，阎军法官来电，让他们三个立刻赶往军法处报到，估计有紧急差使。三人随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急如星火从枫林桥赶往龙华。阎望仕告知，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审查过的那个赵宝昊，但并未解释原因。三个特务也不多问，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参与逮捕行动的还有军法处警卫老金，之后就发生了那场枪战。
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可以确认，赵宝昊最初是通过了敌人的审查的。至于一个月后敌人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为审查结论发生了改变。根据国民党特务系统“一案一办”的原则，只有同一个案件，才会动用同一拨特务继续执行使命，这样做有利于保密。由此侦查员判断，赵的被害，不会跟他受组织之命进行的绝密调查有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逮捕他的应该是另一拨特务才对。
李连升、荣富贵交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1930年5月19日下午，有一个三十多岁、妆扮时尚却一脸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广仁医院”外科病区，向病区看门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赵宝昊的牌子。看门人自然属于特务首先要打点的对象，立刻在窗口挂出了“有人探望”的暗号。李连升随即跟了进去。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来“陪护”赵宝昊的那个便衣，不徂轻松进入病房，而且那个便衣随即离开，去病区走廊另一头窗前抽烟去了。李连升想假装认错病房推门窥探，被那便衣发现了端倪，背着手朝病房门口踱过来。李连升只好去病区外把荣富贵唤上来，两人商量好，由李设法缠住那便衣，荣则趁机闯进病房。不料，当他们两个再度进入病区时，那女子正好从赵宝昊的病房里出来了。
荣富贵立刻跟踪。只见目标出了医院，招停了一辆黄包车。荣富贵干这一行当然熟门熟路，事先早就在医院门房那里寄存了自行车，当即骑车尾随。只见黄包车从医院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庙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弯，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来。那女子下了车，到马路对面一家小百货店门口摆出的摊头上挑选商品。一辆电车“当当”驶来，女子忽然丢下手里的商品，一个转身上了电车。本来，以荣富贵当年的体格，踩自行车追上电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中途却遇到巡捕抄靶子（拦路搜身），耽搁了时间，好不容易脱身时，目标早就失去踪影了。
这段供词对于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条线索。这个神秘女子是何许人？她的出现是否与案子此后的转向有关？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该女子是地下党组织派去跟赵宝昊接头的联络员的可能。“悬办”领导介绍“马字三号”案情时说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发生后，赵宝昊被巡捕房送往“广仁医院”不到一小时，组织上已经指派曾先生前往医院与赵宝昊联系。组织上也肯定预料到警备司令部不会闲着，绝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与赵宝昊再次接触。那么，那个神秘女子来自何方呢？来探访的亲友？应该不会，赵宝昊在奉命打人敌人内部后，已经切断了跟所有亲友的来往。况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话，怎么能空着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两样礼品才是。而且那女子还能摒退巡捕房的“陪护”，更是令人百思不解。
一干侦查员反复研究，没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提出，要么换一种思路，是否可以对见证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可问题是，这么些年过去，去哪儿找当事人呢？
专案组长洪思愚想到一个办法：当年“陪护”赵宝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许人，可以通过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找线索。租界当局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档案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仍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抗战胜利后，租界警务档案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保存于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全部档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当时巡捕房对该案有记载的话，那肯定也会记录“陪护”便衣的姓名。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找到了“德康医院”枪击案的相关记载。档案里对该事件的记载很简单，由于没有更多证据，租界警务处是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具体承办单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派赴医院以“陪护”名义监视赵宝昊的便衣有单正超、施清泉两人，每人昼夜为一班轮值。事发当天下午四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经公共租界警务处批准，赵宝昊出院。
