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来龙去脉，比较权威可信的是双石所作的一系列研究考证。诸位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11/409911.html
http://m.szhgh.com/show.php?classid=82&id=161188
https://www.sohu.com/a/305002149_425345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983272
首先，中央实际上是指挥不动西路军的。那几个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哪一个是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 都是只听张国焘的。第二，如果陈徐王等人一条心按原计划行动，或许还能逃出生天。可悲的是陈昌浩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几次反复，以至于丧失几乎所有的机会窗口。
还有，王泉媛和王首道破镜不能重圆真不能怪王首道，因为在延安的人都以为王泉媛已经死了！同样的例子还有罗荣桓林月琴以及林的前夫吴先恩之间的尴尬事。吴先恩就是四方面军西路军的，都以为他牺牲了，林月琴后来就经人介绍和罗荣桓结婚。结果吴九死一生回到延安，老婆却已经成了一方面军大将罗荣桓的老婆。这直接影响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毛主席也比较揪心，这是比较敏感的难处理的事情。后来毛亲自找各方谈话，总算不起波澜地抹平了这件事。
其实导致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各奔东西劳燕分飞是另有责任人的，那就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作的孽。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王泉媛是为数不多的比较出众的女同志之一，追求者不少。朱良才也是之一。结果王泉媛喜欢的是王首道。朱良才心里大概是不好受的，心里埋下了疙瘩。后来王泉媛九死一生挣扎着到了兰州办事处，不幸碰到的正是这位当年的追求落选者！多年之后王泉媛有回忆说，朱良才当时一脸冷漠，仿佛不认识当年的心上人，拒人以千里之外，坚持说王已经超过时限，不能接受回延安，只能发遣回乡。也是王命中有这一劫。如果当时办事处一把手谢觉哉在的话，王回延安应该不是个问题。谢是认识王的，也知道王是王首道的老婆。朱良才是二把手，实际上的负责人，谢不在，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王是万般无奈之下，痛哭流涕踏上乞讨归乡之路的！
朱良才后来还接待了李X芬，她被俘后当了马家军军官的小老婆，骑高头大马，还有随身马弁。后来有机会逃出了到兰州。朱良才反而二话不说留下了她（估计是有几分姿色的）。后来又成了他老婆。55年好像还授衔了，少校还是中校，记不清了！
比较可恶的是朱良才回到延安没有向王首道告知他老婆的下落。所以王首道一直以为原来的老婆已经死了！两人一直到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才得以重新相聚，昔日夫妻白头相对，痛哭流涕，令人唏嘘！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直以来都是不知有党中央，只知道张主席的。九月九日那个晚上毛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努力，问他对北上南下的态度。结果徐还是以张国焘的意志为重，拒绝了毛的最后挽救。这说明徐向前这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严重不足，党中央的权威还比不上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死后，徐又试图翻西路军的案，知情人大部分都死了，他开始重新解释西路军的历史事实。这说明这个人人品也是有点问题！如果当初徐向前以党性为重，服从中央的领导，后来的很多事（包括西路军）结果很可能会完全不同。
西路军失败后，残部分头逃亡。有一路是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队的，队伍中包括了一些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其中有个叫李彩云的干部，对张国焘路线非常不满，经常公开表达他的观点。结果引起了王树声杜义德等四方面军将领的极度不满。此二人后来居然乘夜晚宿营时拔枪打死了李彩云！同行的一方面军干部战士当时不敢说话。到了延安以后才向中央揭发了这一残杀自己同志的恶行。因为此二人是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两个方面军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毛周等也是投鼠忌器。这事儿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两个动手杀害一方面军持不同意见干部的凶手，55年一个评大将，一个评中将！当然，李彩云后来也是评了烈士！王树声后来三个儿子都离奇地遭受不幸，残废半身不遂、早夭、精神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老天看不过去？）
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多不仅党性比较欠缺，身上的匪性倒是满满的。从陈昌浩开始，干部们经常手提马鞭，稍有不称意就拿马鞭抽打下级干部战士。倪志亮是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参谋长？）。有一次陈昌浩打电话给倪，倪当时正为了一件别的事儿跟部下在发火，很不耐烦，操起电话说了一句粗话，就把电话挂了！陈怒火万丈，当即带上警卫班快马赶到倪的指挥部，一见面二话不说，用马鞭抽得倪志亮满地打滚求饶！
