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皮不是吹的，马儿不是推的！---自学校开始写毛笔字以来，我作业上的红圈，数都来不及数。壁报上的展示的书法，几乎每次都有我分。每个老师都说我有书法天分，可是，有一天---
新上任的班主任，在我的小楷作业上，居然大笔一挥：重写！
哇！全班哗然—自有生以来，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老实说，那晚，我因为玩得过份，写得比较潦草而已----比起任何获得“丙”，甚至“乙”的同学，还是不会太差吧？看看小楷本子前面所有“甲”的纪录，实在没法面对“重写”的现实，一转身，我撕下了这一页小楷！
老师勃然大怒，在我背后大喝一声：交给我！
这位女老师，对任何同学，从来没发过这样大的脾气。再说，我已经是全校红领巾民主选出来的大队主席，乒乓球校队队员，区级夏令营代表，区武术组。。。算了，已经退出来，就不显摆了！所有的老师，都对我的学习和品行赞不绝口。家长会上，我母亲已经听得麻木了，某些同学的家长，也常在我母亲面前表示羡慕。。。。可是今天，全班同学近百只眼睛都盯着我，我满脸通红，非常不愿意地将抓在手心的那张小楷，交到老师的手里。
“重写两张！”她坚定的改动了重写一张的命令。
那晚，我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和认真，重写了两张小楷。
老师收到的时候，看了看，微微笑了笑。
这位老师，说起来，我们还是相隔不远的邻居。她年龄和我二姐一般大。我大约4、5岁的时候，三姐还带我去过她家唱圣歌，她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就住在小教堂旁边。我还记得她母亲慈善的笑脸。唱完圣歌，有人发糖果给小孩。后来说，帝国主义、宗教常常发射“糖衣炮弹”，是千真万确的。还好，我没有中“弹”，因为，我家的小小糖果厂，那时，还没被取缔。三姐又没有唱歌的天分，于是，我和上帝擦身而过。
这位老师，解放前读的是教会学校，大学病退，来民办小学教书，以语文为主，专带高小毕业班。（文革后，她被名校请去，还是带毕业班。）她讲解课文，严谨、细腻，有时又点到即止，留空间让我们自己思考 。用现在的话，她是比较理性的老师吧 。不过，好像缺少点热情和活跃的气氛。
她似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选我和另一位同学为课代表 ，去听另一位男性老师 完全不同风格的讲课（《我第一次当合唱指挥》中的老师）。他生动，形象，肢体语言即夸张又幽默，嬉笑怒骂的上完课 出来，回味无穷。他是感性教学的代表吧？
她鼓励我写日记，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有啥“生活”？还要值得写？
那年月，写作文，或多或少，开始带些阶级斗争的党八股。
有一天，我写了在公车上想让座一个老人，可是又怕这个老人是“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心理。。。老师只是用红笔涂去那些个党八股的字眼，并没有作评论。
生活中，她一直喊男老师为“先生”。
同学问起她的生日，她说，将自己的生日告诉别人，等于是向别人要礼物。我们为另一位老师做生日，她会出席。可是，她至今不告诉我们她自己的生日。
她叫男同学要拿出男孩子的气概来—因为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基本上不够女性化，而且有大女子主义趋势---比例绝对超过“半边天”。
比方说，男同学超过女同学的“三八线 ”，女同学哇哇大叫；女同学超过，男同学却鲜有抗议。我人虽高大，可是胆子不大，干脆“吓”得不画“三八线”了。
老师不喜欢同学在她面前“汇报”其他同学的情况。她叫我们不要在背后风言风语，她建议大家学学一郎和小胖子--今天吵，明天照玩—虽然，一郎，呵呵，好像有点大欺小，还好，小胖子不在乎。。。这样好。----如何“好”法？她却没有解释。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批斗这位老师，叫不是红卫兵的我做记录，还有个与革命不相干的“理由”—说我的毛笔字常上壁报。批斗完毕，红卫兵头头（“成份论”当红，流氓当道—原先小楷一直“丙”、“丁”；戴红领巾要我推荐的同学）恶狠狠地问我：你为啥包庀帝国主义走狗？（造反派啥都喜欢反过来：以前只晓得老师包庇学生！）
红卫兵小胖子说：刚才的会议就是一郎记得这些东西。
红卫兵头头警告小胖子，不要再和有“海外关系”的一郎一起玩，否则开除出红卫兵。小胖子毅然解下红卫兵袖章，直奔我家。
-----这时，我才知道老师说我俩平时“吵架”的“好”处。
后来，我问老师，你恨这位同学吗？她说，当时就不恨，他们背后的大人才要负责！
20年后，师生相聚，与我同座的女同学回忆起“三八线”风云，说男同学，一郎人还不坏。老师她浅笑着说：一郎不坏？呵呵，格老兄，只是坏得比较有分寸罢了。