档案中附有一纸英文条子，翻译出来后，为侦查员解答了神秘女子的来龙去脉。该女子名叫邢美兰，系“德康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钱有青帮身份，被击毙当天，邢氏即去龙华求见熊式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熊司令拒绝接见。邢氏认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枪击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况，但这必须得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允许，遂向青帮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了电话，警务处就批了这么一纸条子给成都路捕房。在医院值守的捕房华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对邢氏未加阻拦，甚至主动回避。至于邢跟赵宝昊具体谈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这并非巡捕房的公务。
专案组认为，赵宝昊其时所从事的秘密使命属于特工性质，按说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但以我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举办这种训练班，也难以安排专业教官对其进行个別辅导。所以，不能排除赵宝昊在与邢美兰交谈时露出破绽的可能（当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邢美兰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这就是敌人在一个月后突然逮捕赵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疑点：按说，邢美兰系新丧寡妇，她去“广仁医院”时是丈夫死亡的次日，应该是热孝在身。可是，李连升、荣富贵两人的供词中说，她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从头到脚未见任何戴孝标志。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画脚的，一个新丧寡妇，怎能如此穿戴？于是，专案组决定查查这个女人的下落，指望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巡捕房档案中没有关于邢美兰个人情况的记载，也没有死者钱祖谊的相关信息，仅仅是对赵宝昊的个人信息提及一句，说他“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军士”。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侦查员议了议，找到了一个法子——当初她是经杜月笙介绍去找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那就通过这条线倒查吧。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专案组没法儿找其了解情况。起初他们想通过原帮会人士打听邢美兰的下落，邢夫钱祖谊是青帮成员，其妻在其死后既然能够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来钱祖谊在青帮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进行分工安排，忽见侦查员张福仁似有异议，便问老张是否有另外的主意？
张福仁是地下党，在上海滩做了多年刑警，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对旧时上海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从事刑侦工作时，跟帮会打过许多交道，还数次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沪上帮会大亨有过接触。所以，他对青帮内部情况比较了解。此刻，他发表意见，说如果采用广泛撒网的方式调查邢美兰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径。那么，这捷径怎么走呢？张福仁说，可以找一个叫黄国栋的人打听。
1934年10月3日，杜月笙的总账房黄文祥患中风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发迹前，曾在上海大码头里马路“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当学徒，与黄文祥是师兄弟关系。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义气，自然要对黄文祥的丧事和身后事宜有一个交代，用他的说法就是，既要对得起已故的师兄，也要给江湖人留一个榜样。杜月笙除了协助黄家很体面地办理了丧事，还邀请黄文祥的儿子黄国栋前往杜公馆，继承其父的总账房职务。杜公馆的总账房，是公馆内一个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杂役巴结的位置——所有人要动用金钱都须经其点头。因此，总账房对于公馆内外几乎所有与帮会相关的事儿都知晓若干。
张福仁与黄氏父子均熟识，一度还做过邻居，知道黄文祥生前经常给儿子谈些江湖闲话，以增加黄国栋的社会阅历。张福仁认为，像钱祖谊中弹身亡以及衍生出来的其遗孀邢氏前往杜公馆求助这样的事儿，黄老爷子肯定会告诉黄国栋的。与其到处寻找邢氏的线索，倒不如直接找黄国栋调查。其他侦查员听张福仁如此这般一说，皆深以为然。
这桩活儿自然非张福仁莫属了。当下，老张和侦查员蔡微鑫、宋有谷一起去向黄国栋外调。黄国栋在接替亡父杜公馆总账房职务之后，一口气干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后，他被逮捕判刑，囚于提篮桥监狱（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6月4日，三侦查员前往监狱，一问，黄果然听其父说及此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四年后其父病殁，他接替杜公馆总账房一职后，曾与邢美兰见过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时尚女子持杜公馆管家万墨林签署的条子前来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条子上领款人姓名是邢美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产党打死的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钱祖谊的遗孀。
半年后，邢美兰再次来到杜公馆，拿来了一百八十元钞票，说是还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单上并无借款之说，黄国栋告诉她，须待万管家证明确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这天，恰巧万墨林出去办事，杜月笙则去了浙江天目山，没办法，只好等万墨林回来后再说了。黄国栋就让在杜公馆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龙给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没事，就陪着聊了半个小时。黄国栋告诉侦查员，他记得邢美兰说过她家住在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那天邢美兰还了钱离开后，大龙告诉黄国栋，这个女人是个角色，听说跟“党调科”有关系。