55年开国少将里有一位叫贺健的（原名喻安良），湖北黄安人。此人有军事才能，比较干练，但是也脾气暴躁，军阀作风相当严重，曾经当过陈赓的警卫员，后来又当过徐向前的警卫员。一四方面军会师前，陈昌浩把他找去交代任务，负责张国焘去会见中央各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工作。陈专门交代他，要准备最好的武器装备，一律高头大马，要精壮的警卫战士，一色的新军装，等等。总之，不能在中央和一方面军面前失了气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昌浩这人不大像一个心胸开阔的高级领导人，反而倒是一肚子的可笑小心思！会面之前，毛等中央领导人都是破衣褴衫面黄肌瘦，提前外出列队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在贺健的眼里，就像是张主席下部队视察工作！
行前陈昌浩还特别交代贺健，须臾也不能离开张主席，要保护张主席的绝对安全！（从这小心眼儿看，陈这个人还像是个有组织的共产党员吗？说他更像一个军阀部队二当家也不为过！）双方还没有接触，路线上的分歧也完全没有展开，陈居然已经视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为可能的敌对势力！
既然顶头领导是这么个意思，那也就难怪贺健眼里只有张主席，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成了可能会害张主席的坏蛋。会面后，有一天早晨，贺健去上了个茅房，回来一看，张主席不见了！那还得了？贺健立刻疯了似地派警卫战士四下探寻。贺健自己也提着枪如临大敌，一路搜寻。后来看到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大屋子前有几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在站岗守护，他二话不说就要往里闯。那几个警卫战士拦住了他，说是领导们在开会。贺健暴跳如雷，一个耳光抽过去，揪住警卫战士的领口，拿枪对着他的脸：老子一枪毙了你！形势一触即发。屋内领导人听到外面的喧闹，出来了一个，把贺健叫进去。贺健四下一看，看见张国焘无恙，就放了心。同时他也看见了毛周朱董必武等人，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印象一般。但是董老是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黄麻起义的精神领袖，在四方面军名气很大，所以贺健还是知道轻重的，马上退出了会场。
到延安后，张国焘开始在党内失势，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开始有了情绪压力。尤其是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日子更难过。有一次发军装，贺健排队领，负责发军装的是一位一方面军的干部，出于对张国焘的讨厌，自然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言语之间有不妥之处。贺健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左右开弓揍那个人。在场的一方面军干部群情激愤，也要上前打斗。四方面军的干部则卷起袖子准备帮贺健打群架！形势差点失控。还好更高级别的干部到场制止了斗殴。事后贺健只是挨了批评，没有处分。由此可见，上面知道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比较敏感，和稀泥了事！
西路军的覆亡是一个悲剧。如果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党性强一些，这个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好在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战士后来都在革命队伍里得到了善待（包括像许世友那样的张国焘死忠粉），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说毛借刀杀人的人，不说他们心里阴暗，至少可以说他们无知加愚蠢。
能够在国内网络平台上风云一时的原因。只是现阶段和那时又不一样了，现在是不许任何人就官家的观点进行研究考证，哪怕是“考证出的结果”完全吻合官家的观点也不行。
简言之：你小子也配姓赵？！我提出的理论观点，你只有学习领会贯彻的份儿，用不着你来考证我的伟大光荣正确，你不配！
这也是他的东西最近一段国内也看不大到了的缘故。估计他也要郁闷了。
《刘少卿回忆录》尽管比较流畅，但是也还只是吹喇叭，失之太过浅陋，并不是一份有分量的史料。刘少卿从延安八路军总部派到新四军五师，与郑位三配合，是带有监军性质的中原军区参谋长，为何在内战爆发前夕突然离开职守要回延安？另外，辗转到了华东后又是如何被谭振林所厌恶？这二件事是刘以战略大区首长跌落至准军级进而在55年只被授予少将的主要原因，双石在那本《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丝毫。所以也就是一本自说自话的记录稿而已。
其实1945年前后刘的离开，与数年后郑位三的被贬和李先念的蹿升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大局，也是双石这种草根研究者没有能力把握的。
这篇所谓陈昌浩把西路军当成私人武装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不值一驳，甚至不值一看，因为从根子上就是错的，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必定是错误百出。他只是拿一些普通读者不大清楚的细节做道具，整个推论过程都是逆推导。