我特别喜欢她洒洒地喊我“格老兄！”那种知己一般的调侃，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
老师她家是广东人，虽然全家是基督教徒，可是，自我上学之后，她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学传教-----至今如此。说我“还不坏”的女同学，迟迟没有结婚，人到中年，常常亲近老师。老师鼓励她积极谈朋友、结婚。同学40多岁后结婚，我也获得邀请出席喜宴，老师她好像比任何人都高兴。她自己装束简朴，至今独身。
毕业离校的前几天，老师她悄悄得给了我一封信，叫我回家看。到家打开，满满的写了三页。
老师说，刚接班之前，做了调查。有关我的一切，全是好评。她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发觉了我的缺点。于是，她决定用特殊的方法对待我。她不像上一任班主任那样公开表示全班最喜欢的是我。相反的，她故意忽视我，有时，还故意挑剔我。不同其他同学，她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我—她提到了小楷“重写”的真正用意。。。她为自己的武断的教育方式让我受到的刺激而道歉--不过，她说看到我渐渐的能接受，渐渐的改变，渐渐的成长，又感到欣慰。。。她说，这封信是我们师生一场的分别礼物，希望也能收到我的回礼。
我能写出怎样的信，来感激一位这样良苦用心培育我的老师呢？我学过的任何语言和写作能力都无法表达出我对老师的百分之一的感激。
我做了一只小木舰艇的模型，涂上颜色，送了给老师。 多年后，我去拜访她，她的书架上还放着我的小木艇，还有那张皱皱的泛黄的小楷。。。
================================
后记：
此文写于十五年前，转眼，老师她过了八十，进了养老院，据说，基本老年痴呆了，员工说，任何人去看她，她不发一言。
前年，几个上海的老同学约好去老人院探望她，我请求给我链接视频。
次日半夜，我守着手机。。。看到她皱着眉头，半躺在床上，满头白发，庄严肃穆，两眼有点发呆，紧闭双唇-----看来，同学们到了一会了。。。某女同学在她耳边喊道：锦江在美国来看你了----我马上问候老师---只见她两眼盯着镜头，嘴角露出了微笑---同学惊叫起来：呀，钟老师笑了！---我这边，哭了。。。
橫眉冷看千夫指
府首甘为孺子牛
------------------------------------------------------------------------------------
牛皮不是吹的，马儿不是推的！---自学校开始写毛笔字以来，我作业上的红圈，数都来不及数。壁报上的展示的书法，几乎每次都有我分。每个老师都说我有书法天分，可是，有一天---
新上任的班主任，在我的小楷作业上，居然大笔一挥：重写！
哇！全班哗然—自有生以来，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老实说，那晚，我因为玩得过份，写得比较潦草而已----比起任何获得“丙”，甚至“乙”的同学，还是不会太差吧？看看小楷本子前面所有“甲”的纪录，实在没法面对“重写”的现实，一转身，我撕下了这一页小楷！
老师勃然大怒，在我背后大喝一声：交给我！
这位女老师，对任何同学，从来没发过这样大的脾气。再说，我已经是全校红领巾民主选出来的大队主席，乒乓球校队队员，区级夏令营代表，区武术组。。。算了，已经退出来，就不显摆了！所有的老师，都对我的学习和品行赞不绝口。家长会上，我母亲已经听得麻木了，某些同学的家长，也常在我母亲面前表示羡慕。。。。可是今天，全班同学近百只眼睛都盯着我，我满脸通红，非常不愿意地将抓在手心的那张小楷，交到老师的手里。
“重写两张！”她坚定的改动了重写一张的命令。
那晚，我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和认真，重写了两张小楷。
老师收到的时候，看了看，微微笑了笑。
这位老师，说起来，我们还是相隔不远的邻居。她年龄和我二姐一般大。我大约4、5岁的时候，三姐还带我去过她家唱圣歌，她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就住在小教堂旁边。我还记得她母亲慈善的笑脸。唱完圣歌，有人发糖果给小孩。后来说，帝国主义、宗教常常发射“糖衣炮弹”，是千真万确的。还好，我没有中“弹”，因为，我家的小小糖果厂，那时，还没被取缔。三姐又没有唱歌的天分，于是，我和上帝擦身而过。
这位老师，解放前读的是教会学校，大学病退，来民办小学教书，以语文为主，专带高小毕业班。（文革后，她被名校请去，还是带毕业班。）她讲解课文，严谨、细腻，有时又点到即止，留空间让我们自己思考 。用现在的话，她是比较理性的老师吧 。不过，好像缺少点热情和活跃的气氛。