黄国栋提供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谓“党调科”，其全称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始建于1927年（另一说是1928年初），1932年，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该处为第一处。1938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当场获得通过），以“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历史上与“军统”相提并论的“中统”正式形成。该组织虽改过不少次称谓，诸如“特工总部”、“常务调查处”、“军统局第一处”等，但坊间一直称其为“党调科”，抗战爆发改称“中统局”后，“中统”这个称谓才取代了“党调科”。
黄国栋听到邢美兰跟“党调科”有关系这个说法时是1934年，要知道，自1928年以来，这个“党调科”是中共在沪上进行秘密活动时最难缠的对手，如果邢氏跟“党调科”确有关系，那么赵宝昊的牺牲是否也跟“党调科”有关呢？
五、深入调查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先往黄国栋所说的邢氏当时居住的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打听，很快就获得了邢美兰的情况。
邢、钱夫妇当年住在该里弄的一幢广式两层小楼内，该小楼是邢家的产业。邢美兰是浙江鄞县人，其父早年来沪经商，小有发展，是沪上五金批发行业”十大掮客”之一。这幢小楼是当初（大约1925年）邢第一次结婚时其父送给她的礼物。邢氏的第一任丈夫小冯是宁波同乡，系老邢手下的一名跑街先生，据说经商头脑特别好，人也长得帅。由于经常去老邢家，一来二去，就被在“华洋德律风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邢美兰给看上了，不久成婚。婚后小日子过得不错，不巧的是小冯的职业是终年四处乱跑推销商品，什么环境都接触，不慎染上了肺结核病。当时，这种毛病除非自身抵抗力特别强，大部分患者没法儿逃过死神的召唤，只不过时间长短罢了。小冯也未能逃过这一劫，结婚一年两个月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料理完丈夫的丧事，邢美兰没有回娘家生活，仍旧住在华忻坊。两年后，北伐军抵沪，邢美兰跳槽进人“美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辖的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作，仍是接线员。192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邢美兰中班下班，途中忽然腹痛如绞，从自行车上摔翻在地。这时已是午夜时分，马路上静寂无人。快要昏迷过去时，忽然听到一阵引擎声由远至近……
醒来已在医院，医生告诉她是急性阑尾炎发作，如果不是那个摩托车骑手送到医院，还支付了一应费用，阑尾可能会穿孔，那就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摩托车手，就是钱祖谊。
钱系广东阳江人，1927年春以北伐军上尉军官身份随军来沪，其时他已晋升少校，供职于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邢氏父女对他自有一番酬谢。之后，老邢本着商人的习性，利用钱的关系做成了几笔生意，动了要把钱祖谊拴牢的念头，于是请人撮合，让他跟女儿邢美兰配了夫妻。
邢、钱成婚后，邢仍供职于电话公司。两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到1930年5月钱祖谊出事时，据说邢美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据邻居回忆，邢美兰应该是在5月18日傍晚下班刚到家时获悉丈夫死亡的，稍后，邢家父母兄弟等都赶来了，为钱祖谊布置灵堂，但邢美兰却消失了。有人说她悲伤过度被送医院了，此语是否属实不清楚。不过，后来出殡时她在场。
之后，邢氏独自生活，怀的孩子不慎流产。又过了两年，邢家突然遭难。先是老邢生意不顺，跟一个英国商人合伙做五金生意时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到处借债企图翻本。1935年春的一个下雨天，老邢去郊区黄渡镇谈生意，说好住一夜次日返回市区，可是，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其尸体在镇畔吴淞江的一条支流被发现，已经没有脑袋了。黄渡那一带民风强悍，吴淞江两岸不乏“忙时做工种田，闲时夜出为匪”的角色，这种案件最难侦破，老邢死也就白死了。老邢死后大约一年，邢美兰把华忻坊的房子卖掉，不知搬迁到哪里去了。
侦查员寻思，既然邢氏供职于电话公司，那就去该公司查一下。当时虽已解放，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仍是独立经营（该公司于1950年12月30日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外籍主管出面接待侦查员，听洪思愚说了来意，稍一沉思，说我记得这位邢小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个月的月末离开本公司了。说着，抄起电话命下属调出1941年的人事档案，果然，档案中有邢美兰亲笔所写的辞工报告，落款日期为1941年12月29日。侦查员提出查一下邢小姐的家庭住址，外籍主管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初招工时并未要求应聘者提供自己的住宅地址，只要求留下联系方式。邢美兰所留的联系方式是为其担保的南市“祥盛电气器材进口公司”，担保人是公司老板秦大命。
侦查员随即去找“祥盛”秦老板，可是，原“祥盛”所在地已变成一家饭馆。向饭馆老板和一干邻里打听下来，得知“祥盛”早在抗战前两年就已关门打烊，秦老板去海外儿子那里养老了。那就只有另外设法寻访邢美兰的下落了。
6月6日，专案组侦查员再次前往华忻坊，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和小贩等。折腾到中午，全部居民家家都跑到，弄堂口摆摊头以及穿街走巷的流动摊贩也都一一接触，谁都说不出邢美兰的娘家在哪里。