南下的四方面军收到了张浩的电报之后陈昌浩已经因为知道”共产国际支持毛“与张国焘产生了裂痕；而张国焘自打到了吴起镇之后就已经脱离军事指挥，没等到延安，在保安期间就已经开始被批判，对西路军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立场出发下决心，实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西路军或许能逃出生天。正是因为陈昌浩开始担心自己在政治上和张国焘的牵连过深，以小人之心度中央，生怕遭到中央党内清算，所以才犹豫不决，丧失扭转局势的良机。如果当时没有他，只有徐向前等军事干部指挥。西路军的命运可能会很不同。
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经过几次肃反，杀剩下的基本上是没文化的粗人，盲目忠于张主席陈政委。这也是历史事实！
也难逃覆灭的下场，但是这些是后话。只是不比把双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推论在发到墙外。
徐向前如果决定打，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4方的人，只知道张，不知道中央，是实情。他们都觉得是张的人马，不是党的战士。
如果徐陳决定跟着中央北上，当然另当别论了。
徐，陳，党性都有问题，这也是事实。
毛周等后来没有亏待徐，陳。毛，够大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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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那个晚上毛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努力，问他对北上南下的态度。结果徐还是以张国焘的意志为重，拒绝了毛的最后挽救。这说明徐向前这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严重不足，党中央的权威还比不上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死后，徐又试图翻西路军的案，知情人大部分都死了，他开始重新解释西路军的历史事实。”
还有 李先念。4方，特别是西路军的事应该说清楚。而且如果毛等都在世时就明确结论就好了。
刘少卿的一句玩笑话过头了， 对下级家属那样讲还行。对上级家属讲就是愚蠢，放今天就是性骚扰。
回忆录中写的很明晰，大家都听“总长”的号令，刘越权行使师长的权利。 英国军官送了一个班的斯登冲锋枪，他全给自己的警卫班，李先念都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这样的下属。
整个来龙去脉，比较权威可信的是双石所作的一系列研究考证。诸位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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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szhgh.com/show.php?classid=82&id=16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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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实际上是指挥不动西路军的。那几个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等，哪一个是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 都是只听张国焘的。第二，如果陈徐王等人一条心按原计划行动，或许还能逃出生天。可悲的是陈昌浩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几次反复，以至于丧失几乎所有的机会窗口。
还有，王泉媛和王首道破镜不能重圆真不能怪王首道，因为在延安的人都以为王泉媛已经死了！同样的例子还有罗荣桓林月琴以及林的前夫吴先恩之间的尴尬事。吴先恩就是四方面军西路军的，都以为他牺牲了，林月琴后来就经人介绍和罗荣桓结婚。结果吴九死一生回到延安，老婆却已经成了一方面军大将罗荣桓的老婆。这直接影响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毛主席也比较揪心，这是比较敏感的难处理的事情。后来毛亲自找各方谈话，总算不起波澜地抹平了这件事。
其实导致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各奔东西劳燕分飞是另有责任人的，那就是开国上将朱良才作的孽。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王泉媛是为数不多的比较出众的女同志之一，追求者不少。朱良才也是之一。结果王泉媛喜欢的是王首道。朱良才心里大概是不好受的，心里埋下了疙瘩。后来王泉媛九死一生挣扎着到了兰州办事处，不幸碰到的正是这位当年的追求落选者！多年之后王泉媛有回忆说，朱良才当时一脸冷漠，仿佛不认识当年的心上人，拒人以千里之外，坚持说王已经超过时限，不能接受回延安，只能发遣回乡。也是王命中有这一劫。如果当时办事处一把手谢觉哉在的话，王回延安应该不是个问题。谢是认识王的，也知道王是王首道的老婆。朱良才是二把手，实际上的负责人，谢不在，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王是万般无奈之下，痛哭流涕踏上乞讨归乡之路的！
朱良才后来还接待了李X芬，她被俘后当了马家军军官的小老婆，骑高头大马，还有随身马弁。后来有机会逃出了到兰州。朱良才反而二话不说留下了她（估计是有几分姿色的）。后来又成了他老婆。55年好像还授衔了，少校还是中校，记不清了！