她似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选我和另一位同学为课代表 ，去听另一位男性老师 完全不同风格的讲课（《我第一次当合唱指挥》中的老师）。他生动，形象，肢体语言即夸张又幽默，嬉笑怒骂的上完课 出来，回味无穷。他是感性教学的代表吧？
她鼓励我写日记，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有啥“生活”？还要值得写？
那年月，写作文，或多或少，开始带些阶级斗争的党八股。
有一天，我写了在公车上想让座一个老人，可是又怕这个老人是“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心理。。。老师只是用红笔涂去那些个党八股的字眼，并没有作评论。
生活中，她一直喊男老师为“先生”。
同学问起她的生日，她说，将自己的生日告诉别人，等于是向别人要礼物。我们为另一位老师做生日，她会出席。可是，她至今不告诉我们她自己的生日。
她叫男同学要拿出男孩子的气概来—因为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基本上不够女性化，而且有大女子主义趋势---比例绝对超过“半边天”。
比方说，男同学超过女同学的“三八线 ”，女同学哇哇大叫；女同学超过，男同学却鲜有抗议。我人虽高大，可是胆子不大，干脆“吓”得不画“三八线”了。
老师不喜欢同学在她面前“汇报”其他同学的情况。她叫我们不要在背后风言风语，她建议大家学学一郎和小胖子--今天吵，明天照玩—虽然，一郎，呵呵，好像有点大欺小，还好，小胖子不在乎。。。这样好。----如何“好”法？她却没有解释。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批斗这位老师，叫不是红卫兵的我做记录，还有个与革命不相干的“理由”—说我的毛笔字常上壁报。批斗完毕，红卫兵头头（“成份论”当红，流氓当道—原先小楷一直“丙”、“丁”；戴红领巾要我推荐的同学）恶狠狠地问我：你为啥包庀帝国主义走狗？（造反派啥都喜欢反过来：以前只晓得老师包庇学生！）
红卫兵小胖子说：刚才的会议就是一郎记得这些东西。
红卫兵头头警告小胖子，不要再和有“海外关系”的一郎一起玩，否则开除出红卫兵。小胖子毅然解下红卫兵袖章，直奔我家。
-----这时，我才知道老师说我俩平时“吵架”的“好”处。
后来，我问老师，你恨这位同学吗？她说，当时就不恨，他们背后的大人才要负责！
20年后，师生相聚，与我同座的女同学回忆起“三八线”风云，说男同学，一郎人还不坏。老师她浅笑着说：一郎不坏？呵呵，格老兄，只是坏得比较有分寸罢了。
我特别喜欢她洒洒地喊我“格老兄！”那种知己一般的调侃，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
老师她家是广东人，虽然全家是基督教徒，可是，自我上学之后，她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学传教-----至今如此。说我“还不坏”的女同学，迟迟没有结婚，人到中年，常常亲近老师。老师鼓励她积极谈朋友、结婚。同学40多岁后结婚，我也获得邀请出席喜宴，老师她好像比任何人都高兴。她自己装束简朴，至今独身。
毕业离校的前几天，老师她悄悄得给了我一封信，叫我回家看。到家打开，满满的写了三页。
老师说，刚接班之前，做了调查。有关我的一切，全是好评。她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发觉了我的缺点。于是，她决定用特殊的方法对待我。她不像上一任班主任那样公开表示全班最喜欢的是我。相反的，她故意忽视我，有时，还故意挑剔我。不同其他同学，她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我—她提到了小楷“重写”的真正用意。。。她为自己的武断的教育方式让我受到的刺激而道歉--不过，她说看到我渐渐的能接受，渐渐的改变，渐渐的成长，又感到欣慰。。。她说，这封信是我们师生一场的分别礼物，希望也能收到我的回礼。
我能写出怎样的信，来感激一位这样良苦用心培育我的老师呢？我学过的任何语言和写作能力都无法表达出我对老师的百分之一的感激。
我做了一只小木舰艇的模型，涂上颜色，送了给老师。
多年后，我去拜访她，她的书架上还放着我的小木艇，还有那张皱皱的泛黄的小楷。。。
================================
后记：
此文写于十五年前，转眼，老师她过了八十，进了养老院，据说，基本老年痴呆了，员工说，任何人去看她，她不发一言。
前年，几个上海的老同学约好去老人院探望她，我请求给我链接视频。
次日半夜，我守着手机。。。看到她皱着眉头，半躺在床上，满头白发，庄严肃穆，两眼有点发呆，紧闭双唇-----看来，同学们到了一会了。。。某女同学在她耳边喊道：锦江在美国来看你了----我马上问候老师---只见她两眼盯着镜头，嘴角露出了微笑---同学惊叫起来：呀，钟老师笑了！---我这边，哭了。。。
橫眉冷看千夫指
府首甘为孺子牛