往下该怎么访查呢？侦查员宋有谷说，我估摸这么一条弄堂里，二十年前的老住户总有搬走的，是否可以设法找这些人打听打听？众人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再次扎进弄堂走访居民。还别说，这二十年里搬离该弄堂的住户还真不少，竟有十七家之多。立刻分头前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一个多年前搬迁到爱多亚路（解放后易名延安东路）的笃信天主教的程姓老太告诉侦查员，记得钱先生（指钱祖谊）还在的时候的一个星期日，她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竟发现旁边那位小姐就是邢美兰！邢美兰平时一向对邻里冷若冰霜，但此刻在教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她也就客气地跟程老太打招呼。此后，两人在路上遇见，总是要互相点头致意。稍后，邢小姐的丈夫横死，邻居对她不戴孝的行径议论纷纷，只有程老太为她辩解，告诉邻居邢小姐是天主教徒，教会里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程老太的这番陈述，使专案组弄清了两个问题，一是邢氏当时没戴孝的原因；二是邢是天主教徒，一度曾去董家渡教堂做礼拜。这就好了，去教堂调查，那里估计留有教徒的联系地址。
果然，董家渡教堂中有邢美兰的联系方式。这个女子已经改名“钟鸣琴”，居住于新成区江阴路，离开电话公司后，在教会小学当老师，至今单身。当晚，专案组传唤邢美兰，即如今的钟鸣琴。
在这之前，专案组已向管段派出所了解过该女的政治历史面目：属于一般群众，并未发现她在解放前参加过反动组织或者帮会。侦查员跟民警说起其亡夫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之事，对方大吃一惊，说这个情况派出所没有掌握。不过她倒是并未违反政策，因为没有规定过寻常群众必须把已故配偶的政治身份向警方登记。
邢美兰跟侦查员见面时，显得很淡定。钱祖谊死亡距今已有二十年，而且她并不清楚钱当年在公共租界成都路主持的抓捕行动是何种性质，估计警备司令部那边也没人会向她透露。侦查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1930年5月19日她去“广仁医院”跟赵宝昊见面之事。
邢氏答称，赵宝昊是警备司令部直属侦缉分队队员，她丈夫则是警备司令部派往侦缉大队的督察官。她听钱祖谊说过，他的使命是监督、指导侦缉大队的一应业务，必要时可以直接调遣侦缉大队所有成员执行任务。钱在5月18日出事后，她当即前往租界警务处停尸房查看丈夫尸体，然后便去警备司令部要求对其夫之死给个说法，不料碰了壁。因此，她对丈夫的死因觉得蹊跷，转而想向执行使命的三人中唯一活着的赵宝昊打听——邢氏也认识赵宝昊，钱祖谊生前曾因家里水电维修之事请能工巧匠出身的赵宝昊帮忙，邢氏还下厨烧了几样菜肴招待。
租界巡捕房不允许邢氏去医院接触伤员，无奈之下，邢氏找了其所供职的电话公司的外籍高管求助，她知道该高管跟巡捕房关系不错，请他出面估计巡捕房会买面子。外籍高管听闻邢氏的遭遇，表示同情，答应帮忙，当场打了一个电话。邢氏就在旁边，听得很清楚，高管并未直接向巡捕房开口，而是托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邢小姐19日上午去杜公馆取他写的条子。邢拿了杜签的条子再去巡捕房，果然通行无阻。
邢美兰和赵宝昊谈了些什么呢？她告诉侦查员，她向赵宝昊询问案件发生时的一应情况，却被赵宝昊拒绝。赵说按照规定，他只能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执行公务的军法官或者经授权的其他警备司令部人员透露相关情况，否则要受到处分的。邢氏当然不死心，反复求告，赵宝昊不为所动。没办法，她只好离开医院。
侦查员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跟‘党调科’是否有关系？”
邢美兰交代，她的母亲徐氏是浙江财阀徐新六的族亲，其父老邢当初就是倚借徐新六的关系发迹的；她去电话公司当接线员也是通过徐的关系介绍的。因此，“党调科”成立伊始，徐新六的近亲本家、也是该科的实际主持人徐恩曾就请邢美兰全家在“王宝和”吃过饭。席间，徐恩曾说他手头有个项目需要帮手，想请小姐姐以后方便时给予协助（徐恩曾出生于1896年，比邢美兰大四岁，此处以“小姐姐”相称是表示客气）。当时，别说邢美兰了，就是其父老邢也以为徐恩曾的身份是机电工程师（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以为是机电业务上的事，自是表示可以帮忙。
没想到，大约过了两个月，徐恩曾指派一个汪姓男子持其亲笔便条前来跟邢美兰谈话。邢这才知道，原来徐恩曾已经改行做起了国民党的“秘密工作”，上次在“王宝和”饭局上提及的所谓项目合作，其实就是让她利用在电话公司当接线员的便利条件，对“党调科”提供的电话号码进行窃听并作记录。那年，邢美兰是个二十八岁的寡妇，从未涉及过政治，尽管徐恩曾开出的津贴费比较诱人，但她不敢贸然应允，就跟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到这时方才知晓徐恩曾已经改行，他们认为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参与政治性活动，劝女儿拒绝。于是，邢美兰就回掉了那位汪先生。
侦查员的第三个问题是：“钱祖谊是否跟你说起过他平时的工作情况？1930年5月18日他率赵宝昊等人去公共租界，事先是否曾跟你提起过？”
邢美兰说她受父母的影响，不关心政治。而且在跟钱祖谊结婚前徐新六去她家（指娘家）表示祝贺时，曾关照过她结婚后不要过问钱的工作，钱干的是机密活儿，尽管是他的妻子、也是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邢美兰对丈夫的工作情况从来不打听。钱祖谊也是守口如瓶，向来不对她提及自己的工作。出事那天，钱祖谊跟平时一样上午七点多离家。这天邢美兰轮休在家，钱祖谊临走时跟她约定，今天不要做晚饭了，傍晚他下班回家后去外面吃馆子，然后去跳舞。邢美兰听后很开，从下午四点就开始等候丈夫回家了，可等来的竟是一个噩耗。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邢氏所交代的内容基本属实。尤其是她跟“党调科”的关系，传言并不可信。否则，她就不必拐弯向杜月笙求助，直接请徐恩曾打个电话就是了。
之后，侦查员通过查阅接管的敌档，同时向上海解放后被捕的原“中统”特工调查，终于打听到了当初受徐恩曾派遣邀邢美兰为“党调科”效力的汪姓特务的下落。此人叫汪富相，其时已经年过六旬，抗战中期，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与国民党情报机构在上海滩大打特工战时因伤离开“中统”，回浦东老家开了一家经营小百货的小铺子。解放后，由于他有点儿文化，而且镇上无人知晓其以前曾效力“中统”的历史，又伪装积极要求进步，已被县工商联视为进步人士。如果不是这次“悬办”专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到他头上，没准儿是能逃过制裁的。
6月9日，汪富相被捕，其交代证实了邢美兰拒绝为“党调科”效力的说法。由于汪富相跟专案组正在调查的案件没有关系，“悬办”将其移交市公安局处置。后来，该犯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至此，专案组终于确认，邢美兰与“马字三号”案件无涉。
六、目标显现