比较可恶的是朱良才回到延安没有向王首道告知他老婆的下落。所以王首道一直以为原来的老婆已经死了！两人一直到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才得以重新相聚，昔日夫妻白头相对，痛哭流涕，令人唏嘘！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直以来都是不知有党中央，只知道张主席的。九月九日那个晚上毛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努力，问他对北上南下的态度。结果徐还是以张国焘的意志为重，拒绝了毛的最后挽救。这说明徐向前这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严重不足，党中央的权威还比不上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死后，徐又试图翻西路军的案，知情人大部分都死了，他开始重新解释西路军的历史事实。这说明这个人人品也是有点问题！如果当初徐向前以党性为重，服从中央的领导，后来的很多事（包括西路军）结果很可能会完全不同。
西路军失败后，残部分头逃亡。有一路是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带队的，队伍中包括了一些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其中有个叫李彩云的干部，对张国焘路线非常不满，经常公开表达他的观点。结果引起了王树声杜义德等四方面军将领的极度不满。此二人后来居然乘夜晚宿营时拔枪打死了李彩云！同行的一方面军干部战士当时不敢说话。到了延安以后才向中央揭发了这一残杀自己同志的恶行。因为此二人是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两个方面军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毛周等也是投鼠忌器。这事儿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两个动手杀害一方面军持不同意见干部的凶手，55年一个评大将，一个评中将！当然，李彩云后来也是评了烈士！王树声后来三个儿子都离奇地遭受不幸，残废半身不遂、早夭、精神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老天看不过去？）
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多不仅党性比较欠缺，身上的匪性倒是满满的。从陈昌浩开始，干部们经常手提马鞭，稍有不称意就拿马鞭抽打下级干部战士。倪志亮是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参谋长？）。有一次陈昌浩打电话给倪，倪当时正为了一件别的事儿跟部下在发火，很不耐烦，操起电话说了一句粗话，就把电话挂了！陈怒火万丈，当即带上警卫班快马赶到倪的指挥部，一见面二话不说，用马鞭抽得倪志亮满地打滚求饶！
55年开国少将里有一位叫贺健的（原名喻安良），湖北黄安人。此人有军事才能，比较干练，但是也脾气暴躁，军阀作风相当严重，曾经当过陈赓的警卫员，后来又当过徐向前的警卫员。一四方面军会师前，陈昌浩把他找去交代任务，负责张国焘去会见中央各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工作。陈专门交代他，要准备最好的武器装备，一律高头大马，要精壮的警卫战士，一色的新军装，等等。总之，不能在中央和一方面军面前失了气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昌浩这人不大像一个心胸开阔的高级领导人，反而倒是一肚子的可笑小心思！会面之前，毛等中央领导人都是破衣褴衫面黄肌瘦，提前外出列队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在贺健的眼里，就像是张主席下部队视察工作！
行前陈昌浩还特别交代贺健，须臾也不能离开张主席，要保护张主席的绝对安全！（从这小心眼儿看，陈这个人还像是个有组织的共产党员吗？说他更像一个军阀部队二当家也不为过！）双方还没有接触，路线上的分歧也完全没有展开，陈居然已经视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为可能的敌对势力！
既然顶头领导是这么个意思，那也就难怪贺健眼里只有张主席，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成了可能会害张主席的坏蛋。会面后，有一天早晨，贺健去上了个茅房，回来一看，张主席不见了！那还得了？贺健立刻疯了似地派警卫战士四下探寻。贺健自己也提着枪如临大敌，一路搜寻。后来看到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大屋子前有几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在站岗守护，他二话不说就要往里闯。那几个警卫战士拦住了他，说是领导们在开会。贺健暴跳如雷，一个耳光抽过去，揪住警卫战士的领口，拿枪对着他的脸：老子一枪毙了你！形势一触即发。屋内领导人听到外面的喧闹，出来了一个，把贺健叫进去。贺健四下一看，看见张国焘无恙，就放了心。同时他也看见了毛周朱董必武等人，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印象一般。但是董老是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黄麻起义的精神领袖，在四方面军名气很大，所以贺健还是知道轻重的，马上退出了会场。