6月10日，专案组长洪思愚向“悬办”杨主任汇报情况时，杨主任说这毕竟是历史悬案，其间二十年又恰恰是战乱时期，人证、物证散佚湮没，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案情调查清楚。你们第四组是这样，其他几个专案组也是这样。因此，不要着急，尽量把工作做细，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干脆把目前掌握的案情全部摆出来，从头到尾细细理一理，找出之前没有留意到或尚未触及过的，没准儿可以有所突破。
令案组侦查员于是聚拢起来，对案情重新进行梳理。这回他们换了个角度，站在敌方的立场上，以当时经办人员的思维来考虑应该怎样对赵宝昊进行审查，对能够想得到的审查环节一一进行分析——
第一，经办人员（即阎望仕）接受使命后，安排郭风云、李连升、荣富贵三人化装潜人“广仁医院”秘密监视赵宝昊，这个阶段，由于目标同时受巡捕房“陪护”探员的监控，应该是无法离开病房的，所以郭等三人要监视的是赵宝昊跟外界以及医院内部人员是否有接触。这个环节中，郭等人曾发现钱祖谊之妻邢美兰（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其身份）进了赵宝昊的病房，肯定会将此作为一个可疑迹象向阎望仕报告。但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闻报之后并未对此作出相应的布置。侦查员分析，很有可能阎已通过警备司令部在巡捕房的内线查明了邢的身份和去医院的事由，认为这个情节与案件无关，不必关注。
第二，警备司令部与巡捕房交涉后，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被警备司令部转移到徐家汇那家由法国人经营的小医院，进行封闭式审查。这个阶段应该是审查的重点，据李连升、荣富贵回忆，他们（含小郭）都是严格按照阎望仕的指令行事，并无出谋划策的资格，连提个建议的想法都没有产生过。因此，审查计划应出自阎望仕之手。由于此案的重要性，估计阎制订的审查计划还须报请军法处长审核。
第三，审查结束后，赵宝昊出院，返回龙华镇上的侦缉分队宿舍休养。至此，审查其实已经结束了，因为执行者小郭等三人已经归建。从李、荣的供词判断，阎望仕对他们三人的表现还是满意的，这从后来的抓捕行动时阎仍旧指派郭、李、荣参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以上三点是大的环节，侦查员在分析时还考虑到了小环节，而且，他们认为之前没有着眼考虑的小环节似乎更值得推敲--
审查赵宝昊，主要是要认定其枪伤是怎么形成的。以当时现场的情形来看，尽管已经遭到“人为破坏”，但子弹的弹道痕迹是无法破坏掉的。赵宝昊不能随口编瞎话糊弄调查人员，陈述情况必须符合自己的伤口位置，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好在钱祖谊等人的手枪都已被拿走，巡捕房鉴识师即便认定现场发现的三颗子弹头是从同一支手枪发射的，也无法证明是赵宝昊的手枪射出的。当时民间拥有枪支的情况比较普遍，像警备司令部这种军事单位，枪支基本上处于无管理状态，根本没有什么“一枪一档”的制度，侦缉队员执行勤务时所使用的手枪，可以是配发的，也可以是他们从各自的渠道搞到手的，子弹也是如此，总之是一笔糊涂账。这样，赵宝昊就巧妙地避开了“弹痕鉴定”和“发射角度”这两个关键的认定。
但专案组侦查员也考虑到，赵宝昊的自伤并非完全天衣无缝：自伤者开枪时，枪口离创口肯定比较近，这就会导致创口留有明显的火药烧灼痕迹，应该无法瞒过“广仁医院”接诊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可是，据李连升、荣富贵供称，阎望仕让他们审查的内容中并无此点，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没有熟悉法医知识的，专案组长洪思愚就打电话请来了一名原在法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过多年的留用老法医。
老法医的说法是，这种创伤辨识在法医学上称为“枪弹伤鉴定”，其种类有贯通枪弹伤、盲管枪弹伤、回旋枪弹伤、擦过枪弹伤和反跳枪弹伤；射击距离也有接射、近射、远射这三种区分；至于枪弹伤的性状，那就更有说头，本文就省略了。侦查员向老法医请教，听您老说下来，赵宝昊当时的自伤属于“近射”，形成的痕迹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老法医表示认可。那侦查员就不明白了，赵宝昊这一枪是怎么瞒过敌人的呢？
老法医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一个处理伤口的医务人员为他消除或者至少是掩饰了上述痕迹，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销毁掉了，给他换上了入院患者必须要穿的医院病员服。老法医估计，捕房刑事部的刑技鉴识官和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应该是询问过外科医生关于患者的伤口情况的，至于是否打听过其换下的衣服的下落，那就不能确定了。从调查常识来说，如果敌人问到衣服下落，那他们就已经对医生产生怀疑了。
根据法医的上述说法，侦查员发现了一个调查的新思路：找到当初为赵宝昊处置伤口的医生。
当年赵宝昊治疗枪伤的“广仁医院”，于1940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持，与公共租界内的“同仁医院”合并，更名“宏仁医院”（1957年又改为“上海胸科医院”）。该院的管理很到位，时隔多年，还完整地保留着建院以来的医疗档案，而且检索方便快捷。侦查员很快就查到了1930年5月18日由公共租界巡捕房送来的那位受枪伤的“无名氏”的医疗记录。病案显示，负责为赵宝昊处理枪伤及后续治疗的医生名叫方仲知。那么，这位方医生还在吗？院方接待人员告知，方仲知早已离开上海，据说是去了香港。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接待人员说不清楚，只有查人事档案了。
人事档案显示，方仲知是1930年6月18日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医院的。三天后，他从香港寄来一封挂号信，向医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说明为何辞职。6月18日这个日期节点使侦查员顿时一个激灵：那不是赵宝昊牺牲的日子吗？怎么这么巧？这个巧合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份病案上还记录了手术间护士的姓名，一共三人，一个叫钟文雅，一个叫姜曾珠，还有一个叫司徒萱。一问，三人中姜曾珠、司徒萱还在该院，钟文雅则在大约十八年前离开医院，听说也去了香港，而且恰恰嫁给了已在香港一家英国人经营的医院担任外科主任的方仲知。
专案组长洪思愚马上意识到，这个方仲知身上有戏！不过，想要再查下去，似乎难度颇大，因为目标在香港，即使可以化装前往秘密进行调查，但如果确定方仲知涉案，把他弄回来可是个麻烦事。洪思愚遂把仍供职于该医院的姜曾珠、司徒萱两个老护士召来，由侦查员分别跟她们谈话，一是了解二十年前她们参与处置赵宝昊枪伤时的现场情况，二是打听方仲知和其妻钟文雅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两个老护士回忆，那天赵宝昊被巡捕送到医院时，正是中午时分，先送急诊室，接诊医生见是枪伤且伤员失血较多，马上转外科手术处置。当时，姜曾珠、司徒萱两个年轻护士正在食堂午餐，接到紧急通知让速去手术室。两人赶到时，方医生已在钟文雅的协助下处理赵宝昊的伤口了。那两个押送伤员来医院的捕房华探未进手术间，那两人都是手指焦黄的老烟枪，此刻正倚在外面走廊窗口吞云吐雾，状甚悠闲。其时二十二岁的钟文雅比姜曾珠、司徒营大两岁，十六岁就已考人护校，十八岁毕业后正式上岗，工龄既比她们两个长，心灵手巧也不是后者可以比拟的。钟护士还有一个特点，手脚敏捷，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又快又好。方医生有这么一位助手相帮，即使不召唤姜曾珠、司徒萱，也可以把这台手术对付下来。但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有规定，一个动手术的医生必须配三个以上护士，方医生也不能擅自违规。至于三名护士未曾配齐手术就已经开始，应是那两个华探的决定。她们两人到场后，不过相帮递递器械、消毒纱布、擦拭血渍的药棉之类，很快，司徒萱就被方医生打发去药房领取几样药品，等她返回手术室，创口处理已经结束。
那么，方医生为什么在手术一个月后突然赴香港呢？这个，姜曾珠、司徒萱都说不上来。她们只知道方医生原本就是广东人，听说是南洋华侨，在海外读的医科，曾在香港医院工作过，后来他的父母等家人都到上海来经商，他也就到沪上定居了。侦查员又问了钟文雅两年后去香港并嫁给方仲知之事，她们都说知道这事，钟离开上海后，她们三个还保持着联系，十八年来每年都有数次通信。钟和方医生结婚时，她们两人还合送过一份礼物。
她们还告诉侦查员，钟文雅是上海人，她和方医生都住在原法租界霞飞路，钟家以前她们去过，方医生家没去过，据说两家住得不远。
专案组根据上述情况基本认定，二十年前，方仲知在处置赵宝昊的枪伤时对法医所说的枪弹烧灼痕迹做了处理。按说这是为中共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他为什么在赵宝昊牺牲当天不辞而别呢？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推测，即方仲知将其为赵宝昊隐瞒枪伤的情况向第三方透露了，直接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他生怕因此而遭到某方的报复，获悉情况当天，立刻不顾一切逃离沪上避祸。方的这种透露，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形：一是直接向警备司令部报告（或者已被警备司令部怀疑，被捕后交代）；二是他向其他人透露后，其他人向警备司令部告密；还有一种情况，即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却被其他人通过某种途径查知，向敌人告发。专案组要查明真实情况，那就必须和方仲知当面接触。至于如何跟远在海外的方仲知见面，那得制订周密方案。在制订方案前，须对方仲知在沪上的社会关系作一个调查。
次日，专案组侦查员前往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改为林森中路，解放后又改为淮海中路）淮中派出所，了解方仲知、钟文雅两家的情况。
方家确是南洋归侨，其已故父亲方伯康曾是沪上知名律师，其母尚在，已七十多岁，长期居住在尚贤坊宅第，两个儿子（方的两个弟弟）都是大学教师，皆已成家，儿孙三代同堂，没听说方家有什么人与政治或者刑事案件有关。至于方仲知本人，派出所就不清楚了，只听说方家大儿子在香港做医生，好像跟家人联系不多，只有在1943年其父病殁时奔丧回过一趟沪上。另一位钟小姐，家住复兴公园旁边的雁荡路，由于早年离沪赴港，派出所对其情况知道得更少。据说钟文雅赴港后从未回过上海，但跟父母兄姐始终保持着联系。
为防惊动调查对象，专案组当天没有去走访方、钟两家。他们要对情况作一个仔细分析，再制订稳妥方案，看怎样把方仲知夫妇“诱”回上海。
经过反复研究，专案组最后决定，以方仲知两个弟弟的名义，佯称老母病危向香港拍发加急电报。不过，要实施这样一个涉及海外当事人的方案，专案组是没有决定权的，该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悬办”；“悬办”亦无拍板权，得向上海市公安局党委请示。这中间需要至少三天时间。不过，专案组没有利用这三天时间进行休整——该方案一旦获准实施，还得对如何保密、如何防止方仲知从香港来电向其弟或其家里其他人甚至亲戚朋友核实此信息真伪等进行周密考虑。
三天后的6月16日午前，“悬办”杨主任亲自电话通知洪思愚：批准执行该方案。
洪思愚心里一喜，哪知刚放下话筒，淮中派出所又打来电话报告了一个让专案组长简直高兴得跳脚的消息：方仲知、钟文雅夫妇由港来沪，此刻已在派出所！
七、真相终现
方仲知、钟文雅乘坐香港至上海的客轮于当天上午九时许抵沪，下船便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淮海中路尚贤坊老家。由于事先没有发过电报，家人皆感意外。方、钟夫妇虽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内地，但在香港每天看报，知晓上海一应情况，按照内地公安机关的规定，夫妇俩当即去淮中派出所报临时户口。派出所民警前几天刚接待过“悬办”侦查员，对方、钟夫妇自是牢记于心，当下所长亲自出面，请二位海外来客喝茶聊天，同时暗示民警给专案组打电话通报。
方、钟夫妇还是第一次跟人民公安打交道，只道查验过一应证件、车票，报上临时户口就完事了，忽见五名便衣一拥而入，所方民警随即回避，方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洪思愚对二人倒还客气，自我介绍是市局民警，听说方先生回沪探亲，正好有事要请教。为了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专案组长并未直奔主题，而是先跟对方聊起了香港近况。方仲知属于那种有点儿迂腐之气的知识分子，医术虽然精湛，却不谙世情，寻思这些警察大概没见过世面，对海外情况感到好奇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从哪里开始聊呢，思忖片刻，就从香港的气候聊起吧，说完了香港气候，随即就说到自己这次突然回沪的因由。他原准备8月初回来的，农历六月廿六、公历8月9日是其母七十岁生日，他准备携妻将雏回来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寿庆。可是，半月前他收到了国际外科医学研究会的邀请函，邀其参加8月5日至15日的欧洲七国巡回医疗活动。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一次与国际同行交流的难得机会，他不想放弃，就决定提前来沪为老母庆生。
接着，侦查员便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一是当年处理巡捕房送来的那位伤员的情形；二是为何突然出走。