到延安后，张国焘开始在党内失势，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开始有了情绪压力。尤其是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日子更难过。有一次发军装，贺健排队领，负责发军装的是一位一方面军的干部，出于对张国焘的讨厌，自然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言语之间有不妥之处。贺健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左右开弓揍那个人。在场的一方面军干部群情激愤，也要上前打斗。四方面军的干部则卷起袖子准备帮贺健打群架！形势差点失控。还好更高级别的干部到场制止了斗殴。事后贺健只是挨了批评，没有处分。由此可见，上面知道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比较敏感，和稀泥了事！
西路军的覆亡是一个悲剧。如果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党性强一些，这个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好在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战士后来都在革命队伍里得到了善待（包括像许世友那样的张国焘死忠粉），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说毛借刀杀人的人，不说他们心里阴暗，至少可以说他们无知加愚蠢。
能够在国内网络平台上风云一时的原因。只是现阶段和那时又不一样了，现在是不许任何人就官家的观点进行研究考证，哪怕是“考证出的结果”完全吻合官家的观点也不行。
简言之：你小子也配姓赵？！我提出的理论观点，你只有学习领会贯彻的份儿，用不着你来考证我的伟大光荣正确，你不配！
这也是他的东西最近一段国内也看不大到了的缘故。估计他也要郁闷了。
《刘少卿回忆录》尽管比较流畅，但是也还只是吹喇叭，失之太过浅陋，并不是一份有分量的史料。刘少卿从延安八路军总部派到新四军五师，与郑位三配合，是带有监军性质的中原军区参谋长，为何在内战爆发前夕突然离开职守要回延安？另外，辗转到了华东后又是如何被谭振林所厌恶？这二件事是刘以战略大区首长跌落至准军级进而在55年只被授予少将的主要原因，双石在那本《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丝毫。所以也就是一本自说自话的记录稿而已。
其实1945年前后刘的离开，与数年后郑位三的被贬和李先念的蹿升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大局，也是双石这种草根研究者没有能力把握的。
这篇所谓陈昌浩把西路军当成私人武装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不值一驳，甚至不值一看，因为从根子上就是错的，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必定是错误百出。他只是拿一些普通读者不大清楚的细节做道具，整个推论过程都是逆推导。
南下的四方面军收到了张浩的电报之后陈昌浩已经因为知道”共产国际支持毛“与张国焘产生了裂痕；而张国焘自打到了吴起镇之后就已经脱离军事指挥，没等到延安，在保安期间就已经开始被批判，对西路军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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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出发下决心，实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西路军或许能逃出生天。正是因为陈昌浩开始担心自己在政治上和张国焘的牵连过深，以小人之心度中央，生怕遭到中央党内清算，所以才犹豫不决，丧失扭转局势的良机。如果当时没有他，只有徐向前等军事干部指挥。西路军的命运可能会很不同。
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经过几次肃反，杀剩下的基本上是没文化的粗人，盲目忠于张主席陈政委。这也是历史事实！
也难逃覆灭的下场，但是这些是后话。只是不比把双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推论在发到墙外。
徐向前如果决定打，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4方的人，只知道张，不知道中央，是实情。他们都觉得是张的人马，不是党的战士。
如果徐陳决定跟着中央北上，当然另当别论了。
徐，陳，党性都有问题，这也是事实。
毛周等后来没有亏待徐，陳。毛，够大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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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那个晚上毛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努力，问他对北上南下的态度。结果徐还是以张国焘的意志为重，拒绝了毛的最后挽救。这说明徐向前这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严重不足，党中央的权威还比不上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死后，徐又试图翻西路军的案，知情人大部分都死了，他开始重新解释西路军的历史事实。”
还有 李先念。4方，特别是西路军的事应该说清楚。而且如果毛等都在世时就明确结论就好了。
刘少卿的一句玩笑话过头了， 对下级家属那样讲还行。对上级家属讲就是愚蠢，放今天就是性骚扰。
回忆录中写的很明晰，大家都听“总长”的号令，刘越权行使师长的权利。 英国军官送了一个班的斯登冲锋枪，他全给自己的警卫班，李先念都没有，哪个领导会喜欢这样的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