方仲知说，1925年他从香港来沪，在“广仁医院”做外科医生后，由于其医术在全院外科中数一数二，很快就有了名气。某日，他抢救了一个从外地来沪拜访杜月笙突患疾病的帮会人士，因而与杜公馆管家万墨林交上了朋友。稍后，经万介绍，他被杜月笙收为弟子，正式加入青帮，自然也认识了一些帮会人士，其中不乏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中的捕探。当然，像他这样一个全身心扑在医术上的迂腐书生，是不可能参加帮会活动的，连每年一次寻常弟子必须出席的给杜月笙拜寿的盛事也经常缺席。不过，青帮中自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往下，到下面跑腿的小缕啰，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帮会械斗事件频发，受伤者都送“广仁医院”请他治疗，他一概尽心尽力，偶尔也有要求在处置创口时做做手脚，以便鉴定时瞒过法医。
1930年5月18日中午，适逢方仲知午时值班，忽然接到一个有帮会背景的好友章某的电话，说马上会有一个枪伤男子送“广仁医院”，请方医生务必将其创口表面痕迹处理干净，以经得起法医鉴定，拜托！拜托！刚放下电话，外面已经传来警车的警报声响了。
其时，方仲知已经做了八年外科医生，香港三年上海五年，这两地都是黑社会盛行，他见识过的枪伤可能比寻常法医都多。当下一看被送来的那个“无名氏”的创口，马上断定这是自伤。把自伤痕迹消除，对于他来说并不犯难，很快就处理好了，当时在场的只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钟文雅。
方仲知并不知伤员是何许身份，“广仁医院”是捕房治疗外伤的指定医院，方仲知也知道在跟这种对象接触时最好是保持沉默，那个伤员自始至终也是一声不吭。方仲知原以为警务处法医会来向他询问创口处置情况，但法医根本没来过医院。倒是伤员离开医院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阎姓军法官带着书记员来医院向他询问最初处置枪伤的情况，他“据实”而言，但临末拒绝在笔录上签名，指出这是租界，得由巡捕房出面找他签字。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人来找过他。
方仲知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哪知一个月后，也即6月18日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捕房的一个青帮好友打来的，说刚刚看到一份警备司令部的紧急引渡公函，要求捕房即刻逮捕“广仁医院”外科医生方仲知，引渡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案由是“包庇共党分子”。方仲知是书呆子，闻言甚觉纳闷儿，说我不认识什么共产党，就是想包庇也没处找啊！当下便要去龙华找警备司令部讨说法。对方急了，说方医生你赶紧逃吧，公函上说了，你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哩！跑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海外，去了就不要回来！方仲知这才相信自己大概真摊上了厄运，寻思那就只好走了。他刚从抽屉里取了钱包和护照、医师执业证书，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陌生男子闪身进来，关上房门，问了声：“您是方仲知医生吗？我是章先生的朋友，章先生让我来接您离开这里。”
方仲知来不及多想，跟着对方就走。他们出了医院后门，上了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小轿车。轿车疾驰，前往黄浦码头（即如今的秦皇岛码头）。方仲知见那男子和司机高度紧张的状态，方知情势确实危急。车在码头内一个角落里停下后，那男子说章先生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凭这个徽章上那条英国货轮，说着把一个徽章佩在方仲知的领带上，然后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这是您的盘缠。”
就这样，方仲知总算有惊无险地逃脱了追捕。他在香港站住脚后，以亲戚的名义给已经初恋的护士钟文雅写信。钟回信说，没听说巡捕房来医院抓人，但您离开后的头几天，医院里经常有身份可疑的陌生男子鬼鬼祟祟转悠，不知想干什么。方仲知其时已经在跟捕房朋友的通信中得知，警备司令部确实要求捕房逮捕并引渡他，但捕房没有大张旗鼓公开行动，只是指派便衣去医院秘密蹲守，数日后无果而撤。方仲知于是再也不敢回内地了。老父去世时，上海已处于汪伪政权统治下，公共租界、警备司令部都不复存在，所以他才敢回去奔丧，但在沪上也不过待了三天就返回香港了。
上海解放后，当年的青帮朋友中有人逃往香港，其中包括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前不久方仲知参加过他们的一个聚会，方才得知当年警备司令部并没有“冤枉”他，他受友人委托为其掩饰创口痕迹的那个伤者确实是共产党。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方仲知所述内容属实。那么，还是老问题：军法处是怎么掌握赵宝昊自伤线索的呢？看来毛病应该出在“广仁医院”内部。侦查员正议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接到门卫室电话，说有一位自称是“宏仁医院”外科护士的女子求见。洪思愚一跃而起，说会议暂停，老蔡跟我去接待一下。
来访者是护士姜曾珠，她向侦查员反映了同事司徒萱近日的一个情况。6月12日侦查员去“宏仁医院”调查时，曾对她和司徒萱关照过，希望把当年的相关情形再回忆回忆，如果想起来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到市局来反映，也可以打电话。姜曾珠听过也就听过了，但她发现同一科室的司徒萱自此却有些异样，原本很健谈的她话没有那么多了，空闲时常常一个人站在窗前发呆，工作中还曾出现两次差错。昨天傍晚，她们两个下班时一起步行去车站候车，途中司徒萱忽然没来由地对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听其老公（系黄浦分局留用警察）说，最近本市公安系统内部正在整顿，已有多名留用警察因解放前参与调查、逮捕中共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罪行被收审，有的甚至可能会被判死刑呢！她老公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主动向组织交代历史罪行的，也有的则是平时话太多，被别人检举。姜曾珠听着不知是什么意思，随口附和了一句：“哎，迭种人老憨个喔（沪语，说某人傻的意思）！”司徒萱接口道：“所以，我们也要多注意。”
当时姜曾珠急着要回家，没有在意。晚上跟老公闲聊时，作为八卦把司徒萱的话说了说，她老公是数学老师，逻辑思维能力强，当下就说你们又没有做过坏事，注意个啥？一语提醒了姜曾珠，她按照老公提醒的思路回忆了司徒萱这几天的反常表现，老公认为这人可能有问题，应该向公安反映。
专案组立刻决定：控制司徒萱！
司徒萱作为嫌疑人被控制后，专案组并未马上对其进行讯问，而是连夜召集二十年前的另外三位当事人方仲知、钟文雅和姜曾珠，先分别谈话，再集中一处集体回忆，终于找到了司徒萱可能涉案的一个线头！
二十年前的5月18日，方仲知虽然并不知晓伤者的身份，但他是一个书呆子医生，脑子里具有根深蒂固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意识，把消除痕迹的每个环节都考虑到了。处理完创口，他想到伤者的衣物也许会露出破绽（破损部位也会留下近距离射击导致的烧灼痕迹），就关照钟文雅将伤员送到病房后，把衣服送到太平间旁边的焚烧点直接烧掉。
钟文雅是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她和司徒萱、姜曾珠把伤员送往病房后，就关照“陪护”的捕房便衣需要注意哪几点。关照完，三护士刚要离开病区，钟文雅却被该病区的外籍值班医生唤住，有关一名住院患者的情况要跟方医生反馈一下，请她带个话。于是，她就把正要推着手术床进电梯的司徒萱唤住，悄声关照返回手术间后立刻把伤员换下的衣服烧掉，还强调必须亲自动手。司徒萱一口答应。一会儿等钟返回时，司徒萱告诉她已经烧掉了，当时钟对此没有一点儿怀疑。
专案组认为，司徒萱极有可能并未把衣服烧掉，而是藏匿起来了。一个月后，她以此为证据向警备司令部告密，从而导致了赵宝昊的牺牲。
专案组随即讯问司徒萱，司徒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当时二十岁的美女护士司徒萱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比她大九岁的方仲知产生了爱慕之情。司徒萱心思玲珑剔透，知道自己是新护士，不能贸然表露出对方医生的那份意思。于是，就时刻留意方医生的种种言行，待时机成熟时主动出击。哪知几个月观察下来，却意外发现方医生喜欢的居然是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自己的钟文雅。这下，司徒萱不能等了，决定迅速出手，频频向方医生发出暗示。可是，方仲知是个不解风情的迂腐书生，而工作安排又决定了司徒萱和方医生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情敌越来越亲密，司徒萱因爱生恨，第一个恨钟文雅，第二个就是方仲知了。然后，就动起了报复的脑筋。
5月18日的枪击事件把机会送到了她面前。不过，她是在方仲知给伤员处理好伤口后才与姜曾珠一起进入手术间的，根本不知道这场手术中竟然有“猫儿腻”。当然，即使她一开始就在场，以其专业、学识，也不一定会发现什么端倪。直到钟文雅关照她返回手术间后先把衣服烧掉，她才隐隐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这个伤员未患传染病，外伤也不是由狂犬撕咬导致的，为什么要立即烧掉衣服，而且还要亲自烧？医院通常的做法，是送到太平间那边由管理太平间的杂役每天定时焚烧。因此，她就多留了一份心，取了衣服后，并未送到太平间，而是进了更衣室偷偷查看。尽管基本是外行，但还是一眼发现了衣服上创口位置周边的烧灼痕迹，由此隐约猜到了“猫儿腻”所在。于是，她就把衣服用油纸包好，藏于更衣箱内。
“无名氏”被接离医院后，司徒萱听人议论说那个伤员系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员。她对政治并无兴趣，想的只是如何报复方仲知和钟文雅。但毕竟年轻，一时没什么主意，想把血衣悄悄邮寄给警备司令部，又不敢确定有没有效果。这样，一直拖到6月17日，无意间听同事说起，前天看到方仲知和钟文雅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奥飞姆大戏院（解放后改名沪西工人剧场、沪西电影院）看电影，不由得妒火中烧，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当天下班后，她写了一封检举信，在其住所附近的靶子场路（今武进路）邮局以挂号方式把血衣连检举信一并寄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但是，司徒萱却没有看到自己报复的后果——方仲知成功脱逃，钟文雅平安无事（专案组分析，应是警备司令部方面认为钟与该案无涉），两年后，钟文雅竟然移民香港，成为方仲知的妻子。司徒萱大哭了一场，自此心灰意冷，不久嫁给了一个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穿警服的财务人员（解放后留用做了交警）。
司徒萱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告密行为对那个伤员产生了什么后果，直到这次侦查员去医院调查，她方知自己当年的冲动闯了大祸，惊得差点儿昏厥。之后，她一直精神恍惚，举止颠三倒四不说，还出了昏招，竟然跟姜曾珠说了那番话。
至此，“马字三号”案件侦破了一半，还有一半即赵宝昊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想要给组织传递的消息到底是什么。专案组正准备再次投入调查时，“悬办”杨主任召见组长洪思愚：北京来电告知，该案的另一半已由公安部根据上海“悬办”每天通过机要件形式报送的《侦办简况》进行研判，获得了结果。因此，本案调查即告结束。
洪思愚自然感到意外，但又不能问是怎么研判出结果的。直到数年后，他才偶然得知了这个谜团的答案：赵宝昊出事时，曾怒斥特务郭风云“依真是名不虚传的十三点——无锡十三点”，这就是赵宝昊意识到自己难逃此劫后传递出的情报。他知道这次遭遇必然会成为龙华镇上的一个大新闻，他怒斥郭的这句话，必定会通过吴老头儿、薛瘸子之口散播出去，被组织上察知。遗憾的是，当年调查“马字三号”案件的同志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获得这一信息。其实，专案组对这句话也未曾留意，只是作为调查内容汇报上去而已。但公安部专家注意到了这个内容，研判后得出的结论是：赵宝昊连说两个“十三点”，并强调“无锡”两字，是利用其宁波口音巧妙地传递了一条四字信息——“沪西二十六”，这是当时地下党在沪上一个秘密交通员的代号，此人系迎接“两会”代表并把他们送往成都路“德康医院”秘密会场的地下交通员之一。
不过，现在已无法追究这个叛徒的罪行了。1930年初冬，“沪西二十六”因出卖其他同志被组织发觉，当即予以锄杀。现在，专家根据赵宝昊生前最后一刻传递的信息最终认定，是“沪西二十六”向钱祖谊出卖了组织的机密情报。
1950年10月27日，“马字三号”案的相关罪犯司徒萱、李连升、荣富贵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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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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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李，荣两人，只是奉命执行任务而已。
文中的很多地方都熟悉，如广仁医院（胸科医院），尚贤坊，枫林桥等。
赵宝昊厉害，意志坚强，信仰的力量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